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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信力建 | 信孚要闻(6.20)——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 2.茅于轼:资本非但不会伤害别人,还能造福社会,帮助社会生产财富。可怕的是资本和特权相结合,欺侮普通百姓。有钱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也能够组织企业雇佣工人。但企业不能强制别人。被雇佣者可以自由选择不被雇佣,比如摆小摊。如果他感觉摆小摊还不如被雇佣,他会选择被雇佣。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谁也不能干违法的事。这样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但没有权势的欺压。 3.邵建:一代代青年都只知道民主,辛亥那代人知道的是共和,民主即共和,但正是它们延误了我们一个世纪。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宪政,民主、共和,如果要做价值排序的话,应该是先宪政、后民主,在宪政的框架内才能推进共和民主。 4.【范泓:你所不知的雷震与台湾威权体制】胡适谈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转变,说陈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所以不能不反对d裁政治,从他痛苦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派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想推行民主政治的话,没有反对派是不可能的。 5.东京大学中内启光教授团队,将猪的受精卵和人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培育出“嵌合胚”,希望将它植入猪的子宫。这意味当猪完全成长后,可从其体内摘取器官植入人体。有专家建议考虑道德和人类尊严等问题。 6.今年广东高校招生大打“亲民牌”。 2013年,华工将针对广东省考生试点实施专业志愿“6+1”政策,所有报考华工的省内考生,除填报6个专业志愿外,还可填写“第七志愿”——1个自己最不愿就读的专业,学校在调剂专业时将为考生规避掉该专业。 7.19日,李登辉在绿岛人权园区与政治受难者座谈时表示,他大四時,曾组织新民学会推动台湾民主,后来这个组织一部分被共党吸收,他不喜欢共党掌权方式,交代清楚就退出。一起参加的5人,2人后来被枪决,一人被判刑,一人跑到北京,他自己后来赴美留学。 8.人民日报:强奸幼女、猥亵下属、写性日记,某些官员令人咋舌的“性癖好”,照出有权欲无边的污浊戾气。尽管只是个案,却显出威力无比的公信杀伤力。面对性堕落、性腐败,要杀一儆百,更要锁牢支撑淫欲、自认不受制约的官权,用制度和监督斩断欲根。清正、清廉、清白,才能为官! 9.香港《争鸣》报道,王岐山与黄树贤、马凯、赵乐际等分五批会见中央、省二级金融系统包括驻外中资机构高管共950多名。王岐山和国务院、中组部负责改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党政班子和银监委、证监委党政班子。12名行长、副行长被责令退休,9名副行长及银监委、证监委副主任被免职待审查。 10.据国外媒体报道,人类的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存储。美国科学家最新一项实验可通过电子信号刺激老鼠大脑海马体,在老鼠大脑中植入记忆。科学家表示未来几十年或许人类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下载。 11.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30年间,我国公费、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39万人,而仍然留在海外的有近100万人,只有39万人归国。中国博士生选择留在美国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65%增加到2007年的92%,在2001年高达96%,几乎所有博士生都留在了美国。 12.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今日美国》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释放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49%的公众认为期诺登的行为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 13.据了解,今年获批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共包括三种大豆、两种玉米和两种棉花。三种大豆转基因特征分别为抗除草剂、抗虫和抗虫耐除草剂,获批时间为2013年6月6日。至2012年,进口大豆的总量已达到5838万吨。而从1997年至今,我国一共已批准八种转基因大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 14.民政部昨天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有310.4万对,增长8%。此外,根据统计,全国办理的孤儿家庭收养登记共27278件,其中,外国人收养登记4121件。 15.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一八综合机械厂,因该厂两年多尚未建成革命史迹教育室,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称其真不像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勒令道党委进行检讨,吸取教训。他严肃指责道,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工厂的生产设备陈旧,文明生产、文明生活也比其他工厂企业落后。 16.一份研究纽约市新移民的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更远高于其他纽约人。中国新移民的血铅含量比亚裔高出24.3%,比纽约人高出48.6%。中国移民体内的镉含量超标更加严重,分别比亚裔和纽约人高出35.4%和74%。更加惊人的是中国移民体内的汞含量,是亚裔的1.8倍,纽约人的2.7倍。 17.东京电力周三称,旗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下水中发现超标剧毒物质锶-90。东电公司人士称,对2号反应堆机房外的地下水进行检测发现,至今年5月,锶-90水平较去年12月上升了逾百倍,而此次检测出的锶含量是法定上限的逾30倍。 18.据媒体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当有人开始鼓掌,便会“传染”其他人,全体观众平均3秒内便会因“本能反应”跟着鼓掌。 19.美国富国银行公布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华人在美国的储蓄情况遥遥领先,未退休华人自述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0万美元,是全美未退休人口退休储蓄中值的两倍多。这一调查结果再次证明了华人对“中国式存钱”的偏爱。而储蓄习惯有助于华人家庭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并对未来生活保持信心。在美国,近63%的华人相信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仅48%的本土美国人这样认为。

【喷嚏图卦20120129】韩寒不重要,韩寒的人权很重要,正如你我他每个人的人权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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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浪居然回答说我没法证明那份合同是假的 @拖欠工资方是民 :鉴于方先生一直没有回应我正当的讨薪要求,我决定在此公布我和方先生于去年2月签订的协议。我一向尊敬方先生的人品,相信他一定会一诺千金的!希望各位网友支持我,谢谢! 大图: http://ww3.sinaimg.cn/large/a03b1374gw1dphpfadrfdj.jpg @方舟子 :我叫新浪删掉那个正被韩家军广泛传播的伪造我的签名的假合同微博,新浪居然回答说我没法证明那份合同是假的,拒绝删除。污辱人是不是?签名真假、合同真假我本人还没法确定?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对此发出 @微博辟谣 。 (方舟子后自行删除了上述围脖。) @方舟子 :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就能一眼看出那份合同是伪造的:第一,没有人会用笔名签署合同。第二,那个“方舟子”签名是从我的一本书的签名本的签名扒下来的。面对如此明显的谣言, @微博辟谣 居然不能做主? @一毛不拔大师 : 舟子,有很多人拿笔名签合同,我这就有好几份,而且大部分法庭认为有法律效力;至于你签名本的签名也是你本人的,这个签名和它一样很正常嘛。你的辩解好无力哦。我觉得人家跟你一样都是合理质疑嘛另外半小时到了,您该放大招了 @方舟子 : @新浪辟谣 走程序要24小时,马上辟谣的话要 @老沉 拍板,而老沉正在飞机上没法联系上。谣言拖这么长时间再辟已没有多大意义。既然此人自称像韩寒团队共享密码一样和我共享微博密码替我拉黑,他如果能够想法证明是我的团队的人,我就把将从韩寒、范冰冰那里得到的4000万元奖金全部奖给他。 新东方名师居然去传播这种拙劣的谣言,不怕我收拾完罗永浩来收拾你们?// @东方小疯牛-刘晓峰 :本人长期为方是民(方舟子)担任微博管理专员,主要负责拉黑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方舟子开出的工资是拉黑一个0.5元,但一直没有兑现,至今累积已近万元。 @李海鹏 : 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就能一眼看出你被泼污水也是闹心的以及你他妈也该自证的。 @彭晓芸 :娱乐一下,分析下队形:【死忠派】成员:1、韩家军,2、韩出版商旗下作家,3、娱乐圈爱弟弟的姐姐们,4、商业利益攸关者,5、爱革命胜于爱真理的公知们,6、吹捧过韩寒骑虎难下的媒体们,7、爱晒当年勇的显摆派们,老子当年也饱读经书,8、对文革有恐惧记忆又不了解西方民主的遗老遗少们,9、韩粉 【3】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落成 耗资2亿美元 这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会议中心外景(摄于2012年1月28日)。由中国政府援建的非洲联盟(非盟)会议中心是中国援助非洲重点项目之一,工程耗资2亿美元,也是中国政府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将在这座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当地时间1月28日下午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见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时表示,今后三年,中方将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4】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人民日报今天第四次发表评论文章反驳“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度报告》,称近年来中国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称《报告》隐含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使中国崩溃,就通过人权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人民网) 【5】菜刀实名制?警方未回应 “超市买菜刀,实行实名制”昨日有媒体报道,北京一些大型超市购买刀具须出示身份证、登记姓名、说明用途。记者到多家超市探访,各家超市对于销售菜刀的规定并不相同,有的需要身份证,有的则不需要。对于超市所称“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北京市公安部门未予回应。 【6】被扭曲的台湾民主 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 http://t.cn/z0sk1IK 台湾乱糟糟的、贪腐、恶斗的民主,彻底戳穿了一些政客关于民主的虚伪谎言和险恶用心,也让大陆人民认清了台湾“民主”的真实面目,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7】员工爆粗口骂武汉人被爱国者公司开除 近日,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恩源在微博中斥责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农村土鳖城市”,甚至对武汉人大爆粗口。这条微博引发了一场由数千网友参与的“骂战”。爱国者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冯军28日向媒体确认,公司已与张恩源解除了劳动合同。(楚天都市报) @张恩源 :「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回忆25号中午在武汉,乘公交给老人让座,竟遭旁边许多人白眼,老奶奶连谢谢都没一屁股坐下!我不解!吃的碗面随处乱扔车里弥漫腐臭的味道!我不解!行人乱闯红灯毫无交通秩序!我不解!闯红灯的行人害司机急刹车竟然不道歉扯脖子喊“你什么老子,”语气助词”等一大堆,改改吧、 【8】春晚总导演:小品已经没市场 “在小品鼎盛时期,王朔、冯小刚都是在做小品的,但是现在他们可能都在做电影。现在小品已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机制去推动它(发展),所以到了春晚这种特殊节点,其实本身就很难。”央视春晚总导演哈文表示。 【9】武汉一醉酒男子被困电梯3天3夜 在夹层中过年 年二八,五旬男子刘某被困一办公楼2楼电梯夹层,在不足半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度过了除夕,直到年初二才被人发现救出。令人惊讶的是,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酒气,在吃了开水、茶点后,就又恢复了精神。 【10】北京南站老外留言:弄个英文界面干屁啊!( @realdos ) 【11】啥子是先进军事文化? 【12】那个【5】亮了 由于委内瑞拉实施外汇管制,查韦斯的小女儿罗西内斯在网上手捧大叠美钞炫富的照片引发网民不满。网民模仿其自拍以示嘲讽,不过手中拿着的东西换成了国内短缺的商品。罗西内斯母亲称,其女错在把照片传到网上,因为那上面存在不尊重他人的愚昧人士。(大河网) 【13】乌克兰裸女大闹达沃斯 1月28日,3名裸露上身的乌克兰女子在试图闯入瑞士达沃斯论坛一个政商人士专场聚会时遭逮捕。这些女子来自于乌克兰著名女权团体“Femen”,她们此举意在呼吁政商高层重视穷人的需要。 【14】台湾2012平溪天灯节 1月28日,台湾2012平溪天灯节在新北市平溪中学举行,当晚一共施放8波天灯,1600颗天灯将夜空点缀得有如繁星点点。 【15】萧瀚普法:韩寒不重要,韩寒的人权很重要,正如你我他每个人的人权都很重要 @萧瀚还在说 :【程序正义】有博友说,你现在挺韩寒,万一到头来他真的有枪手,你怎么说?我可以很明白无误地说,你们的思维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而我作为法律人,有义务持守宁可错放三千,不可使一人冤枉。我还要强调,即使最后以正当手段调查出来韩寒有枪手,至少迄今为止的整个倒韩过程也是邪恶的。 【派】常被人划派,给戴过的帽子至少不下十几种,其实我除了吃早餐时会对巧克力派有点兴趣,对其他的派没兴趣。若卷入社会事件,我也从来无能像某些高屋建瓴者那样分析出各种派别、策略来,更没什么大局观,想不到要去替某个伟大理想维稳。通常,我眼里主要的就是两样东西:人权和人权。 【不择手段】 @花花朵朵天然呆 君说:“判断一个人的人品,不是看他好起来做什么好事,而是看他坏起来不做什么坏事。”非常喜欢这句话。我历来离近仕途者很远,这国数千年迄今的伪政治就是个道德绞肉机,进了那斗兽场,没几个人有正常伦理观;我也离习惯性撒谎的人很远,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吴英案与韩寒案】1.去年末与今年初,吴英案与韩寒案,两起案件完美地诠释了当代中国:暴政在抢劫和瓜分了民营企业家的资产之后急于杀人灭口,暴民则以挫骨扬灰之势毁灭一个体制外作家的作家生命。对于前者,人们已逐渐形成基本共识,即至少反对针对吴英的死刑;对于后者,舆论界四分五裂。 【吴英案与韩寒案】2.但无论是暴政还是暴民,无论是进行肉体消灭还是进行精神消灭,都打着同样的旗号: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完全理解在奴役制迁延数千年的中国出现如此惨剧的原因:缺乏尊重私权的传统。但我反对这样的行径。私权高于公共利益,这就是我的立场,没有对私权的保护,公共利益就是个屁。 【吴英案与韩寒案】3.为什么会出现 @彭晓芸 这样测谎仪刑侦之类的荒谬主张?为什么会出现众多知名人物也支持对韩寒进行地毯式挖坟的敲骨吸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言论自由?因为这鸟国没有尊重私权的传统,根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私权的有些边界是绝对不可逾越的。 【吴英案与韩寒案】4.必须无数次不厌其烦地强调韩寒是手上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针对他的言论必须有边界——即使是公共官员在其不涉及公共利益部分,舆论也无权侵入。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即使鉴于韩寒是公众人物,有人感兴趣,也得有节制。 【吴英案与韩寒案】5.暴政要剥夺吴英的性命很残忍,暴民要消灭作家的自由职业生涯也不仁慈。以 @方舟子 @彭晓芸 为首的倒韩人士在指证枪手手法上的文本分析等各种手段早已严重突破私权保护的底线,极端粗暴地践踏了一个作家的尊严和人格。如果人们允许这样的恣意妄为,中国将不再有作家,也不配有作家。 【吴英案与韩寒案】6.吴英因受暴政迫害,人们会有更多警惕,韩寒面对的是打着言论自由旗号与他同样无权的人,被侵害处于人们不易警觉的模糊状态。问题在于,现在倒韩人士以质疑信仰的态度来全面解剖韩寒迄今为止的创作历程,以证明他有枪手。没有人是钢铁汉子,有时面对暴民远比面对暴政更艰难。 【吴英案与韩寒案】7.参诸宪政史,对私权的尊重是宪政发生学上的起点,后世成熟宪政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基于此。私权中财产权的保护与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是同一的。暴政对吴英是要连灵魂带肉体、财富全部消灭,民间对韩寒则主要是要消灭他的作家职业生命,看似为了公共利益,其实践踏私权。 【吴英案与韩寒案】8.知名作家的诚信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作家的安静生活,不被过度骚扰与侵凌更重要。有没有枪手,首先是著作权领域的私权问题,其纠纷由著作权纠纷人自行解决,其次才可能涉及公共利益。为了检验作家的诚信,罔顾私权边界,无直接证据就断言作品不可能是作家亲自所写,已涉嫌诽谤 【吴英案与韩寒案】9.韩寒案中,最可怕的不在少数几个系统“质疑”者,而在于无数跟风盲从者,这些人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别人也往往最后被别人整的惨剧制造商。与他们的先邪一样,他们不懂言论自由边界,不懂所谓公共利益该到哪里止步,毫无半点尊重私权的意识,是否害己尚待将来,而害人已是现实 【吴英案与韩寒案】10.我说过无数遍,还要再说一遍,韩寒是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他有澄清的权利,但没有义务,他有公开其著作权纠纷的权利,但没有义务。迄今为止,无任何证据表明韩寒存在著作权纠纷,舆论应到此止步,这就是私权最后的堡垒,是打着言论自由、公共利益、诚信任何旗号的行动边界。 【吴英案与韩寒案】11.许多人将言论自由尤其针对韩寒这些公众人物的言论自由视为可以肆意胡说八道的自由。NO,只要韩寒尚未掌握公权力,涉及公共利益部分,他也有最基本的绝对私权领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或权力侵入这个领域。若言论自由就是肆意妄为,将无人能享言论自由,自由永远和自律是兄弟。 【吴英案与韩寒案】12.吴英案十分重要,它直接关乎人命,因此必须反对屠杀。韩寒案也重要,虽然它今天尚未涉及人命,但若不加阻止而形成社会惯习,时机合适时,比前文革更为疯狂的转基因文革可能会以更大邪恶能量释放。误将倒韩视为言论自由者,请睁圆了眼,保住韩寒的私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私权。 【吴英案与韩寒案】13.其实在此次倒韩风潮中,最令我寒心的是新闻界、知识界不少朋友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言论自由, @方舟子 @彭晓芸 等人的这些做法都应该容忍甚至支持。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方彭诸人及其支持者所作所为,与当年艳照门事件中曝人隐私的行为没有根本性质的差异,都是践踏私权。 【吴英案与韩寒案】14.此次倒韩若成功,会比失败更可怕,因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支持吴英是反对暴政,反对自证清白是反对暴民。谁是暴民?肆无忌惮侵犯私权者是暴民。 【16】【韩寒起诉方舟子】评论选 @五岳散人 :韩寒在扭曲的教育之下做出了反向牛逼的选择,而方舟子同样在这个学术体制之下做出了他自己的不归路选择,两者都并非正常。两者这么交汇对抗,是这个时代错位的一次看上去偶然、实则颇有宿命的结果。。。 @宋石男 : 韩寒这种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人,面对他人的质疑(而且基本是并未伪造材料捏造事实的合理质疑),不能做到清澈见底地回应、厘清,却先是悬赏,同时谩骂(嘲笑方舟子秃头,骂麦田没能力让老婆生儿子),现在又要起诉。法院如果判韩寒胜诉,言论自由当然输。韩寒被他的猪一样的亲友团牵到悬崖,可惜了。 @肉唐僧 :韩寒方居然真的要打官司,无语了!赢、法院不受理、输——这三个结果,哪一个对韩寒不是伤害呢?而且伤害最大的,恐怕就是个“赢”字。在危机公关和品牌维护上,韩方蠢了又蠢,错了再错。 @斯伟江 :韩方名誉权官司,韩赢面很大,其实对韩自己而已,打不打效果无几!二审定案后,此事早过去!信者恒信,疑者恒疑!肖传国也打赢过,法院还从方妻子账户划走5万元。最后结果如何?不过,对社会也许有教育意义? @董路 :【总结陈词】1,上法庭了,挺好,该死的春节,以后法院必须365天开门;2,韩寒以前笔战战无不胜,今被逼诉诸法律,也算是翻开人生新的一页;3,方舟子是否预想过最终要走上法庭,这是一个问题;4,长微博、新浪微博可以开庆功会了,5,李开复、唐骏、肖什么国可以喝一杯了;5,各位散了吧,2年以后见。 @恐怖大王李西闽 :很多人问我关于韩寒的事怎么看,我表示对所有网络上和现实中的争吵,我都没兴趣。可是,此事让我惶恐,我写过军事小说,乡土小说,还有恐怖小说和科幻小说,如果有人质疑我,我怎么证明这些小说是我写的?这个春节疼痛寒冷,所有闹剧都那么无趣,关注个体生命的疼痛和无助的人,是最重要的。 @章立凡 : 【越来越趋于相信:韩少无团队】方子有逻辑推理,无证据链条,啥都证实不了,搭理他作甚?韩少名为原告,实则自动站到方预设的被告席上。程序走完,即便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从此成为被抹黑的争议人物。 【17】当年有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成右派的!( @范泓 ) 【18】他就是可能成为中国比尔盖茨的袁宝璟 @孙钥洋 :他勤工俭学读完了5年大学没花家里一分钱还攒了1400元钱。他只用4年时间就创造了从20万到30亿的商业奇迹,他以500亿人民币的身价比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还多几倍。他因为被流氓警察长期敲诈而雇凶杀人。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终究没有换回一命。他就是可能成为中国比尔盖茨的袁宝璟…… 变态辣椒 :从铁丝勒颈到知道用白围巾遮掩,体现了我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19】美国男子被遗忘狱中22个月获赔2200万美元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9日消息,美国一名男子2005年因醉酒驾车被捕后居然被遗忘在狱中长达22个月,在未接受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迫在狭小的牢房里长期忍受孤独的折磨,他为此获赔2200万美元。 【20】马小九 @慈春雷 :马小九是马英九夫妇1999年收养的流浪犬,喂养至今,这只是一只在大陆看都不会有人看的中华田园犬。一日“马小九”咬了马英九一口,马夫人不斥责爱犬,却大声暍斥要自我防卫的马英九:“不准打它!”。长年相处的情谊,让马小九有狗胆敢大咬主人,也让周美青不顾夫婿感受,挺身捍卫马小九“狗权”。 【21】 常识必须被重复,否则它将被遗忘;邪恶必须被惩罚,否则它将继续作恶;正义必须被炒作,否则它将被活埋。( @萧瀚还在说 ) 【22】邓小平答记者问 @济善园之三慎斋 :【邓小平答记者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并回答了她的提问。问答涉及邓对毛泽东、周恩来、江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的评价以及对文革、大跃进、资本主义、国际形势的看法。国内发布版有大幅删减,以下问答全文 http://t.cn/zOvcC7J 是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英文版转译。 【23】邓丽君 1959/1/29 现在这一代人可能无法理解,在许多年前,邓丽君的歌被称之为:靡靡之音。 【24】你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创造,你想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 http://t.cn/zOv2Yrj  ( @喷嚏意图 ) @吴祚来 :记者: 中国人没有能力自由恋爱?李莲英: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现在这个阶段不行,自由恋爱是洋人的方式,自由恋爱不是普世价值,不能给每一个国家人民带来幸福,也许将来中国年轻人会自由恋爱,但那是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现在你乱宣传自由恋爱,我不答应,大清王朝也不高兴,全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7010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卓志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高华创作该书的来龙去脉

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虽然本书所谈论的历史事件已过去六七十年,但还被认为是涉及‘敏感’,及至内地某些着名图书馆也是有我书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尽管如此,国内外、境内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学科将我的书列为教学参考书,网络上也经常有我书的片断的转载,甚至还出现了几种电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学术书籍、论文中,也有许多对我书的引用。由于本书不能进入内地,2003年有读者带入被海关没收,还打了一场官司(按,可参阅李宗陶《“禁书”过关诉讼始末》,载《新民周刊》2004年6月25日)。前几年内地出现了我书的大量的盗版,遍佈全国各地,有读者写信或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宝鸡都见到我书的盗版,我自己在上海街头也多次发现。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我自然不满,但无能为力,非常无奈。”

范泓:傅斯年之死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接替庄长恭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在任上两年时间未到。他的突然去世,对于刚刚失去大陆不久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是一次意外打击。一九四八年三月选出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未留大陆的只有二十人(萨本栋一九四九年一月即逝于美国,未计在内),赴台九人,傅斯年是其中之一,其余十一人包括胡适、赵元任在内皆旅居海外。谁也没有想到,五十五岁的著名历史学傅斯年,竟成为这二十二位“硕果仅存”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傅斯年和尹仲容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关于傅斯年之死,多年以来,存在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即“小钢炮气死了傅大炮”。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以一般的材料即可证实此为“误传”。或许是人们出自对于逝者的敬仰和爱戴,有些人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以下即为一例:    当时省参议员里面有一个郭国基,比较敢讲几句话,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在当年已经是了不得了。报上也就封他一个称号“小钢炮”。据笔者记忆所及,郭国基看到报载有一批仪器未运来台大,这批仪器是教育部的,但郭国基搞不清楚,硬说成是联合国的仪器,而有责备的口气。傅斯年对这个头脑不清却自以为是的人,一时气不过,血压直升,发生脑溢血,立时倒下,一命呜呼[1]。    此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距傅斯年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作者当年系台大学生,与其他同学一样,第二天才从报上得此“晴天霹雳”的消息,“这位深受同学爱戴的大家长就这样离开我们,校园里立时充满了一片愁云惨雾”。惟作者当时不在现场,凭“记忆所及”,一来并不可靠,二来这“记忆”实源于“不确传闻”。实际上,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对傅斯年之死,包括从发病、抢救、至去世,党政要人、学界名流前来探视等全过程皆有长篇报道。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很可能是最受傅斯年赏识的政校新闻系毕业的张力耕。台北《公论报》采访部主任于衡对此有所忆及:    十二月二十日午夜一时十分,台北市大雨滂沱,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程天放、陈雪屏、郑通和等十余人,跟随在灵车的后面,把傅先生的遗体,送到极乐殡仪馆,到了一时卅分,大家才把傅光生的夫人俞大綵劝回家去,然后,陈诚夫妇陆续离去,剩下来的是陈雪屏和几名新闻记者。我们在那里看着一些人布置灵堂,中央日报的张力耕躲在殡仪馆的一角流泪……[2]    傅斯年赏识张力耕,此语仍出自于衡:    傅先生有一次打电话约我到福州街二十号他的家中,他先问我在大学时代念的什么系,我说是法学系。……接着他又问,你看新闻学是一门学问?我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却摇摇头说:他想了很多天,新闻学不是一门学问,最多只能在中国文学系开一门或两门选修课,……他的理论是英国的大学和日本的国立大学,都没有新闻学系。我说在大陆中央政治学校、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都设有新闻学系……。他的答复则是,国立北京大学就没有新闻学系。……斯年先生送我出门时再表示了一次他的意见说:“你不是学新闻的,不是新闻记者做的也蛮不错嘛”!不过我补充了一句,“你最欣赏的张力耕,就是政校新闻系毕业的”![3]    应当说,傅斯年在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省议会倒下的那一幕,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最有发言权。当时傅斯年从台上走下来,正是陈雪屏第一个发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接着,傅斯年就倒了在他的身上:    二十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复,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复,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4]。    此时是下午六时十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现场的记者,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围着昏迷不醒的傅斯年拍个不停,这时惹怒了一个人,就是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他大声喊道:“你们这群残忍的家伙,人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还在抢镜头,拍照、拍照……你们赶紧走开,让医生来接近他……”连震东即连战的父亲。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进行抢救。相继赶来探视的党政、学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世杰、陈诚夫妇、何应钦、程天放、罗家伦、吴国桢、朱家骅、雷震、杭立武、浦薛凤、董作宾、李济、萨孟武、毛子水、方东美、英千里[5]等人。晚上九时三十分,一度有所好转,血压降低,体温三十八度,接近正常;罗家伦见状,劝慰王世杰、陈诚夫妇先行回寓,傅斯年夫人俞大綵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用手帕在不停揩泪。未料,又出现反复,血压陡增,体温升至四十度,延至十一时二十分终告不治。十五分钟之后,陈诚夫妇闻讯再度赶来,傅俞大綵“哇的一声,哭出了声音”。陈诚时为“行政院长”,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    第二天,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第三天,移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人[6]。       (二)       一代学人傅斯年,就这样走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台大数百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先往极乐殡仪馆瞻仰校长遗容,之后来到省议会所在地,里面正在开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派出代表要参议员郭国基出来说明昨天质询的经过。郭未出面,一种说法是他从后门溜走,还有一种说法,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了议场。台大学生抗议活动一直延续下午三时,在省教育厅长陈雪屏的安抚下才散去。    学生抗议之适可而止,其中有一关键因素,就是一年多前台湾大学、师范学院曾经发生过学潮,均有学生被拘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司令部,此即台湾教育史上的“四二六事件”。其时傅斯年甫长台大,对学潮的态度十分明确,一方面是反对,另一方面要保护学生,要为台大创造一个安定的读书环境。事件次日,校方行政会议即决定由傅斯年本人向省主席陈诚接洽,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7]。    当年奉陈诚之命从南京赶往台湾处理师范学院方面学潮的刘真(后为师院校长、省教育厅长)证实,“四二六”学潮期间,陈诚与傅斯年频频接触,因为台大是国立的,时为省主席的陈诚不便处理,惟有尊重台大傅斯年等人的意见[8]。傅斯年在强调司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学生,“一直为台大的美谈,也是他受学生(包括台籍学生)爱戴的原因”(钟博语),但他明确反对学潮的态度在校学生也是人尽皆知。因此,以尊重傅校长生前的愿望,在当时,劝退学生并非是一件难事。更何况,此次抗议的原因十分单纯。    学生之所以群情激愤,最主要的还是受某些报刊对傅斯年之死大肆渲染的影响,使他们在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在某些不确切的传闻中,最能搅动人心的一个细节,就是傅校长是被参议员郭国基“气死”的。而“气死”这两个字,又被认为出于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之口,并已见诸报端,因而让人坚信“确有其事”。傅斯年去世当天,副议长李万居代表省议会(省议会议长是黄朝琴)发表公开谈话,其中说道“傅校长是位真正懂得办教育的学者,想不到今天竟会在参议会弃世,这种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9]。未料,“弃世”竟被听成了“气死”:    把“弃世”弄成“气死”,记者自然要负相当的责任,其实主要还要怪李副议长的不肯好好把国语学好。李副议长在抗战期中,虽然帮助过王芃生,办理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国家有莫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蓝青官话,一直十分蓝青,回到台湾以后,时常演说,外省人认为他说的是台湾话,而台湾人却知道他讲的是国语,妙的是大家都能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因而更使他积非成是,自以为国语说得满成功了[10]。    方言普通话,旧时称为“蓝青官话”,即指不纯粹。那么,省参议员郭国基在质询中到底有没有恶语相向?或者说,心存芥蒂,有意而为之?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傅斯年先生年谱》,还是《中央日报》的现场报道,以及目击者若干回忆文字中,均未有提及;不仅如此,陈雪屏当时对在省议会前抗议的台大学生就有所澄清:    孟真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11]。    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协助陈雪屏一同劝退学生,也明确讲道:    郭国基那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之处,言词也不过份[12]。    参议会质询,大庭广众之下,如若发生点什么,尽在人们眼皮底下;即使陈雪屏、李万居心存侥幸,欲为郭国基遮掩或开脱,大概也不可能。而事实上,十二月二十日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并没有出现学生所想象的那种过于激烈的场面。相反,傅斯年在答复时有点激动,很符合他的“大炮”性格。台大历史系教授韩复智所编《傅斯年先生年谱》中有记载:    五时四十分,他接着陈雪屏厅长上台,答复参议员的询问。当答复完教育部抢运来台存放台大器材处理,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后,他还高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持他们。”之后,他说完“我晚上八点不能来开会了”以后,回头看墙上时钟已经指向六时十分,于是,他慢步返回座位[13]。    郭国基在台湾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并非像大陆某位作家所形容的是“流氓恶棍”。李敖一生臧否人物无数,入眼的人不多,惟对郭国基一直抱有好感。上世纪二十年代,郭国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留学期间,参加台籍学生组织发起的“新民会”,因其经常批评台湾时政,被“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称之为“郭大炮”,他本人参政后亦以“郭大炮”自诩。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参选,以高票当选高雄市参议员,随即参加由市议员间接选举的省参议员,在只有一个名额的选举中脱颖而出,当选台湾省参议员,以敢言、勇于批评国民党各项施政,言词尖锐犀利而著称[14]。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叫作“台北帝国大学”,名义上是文部省管辖的国立学校,经费却要仰丈于台湾总督府,实质上受台湾总督的监督。国民党到台之后,因袭这个传统,名义上是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经费仍由台湾省政府拨发,和其他省立各学校一样,校长要到省议会去接受质询,台湾谚语说“食人饭,凭人问”,就是这个道理。    傅斯年做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接手台大校长后即辞去),参加过“旧政协”会议,以他多年的参政经验,质询他人或接受询问,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到台大后,一次举行有九十多人出席的校务会议,“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是有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自然他应付得裕如”[15]。以朱家骅的评价,傅斯年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16]。郭国基虽也是一门“大炮”,在傅斯年的阵地前,火力未必够足?    傅斯年之死,确实是发生在省议会会议之中。从议会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参议员郭国基对傅校长的质询本无可厚非,即使态度有点生硬,也不能怪罪于他。傅斯年去世不久,郭国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个人对傅先生的敬意,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17]。    傅斯年是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的,郭国基一九六九年参选增额“立法委员”选举的投票日,这一天,正好也是十二月二十日,他在第二选区与吴基福、梁许春菊等人同时当选。此时已患直肠癌,半年未到,复发不治,以李敖的话说是“死在立法院任上”,也应了他本人所说的“赐我光荣死在议坛”,较之傅斯年多活了十五年,终年七十。       (三)       客观地来讲,傅斯年之死,是由于情绪波动引起身体不适,又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突然发病而导致的。接受质询只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是“诱因”,但整个质询并未掺杂任何不良动机。傅斯年长期患有高血压病,而且相当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47年6月下旬,傅斯年携夫人与公子仁轨赴美治病,至次年8月才返国。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则,赴台之前,傅斯年对急转直下的大陆局势,心绪一落千丈,对国民党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对中共又无法接受,这种莫可奈何,以致于让常将“死”这个字眼挂在嘴边,甚至问历史学家姚从吾教授(时为河南大学校长)何时一起跳海?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之所以同意接长台大,固然可以说是他的“公而忘私”,但若不是朱家骅苦心相劝,未必慨然履新(之前代理北大校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回国后一直坚持不就,在陈雪南先生敦劝下,才勉强接受。一九四九年二月,傅斯年对陶希圣说:“我不愿做这个校长,但在这危难中间,我也没法辞。”[18]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一语成谶,朱家骅悔之晚矣,说“有负良友”[19]。    傅斯年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可见当时的心情之糟糕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对他的健康来说,无助于很好地恢复,相反,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如果非要说傅斯年之死是因为郭国基而起,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将他给葬送。既然选择了风雨中同进退,令死而不屈,风骨俱在,最后能交出的只有自己的性命。当时的生存环境与空间实在困苦逼仄和险象环生,而以傅斯年刚直不阿的性格,再加上本来的健康问题[20],稍有差池,出事是迟早的一天,除非,他能挺过来!    《傅斯年先生年谱》中多处提及赴台前后他对局势的无比绝望,此时“死”对于他来讲,早已置之度外:    陈槃云:……“此君乃不知吾心。余绝不托庇异国,亦不作共党顺民。将来万一不幸,首都为共党所乘,余已无可奈何,则亦不辞更适他省,又不得已则退居穷乡。最后穷乡亦不保,则蹈海而死已矣。”    冬,戡乱战事失利,首都危急,先生伤时忧国,加以故旧零落,精神大受刺激,遂有自杀殉国之念。    陶希圣云:“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陈槃云:“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    陈槃云:“……来台之议(指史语所他徙),自孟真师发之。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    先生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具见先生志节之高,盖久有蹈海之意矣。    另有《陶希圣未刊年表》记载:    我到台湾大学晤傅校长孟真(斯年)先生。孟真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不幸孟真此话竟成谶语[21]。    傅斯年到台湾,住在福州街二十号,与教育厅长陈雪屏的寓所近在咫尺,两人时时往来。陈雪屏说:“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2]可见此时的身体已不堪重负,侄子傅乐成教授回忆去世前的真实情形:    他平时向不量血压,因怕得知病情后妨碍工作,他为工作把病撇在脑后。今年春上,血压突然增高,医生亲友无不劝他作长期的休养,但他不听。夏天他又患胆石症,稍见痊愈便又办起公来,最近因钱教务长赴法,使他更为忙碌[23]。    傅斯年是抽烟的人。台大校长每月薪水只有四百多新台币,并不够他的开支,“他把当时最坏的新乐园香烟的烟丝剥开,装在他的烟斗里。更使人伤感的是一九四九年冬天,主持《大陆杂志》的董作宾教授,约他写稿,答应提前给他稿费,他告诉他的夫人俞大綵说,等钱拿到了,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给他自己做条棉裤,而且要厚厚的扎裤脚的,但后来他还是因为棉花和料子太贵,没有做成……”[24]。    傅斯年逝世时,十五岁的儿子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的信,这是全文:    亲爱的母亲:    希望您看到这封信后,能使您鼓起勇气来,为了死去的父亲,继续勇敢的工作下去,我虽然想到,我已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了,但我并不介意,只有想到您已是单身一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才使我深深的感到难过。父亲是祖国所需要的重要人物,但我时常对自己说:人死是不可避免的,终有到来的时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死而悲伤呢?那些已经故去了的生前有丰功伟业的人,都受到后人的赞颂,我确信父亲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定也能受到后人的赞扬,我并不迷信,但是永远没有人能够使我相信人死就是“过去”,人死身体虽然毁灭,骨头虽要变成灰烬,但是他们的灵魂,那里去呢?我确切的感觉父亲正在守护着我们。    这些日子功课太忙,没有时间早给你回信,当我在打字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来到打字间,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冲洗好后,给您寄去。    请告诉我您的生活近况,现在您在教书吗?您的薪水能够维持吗?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您的爱子仁轨上,十二月廿六日          俞大綵是前交通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他们的母亲是曾国藩的长孙女,陈寅恪的母亲是他们的嫡亲姑母。俞大綵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英语系,时为台大外文系教授。傅仁轨后来毕业于哈佛大学。据说,个性很像傅斯年,特别是自奉甚俭,待人诚实厚道。从他十五岁时写给母亲的信中,就能看出傅仁轨是一位特别懂事、内心充满仁爱的人。傅斯年有这样的儿子,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注释    [1] 钟博《傅斯年是怎样的一个校长》,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页39。    [2]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台湾《传记文学》1973年第22卷第5期,页58。    [3] 同上,页58。    [4]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页16。    [5] 英千里时为台大外文系主任,即英若诚的父亲。傅斯年夫人的顶头上司。    [6] 参见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页303。    [7] 钟博《傅斯年是怎样的一个校长》,页37。    [8] 参见陈三井、沈怀玉《访刘真先生谈郭廷以所长》,收录于《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2月初版,页152—153。    [9] 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台北前卫出版社,2007年6月初版,页211。    [10] 赵效沂、洪炎秋《关于李万居与傅斯年》,台湾《传记文学》1972第21卷第2期,页40。    [11]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12]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页59。    [13] 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页302。    [14]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15] 那廉君《傅斯年的故事》,原载台湾《中外杂志》1977年第21卷第6期,收录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东方出版中心,页131。    [16] 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研院史料丛刊(3),中研院代史所1977年5月初版,页742。    [17]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18] 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原载1950年12月23日《中央日报》。    [19] 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页744。    [20] 早在1941年重庆时,傅斯年一度生命危殆,此后病魔一直缠挠着他。他平时只以不吃盐和肉来作抵挡,每天吃一点不放盐的青菜及米饭,有时还吃一点凤梨和柿子。    [21] 《陶希圣先生年表》系其家人所编,至今尚未公开。由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复印于我。    [22]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23] 参见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页302。    [24]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页61。       刊于2011年10月《悦读M00K》第二十四卷   

【喷嚏图卦20111002】他花我们的钱,他还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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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答上海《文学报》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1、 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 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5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傅国涌 |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

2011年09月25日 11:13:48    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傅国涌答上海《文学报》         【许多朋友问起《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现在卓越已经上架,可以买到了。】          1、  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  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  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  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上一篇: 杨子烈在张国焘离开延安之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共识网 | 骆宝善、马勇、张耀杰等: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研讨会全文)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逝世95周年,6月5日至7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在安阳举办第三次家族联谊会,并召开了《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研讨会》,国内不少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以嗜读者。   主持人张华腾教授(历史学家、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研讨会现在开始,咱们的主题还是围绕着袁世凯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主题谈,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由帝制走向共和这样的一个特大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其他的改朝换代,其他的改朝换代就是一家一姓,一家一姓的那种制度从此就被埋葬了,被打倒了,成为了共和这样的政体、国体,这是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一个重大转折,袁世凯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他起的作用,不是其他人物所能够起的作用,所以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一个预演,整整半年之后,我们在这里还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这样题目的一个会,这个会是我提议,然后由马勇先生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近代史所,还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人,还有河南的几个学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我们一起在这里举行这么一个重大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组织情况我们正在进行,今天我们趁着我们袁氏家庭联谊会这个机会,我们稍占一个小时,关于《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这样的一个研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希望所有在会这些先生和女士参加我们12月份的会,半年之后的会,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什么心得都可以提出来,发表你们的高论。   马勇先生是从首都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研究员,他在近现代史上是国内的大家,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这方面有很多的思考,下边咱们用掌声请马先生发言。   马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非常感谢张教授,也感谢袁氏家族联谊会!   今天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袁世凯的会议,而且参加的又是袁氏家族的纪念会,今天是袁世凯逝世的纪念日,今天上午呢,你们去祭祖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看书,我发了一条袁世凯的微博,我说今天是袁世凯逝世的纪念日,昨天和袁氏后人聊天,有一个感慨,袁世凯的三顶帽子已经去掉了两顶,还有一顶没有去掉,其实那一顶2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了,今天早上我查了一下那篇文章大概是04年发的,应该是20年前写的,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今天我把它转到微博上去了。我讲的就是说,和张教授翻译这本书的主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袁世凯最后走向那么一个帝制的一个过程,我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多年来就在想,袁世凯我和他毫无任何关系,但是多年来我和张教授一起研讨,就是想能够尽最大的限度去逼近真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在微博上可以看到,一般地认同一个道理,官方的历史一定是胜利者写的,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现在的历史教科书讲得都不真实,原来给我们传递的消息,像袁世凯的卖国,窃国大盗,现在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方的历史,我们认同的一定是胜利都者的,从这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当然要尽量去逼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点,不是在给袁世凯翻案,历史本身就在那儿,翻不翻都在那儿,而是我们能够怎么去尽最大的限度还原袁世凯,那么怎么能还原呢?怎么能够谈到,袁世凯从原来被妖魔化的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到一个还生生的人呢,怎么把他从鬼变成人,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的一个要点,可能就是说四个字,一句话,只要能控制这四个字的一句话,可能我们对袁世凯的评价就非常简单了,就是“非袁莫属”,那么像这种概念,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能够得到“非你莫属”的这么一个广泛认同,我觉得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只有两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认同,获得过这么一种感觉和认同。一个就是大概1975、1976年的时候的邓小平,当时国内国外也说了,中国的烂摊子非邓小平出来收拾不可,另外一个就是在清末明初的一个大的社会转折时期,国内外共识就是“非袁莫属”,那么如果扣住这四个字去评价袁世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一生当中经历过鸦片战争,经历过戊戌,经历过新政,经历过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的政治动荡,在这里面,可能都能够重新获得不一样的感觉,关于袁世凯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昨天我来正好听到骆宝善先生正在做那个报告,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们补充的也没有多少,我刚刚出了一本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我这里面呢,肯定是不能够回避对袁世凯的看法,我比较认同骆先先的基本判断,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在过去的教科书当中,给我们的概念,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躲在这儿盘算着怎么算计南方,算计北方,拿南方压北方,拿北方压南方,向北方、向朝廷讨价还价,最大限度地索取权力,向南方是用北方的压,不行就打,今天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在想,可能我们过去的观点非常片面了,也就是说并没有进入到袁世凯的内心去思考问题。另外,我在历史的研究当中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小人之心去猜测古人的胸襟,用我们的阴谋论去看待别人都是在做阴谋耍手段,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当时的一种真实的处境,所以回到四个字“非袁莫属”,一定有它的道义支撑,除了他的政治手腕、政治经验、理论的认治,他一定有道义支撑,如果像我们过去的认知的话,讲他在算计朝廷,算计南方的话,那么我想那他一定是个小人,不可能是个正人君子,那么不是正人君子,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认同者,甚至更不可能在帝制结束之后,仍然可以享受这种待遇,我从这样的思路判断,我回过头来去琢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确实在他的幕僚班子当中,不像我们今天的领导人,是一种单轨战略,是单边压制的战略,我们现在遇到了事情,我们的领导基本上是单边项目,没有幕僚了,我们不会做多轨战略,但是我在研究晚清幕僚体系的时候,无论张之洞的幕僚还是李鸿章的幕僚班子,他们遇到重大的事件,一定会做多轨战略,会做出各种的判断,那么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紧接着荫昌往南方走,走到这儿来拜访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部下和幕僚都开始向这儿汇集,当时他的幕僚班底就做了多轨的判断,第一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请复朝廷,尽快地兑现君主立宪的承诺,这是第一位的选择,没有犹豫的,那么在袁世凯的判断当中来说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这是一个幕僚班底中的主流的判断;第二,如果朝廷还不能够做君主立宪的这种事件的话,走到这一步,当时胶着的是什么呢,一个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整个武昌起义的前提就是原来清廷承诺的就是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当时袁世凯的幕僚班底就要改变皇族内阁,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可能这样的话,武昌新军的哗变就容易平息,因为新军的哗变,并不是一次原来意义上的索饷、提职等等,不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次的哗变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要求,为什么有这种政治要求呢?我早晨起来刚发了一篇文章,我们那个时候的军队没有国家化,它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一个国家机器,军队里上上下下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要关心立宪,关心新政,关心政治进步,南方的军人们就觉得,朝廷这边的责任内阁争执不下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发生哗变,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中的第一判断就是利用南方的哗变要求朝廷尽早实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朝廷还不能做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就应该和南方联手,和南方联手去做朝廷的工作,至于我们讲的就是说。共和这个思路,幕僚班底里持这样看法的非常少,包括唐绍仪,唐绍仪是在南北谈判当中就说“兄弟我是赞同共和的”,上来他就讲赞成共和的,但是他谈判的使命和底牌仍然是君主立宪,这个就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要把袁世凯还原成一个人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他对清廷没有什么道德的亏欠,他出山就是为了要实现原来没有实现的君主立宪,为什么我们100年来,我们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觉得袁世凯不是这样的,袁世凯出来是报仇啊,因为冷落他三年,要打回来,摄政王给赶回老家,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明白,那么我今天发表的一篇论文,这几天可能出来,就是1908年袁世凯究竟是怎么给开爵了,这是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袁世凯被我们渲染成那个样子,1908年离开北京的时候差点被害掉,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从天津往这儿跑,为什么后来三年在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北方的朝廷大臣们很多人到这儿来,并没有软禁他,并没有限制他和政界的活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里面关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个,袁世凯有没有在1898年的时候,发生过康有为、梁启超直到今天为止所指责的出卖维新派,陷害皇上,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这个事情,那么摄政王为了哥哥报仇要干掉袁世凯,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就不存在公报私仇,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没有出卖维新派,那么就不存在嘛。这几年我在做的另外一个课题研究,1898年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否认袁世凯背叛维新派的这个问题。我有两本书,一个是《1898年中国故事》,一个是《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这本书刚出来,我还没拿到样书,我里边解决的就是,1898年的时候那一天,谭嗣同是去找过袁世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谭嗣同找袁世凯讲兄弟你帮我,你的新军带过来,把颐和园给包围起来,把老太后抓起来,让老太后把权力交给皇上,我们支撑皇上进行政治改革,袁世凯说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因为新军枪和人是分离的,我们现在的军营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军队的管理也是,我们的枪和人是绝对分开的,袁世凯说,你让我把军队调动起来就能立马调动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上面还有荣禄。第二个,袁世凯就告诉他,你根本就不知道朝廷的格局,你根本不知道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谈判是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里面,但是我们过去100年来不信戊戌日记,我们就认为戊戌日记是袁世凯的幕僚后来编造了一个假的东西,这样的话,过去100年我们就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20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证明所谓告密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是康有为的一个假说,但是康有为的假说也不是他的编造,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说袁世凯的好话,就回头去诬蔑康有为,也不能这么讲,那么这种事情呢,我100年后我能公平地去讲,因为我看的材料比较多,袁世凯、康有为当时看的材料都是一个角落,康有为当时不知道全面的东西,我并不认为康有为是编造的,但是100年来我们就是这么讲的,那么这样就可以证明,1898年不存在袁世凯告密这个事情,我在书里面有很详细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网上也会发表很多。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1908年,袁世凯为什么被开缺,这是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政治发展最好的时候,1908年,《钦定宪法》颁布,袁世凯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清廷的政治发展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了,立马就把袁世凯给开缺了,撤销了一切职务了,这是袁世凯近代史研究当中一个很难解读的问题。那么我这篇文章,我是从几个方面去解读的。   第一个理由,袁世凯是当朝当中的重臣,袁世凯这时候大概是50岁的样子,1908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重臣,这个时候接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班底就是摄政王和他的嫂子,摄政王这个时候的年龄是28岁,隆裕皇太后是40来岁,摄政王是一个没有战功和其他的威严的一个年轻的亲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看到袁世凯被开缺,被撤职,我们没有注意到,和袁世凯同时有三个重臣都被开了,一个是岑春煊,在这之前稍微早那么一点点,还有一个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开端方的理由也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看来很荒唐的,也许当年照相的技术刚传入中国不久,但是端方可能也就是照相的发烧友,他在慈禧太后的丧礼上,不仅作为一个大臣的身份参加丧礼,而且是拿着照相机到处乱照,这个时候,开他的理由就是,你作为当朝大臣不严肃,那么把他开掉了。三个大臣前前后后被开除,那么开除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我解读的一个理由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王朝政治的一般的规律。我们往前看的话,从来清朝几百年,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定在这个小皇帝上来之后,会解决前朝的历史问题,一般而言的话,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个体制已经变成一个,上面怎么换,下边的干部是稳定的,过去传统的王朝政治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我解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袁世凯的开缺和政治变局有关,和重臣地位有关。   第二个理由,1908年发生一次清政府说不明道不白的一个外交大失败,而这个外交大失败又恰恰和袁世凯有着直接的责任,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归属问题发生了问题,日本到了1908年的时候,日本和宿敌俄国建立了一个同盟,不仅是他两家结盟了,而且把英国和法国拉起来了,就是日、俄、英、法四国同盟,他们控制了对东北的开发的权力。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就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引起了东北亚格局的变化,这个时候德国就很郁闷,德国找到了袁世凯,说我们可以帮你一下,怎么帮呢?说我们找美国,我们成立一个中美德三国同盟,用中美德三国同盟去抵消日俄英法四国同盟的问题,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觉得这个思路当然是对的,袁世凯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朝廷去讨论,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还在,那么就在1908年的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就派了吉林巡抚,也是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1908年到美国,出使美国,就是一个秘密外交谈判,就是谈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个外交是非常机密的,当时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外传的可能,就怕四国同盟从中间捣乱,外交的保密做得非常严密,但是仍然泄密了,仍然被日本和英国知道了这个消息。唐绍仪出使美国,日本是他的必经之地,到了日本唐绍仪就走不掉了,就被日本政府缠在了这个地方,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日本人说你就留在这儿,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谈,唐绍仪就说,那你把孙中山他们都赶出去,如果人说好啊,这些事我都给你们办,所谓讲的革命进入低潮,就和唐绍仪这次出使日本有很大的关系,日本都答应了唐绍仪的要求,日本的目的就是把唐绍仪扣在日本,用这种软禁的办法扣你,结果等放唐绍仪到美国去的时候,唐绍仪到美国的前一天,美国和日本达成了一个新的妥协,日本人同意把东北的权益让给美国一部分,拉近了美国共同开发东北的问题。那么唐绍仪到了美国之后,唐绍仪讲我是专门来谈中美德三国同盟的事情,美国人讲你谈什么东西呢,没有这个事情,美国人就否认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不好办了,但是唐绍仪本来就是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他觉得应该有办法,接着在美国谈判,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亡的消息。美国这种实用主义外交的国家,美国人就讲,中国的未来前景政治上是不可测的,那就没法谈了,作为一个外交家的话,作为一个留学美国的外交家也没办法谈了,唐绍仪就灰溜溜地回来了。回来之后,紧接着袁世凯就被开缺,当然袁世凯开缺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出,1908年他被开缺之前的两三个月,说举报袁世凯的折子至少有六个,说他结党营私,说他是政治上对朝廷的一个危险,至少有六份盐官的举报信,朝廷在这时候就顺水推舟,把他开缺了。   所以这种开缺的话,中国当时即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他是承担着一个外交失败的一个责任,从这里面我们才可能解读出来,在老家的三年,他能够那么悠闲的能够和政界自由地往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够理解,这种状况能够解读了这个问题,才能再解读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所以我讲到这儿,我是绝对认同昨天骆先生讲的,他是坚守住了君主立宪的这个原则,一直和南方谈判到最后状态,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顺势而为,顺水推舟,走向共和。如果这样解释我觉得才能够把历史解释得接近于历史真相,就是史实和逻辑才能达到比较的一致。所以我先讲这么一点感想,谢谢!   张教授:谢谢马先生的高见,更深刻地来解读袁世凯出山的那个形态。袁世凯忠君,我还是比较赞同的,体现了袁世凯忠诚的性格;后来皇帝退位,优待条例是非常明确的,后来我们搞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案》,袁世凯把这个约法废了,自己搞了一个约法,他就主张把退位优待的条例写到约法上。这一点,如果当时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封建和怀旧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的话,现在我们再分析这一招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从袁世凯品德上来说,当年我给你优待,现在我掌权的时候,我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一点,更深刻的一点就是名出问题,名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袁世凯不算数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这一招是维系中华民族这个观念是有的。所以对新的约法你怎么去批评,包括把退位条例引入到新约法里去,我现在悟出了这么一点新的体会,就是他对清室的忠诚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点在封建那个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为故主,再说得大一点,我袁氏几世都是忠于朝廷的,就在辛亥革命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走向共和,但是他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辛亥革命谈判的时候,我们承认答应你的条件写到宪法里,让他永远算数。从小的方面说,表现袁世凯的政治品德还是忠于故主的,从更深远的意义,对当时的民族大团结是非常有利的,这个绝对不能从封建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这个解读有的人可能还不认可,我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字,但是给我的博士和硕士讲课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讲了。下面接着说。   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是请教一下骆先生,骆先生昨天说当年的诏书,有张謇的诏书,其实还有一个诏书骆先生没说,这个诏书是一个叫洪述祖这个人写的,唐绍仪还没有南下以前就写了,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爆发没几天这个诏书就写了,这个诏书写完,洪述祖就给唐绍仪出主意了,说你去谈就要谈共和,谈共和以后,袁世凯是大总统,你就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推动力,就是他想当内阁总理。其实这个人一年以后就是参与杀宋教仁的人,二次革命也是这个事引出来的。这是一个诏书,但是罗先生的评点袁世凯的书里面,我没有看出有大的瑕疵,但是关于宋案是不成立的,你的说法是不对的。洪述祖是唐绍仪的人,不是赵秉钧的人,唐绍仪回头当总理的路上,还没回到北京,洪述祖已经到赵秉钧的内务部去要当秘书长了,这个申报上是登出来的,当时申报的说法就是,赵部长说了,这个人是唐绍仪的人,居功行赏,他有功了,就是写诏书干这件事有功了,所以后来杀宋教仁,不是因为他是赵秉钧的人,更不是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人,就是因为他和应桂馨有联接了,因为这么一点证据就证明,宋教仁是袁世凯和赵秉钧参与了,是不构成证据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说应桂馨是什么人,应桂馨是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山的卫队司令,黄兴的兵战助理。在杀宋教仁前一个星期,从黄兴那儿就拿出了六十万,给宋教仁五十万,他自己拿了十万,应桂馨不是光从中央政府那儿每月领一千块钱,黄兴一下子就给他十万,你说他是谁杀的。你那个结论太草率了,这是第一点。   但是你这个诏书很有意义,你说出来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袁世凯当总统的合法性要远远大于孙中山当总统的合法性,因为袁世凯当内阁总理是资政院推选的,就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是有权力选举总理甚至大总统的。南京的都督代表会议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它不代表民意。习近平说的“权为民所服”,都督代表怎么代表民意,你凭什么选大总统,权为民所服,服的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北方政府的合法性远远超过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这是合法性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局限性,我们现在给袁世凯平反,我们还要承认他的局限性,不能说原来是冤枉他,他后来就什么都好,窃国是不成立的,爱国也不成立的,误国不是他一个人误的,他肯定也误了,你去看,他没当总统的时候,慈禧活着的时候,他搞过宪政,天津的咨议局做得最好,咨议局主要是省市来选举的,他当总统的时候选了吗?他推行各省自治了吗?没有。合法的参议院他给解散了,你说国民党叛乱,解散,可以,那你重新组织啊,没组织,原来的咨议局、参议院他都没再搞了,为什么?不就是你想专制。那个时候人家当皇帝了你都想干这些东西,你自己当总统你为什么不干。我觉得当皇帝,从中国的农民开始他都想当皇帝,谈判的时候,君主立宪的时候是真的,后来当皇帝也是真的,他不是不想当,不想当,我跑到美国去,跑到国外去,跑了不就行了吗,他没有嘛。中国需要的是华盛顿,他不是,中国需要的是明治,他也不是,中国需要的是伊藤博文,他也不是。#p#分页标题#e#   你说的“非袁莫属”,1913年就又改了,“非去袁莫属”,他当皇帝的时候,就更进一步非去袁莫数,你当皇帝了,那当然大家压推翻你,当初你信誓旦旦当大总统的时候你不当皇帝,你发过誓的。我们中国传统要讲信用,你发过誓,你后来又当皇帝,不管什么理由,你发过誓,你不可以当,毛泽东那么厉害,他都没敢当,你为什么要当,皇帝是不能当的,这个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我听说马永老师有个想法,要给他当皇帝要给出一个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肯定没办法解释的,袁世凯当内阁总理肯定是合适的,一流的,当皇帝他不合适,他也没资格,而且当初谈判的时候,张謇已经说过,如果非要当皇帝,蛮族不行,我们找孔家,还有孔家呢,怎么能轮到你袁家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内阁总理,凭什么你要当皇帝,这是要合法性的。你后来当美国总理是有合法性的,当皇帝你没有合法性,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也说了,权为民所服,不管是真的假的,这个道理是可以解释的。   还有张老师说的“走向共和”了,什么叫共和,君主专制不是共和,民主宪政才是共和,一党训政叫共和吗?一家人当皇帝不可以,一个党就可以当皇帝吗,孙中山可以搞一党训政吗,历史证明,一党训政比君主立宪、比一家人当皇帝更邪恶更坏。当皇帝的时候,能一下子饿死几千万吗,没有,就是一党训政,一党专制,还是专制,你不是没有皇帝了吗,还是专制,就是要专制,你不让大家选,不让权为民所服,你就是专制。   张教授:刚才的说法对之前的说法有了一定的质疑。   张永东(历史学者、甘肃社科院研究员):   我没什么说的,我主要介绍一下我这个书,我这个书是由国外明镜出版社出的,名字挺吓人的,大家看看啊,叫《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够吓人的吧,咱们谁都不敢写这样的名字吧。   我把这个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七八十年代进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我为什么会写这么本书呢?我最早受的教育也是咱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家里也有一本陈伯达写的书叫《窃国大盗袁世凯》,你听这个名字也够吓人的,这个名字就定了袁世凯是个什么人,我也受到了这样的教育。但是随着我后来进了省社科院以后,当时我拿到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农民起义究竟是推动了历史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发展”,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就面临着什么问题呢,20世纪咱们中国也同样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究竟国家是和平过渡到一个宪制国家呢,还是通过暴力进入到民主国家,这就碰到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两个人,这就引起了我对袁世凯的兴趣。   刚才袁氏后人问我,你写这本书,你是不是跟袁氏有什么关系?我说我姓张,我们张家人替你们袁家卖这么多力,我为你写这本书,我一点科研经费都没有,因为我搞的也不是这个科研,我们地方社科院,你连一分钱都领不上,最后我这本书出了才拿了一万块钱,我说连我的喝茶的钱都不够,我到香港去讲一堂课也比这本书挣的钱多。其实我这本书写出来的时间很早,90年代就出来了,我当时找了几家,我也就是去碰碰,我也知道他们不会给我出。到2005年,有一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课,讲课的时候,我在马路摊子上找到民进出版社,我把地址抄下,完了以后我拷了一个电子本,我在国内的印刷部印了一份,出版社在皇后大道的一个小楼上,我把书稿给了他了,我说你们看吧,我这个书跟国内不一样,我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给了他,他没有半个月,他这个出版社就出“胡锦涛传”“温家宝传”,这个出版社在国外是相当有名的,他就给我来信说,您这个书我们觉得对中国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给你出。这个书就是这样出版出去的。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想讲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书,我这个书里究竟写了什么,我简单讲几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袁世凯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人们泼的脏水最多的人,实际上他干的好事最多,泼的脏水也最多,那么这个脏水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前三个我主要说说。   第一个就是出卖戊戌变法这个问题,大家知道,袁世凯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变法派,实际上他为什么当时突然变卦了呢,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原因,这个书里面我已经详细讲了,当时康有为,英国大使跟他曾经有个协议,他曾经制定了一个和英日合邦的协议,在康有为之前,伊藤博曾经到咱们国内来,慈禧太后早在光绪的边上埋伏了好多人,她早就把光绪的好多事情都知道了,慈禧太后她担心什么事情呢?她担心光绪皇帝和日本人联合,担心这么个问题,这个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作为袁世凯我们想想,袁世凯只是一个手握兵权的人,只是手握一万新军的人,他在皇帝和皇太后的面前怎么办呢?他怎么处理呢?他不可能鼓励他们俩去打仗,伊藤博曾经来的时候光绪召见过袁世凯,袁世凯其实就暗示过,不要听康有为蛊惑,这时候袁世凯给他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要和平解决,所以我们讲,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袁世凯早就跟他讲了,你挑动国家打内战我肯定不是同意的,所以他早早就走了。为什么大家老说袁世凯出卖革新派,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一直在保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他希望皇帝和太后不要打仗,这是袁世凯的中心思想。后来都是编小说的人编的,说袁世凯又回到了天津,其实慈禧太后早在光绪身边安排了人,怕他和日本人合伙,所以就把他弄起来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学术界早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人再怀疑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变法,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说说刺杀宋教仁这个问题,也是不成立的,为什么是不成立的?咱们大家可以想想:第一,袁世凯刚当总统,我干吗要把国家搞得那么乱,我为什么要把屎盆子端到我身上砸,难道他就不知道宋教仁是什么人,他就不知道宋教仁在国民党的地位里是什么,他非要杀宋教仁,我是个大总统,我可以采取各种合法的办法去杀宋教仁,我干吗要采取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杀他呢?这是绝对没道理的。这是我们讲袁世凯绝对不会自找这个麻烦,袁世凯还用很多办法笼络宋教仁,这个大家都清楚,这说明袁世凯不会主动去杀宋教仁。那么有些人讲,那就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杀了宋教仁,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大家想想为什么不成立?你们想想,袁世凯是总统,赵秉钧当时是内阁总理,那么我们知道,当时民国的这个制度,内阁总理是由总统来提名的,当时袁世凯最早提名的是宋教仁,他让宋教仁当总理,宋教仁不当,最后没办法,就让赵秉钧当总理。你们想想,宋教仁他自己不当,你怎么能说赵秉钧他们两个争总理,总理又不是争来的,总统是经过国会选举的,总理是由总统任命的,这就不存在争的问题,你怎么能说赵秉钧杀了宋教仁呢,这个道理是不成立的。   那么究竟是谁把宋教仁杀了呢,我们大家回去细细想想,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绝对不是他俩杀的,我翻了好多历史,我发现宋教仁和孙中山在内部天天两个打架,一个是议会派,一个是暴力派,他俩天天打架,民国一成立,宋教仁得势了,宋教仁进了议会了,孙中山连议会都没进,气得他就跑到日本去,他本来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他把东西都给了宋教仁。孙中山很生气,我临时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现在又把国民党的理事长丢给了宋教仁,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很心领神会的就是陈其美,他和孙中山穿一条裤子,为什么?他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暴力派,他曾经有一次,民国初年,他杀了陶成章,就是因为孙中山和陶成章在建立同盟会的时候,两个人内部闹矛盾,他去把陶成章杀了,陶成章是蒋介石杀的,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吧,实际上他就干了这个事。咱们大家想想,宋教仁死在上海,上海是当时什么地方呢?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上海,陈其美在那里当都督,袁世凯是在北京,杀害宋教仁的人都是国民党的人,哪一个不是宋教仁手下的人,杀了宋教仁一举两得,既给袁世凯抹了黑,又给孙中山出了一口气,一举两得,我这个书把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再说第三个问题,所谓《二十一条》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成立,大家仔细想一下,当时袁世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咱们很理解,1898年中日打了甲午战争,当时中国的海军是全军覆没,是不是这样的,刚刚过了两年,甲午战争刚刚过了两年,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闹得八国联军干涉北京,干涉北京,结果八国联军进到中国,慈禧太后都跑到西安了,中国那点军队能成什么气候。日本人咱们看得很清楚了,日本人在1900年,八国联军初到北京以后,到了1904年,过了四年时间,跟俄国人打了一仗,在东北打了一仗,俄国当年的海军也是很厉害的,它把俄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这就说明日本人当时的军事实力已经升到什么地位,就是说除了英国和美国的实力以外,日本人可以说在当时的军事实力已经升到了第三位。   咱们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我刚才已经说了,袁世凯在1914年的时候签下的条约中,中国革命党刚刚搞过辛亥革命,国家乱七八糟的,你说他敢打这个仗吗,所以我觉得袁世凯这个人特别高明,他考虑到了国家的利益,他权衡利弊,他说这个仗我们根本就没法打,日本人只要山东,山东那么一点地方,如果你要跟日本人打了,那就把半个中国给了日本人,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已经把台湾给了日本了,下一步日本人的口味可不是你山东那一点地方,得把半个中国给人家了,所以我觉得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太英明,他权衡利弊。我的观点得到了胡适支持的,胡适是中国的大学问家,他认为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又拖又拉采取这个办法,为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这个里面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咱们国家老讲俄国列宁搞的《布列斯特条约》,大家说《布列斯特条约》是怎么回事,当时俄国在1918年建立俄国的时候,当时俄国只有莫斯科那么一小块地方,德国人当时要跟俄国人打仗的,列宁就把周围的地方都给德国人了,四分之三的领土都给了德国,在咱们的教科书上写的说,这是列宁最英明的决策,可是反过来说袁世凯,袁世凯为了咱们中国绝大部分的利益,就给了那么一点地方,就说他是卖国的。   咱们再想想,在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一个人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恰恰在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时候和日本人签了条约,他让日本人去打北京,你打败北京,我把东三省都给你,这是有历史可查的。   那么我最后讲一讲称帝这个问题。我觉得袁世凯的问题,我们现在都讲袁世凯称帝,我觉得咱们是绝对犯了错误的,我觉得这个称帝问题是不成立的,我有三点理由,我在这个书里也写得很清楚:第一点,我认为袁世凯的洪宪改制是一种和平和理智的产物,咱们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刚才咱们都讲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换代,秦末的陈胜吴广到现在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秦末的动乱死了两千万人,西汉末年的动乱死了三千万人,东汉末年死了三千万人,到了隋末的农民战争死了五分之四的人口,就是说当时中国只有五千万人,就死了四千万人,大家想想,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搞了个改朝换代,袁世凯的这个改朝换代没花任何代价,他只不过就是议会里的人,通过请求的办法,让袁世凯来改制,这个有什么错呢?咱们大家都知道称帝只有在暴力的条件下才叫称帝,如果不在暴力的条件下不叫称帝,这个称帝的结论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一条理由。   我们再讲讲第二条理由,我认为袁世凯的这个改制,他符合当时的国内的情况,他为什么符合当时的国内情况呢?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立宪制有两种,一种叫共和宪制,一种叫君主宪制。那么现在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宪制国家是什么呢?共和宪制是美国和法国,君主宪制就比较多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和日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君主宪制,它最早也是一个君主宪制,它也经过一个简单的共和时期,经过简单的共和以后,他又恢复了英国的王室,就是英国的查理王又当了国王。最近我们看了英国威廉王子的盛典,全世界5亿人在观看。英国首相叫做卡梅伦,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宣扬英国的摄政行为,我们主要宣扬英国这种制度的优越,你们看看我们英国人多高明,这就叫绅士”,你们中国就是农民小人,人家就是绅士制度,就巧妙地解决了这种制度,让英国和平过渡,没有死人。到了现在,还有好多国家都赞同这一点,好多国家都有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宪制,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二次世界战争佛朗哥搞过一次共和,我们叫做佛朗哥共和专制,后来在90年代,西班牙又经过选举回到了卡洛斯国王时代,回到了远处。   我们再讲一个最近的,比如说柬埔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搞了一次什么共和,最后又倒回到西哈努克的君主宪制,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外国人多高明。我讲的君主宪制有这些典型,现在欧洲好多国家,越文明的过程,很多都是君主宪制,越是非洲的国家,就搞共和,利比亚、叙利亚都搞共和,现在又倒过来想回去,国家天天这么折腾行吗?当然有人提出来,美国人家就没皇帝,你想想美国是什么制度,美国的本身的历史上就没有皇帝,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经过了独立战争,美国就没跟国王打过仗,他就跟英国人打仗,几个州联合起来推举总统,所以人家的共和是通过一个和平的办法解决的。咱们再来看看法国这个共和,也很可笑,法国的共和流血很多,杀了好多人,我看过一个小说,有些贵族的小姑娘都上了断头台了,法国大革命是什么革命不革命的。   我从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要学得理智一点,我袁德袁世凯这个人很理智,其实袁世凯早早就推行君主宪制,在辛亥革命后就主张君主宪制,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孙中山就给清王朝搞了一个优待清王朝的王室条例,不伦不类,但这个不伦不类也好,五百万两的银子买了个清王朝也值得,总比那么多人死了强得多吧。结果这么一个小朝廷,也断送在冯玉祥的手里,这是袁世凯给咱们留下的一个和平的宝贝,和平实验的最好的东西,结果让他弄得一塌糊涂,小皇帝被赶出来,这就把中国所有和平因素都破坏了。当时袁世凯就觉得,因为中国搞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因为中国的情况和英国很相似,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袁世凯的这个想法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这是第二条。   我再讲讲第三条,北京民国这个事情,我觉得袁世凯的共和改制,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争总统这个问题。当时想当总统的人太多了,孙中山想当总统,广东的胡汉民都想当总统,当时有两个大学问家,一个叫杨度,咱们现在知道,还有美国的一个人,他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就给袁世凯讲,你现在这个办法,搞一个固定的,大家都不争,这样的话国家就平稳地过渡,其实袁世凯当时也出于好心。袁世凯他是个大总统,他去当了那么个傀儡,有啥意思呢,难道他当大总统不比当傀儡强多少,我觉得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个人的得失,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争总统的问题,就采纳了这个意见,搞了这么个东西。   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的做法是正确的,大家想想,袁世凯死了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蒋介石为了打倒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他自己讲死了一千万人,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死了两千万人,这是共产党自己讲的,共产党自己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两千万烈士的基础上,还不包括国民党死的人,咱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宪制建立起来了没有?到现在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个外国记者说得很清楚,说你们中国人按照袁世凯的思路建立下去,中国现在比美国都强大,你想想,中国当时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是一个什么呢?是个殖民地移民的国家,中国现在要比美国强大得多。   当然我总结两条,这个里面集中的一点就是袁世凯的和平过渡的精神贯穿始终,袁世凯一直主张国家不要打仗,进行和平过渡。我这本书的最后就讲这么一句话,“中华第一总统袁世凯的和平精神与功绩永存”,我也希望我们袁氏家族的人,能发扬袁世凯的这种和平精神。谢谢大家。   张教授:非常感谢刚才的讲话,有机会我们组织一个专场,12月份可以来我们的研讨会。   范泓(历史学者、南京电视台):   辛亥100年了,让我想起今年1月份共识网在武汉举行的一个“辛亥百年--变与不变”这么一个讨论会,当时全国去了很多学者,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一百年来,中国走到今天,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今天来到厦门袁氏家族联谊会,讨论袁世凯的真相,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马先生的那个观点,我们尽量应该还原到历史本来的面貌,既不能因为过去把袁世凯抹黑的东西还原之后,你把他拔得很高,我觉得对于历史来说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像过去那样去做,肯定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袁世凯在千年变局之中呢,他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个人的看法,我给他的定位是什么?他是个政治强人,所以说1916年的时候,黄君死的时候呢,章太炎送了一个挽联,就认为“无公就无民国,有史必有此人”,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话,如果我们把它用到袁的身上,也是恰当的,就是说在民国开国的历史上,袁世凯这个人是不能忽略的,我们从历史来看我简单讲,清末是一个大变局,当时有两股,我们一般是强调两股政治势力,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革命派就是以孙文、黄兴、汪精卫他们这一拨人是代表,那么立宪派就是以康、梁他们为代表的包括后来的张君劢他们这一帮人。在很多传统的认识当中,把清廷的新政和清末的变法给忽略掉了,我认为肯定是有缺陷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清廷在清末时候推行新政,最后也不至于会走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然后1912年民国的成立,我觉得对清廷的作用,我们一向有一个说法认为清廷推行新政是没有诚意的,我们今天客观来看,清廷还是有诚意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立刻开国会,立刻颁布宪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准确地说是不成熟的。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过了二十几年之后才颁布宪法,你让清廷那么快,清廷已经说九年了,那边就不断地开会进行请愿,所以说我感觉到,袁世凯这个人他在开国的历史上,他当时确实是有他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后来之所以我们考虑到中国变与不变,或者一百年来,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有新的看法,我们认为共和并不是一个对当时的中国的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应该还是回到立宪,可能那个时候中国走得更稳妥一点。但是我们革命党,一直到同盟会成立,一直是想通过暴力的方式把清廷推翻,讲起来它带有民族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反满,他就认为我们汉人让满族人来统治我们?所以说虽然他有建立所谓共和的纲领,但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直接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廷,清廷在当时来说,对革命党并不是太在意的,同盟会05年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将近九到十次起义,基本上都被清廷轻而易举地就给化解掉了。   那么辛亥革命的爆发,我们今天看它是偶然的事情,因为那一年发生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黄花岗”,第二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一直到10月10号的“辛亥革命”,谈到袁世凯,我个人看法是也牵扯到孙中山,如果不把孙中山请下神坛的话,那么对袁的一些东西,咱们就很难去充分地进行一些讨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中国百年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责任最大的,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对孙中山的认识。很多问题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跟孙中山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陈远(历史学家、《中国周刊》副总编):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我从我自己的认识方面说几点:   首先我觉得谈袁世凯,要有几个大方面的认识,先回到“辛亥”来谈,辛亥有几个层面,辛亥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再一个,可以把“辛亥”拉长一段时间来谈,就是从1895年开始,我把它的时间拉得很长,以前和一些朋友也有过争议,这是我自己有一些看法,从1895年到1927年南北统一,再一个从1905年到清朝的结束,我把它分成三个定义的辛亥革命,第一个层面,这个辛亥革命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这个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资源也非常少,没有什么可总结的。第二个,从1895年孙中山创造兴中会,到国民党正式地取得天下,这个是一个革命话语下的辛亥革命,它这个时间段比较长。这个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的资源呢,我个人认为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最重要的是从05年到12年、13年这个时间段的辛亥革命,我认为它是最广义上的一个辛亥革命,就是说从清末立宪开始,到中国走向一个共和,这是中国老大帝国上千年以来,向现代文明,现代的制度开始尝试的一个蹒跚起步。#p#分页标题#e#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所起到的作用,之前也有很多先生提到,他是一个旧人中的新人,在这个变法的过程中,他的推动力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教育改革到经济改革,然后再到政治改革,当时这个材料很充分,他所执掌的天津直隶,在各个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误解,可能大家都被费正清给忽悠了,就是说民国史上有个黄金十年,它是从27年到37年,但是我们要想,这个黄金十年的底子是从哪里打下来的,它是从北洋时期打下的。那么再归根结底地说,它其实是在袁世凯所力主的种种改革的根子在这里,如果我们简单地说这个“黄金十年”,它的表现是在27年到37年,但是它的基础是在袁世凯早期的改革进程中奠定的这个基础。   其次就是袁世凯“称帝”大家说得比较多,我简短说两个认识。袁世凯称帝,从理念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倒退,但是做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理念,再一方面,应该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来讲,当时从民众这个基础来看,有很多电视剧里其实有体现,可能有很多史家不太注意这一点,当时清王朝退位以后,老百姓有很多都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过,没有皇帝我怎么过日子,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民众基础。但是在精英层面,认为皇帝不能再当了,这个精英层面的大传统向社会传统的转变当中,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再有一个,当时国际方面的形势,对国内也有一个压迫,我写过一篇文章,袁世凯他是想利用称帝树立起绝对的权力,然后用这个绝对的权力保证绝对的力量,来和日本对抗。我对他的称帝的认识是这样的。但是从理念上来说,“称帝”肯定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我就简短讲这么多,谢谢。   张永东(历史学家、甘肃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对上面这个小伙子的发言,我还有一点看法,袁世凯是为了建立他的绝对权力,好像这个君主立宪没有他这个大总统的权力大,那么英国的女王没他权力大,英国的女王只是象征性的,这个东西我们要从制度上的权力的互相关系上来理解,袁世凯主要是当时避免国内出现战争,这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想法,我觉得袁世凯在这方面做的牺牲太大了。中国人都是些农民,他认识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好像袁世凯为了建立绝对权力,这个观点不成立。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权力,没有大总统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想想,袁世凯的做法的进步,中国人根本就理解不了,因为中国人习惯了,农民造了反,拉起一帮人,做个皇帝,中国人习惯这样,我是中国人,我可不愿意当奴才版的中国人,我想做一个理性的文明的有理智的中国人,我不愿意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中国人。   张永久(历史学家、作家):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我姓张,叫张永久,参加这个会诚惶诚恐,有大家在这儿,我是不准备发言的。今天实际上我们的观点是很相近的,至少我听到目前为止的几位发言,我感觉观念确实是比较相近的,当然也有小的误差。我五前之前,是学文的,不是学史,文史不分家,本身喜欢历史,后来有个重庆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袁世凯家族》,已经出来了,大家也知道,后来我就写了。当时对于北洋军阀这一块是比较熟,写的过程中,也采访了一些东西,有一年,就是08年前后,我到北京去,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他想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我就跟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说袁世凯,第一,他是个改革家,他是清末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家,他和今天的一个人物比较相近,就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邓小平,非常相近,首先,他们两个都是务实派,没有什么理论的,袁世凯没有什么理论,邓小平也没有什么理论,如果你说思想是理论也可以,但是他没有很系统的理论。第二个三起三落,这是邓小平,袁世凯至少是两起两落,然后就是承受了很多不白之冤,包括邓小平,他是个伟人,但是他也犯了很多不可原谅的错误。袁世凯这个人,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个伟人,他还是犯了错误,包括称帝问题上,就是他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为什么呢,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民智未开,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民智未开,你要是一百年以前的这么一个人做出超凡脱俗的事情,这是不可能,这是强人所难的,袁世凯做不到,袁世凯做得已经接近于完美了,但是他不是最完美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他做得算是接近完美了。   我也不太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一个人一完美就全部完美,不是那么回事,有问题还是说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总结他成绩,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端木赐香(历史学家、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我是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我叫李桂枝,因为我觉得很遗憾,本来应该今天我的书也出来了,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推迟出版了,没有出版成功,要推迟一两个月,书的名字叫《为袁世凯辩护--以保守主义的视角》。为什么要写袁世凯这样一本书呢?本来我的研究兴趣不在这个范围,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直到今天,还有好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江湖侠客类的写历史类的一个学者,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被抹黑的历史人物太多了,不应该那么光彩的人物也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本《袁世凯》,他是国共两党都抹黑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冤屈应该是双重的。   还有一些过分光彩的,比如说林则徐,我在研究他,甚至把台湾的一些教科书,买的时候还很不容易,因为海关要给你没收,所以找台北的商人,然后把高中近代史教材弄过来,我发现台北相对客观,他只用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比如说他干什么事了,他绝对不在后面加一个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中国的历史书正好相反,没有事实陈述,直接上来就是价值判断,袁世凯就是这样,所以说在网络上晃了有十年多,有一次,我就从心理学方面,民族文化、民族土壤方面来分析一下袁世凯为什么称帝,但是有一个高深的历史老师,第二天我就发现他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这是卖国言行。当时我看了很悲哀,我说我要卖国,我不自量力,我能卖得起吗?国是我的吗?那么反过来,我要爱国,我也是自作多情,国还不是我的。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说,连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都在光对价值判断,不对事实判断,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把这本书的资讯已经发在网上了,好多人问我,你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甚至还有好多人,我要骂毛泽东的时候,他们问我你家是不是富农、地主,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恨之入骨呢?这些问题问得我很奇怪,我说你们智商太低了,难道我就弱智到如果我是地主被批斗过我才骂毛泽东吗,我会那么狭隘吗,我说我是六代贫农,毛泽东让富人变穷,让穷人变得更穷,让所有的人没有尊严,难道一个穷人就没有办法骂毛泽东吗?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写袁世凯。   第二个因为他是河南人,历史上有两个人,前两天我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做一个讲座,我开场白就说了两句,我说历史上河南有两个很实在的人,但是历史对他们不太公平,第一个就是赵紫阳,第二个就是袁世凯。我要写他的时候,写袁世凯的人很多,一想就是历史人物,我想把欧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引进过来,在中国一听“保守”就是个贬义词、复辟、倒退,中国是没有保守主义的,所以我引进过来是欧美的保守主义。它的传统,首先就是保守自由,中国有吗?第二个保守财产,中国有财产私有制吗,直到今天,说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中国是没有的。那么我引进来这种理论视觉,我就发现中国国民性格理论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在经济学界,中国老百姓居然相信天上掉馅饼,居然相信一夜暴富,居然可以想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传销在中国,我认为一句话,中国是什么呀?傻瓜太多了,骗子太少。我就跟人说了,只要你想去骗人,那么能骗好多人,中国到今天,好多学者认为这是道德的懒散和智力的下降,这是国民性格方面。   那么在政治方面,没有人注意这个现象,经济上有传销大佬,但是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去看政治学家,中国国民性格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一松就死,一放就乱。那么在中国民族性格里面就发现,中国出现了很多政治传销大王,第一个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居然跟光绪皇帝说给我权力,改革一如反掌,他以为就这么容易,哪有那么容易呢。   第二个是孙中山,他当时给的时间是十年,十年和欧美并驾齐驱,后面还加了一句话,“欧美称呼其”,就是十年以后,欧美就吓傻了,傻瞪眼,咱们中国就发达了。   第三个毛泽东也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继承人,在政治方面,他居然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他跑到门口还不进,要在门口等赫鲁晓夫,中国人居然都相信这一点,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有这样一种情绪,如果老百姓在黑屋子里睡得太久了,你没有唤醒他,很不容易唤醒,他睡得很香,唤醒他以后,他就出于一种暴躁状态,他想一下子就冲出去,那么悲剧就出来了,中国近现代史所有的悲剧,我认为都是跟这种激进的情绪有关,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激进主义,所以这是我引进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到今天都认为袁世凯称帝叫复辟、倒退,叫君主立宪,试问从秦始皇开始到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这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如果能在那儿站好,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为什么袁世凯就不能称帝呢,中国人最信奉什么呢?胜者为王败者寇,我杀你,我把你们都杀掉,他们才听,袁世凯不就是厚道一些,没有杀那么多人吗?袁世凯用和平的方式当皇帝,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袁世凯唯一的不聪明之处就是他不知道,我可以称主席,我不称皇帝,称主席不就行了吗?如果我是他的智囊团,我就给他换个名号,为什么要称皇帝。   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中国直到今天,老百姓的声音,中国现在报纸上所有的东西,那是老百姓自己的声音吗?当时的舆论是国民党控制的,都说袁世凯称帝老百姓不同意,可是你看一下湖北老百姓,当时辛亥革命以后,遭灾最厉害的湖北老百姓,湖北老百姓过年都不让放鞭炮,说袁世凯和黎元洪合作把咱的张振武给杀掉了,可是你研究一下,张振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举一个细节,张振武在北京死掉了,他的一个小妾抱着灵牌到湖北下车了,张振武家里面据说有11个小老婆,而且张振武是革命一成功,据说家里的那些小妾全部是他的女学生,那群妻妾冲上来,跟那个小妾当场就打架,为什么呢?你居然有资格捧着这个牌位,这就是咱们的革命小领们,他的革命是什么呢?不就是一人一个女大学生吗,还不是一人一个女大学生,还是一个人十几个女大学生,你说这是小节,但是大的东西也很多,时间有限,我不愿意多说。   当时张振武他们那帮人,革命以后分脏不均,他们当时很失落,所以自己搞过自己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搞得湖北老百姓过年不能放鞭炮,所以湖北的商人叫邱志平,作为代表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上了这一封信以后,中心思想就是,“共和幸福不用亡国奴”,他们认为你共和共和,对于老百姓来讲,他管你中南海住着什么东西呢,哪怕你胡哥变成胡皇帝呢,只要老百姓过得好,他管你是什么名号呢。所以从政治历史上,君主立宪绝对是进步。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不能直接实行君主立宪,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开明专制,然后是君主立宪,然后往前走,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老百姓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暴烈的情绪,对中国是个悲剧性的东西,到今天一句话,咱们走向共和是另一个版本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哲学方面我们需要反思。   我写这本书里面,我觉得针对学界对袁世凯的不公我提了好多观点,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一些学者啊似乎非得把袁世凯骂成是军阀,首先这个概念,骂得更过分的说他是个军阀世家,什么叫军阀,军阀就是地方割据武装势力,不听政府号令的,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第一个就希望军队国家化,但是国民党捣乱,没有完成,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这个变乱时期,中央必须有权威,特别是在中国,你没有权威就一盘散沙,我认为袁世凯不能定性为军阀。如果要研究袁世凯,从他的叔祖父甲三开始,你会发现我用了一个词“满门忠烈”,特别是保恒,光绪四年来河南赈灾。骆宝善老先生写的很动情的一句话,“他一个人常常苦坐在办公室,神情疲惫,他说如果是天谴的话,我希望所有欠的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加到河南老百姓身上”,最后他自己传染上病死掉了,所以他们家保灵和保恒都是因公殉职的,所以这一点要排除掉,他们家族是满门忠烈的,甚至袁世凯本人也不能定性为军阀,老学者甚至把曾国藩、李鸿章都定性为军阀,我认为不太公平。   第二,现在搞历史,也不需要什么大的高深的理论,甚至平常心,做人的底线就行了,像李忠义、侯义杰,我很崇拜的两个大史学家,但是他们做的价值判断我是很不喜欢的,在他们的标题里面,居然写袁世凯叫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我一看我就着急了,你想一想,不就是高考不成功吗,邻居家的孩子高考失败了,你就指着人家鼻子说不学无术的大草包吗,这是做人的平常心,大家我们的史学家、大家都没有,所以这一点我认为很不公平。   第三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对他的评价,第一他是维新派,第二,他不是假维新,第三,他是个稳健的维新派,如果考察一下,他给翁同和两封长信,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爱国爱民,他跟康有为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康有为是从上层改革,袁世凯是从地方开始改革。我们现在不也是先从地方开始吗,这样比较稳妥。第二,康有为希望杀几个一员的大吏,袁世凯希望把他们安置好,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改革难道不需要这样吗?   最后一个,袁世凯不叫告密,为什么呢?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咱们现在都是改革派,咱们都希望改革,你是一个军区司令,我是一个改革家,我今天半夜到你家,我让你跟我造反,这是一种道德绑架,我没有参与你们的核心机密,半夜敲门都是鬼敲门,你的袋子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要不就咱俩人头见,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袁世凯没有告密,这是过后他们露馅儿了,袁世凯为了自保,这是人的本能,我去补报一下。光绪是个牺牲品,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绝对也是个牺牲品,我认为康有为就是个赌徒,在他赌博的时候,光绪是他的牺

【喷嚏图卦20110826】卡扎菲暗恋着赖斯,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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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慈善组织受捐额剧降近9成!少掉50多亿!据京华时报,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介绍,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捐赠剧减。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降幅86.6%——郭美美,慈善界的战斗机,一颗炸弹炸掉50多亿。 【6】高晓松狱中翻译马尔克斯《昔年种柳》 22日,作家冯唐在博客上公布了高晓松近段时间的工作成果———翻译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的《昔年种柳》,虽然只是开篇部分的5000多字翻译稿,但语言犀利顽劣,很具高氏风采。 看到高晓松在监狱里翻译小说的新闻为他鼓掌。这是一个我不认识却很尊敬的音乐人,酒驾肇事之后,不狡辩,不找人,道歉,认罪,服刑,做了不该做的事之后,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作家苏童如是说。 【7】原来党长的是这摸样   【8】我是人大代表,明天就叫你们统统下岗 @民间新闻社 :【海口李刚连撞七车致死1人,逃逸被抓,叫嚣“我是人大代表,明天就叫你们统统下岗"】。事发昨日上午10时50分,海口市龙昆南路面前坡路段。事故现场十分惨烈,一司机当场死亡,肇事司机脸部受伤,7辆车受损严重。 【9】Never头等舱 @南都深度 :骆家辉22日成都飞北京坐经济舱、拒VIP服务,空姐发微博感慨。而此前骆上任也是经济舱。那何时美官员可乘公务、头等舱呢? @美国驻华大使馆 新闻发言人包日强接受南都 @王星WX 采访时表示,14小时以上航班可乘公务舱,但这要看官员是不是当天或次日就有工作任务。Never头等舱。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我国副部级以及相当于副部级以上人员,可乘坐飞机头等舱,司局级以上干部可以乘坐公务舱。 【10】交通管制在北京几乎天天见到,从没见过这样的 @刘桂娟 :今年五月去美国华盛顿,几个人正闲逛去白宫,忽然街上所有的车辆停止运行,行人也站住等待,我估计是首脑经过要交通管制。几分钟后,警车,警用摩托车开道护驾,后面是几十位残障人士在玩赛车!街上所有的人为他们呐喊加油!我眼眶一热险些掉下泪来,交通管制在北京几乎天天见到,从没见过这样的! 【11】“史上最复杂”天桥 8月24日,成都市区红照壁路口刚竣工的人行天桥准备对民众开放通行。这座“H+Y”字形的人行天桥号称成都“史上最复杂”的天桥。 【12】UFO? @北京天文馆詹想 :8月20日晚不明光团的初步分析报告出炉。要到了 @陈旭Vin 的照片,分别校正了他和我相机的时间误差,使用21:05:30前后的两张照片合成对比,分析计算出了光团的数据。光团中心相对于妙峰山直线距离约710km,方位西偏北9度21分,距地面约180km,应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附近上空。详情见图。   @p型硅 :太原基地的KKV低弹道测试,命中靶弹,仅此而已 @憨豆迷你 :今天下午西安北郊草滩附近惊现UFO!!!就在北三环和新机场高速收费站入口处看到的!!!持续了数分钟!!!我打着双闪,狂拍中.......手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 【中、日、俄连续故障】日本今日宣布,因发现H2A火箭机身出现故障,推迟原定28日发射情报收集卫星“光学4号”的计划。新的发射日期尚未确定。据透露,H2A火箭自毁系统的信号接收器出现了故障。 【13】找女朋友就像买iPhone “一定要在大学里预定,才能拿得到货。等你工作了后再去找,不是没货,就是要求很高价格很高。最后只有两条路,要不买山寨的,要不买二手的。等到你千等万等,终于买到IPHONE4的时候,那说明IPHONE5已经出了。你买到的是没人要的剩女。” @里八神 :三个做头发的女人相当于一个小型千兆网,其信息传输速率足以让思科华为这样的企业羞愧的一头撞死。 最奇葩的请假条总经理批示是亮点 这托也太不专业了,ID都不换…… 霸气侧漏啊…… 【14】日本首相菅直人今日正式宣布辞职,执政仅14个月 @毛丹青 :日本一笑星的twitter引起轩然大波。概要是:“在保险公司工作的熟人问我,你没觉得癌症保险的电视广告变少了吗?我问他理由,他说有份同样的资料正在外资的保险公司内部传阅,说是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癌症发病者增多,所以有关保险不卖了。尤其是从0岁到6岁的幼儿被核辐射,从北海道到关西是污染区。” 【15】把钱藏在瑞士银行也要交税 @郝倩在英国 :富人把钱“藏在”瑞士银行?交税来!英国瑞士达成协议,对英国富人们存放在瑞士银行里约1250亿英镑一次性征税,税额达总额34%。英国仅此一次便可多收三五斗:2013年可入国库4亿英镑;2015年达到50亿英镑。若这些账户没向英国合理报税,瑞士还要另外加税。 法国16位顶级富豪对政府呼吁:应对赤字,多征税款,并从富人开始。法国欧莱雅女掌门,欧洲第一女富豪Liliane Bettencourt在公开信中提出要对政府赤字做出“特殊贡献”,呼吁其他富豪参与。法航和兴业银行掌门人纷纷响应。法国可能对顶级富豪们增收“特别税”。( @郝倩在英国 ) 【16】泰国中下层的社会福利 @王八朝 :泰国中下层的社会福利,每月用电量在九十度以下,是免费的(你没看错,免费);全国的所有公路都是免费的(你没看错,免费);中小学生每天免费(你没看错,免费)提供大约半斤牛奶。 【17】大运之后 @愤怒的华尔 :大运终于结束鸟,连狗都四腿一伸开始休息鸟(四号线市民中心站) 【18】脱北者 @尼说 :有次在去沈阳的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两个男人,一直都是神色紧张,不停的四处张望。后来列车员中途检票快临近时,其中一个的票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们说的朝鲜语我听不懂,两个人把口袋和包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那么大个男人都快哭了。我意识到他们是北逃者,就把自己的票给了他,去了6车厢补票。 【19】选择 【20】看着都痛。( @yadid要做babe了 ) 【21】开学 【22】他给头发整了个苹果 @爱范儿 :这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是苹果的忠实支持者。为此,他给头发整了个苹果Logo,并顶着这发型去了苹果零售店。在那儿,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23】这家伙绝对可以是下一集《功夫熊猫》里的坏蛋 【24】“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诉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 ——毛泽东,1946年 【25】浩然巾 @张泉灵 :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两面国。国人皆有两面。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人一概都戴一顶帽子遮盖后一张脸。最绝的是,帽子叫"浩然巾"。 【26】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开裂 记得电影2012在伦敦骚乱以后有一个方尖碑,也就是著名的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开裂的镜头,本月23日,周二下午,美国东海岸发生67年来最强地震,位于手都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华盛顿纪念碑顶端出现裂痕。两天后,得到消息的乔 布斯决定放弃苹果,当然,他绝对不是买到船票的第一个人! @李光斗 :为什么说2012真的要来?证据链惊天大揭秘:1、连天空管制最严的中国都出现多起UFO,因为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外星人了;2、为什么对康菲渤海持续漏油讳莫如深,因为那是各国在联合打造人类海底避难所;3、拜登访华,为什么要去四川,是去监察那艘大船“造船”的进度。4,乔布斯得到了消息,提前辞职了。 【27】黑洞吞噬恒星 最近,天文学家首次通过美国宇航局雨燕卫星上安装的X射线抓拍到黑洞吞噬恒星的全过程。 图中,一个黑洞在吞噬一颗恒星之后,喷射出大量的高速等离子体。这一现象发生在距离地球39亿光年外的茫茫宇宙中。 【28】中国有多贵 @肖锋 :FT:中国物价即将全球最贵。大陆物价水平已超台湾。深圳快餐已和香港差不多了。2011年7月份猪肉同比上涨56.7%。广东雷州地区猪肉价格已经超过30元一斤,超过美、法等发达国家。法国超市猪肉搞促销时,一公斤不到4欧元,合18元人民币一斤。当然,中国最贵的还是房子,基本上是抢劫。 【29】利比亚男子一声“自由啦!”震撼夜空的呼喊真真地催人泪下 @作业本 :菅直人今天辞职,卡扎菲被包围……每当看到这些层出不穷的消息,心里只有一种想法,就是:国外人民能 HOLD 住 BOSS,而国内13亿人民都被 BOSS 给 HOLD住。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嗨!历史 | 33年前对一起铁路特大撞车事故的审判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 33年前12月16日,陇海东线兰考县杨庄车站附近,发生过一起自1949年以来罕见的 铁路 特大行车事故。由西安开往徐州方向的386次列车与南京至西宁的87次列车发生相撞,造成伤亡324人,其中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中断行车9小时3分,直接经济损失55.4万元。 作者:范泓,选自:《南方都市报》 凌晨3时12分,列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方圆十几里皆可听到,沿线不少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惊起,误以为是地震,纷纷夺门而逃,惊魂甫定,方知列车撞车事故。在当时,这起特大行车事故未允许公开报道,除 铁路 系统内部资料有记载之外,剩下的只是幸存者、目击者或知情人的记忆,媒体未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现场救援资料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郑州 铁路 分局一份相关资料这样记录: 郑州分局郑州机务段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驾驶东风3型0194号内燃机车,牵引由西安到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编组13辆,按运行图规定应在陇海东线杨庄车站停车6分,会让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与人聊天,车进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40公里的时速前进,以致在一号道岔处与时速为65公里通过的87次旅客快车侧面相撞,造成重大旅客伤亡事故。 这是事故发生若干年之后,《中原铁道报》记者王建林在一篇题为《回望 杨庄事故 》(2004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披露的;另有一篇署名刘路、赵智渊的《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纪实文章(2003年3月3日《河南法制报》),以当年知情者的回忆和描述为线索,对列车相撞之后的惨状有一个描述: 368次列车机车拦腰撞上87次列车的第 6节车厢,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87次列车的第7、8、9、10节车厢在十几秒钟之内相继与368次列车的机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几节相撞的车厢与列车主体断开,滚落在道轨外面。长长的车厢像麻花一样扭曲在道轨几米开外,行李架上指头粗的铁条折成了一段一段,火车地板残片横飞…… 此事惊动北京高层。当时国务院总理是华国锋,铁道部长是有少将背景的郭维城,他刚刚升任部长不久,前任是此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事故当天,国务院责成郑州铁路局做好抢救和善后工作,铁道部三名副部长赶赴事故现场。当百余名无辜生命魂断原野,肇事的368次列车正副司机马某与阎某却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先后从昏迷中醒来,爬出火车头,被眼前的惨状惊呆,正司机马某深知一切已晚,仰天嚎啕大哭,副司机阎某呆若木鸡,寸步难行。违章就是杀人,两人一度想找棵树上吊自杀,未果。 “ 杨庄事故 ”对外秘而不宣,铁路系统内部问责未了。1979年10月2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杨庄事故 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向法庭提起公诉。这一天,遇难者家属、郑州市民近千人一起涌向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等待法庭的审理和判决。郑州铁路局举行铁路沿线电话会议,3万多名铁路职工在庭外旁听了审理实况。 此为 文革 结束后的第三年。“杨庄事故”发生的同一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二十多年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这起特大行车事故遂成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河南省第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 两名肇事司机当庭认罪,却也提出了造成此次重大事故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单线行车的中间站在没有隔开时,不能同时接发列车;二是机车质量不良有“途停”。辩护律师在陈述中指出:杨庄车站只是一个四等小站,只有正线、侧线两股线路,没有隔开安全设备。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规定,应禁止同时接发列车和同方向同时接发列车。事故发生当夜,该站同时接发了两对列车,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两名被告未经技术训练和考核,没有获得内燃机车司机驾驶证,此次出乘,完全是其单位的错误安排。 十年 文革 期间,郑州铁路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派性,而且武斗,事故层出不穷。民间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火车好坐,郑州难过。坐在前头怕撞头,坐在后面怕追尾,坐在中间怕腰里插枪(侧面冲突)”,实为动乱年代铁路线上“惊心动魄”的真实写照。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许多规章制度仍不健全,在“杨庄事故”发生前一个多月,郑州机务段0192号机车牵引的54次旅客列车,司机违章作业,险与迎面开来的103次旅客列车正面相撞,对责任人的处理,仅仅是免去职务。“杨庄事故”直接责任人马某,之前曾因违章作业被撤职,复职后仍未汲取教训,终致酿下天大人祸。 “杨庄事故”审判结果,正司机马某被判处有期刑10年,副司机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运转车长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判决是基于案件实情以及郑州铁路局在管理上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作出的,其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铁道部副部长兼郑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被国务院行政记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党委书记李银昌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段长孙建洲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 沿杨庄车站铁路线东行200米,可以看到当年立下的“杨庄事故遇难旅客纪念碑”,人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身边发生过每一幕悲剧,过去如此,今天也这样! (本文参考《回望杨庄事故》、《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等文,以纪念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同胞,特此说明。)

信力健 | 信孚要闻(6.23)毛新宇:爷爷是当之无愧五大家,外加书法家和诗人

1、毛新宇:我给一些青年大学生上课,主要讲主席诗词,他们很感兴趣;给党政机关,就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有企业邀请我,很多企业都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展,真正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能用到。所以,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我越来越觉得爷爷非常伟大。这不是光从我个人的血缘关系去评价我爷爷,从客观历史上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思想家,至少毛泽东当之无愧是五大家。还可以再加上书法家、诗人。 2、6月16日,港科大三位教授离开南科大团队,并发公开信指该校存在“高校去行政化成空谈”等问题。6月22日,南科大学生家长发表公开信支持朱清时和南科大,指三名教授哗众取宠,并称其仓促离校对学生不负责任。 3、44岁的李剑秋原来是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12年前被诊断为鼻炎癌晚期,化疗期间,每次都是唱着红歌,挺了过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她十分感慨:“是红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并称“一听这歌,我就忘了病痛,感到神清气爽。红歌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支柱。” 4、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22日公布,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9621件,结案13984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 5、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汤郎箐小学学生吃饭困难,一日只能吃两餐,天天吃土豆,很多学生没有见过牛奶,有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吃个西瓜”。 6、网友爆料,广西北海市北海大厦推出“特别”买房优惠:在中国共产党生日之际,北海大厦推出“感谢共产党”购房优惠活动。活动规定,凡是共产党员在活动期间购买北海大厦商品房,可获得最低至3.8折的优惠。红军时期党员3.8折,限一次性付款。解放战争时期党员7.8折,限一次性付款…… 7、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苏联解密档案显示,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8、山东省昌乐县事业单位招聘,都是一些普通职位,竟要求全部为研究生以上学历,部分职位还要求必须男性。 9、一湖南诈骗团伙,从网上搜索县处级党政干部的资料、照片,再利用电脑合成“艳照”,2010年7月将48封“领导艳照”和敲诈信件寄给安徽、江西、山西、河北、重庆五地的敲诈对象,有五人共给他们汇去了33万元,合肥一副局长汇了10万元。 10、虽然近年高层一再高调宣示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但民间反腐网站“我行贿了”创建不过十余天,就因“不规范”于日前陆续关闭,网站站长称“网站按规定暂时停了”。 11、财政部有官员否认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称“没听说要调整”,而6月15日设备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媒体发布会上称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并称“各部门对此已有共识”。 12、美国总统奥巴马22日晚宣布从阿富汗撤离美军的“三步走”计划,7月将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3.3万名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驻阿美军的任务从作战转为提供支持;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 13、合肥用4千米长绸缎给芜湖路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全部穿上了金领红绸的“旗袍”,包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梅称,为了迎接党的生日,包河区选择将芜湖路打造成全省首条“红色主题街”。 14、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表示,英国中小学暑假可能会缩短到四个星期。这一教改计划可能让英国中小学生获得全欧洲最短的暑假。他提出的改革还包括将一年3个学期改成6个学期,加长学校开放时间,从早八点一直开到晚八点,并为留下来的学生提供晚餐等。 15、据报道,朝鲜货币改革和住房建设项目相继遭到失败,这导致了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的领导能力遭到质疑。 16、国外研究表明,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会增加患肾结石、肾衰竭及其他肾病的风险,而肾科医生在临床上也多有发现类似病例。美国一项研究发现:不管是加糖或不含糖的碳酸饮料,一天饮用碳酸饮料2瓶或者2瓶以上者,患慢性肾病的风险增大两倍。 17、山东部分银行停止房贷,即便办理,提出的条件也十分苛刻。有的银行就公开以未婚、不是公务员等理由拒绝放房贷。银行的解释是,单身一个人还款,还款能力差。 18、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一名美籍男子日前向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水库中小便的情景被附近的安全摄像机拍了个正着,波特兰市水利局日前决定将水库中蓄存的800万加仑(约合30000立方米)的水抽干,经济损失达3.27万美元。 19、“你们在被尸体里流出的血和体液淋湿的地面上走过吗?我每日如此。你们见过因为吃尸体而变得肥头大耳的老鼠吗?我每天都会见到。”现年55岁的脱北者Lee Su-bok讲述北韩监狱内骇人往事,其被收押在北韩咸镜北道会宁市前街教化所时,负责处理尸体。 20、《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微博热”:这是一个观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实时检测系统。作为两年前才引入的“舶来品”,微博在中国的扩张速度令世界颇为惊讶,不仅因为它直逼twitter的用户数量和商机,更在于它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思想形态和社会面貌。 21、@网友:有人给我们戴上仇官仇富的帽子,说我们见不得人家有权有钱,羡慕又妒嫉,所以才这么愤怒。我说,你错了!我们不仇官--我们仇的是不能选择,不能监督,不能弹劾,不能批判。我们不仇富--我们仇的是,靠关系,靠背景,靠垄断,靠特权。 我们仇的是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请别搞错! 22、洪晃:如果我们可以唱红,是否能够真的告诉年轻人,文革那些岁月在中国都发生了什么?是否能把那些剃阴阳头、游街、做飞机式、等等照片都拿出来晒一下,难道我们真的想回到1968? 23、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说:“限购就像是给病人做手术要打麻药,但是打麻药以后,医生要赶快做手术啊,结果医生干活太慢。但病人又快醒了,就再打一针麻药,但究竟要限到什么时候?” 24、加藤嘉一《“卖国贼”与“爱国贼”》:“爱国贼”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换句话说,“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卖国贼”和“爱国贼”的相同点是其言行的实际结果——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同点则是其言行的主观出发点——卖国还是爱国?天经地义,“卖国贼”比“爱国贼”更加恶劣,毕竟是主动企图出卖祖国,背叛祖国的同胞,那其恶劣是较高限度的,必须承担最高限度的惩罚。但不管卖国贼的行径有多么恶劣,它是少数。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 25、@范泓 :昨天中纪委官员称:仅2010年全国就有超过14.6万人受到所谓党纪政纪之处分,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背后所犯究竟是多少钱款或其他,简直让人无法想象。试问在一个国家每一年就有这么多的官员触犯法纪,执政者的前景何在?更何况,这些只是可以查出来的,而那些“隐而未彰”的又是多少呢?没人能告诉我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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