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

法广|人踩人余波:陈毅广场被封豫园取消灯会武警街头执勤

据东方网报道,从1月10日开始,武警官兵们在南京路步行街和外滩风景区等闹市中心站岗执勤,并参与维护交通秩序,为维护地方的平安作贡献。陈毅广场突然被封,使得有些游客感到愕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姓陆的男子本来与朋友约好,在广场前献花悼念死者,临时却发现不得其门而入,两人只好在围板外合照一幅以资留念。东方网11日报道,上海外滩滨水区开始进行绿化市政养护工程,包括陈毅广场在内的部分区域被暂时封闭,但是观景平台仍可登上观光。据介绍,养护期将持续至4月中旬。解放日报则报道,豫园灯会主办方、豫园商城有限公司10日发布《关于停止举办2015年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的公告》,明确今年不再举办已经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春民俗艺术灯会。豫园商城在公告中表示,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消费不断上升,豫园商城已呈现大客流状态。为了积极应对不断增长的大客流,营造更为安全的旅游购物环境,豫园商城方面需对新春民俗艺术灯会,在安全营运和设施等方面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评估和完善。报道指,得知豫园灯会取消的消息,不少市民觉得有些可惜。市民韩小姐表示,豫园灯会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去豫园看灯是春节期间全家出游的保留节目,“可以理解主办方出于安全考虑停止举办,但总觉得过年少了些什么。”市民董先生则提出:“大型灯会虽然不举办,适当的节日装扮气氛还是需要的,这样才有过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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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 | 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一)

2012年03月06日 20:34:05    关于“REICO工作室”     本报告的完成人为:     程岳荣     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对其进行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兹事体大,进行政策效果评价与反思也是必要的,以利改善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003年以来,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对象包括:     1.“房价上涨过快”,是2003年以来政府最主要的调控对象。2011年进一步明确调控目的,要使房价回落到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水平和民众满意的政治水平(新华社文章语)。     2.“投资增长过快”,构成2003-2006年明确的调控对象,2007年后虽未明确在政策目标中,但“过热”始终构成调控者的隐忧,始终保留着防范投资过热的政策措施。     3.“住宅供给结构偏于高端”,构成多年来调控政策对象之一,“90/70政策”是其标志性内容。     4.“投机、投资性购房”,也是多年来调控政策一以贯之的遏制、控制对象。     5.“保障房建设”,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大,内容也在不断丰富。     本文对上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方向及效果,逐一进行讨论。      一、关于“房价上涨过快”的调控     (一)我国存在“房价上涨过快”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特别是2007年以后。判断依据是房价涨幅高于合理的房价变动趋势线。     合理的房价变动趋势线体现着经济规律,是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也是我们确定调控方向、把握调控力度的依据。      1.房价变动趋势线:房价收入弹性≈1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OECD国家为主的18个经济体、长达40年的住房价格与人均GDP统计,得出房价变化的长期趋势:房价收入弹性大致为1。18个经济体房价收入弹性(E)的平均值为0.98(见图1)。它意味着在长期,住宅价格的上涨速度与人均(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大致同步。      [upload=1]     数据基础:美国1975-2010年,德国1970-2007年,日本1960-2010年,新西兰1962-2009年,澳大利亚1970-2009年,比利时1960-2010年,香港地区1985-2010年,其余国家均为1970-2010年数据。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网站,世行数据库,OECD数据库。     房价收入弹性≈1,引发我们以下几点思考:     (1)这些经济体的房价变动与收入增长大致同步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房价变动本质上是地价的变动,在大多数经济体土地供给总量呈刚性,房价收入弹性约等于1,体现了土地作为(与资本、劳动并列的)一项基本生产要素稳定参与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要求;     (2)房价涨幅变动围绕收入增长率波动,表明房价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变动在趋势上决定房价的走势;     (3)房价(作为资产价格)涨幅相对收入增速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表明房价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变动更为敏感,例如,房价相对于收入,对利率、人口结构、预期变动等所形成的冲击更为敏感。这一点决定了房价涨幅与收入增长率在短期存在背离。     根据各国情况看,导致房价涨幅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或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主要包括:     (1)人口结构迅速变动带来的需求冲击。如日本1975年前后两个时期,房价收入比截然不同。1960~1975年是日本快速城市化的后半阶段,E=1.12(其间的1960~1965年,E=1.43);1975年后城市化速度陡然下降,1976~1980年E=0.8。      [upload=2]     (2)货币环境和利率政策变动对房价造成冲击。经典的案例包括,宽松的货币供应与低利率促使日本1987~1991年泡沫形成和积累(E=1.28),以及美国2000~2007年的泡沫形成和积累(E=1.76);货币供应陡然转向收紧,又导致了日本1992 ~1993年的房价迅速下降。     (3)外部需求形成的冲击。如香港地区本世纪(2004~2010年)以来大陆人在港购房形成的需求冲击(E=2.14)。事实上许多中心城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以及旅游胜地等)的住宅市场,通常是遭受外部需求冲击的目标。纽约长期(1976~2009)的E=1.25,其间的1983~1988年,E=2.34;波士顿长期(1978~2009)的E=1.18,其间的1983~1988年,E=2.09。类似的,我国北京2005~2009年,E=1.76;上海2003~2009年,E=1.56。      2.我国2003~2010年的房价收入弹性为1.38     (1)我国现有房价指数的缺陷     我国目前正式公布的两个房价指数分别是“70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大家可以鲜明地在图8中看出,两个房价(定基)指数的曲线均位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曲线的下方,意味着房价上涨幅度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与民众普遍的感受显然是矛盾的。      [upload=3]     “70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的缺陷。     从理论上讲,它融合了二手住宅价格和新建住宅价格的变动,在方法设计上较为科学。但在实际计算过程中,由于该指数的数据基础(2010年及以前)是开发企业报表,2000年以来,该指数的累积增长率仅为76.8%。因此,数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在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房价统计新方案(《住宅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中,对数据采集方式的调整是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方案采取网签数据代替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报数据,作为住宅价格统计的基础数据。     相信该指数未来的新数据将是可靠的,但此前的数据不能作为我们判断“房价上涨是否过快”的基础。     “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指数”的缺陷     它是基于商品住宅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计算得出,主要反映增量住宅价格的变动。2000年以来,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的累积变动为142.5%。该指数的显著缺点在于“非同质性”,受交易楼盘区位变化的影响较大,违犯了基本的统计原则。特别是在城市蔓延式开发状态下,该价格难以反映市场房价的总体水平及其变化。     现有的两个房价指数均低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与人们的现实感受有着较大的偏差。特别是由于它们各自明显的内在缺陷,不能正确显示我国城市住宅的价格变动。     (2)我们的选择:依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生成的指数进行判断     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每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获得每年住宅平均价格,进而计算并生成“城镇住宅平均价格指数”。我们将之简称为“生成指数”。      [upload=4]     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是以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居民委员会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人口及其构成、家庭现金收支、主要商品购买数量及支出金额、劳动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和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等。其中,在家庭住房基本情况调查中,对“家庭现有住房按市场价值的估计值”是其中一项内容,由调查户自报或调查员询问其住房所在地段的二手房、商品房的价格进行测算。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统计方法上来看能够较好地反映城镇住房存量的总体价格水平。     该指数显示:2003~2010年我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上涨16.1%(见图9)。依据该房价指数计算的2003~2010年我国“房价-收入弹性”为1.38(见图10),高于“房价收入弹性”的长期趋势线,表明我国现阶段存在房价上涨过快问题。     我们之所以选择舍弃前两个正式公布的房价指数,而相信这个艰难取得的“生成指数”,除了前述的统计学理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逻辑上:     (1)从国际经验看,在快速城市化阶段房价收入弹性通常会显著大于1。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房价收入弹性也没有理由小于1(而依据另外两个正式公布的指数计算结果均小于1);     (2)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约束了住宅市场的供给数量(其论证见后文),导致了显著的供不应求市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住房价格注定高于供求均衡条件下的房价水平,房价涨幅注定高于均衡条件下的涨幅,因而也决定了我国的房价收入弹性注定大于1;     (3)在我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及低利率管制条件下形成的住房需求,势必高于均衡环境下的需求水平(其论证见后文),故我国的房价势必高于均衡条件下的房价水平,房价涨幅势必高于均衡条件下的涨幅,因而也决定了我国的房价收入弹性势必大于1。     以上三个影响房价的因素分别是独立的,它们分别否定了我国房价收入弹性小于1的可能。同时,由于三个因素对推动房价向上的影响是可叠加的,因此,对于我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上涨16.1%,房价收入弹性≈1.4这个结果,我们认为是可信的,也是合乎理论逻辑的。      (二)我国“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     我国2003~2010年房价收入弹性约等于1.4,表明我国的确存在“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我国的房价上涨过快,其中有正常的成分,也有非正常的成分。     正常的成分是指,通常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镇住房需求增长会很快,而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往往会滞后于需求变动,导致住房市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供不应求和房价高企,房价上涨幅度大于人均收入增幅,房价收入弹性大于1。这是一种正常的、但应是短期的现象。非正常的成分在于,供给持续地受到抑制,而需求持续地受到激励,导致价格持续的过快上涨。      1.住宅市场供不应求的基本格局,是房价上涨的基本动因        从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需求端看:     (1)年度城镇新增人口带来的住宅存量增长需求。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4%,意味着在人均居住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存量住宅面积需要年增长3%~4%;     (2)年度城镇住宅改善需求,假定为2%~3%。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人们对居住设施齐备及居住空间的改善要求强烈。这里的2%~3%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3)年度城镇住宅折旧需求,假定为存量住宅面积的2%~3%。由于经济增长快,我国城市1960~1980年的许多建筑(“简易楼”及大量非成套住房)在设计标准上就注定其在今天应被废弃,并非完全因建筑寿命使然;此外由于1950~1980年缺乏对住房的维护保养,至今尚有大量棚户区存在。我们认为,这里的每年折旧需求2%~3%并没有高估。     以上诸项需求,意味着城镇住宅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应达到5%~7%。上述需求---包括了“刚性”的和“改善性”的需求,---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需求。没有包含所谓的投资、投机需求。     而从城镇住宅市场的供给端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建住宅数据,近十多年来新建住宅量相当于城市住宅存量的4%~5%。事实上,大量住宅需求缺口是通过未纳入统计的“城中村”简陋建房、城郊农民简陋建房以及旧城区居民简陋建房弥补。     粗略计算,供给增速与需求增速之间,存在大致为1~2个百分点的缺口(未考虑在长期必然发生的折旧需求),这就是我国住宅市场供不应求的基本格局。这种供求缺口的存在,是住宅价格上涨的基本动因。      2.土地供给制度缺乏弹性抑制了城镇住房供给增长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许多领域,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已经在发挥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一般竞争性(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供给规模与供给结构均能适应快速增长而又多样化的需求变动,作为计划经济特征的短缺现象几乎彻底消失。然而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由于最核心的土地要素供给缺乏弹性,无法适应(伴随城市化而来的)迅速增长的城市土地需求,对住宅市场供给的增长构成硬约束。     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换,是由分散的土地所有者,根据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效率(所能提供的租金)来决定的。通过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的竞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按其提供租金的能力,由高到低、由近及远地渐次配置到各个区位,并形成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郊外农村延伸的,一条递减的、连续而平滑的租金曲线(见图11)。     从理论上和国际范围的实践效果看,在市场交易基础上形成的这条连续而平滑的租金曲线,体现着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对各种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有效率的土地空间利用结构。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土地市场能够随时根据最终产品需求、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单位土地收益(租金)的变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upload=5]      [upload=6]     我国情况则不同,国家是法律规定的城市土地唯一所有者,政府垄断了“农转非”土地的收购,也垄断了城市土地市场上的供给。政府基于对“粮食安全”、“农村人口未来生计保障”、“土地资源使用的合理性”等等诸般考虑的统筹兼顾,决定收购和供给(吞吐)土地的数量。问题在于,无论政府计划者怎样殚精竭虑地进行统筹兼顾,政府均难以替代市场,以各行各业之间土地利用的边际收益差异为基础,恰如其分地做出吞吐土地的数量决策。     现实中,政府“土地闸门”吞吐的结果,造成在城乡结合部出现“断崖式”的租金曲线     (图12所示的局面),意味着土地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存在巨大的土地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产生的具体后果如下:     (1)在图中B点的左端,由于政府严把土地闸门,使城市土地的供给不足。在土地供给不能对需求增长做出响应的条件下,城市土地需求上升只能表现为土地价格的上涨。2003~2010年,地价水平(房地产开发购置土地费用除以购置面积)年均涨幅为22.9%,远高于GDP的增长;城市土地租金水平(R1)注定显著高于市场配置下的均衡租金水平(R0)。     (2)在图中B点的右端,由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并不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不经政府“吞吐”的城乡间土地交易均属于“越权交易”。“越权交易”的土地得不到法律的庇护,不能全部实现土地变换使用方式获得的增值收益(同一区位“小产权房”的市场价格大幅低于“大产权房”,是明确的证据),导致农村土地租金水平(R2)注定显著低于市场配置下均衡的租金水平(R0)。     (3)由于城市土地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饥饿”状态,“最严格的土地制度”以及“严把土地闸门”等政策宣示,更让人们不能指望土地供求通过市场自动恢复均衡,使市场主体对未来土地市场供给量、土地可得性没有稳定的预期,导致土地囤积、投机现象出现(无套利机会的东西永远无人投机)且注定屡禁不止,居民房产“提前购置”、“投资、投机性购房”等现象注定日益普遍,加剧土地以及地面附着物价格的上涨。     (4)在农村土地所有者擅自“越权”变更使用方式、撂荒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依然连年获得丰收,一方面表明目前农业用地数量并未对粮食增长构成约束,另一方面也表明土地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存在大量错配,大量土地资源被隔离在城市更高效率的利用方式之外。     (5)城市土地价格扭曲高企,既妨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又令城市居民难以改善居住条件,导致城市居民福利受损;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未能获得充分保障,不能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不能公平地分享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进而妨碍他们携带资本收益进入非农产业、进入城市,扩大了城乡差距。农民福利也受损。     关键的问题是,土地资源在各种使用方式(用途)之间的配置,很难完全由计划方式合理配置。坦白地说,“土地闸门”作为实现调控者---“控制投资规模”、“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等---意图的工具,的确非常有效,但是这种实现意图的有效性,并不能证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目前,我国城市居住用地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参照美国、日本及英格兰土地利用结构,我国建设用地及居住用地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美国、日本建成区城市用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3.1%和4.2%;而我国该指标为0.33%,其中居住用地占比仅为0.11%;我们城市居住用地至少有10倍以上的扩张空间,其中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潜力来自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3.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与低利率管制,持续地激励需求,是当前房价过快上涨至关重要的助推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处于一个货币宽松的环境中(原因这里不讨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引发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满。     1990~2010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6.5%,同期货币存量的年均增速为21.3%;20年来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1.3倍,货币存量累计增长了47.5倍,(见图13)。2008~2010年名义GDP增长了27.8%,货币存量增长52.8%(见图14)。2010年M2与名义GDP之比达到1.82(见图15)。截至2011年底,我国名义GDP为471564亿元,而货币存量达到851591.8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M2与名义GDP的比例远高出所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种分组的(算术)平均水平(见图16)。     通货膨胀及资产价格的上涨与货币宽松环境显然高度相关。特别是持续的低利率安排,给房地产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套利机会”的环境。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无论他是居民还是厂商,只要具备足够理性就会在“持有货币资产,还是持有住宅(土地)资产”之间做出明确的决策。     本来,在均衡利率(相对接近经济增长率)水平下,持有货币资产与持有住宅资产的回报,以及第1年购买和第N年购买住宅资产的回报应该大致均衡。而在低利率管制环境下,假定住宅价格依循“房价收入弹性”所决定的趋势线,按10%(姑且按10%计算)的年率上升,而货币资产价值按管制利率3%上升,那么,若干年后持有住宅资产和持有货币资产之间的收益差距极其巨大(见图17)。      [upload=7]      [upload=8]     显然,在如此确定的套利机会面前,理性的人们会将货币资产置换为住宅资产,而且“晚买不如早买”!     同样,低利率还影响人们买房和租房之间的选择。在货币大量发行,通胀率高企,实际利率为负的背景下,房价自然要高涨。因为房价是未来租金的贴现值,而贴现的因子取决于利率,利率低则房价必高。租金固然相对房价低,但是利率更低,于是房价的租售比高。持有货币资产,支付的房租固然相对低廉,但因低利率故,货币资产增值极其缓慢;反之,持有住宅资产,收取的租金虽低,但因利率更低,住宅资产伴随收入增长,升值却很快。     于是,两相比较:租房不如买房!     在这样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晚买不如早买”、“租房不如买房”是理性的反应。这种理性还会蔓延,由投机者、炒房团向全社会成员蔓延,全社会的理性都上升了。     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利率管制导致住宅资产需求过大,已经是大多数国内经济学家的共识。利率走低、资产价格上升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和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也为国际经验一再证实。我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见图18)。2010年5月后房价指数与实际利率的同向下降,源自行政手段(限购、限价、限贷)的实施,是行政强制手段压制了市场本能反应的效果而已,并非经济规律失灵。      [upload=9]      (三)对“价格上涨过快”的宏观调控始终未能针对症结下药     住宅价格上涨过快,涨幅超过了人均收入增速,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高企,引发政府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和对“民怨沸腾破坏稳定”的担忧。对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过快现象进行调控显然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国的“国家宏观调控”典型的内容包括:政府掌控土地吞吐及用途管制、货币吞吐及资金成本管制、信贷投向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收入分配调节等等。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由于以下特点,使它成为与宏观环境联系最为紧密,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受宏观调控影响最大而又最受宏观调控者关注的市场。     1.房地产建设的主要投入要素是土地,而土地供给由政府掌控;     2.住宅购置是家庭部门发生的最大额度的资产购置,是家庭部门支出中使用杠杆比例最大的支出,因而住宅市场需求受政府货币政策影响最为显著;     3.房地产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固定资产投资过程,而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路径和最关注的宏观变量。     这三个行业特点,使得住宅市场显著不同于汽车、计算机市场,以及粮食、衣着等普通消费品市场。在体现中国特色、备受宏观调控政策变动影响、备受宏观经济调控关注方面,没有哪个行业能出其右。无论是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还是宏观调控出现失误时,房地产市场均不可能像其他产品市场,或可安于一隅、悄无声息的独善其身。如果真如某种极端判断所说“房地产市场已经是中国经济的癌症”,那么,致癌的症结性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分析来去,令我们感到极为遗憾的是---     恰恰是我们的宏观制度顶层安排,为房地产市场塑造了一个“土地供给持续缺乏弹性、流动性持续高度充裕、资金成本持续过分低廉”的市场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注定要产生一个持续“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     恰恰是这种市场环境催生、激励了城市居民在居住支出方式上做出“租房不如买房”的选择;在出手时机上做出“晚买不如早卖”的选择;富有的多投资几套(并非不道德)、投机几套(并不违法);年轻人在父母帮助下争先恐后地使用“财务杠杆”(又抱怨成为“房奴”)……;     恰恰是这种在微观上无可置疑的理性,在宏观上导致了遏制不住的“房价快速上涨”。较早购置房产的靠资产升值变富,未购房产而手持货币资产的相对变穷,“贫富差距拉大”的呼声高涨……;     恰恰既是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又是宏观调控者的宏观决策部门,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动用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措施,“引导合理的消费”、“打击投机需求、抑制投资需求”、“防止价格过快上涨,防范房地产泡沫”……。     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各个环节上寻找原因、寻找价格快速上涨的“推手”,唯独没有考虑引发并酿就这一切的制度土壤。正是宏观经济制度性的安排,制造了房地产市场上的无尽麻烦,调控者又不得不动用调控之手进行艰难的调控。     我们对2003年以来的历次价格调控的主要措施进行归纳,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1.要求从政治高度重视房价问题。逐步将“房价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建立行政问责制。     2.大力调整和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增加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公租房以及廉租房供给,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推进林区、垦区棚户区改造。     3.正确引导居民消费预期。综合采取土地、财税、金融等相关政策措施,利用舆论工具和法律手段,引导居民住房消费,控制不合理需求。     4.整顿市场秩序。加大控制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力度,严肃查处房地产开发、销售和中介服务中的违规销售、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虚假信息、恶意哄抬、价格欺诈、投机炒作、违反明码标价规定、违规用地、囤地、炒地……等,一切扰乱市场秩序非法行为。     以上调控措施在道义原则上均让人无法反驳。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触及“土地供给管制”和“低利率管制”这个两个根本性症结,除了最后基于解决“政治问题”而采取的行政强制手段之外,都显得那么不给力。     我们认为,正如中央近年来多次、反复、深刻强调过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在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终究无法纠正和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如果我们始终不愿去面对并认真解决“土地供给管制”和“低利率管制”这种症结性问题,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房价反复高涨,政府反复调控”的局面,而且最终走向一直想避免的房地产泡沫。     想一想日本的所谓“房地产泡沫”。时隔20年后,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数据更清晰地看到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1973年前日本实行固定的管制利率(4%);1973年后利率管制放松,但依旧是实行低利率政策;特别是“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对日圆升值的影响过于担心,并对日本经济在1986年上半年增长放缓做出了过度反应,实施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政策利率被下调了约2个百分点,这种立场一直延续到了1989年。信贷额和资产价格急升,使股市和城市地价在1985至1989年期间上涨了两倍”。此后,泡沫于1990年1月破裂。     这里要注意的是因果关系:不是日本房地产市场,而是日本经济政策失误引发日本经济泡沫。日本房地产市场是这场经济泡沫最显著的标志和最惨烈的受害者。今天,日本政府和学者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upload=10]     反观我国的情况:是城市住宅用地的总量控制不当,造成了商品住房市场供不应求;这种市场特征与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持续的低利率管制结合在一起,使得住房市场成为吸收超额信贷的“黑洞”,加速住宅价格上涨(图20中实线部分是已发生的资产价值变动,而虚线部分是在既定环境下未来十年将发生的变动)。不是房地产市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稳定,而是“存在深层次矛盾”的宏观经济环境造就了住宅价格过快上涨。不知道今天,人们是不是了解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必须弄明白的因果关系。如果因果倒置,非但难于解决房价过快上涨问题,还会误导民众。反过来,如潮的错误舆论又会形成政治压力,逼迫宏观调控者针对房地产市场采取更激烈的调控手段。      二、关于“投资增长过快”的调控     房地产市场上“价格上涨过快”与“市场过热”语义不尽相同。“市场过热”不仅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过快、价格水平过高,还包括了“投资过热以及资源错配”,包含了“过热”后的“烂尾楼”形式的大规模资源浪费。这里“过热”是对“泡沫”一词谨慎的替代。     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导致了宏观调控者对房地产调控始终从控制价格和控制投资两方面同时入手。即使在2007年以后的调控中,虽然认同了“供不应求”的现实,并开始强调加大供给,但在措施中依然包含着某些抑制、防范“投资过热”的措施,例如“继续严格执行房地产投资资本金率”、“控制开发贷款”等。      (一)调控“房地产投资规模”政策的简单回顾     从调控政策的倾向看,前后可分两个阶段。     2003~2006年,政府明确判定“房价上涨过快和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调控政策基调是,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2004年,房地产开发业与钢材、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起被列为投资过热行业。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2005、2006年,政府均要求各地区“把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2006年下半年起,悄然发生了变化……     2007~2010年,投资调控政策基调是:保持房地产投资合理规模,扩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给。2008年,提出综合运用税收、信贷、土地等手段,增加住房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防止房价过快上涨;2009、2010年,提出增加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提高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效率;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房项目审批和建设进度;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给。     2007年前后的变化,表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真实情况的认识逐渐趋于清晰。但是,政府依然谨慎地保留着某些防范“投资过热”的措施,例如“继续严格执行房地产投资资本金率”、“控制开发贷款”等。      (二)2003~2006年关于“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判断,源自一个误会     如果有人误将“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当作全中国人口增长率,然后发出“中国人口将爆炸”的预言,这会被当成一个笑话。但遗憾的是,这个笑话真实地发生在对“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预警上。     2003-2006年,关于我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舆论很多。例如:“房地产的供给严重超过需求。新房屋的供给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有研究者判断:“房地产投资是导致我国投资以及钢材、水泥等行业过热的源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种舆论明显影响了政府的判断。     这种看法一般都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见表1)。如果这个数据真实地反映了房地产领域的总供给、总投资的现实,我们也会同意这一判断。但是事实上,统计数据背后另有别情。      [upload=11]     事实上,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我们的城市住宅供给,由两个部分---“传统的业主自建”和“房地产(商业性)开发”---组成。以住宅为例,在1998年传统业主自建住宅占全社会住宅总供给量的近70%,但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直观的统计指标来显示(分散在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等统计中),导致人们在使用《中国统计年鉴》时,很容易忽略这个庞大的(70%)供给部分。     而房地产(商业性)开发的住宅供给,虽然在1998年只占总供给的30%左右,但作为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方向、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其投资被醒目地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予以单独统计(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统计方式导致许多人(包括学者和领导同志)都误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当作我国整个房地产生产领域总供给、总投资的增长率,产生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判断。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     我们将可反映(1998~2006)房地产生产领域全貌的数据整理在一起(见表2),请看房地产总供给、总投资真实的增长情况。      [upload=12]     从表2中可见:1998年以来:城镇住宅实物量(竣工面积)供给年均增长3.6%。其中,自建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增长为-6.4%,房地产(商业性)开发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增长15%。城镇住宅投资年均增长18.1%。其中,自建住宅投资年均增长仅为2.3%,房地产(商业性)开发住宅投资年均增长26.5%。     从这张表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这段时间全国城镇住宅总量供给增长不快,城镇住宅投资增长率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城镇住宅供给来源发生结构性变化,发生着“房地产(商业性)开发供给”对“传统的业主自建供给”的替代。房地产(商业性)开发提供的住宅占城镇住宅供给总量的份额,从1998年的30%,上升到2006年的72%。这种替代反映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3.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确“超常规”增长,恰恰是“传统业主自建投资”的萎缩,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超常规”增长提供了空间。     4.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高速增长,并未在城镇住宅实物工作量增长(3.6%)之外,带来新增工作量和新增消耗。可见,房地产投资不是“引发全社会投资过热、钢材水泥原材料产业过热”的源头。     现在需要警惕的是,自2007年以来,“房地产商业化开发供给”对“传统业主自建供给”(自给自足)的替代已经出现停滞,甚至是“单位自建”开始反向替代。福利分房再度在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出现,国有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开始自建房,然后以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名义低价出售给本单位干部职工。实际上这将再度在全社会范围酝酿更大的不平等。而且许多政策性住房、单位自建房,是通过“房地产开发商”代建的,在统计上比以前更隐蔽,直接隐蔽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名下。      [upload=13]     不可否认,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本来在1998年就已经应该终止了的“福利分房”、“单位办社会”开始显著复苏。      (三)土地资产价格攀升,持续夸大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根据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规定,投资完成额中包含了相当规模的土地购置费用。在土地没有价格(如计划经济时期)或土地价格很低以及土地价格变动很小(如上世纪80年代)时,土地购置费用计入投资完成额,只是对投资完成额有些许无关紧要的夸大。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土地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则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夸大,并足以导致许多人乃至决策层对投资增长的真实速度产生错误的判断和担忧。在房地产投资统计中,这种影响最为显著。     无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还是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讲,土地都是全社会的存量资产。存量资产的交易既不构成社会新增资产,也不增加GDP。因此,土地购置费用所构成的这部分“投资”,不会带来实物工作量的增加,也不会带来对钢材、水泥的消耗。     土地购置费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统计带来多少高估影响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数据,1998~2010年间,全国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长24.1%,房屋施工面积年均增长18.9%,而土地购置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1.5%(见表3)。      [upload=14]     1997年以来,由于土地价格和土地购置量的快速上升,土地购置费用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相对比例也迅速提高,从1997年7.8%上升到2010年的20.7%。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在1998~2010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12.4倍,其中,土地购置费用增长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21.2%。近似的推断,房地产名义投资年均增长24.2%,其中土地购置费用贡献了5.3个百分点;扣除土地购置费用增长的影响后,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8.9%。     以上是以全国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在一线城市,如京、沪、深、穗等土地价格上涨较快的城市,土地购置费用增长对投资的高估影响肯定会更为显著。      (四)认识住宅投资增长变动的规律性,提高调控的预见性     1.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是影响住房新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快速城镇化进程完成之前,住房建设投资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     日本在1955~1972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加超过1个百分点;住房建设量年均增速为12%,1972年新建住房占当年住房存量的比例超过6%。韩国在1980~1990年间,韩国城镇化率由57%增加到74%,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7个百分点;住房建设量年均增速为17%,1990年新建住房占当年住房存量的比例接近10%。日本和韩国住房投资的变化验证了世行的经验发现,即住房建设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如日本住宅建设投资/GDP于1973年达到峰值9.1%,这一阶段,日本的城镇化率在74%左右;韩国住房建设投资/GDP于1991年达到峰值8.9%,这一阶段,韩国的城镇化率也在74%左右。      [upload=15]     2.参照国际经验,我国住宅投资的增长速度并不快     我国1998~2010年间,城镇新建住宅竣工面积的年均增速只有5.1%,住宅新建量在住房存量中所占比重不足4%,均低于日本和韩国快速城镇化阶段的住房建设量。2008年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8%,但由于我国住宅建设投资中含有土地开发投资,因此,跟国外的统计结果缺乏完全可比性。      [upload=16]     初步估计“十二五”期间以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处于从超过50%向70%发展的阶段,城镇化进程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城镇化超过70%之前,我国住房建设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对于我国未来20年住宅投资的规模与增速应有充分的估计,不宜频频产生投资“过热”的忧虑。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近期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浦东:从‘鬼城’到热土”,大意如下:多年前,各路国外专家曾经嘲笑、质疑当时无人居住的上海浦东,是一场历史性楼市泡沫。现在又出现有关“鬼城”的议论。两者的逻辑非常类似---谁能把这些房子住满?现实的答案是,---中国每年都有17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美前四大城市的人口总和。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可能性:“未来20年内将有3~4亿农村人口迁至城市,所以大部分剩余的住房供应量将会被平稳吸收。‘鬼城’很有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成为城市中心区。”     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业及房地产市场的成长空间。      三、关于“住宅供给结构”的调控      (一)政府调控“住房供给结构”的初衷     政府对住宅市场上供给结构进行调控,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根据历年调控政策文件,大致可归纳出以下几点初衷或出发点。     1.出于“降低住宅价格平均水平”的考虑。例如调控文件中的如下陈述,“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切实增加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实际上是将“政策性住房”的供给当作调控商品房价格的手段。     2.试图解决“住宅供给偏于高端”,偏于满足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而普通商品房供给不足等供给结构问题。     3.出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保护耕地,节约集约使用土地”的考虑,提出“90/70政策”。     关于第一个出发点,试图通过保障性住房解决住宅市场价格偏高问题,存在逻辑错误。这一点我们在保障房政策部分予以深入讨论。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出发点,我们的疑问是:市场机制真的不能解决住宅市场的供给结构问题吗?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会造成浪费吗?      (二)为什么市场上增量住宅供给偏于高端?     事实上,市场供给选择高端,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既有的住宅存量结构以90平米以下为主(见图25、图26)。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我国城镇存量住房中,1970~1990年代建成的房屋是主体部分(占比接近80%),这些房屋的面积又以 90m2以下的住房为主,占比约70%,而90 m2以上住房占比约为30%。在这样的住宅存量结构基础上,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住房改善需求逐步增加,增量住房市场的供给结构偏于高端是非常正常的。      [upload=17]     第二,针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居住面积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改善需求非常强劲(见图27),而且这部分需求构成新建住房市场需求的主体。这一点在我们的多次调研中,也得到多年从事房地产市场管理工作人员(干部)的证实。事实上大量“刚性”需求(包括新进城人口、新就业人员、新组建家庭住房需求)的实现,赖于中高端改善性需求实现之后。而新建住房市场需求结构中,是以90平米以上需求为主体的。      [upload=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改善的过滤(house filtering)机制表明,住房资产的“持久性”特征使其不同于常规商品,需要从新旧住宅的联动来分析其供求关系。在高收入家庭追求更高质量住房的过程中,其原有住房将成为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而中等收入家庭实现住房升级后,其原有住房将成为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因此,新增住房供给偏向高端是市场运行机制下不同收入家庭实现住房梯次改善的要求,有利于整个住房存量结构的改善。      (三)供给结构调整政策的市场效果     在“90/70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如何呢?(见图28)在项目行政审批制度的约束下,90平方米以下住宅投资占比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从2007年的23%逐渐上升到2009年的32.6%(其中包含了大量“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等政策性住房占比扩大的影响),仍远未达到占比70%的要求。2010年该占比再度回落。      [upload=19]      (四)市场价格机制不能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吗?     最后,如果从“节约集约使用土地资源”的角度讲,还有什么比价格机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为有效呢?如果我们一方面强调要节约集约使用土地,而另一方面又强制地压低土地价格,自然很难实现节约土地的意图。就像我国北方诸多城市需要节约用水,而在政策上又一直在实行补贴,怎么可能达成节水目标呢?     不难想象,如果城镇居民买房都(因压低地价,实际是补贴)不必支付相应的市场代价,那么,不远的将来,“拥有第二居所”势必将成为城镇居民的普遍追求和新的攀比内容,新的不平、不和谐将产生……;农村人口城镇化将真的遇到障碍,---财政支付的住房补贴能力不足,---政府再以“平稳有序”的名义,抑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速度。 上一篇: 评袁一泓新书《从沸腾到癫狂》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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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贫困县就花费60万购手表发纪念品启动问责

  云南网讯 (记者 普日果萱)近日,网络曝出云南省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拟为即将召开的县“两会”代表、委员采购总计978只上海牌手表作为纪念品一事,引发网友质疑。12月2日,富宁县政府回应称,这起事件系会议筹备组相关人员违反程序发布询价采购公告,同时决定,“两会”不购买不发放任何纪念品,会后将向社会公开“两会”经费,接受社会监督,对违规工作人员也已启动问责程序进行行政问责。   事件回放   贫困县买978只表 每只约800元   11月30日,网友“kmflash”在天涯论坛上发帖称,“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大、政协会议纪念品=两辆校车”,网帖将云南省政府采购网上的一篇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发布的采购询价公告全文转载,并附上“原来税收,都用来干这些事情了”的评论。   当日下午,有记者致电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工作人员确认了该采购的存在,并表示“希望每只手表的价格能控制在600元以内,因为这是给每一位代表委员定的纪念品经费标准”,并称“两会”期间给代表委员发放纪念品“很正常”。   网帖引发网民关注和热议。网友计算,此次采购总价在60万元左右,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如此巨额采购纪念品过于“奢侈”了。网友“眼不见心不乱”认为,开个会就发纪念品,不应该。普通人之间的馈送是人之常情,但用财政的钱馈赠给参加正常工作的公务人员,就是拿财政当自家钱了。   政府回应   对违规工作人员启动行政问责   针对网曝采购纪念品一事,富宁县委书记王毅向记者表示,“县里几位主要领导之前并不知道此事,更没有作出相关决定。按照规定,10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经县委常委会开会讨论的,而这次‘采购’事件显然没有按程序办。”   12月1日下午,富宁县委办、县政府办联合作出“情况说明”,称拟购上海表作为纪念品属会议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后勤保障组提出的初步意见,属没有按程序报批就擅自上网公开询价行为。王毅说,相关工作人员已受到严肃批评教育。   12月2日,富宁县新闻办再发声明,称县委、县政府针对购表一事作出如下决定:1,“两会”坚决不购买、不发放任何纪念品;2,“两会”结束后,将会议经费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3,对违规工作人员已启动问责程序进行行政问责。   富宁县新闻办还表示,对媒体、网友的关注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恳请媒体、网友继续给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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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耀桐: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许耀桐: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标签: 官僚主义 干部人事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 ● 许耀桐 ( 进入专栏 ) 【摘要】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第一类可以说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则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继续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抓紧反对官僚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反对官僚主义 阶段 类型 对策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申,坚决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始终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 一、反对官僚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党成立90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和这三个时期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在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①],从而举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旗。这里所说的“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列宁领导的有别于旧剥削阶级的“官僚国家”的新型国家制度。官僚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苏维埃管理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好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战胜官僚主义的新型国家制度。 官僚主义产生并寄生于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自然就谈不上存在官僚主义。本来,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武装斗争阶段,为什么还有必要反对官僚主义呢?这是因为,在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苏联共产党是通过城市暴动一夜取得政权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后才着手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走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掌握着局部地区的政权,所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就开始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②]。为此,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③]。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我们党特别注意防止执政后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最早察觉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是习仲勋。1950 年5 月20日,在庆祝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的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同志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称作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⑤]号召“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⑥]。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随着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⑦]1953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认为官僚主义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⑧]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 砍掉它三分之二。”[⑨] 这一时期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有深刻的论述。1963年, 周恩来专门写了《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中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⑩]在我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很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邓小平也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11]因此, 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绝不能松懈怠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的表面认识上,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 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 还有自己的特点, 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12]显而易见, 邓小平认为党的国家机关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 一是与历史传统文化有关, 二是与我们过分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 因此,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 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邓小平提出的过于官僚主义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的思想,是对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新认识,新发展,我们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即在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 反对以权谋私;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任人唯贤, 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江泽民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反对形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领导全党制定了“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 其中第五条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就在于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 做官当老爷。江泽民领导全党采取许多措施, 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的顽症”。胡绵涛针对党内官僚主义的陋习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 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恶化。这些不良风气如不坚决刹住,势必严重削弱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势必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 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 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1年4月,中宣部理论局组织选编出版的《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分为“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关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关于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关于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关于群众工作主要任务”、“关于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六个专题,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精神,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科学划分官僚主义的两大类型 什么是官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13]这说明,官僚,指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里,一些受到封建传统影响或利用体制弊端空隙,在从事行政事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脱离群众侵犯群众的现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特权利益的人。可以说,官僚的种种言行表现就构成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的形态表现,周恩来作出20种分析。这20种官僚主义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颛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4]周恩来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是因为它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实质,它的致命要害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15]邓小平也具体地列举了在新时期官僚主义的24种主要表现和危害: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官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瞒上欺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 等等。”[16]邓小平指出,这些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 或是在国际交往中, 现在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共产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诸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等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诸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欺凌群众”、“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敌我不分”、“害党害国”等等。成为官僚主义的人,第一类可以说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则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这两类官僚主义和官僚者,在今天仍然都还继续存在着。 从第一类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来看,先以决策方面为例,本来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好决策的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却出现了“不民主、只集中”或者“让你民主走走过场、最后集中听我拍板”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者破坏民主集中制,导致了决策的严重失误。例如,据披露,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大约2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17]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2/3没有效益。仅1998年,就连续发生几起高达数十亿元的投资失误。“十五”期间,我国公共决策的失误每年估计都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516项由国债投资建设的项目中有136项未能按时完成,占到1/4。2006年国家审计署查明,仅10个中央企业决策失误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18]又如,根据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官大的定了的事下面就必须做,即使决策错了,下属也不敢纠正,有谁敢对领导说“不”呢!正所谓:“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就是说,“顶撞”领导的要倒霉,就会丢掉职务和岗位;为了保住职务和岗位,可就千万别去“顶撞”领导。这就助长了领导的专横和无所顾忌,导致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的出现。 再以政绩方面为例,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作风是实事求是。共产党干部需要讲政绩,但政绩既不是靠作秀、耍花样“玩”出来的,也不是靠蛮干、霸道的作风“逼”出来的,一定要通过艰苦努力,靠着实干精神、科学精神干出来的。取得政绩要光明磊落,才能经得起检验、流芳百世。 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政绩却成了弄虚作假、“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的工具手段。有一位乡长在文章中自述政绩造假,他说,“我在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的导向。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平均每年可用现金是六七百元,可2006年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600多元。这是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造假的结果。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第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现在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欢心上,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炮制成绩。这些具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飘浮,使得党和政府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党心不顺,政令不通。”[19] 从第二类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看,现阶段集中表现为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有些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公开鼓吹腐朽的“权力发财观”,广东省佛冈县原县长廖添财在一次中学开学典礼上大肆宣扬:“你们(指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呢?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20]。 安徽省原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是该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陈兆丰的突出表现就是大肆受贿卖官。“要想富,动干部”,陈兆丰深谙此道。他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时机,大批调整干部。方案都由他一人拿,组织部只能按照他的方案去履行手续。经查,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由此他获得贿款150万,每顶官帽价值平均一万多元。在定远县,陈兆丰被老百姓私底下称为“陈千万”。定远县是安徽省沿淮地区的一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1990年,陈兆丰开始到这个贫困县当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2002年从该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职,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前后仅10余年的时间,他就敛取了近千万的家财。[21]对于当前这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曾将他们犯案的特点归结为八大方面:(1)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2)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3)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4)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5)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6)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7)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8)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22] 2011年,正值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进行新一轮换届。为了保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其中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严禁买官卖官。不准以谋取个人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索取、收受或者变相索取、收受贿赂。严禁跑官要官。不准采取拉关系、走门子或者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不准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这些规定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当下官员变质、官德败坏的第二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极度的担忧警觉和坚决清除的决心。 比较以上两类官僚主义,第二类性质更加严重。如果说第一类官僚主义者尚属于党内、行政范围内的党纪、政纪处分之内,那么,第二类官僚主义者则属于须移交司法,按照刑事犯罪给予处置。第二类官僚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变质蜕化,必须清除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当然,这不等于说第一类官僚主义者不会造成严重危害,例如那些严重渎职者,由于瞎指挥,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对于第一类的官僚主义中的这些严重渎职者,也须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继续推进反对官僚主义的四项对策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充分说明,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过去发生、现在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官僚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地与官僚主义和官僚者作斗争,党和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尽管我们党已经为此付出了90年的艰辛努力,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将是长期的、持续的。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抓紧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官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顽疾。本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实现了由“社会主人”到“社会公仆”的转变,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滋生官僚者阶层的温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就不再有官僚主义了。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就没有绝迹,官僚主义不仅相当普遍地“复活”了,而且十分严重。列宁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23]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24]。在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坦率地说,当前在党和国家机关中依然存在种种官僚主义,而我们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却重视和强调的不够,缺乏有力的部署。我们决不能对官僚主义掉以轻心,熟视无睹,置之不理,仍然需要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抓紧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深入持续地继续下去。否则,就难以遏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关就会再度出现从“社会公仆”变为高踞人民之上的“社会主人”的逆转。20年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丢失国家政权,不能不说与官僚主义的复活和官僚者阶层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2.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如果说官僚主义是阴魂,害怕见到光亮的话,公开性就是置官僚主义于死地的利器。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环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提高了公众的知情度和参与度,官僚主义就无可藏身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就是要打造“阳光政党”和“阳光政府”,使政党和政府成为“透明政党”(Transparence Party)、“透明政府” (Transparence Government)。“透明政党”和“透明政府”,就是要求政党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实施的公共管理措施、管理流程必须及时公开,而不予公布的就绝不可以实施、执行。近年来,我国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党务公开方面,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在政务公开方面,我国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等已对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做了规定,力求使政务更加公开、透明,使人民大众对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能够一目了然,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现在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也远未到了健全完善的地步。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地方在执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仍阻力重重、步履维艰,只有60%的及格率,真正贯彻落实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大力推进实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让党务和政务受到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3.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主要采取开展运动的方式不同,今后反对官僚主义仍应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以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重点,走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要积极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理顺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 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切实地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在纵向行政层级方面“上下一般粗”,上面的权力大责任小,下面的权力小责任大,在横向行政层级方面,“左右一样齐”,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相互扯皮、争权推责的根本弊端;要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将类似职能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之中,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级;要加强行政问责制,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要精简公务,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安排,把各级干部从“把行政工作做好,就要发更多的文、开更多的会、作更多的讲话、开展更多的评比”这样的“四多”思维观念中解脱出来。要出台严厉的制度规定,真正做到“四减”,即:减文、减会、减少讲话、减少评比。例如,除了重大的政策性文件外,属于工作性布置的不必发文;要召开的会议,也主要集中于决策制定方面;讲话稿要简明扼要,主要由领导者自己起草,提倡即席讲话;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 4.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从干部人事角度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对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此,首先要从干部的“进口关”进行防范,坚决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不良分子“混入”党和国家机关,这就要实行选任类官员以公开竞争为要求的普选,让人民群众行使选举权,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对考任类干部,则要通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好中选优,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队伍。其次,要从“管理关”管好所有干部,如,严格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重大责任追究制度;还要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 定期的群众“满意度”测评制度,领导干部财产的申报制度, 落实干部廉洁自律的督查制度, 等等,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原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4期 --------------------------------------------------------------------------------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2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年版。 [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3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 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习仲勋文选》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习仲勋文选》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4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 参见刘根生:《“反对”意见的价值》,《瞭望》1999年第1期。 [18] 参见范大华、姚瑞华:《决策合法化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决策导刊》2007年第2期。 [19] 参见段羡菊:《一位乡长的自述:我们被变了味的指标考核逼疯了》,《乡镇论坛》2007年第18期。 [20]《瞭望》,1998年第43期。 [21] 参见吴贻伙:《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狱中自白》,《检察日报》2006年12月5日。 [22] 参见《刘丽英说我国仍处在腐败易发期》,《党政干部文摘》2002年第12期。 [23]《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4]《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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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这些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在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迈尔季,去了一个市中心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建筑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是三层楼的深宅大院,有的则是用货柜车车身,加上一些泥土以及石块,搭建起来的住宅。这些房子,当然是利比亚的穷人住的。 去了其中一家,男主人是一名警察,一个月五百元蒂纳尔,不到三千人民币,加里面还有母亲,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漂亮的大眼睛,但是却粘满了眼屎。睡房里面的地毯黑乎乎的,被子破烂不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炉子,唯一值钱的,是客厅里面一部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 但是,因为男主人的这份工作,这已经算是在利比亚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家庭,如果去那些失业在家,打些零星散工的人的家庭,环境比这家还要糟糕。于是也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会对卡扎菲,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每天出口一百六十万桶石油,因为石油的品质比阿联酋这样的国家还要上乘,因此卖的还要贵一些。只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大部分的民众体会到,和人均GDP数字不相称的真实生活,严重缺乏的基本公共服务,残旧的市政建设,不管是这些家庭,还是走在东部的这些城市 -------------------     在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迈尔季,去了一个市中心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建筑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是三层楼的深宅大院,有的则是用货柜车车身,加上一些泥土以及石块,搭建起来的住宅。这些房子,当然是利比亚的穷人住的。   去了其中一家,男主人是一名警察,一个月五百元蒂纳尔,不到三千人民币,加里面还有母亲,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漂亮的大眼睛,但是却粘满了眼屎。睡房里面的地毯黑乎乎的,被子破烂不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炉子,唯一值钱的,是客厅里面一部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在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迈尔季,去了一个市中心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建筑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是三层楼的深宅大院,有的则是用货柜车车身,加上一些泥土以及石块,搭建起来的住宅。这些房子,当然是利比亚的穷人住的。 去了其中一家,男主人是一名警察,一个月五百元蒂纳尔,不到三千人民币,加里面还有母亲,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漂亮的大眼睛,但是却粘满了眼屎。睡房里面的地毯黑乎乎的,被子破烂不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炉子,唯一值钱的,是客厅里面一部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 但是,因为男主人的这份工作,这已经算是在利比亚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家庭,如果去那些失业在家,打些零星散工的人的家庭,环境比这家还要糟糕。于是也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会对卡扎菲,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每天出口一百六十万桶石油,因为石油的品质比阿联酋这样的国家还要上乘,因此卖的还要贵一些。只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大部分的民众体会到,和人均GDP数字不相称的真实生活,严重缺乏的基本公共服务,残旧的市政建设,不管是这些家庭,还是走在东部的这些城市   但是,因为男主人的这份工作,这已经算是在利比亚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家庭,如果去那些失业在家,打些零星散工的人的家庭,环境比这家还要糟糕。于是也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会对卡扎菲,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每天出口一百六十万桶石油,因为石油的品质比阿联酋这样的国家还要上乘,因此卖的还要贵一些。只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大部分的民众体会到,和人均 GDP 数字不相称的真实生活,严重缺乏的基本公共服务,残旧的市政建设,不管是这些家庭,还是走在东部的这些城市,无法相信,这是一个称得上富得流油的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在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迈尔季,去了一个市中心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建筑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是三层楼的深宅大院,有的则是用货柜车车身,加上一些泥土以及石块,搭建起来的住宅。这些房子,当然是利比亚的穷人住的。 去了其中一家,男主人是一名警察,一个月五百元蒂纳尔,不到三千人民币,加里面还有母亲,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漂亮的大眼睛,但是却粘满了眼屎。睡房里面的地毯黑乎乎的,被子破烂不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炉子,唯一值钱的,是客厅里面一部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 但是,因为男主人的这份工作,这已经算是在利比亚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家庭,如果去那些失业在家,打些零星散工的人的家庭,环境比这家还要糟糕。于是也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会对卡扎菲,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每天出口一百六十万桶石油,因为石油的品质比阿联酋这样的国家还要上乘,因此卖的还要贵一些。只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大部分的民众体会到,和人均GDP数字不相称的真实生活,严重缺乏的基本公共服务,残旧的市政建设,不管是这些家庭,还是走在东部的这些城市   穷人的期望不高,只要卡扎菲能够把这些财富,稍微的分给他们一些,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让这些期待花了太多时间,依然看不到实现的可能,这些人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自然可以理解。   同样,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大学生,他们也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环境,给他们的未来更多机会。毕业意味着失业,即便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关系,只能够每个月拿到微薄的收入,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币,但是房子却昂贵得要死,不管是租金还是售价,因为供应极度缺乏,这些年轻人想不通,看看阿联酋,或者就是卡塔尔,为何那里的人们,可以有那样的生活?   而我更为好奇的是,在这些示威者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中产,专业人士,学者,甚至是富有的商人。在这些国家,这些人算得上是既得利益者,至少我遇到的那些商人都承认,如果你不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地方做生意。那末,这些人,为何站出来?   一个二十八岁的商人,名门,豪宅,名车,似乎什麽都不缺。他说, 2 月 ,无法相信,这是一个称得上富得流油的国家。 穷人的期望不高,只要卡扎菲能够把这些财富,稍微的分给他们一些,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让这些期待花了太多时间,依然看不到实现的可能,这些人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自然可以理解。 同样,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大学生,他们也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环境,给他们的未来更多机会。毕业意味着失业,即便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关系,只能够每个月拿到微薄的收入,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币,但是房子却昂贵得要死,不管是租金还是售价,因为供应极度缺乏,这些年轻人想不通,看看阿联酋,或者就是卡塔尔,为何那里的人们,可以有那样的生活? 而我更为好奇的是,在这些示威者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中产,专业人士,学者,甚至是富有的商人。在这些国家,这些人算得上是既得利益者,至少我遇到的那些商人都承认,如果你不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地方做生意。那末,这些人,为何站出来? 一个二十八岁的商人,名门,豪宅,名车,似乎什麽都不缺。他说,2月15日,当人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参与,直到2月17日,政府军开枪之后,他 15 日,当人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参与,直到 2 月 17 日,政府军开枪之后,他走上了街头,因为死去的第一个示威者,就是他的朋友,当他站在示威者中间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此刻,大家是同一个利比亚人。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在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迈尔季,去了一个市中心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建筑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是三层楼的深宅大院,有的则是用货柜车车身,加上一些泥土以及石块,搭建起来的住宅。这些房子,当然是利比亚的穷人住的。 去了其中一家,男主人是一名警察,一个月五百元蒂纳尔,不到三千人民币,加里面还有母亲,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漂亮的大眼睛,但是却粘满了眼屎。睡房里面的地毯黑乎乎的,被子破烂不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炉子,唯一值钱的,是客厅里面一部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 但是,因为男主人的这份工作,这已经算是在利比亚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家庭,如果去那些失业在家,打些零星散工的人的家庭,环境比这家还要糟糕。于是也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会对卡扎菲,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每天出口一百六十万桶石油,因为石油的品质比阿联酋这样的国家还要上乘,因此卖的还要贵一些。只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大部分的民众体会到,和人均GDP数字不相称的真实生活,严重缺乏的基本公共服务,残旧的市政建设,不管是这些家庭,还是走在东部的这些城市   他说,作为有钱人,更期待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政府,可以推动国家向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倒退,他问我,为何别的国家可以,利比亚却不可以?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利比亚商人,他没有离开班加西,回到的黎波里去照顾他的公司,他说,他要留下来,和这里的人一起参与见证这个国家的变革。   这个五十四岁的米苏拉塔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一天,大家都知道会有这样一天,卡扎菲也知道,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样一天到底是哪一天。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17khv.html ) - 这些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_闾丘露薇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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