自由主义

傅国涌:21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

“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他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要长时期地退出历史舞台。     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早在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过一个《民主与反民主体系的对立》的英文讲演,他引用美国一个专栏作家的观点,列举了极权社会的21个指标,这21个指标几乎概括了极权社会的所有特征,对于这样的极权社会他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     1949年后,北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11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出版于1952年,批判的高潮在1954年到1955年,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当然也包括了胡适的学生、朋友、他曾关照过的那些人,他的北大同事们,几乎都写了批判文章,仅仅三联书店汇编出版的那套《胡适思想批判》就有8本,里面收录了150篇批判文章,超过两百万字。这套书海南出版社前几年翻印了一下,定价近千元,50年代出的原版本更是奇货可居了,收藏这套书的目的当然不再是批判胡适。当时,上海、浙江、河南等地也出版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汇编,或单行本,或多卷本,我手头有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     为什么要批胡适?是毛泽东掀起了这场批胡适思想的运动,可就在那个时候他对一些知识分子当面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亲聆这番话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的回忆,时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他还抱怨了一句:“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当年,毛泽东有意让胡适留下,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信号胡适也收到了,但他没有理会。他对司徒雷登说的那句话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不会选择留下的。 1985年3月27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浙大做了一次关于改革的讲演,引起轰动,浙大学生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稿,到了北京的地摊上据说能卖到两元钱,不过是几页油印稿。那个时候,两元可以买一套很好的书,很精美的精装本。方励之对胡适之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说出自由主义这个词,甚至压根没有联系到自由主义上来。但是从精神上,方励之到浙大演讲算是对1948年胡适之到浙大演讲的一次回归。从胡适之到方励之,已经过去了37年的光阴。 又过了17年,2002年5月25日,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人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写出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老先生的声音。那一天,李慎之其实也没有作准备,只是漫谈,他有关政治现代化、后期专制主义时代的观点也是大家熟悉的。但是李慎之的这次讲演构成了自由主义在浙大的链接。1948、1985、2002,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自由主义这个词在中国重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1998年以来,李慎之为《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一书写序,为《哈维尔文集》写序,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把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又扛了出来,胡适之倡导的自由主义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而鲁迅的作品最多的时候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占的份额是25篇,哪有一个作家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可以占到这样的篇幅。绍兴的鲁迅故居每天都是门庭若市,那么多人都想去看一下鲁迅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那就是教科书的影响。 当大陆大批胡适时,胡适告诉一个好朋友,新月派的才子,也曾是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教授叶公超,自己通过香港把大陆批判他的文章基本上收集起来了,准备写一篇反驳文章,叶公超说:一个处女怎么好去跟强盗打交道呢?叶公超劝阻了胡适,胡适最终没有写反驳文章,任它去吧。但是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大陆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毛泽东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最忌讳的,他们要求人只能信马克思主义,不可以信别的主义,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毛泽东打平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掌握了全部权力,江山在握,对一个远离本土、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为何耿耿于怀,要发动大规模的批判,别的不说,光是纸张就用掉很多,恐怕要用吨来计算吧,还有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精力来写批判文章,原因也就是胡适讲的他在大陆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消除他的影响。 毛泽东批过很多人,比如俞平伯、陶行知,但是他批得最厉害的就是胡适,胡适是缺席批判,陶行知已经死了。毛泽东年轻时候是胡适的仰慕者,亲笔写给胡适的明信片,措辞极为谦卑,他对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也亲口说过,当年最崇拜的人,小学是梁启超、康有为,到了湖南读师范之后是陈独秀、胡适。胡适误以为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崇拜的,这是胡适书生气的一面,所以他说自己是“书傻子”,就是书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适还没从美国回来,他竟然要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说共产党只要把武器放下,就可以变成英国的工党一样,可以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代价又轻,效果又好,成功的先例已经摆在英国了,当时英国已是工党执政。既然以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可以上台,何必要打打杀杀呢?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人料到武力能打赢,而且这么快。胡适文集里有这个电报的底稿,不知道是不是发到延安去了,反正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报道。 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大意如此)。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蒋介石确实有意做行政院长,而让国民党外享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来做虚位的总统。因为按照当时宪法学家张君劢执笔的宪法规定,行政院长才是掌实权的,这样做既落了好名声,又给美国人和国际舆论一个好面子,真是一箭三雕,并非假惺惺。 当然一方面他也是试探性的,既是对国民党内的一种试探,也是对舆论的试探。胡适最初没有答应。第二次王世杰又来跟他说,他表示蒋的承诺随时可以改变。这与他一贯坚持的独立性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这件事对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过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胡适的一生,概括的讲,在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他亲身参与过给美国总统、议员辅选,亲身参与过四届学生会的竞选,担任过四届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所以他对议会政治这一套非常熟悉,具备操作能力,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在中国建立宪政,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哲学,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胡适前面讲的二十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他要直接参与政治,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 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生活中。可以说,他大半生的事业某种意义上是由几本同人刊物构成的,第一本当然是《新青年》,但《新青年》不是他创办的,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因为陈独秀被捕,由他接编,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为时很短,这个杂志就被北洋政府关掉了。胡适亲自创办的第一个杂志是《努力周报》,比陈独秀原来的《每周评论》调子要温和一些,更包容一些。1922年,胡适他们最重要的一次书生论政行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首先发表在《努力周报》上面,16个人签名,包括蔡元培、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有四个很快进入内阁的人物王宠惠、罗文干等。结果发现他们即使做了内阁总理、总长,也对体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这对胡适打击很大,他一度对议政非常灰心。 从1923年以后,一直到1929年,这个中间相隔了6年,时局变换,从北洋军阀时代进入了国民党时代,他才再度恢复当年论政的热情,在文学杂志《新月》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国民党的文章,那种调门我们今天听了可能觉得胡适胆子太大了,包括直接骂国民党“反动”,都是很直白的。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 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 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等到国民党政权起来以后,他想挑战一下它的底线,与罗隆基等一干人写了一批攻击国民党文化、政治、人权等各方面的批评文章。即使今天来看,这些文章的水平还是很高,比如罗隆基那篇《论人权》。国民党当局虽然也有点无奈,但也对胡适动了手脚,不让他做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不让罗隆基在光华大学做教授,罗隆基被迫北上到天津去做《益世报》的主笔。“新月派”也被国民党用不是很严厉的打击给打下去了,但是胡适没有被打下去,胡适离开上海之后到了北平,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然后回到北大,做了文学院院长。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在政治的道路上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第一是保护、容许反对党;第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条,没有和平转移政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没有反对派、反对党,就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观点。它不是用来标榜的,挂在嘴上或写在纸上的,而是用来践行的。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 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失败了。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鲁迅去世前,跟延安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冯雪峰也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这是鲁迅晚年的朋友李霁野的回忆。 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张謇是南通的一个实业家,他在社会层面做的那些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最终会导向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但这种缺陷放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是非常正常的,与其他的历史人物相比,胡适个人的私德是比较完美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私德的民族,其实更应该重视公德。像胡适这样一个人物放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也非常地值得后人尊敬。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自由主义的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正如毛泽东说的:“21世纪我们给他平反吧”。其实不用得到21世纪,在20世纪后半叶,从八十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 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他在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前台领袖是工人瓦文萨,但是波兰团结工会幕后的灵魂人物,一个叫库隆,一个叫米奇尼克。米奇尼克的书在大陆没有公开出版,只有一本崔卫平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自印本,在2004年印过几千本。米奇尼克当年是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以后成了波兰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波兰变革之后,瓦文萨当了总统,他也是以高票当选为议员,但是只有两个月他就辞职了。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知识分子,永远都是,不应该从政。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美好的明天,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的许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 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中国的道路,自戊戌变法以来,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当作中国近代转型的起点,是中国人第一次用和平方式开始追求现代政治,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但我们还在路上,还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的革命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革命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 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左翼的青年要比非左翼的多。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李慎之、方励之这些人都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李慎之是“一二九”一代,延安镀过金的,1957年以后成了右派,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1989年他在中国社科院做副院长,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又把官帽给摘了。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共产主义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去革命,投奔延安去了。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无论后来是左的还是右的,留下来的还是走掉的,就是留下来的几个,比如罗尔纲、吴晗,那都是胡适帮助过的人,胡适所器重的青年,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党内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泽东欣赏他,邓小平也欣赏他,周恩来也欣赏,包括他对胡乔木都有知遇之感,超越不了个人的情感。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八十年代末,走到九十年代,他最终发现年轻时选择的这条路走错了。他说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要打胡适之的旗,重提自由主义。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他是1923年出生的,比他大5岁的1915年出生的顾准,1916年出生的是胡绩伟(《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1917年出生的李锐(曾是毛泽东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常委),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自然科学史家,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比他小的就更多了,包括律师张思之、记者戴煌…… 191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一二九”运动、抗日洪流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胡适的道路,这是一代人的选择,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选择。现在有一个词,叫“两头真”,就是指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在年轻的时代追求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到了晚年仍然追求真相,对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重新反思,又回到了“真”的起点上。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人,在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到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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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论自由与自由主义(3)

所以,党大于法,其实,是 党文化 取代文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一并不存。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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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困境

博者按: 本文原题,从符号学视角理解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作者:郭宇宽,之所以转载此文,是为了向作者致敬,他提出了当下中国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和翻译,也包括“自由主义”本身?由此,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紧迫而急需还有那么些人日日念叨却不甚了然的词汇以本来面目的工作中。如果在中国被问到,你有什么倾向,我毫无疑问地愿意被归纳到那个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无形的价值观同盟。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差异,尽管他们在中国因为对政府的独立批评立场,所以被贴上“右派”标签,但如果放在西方的知识分子光谱中,他们又很大的差异,有的可以被归为左派,有些是右派,但他们都有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底线,并且我完全清楚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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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与此同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在反对这些运动的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却发现自己在很多时候竟与那些习惯于抗拒变迁的人处于同一阵线。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除了支持保守党派(the conserva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没有别的选择。   自由的扞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   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   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扞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对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忧心忡忡,所以我将在后文为自由党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虑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了频繁导致误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   保守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一般只持有一种温和且适中的反对态度,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保守主义者不仅向社会主义者妥协,而且还常常掠其之美,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之事。保守主义者由于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只能是“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导者,而且他们也只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个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结果,不论哪一翼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随之转移其立场。   毋庸讳言,自由主义的理想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的实现,而且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或展望对既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进或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凡是在自生自发的变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义便要求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数政府行动而言,当下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维持现状,亦不可能不要求变革。实际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为迫切需要的乃是彻底清除对自由发展所构成的一切障碍。   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扞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发展的赞誉论说,一般来讲只适用于过去的那些自由发展。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勇气去迎接同样属于不是出于设计的种种新变化,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会生发出人类奋斗所依凭的各种新工具。   正如保守主义论者自己也常常承认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惧变化,怯于相信新事物,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则是基于勇气和信心,基于一种充分的准备,即使不能预知变化将导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发展。   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发生迅猛激烈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加反对的;而且仅就这点而言,主张谨慎、稳健和渐进的观点,也确实很有说服力。   但是,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却倾向于根据他们怯懦的思路运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变革或者限制变革的速率。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保守主义者又对自生自发的调适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对这种自生自发调适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变革,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必要的调适。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认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力量无论如何都能够做出适应新情况的必要调适,尽管任何人都无从预见这些力量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势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人们之所以常常不赞成任由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人们无力想象离开了审慎考虑的控制以后如何能够在需求和供给、出7口和进口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达致某种必要的平衡。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orderly)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者这种不敢相信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特点,是同它的另外两个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它对权力机构的偏爱,二是它对经济力量的不理解。   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抽象理论和一般原则,所以它既不理解一项自由的政策所依凭的那些自生自发的力量,也不拥有一个制定政策性原则(principles of policy)的基础。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乃是权力机构不断加以关注的结果;因此,为实现秩序这一目的,就必须允许权力当局根据特定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而不能用僵化的规则将它束缚起来。   遵从原则,实则预设了对社会各种努力得以协调所依凭的一般性力量的理解,但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经济机制的理论,是保守主义明显缺乏的。   保守主义者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一般认识方面是如此地贫乏,以致于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在试图建构一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时,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所求诸的几乎全是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着作家。麦考利(Macaulay)、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克(Lecky)等人,当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为人们所公认;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自始至终也是位“老辉格党人”,而且他如果知道有人会将他视作托利党人的话,那么他也定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主要的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保守主义者对业已确立的权力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往往表示出一种特有的亲善态度,二是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怀乃在于如何使这种权力机构的权力不被削弱,而不在于将它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态度和关怀很难与维护自由的立场相容。   只要强制或专断的权力被用来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种强制或专断的权力。他们确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应当受到太多僵化规则的束缚。既然保守主义者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且毫无原则可言,那么他们的主要期望也就必定依赖于明智善良者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所依据的不仅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那种示范,而且还要依靠人们赋予他们并由他们强制实施的权力。   如同社会主义者一般,保守主义者较少关注应当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则是由谁来行使这些权力的问题;同时,如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有权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人。   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实是指他们并不具有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亦即那些能够使他们与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进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正是对这类能够使不同的价值共处共存的政治原则的承认,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强力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社会。对这类原则的接受,意味着我们同意宽容善待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较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念,对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个人赋予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足以构成强迫他人去追求这些目标的充分理由。   欲与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人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且还需要对某种类型的秩序有一种智识上的承诺,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对某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   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翻然悔悟的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义阵营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还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受到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当受到保护,而且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   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某些优越者的存在——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平均主义者——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任何人拥有判定谁是优越者的权力。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扞卫某种业已确立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力机构能够保护他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任何对业已确立的价值的尊重,都不能证明下述做法为正当:为了保护这些优越者免受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在文明进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些精英并不具有特权,他们必须在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规则之下通过对自己的能力的证明来维护其地位。   与此紧密相关的乃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一般态度。我在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相信,当保守主义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归罪于民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毋庸置疑,首恶乃是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行使无限的权力。现代民主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坦率言之,若是为某些少数精英所掌握,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同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与任何其他制度的优点相比,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和平变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优点;因此,我无法对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抱有丝毫同情。对我来讲,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任何理论,并且除了接受那些已为经验所证实者以外对未知事态又毫无想象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思想的斗争展开之前就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与自由主义对观念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义被种种从某个特定时期继承来的观念所束缚。而且,既然保守主义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那么它最后的依凭通常就只能是诉诸某种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实是以某种自我妄称的优越品质为基础的。   尽管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变化都视作进步,但他们确实把知识的增进视为人类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期望在知识的增进过程中能够逐步解决那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义者并不只是因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爱它,而是意识到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自由主义者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而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即时性影响是否为他们所喜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中最应当加以反对的一点,就是它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拒绝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知识似乎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换言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蒙昧主义所致。   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比如说——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mechanistic explanations),其原因只是他们不喜欢某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些理论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几乎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甚至把人们追问某些问题的做法都视作违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   由于拒绝面对现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义者因其预设的缘故,而致使其从新的科学洞见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与事实和这些洞见根本不符。   众所周知,唯有通过积极参与对新发现的后果进行分析或阐释,我们才能了解它们是否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如果适合,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分析和阐释,以认识它们是如何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   如果我们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证明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认定是错误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之上的,那么通过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而顽固地扞卫这些道德信念,就很难称得上是道德的。   其实,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在改变着我们文明的种种观念,绝不会承认任何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观念,那只能使其丧失在必要时有效抵制这些观念的力量。显而易见,观念的丰富和增进,乃是一个国际过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参与这些观念讨论的人,才能对此一进程施以重大的影响。   仅仅宣称一种观念是非美国的,非英国的或是非德国的,就不予接受,这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辩;同样,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于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设,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论辩。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根据“我们的”工业或资源进行思考,可以说与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把这些国家资产置于国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遥。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导源出来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并不比保守主义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乃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相去甚远,而且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与珍重一个民族的各种传统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珍爱并敬重自己社会的某些传统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我对陌生的和不同于这些传统的事态抱有敌意的理由。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反国际主义的倾向,还时常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一论点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们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这是因为人越是不喜欢新颖陌生的事物、越是认为他自己的方式优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自愿的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以那种赐予别人以有效统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实现的。   颇具意义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经常发现保守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联手对付自由主义者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英国或是德国,而且还发生在美国。在英国,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所领导的费边主义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同流合污,并得到“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集团的支持;在美国,即使是在老罗斯福执政时代,人们也可以看到:“沙文主义者同社会改良者联手,并组织起一个政治党派;它甚至威胁要执掌政府大权,并运用此一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凯撒式家长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lism)的纲领。这个危险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是被躲过了,乃是因为其他党派只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在相对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自由主义者占据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们既与保守主义者常常诉诸的那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相去甚远,也与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赤裸裸的唯理主义相距千里;社会主义者居然想根据其自己的理性开出的模式来重建所有的社会制度。   自由主义者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并不能确信他们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确信人们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极乐意从任何已经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习惯中寻求帮助。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从某些方面来讲,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还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以便让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幸福,以便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着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而且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绝不应当加以混淆。   我已经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欲求的乃是将一种前设的理性模式强加于世人,而不是为自由发展提供机会。   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当我努力加以重述的那些理想最初在西方世界传播的时候,代表那些理想的党派拥有着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名称,这便是“辉格”。   正是英国辉格党人的理想,激励了在整个欧洲展开的那种后来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并为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者提供了种种思想资源,他们把这些理想带到美国,并用它们来指导独立战争和创建宪政。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性质后来因具有全权性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增加而被改变了,然而,在这个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以前,自由党派便一直是以“辉格”这一名称而着称于世的。   从历史上看,辉格主义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观念的确当称谓。我对思想观念的进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真切地认识到我简直就是一个至死不悔的老辉格党人(Old Whig),而这个名称的重点在这个“老”字上。   确实,以辉格命名的这个党派的后来的历史,甚至会使一些历史学家都感到怀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一套独特的辉格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即虽然许多“原则的倡导者,最初只是一些最不知名的人士,但是由辉格党人最早提出的市政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级法的观念,则是英国人的最高成就,也是辉格党人留给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遗产”,对此,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补充:这一观念也是辉格党人留给世界的最伟大的遗产。此一原则构成了盎格鲁一萨克逊诸国共同传统的基础;它是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从中吸取的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政府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根据。在美国,它的纯粹形式并不是经由杰斐逊的激进主义为代表的,也不是通过汉弥尔顿甚或约翰·亚当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而是通过“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思想反映出来的。   对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许多从社会主义者转变而来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辉格主义是最令他们厌恶的名称,而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本能倾向。辉格主义始终是一个一贯反对各种专断性权力的唯一一套理想的名称。   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个名称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总体上仍然是自由政体,因此在那里,保护现存事态常常就是保护自由。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的扞卫者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确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仅仅根据倾向而将他们与保守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时常会引起很多麻烦。即使人们赞同相同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必须追问,他们赞同这些制度安排,究竟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已经存在,还是因为这些安排本身是可欲的。   的确,不同取向的人虽然都全力反对集体主义潮流,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一表面现象而掩盖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完整自由(integral freedom)的坚信,乃是以一种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态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任何怀旧的情感为基础的,也不是建立在对既存事态的罗曼蒂克式的赞慕的基础上的。   在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政策,以致于与之相关的许多制度都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而接受下来,甚至还成了创制这些制度的“保守主义”党派的骄傲之本——的地方,要求对自由的扞卫者与保守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冲突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愚昧和滥用,绝不会因为已成为业已确立的政策性原则而有所改观,变成善事。   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希望政府小心谨慎地推进政策,并且也可能主张在未得到公众舆论支持之前不要轻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当下的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们。   在当下的世界,一如19世纪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务乃在于将自生自发的发展进程从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碍或困扰中解放出来,所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就必须立足于说服那些——根据倾向来看——“进步”的群体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目前可能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化,但是他们至少愿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检视现状,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改变这种现状。   不无遗憾的是,政治哲学家必须把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处理,他们的俗称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们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即时性的变幻不定的情势的支配”。   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扞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真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a conservative politcal philosophy)的东西。保守主义可能常常是一种具有实际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却无从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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