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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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义电子报|沒有元朝,只有蒙古殖民的一百年

歷史的错不是我的罪 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列為中国的民族英雄,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英国《泰丵晤士报》以及各大著名歷史学术网站发佈文章 《Outrage as China lays claim to Genghis Khan》,以批驳中国史学界的恶搞。 歷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的歷史都是当代史。...

东网|乔木:谁的意识形态有危机

我认识的某位大学领导,给全校师生做报告,题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与中国的崛起”。有意思的是,这位领导刚把唯一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而且私下表示,希望孩子将来能在美国发展。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这位领导的意识里,美国肯定不是危邦,否则他不会让骨肉前往;相反中国可能是乱邦,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在此久留。中国现任领导的孩子不好说,就说倒台的薄熙来,本人在国内唱共产主义的红,安排妻子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买别墅,送孩子在美国留学不归。比薄官更大的周永康,自己在国内指挥政法工作,抵制美国的意识形态,同时派儿子到美国卧底,并来往于中美之间做生意。他们顺利的时候,搞一家两制。万一碰到危机,就像唱红打黑的干将王立军一样,首先想到的也是往美国领事馆跑。因此谁的意识形态有危机不是很明白吗?中共十八大说,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别总说正路邪路那些莫明其妙的话,人民要求简单明了,你把你家孩子往哪里带,就把百姓往哪里带。你们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民主国家,却告诉我们民主是邪路,鬼都不信你们!”用《独立宣言》概括,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和现在满大街张贴的中共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一致。而且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想通的,说美国意识形态危机,不是相当于自打嘴巴吗?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政治价值观,它不是大街上的广告、领导人的讲话和宪法中的条文,而是宪法中规定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在现实中的体现。它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有先进的意识形态,又拥有最有钱的政府、强大的武装、听话的媒体,为何还整天担心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既然先进,战无不胜,为什么不去渗透别人,反而是相同制度的小伙伴越来越少?中国在文革后陷入严重的危机,正是由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走出危机。这其中西方的思想、技术和资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当中国有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却重新走向老路,反西方,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公民社会,限制新闻自由,拒绝选举,排斥200年来人类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背离30年来让中国焕发新生的经验与活力。尽管标榜三个自信,却是极度的不自信,只能靠二杆子来统治:军队的枪杆子和媒体的笔杆子。为了从思想和信息上控制民众,更是筑起臭名昭着的互联网长城。可是看看现在仍存的万里长城,历史上没有能保住一个专制王朝;想想坚固的柏林墙,最终被民主和自由的力量摧毁。真要自信,就应该像80年代一样,容许政治改革的讨论,恢复那时提出的逐步扩大直选的路线图。只有敢于选举,才是真正的自信。权力民选,还政于民,才能走出目前高压维稳和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轮回。只有选举,民众才能行使决策权、监督权,才能还利于民,享受到被权贵阶层席卷的经济增长的红利。意识形态有危机不可怕,承认危机才能自救自强。可怕的是掩盖危机,自欺欺人,折腾国民,惊扰世界。大国真要崛起,一定是意识形态有吸引力,价值观有感召力。2008年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开播仪式,全球直播,在这个借奥运宣扬大国崛起的场合,央视主持人出轨被妻子现场揭穿,其妻引述了一句话:中国在输出自己有吸引力的价值观之前,很难崛起成为真正的大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不解决,即使崛起了,也会像历史上的蒙古帝国、苏联帝国一样,难以持久。或者像德国、日本一样,禁锢思想,独裁扩张,虽得逞于一时,但难免垮台覆亡。最终还是依靠民主化重生,和平崛起,国泰民安。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移民, 意识形态

东网|李宇晖:拔毛仍然任重道远

一个凶恶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在死后保持一定数量的粉丝,光靠成功学观念是不够的。我认为毛仍有两个方面的神话没有被知识界彻底清算,一个是历史地位神话,另一个是理想主义神话。一些人认为毛虽然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但是他留下了很多著作,因而具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些人认为毛的「错误」是因为其过度的理想主义,「好心办了坏事」,即使结果可商榷,理想主义的情怀仍然令人钦佩。相信这两种神话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墙外楼 | 秦晖:大国、强国、现代国——关于“崛起”的讨论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去年一部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国人对大国、强国的讨论。有人说强大的政权对全球性的影响力是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富足的经济才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国崛起》是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它解读了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并探究了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

信力建 | 中华根系的四次巨创

作者: 信力建   中国历史连绵五千年,延续至今,也真算得上人类奇迹了。然而,这棵巨树虽然至今仍在矗立,然而其根系却屡经摧残,饱受沧桑,可以说已是面目全非。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来梳理一下这一根系遭受的巨大创伤。 第一次创伤,当数西晋后期出现的“五胡乱华”。公元前35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时期,主要的五个胡族为:匈奴、羯、氐、羌、鲜卑,此外还包括丁零、乌桓、卢水胡、巴氐、铁弗(鲜卑化的匈奴和其它民族的杂合)、和夫余别部和入侵辽宁的高丽、九大石胡的一些远迁部落等等,当时因各种原因迁入中原和关中的胡族达五六百万之多。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期,在中原地区前后有七个民族建立了二十几个政权。这一时期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此一时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倍受欺凌身心俱困的艰难岁月。我们不妨聊举几例: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正是“八王之乱”之时。幽州刺史王浚引进段氏鲜卑来对付成都王司马颖。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发现后,要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冉闵攻陷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可谓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据晋朝时期的《晋.江统〈徙戎论〉》,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后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如果胡人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会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会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人杀掉,而不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几不到的胡人融入北方汉族,汉族就会像其它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亡族。这是中国古代史中知识分子都不愿太多论述的大黑暗时期,秦汉人民创造的灿烂文明被摧残殚尽。这个时期延续了近五百年,连年的混战与屠杀,没有任何文明积累,延迟了中华文明发展何止几个世纪! 第二次创伤则是是唐末出现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在中原政权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南方相继或者同时地出现了前蜀、后蜀、楚、吴、闽、吴越、南汉、荆南、南唐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并称为“十国”。除此之外,还有岐、燕、赵、北平等“半割据”政权,以及雄踞东北的契丹(947年改称辽国)。五代十国大体上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但是以“使”名官者很多。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置不常,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虽然臣服于五代,但是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枝政策。外交方面,唐朝时胡汉融合,外族陆续入住中国四周。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出现了一些外族国家,例如沙陀建立五代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等。而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南下灭后晋后建辽朝。其他还有党项。这些都对宋朝的国际局势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时期。往大了说,纵观中国古代史,由汉至唐是汉族征服异族的历史,由宋至清是异族征服汉族的历史;往小了说,大唐威服四方,穷兵黩武打造硬身板,劳民伤财自掘坟墓;大宋止步幽云,闷声不响创建软实力,科技文化颇有建树。两个格格不入、风格迥异的王朝,就是通过五代十国这个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奇特历史桥梁连接在一起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气势恢弘的分裂乱世,严格来说,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掐指算来只有五十多年(907年~960年)。即使追本溯源,从唐懿宗继位、唐朝初现崩盘征兆,再到尘埃完全落定,宋朝吞并北汉、实现国家统一,满打满算也只有短短一百二十年(859年~97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将隋唐创造的当时先进的文明差点推进“新石器时代”。 第三次则是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对中国文化高峰宋代文明的深度损毁。这首先表现在对南宋人口的灭绝政策上。元朝以残酷的屠杀政策,以屈屈十多万蒙古军队,统治了全球近1/3的土地、几亿人民,靠什么?靠杀。结果把成千上万的贤与不肖,全部杀掉,留下的有骨气、有文化能有多少,一个耶律楚材都能成元朝国师,他不过是金国一个地区级普通小官。由于对西夏的偏见,元朝连西夏史都没编,现在二十六史,缺少了西夏史,西夏的文字、制度等文明只能靠后代人的论证而存在。成吉思汗对人类文明进程有极大影响,但是推进还是后退,史学家一定有争论吧。现在说成吉思汗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那是被动的,当时有点技术的俘虏大多被运到草原,建宫殿、地宫,死伤无数,多少有知识的欧洲人、中东、中亚人、金人、西夏人、宋人等都遗命翰难河谷,多少能工巧匠把技术带进了天堂。南人的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最好的一部份,被屠城政策消灭,只剩元曲成为中国这棵不死树上的唯一一景。多少文化典籍与成果,消失在战火与野蛮之中。有一种说法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讲的就是蒙古的入侵,也几乎将汉民族的血统完全中断(所谓“亡种”)。据历史记载,当时到过中原的宋人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在南方,大宋军民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即便宋朝覆亡之后,汉人的零星抵抗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因此,汉人的牺牲是非常惨重的。当元军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战死,无一投降,无一逃跑。到崖山之役,我大宋精英阶层全部殉国,至此,大汉民族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大部分已经消亡殆尽。其次,则表现在对汉民族血统的混杂上。蒙元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以致现在有人戏言:哪有什么纯正的汉族?我们身上都流有蒙古人的血液。经过跟各个民族的通婚与混血,人数本来已经不多的汉人已经不可能保持种族的纯正和文化的独立性。据兰州大学最新的一项基因普查研究,如今的中国,纯种的汉人已经不复存在。文化之根的被破坏,自不待言。 最后一次则是西方思想——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文化之根的毁灭。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独断和冷酷的意识形态,它的流行将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温情感和家园感一扫而空。其高峰则是十年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比任何其他层面要来得更深刻和影响深远。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文化之根的撅绝。很长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使国家的人才队伍出现了断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之根这四次巨创,使得中国成为无根之国——所谓民族复兴,还是先从根系复兴开始吧。

爱思想|杜君立:最后的中国

   “郁郁乎文哉”的宋帝国是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时代,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在军马资源薄弱的困境中,宋朝只能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提高军事技术水准。       早在北宋初年,政府岁入就达到1600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北宋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变法时期,岁入达6000余万缗。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一隅,繁荣的国际贸易却使岁入达到北宋的两倍。两宋时期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绝对称冠当时世界。这一切都与当时政治的开明密不可分。       与元明清三代不同,宋朝官府不仅不禁止民间研究军事技术,相反还予以鼓励和奖励,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石归宋献弩箭,增月俸;木工高宣发明八车船,受赏赐;唐福献火器,赐缗钱;冯继昇进火药法,赐衣物束帛。       为了对抗蒙古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权,南宋不仅继承和改进了古老的弩炮,并将火药引入城池守卫战中,使中国率先来到热兵器时代。吊诡的是,这场热兵器时代初期的军事革命,最后竟然被冷兵器时代的蒙古划上了句号。       13世纪初,“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迅速崛起,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展开了对女真金国的征服。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迁汴京,蒙古人入主中都(北京)。1230 年,大汗窝阔台亲率蒙古主力军大举南下。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人兵临汴京城下,北宋靖康一幕在金国身上重现。金国灭亡之后,窝阔台立即展开对南宋帝国的征服战争。依靠火器和城寨,宋人不屈不挠的抗争持续了长达40 多年。       一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300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中国“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文明史的语境中,宋代常常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南宋完全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所有成就,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不杀大臣”的开明政治使民众集会屡见不鲜,早期“现代”和“社会”文化使中国在春秋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中产阶级的崛起使“社会”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社会者,社团之集会也。靖康年间,因为罢免李纲,引发了汴京市民声势浩大的集会抗议。       面对落后和野蛮的威胁,高度文明的中国以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荣誉感,这种悲壮完全体现在当时官方的宣战檄文中:       彼蒙古者,率兽食人,茹毛饮血,无伦无礼,蛮夷之部落尔。一朝得势,逞爪牙之尖锐,纵战祸于他邦,灭大食,屠党项,绝金后嗣,中原旧地,幸免于屠刀之下者,十无一二。狼子野心犹不知足,背盟负誓,纵兵南下,侵我汉疆;攻川陕,无城不屠,尸塞水道,血染河殇,骨露荒野,堆砌成行。掠襄阳,焚烧俞月;长街空荡,失之熙熙,万人空巷,不见攘攘。若此者数,攻掠之处,已无整土,屠灭之地,再无完族。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蒙古所欲图者,天下也,非国家也,蒙古所欲杀者,万民也,非一姓也。此诚王侯将相、士农工商同仇敌忾,誓死以抗,求存全种之秋也。       夷狄旧邦,射雕牧马,鹰飞草长;禽兽类人,丛林为则,强者恒昌。不耕不读,无渔无商。弃诗书之教化,赖骑射之精良。与我华夏,言不通,性不入,无同书之文字,少有路于桥梁。只知蛮夷,何云友邦?斯酋长者,学儒借法,宏手足之论,惠腹心为实。然彼之道,尊夷攘汉,愚黔欺士,舍义求生,非孔孟之所谓道也;彼之法,扶强除弱,劫贫济富,分族论等,非韩商之所谓法也。斯儒,以乱我中华之正统,斯法,为败我华夏之纲常。斯论之出,乃酋惧我正气之浩然,计穷而为之,然道行逆施,何以服众?尚图扰我耳目,惑我灵台,岂不谬哉。       青天有上,其道大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符坚狂妄,败于淝水,颉利猖獗,献舞厅堂。故知胜负之道,不在众寡,存亡有数,无分弱强。蒙古灭金屠夏,拓地万里,挡者披靡,可谓强矣。然不施仁义,终遭天弃。故远有蒙哥之诛,近有杨州之败,恃强而不能夺我寸土。况今天下一心,气愤风云,四海旗聚,誓清妖孽。东起杨州,西连巴蜀,兵甲成群,行伍相接,鼓声动而南风起,剑气冲而北斗平。万众悲歌,气吞山河。以此敌虏,何愁不催。诸君但尽人事于日下,必垂青史以永芳。圣人之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尽在今朝。共之,勉之,励之!       二       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是当时世界军事最发达的帝国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帝国之间的对决,蒙古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令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惊异的是,不可一世的蒙古人遭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拼死抵抗,在花了40多年的时间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蒙古鞑靼才征服了南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蒙古灭金用了22年,灭西夏用了21年,在其他欧亚国家所遇到的抵抗更加微弱,毁灭中亚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用了2年,毁灭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伊尔汗国用了8年,征服俄罗斯建立金帐汗国用了15年,征服基辅诸公国仅用了5年。与骑射称雄的女真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相比,南宋帝国抵抗蒙古“黄旋风”的时间是最长的。就连金哀宗也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从军事技术上来说,与生活在苦寒草原的蒙古骑兵相比,偏居江南的南宋帝国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农耕社会。在骑射打天下的冷兵器时代,没有弓马之利的宋人显得极其文弱,根本无力正面对抗强悍勇猛的蒙古人,因此只能依靠高墙堡垒抵挡蒙古人的冲击。       宋军凭借江淮地区江河湖泊不利于蒙古骑兵的地形特点,以两淮、荆湖和四川3 个战区来抗击蒙古征服。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四川都是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在窝阔台归天的1242 年,南宋的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险要的山隘及交通要道,开始修筑一系列耕战结合的山城,形成了一个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防御体系。       位于合州的钓鱼城就是这20余座山城之一,“涪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1254年,钓鱼城守将王坚进一步添置大量的火器,完善城筑。四川边地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遂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       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窝阔台的养子孛儿只斤•蒙哥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大汗。与中东战事势如破竹相似,征服宋朝的战争进展得也极为顺利。由于无法突破南宋的堡垒战略,蒙古军队无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川西进攻云南的大理国。到1258年,蒙古人已经占领从甘肃、大理到交趾(今越南)的西部高原,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为了加快忽必烈占领中国的速度,被罗马教皇格列哥里九世称为“上帝罚罪之鞭”的蒙哥大汗亲率大军进入四川,短短10个月,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然后蒙哥大军迫近合州钓鱼城。蒙哥大汗派遣南宋降臣晋国宝来钓鱼城招降,被守城宋将王坚斩杀。蒙哥大怒,亲自督军围攻钓鱼城。蒙军先猛攻镇西门,数日不克。再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也均失利。一连数月损兵折将,蒙军屡攻钓鱼城毫无建树。       蒙哥汗率军入蜀以来如摧枯拉朽,不想遇上钓鱼城这样的硬骨头。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骠悍著称的蒙古骑兵派不上任何用场;蒙军的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完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       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虽然宋军屡次增援钓鱼城,但均被蒙军所阻。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       三       与宋军相反,蒙军则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曾经在蒙古高原和欧亚平原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小小的钓鱼城下正将他们的锐气和生命慢慢消耗殆尽。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城战从冬天打到夏天,擅长野战的蒙古骑兵被困于城下,再加上酷暑难耐的火炉天气,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水土不服加上士气低落,不久军中就疫病流行,情况迅速恶化。       从蒙古军统帅汪德臣被宋军火炮击杀开始,厄运终于第一次降临到蒙古人头上,不可一世的地球大汗蒙哥已经被“钓”在钓鱼城下整整半年多。在损兵折将屡攻不下的愤怒中,蒙哥大汗来到前线台楼,亲自擂战鼓指挥攻城。钓鱼城守军见状危机,立即点燃巨炮的引信,随着火药爆炸的一声巨响,从巨炮中射出的弹丸如冰雹般扑面而来。攻城蒙军猝不及防,一下子被火炮弹丸打得血肉横飞,擂鼓的蒙哥大汗也被弹丸击中。蒙军赶紧回撤,抢救大汗。       王坚命人从城内天池中捕来两条30余斤重的鲜鱼,连同一份书信和几百张白面饼扔给城下蒙军,“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攻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哥大汗被火炮重伤,不久即一命呜呼。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患病亡,《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伤而死。       当然,中国人素有戏说历史的爱好,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就说蒙哥是被杨过用石头打死的:    蒙哥虽贵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大汗,但自幼弓马娴熟,曾跟随祖父成吉思汗、父亲拖雷数次出征,于拔都西征欧洲之役中,他更建立殊勋,毕生长于马背之上、刀枪之中,这时变出非常,却并不慌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65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杜君立:不死的波兰

   国家犹如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演的剧目是共通的。——卡普钦斯基 序言       万昌华先生是一位执著的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政治体制转轨的研究。特别是对韩国、南非、西班牙和台湾等民主转型问题,多有独到洞见和深度考察。早在2000年,我就从《读书》杂志上读过他的《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一文,印象极其深刻。万昌华先生十年磨一剑,对波兰的政治转型付出的心血最多,如今这本《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终于出版面市,殊为不易。       在苏联和整个东欧转型中,波兰无疑是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波兰的转轨不仅发生得早,而且也最为顺利,以和平的方式避免了暴力革命,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历史转向。虽然研究苏联和东欧当代史的学者和著作不少,但就波兰转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研究来说,万昌华先生的专著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深刻的。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近代以来却命运多舛。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15、16世纪,波兰创造性的发展起贵族民主制,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波兰堪称古典欧洲文明和骑士精神最完美的继承者,庄严凝重,威武不屈。在人们印象中,美人鱼都是温顺柔弱的,但在华沙有一个著名的美人鱼雕塑,却一手拿剑,一手拿盾,完全一副战士形象。这或许就是波兰民族气质的最好表达。读完《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之后,我对波兰这个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对波兰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越发惊叹于这个英雄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有道是“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时,我常常不自觉的将他们与中国进行对比。波兰的历史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我有这样的判断:如果非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与中国最不同的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波兰;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波兰都像是中国的反义词。波兰“自古就缺乏专制传统”(金雁语),中国正好相反。波兰的政治始终是贵族化的,中国的政治大多时候则是流氓化的。在近代史上,波兰多次被野蛮专制的异族征服和奴役,但波兰可以亡国,却从未消磨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中国的命运同样悲惨,虽然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早已经被野蛮征服者消灭和铲除,但中国却没有“灭亡”。波兰人是开放的,最富于世界情怀和公民精神,中国则封闭而内向,世界远在中国之外;90%以上的波兰人有虔诚的信仰,中国似乎也相反……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不乏对波兰的溢美之词。除过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最多的大概就是波兰了。恩格斯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马克思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对于波兰的沦陷,马克思特别指出,“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最鄙视和最痛恨的就是俄国和中国——曾经的蒙古帝国(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马克思认为“俄国佬”的野蛮与专制完全来自蒙古征服,“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       对于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其为鞑靼(女真)统治的“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但对于中国的未来,马克思也心存一个美好的设想,欧洲人“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历史又仿佛回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布尔什维克们先后征服了俄罗斯和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暴力征服者供奉为上帝;新的统治以最彻底的国家主义消灭了社会,然后将这种体制称之为社会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既像是一种无情的讽刺,又像是一种恶毒的诅咒,马克思和恩格斯若九泉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欧洲的卫士       很久很久以前,斯拉夫人起源于今天波兰东南部的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到公元6世纪前后,逐渐分化为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其中西斯拉夫更接近西欧,文明程度最高。波兰是最大的西斯拉夫族群,波兰人也是最开化的斯拉夫人。从波兰到乌克兰都是适合农业耕作的大平原,气候温暖,因此西斯拉夫被称为“欧洲的粮仓”。波兰一词源于斯拉夫语Polanie,意思是居住在平原上的人。古代波兰只是波兰、维斯瓦、西里西亚、东波美拉尼亚、马佐夫舍等几个西斯拉夫部落组成的联盟,公元965年,梅什科一世皈依基督教,波兰开始基督化。借鉴希腊字母,波兰有了自己的文字,波兰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9世纪后半期,10世纪时期,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被罗马教皇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12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从东方席卷而来,整个欧洲因为这场“黄祸”而岌岌可危。1235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西征,在名将速不台的指挥下,蒙古鞑靼铁骑所向披靡。在征服斡罗思(俄罗斯)各部后,兵分三路,挥军继续西进,攻入波兰。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统帅波兰军队迎敌,不幸战败,克拉科夫城遭到了蒙古人的洗劫。1241年,蒙古军侵入西里西亚。在瓦尔斯塔特平原上,西里西亚公爵“虔诚者”亨利二世率领波兰联军,与蒙古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列格尼兹战役。       欧洲联军由波兰军队和十字军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组成,有30000名重装骑士和步兵,虽然蒙古军只有不到20000人,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整个波兰联军几乎全军覆没,统帅亨利和许多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残忍的蒙古人割耳朵计数论功,欧洲人的耳朵足足装了9只大麻袋。对蒙古人来说,列格尼兹战役可算得上是西征战争中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但这也是一个顶点。此战之后,蒙古帝国进入巩固阶段,蒙古人将主力用于对中国的征服,西征战争进入尾声。从某种意义上,波兰成为保护欧洲的重要屏障,特别是在东斯拉夫沦为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之后。       来自东方的1385年,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波兰11岁的女国王雅德维加与26岁的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结为夫妻,雅盖沃成为波兰国王。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存在了4个多世纪。联合体形成25年后,与条顿骑士团的总决战终于打响。条顿骑士团几乎所有指挥官全部战死,被俘的骑士需要交纳大量的赎金,再加上战争赔款,条顿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此战之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基督化的国家完全合成一体,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1510年,最后一任条顿骑士团团长阿尔伯特与波兰国王老西格斯蒙德一世签订《克拉科夫协议》,阿尔伯特成为波兰国王下属的普鲁士大公,条顿骑士团国家正式消失。很多年后,普鲁士大公国成为普鲁士王国,再成为德意志帝国。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入奥地利,以15万大军围困了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维也纳。维也纳城内只有不到13000人守军。战事持续了2个月之后,维也纳城内弹尽粮绝。正在万分危急时刻,波兰国王索别斯基亲率25000名波兰铁翼骑士和45000名联军大破土耳其军,不仅解除了维也纳之围,从根本上解除了穆斯林圣战对欧洲的长期威胁。       从蒙古人到土耳其人,波兰如同欧洲文明的卫士和基督世界的钢铁长城,以自己的牺牲阻止了来自东方的入侵。很多年后,马克思将波兰称赞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    贵族的民主       对人类文明来说,波兰最伟大的贡献或许当推其独特的“贵族民主制”。在古代文明中,贵族是拥有自由权利的特殊群体,这种自由权利使贵族成为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志。托克维尔说,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因为只有贵族可以与专制权力抗衡。贵族并不只是出身和财富,还包括一种精神与责任,对真正的贵族来说,荣誉大于一切。       在堪称黄金时代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波兰逐渐发展起这种独一无二的贵族制民主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所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贵族都拥有对国家的政治权利,他们通过议会立法和选举君主。贵族强大,君主弱小,这种原始的民主与现代宪政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时期,欧亚大陆还是一片专制的海洋,到处都是中央集权和宫廷王朝,只有波兰大胆地迈出权力分散的联邦制民主制度,甚至包括宗教宽容和和平主义的尝试。    波兰的联邦制度始于12世纪末,封建议会“卫彻”作为波兰各公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5世纪末期,波兰议会分为两院,国家权力由封建贵族执掌。这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波兰在16世纪创造了国王自由选举制度。1505年,波兰议会通过宪法:未经议会两院同意,国王不能颁布新法律,不能征税,不能征召军队,不能宣战和媾和。这个宪法比英国的《权利法案》早了将近两个世纪。1588年,波兰颁布法律,国王和政府官员非经法院判决不能搜查贵族家庭。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31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信力建 | 征服?还是拯救?

作者: 信力建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历史评价都很在乎,所谓盖棺论定是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书》的作者魏收,虽才华超众却品格不好,他将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因此,他所撰写的《魏书》被称为“秽史”。这个故事从反面说明历史评价的重要。也就是这个原因,才有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是说法。那么,评价历史人物都要哪些标准呢?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今人毛泽东在其《沁园春·雪》中也有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毛泽东这里,他显然把“立言”看得比“立功”重要,至于“立德”,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如果外贸把这一评价标准进行简化,那就可以将历史上伟人或者牛人归为两类:那就是征服与拯救。 所谓“征服”,大致就是毛泽东所谓“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者流,他们的唯一功勋就是征服世界抢得天下。比如成吉思汗。这个出生在漠北草原上的孩子,从小父亲被仇敌毒死,孤儿寡母被亲朋抛弃,依靠掘草根、拾果子、打土拨鼠来度日,用他母亲的话说,“我们除了影子之外无伙伴,尾巴之外无鞭子”。此外,他是个文盲(终其一生都是如此),甚至不算特别勇敢(他怕狗),也没有有力的追随者,因为争夺一条鱼的纠纷,这个野蛮少年还残忍地射杀了家里唯一敢反抗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战乱频繁的漠北高原上,他所带领的小家族处于绝对劣势,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机会。然而就是他,在在三十多年后,他以“成吉思汗”的名字震撼了整个欧亚大陆,由他指挥的蒙古骑兵无情地侵入从东欧到朝鲜的几乎所有文明核心区,建立起迄今为止幅员最为辽阔、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被称为“世界征服者”。他及其后继者以总数才30多万人的军队,在50多年的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中,先后灭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多个民族,消灭各国军队人数超过千万,征服各民族人口总数达六亿之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蒙古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公里,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半岛,在北纬15°~60°,东经15°~13°之间。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公里,是现在中国版图的四倍还多,占当时整个人类世界的五分之四还多.而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不过4400万平方公里。当然,成也征战,败也征战:蒙古统治者最后还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帝国迅速衰落。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攻陷元大都,元惠宗北逃,蒙古在内地的统治结束。 再看斯大林。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的帝国时代,但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而终结,当俄罗斯的对外扩张披上了红色外衣的时候,一个怪胎——社会帝国主义便诞生了。斯大林掌权后,开始其旨在恢复并扩大沙俄时代旧有版图的新一轮扩张。在欧洲,向刚刚从俄国统治下独立的民族国家输出革命,企图颠覆其政权,建立亲俄的傀儡。通过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基本恢复了旧有的疆域。在东方,拒绝兑现放弃沙俄在华侵略权益的诺言,并积极向东北和新疆进行渗透,1922年,借口清剿残余白军,苏俄军队入侵外蒙,在驱逐了中国驻军之后再次将外蒙从中国割裂了出去。其扩张行径在二战前夕达到顶峰,强迫芬兰割让了卡累利阿地区,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伙同纳粹德国瓜分了波兰,侵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在外蒙建立了半殖民地性质的傀儡政权。二战结束后,尽管苏联本身已经是满目疮痍,但在对外扩张方面仍然在坚定的前进着。除了巩固和恢复二战前夕和初期的扩张成果并将其合法化外,苏联从战败的德国那里又得到了东普鲁士的一块飞地,在东欧占领地区建立了“有限主权”的国家政权,半个欧洲变成了苏联的傀儡。即使这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沙皇们还嫌不够,他们要建立全球性的霸权,像国际歌里唱的那样做“世界的主人”。苏联全力投入到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当中去,苏联的军人、顾问和特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积极的活动着,通过挑拨民族宗教矛盾,颠覆国家政权,扶植傀儡来扩张着俄罗斯的影响和势力。然而,极度膨胀的野心将红色帝国驱进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联的对外扩张在阿富汗达到巅峰的同时也走到了尽头,就像一个充气充到爆炸的气球一样,随着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对外扩张野心的驱动下早已不堪重负的国家经济在衰败中走向崩溃。失去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轰然垮塌,苏联解体了。 希特勒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企图征服世界并将之付诸实施的第一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人。 当然,还有希特勒。希特勒在掌握德国政权前,曾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书,这本书成为了他后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指导,也使他成为了德国人的精神领袖,希特勒在全体德国人中,掀起了征服世界的狂热情绪。德国人在1933年将希特勒推上了元首的宝座,并给予了他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而希特勒则在1938年毫不客气地把德国人绑在了征服世界这辆充满危险而又充满挑战的战车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希特勒用让人耳目一新而又威力无比的闪击战,打败了包括强大的法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己占领了欧洲的14个国家,并且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为自己的附属国。希特勒认为他通过无限度地搜刮欧洲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力量己足够强大,而且1940年,德国的军事生产比上年度增长了1/3,他自以为一切己准备就绪。于是撕毁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下令于1941年6月22日在1000多公里长的苏联边境上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对希特勒来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是一场思想领域中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似的进军,是一场反对“斯拉夫劣等人”的种族战争,是一场赢得“生存空间”的占领战争。但是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也低估了西方民主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性,终于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占领了除英国和俄罗斯外的全部欧洲领土以及部分北非国家。此时,希特勒却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他过早的进攻前苏联(当时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严重低估了苏联人的战斗力。这一错误的决策导致希特勒被迫两线作战。在西线他试图摧毁英国人的抵抗意志,在东线他试图用闪电战消灭苏联。但是,由于希特勒有限的兵力被分散,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而此时美国人加入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列,胜利终于离希特勒而去。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靠征服来扬名历史的所谓“伟人”最后都不免因为其建立的庞大帝国的坍塌而风光不再。原因何在?也很简单,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于是便有了另外一种历史伟人的座标,这就是拯救。这类人物在历史上出现,不是为了广阔的疆域众多的藩属和无边的全力。而只是为了拯救人类——拯救其肉体,拯救其心灵。这些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拯救,一类是灵魂上的拯救。 政治上的拯救是指将人们从奴役下拯救出来,成为自由人。比如美国南北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为美国南部十一州以亚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就任总统为由而陆续退出联邦,另成立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并驱逐驻扎南方的联邦军,而林肯下令攻打“叛乱”州。此战不但改变当时美国的政经情势,导致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也对日后美国的民间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又比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一年6月25日,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在苏俄怂恿下,越过38度线突袭韩国意图将韩国变为苏联卫星国的组成部分。随后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韩国首都汉城,并将韩国国军及少数美军击退至釜山环形防卫圈内。为拯救韩国,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联合国军司令由美国指派。9月15日,联合国军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登陆,扭转了战争的局势,迫使朝鲜人民军北撤。9月28日,联合国军重占汉城,并越过三八线开始进入朝鲜作战。 当然,政治上的振救只能让人免于做奴隶(所谓“奴其身者”),而只有灵魂上的拯救才能让人免于做奴才(所谓“奴其心者”)。于是,在人类历史上就应运而生了少量拯救人灵魂的先知。 比如耶稣。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大约2000年前耶稣由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于伯利恒城客店的马棚之中。耶稣基督其后为逃避当时犹太的长官大希律王的追杀令而远走埃及,直到大希律王死后才回到约瑟的居住地,加利利的拿撒勒定居。耶稣成年后从施洗约翰受洗,接受了圣灵。圣灵把耶稣引领到了沙漠中,让他接受了魔鬼撒旦的试探。 此后,约翰因指出当时统治者希律王的不当行为而被抓进监狱。在约翰被抓以后,耶稣进入了加利利,开始传讲天国的信息。耶稣三十岁以后开始通过比喻教导众人,宣扬天国的信息,驱魔和行医。耶稣从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人成为他的使徒。耶稣宣扬人要悔改,离弃罪恶,遵守十诫、努力祷告、爱仇敌、不论断他人,天国已经近了。耶稣传讲的信息主要有:爱神并爱人如己。耶稣在世传道约有三年。在约公元30年时,由耶利哥城前往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的欢迎。耶稣引起了设在以色列各省执政掌权的罗马官员和犹太领袖(宗教律法师)的注意。耶稣声称自己就是神,直接干犯了犹太律法。同时,因为耶稣当时巨大的影响力,很多老百姓跟随他,这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祭祀长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嫉恨。他们收买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人犹大,以30块银的价钱和他串通,以亲吻耶稣为号,把耶稣拘捕,并控以亵渎神的罪名。在宗教领袖的压力下,被本丢 彼拉多(当时罗马派驻犹太的长官)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随即押往髑髅地的刑场。据圣经记载耶稣死后被安葬于髑髅地附近的一个墓室。三天后复活,并回到加利利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 耶稣给人类带来了两件最重大最要紧的事,是人人所渴慕、人人所追求的:第一、他给人类带来了安息;第二、他给人类带来了永远的生命。这两件大事是人尽了所有的能力也得不到的;但基督从天上来到世界,特要把这两件宝贵的礼物送给世人。 又比如佛陀,他通过“八正道”告诉我们,必须积极面对现实人生,精进不已,切不可放弃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他特别指出,通过精神的专注和统一,可以克服种种内外魔障,如爱欲、忧恼、贪欲、昏沉、怯懦、疑惑、虚伪、自私、追求名利、自赞毁他。在克服魔障之后,达到一种高尚的境界,如清净、纯洁、无污、无垢、柔韧、堪任、稳固、不动。这表明,佛陀十分重视现实人类的生活态度,以为只有在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通过修行而获得清净境界。佛陀的人生经历和毕生教导告诉我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任何个体,都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在此基础上,为整个人类社会荷担道义。人生的意义在于,从个人做起,完善道德人格,并推己及人,为改善这人性失落已久的世界作出贡献自。我们看到,自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人类的精神失落感不断加剧,却找不到理想的归宿,个个都怨天尤人,却不愿反身自省。是佛陀的言行告诉我们,既不能指望上帝,更不能指望其他。将人类送入地狱边缘的是人类自己,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也只能是人类自己。只有当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自觉承担起责任和义务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希望,现实人类才能获救。 对于政治而言,历史评价一般侧重于其在位时期的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比如秦始皇的“郡县制”、王安石的“变法”、慈禧的“新政”等等。中国当代史上很重要的“胡温十年”行将结束,有人说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十年,也有人说这是“大地氤氲,草木丛生”的十年……这十年究竟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可什么遗产,的确是历史评价这一时期的重要尺度。

冷眼 | BBC:忽必烈:中国最喜欢的野蛮人

原文: BBC News – Kublai Khan: Chinas favourite barbarian 嘉莉·格雷西 BBC新闻,北京 中国对一切舶来品均持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从传统意义上讲,长城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野蛮人  -  只能算部分人。但入侵者有时会受到欢迎,随时间推移而进入中国家庭。其中一个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在13世纪,没有人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蒙古人从草原出发,抱着征服整个世界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强大的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他已建立起一个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庞大帝国。他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其遗志来完成这项工作,开始向南移动,攻击中国的宋朝。 但当时中国已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断断续续已超过1000年。那么,宋朝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忽必烈的这种野心呢? “对宋朝来说,蒙古人要夺取整个中国,这将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说。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皮克特人夺取罗马帝国或北美苏族人占领整个加拿大和美国 - 同样不可思议。所以,当它实际发生时,其冲击力是灾难性的。” 儿皇帝自杀。很多忠实的官吏及其家人尾随其后。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而现在这一文明处于他们视之为野蛮人的掌股之中。 “中国人之外都是野蛮人 - 野人,介于人类与某类野兽之间的人,”香港大学的历史学家周迅(音译)说。 她指出,中国文献中每每写道野蛮人或洋鬼子的不安份守己。用以形容他们的部分特性往往被用于动物身上。 “这些人长相不同,这种差异造成一个问题,”周迅说。 “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人。” 蒙古人的乐趣包括摔跤,喝发酵的马奶和引吭高歌,歌手唱和弦,而不是单音符。 所有一切都非常不同,南部中国的精英们穿着精美的丝绸,彼此欣赏诗歌和艺术展览。他们花钱雇佣军队去打仗。 忽必烈在人数上悬殊巨大,寡不敌众。曼说,宋朝是一个有7千万人的“不朽文化”,在军事上强大10倍,甚至上百倍。 蒙古人不得不耍些计谋。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襄阳,该城固若金汤,控制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汉江。 “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 ” “这次战役演变成到一次小特洛伊之战,”曼说。 “围困持续了5年,中国人不能突围,蒙古人无法攻破。无数次潜入,突入,突破 - 全部被挫败,所以必须有某种新计划,而且是帝国提出的这项计划。” 那就是蒙古帝国。 忽必烈的亲属入侵东欧所向披靡,他听说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徒曾使用过一种巨大的投石车。他召集了两个波斯工程师,他们制造出这种相当于重炮的东西 - 一种能将100公斤(220磅)的岩石抛射出200多米甚至300多米(650英尺 - 1000英尺)远的投石车。 经过几次试射调整距离后,它轰倒了一座巨塔,尘土飞扬。攻陷该城后蒙古大军长驱直入中国南方,中国第一次被野蛮人占领。 事实上,忽必烈统治了当今中国的全部国土。在西南与越南,缅甸接壤的云南,延伸到中亚的新疆和西藏。中国将其巨大疆域归功于怀揣扩张野心的入侵者,可谓自相矛盾。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留下了对忽必烈汗宫殿的描述,略有缩短,是这样说的: “它四周全用高墙封闭,南面有五个大门,中间一个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打开过,只供大汗本人出入使用。这是史上最大的宫殿。屋顶非常巍峨,宫墙全部涂有黄金和白银。大厅之大,6000人用餐也绰绰有余。屋顶是朱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房瓦均仔细涂上清漆,像水晶一样闪耀,从很远的距离就可以看到。” 忽必烈的首都就是北京。今天的城市继续搭建脚手架和高层建筑。但忽必烈才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大改造的人。 他给自己的王朝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元,他利用汉人儒士进行统治。中国历史对将蒙古王朝吸收到自己帝国的故事- 同时也将一部分蒙古本土纳入中国版图-大加赞美。 今天,蒙古和藏族,维吾尔族和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一起,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 这同样适用于蛮夷随身带来而中国认为有用的创新。中国医药吸收了伊斯兰医学,周迅点出,“但他们从来不提及这一点。” 蒙古人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纵横驰骋,他们沿途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新东西。 “他们引进了按钮,”中国服装和纺织品专家维里蒂·威尔逊说。 “ 他于 1294 年去世,将其帝国的这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然而没人能望其项背 ” -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 “在此之前,男人和女人总是用某种带状东西裹紧自己的长袍。但是,盘扣式纽扣是在元朝被引进到中国的,而现在我们却称其为中国扣。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服饰标志,真正的中国服饰就是用这些盘扣式纽扣,但元朝之前是没有这种纽扣的。” 这种同化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其后还有辣椒,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明朝由新世界传入中国。 “但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没有辣椒的中国菜,”威尔逊说。 “我们想到的另一件东西是茶壶。茶壶已经成为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物件。但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茶壶的。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典型中国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中国人从其他文化吸收而来的。” 大约500年后自行车的到来最初也遭到人们的白眼。 起初,只有那些所谓的“洋鬼子”才骑自行车。没有任何有自尊的中国男士 - 更别说女人 -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大汗淋漓的运动。但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工人的首选车辆。 仅50年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宣布说自己喜欢美国食品,很可能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是生命的话。随着二战结束,中国摆脱了日本占领,1949年后,共产党人把西方人赶走。不久,苏联人也被赶跑了。 这就是党所说一个统一的中国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一部分。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又大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20年前,我出席了北京第一家麦当劳餐厅的开张典礼。现在感觉好像美国快餐或咖啡遍及每一个角落。 麦当劳在中国有1400多家餐厅 在某些方面,今天国外产品的渗透 - 美式快餐,德国汽车和日本电子 - 是一个世纪前,殖民列强强行打开中国港口通商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应中国的邀请而来。 历史总是产生一些很奇怪的讽刺。如果不是因为忽必烈汗,西方列强可能永远也不会在19世纪来到中国。正是他的传奇故事激发了欧洲的探险时代。 “因为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的描述,哥伦布决定前往中国,”约翰·曼说。 “他向西行进,发现他看到的并不是他所想的中国,而是美州,所以最终是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之口激励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忽必烈自己一统天下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他两次派舰队远征日本,舰队之大世所未见,或将永远看不到,直到700年后盟军入侵欧洲。两次他的舰队被日本人所称的神风,或“神奇的风”吹得七零八落。 蒙古人征服世界的梦想与忽必烈的舰队一起沉没。 “他越来越衰老,他越来越肥胖,他终于病倒了,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英年早逝,他的妻子也先他而去,而他于1294年去世,将其帝国的这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然而没人能望其项背。”曼说。 “于是,80年后,他们在一场革命中被赶了出去,又回到他们最初生活的草原上。” 这场革命把一个土生土长的皇帝扶上了宝座,但只有等到下一个外夷朝代才能再次给中国带来新的疆域和观念。 顺便说一下,最后一个皇帝喜欢自行车。据说他让人把紫禁城内所有的门槛都拆除,好让他骑车遛弯,但那是另一个故事。我想说的是,到底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历史的解释太过复杂。 相关文章 伊特鲁里亚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的歪曲历史 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赵炎:宋代男人鼓励女人读哪些书 朱维铮最后一课:别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阳光时务:被驯化的 《新华字典》 刘瑜:我只是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民国血脉——百年清华的另一道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伪胜利

爱思想 | 杜君立: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杜君立: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进入专题 : 中国 日本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      中国曾是日本的"心之故乡"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说,大约一万年前日本列岛才从欧亚大陆完全分离出来,"冰河期结束后,冰层融化,海水面上升,其结果形成了日本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中国正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时期,大概是长江流域哪个小国的遗民逃亡到日本列岛,带来了水稻农业。"   从"日本"二字的字面来说,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无疑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国视角。或者说,日本是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中国竟成为日本的"心之故乡"。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汉字传入日本之前属于日本史前时代。徐福被认为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他被日本人尊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中国史书记载,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隋唐"第二帝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成熟,中日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发生了正面碰撞。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击败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日本)水军。中国的获胜使日本逐渐被纳入所谓的"中华圈",从时间、文字、服饰、建筑到佛教文化,日本通过"中国化"步入到一种全新的文明。   唐代的中国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在唐僧去"西天取经"之时,"遣唐使"也西游来到大唐"取经";相比唐僧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从此以后千余年,中国一直被称为"大唐"。   "大唐"的蜕变   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因此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常常指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崛起,中国文明中心发生南移,黄河文化被长江文化取代,北方中国逐渐蛮夷化。这种南北中国文明分野在宋代达到一个极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占据长江以北,南方汉人苦守的南宋帝国占据江南。虽然双方都以"中国"自称,但南方无疑要文明富强得多。在蒙古"黄祸"席卷欧亚大陆的13世纪,北中国很快就被蒙古铁骑荡平。但南中国抵抗蒙古征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51年,就连金哀宗都不由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崖山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不少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征服引发的难民潮,使中国文化进一步扩散到"中华圈"的外围地带;理学家李竹隐将理学传入日本,陆秀夫和文天祥更被树为武士道的英雄和神祗。当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整个"中华圈"都感到岌岌可危,但他们与南中国一样,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不屈意志,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蒙古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蒙古入侵使文化的中国蜕变为暴力的中国。这场屠刀下的蒙古化过程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和彻底破坏。   蒙古征服在日本之所以折戟沉沙,中国人(南宋遗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日本的历史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蒙古征服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暴力侵略,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文昌锦绣的"大唐"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中国是一个野蛮危险的蒙古侵略者。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心从此大大增强了。整个蒙古帝国时代,日本彻底断绝了与元朝中国的交往;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郑成功成为两国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进入明帝国时代后,中国也效仿日本实行海禁。正如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明帝国的海禁对象是日本,日本的海禁对象则是中国。明代中期,中日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兵库银矿发现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货币来源。中日贸易往来一度非常频繁,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达300余艘。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一把日本倭刀的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但民族意识强烈的日本对明帝国的朝贡体制提出挑战,导致日本最终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   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断绝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走私泛滥,最终酿成可怕的海盗灾难。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明帝国东南沿海。在"倭寇"浪潮平息之后,刚刚统一的日本又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征服"大唐"(中国)的战争。"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甚至提前将丰臣秀次封为"大唐关白",并"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   这场发生在朝鲜的狮虎斗持续了将近8年,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虽然《明史》称之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但这场战争却使明帝国破财损将,女真部落趁机坐大。努尔哈赤萌生了征服中国的"蛇吞象"野心。战争之后,丰臣家族迅速衰落,德川家康崛起,从此日本开始了一个闭关锁国、承平近30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精于骑射的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成为一个传统火器帝国的新主人。南中国的抵抗仍然是如此悲壮而惨烈,以至于遭到女真征服者最为严酷的报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绝于史。孔子尝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头发与服饰这种最明显的民族文化标志上,"中国"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去中国化"的程度比400年前的蒙古征服更加彻底。   400年后,日本又一次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难民潮。一些帝国遗民跨海移民日本,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   被南明封为"国姓爷"的郑成功在抵抗运动失败后,从荷兰人手中成功夺回了台湾("福尔摩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郑成功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的"民族英雄"。      历史的悲喜剧      当中国进入白色恐怖的辫子化清朝时,日本则进入"小国寡民"的德川幕府时代。在一种相似的"闭关自守"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往来和贸易被限制在几乎最低程度。明朝中国的覆灭使日本和朝鲜都有一种"中国"已经灭亡的同情感,朝鲜将崇祯的年号继续沿用了200多年,许多日本精英也以"大中华衣钵"之继承者自居。不知不觉中,辫子上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唐"和"大明"的"中国"了,而变成了"大清"的"支那";"唐学"也变成了"兰学"--向荷兰人学习,日本比中国更早地开始了西学的道路。中国思想家严复哀叹道:"中国者,固病夫也。"   在中英两国在蒸汽战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整整11年后,佩里率领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来到日本,第一次见到蒸汽船的日本人把这个冒着黑烟的不祥之物叫做"黑船"。面对前所未有的蒸汽机,中国选择了拒绝和不幸的战争,日本选择了接受和体面的谈判。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是悲剧的话,历史在日本常常变成喜剧。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历史的分水岭。幕府体制结束了,年轻的天皇带领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启蒙运动,人们开始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我。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打败自己的老师,日本将中国列为假想敌。至于中国的假想敌,左宗棠认为是俄国,李鸿章则认为是日本。事实上,对女真贵族和官僚集团来说,天朝中国真正的假想敌只有一个,就是无数被奴役的中国民众。   美国总统格兰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建议中国"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俾斯麦也持相同观点:"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战争让预言成为现实。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文评价甲午战争,梁启超将其编发到《时务报》:"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东洋"更甚"西洋"      对日本来说,10年后对俄国的胜利远比对中国的胜利更有历史意义。如果说《马关条约》象征着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朴茨矛斯条约》则使亚洲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亚洲。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破了束缚东亚1000多年的传统华夏朝贡体系桎梏,那么在日俄战争中则完成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历史跨越。日本不仅跳出了传统的"中华圈",而且一脚踏入了"西方文明中心"。10年内连续两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对其军事实力变得极其自信,最终走上了军事帝国的行列,疯狂地对外扩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从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写这篇《少年中国说》其实是对崛起中的新日本的描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依靠"船坚炮利"一直保持着对东方世界的暴力优势;这对华夷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形成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这场不幸的战争使抑郁的中国人得以借日本的杯酒,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孙中山)。一时之间,日本成为中国眼中的"理想国"和圣地,莘莘学子们向往"东洋"更甚"西洋"。战争那一年,中国留日学生不足8000人,次年就翻了一番达17860人。   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有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他在一场电影之后把自己的名字从周树人改为鲁迅,从此成为一位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忠诚的学生,那么此时日本则成了现代中国的"先生",现代汉语中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以上来自日本,比如"经济"、"社会"、"政府"、"政治"、"干部"、"公民"、"解放"、"宣传"、"军国主义"、"共产党"等。实际上,离开了这些日本汉语,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就无法说话。      "王道"与"霸道"      在帝国的废墟中,一批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担负起中国良心的重担,发起了一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在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之后,东亚整整两代人在一场世界变革和思想启蒙中惊醒,而反应最快的却是日本人,他们以天降大任的姿态担当起拯救东亚文明的使命。一场尼采式的暴力征服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轰隆隆展开。日本浅野造船厂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日本帝国举起"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的大旗,以东亚领袖的气势展开一场"重组亚洲新秩序"的"圣战",试图以"霸道"来营建一个传说中的"王道乐土"。   像过往的历史一样,面对暴力,北中国迎风而降,这是一片天生的逐鹿之地。但在柔弱的南方,日本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300年前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地方,中华民国的首都遭遇到羞辱性的"南京大屠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 日本   

中国报道周刊 | 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的歪曲历史

  世界上只有在中國,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國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國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國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國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國生态问题出路。 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殺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國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殺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 注3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 阿- 阿特尔( IbnAl- Athir) 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 注5 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殺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殺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 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殺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殺博物馆。而在中國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階級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 当然远远不是全部) 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 “解放后中國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國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國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國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國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國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殺、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國屠殺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殺和种族灭绝。在中國的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國北方金境内(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 屠殺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 ,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 估计这是直接屠殺) ,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國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國北方90% 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殺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殺作了估计 注8 ,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殺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 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 15。   中國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國,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 注9 .蒙古帝国在中國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至少是) 1985年版。   然而在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國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 注10 .难道在半个中國人口被屠殺了90% 对中國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國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國除了屠殺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國关东,不讲他们屠殺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國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國促进了中國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國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殺造成的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國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國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國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國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殺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國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殺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 12 .也就是说中國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殺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國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 部分)学者被中國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國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 13 中國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 中國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 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國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殺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階級的偏见 1 .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 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國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國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國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國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國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殺、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國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殺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國南方( 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 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國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國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國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國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國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國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殺、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殺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 不仅中國) ,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 尤其是俄国学者) 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殺。这种屠殺,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殺、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國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 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 .但是,现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國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國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國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 14 .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 15 .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 16 .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國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國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 主要是马) 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國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國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殺,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 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 .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 成为汉族以后) ,才对中國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國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國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國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國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國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殺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國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國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國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殺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鎮壓。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殺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國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國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國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國,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断的屠殺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國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國,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殺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國后,疯狂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國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國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國,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殺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殺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殺多少中國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國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國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國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國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國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國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獨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國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國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殺欺压中國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國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殺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國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國民众?   中國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國个少数民族对中國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國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國人民,不断地向中國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國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殺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殺中國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國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國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 注18 .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 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國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國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殺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國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有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殺、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殺来比喻。而中國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國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國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黨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黨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國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 注22 .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殺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原文见注1 .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 ”。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 注19 .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 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 ,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黨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黨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國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殺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 注20 ,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國“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國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國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 注20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國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國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殺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 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國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 尤其是非汉族) 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殺、欺压中國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國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國。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國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 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 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國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國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殺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國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殺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國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國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國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殺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國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國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國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國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國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國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國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國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國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國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國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國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 1990》和《历史研究》:1962- 3月第1期    2 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國北方的生态》    3 Ata- MalikJuvaini, etal《GenghisKhan: TheHistoryoftheWorld- 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 June19, 1997)    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 译项英杰/ 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Ibnal- athir原著译自EdwardG。 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 (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02),Vol。II, pp。 427- 431。    6 Sau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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