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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姜希伦: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及其启示意义

  中俄两国在20 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 “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20 世纪末中俄两国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开始了改革。30 多年过去了,两国走过了截然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以10. 7% 的平均速度,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

秦晖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一)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发表于2011-10-26 南方周末)

秦晖 | 再议“告别革命”

    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本文节选自《财经》

纵览中国 |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通信一扎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进入专题 : 薄熙来事件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记者胡立/      原编者按语 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镜》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用政治学上的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一种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国家主义倾向,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借助于广场上的民粹主义造势,当权者会上瘾,会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 如果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后果会非常严重,这种坏的前景是客观存在的。重庆的王薄事件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警惕。      地方一级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客观地说,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更大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看到过他手持小红旗在主席台是挥舞的相片的中老年人,会立即想起文革当时的景象。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在中国革命政治文化中,从“左”方面的打人,打政治对手,天然具有政治至高点,是最容易成功的。也是最可怕的。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民主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官僚科层制优点很多,但从历史上看,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让最没有想像力的人,占据了最需要想像力才能解决问题的位置。尤其是危机时期,这就非常危险。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薄熙来事件   

共识网 | 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萧功秦答记者问   记者胡立   原编者按: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从政治学上的一种 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会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民粹主义盛行,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前景是存在的。    地方一极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Co-China周刊 |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在面临近代以来更强大的西方挑战,并陷入深刻民族危机以后,它所为一种不定型的,具有群体性心理基础的社会心态,聚合在集体无意识中,不自觉的但持续影响人们行为选择。人们并不一定理性地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却受着它的支配与左右。”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blog.163.com/[email protected]/blog/static/12209100820128145829517/ )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78期,周刊下载:    

爱思想 | 萧功秦:民粹主义崛起的三种前景

萧功秦:民粹主义崛起的三种前景 进入专题 : 民粹主义         中国民粹主义土壤深厚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泛滥?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进行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无数同质化的个体处于游离状态,由于缺乏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趋向。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mass society)。历史上的法国、德国、俄国,尤其是中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和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社会学者认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民粹主义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百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消,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制衡、抵消与削减,但在集权官僚体制控制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在接受信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大体雷同。在遇到同样刺激时,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以右翼自由主义“颜色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颜色革命”、“平均主义”,或新极权主义?      第一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各种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进入“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后,所有问题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民主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政治改革来挽回在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民众的迫切要求,政治“革命”引发无政府式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引发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集团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清王朝在社会压力下被迫筹备立宪,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被激活并释放出来,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帝制结束后,中国选择了当时环境下缺乏操作性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结果是政府无力、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失败的右翼激进革命。   第二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也试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民众。正如先前已经分析过的,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不乏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支持原教旨的极左思潮,中层也有要求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感到失意的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可能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进而挑战现存秩序。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开明改革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坚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出现社会革命,决不是回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   第三种危机是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近代中国有一百多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近年来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如果一旦陷入经济危机,或与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过有偏向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的屈辱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方便的发泄口,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的发展受到挫折,最后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在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在经济危机中,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挟持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现在国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过去恰恰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以及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事实上,在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与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十分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时,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产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在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你死我活”的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敌我对立的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文化,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爱思想 |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进入专题 :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按:钓鱼岛之争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作者联想起“九一八”前后中日各方关系的结构:日本少数极右翼挑起事端,占据了日本“爱国主义”话语至高点,中国虽然是弱国,但国内高调民族主义出于义愤,而对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不得不保持国民革命王正廷“革命外交”以来的高调立场,中日之间出现持续的硬硬互动,相对温和的日本外交官与文官政府纷纷被主战派机会主义者取代。随着极右翼的战功胜利,日本中间派民众越来越向极右翼好战派靠扰,军国主义如鱼得水……。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学一点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的智慧:“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忧虑,现将三年前的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出来供参考(本文已收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值此历史关键时刻,通晓中道事理常比高昂的激情更重要。      原文导语 :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形成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作为超大型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特点.而近半世纪来中国政治文化与高调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民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条件下崛起的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表现方式和发展态势,与作为刺激源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挑战与压力的强度有关,也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自秦汉以来,天朝帝国优越感就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特质对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因而也有着潜在深层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也往往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个性特点与心理倾向性。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高调性现象。自清末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来,危机压力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士绅精英与民众中,表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的高调性与激进性,这些特点不但在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条件下,而且在北伐以后,国家完成统一而仍然处于弱国地位条件的民国初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历史选择,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士绅中,以后在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的民间与官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历史选择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优势话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国时期的外交路径与政治取向。   必须承认,这种激昂高调的民族主义对于聚合人心,动员大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可以说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但另一方面,它却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下面,作者试图对近代以来高调民族主义的特点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清流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士绅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与态度。用清末义士唐才常的话来说,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者看来,选择是否进行战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绅以高谈“主战”来体现其爱国的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战与不战,是体现政治上的道德与邪恶的试金石。只有勇于迎战列强,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其次的问题,甚至未必却并不在清流党人的考虑之中,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来,战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军事理性主义的世俗盘算,而是道德与人心是正,还是邪才是关键所在。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清流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热情与民族大义的理念。   这样,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中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特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绅阶级中,深受危机压力而产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过主战论的大言高论而得以“理由化”。这种泛道德主义态度与思维方式,已经无形中渗透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日本主战还是谈判,成为判断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清流民族主义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清流民族主义的优势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滑铁卢”之战,是中国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由此影响了一百年中国民族的命运,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英国的当政者在天津条件之后,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那么西方各国也完全可以把中国当作任人斩割的印度一样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从此激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转变为瓜分政策。它们步日本后尘积极参与对中国侵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他们的表现特别亢奋。   从此,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民族危机时代,也开启了我们民族二十世纪苦难的命运经历。中国陷入亡国的重大民族危机,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与清流党为代表的高调而又虚骄的“大国”优越感、泛道德主义大言高论、群体信息的贫乏而形成的激进思维的同质性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危机时代形成一种虚骄的激进的强势民族主义。      二 民国初年的高调民族主义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再次重新统一,民众也由于爱国激情而显得充满力量,但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弱国。当时的相当一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人们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既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今又统一了,于是油然产生自我放大的、“国力强大”的主观感受。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交炽着要把长期所受屈辱一扫而光的深层心理,油然而生,人们心中充满了一种虚幻的大国感。对于我们一个在文化上曾经有着历史上传统的优越感,而在近代深受屈辱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油然而生。   日本在袁世凯当政时,曾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社会上可以说充满对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社会上流传着“咱们中国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可以说就是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再次体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国人中有着广泛的表现。对于新生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是民族主义,亢奋的高调民族主义,在新生的国民政府看来,无疑是“民气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为巩固自身权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民间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力量两者相互激荡。高亢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政府与民间相互激荡。但国家实力却不能与之相应的发展。   国民政府统一以后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张了中国主权,但确实也存在着高调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代表的“革命外交”,其宗旨是在短时间内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收回海关,收回法权,并将进一步收回租界铁路及其他权利。王正廷在30年底给英国的备忘录中声明,要求在在31年2月前中国决定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他声明,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即使全世界为此与中国宣战,中国人也可应付并达到目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此前,1929年7月强硬派政友会田中内阁辞职后,稳健派滨口雄幸组阁,外长由币原担任,币原外交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现状抱同情态度,愿意放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绝对日本文官稳健派的作任何谈判上的让步。此时的日本相对开明的文官政府已经越来越受到对外扩张的强硬派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执行币原对华协调政策的谈判代表佐分利贞男,在内外压力下自杀,王正廷曾在事后收到佐氏的极机密遗书,信中再三告诫王氏,如果中国不让步,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反感,信中还特别提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爱思想 | 萧功秦: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萧功秦: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进入专题 :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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