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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薄熙來 成龍 遭列人渣榜 (附上榜原因全文)

薄熙來:「我夫人多年來就是看書做家務」 【大陸中心、娛樂中心╱綜合報導】中國網友近日票選「2012年中國人渣排行榜」,引發話題,涉貪去職下台的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高居榜首,被選為人渣第一名,第二名是標榜打假的作家方舟子,第三名是大力吹捧薄熙來的學者司馬南。曾說過「中國人是要管的」引起爭議的影視巨星成龍,獲選為第14名。 這份榜單是新浪微博網友於去年7月發起,歷經近半年的投票,最後選出100人,進榜的有政壇官員、大學教授、企業家、藝人、體壇明星,因爭議言論和行徑被網友視為「人渣」,榜單還摘錄他們的「出位言論」。 方舟子品格遭質疑 高居第一名的薄熙來,曾說過「造謠說我兒子有紅色法拉利,完全是無稽之談」、「我的夫人這麼多年來就是看看書、搞些藝術、做做家務,默默地陪伴著我。」薄案爆發後,薄家被揭發貪污達30億美元(約870億元台幣),薄妻谷開來倚仗權勢殺人、洗錢,網友痛罵薄是「人渣一號」。 第2名的方舟子被抨擊以打假鬥士自居,卻涉嫌抄襲論文、誣陷北大教授賀衛方、作家韓寒等,品格令人質疑。 司馬南猛抱薄大腿 第3名的司馬南曾大肆吹捧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提倡左派、打擊黑幫):「重慶重慶,逢九至幸,零九掃黑,熙來熙嚷,救民水火,吾黨真誠。」 至於薄熙來的心腹、重慶市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選為第6名,網友說他「助紂為虐、罄竹難書」。 成龍挨批奴才演員 排名第14的成龍,爭議言論除了「中國人是要管的」,還說過「如果要買電視機,一定要買日本電視,中國的電視機可能會爆炸」,被網友抨擊是「天生的奴才演員」。《蘋果》昨致電成龍經紀公司,對方並未回應。 此外,排名第17的奧運乒乓球金牌選手鄧亞萍,目前任職人民網總裁,她是運動員在政壇發展最好的一人,曾表示「《人民日報》62年來沒有假新聞」,被網友視為大笑話。知名作家余秋雨也榜上有名,排名第21,網友認為他是「御用的文革寫手」、「身家過億,汶川大地震居然假捐20萬(他在部落格自稱捐了20萬卻拿不出證據)。」 網友還選出另一個「人品最差榜」,曾辱罵「香港很多人是狗」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及被視為仗權雄霸中國電力系統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均榜上有名。 成龍:「中國人是要管的」 余秋雨 「文革寫手」 王立軍 「助紂為虐」 人渣排行榜部分名單 1.薄熙來(重慶市前市委書記) 2.方舟子(打假作家) 3.司馬南(薄熙來御用學者) 4.張宏良(時事評論家) 5.吳法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6.王立軍(重慶市前公安局長) 14.成龍(影視明星) 17.鄧亞萍(奧運乒乓球金牌、人民網總裁) 21.余秋雨(作家) 46.倪萍(央視女主持人)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蘋果》G+叫我穆瓜霞!! 你+1了沒?

纽约时报 | 反日游行、毛主席和薄熙来

旁观中国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0月18日 前一阵着实火热的反日游行随着黄金周的到来戛然而止,但一些游行者祭出毛泽东像这一现象还是颇值得玩味的——这在近年来数次因外交事件而引发的民众游行中极为罕见。而这次在很多城市的反日游行中都可以频繁地看到游行者们对毛主席老人家的呼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更是在反日游行中为了维护伟大领袖,不惜对老者动武。 为什么会是毛泽东像?在网上流传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的回答颇具代表性。他将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毛泽东热归纳为三点原因:毛泽东带领中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毛泽东是伟大的抗日英雄;毛泽东是当下维系党心、军心、民心的唯一政治符号。如果再看看那些游行者们打出的标语,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即人们对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中的强硬姿态的怀念和寄望。 可是这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对毛泽东的解读并不准确。中华民族确实在上个世纪中叶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恐怕并不能说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带领下取得的。就以中国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外族入侵——二战期间的日本侵华为例,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显然承担了正面战场的绝大部分责任和牺牲。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公开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作用,他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 将毛泽东的对外政策解读为强硬也不准确。无论党内斗争还是对外政策,毛泽东的策略是务实。在1949年获得政权之初,他领导的中共公开宣称对苏联“一边倒”,并在很多问题上作出巨大让步,甚至包括领土问题。在台湾出售的《中华民国地图》上,广漠的蒙古仍然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土,这可比钓鱼岛大多了。与中共长期将自己塑造成抗日的唯一主角的宣传不同,早在1961年,毛泽东就曾以令人吃惊的坦率对日本代表团归纳了日本侵华与中共夺取政权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这段话见诸外交部和中央文献合编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其实也没有必要较真。无论是在革命还是民众运动中,政治符号并不需要准确或靠谱,甚至经常是黑白颠倒的,更重要的是符号所传递的信息。 这就带出第二个问题,当这些游行者抬出毛泽东的标准像时,他们要传递的信号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威慑日本?这就好比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的时候,难道他真的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真心崇拜?在这一问题上,毛是可以把薄熙来与这次反日游行勾连在一起的。在形式上,薄熙来和这些游行者们显然都看中了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所具备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尽管文革之后的任何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对毛的遗产采取了小心谨慎但是十分坚决的封冻策略——将毛高高供起,但同时也是束之高阁。然而,对于任何想在现有官方路径之外,又想在现有政治框架之内寻找机会和力量的人来说,毛是一座富矿。跛脚改良导致的种种弊端,恰恰又给了用毛说事儿的空间。 早在1978年毛的接班人华国锋等被逐步排挤出最高领导圈之后,借毛说事儿的力量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他们至多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够组织一些攻势。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又被高度消解。即便是在邓的时代,与改革派对立的陈云势力也只能说是计划派,而远非毛派。真正的挑战来自薄熙来的重庆。毛的意识形态再一次与政治力量和行政资源结合,对北京施加了具体的压力。这显然是三十多年所未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决定拿掉薄之前,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会作出一个警惕文革的表态。 对薄的最终宣判不日就会公布,但这并不代表借毛说事儿会归于平静。这场反日游行中,毛的意识形态很快又与民众运动结合,甚至与民族主义结合。这似乎更危险,因为这三者对北京来说都是极为棘手的。它们不仅是明晃晃的双刃剑,而且本质上都对邓所设定的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三者中的任何一者都曾经让北京头痛不已,三剑合璧,对北京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更大的问题是,运用特殊手段便可以切割薄与毛,但是很难有足够有效且安全的手段切割民众运动、民族主义与毛。如果说北京可以小心谨慎地运用民众游行来增加自己在外交上的筹码,那它绝对不愿意看到人们用毛主席像搭车唱戏。当然更不会从心底里认同范先生所说的毛泽东是当下维系党心、军心、民心的唯一政治符号。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任职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香港独立媒体 |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译者 | 《经济学人》 重整秩序:当局打压政治动荡的谣言

核心提示:了然可察的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于3月15日被解职之后北京政治形势紧张。薄熙来的对手似乎正在收紧绕在他头上的套索。同时,对互联网小道消息的打压霎时加严,似乎说明高层担心党内斗争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动荡。 原文: Reimposing order: The authorities clamp down on rumours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发表时间:2012年4月7日 来源:《经济学人》 译者:Yip To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校对 这些天来,即使久见世面的人也说不清楚事态究竟如何。不过,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于3月15日被解职之后北京政治形势紧张,则是了然可察。薄熙来的对手似乎正在收紧绕在他头上的套索。同时,对互联网小道消息的打压霎时加严,似乎说明高层担心党内斗争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动荡。 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中国高层最以团结为重。当年正是领导层分裂促使改革派的知识分子、学生走上街头诉求政改,形成抗议运动。今年下半年党的最高领导层要换届,争权可能会使国家动荡。去年当局对阿拉伯之春严阵以待,在城市中心布置了大量警察,便可见他们有多紧张。 3月31日,当局开始重整局面,此前几天,网上流出荒谬、难以置信的谣言,说薄熙来强有力的支持者试图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局勒令两家由新浪、腾讯运营,最受欢迎的微博服务停止评论(用户最喜欢的功能)三日(两家微博各有逾三亿注册用户)。当局还抓了六名微博博主。其中有知名人士,罪名是散播谣言。所谓的谣言包括说3月19日晚首都出现军车。 中国网民跑去真假难分的网络寻找领导层动态,一点也不令人诧异。自从薄熙来被罢,当局一点理由也没提。它也没说薄熙来曾经的左右手王立军为何2月6日逃去美国领事馆。王立军据信已被拘押,薄熙来虽然还在政治局有一席,但可能也处于某种扣押状态。当局更一字不提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命丧重庆宾馆一案。据闻此人与薄的家庭有生意往来。有谣言称他失宠于薄府随后便离奇死亡。 薄熙来一度曾是今年政治局常委(九位人上人)的候补红人。他系革命领导人的后代,这一点曾是他的资产。而其他几位跟他类似的「太子党」都有望今秋晋升高位,其中包括也是出身名门的习近平,他成为党首是板上钉钉的事。 目前看来,薄熙来的支持者处于下风。最新的证据是媒体对徐明涉嫌经济犯罪的报道。徐明是大连实德集团,一家化工企业的腰缠万贯的董事长。1990年代,薄熙来时任大连市长,当时与徐明交从甚密。中国政治中,当权者常常通过拆解对手的派系网络来攻击政治对手(请参阅下一篇文章)。 但仍有薄派的拥趸一如既往摇旗呐喊。薄熙来是意识形态左派的首领。左派要求国家发挥更大作用,涵盖从工业到福利的方方面面。「乌有之乡」网站、书店的运营者范景刚便是仍然在嘶声助威的人之一。他坚持说,此次风波是美国、世界银行、智库公司及「内贼」的阴谋,要的是整垮薄熙来,整垮大量投资于福利工程、培育国有企业的「重庆模式」。 薄派支持者尤其厌恶世界银行及其与中国一家国营智库在二月下旬联手发布的报告。报告建议,开放金融业,缩小国企规模。范先生说,这些提议「不怀好意」。虽然他的看法并不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所认同,但代表着中国一派背后有多种力量支撑的思想。这些力量有复兴的毛主义,有极权主义,也有党内的保守派。 网络打压可能是中国高层队伍清理得七七八八的标志。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想广场上又有人。2009年中国西北边陲新疆少数民族骚乱时,政府切断了整个地区的网络。这次网络监管加强给中国微博用户一个警告:当局对微博这个讨论空间,也绝不手软。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美国之音 | 中国清理网络谣言21万条 关闭42网站

中国政府最近加大网络言论管制的力度,并强调网络造谣传谣是违法行为。目前已有网络企业表示会加强网管。但专家指出,“谣言止于透明”,只有真正实现信息公开,谣言的传播才能有效遏制。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12日对媒体说,近期网上流传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他说:“网络谣言已经成为社会公害”。 刘正荣说,为了打击网络谣言,相关部门近期采取整治措施。3月中旬以来,已经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21万多条,依法关闭网站42家。 *谣言止于透明* 这些所谓谣言都与薄熙来事件有关。刘正荣没有直接提及薄熙来,只是从社会角度谈论谣言的不良影响,没有进一步解释此类谣言的滋生背景,官方媒体更是从道德角度强调媒体自律的重要性。有识之士却指出,谣言的流传与官方信息不透明直接相关。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就指出,“谣言止于透明”,只有真正实现信息公开,谣言的传播才能有效遏制。 李大同说:“把事情都说清楚嘛。你现在这套东西仍然是一面之辞。你的政治如果是进步的话,你就公开化啊,让薄熙来出来为自己辩护啊。你不能呼啦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就是你说了算,别人都没有说话的余地。这是不行的,你这样搞在网络上大家照样不服。”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李德民在人民网撰文说,缺乏官方消息、权威消息,小道消息、马路消息就难免流传。 *网络管制与瘫痪* 但官方只强调网络管制的必要。中国工信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赵志国12日表示,网络服务企业有责任及时阻止有害信息的传播。 他说:“加强对互联网站、特别是重点网站的管理,规范网上信息发布和传播,及时发现删除网上谣言。”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国际通道突然瘫痪,境内网民12日一度无法登陆一些境外网站,平时使用的“翻墙工具”失效;境外网民也无法登陆中国境内的网站。中国的新浪、百度与腾讯网负责人也表示响应有关倡议,加强网络管制,配合政府抵制谣言。 就在中共宣布罢免薄熙来中央职务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将部分意识形态网站查封,罪名是这些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 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近日承认,网络近期的讨论热点确实触及薄熙来与重庆模式等敏感问题。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指出,谣言流传并非是网络的过错。只要政府信息不透明,谣言即使不通过网络也照样流传。 他说:“它不光是通过网络在走,是口口相传,谣言是这样一种东西。没有网络的时候就没有谣言了吗?这不是开玩笑嘛。难道有了网络才有谣言吗?” 中国官方没有对12日的网络瘫痪做出任何解释。

自由亚洲 | 中国下令关闭多家左右派网站

中国多家被视为极左派网站和右派网站论坛收到当局命令,将关闭一个月进行整顿。与其海内外媒体关注。 中国几家被视为极左派的网站,如乌有之乡、红色中国和毛泽东旗帜网星期五都已经无法正常登陆。海外多维网报道说,另有四月青年,凯迪社区、共识网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被关闭。不过经本台记者上网查证,中国的四月网、共识网和选举与治理网仍能正常登录,但其论坛已无法进入。被视为右派论坛大本营的凯迪社区仍可正常进入。共识网和四月网,被视为左倾的网站,而凯迪社区和选举与治理网则被视为右倾网站。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另外也有一些平时常发表民主自由的论坛,也收到了当局要求整顿的通知。他认为,这显然是中共高层的妥协产物。 “这个反映出了中共高层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为现在胡锦涛强调稳字当头。所以,左派也关、右派也关,反正统统把它关掉了。” 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网管办和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与两家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指责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网站从4月6日起关闭一个月整顿自查。 刘先生分析说,中国当局整顿的主要目标是极左网站,首当其冲者为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张宏良,一个是黎阳。这两个人被乌有之乡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主要的核心就是‘反美备战、除奸救党’。反美备战就是干扰了现在的主旋律了。除奸救党的‘奸’到底是指谁?高层主要就是以温家宝、汪洋为首的一些改革派,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贪官污吏,另外还有各种主流的知识分子,这个‘奸’就比较广泛。所以有报道说,这帮人一旦上台他们计划大概要杀掉几十万所谓的汉奸。所以,乌有之乡成为胡的重点目标。” 3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乌有之乡曾被短暂关闭,恢复之后继续发表大量支持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的文章。刘先生介绍说,包括乌有之乡在内,中国大陆其他几家极左网站都发表过大量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包括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还有红色中国都号称自己是纯正的左派。而所谓纯正的左派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路线。比如说他们搞群众路线、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像对江青、四人帮进行平反。所以,温家宝多次在讲话当中指出的一些文革余孽就是指这部分人。” 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要求当局出示违规文章的列表,但没有结果,当局也没有指明被恶意攻击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但他承认,该网站确实发表过不点名批评中国领导人“违反宪法和违反中共党章”的文章。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表示,虽然他不同意极左网站的观点,但也不同意当局封杀网站的做法。 “有些网站的观点当然和我的观点也不大完全一致。但这个不要紧,它有它言论自由的权力。随便关闭一些网站是违背中国宪法的出版、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 孙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局极为敏感,最高当局显然不希望在社会上引起过多政治争论,因此才有封网站的举动。但他说,极左派网站的言论,仍然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其发言权利应该受到保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联合早报 | 中国官方左右开弓整治网络舆论

中国官方左右开弓整治网络舆论 (2012-04-07)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走路有风险 财经评论 为什么欧元非死不可 金融风暴 IMF再向葡萄牙发放贷款 朝鲜问题 朝鲜最大水力发电站启用 ● 沈泽玮   (沈泽玮北京报道)中国左右两派各有网站昨天无法正常访问,显示官方可能进一步加强整治网络舆论。   被视为左派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网站首页,昨天只见“网站正在维护中……”的字眼,但未有具体说明。   不过,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告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他昨天被约到北京市网管办谈话,对方宣读一纸告知书,指乌有之乡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联合执法,要求该网站从昨天中午12点起关闭一个月。   另一左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 也因同样理由,被令从昨午12点起关闭一个月进行整顿。打开该网站,只见一篇公告说明关网理由,网站内容已不复存在。   乌有之乡网站长期力挺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立场非常鲜明。上个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后,“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一度被关闭,网站恢复正常运作后,乌有之乡的“重庆经验”栏目和提及薄熙来的文章被清空,网站内容转向侧重对国有经济和民生政策方面的讨论。不过也有媒体报道指,该网站偶尔仍会出现为薄熙来鸣冤的文章。   被视为左派思想较浓厚的“四月青年社区” 论坛网站(前身是anti-cnn,原简称AC)昨天也公告,“目前正处在休假中”。不过,四月网的中文入门网站及其英语网站和俄语网站都能正常游览。   立场偏右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昨天发通告称,因技术维护等原因,将在中午12点进入“阶段性休整”,并称网站很快将以新面貌出现。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由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是一个从选举和治理的角度探索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英文网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在微博上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反对文革回潮,在读者中口碑颇佳。   对于左右两派各有网站“被维护”和“被休假”,有网民形容官方此举为“左右开弓” ,也有者指“整顿力度之大、关闭网站之多近年来罕见”。

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杨帆声明:抗议时代周报记者徐伟进行歪曲报导

  杨帆按语: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采访我一个半小时,声称我的学生介绍来的,自己也是我的学生。   我要求必须经过我审阅修改以后,才能发表。他整理的全部谈话我正在修改中。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炒作,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今天我打他手机是停机,是不是有意回避?我已给《时代周刊》总编室发了抗议。   误导如下:   第一。我的目的是清除极左发展中左,而不是封闭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我没有这样讲过。   这样报导是断章取义,激化人事矛盾,如引发事端,作者和刊物要负责任。   第二。相当多的采访篇幅,集中于追究我的个人目的,淡化了理论之争。记者似乎从来没有问:你们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从来没有个人矛盾,完全就是理论分歧。以后凡有参与的,可以参加理论争论,再攻击个人品质的,就是极左的阴谋,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报导这样写:“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谁的分析没有说明。这是在报导中间直接损害我的名誉。   第三。我在乌有之乡反对文革派篡夺话语权,已经6年,对于韩德强,苏铁山,张勤德,范景刚,郭松民等都有多次批评劝告,仁至义尽,但是他们不听。这和最近温总理讲话没任何关系。   这样的事实完全没有在采访中间表现出来。无论是清理极左还是抓汉奸,都抓不到我的头上,没有必要和谁划清界限。这和我的个人利益完全没关系,和政治形势也没关系。我一贯反对极左极右思潮。   第四。李北方多次跳出来攻击我的品质和个人目的,对于理论斗争的内容不置一词,他是《南风窗》记者。   黎光寿是每日新闻记者,他呼吁新闻界制裁我,并透露我家方位号召去砸我的家。张宏良说我是汉奸,这都是犯了损害名誉罪。大家看看近日网络谩骂,就可以知道极左是什么东西。   第五。韩德强说我从来没有给乌有之乡捐过钱,不是事实。是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给地震灾区捐钱的,我说已通过学校捐了几次,但还是给了乌有之乡1000元。至于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有无数次,他们都吃过我的饭,每次只要我去就主动请客。我帮助他们推销书,广州开发区的朋友几次买走几百本,都是有发票的。韩德强不知道就不能胡说。   总之,这样的报导是不严肃的,就是淡化理论斗争的实质意义,突出个人矛盾和个人目的。前几年薄在重庆的工作,反对者也是集中攻击他的目的,左派支持者就认为目的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我批判他们搞极左坏了大事,他们不反省自己,反而攻击我的动机,是不是美国人的双重标准哪?   我将全文发表我的采访内容:乌有之乡是怎样从中左走向极左的?就是要揭露极左的危害,清算极左思潮。至于个人恩怨,从来没有,也不需社会关心。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极左思潮是这样发展起来?有怎样的危害?重庆模式里面有没有极左?北京方面的极左思潮是怎样与重庆呼应的?这都是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讨论的。我约张宏良公开辩论,他不出来,而是策划一些极左分子谩骂诽谤,想逃避极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歪曲报道如下:   乌有创站元老: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本网已转载——明镜新闻网编者按) 杨帆,作者博客

时代周报:他们和司马南孔庆东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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