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河蟹档案】只可唯上,不可唯下;宁可做错事,不可站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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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杜君立:曾经的大学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高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不幸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这样说,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8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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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4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随机日志 Leslie Green作品一览 (0) 范立波: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 (8) 与同学论学之二 (0) 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0) 刘叶深:麦考密克对哈特的解读(蓟门法哲学研习会第八期预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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