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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 耿占春:只有爱和死亡是永远的奇迹

换一个说法,只有死亡和爱不能被简化为理性主义。只有死亡和爱依旧是神秘的,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反面奇观,一个正面奇迹。而且,我们总是同时拥抱着二者。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著名评论家。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2016年度十大好诗评”终评委主任。 论民主与诗歌 作者:耿占春...

【禁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5.1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 1935—1938 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 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 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

胡平: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

在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写道:“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考虑到不少读者对所谓僭主和僭主政治不熟悉不了解,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与评论。僭主是古希腊时代对某一类统治者的称呼,意思是不合法的统治者或曰篡位者。古希腊时代,不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通过政变或武力获得最高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被称为僭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僭主制属于君主制,不过是君主制的变体。僭主和君主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区别在于君主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因此比较稳定;而僭主却是冒牌货,僭主的权力来路不正,得不到公认,所以总是处于“合法性”危机,僭主永远没有安全感。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僭主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政治清洗以消除政敌,以及不断的造神运动以维持民众对他的顶礼膜拜。换言之,僭主比君主更需要善用权术。正是在僭主制下,统治术得到充分发展。亚里士多德非常讨厌僭主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保全僭主制的方法即所谓僭术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区分的人。对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儒家只是一套伦理学说。在《政治学》这部巨著里,亚里士多德详尽地讨论了僭主如何维持其统治的种种方法。亚里士多德指出,维持僭制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施行仁政。这层道理很明显。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只知道有这层道理,他们误认为那是唯一的保全僭制的方法。然而很多僭主却本能地更聪明一些。他们深知,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一定非要施仁政不可。既然多数僭主夺取权力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最大限度地压榨臣民,那么要他们善自克制岂不是与虎谋皮?事实上,大部分僭主并不肯施仁政,他们自有另一套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这另外一套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摧毁人们的志气。他们懂得,任何精神衰弱的人对谁也不会反抗。这就需要制造奴性,并美化奴性,片面强调忠顺、逆来顺受、忍让一类品德,同时把一切自尊自主意识的人当作社会公敌予以剿灭。二、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与疑嫉。因为人们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便可推翻僭主的统治,所以僭主经常要与好人为仇。三、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人们如果明知起来反抗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就不敢轻易尝试。于是,全部的人如果都软弱,那就谁也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根据历史的经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大量实施这套僭术的具体办法。例如清洗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曾派人向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求教治国之术,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乎为止。使者不解其意,转而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的意思就是劝他消除邦内雄杰。另外,必须严厉禁止会餐、结党、教育、文化研究、各种结社及类似的事情。凡是可能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一概加以预防,目的在于使得民众之间彼此隔膜,互不了解。同时,僭主还要使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于他的宫门之前,一则借以窥探人民的言行,二则为了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从而显示僭主的威势。要经常了解下情,收集人民言语行动的情报,派遣密探、女间谍、窃听者,这样,人们就不敢说真话、议国事;即或有所非议,也能很快地让僭主掌握。再有便是四处散布猜疑,引起臣民间的互不信赖和互相争斗。最后,僭主当力图使人民贫穷以消磨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没有财力备武屯粮,同时又因整天忙于糊口而无暇过问政治。譬如修建金字塔一类助长僭主威势的大型工程,举办神化僭主的豪奢庆典,加重捐税的负担,不时地发动战争,让人们疲于奔命,而且不得不服从指挥。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僭主必须随时对他亲近的党羽慎加提防,因为唯有他们最具有反对自己的实力。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僭主政体下水远是小人得势,因为小人既喜欢阿谀奉承,又是奉旨干坏事的工具。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僭主对本国公民深怀敌意,不愿与之交接,而宁肯与外邦人聚餐会晤结为伴侣。如此等等。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概括既详细又深刻。事实上,它已经从原则上包含了像韩非和马基雅弗里一类人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不曾为道义情感所遮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他们看到了那些不道德的权术确实可以取得某种成功。所谓“民是水,君是舟,载舟之水可覆舟”这一说法的积极意义显然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因为一个帝王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行事,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对老百姓有利。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帝王或僭主没有仁慈的意愿,那么他越是懂得“民”与“君”的错综关系,越是懂得那套僭主的权术,他对人民、对历史的危害也就越是深远。韩非和马基雅弗里都说得很干脆:与其博取臣民的喜爱,不如使他们感到恐惧。当然要避免搞得太极端,逼得人家铤而走险。但是,在“不喜欢”和“不堪忍受”之间是有着很大一片余地的,僭主尽可以在这片广大的地带为所欲为,关键是要尽可能地使臣民都软弱无力。“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法本来就无非是一句咒语,况且,“行不义”一定要到了“多”的地步才会“自毙”,也就等于承认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行不义”是可以安然无事的。所谓“让我们有节制地压迫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压力过大可以造成变形,从而“不堪忍受”的临界线也是可以逐步朝下推移的。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描述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语言的自由交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语言的作用。他指出,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就在于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巨大,因而人们能否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城邦的品性优劣。全部僭术都是旨在切断人们自由的言语交流。僭术就是控制言语术。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语言自由交流,和那种希望统治者体察下情、了解民意的主张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顶多是要求加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但科学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并不能保证决策内容有利于人民。事实上,一个精明的僭主总是十分注意掌握其治下臣民的真实思想的,他越是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下面的反馈信息,则他越可能有效地制伏他的臣民。他真正要严加防范的,乃是人民对他的真实思想的了解,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互通音信。换句话,僭主希望自己洞察一切而让人民都成为瞎子聋子(想一想奥威尔的《1984》)。亚里士多德对言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阐发,揭示了政治生活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秘密。他对言语自由交流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或许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作是他给政治哲学留下的一个最伟大的启示。共产极权制度是新事物,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寻找它的相似物,那不是君主制,而是僭主制。不少批评者每每把共产极权制度与古代的君主专制相提并论,把共产极权制度视为古代君主专制的复辟,以为那就是点到了要害,其实这种批评还不到位。从上述对僭主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共产极权制度和古希腊的僭主制更为相似。和僭主一样,共产党统治者的权力既不是来自传统,来自神授,又不是来自选举,因此缺少公认的合法性,因此共产党领导人总是对自己的权位缺少安全感。在君主制下,君臣的分际是清楚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仍不失为皇帝;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领袖却从不认错,因为一认错就会下台。在君主制下可以有违上顺道的忠臣;在共产极权制度下却不容有这样的忠臣。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讲到僭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区别时指出:当专制君主“把一个失宠的大臣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们的牺牲品一样默不作声。僭主者要想判处一名无辜者死刑,他会令人们一再重复自己的诽谤,直到使它看上去像是国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服从;僭主者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审判,以此作为公众认可的前奏。”“专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读了它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话,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我先前讲过,毛泽东的文革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在50年后的今天,要原汁原味地重演文革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那套政治制度还没有改变,因此,某些僭主统治术还在重演。看看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是和古希腊的僭主们很相似吗?

知乎日报|窦泽南:为什么人们很难向具有「权力感」的人发出对抗?

日报标题:你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力感」的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窦泽南 权力的本质,就是消灭自由意志。任何想要反抗的个体,都会被无情的碾压。 权力通过控制有价值资源和执行奖惩来影响他人的行为。【1】 权力在社会中是现实存在的。经理和员工、导师和学生,由于扮演的社会角色,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人们在权力结构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处在权力结构上层的人,有更多的手段去支配和影响下层的人,消灭他们的自由意志。 很多人会把权力当成邪恶的,反社会的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权力有亲社会的属性,权力对于社会有秩序的组织和运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权力的形成与权力的内化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明确的提到,每个人都会出让天然自由,委托给自己所在的集体,并由受委托的执政者来行使这种自由,以保证个体的契约自由。 当然这种权力结构也有可能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让渡的。维托柯里昂控制着庞大的地下帝国,遇到问题大家都觉得他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所以也甘心受他驱使。 在所有社会性的物种群体中,都存在一定的权力结构。猴群、狼群、狮群都需要有发号施令的头领。这种权力结构甚至可以存在于跨物种的社会交流中,宠物狗之所以在你面前摇尾乞怜,是因为你掌握着它的吃喝拉撒所有的资源,你是它的老大,它必须听你的。孩子中也存在这种权力结构,一群孩子一起玩,里面总会有一个出头管事的“孩子王”。 权力会激活人的动机系统,提高解释水平,从而使拥有权力的人将他人工具化,更彻底的追求目标的实现。【2】如果这个目标和群体的利益相一致,那么将为群体的成员带来巨大的收益。 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在不断地学习和强化中,他会将权力不断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形成面对权力结构时一套稳定的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被称为威权主义人格(Right-Wing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RWA)或者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或者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 这三个概念侧重不同的方面,但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一个人在面对权力秩序时的行为模式。可以用这些指标衡量权力在一个人内心中的重要程度。权威主义人格更倾向于描述个体对于群体中既有权威的认同,社会支配倾向描述的是个体是否愿意使用权力对他人进行支配和控制,而马氏人格更倾向于描述将他人工具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程度。在一些研究中,这三个变量之间基本上能达到 0.5-0.6 较高水平的相关。 对权力内化水平高的人,会将权力的不平等合理化,他们对于已经存在的权力秩序更加维护,赞同优势群体对于劣势群体的支配地位。他们在上更容易为独裁者,在下更容易为顺民。也就是鲁迅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将权力内化为自己行为处事标准的人,对于权力也有着更高的渴求,会更加执着于获得更高的权力等级。 二、有权力的人——权威 权威是代表群体行使权力的人,对于权威的反抗,实际上就是个体意志对集体意志的反抗。大多数安于现状或者既得利益的人都不会主张反抗权威,他们会极力的为权威做掩护,充当权威的打手。 因为冒犯权威的代价是巨大的,所以对于权力的认知,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论一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拥有权力,他都必须知道谁说了算。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能够快速感知到其他人的权力等级。大多数成年人都能够通过声音、外貌、姿势等第一印象的线索大致判断出别人的权力等级。事实上,只需要 34 毫秒的时间,一个人就可以对另一个人是否在社会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做出初步的判断。【3】 权威服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在各种文化情境中都普遍的存在【4】。Milgram 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让人们意识到,任何一个人,只要披上一层白大褂,就有可能为所欲为的对他人发号施令。 马克思韦伯将权威的来源分为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 魅力型权威的代表诸如宗教领袖,民族英雄,伟人。 被统治者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统治者有着超凡的能力,从而成为其追随者和信徒。而统治者也必须通过不断地证明其超凡能力的存在而维持其合法统治。 传统型权威的代表诸如封建君主,家长。 被统治者之所以服从统治是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于神圣的传统之中,统治者凭借传统的力量实施合法统治,同时也受到传统的约束。 事实上,在大多数现代组织中,权威的来源都是法理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被统治者不再是服从于统治者个人,而是服从于法规,他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相信法律和规章制度是正当的和合理的。 研究认为,法理型的权威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们会更重视组织赋予自己的职责,更多的考虑他人的意见,更多的服务于他人的利益【5】。因为,一个看起来有“权力感”的人,他的权威来自于他所在群体的认可。这种认可的前提一定是他遵从群体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一旦违反,他会被群体毫不犹豫的抛弃,脱离了群体,他什么都不是。 如果一个人可以几次三番的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为人所知,但仍然没有被他所在的群体剥夺权威。这只能说明,这种行为在群体内部是被允许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要和他对抗,会被整个群体视为威胁。这个群体,往小了说,可能是一个组织、行业,往大了说,也可以是所有某一性别的人,整个社会。 所以,这个实习生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力感”的人,她对抗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可能已经被属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在心里暗暗诅咒了一遍。一个人的意志终究是微小的,只有不满于现状的所有人团结起来,才能向一个群体的意志发起挑战。 参考资料: 【1】 Keltner, D., Gruenfeld, D.

于建嵘的东书房 | 李承鹏:那日晚上,我嫖娼被抓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文章作者为李承鹏,“于建嵘的东书房”微信公号授权发布了这篇文章,目前文章已从微信上被删除。 2008年,我嫖娼被抓。 虽然那天晚上,我通宵跟俩爷们在房里聊朝鲜战争、米卢、麻将,口沫四溅,喝了好多红牛……但仍然“嫖娼被抓”。你看,如果不是嫖娼被抓,就得和两个男人通宵、红牛,情节更火爆。 我嫖娼被抓,是因为08奥运会前我批评中国足协乱搞,一家常给足协叨飞盘的报纸(时隔已久,不透露名字了)就在其网站上揭发我其实才在乱搞,就是嫖娼被抓。...

中国网 | 德国总统访问同济大学演讲稿(全文)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因为高克的演讲谈及民主法治、东德共产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个人自由等敏感话题,微博上一些网友转发的演讲全文已被删除。 非常荣幸今天能在传统深厚的同济大学演讲,为此我要感谢贵校校长裴钢教授。拜访贵校为思考中德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而这也是下面我要做的。 但是首先我想高度赞扬那些接过了一项德国遗产的人士,因为正如诸位所知,同济大学根在德国,其前身为“德文医学堂”。埃里希•宝隆医生创办了这所学校...

东方历史评论|年度历史图书选摘:天鹅绒监狱

20世纪60年代,东欧国家相继制定了新闻出版法,但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依然无处不在。在充满压制的国家中做一个创作者意味着什么?是谁创造了这种文化?在《天鹅绒监狱》(戴潍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中,这位异议者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探讨了“审查制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审查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卫报》称这本书为”关于极权主义美学的一份绝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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