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晓琴

端传媒|苏昕琪:六中全会:为什么“核心”抓住了全部眼球

酝酿十个月,习近平终于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在任时通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自命为“核心”的总书记,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个中共领导集体“核心”,可被视为习近平自201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以来,个人权力强化的里程碑式事件。10月27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闭幕,并发表会议公报,首次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十八届二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表述均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六中全会的公报指,“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会公报全文发布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树立“核心”,同时禁“吹捧”领导人在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享有“核心”地位的,此前只有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而且这三人的“核心”地位,都并非在他们担任中共总书记时自命的。在党史记叙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历经十年,在中共七大上正式形成,毛泽东思想写入七大党章,但七大历次中全会中都未出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提法。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则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表述。第一次完整论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是在1989年6月16日,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拒绝实施戒严后遭罢黜,邓小平提出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任。当日,邓小平提出,在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二代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实际上是他为核心——虽然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后,他自1981年6月到1989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紧握兵权——第三代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邓小平称:“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但在江泽民之后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就从未享有过“核心”地位。与江、胡先当党的总书记、再当中央军委主席相比,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上一上台,就同时掌握了党和军的最高权力,为今年年初开始的“核心”称号的浮现、推举,打下了基础。自2016年1月中旬开始,多个地方省市委常委会议中开始出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的提法,被简称为“习核心”。六中全会前被查落马的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当时是最早提“习核心”的地方大员之一。在此之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2016年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出席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时提到要增强“核心意识”,2天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前述三个“意识”增改为四个,“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习核心”在大陆官场的火热,一度引起激烈争议,批评者忧虑“文革”中狂热的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回潮,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政外交党务军事方方面面的把控,以及对网络、舆论、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管控收紧,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腐之后,高调提出要8000多万党员“忠诚”“不得妄议中央”等等,都使得这些担忧和批评日渐加深。在中央委员会正式确认以现任总书记为“核心”,而民间对领袖个人崇拜忧心忡忡之时,六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重修准则:强调共产主义与党内监督六中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36年来,中央委员会首次审议修订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是十年“文革”动荡之后,中共自疗之举,旨在让党内政治生活,从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派系斗争、压制民主、特权横行中,带回正常轨道,重新建立政党组织生活秩序和中央权威,为批判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所延续的毛时代路线,以及终结华的领导做准备。当时制定的《若干准则》包括,“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辞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在思想路线上,80年《准则》指,党的思想路线是“四个坚持”,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即“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自由化”,维持政治左右相对平衡的尚方宝剑。公报则强调“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共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全体党员要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而“四项基本原则”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以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根本。对党的监督方面,80年《准则》比较重视“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求“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要将党员和群众的评论、批评和意见经核实后报送上级党委”。图为2016年3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谈话。摄:Jason Lee/REUTERS公报则以较多篇幅论述“党内监督”——在公报最后部分,9个与监督、反腐有关的段落中,只有1个较短段落集中提到“民主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公报的“党内监督”部分则提到:“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三大文件之一。在全会召开之前,该《条例》的审议议程就被视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启动的反腐运动的制度化标志。公报沿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表述,但没有80年《准则》中的“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而是鼓励党员向组织举报,“党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提倡实名举报”。干部选拔方面,《准则》除了思想政治党性的要求,还提到“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而公报提出,“考察识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首先看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还特别提到“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坚决禁止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行为,坚决禁止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决定的行为”。人事安排:第14名落马候补中委曝光具体规定细节,须待最终通过审议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文公布方可查对,在定规矩的同时,六中全会亦处理了中央委员会中的人事问题。过去近4年,已有上百万党员干部在规模空间的反腐行动中被查处。十八大后落马的112名省部或以上级别党政官员中,包括10名现届中央委员和13名中央候补委员。六中全会首次确认了第14名中央候补委员的落马——原武警副司令牛志忠被开除党籍。牛志忠是十八大之后,被查出的武警最高级别将领。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首次披露中央委员、原成都军区副司令杨金山被开除党籍。与牛志忠一同被确认开除党籍的还有原中央委员王珉、原中央候补委员吕锡文、范长秘。六中全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赵宪庚、咸辉(女,回族)为中央委员。他们是十八大之后递补的第七和第八名候补中委,此前递补的6人是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刘晓凯(苗族)、陈志荣(黎族)和金振吉(朝鲜族),其中陈志荣在递补之后今年8月去世。赵宪庚和咸辉都是“50后”,而且都有博士学位,赵为理学博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咸为管理学博士,9月正式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以10名十八届中央委员被查、已有效递补7人计算,中央候补委员中,未来将依次递补是莫建成(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崔波(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舒晓琴(女,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信访局局长)。10名落马中委中,苏树林、田修思、黄兴国尚未被公布开除党籍。六中全会决定,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九大)将于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要求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组织准备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十九大将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二届任期的开端,本届政治局常委7人中,按照“68岁退休”的不成文常规,将有5人——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除外——要退休,包括明年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六中全会公报为记,中共顶级领导层大换班倒计时,从“习核心”正式封号开始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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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网上信访网站首日即瘫痪

7月1日起,中国国家信访局网站新开通了网上信访服务。某官员对中国官方媒体说,新增网上信访服务的初衷是让上访过程更方便,也让上访人能够追踪请愿的进程。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说,此举旨在拓宽上访渠道,增强信访局的公信力。她表示,网上信访面向各种投诉。 但是,就在网上信访服务上线的第一天上午,国家信访局网站即出现瘫痪。尽管网站在当天下午便已恢复使用,这一消息仍旧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激起了讥讽的风潮,其中包括“中国的推特”——新浪微博。一些网友称,网站瘫痪是由于潜在上访者数量众多。而另一些网友认为,政府使用的服务器在第一天就无法处理网络流量,这是没有诚意的体现。而更多民众的担忧来自于对这个实名系统的质疑,以及上访人的隐私能否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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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女官员晋升法则

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居中前七排77席座位,仅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一人缺席,空荡荡的座位上贴着写有她名字的字条。几乎同时,安徽政府机关里快速私议一则传言,新省长将由一名女士从中央机关空降。不到两周,中组部干部二局局长宣布完政治鉴定后,李斌成为安徽省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省长候选人。   李斌也就成为大陆现任官员中唯一的女(代)省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升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接替李斌。王侠是现任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继监察部长马、司法部长吴爱英之后又一位新晋女性正部级高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高干都是稀缺且受人注目。   经济博士李斌升迁路   现年58岁的李斌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这个学院也是现任省委书记毕业于此最多的中国大学学院,包括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李斌成为基层党政官员后一直干着与自己经济专业有关的计委、体改委工作,在担任吉林副省长期间,亦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发改委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职能部门。这迥异于多数女性官员多出自组织宣传、统战群团系统。   不过,自副省长任上进京主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没有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当她到安徽履新时,发达的互联网甚至很难找到她的详细资料,虽然她在正部级岗位上也有三年之久了。   李斌在吉林任职时,恰是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之时,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次空降中部农业大省安徽后,她亦提出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这个执政思路受到了媒体评论者的关注。   在常受质疑的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李斌较少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曾有媒体记者描述她举手投足间严谨干练,讲话喜列举数字。   李斌之前的连续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着计生委的转型。李斌曾对媒体说,“计生委”名称前面常被省略的“人口”两字才是最关键的,要把人口和中国宏观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考虑。李斌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者。   62年仅有四位女省长   在李斌之前,现任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1982年至1989年间任江苏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00年至2003年间任内蒙古区府主席,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在2004年至2010年间任青海省省长,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   女强人顾秀莲最为传奇。她16岁作为家中长女,就为工厂做工贴补家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从技术员突击升迁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中间不知道跨过了多少级,不过文革后继续留任高层职务,直到1998年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出一线岗位。兼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乌云其木格从政履历则属步步上位,从教员到党报管理者,从基层组织干事到地市组织部长,在省委宣传口进入常委序列,从区委副书记到区府主席的跨度也自然流畅。   四人中曝光率最高的要数宋秀岩。1983年1月,年仅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从副科级一次越过数级提到副厅级,当年又转正去掉了“副”字。恰在此时,竟在团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中意外落选了。后只能被外放地市,但此次波折并未影响其后仕途的顺畅。在当选青海省长时,一袭得体的黑色职业装配上红色衬衣的宋秀岩被媒体用“一枝独秀”形容。在青海工作27年后,宋秀岩进京履职全国妇联副主席。   相较而言,李斌则是最冷门的,而且甚是低调。履新安徽一周,还未见她在省台新闻联播这个地方领导人动态播报窗口上公开露面。   女性省委常委2011年增多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江苏省委常委换届前,已有两名女性常委,分别是纪委书记弘强和副省长黄莉新。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年龄虽然不大,但已是老资格的副省级干部,2003年便出任副省长,2007年入省委常委,本次换届属于连任。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任,有共青团履历。   在省委常委层,经历了去年秋冬14省市区换届,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其中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一位女省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她早期职务在妇联、工会系统,关键转折点是2001年接替薄熙来,出任副省级大连市市委书记,2009年,从全国总工会空降福建省委书记任至今。   34名女常委中,除了孙春兰和李斌外,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有3人,担任纪委书记的有5人,担任组织部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担任统战部长的有3人,担任副省长(区府副主席)的有6人,担任总工会主席的有3人。担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各有一人。河南女常委赵素萍兼任济源市委书记,江苏女常委王燕文兼任扬州市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舒晓琴,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公安厅长,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副总警监。   女性省委常委学历普遍较高,34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有26人,其中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从年龄上看,绝大多数是“50后”。“60后”有5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以及江苏的黄莉新、王燕文。   女官员“天花板”   去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官方数据显示,大陆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女市长总数超过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从下至上所占同级比例递减明显。   地方党报曾对现任女性省委常委群体统计发现,她们从参加工作算起到达省部级序列,平均耗时30.4年。据了解,大陆公务员晋升制度,领导职务共有10个官阶,非领导职务有8个台阶,如果每5年晋升一次,当个正厅级干部也需30年。按此计算,多数女性省委常委的晋升之路不算漫长。   不过女性省委常委群体仕途继续上行却并不容易,她们的现职“三多三少”现象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绝大多数人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工作过,现职分管内容也多集中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领域。   华东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说,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但究竟怎么分工,并不具备必然性。   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认为:“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很难够得到。”她同时认为,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   一位步入政坛多年的女厅官受访时表示,“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女高干的去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3名女性,占比仅6%。   这13名女高干包括上文提到的乌云其木格、孙春兰、宋秀岩、李斌,两位女部长马、吴爱英,还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去年卸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晴宜,也包括任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邓小平女儿邓楠,此外刘延东、沈跃跃、陈至立三位女性高官格外受瞩目。   刘延东可算目前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行政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分管科教文卫体等工作。刘延东曾在1982年至1991年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9年,其后长期在统战、政协系统任职。和李斌一样在吉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始任现职。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沈跃跃是一名资深“团干”,从学校的团干部直到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十多年的团干经历,其后又有地市一把手、省委组织部长任职履历,到中组部已近十年。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陈至立是上海生长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党务、宣传口长期工作,后出任国家教育部长5年,国务委员5年,分管工作与刘延东行政现职相同。从2008年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至今。   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是女性高级干部到达一线岗位任职年限后通常的去处,顾秀莲退出一线岗位后,进入全国妇联,然后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两个机关也分别是宋秀岩、乌云其木格现职所在之处。   计生委官员通道   在李斌空降安徽的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则进京补缺。   今年58岁的王侠,从出生省份陕西开始仕途,在曾是中共革命圣地的延安,历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48岁时升任陕西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同时兼任了专门培养党政军高官的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兼任)。这些经历显示了政治可靠性。   王侠所补缺的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属正部级干部,主任一职需要人大任免程序通过。按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她此前没有过计生委系统的任职履历。   计生委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庞大组织系统,但职能已有重大转变的政府部门。   1981年3月,计生委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一把手由副总理陈慕华兼任。计生委的特殊性不在高层,而在于其基层组织的庞大和基层任务的重荷,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基层政府最为核心又最为艰难的任务,其面临的困境与当前的基层维稳类似,正规编制的计生委干部之外附属着数倍的聘用人员,所采用的各种粗暴执法方式已成时代烙印。   计生委系统人员成分复杂,更主要是其职能狭窄,即使在计生工作上下重视时,能够转任其他核心职能政府部门者也寥寥无几。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口增加压力减弱,基层计生委组织逐渐边缘化,国家计生委也由最高时的180名人员编制减至1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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