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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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 | 蒋方舟:我从不后悔讲出它

文章原标题为  蒋方舟:对于我所遭遇的骚扰,我从不后悔讲出它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18年7月25日,知名媒体人章文被爆强奸并恐吓女生,随后,蒋方舟公开发声,讲述了自己被同一人骚扰的经历。...

思想国|蒋方舟: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文 |蒋方舟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很多年之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国家驱逐,在异乡写作,用笔写下对祖国的爱与憎恶,审判喂养自己长大的所有谎言。 这个小男孩可能是很多作家,他也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蒋方舟:五十年前的这一天

@蒋方舟:五十年前的今天,老舍投湖自尽了。或许对这日子敏感的只有出版商吧——因为终于过了著作权保护期。但我还是写篇文章,希望更多人了解老舍生命最后的两天。

新浪博客|蒋方舟: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血的神话》谭合成著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调查,之后完成此书。 叙述以一条河流开头。道县人爱吃活鱼,商贩往往早早地就在穿城而过的河流旁边等待着捕鱼,1967年,鱼变得异常肥大,十几斤的大鱼经常会翻白浮在水面上,可没有人去打捞,因为这些鱼都是吃人肉胀死的。...

蒋方舟 | 纪事中国2013(未删节版)

蒋方舟 /文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 :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 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 、 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 、 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 可能 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 “ 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 的 则是如何平滑 地 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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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 盘点中国2012

2012年快要结束,难道这就是末日到来之前的平静?全球迎来大选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要经历换届,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历史处于节点,而生活在别处:韩国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有超过四亿的点击量,音乐一响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欢,这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预见不到的无聊。...

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来源:蒋方舟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e851.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686/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22, 09:51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蒋方舟:相信爱情 蒋方舟: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 方舟子VS铁道部,铁道部你涉嫌造假 蒋方舟:关于LOSER 和WINNER 标准问题的讨论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方舟子讲述遇袭前后:民间打假承担风险不应该 (@yixieshi) 评论:遇袭的不止是方舟子 (@yixieshi) 方舟子:唐骏躲在后方搞公关 (@yixieshi) 《财经》编辑遇袭 可能与方舟子案有关 (@yixieshi) 优秀项目推荐:跟单通、百度网盘、热地带、迅雷方舟等 (@yixieshi) 无觅

蒋方舟 | 珍稀物质荷尔蒙

                                     蒋方舟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在上初中,不记得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古巴的一个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以及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的童年对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十二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性荷尔蒙和爱情无关,只和性成熟有关。被称为“早熟”的我,如果按照荷尔蒙的标准来推算,反而晚熟了。在那个被迈克尔·杰克逊弄得血脉贲张的下午之后,我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开始矫揉和扭捏,知道大脑里总是让人恼怒地源源不断分泌、让人脸红傻笑的东西叫做荷尔蒙。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三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烬。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一百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还是人变得现实了,知道荷尔蒙是不可靠的。人大脑中分泌出令人陷入爱河的那三种物质,目的是让两人干柴烈火,交配生出载有双方基因的后代。可这三种物质终会消失,因为从概率上来看,只有交配得足够多,才能试出最好的基因组合,有最好的后代。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人的生理结构是拒绝“从此幸福美满生活在一起”这一种结局的。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二十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用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蒋方舟 | @张爱玲

                              张爱玲你好: 那天又想到你,是和人谈起胡兰成。       话头并不是从胡兰成而起,而是从一本叫做《在德黑兰读 》的书开始。伊朗女学者阿扎西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的祖国伊朗教授西方文学,她因为不愿意戴着面纱上课,辞掉了在德黑兰大学的教职,邀请了七名女学生,每周四到她家里贪婪地阅读英文经典。她为女孩子们选定的阅读教材有《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在个人自由受到强烈桎梏的大环境下,如何通过启蒙自身,来改变所处的世界。而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却是当这些秘密阅读小组的妙龄少女们读到亨伯特,忍不住震颤和心动,“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仿佛亨伯特在舌尖所含的是她们的名字。 忽然就想起了胡兰成,像所有的张爱玲迷一样,我也很讨厌胡兰成,不解你对他的深情。亨伯特和胡兰成一样,其实是非常丑恶肮脏的人,内心有永远也见不得人的一面。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魅,祛不了的魅。比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就是很明显地在胡兰成语言的操控之中。 不同的是,在对女人永不停息的追求上,亨伯特有种自知的病态,胡兰成却视其为天下最正当、最美的事业。 胡兰成在给人的信里写: “……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 我看了,觉得比旧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毛病还要令人憎恶。因为除了风流,还有一种临幸天下的滥爱,自视为上帝、“文人中心主义”——我生气,也是因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知道他和你的故事,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他顾盼生姿的样子。 如果我事先没有这种心理防御,恐怕也很难抗拒胡兰成的魅。 因为你无法把违背社会常理和道德的职责施加给他,他自己有一套标准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比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前一晌我看了电影沛丽,沛丽是一只小栗鼠,洪荒世界里雷火焚林,山洪暴发,大雪封山,生命只是个残酷。它随时随地会遇上敌人,被貂追逐,佯死得遁,而於春花春水春枝下,雌雄相向立起,以前脚相戏击为对舞,万死余生中得此一刻思无邪的恋爱,仍四面都是危险,叫人看着真要伤心泪下。众生无明,纵有好处,越见得它是委屈。文明是先要没有委屈。” 他把整个文明的概念,落在一只惊惶的老鼠上。把那些庞大的词汇,都浓缩成一个楚楚的“委屈”。虽然我们明知道文明是个庞大复杂的概念,绝不是轻巧的“不委屈”几个字,但是却不知不觉接受了胡兰成的说法。他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语言,以及评价万物的体系。你永远不能指责他错了,因为标准是他定的。当你去评价胡兰成时,就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参照他的标准,使用他的语言。 胡兰成的这套标准柔情而委婉,所以让人容易沉迷不能醒。 阿城也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给陈丹青,他在胡的文章中看出了杀气。杀气是藏在一团圆融温柔的香气中吧。连阿城也只找出了一处破绽,说他“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 最喜欢的你的书,并不是你二十几岁才华横溢期写的小说。而是一本没写完的《异乡记》。这本书只有三万多字,记录了1946年你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 看得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看你平淡地叙述出自己不那么体面的经历:“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围城》里也写到过知识分子逃难的狼狈,但是下笔要克制保留很多,钱钟书嘴角总有一抹嘲弄的笑,要与这乡间的生活拉开距离。不像你诚实得近乎残忍,几乎漫不经心地横刀对自己剖腹,露出惨淡与不堪来。 你流产(抑或是堕胎)过,《小团圆》里写自己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男胎儿,肌肉上一层淡淡血水,大大的双眼突出。这一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如同排泄物一样的胎儿被冲入排水道。性、虐杀、暴力拥挤在一段让人心碎的记忆中,你却有耐心细细地回忆和描摹这画面。 你对自己狠,也不饶过别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的故事。傅雷爱上了学生的妹妹,一个美貌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妻子朱梅馥善良浩荡如菩萨,包容怜惜丈夫一切的暴戾乖张。傅雷和女学生相恋过,最后没能在一起。女学生把故事告诉了你,大概也期待你能写成个如泣如诉的悲歌,岂料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并不是唐传奇,甚至不算是一段世说新语,而不过又是一段自欺欺人。虽然傅雷在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几个月前,才刚写过文章,夸赞你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可是你并没有领情,笔下的傅雷不是唐璜,而是个神经质的虐待狂。 评论家柯灵曾经写过著名的《遥寄张爱玲》来怀念你,满怀深情怀念你的才华。在《小团圆》里,你却毫不留情地写了当初是怎样被他在公车上调戏的:“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荀桦(原型为柯灵)乘著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著点点头,没跟著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 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而都非常孤独寂寞。胡适先生的处境大概比你好些,也帮了你许多。你当时住在救世军办的宿舍里,性质和待遇就和收容所差不多。 胡适先生来看你,两人往黑漆空洞的客厅里去,胡适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儿,一路出来四面看看,仍然满口说好,分明是没话找话。 你送他到台阶外,天冷,你没穿大衣,却也和胡适先生在凉风中站了许久。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刻薄的笔力并没有捅破和揭穿什么,即使内心清明,最后仍然尊称胡适先生为“偶像”。 对亲人和至交,你甚至都没有那么友善。你后来和好友炎樱断交,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后来的通信里,炎樱问你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她,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你的弟弟张子静,你在《童言无忌》里说他“实在秀美可爱”,听到别人说他种种不成器,你则比谁都气愤。他后来向你寻求救济,你却分文不给,以至于他也写书诉述你的冷漠。 “任是无情也动人”——不相干的人恐怕会这样说你,相干的人则只觉得无情。你却说自己“所有人都同情”。我想到有人曾经问徐梵澄先生,说鲁迅为什么这么刻薄,这么好骂?徐梵澄先生说:“因为他厚道。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 角度不同,冷暖自知吧。平常事物,你比别人更早看到更深一层的苦难,急急别过脸去,人说你无情,其实是同情至深。 你遇到胡兰成时23岁,我遇到你时7岁,如今也快23岁了。先是看你的文章,然后研究你的人生,时而背离,时而叛逃,时而万有引力一般地靠近你的人生。 你说生活像你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你被时代推着走,只能从后往前推测人生的结局怎样才能美满些:若没有爆发战争,若留在了大陆,若没有逃到美国,若晚年回到香港……全是一堆无从选择的选择题。 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亦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蒋方舟                                                     2011/12/22 凌晨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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