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维权网 | 百余名各界人士联名要求公开杨林失踪真相

(维权网信息员王冬见报道) 6 月 12 日晚 ,山东籍维权人士杨林在深圳被警方带走后,至今仍无任何消息,尽管其亲友多方设法打听其下落,但都没有任何进展。连日来,杨林的失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百余名人士为此联名,要求深圳警方公开杨林失踪真相,告知:杨林受到何种处罚、人被羁押在哪里等。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于 2006 年 12 月在联大获得通过,是第一个将强迫失踪作为侵犯人权行为予以禁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约。公约要求各国将犯有强迫失踪罪的人绳之以法,并且就预防强迫失踪以及保障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权利作出了详细规定。该公约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 正式生效。 强迫失踪是指政府部门或官员,或者代表政府行事、得到政府支持、同意或默许的团体或个人,违反当事人意愿将其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其自由,最后又拒绝透露他们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杨林自 6 月 12 日晚 被深圳警方带走至今已失踪近两个月,杨林案件属于典型的强迫失踪案例,应该引起中国政府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足够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公开杨林失踪真相。 附: 深圳警方:请告诉我们杨林在哪里? 杨林从今年 6 月 12 日晚上被深圳当地警方带去,失踪至今。他的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更没有他任何信息,亲友多方打听他的下落,无果。 杨林原籍山东省聊城, 20 多岁到深圳打工谋生常住深圳。近些年来,他全身心投入到为弱势民众维权及民主宪政活动中。他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中国公民监政会会员、《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的联署人之一,他公民记者、人权捍卫者。为此,他遭受行政拘留 11 次,判刑一年,劳教一年,非法拘禁和关黑监狱等迫害不计其数。 我们请求深圳警方告知:杨林被如何处罚、是死是活、被关押在哪里? 汪建华    上海   民主人士    电话: 13585984220 李化平    上海       公民       电话: 13861607496 李向阳,山东临沂草根维权律师,电话 13655494031 吴世明,江苏无锡,民主人士,电话 13357913800 姚立法,湖北潜江教师,电话 13339728964 王晓菲,山东青岛市,山东大学学生 袁剑,四川眉山,自由职业者,电话 18228152159 , 倪文华,山东济南,维权律师,电话 15098846917 孔大华,山东临沂,职业经理人。 徐高金,江西,电话 15387731776 姜玉刚,山东临沂,商务,电话 18754900111 李宇,四川德阳,民主人士,电话 18608388964 杨海龙,山东临沂维权人士,电话 13054913789 王启忠,辽宁省维权人士,电话 13986453112 姑鹤,安微马鞍山,电话: 13965549690 徐武,湖北维权人士 林莉,英国记者 张海涛,新疆鸟鲁木齐,民主人士,电话 13579911311 田喜,香港公民 钱进    安徽蚌埠,民主人士,电话 15255200526 康素萍,陕西省西安市,维权人士,电话 13146905550 黄雨章,南宁,电话 18697931379 蔡从富,湖北省武汉市,自由职业者,电话 :13986074719 夏世阳,深圳,电话 13760141012 。 喻敏剑,电话 18673039325 李靖,北京市,自由职业者,电话 13161668861 杨允明,辽宁,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教师,电话 13504956960 张明智,陕西西安,医生,电话 13572199613 周志远,江苏常州,维权人士 刘家财,湖北宜昌,工程师,电话: 15287779404 童斌,湖北省武汉 巿 ,维权创业人,电话 13212737761 张乐坤,深圳 李静林,北京,律师,电话: 13693283418 白丽,上海市,自由职业,电话 13916053809 李国柱,黑龙江省,电话 13521421148 恩广,烟台公民,手机 15853524215 张国强,山东金乡县,联系方式: QQ:425287360 。 张波,山东省临沂市,商人,电话 15065922269 郭春平,广州,自由职业者,电话 15814819686 张坤乐,广东陆丰市人,电话 13424211761 李卓熹,湖南长沙自由职业,电话 18670363744 赵迪迪    上海    法律工作者    电话: 15201726813 高信翠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61858454 卢银娣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7385658 郑培培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3963826 孙洪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39958679 朱金娣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042111402 沈金宝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042111402 俞雅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2875 张永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3673 张兴国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300810792 张琴书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 472455533 张雪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2778 庄秀珍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41638267 何季良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764096040 贺琴秀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24285202 宋仁荣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801716934 俞引南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0298 朱亚娟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0950 乔纪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217297506 顾爱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6968 周雪珍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921781034 周海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09733 周永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122281089 周连娟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921828738 周翠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0370 周志荣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618679367 黄杏娟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5338 黄月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921244983 黄尧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321327550 黄粉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0817 徐小妹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402105171 徐凤芳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6268 徐利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764410581 刘淑珍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564097383 刘福泉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71702800 刘培裕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21776674 奚仁娣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921149371 沈品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64093315 盛海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7192 顾永洪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221314778 顾永红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524692545 孙翠芳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64314769 曹翠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64420870 刘小妹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7937460 徒宝霞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311761911 徒唤宝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311761911 赵秀芳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11613794 陆芳恩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64897311 张广其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64070606 王正兴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34719500 吴亚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64420912 翁品娟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201724214 丁勤仙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54423923 潘金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21648898 颜兰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6134088 颜桂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6134088 颜凤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6104088 颜秀英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6104088 陈志方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8916104088 江仙妹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02164091995 沈玉清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800694137 解庆国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821898207 陆雅美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51835148 张洪祥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3671857663 陈建芳    上海    维权人士    电话: 15026516445 征集本请求签署人—— 邮箱: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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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霄:我为什么不赞成完全否定毛泽东

  自从习总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我们当然不能浅薄地认为习总这话的立足点就是前后三十年都是中共执政,但如果不是这样,前后”统一”的共同点又在哪里呢?   大概从七年前的《文革四十年祭》一文起,我开始在一些文章中系统地谈到官僚阶级、官僚专制和官民矛盾,以及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实践的价值和贡献。而习总”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如果能够把落脚点放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上,那么,我虽然不大赞同后三十年党内真正形成了毛的这种思想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我认为只有胡赵做到了这一点),因之尚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但我还是赞成习总不割裂新中国政治史的睿智与勇敢:因为他看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共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如果在他手上实现了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那么,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种完全的”统一”。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和功绩。   这一点能否成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胡德华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社迎春会上的发言,其中从正面引用了毛泽东在《九评》中专门写下的有关苏联特权阶级的一段话。可见,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可。   毛泽东的正确的、积极的政治思想遗产,即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需要做更全面的介绍。这里将我过去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再简要叙述一下。   无论是肯定毛泽东抑或否定毛泽东,很少有人从官僚制的角度来系统审视他的意义(我看到的似乎只有袁剑、张博树和何新等人)。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完整正确的评价。   在我看来,毛泽东后半生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全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包括了四个方面: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即所谓一党极权,坚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制及官僚阶级,以及权力斗争。这四者往往是交织一起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方面。   官僚制是伴随着人类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曾有着当时最成熟的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后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简言之,官僚制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专业化行使,官僚集团与最高政治权力者分享政治权力;官僚制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利性特征,但却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它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得到根本抑制。   毛泽东对于官僚制的批判、抑制与斗争,发展到成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虽然这种思想与实践有时被冠以其他概念–比如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出官僚制,也一般不用”官僚”而是用”干部”、”领导干部”、”当权派”这些中性词或”做大官”、”特权阶层”、”党内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贬义词来称谓这个执掌公共权力的群体–但却有着前后一致的内核,具有难得的光辉与重大的缺陷。   一、毛泽东对官僚集团具有下层人民固有的厌恶,并延续了马列对其的态度   对官府和官人的敬畏与厌恶,是传统中国下层人民的一种深厚而悠久的心理,甚至发展为本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继承了这种本能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思想升华。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甚至包括小官僚家庭出身的周恩来,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反动),对一切国家机器及官僚集团统统否定之。及至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从未全面地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关于官僚制的虽不系统然而是深刻的批判深表认同,或者说他本身的”猴性”即底层流氓无产阶级习性中的某些部分暗合了马列的教导。这不但在他打天下的理论也就是革命思想中有变相的反映,如对一切权威和秩序的蔑视,对”痞子”运动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种思想痛快淋漓的阐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一生的某种思想发展脉络),而且在掌权后,对官僚集团的批判与斗争,经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实验不断进行,终于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之一,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   这里不妨简单概括马列对于官僚制的认识。马克思从理论上并没有对官僚制的系统论述,但在有限的研究中,表现了对官僚制的根本厌恶。马克思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因此官僚制也终将因此而消亡。他对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国家官僚制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进行了坚决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将官僚制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的分析之后的,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所谓的”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他因此对巴黎公社的起义者们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规则,即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官僚也就是公仆们,必须接受人民代表的选举与随时的监督,只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进行定期的轮换。   对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后人对官僚制错误认识的,还有列宁。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官僚制的厌恶,并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内,对官僚制进行了有限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不同意考茨基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新生政权的官僚主义问题,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不断地抨击官僚主义。1919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已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列宁也同样理想化地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暂存物,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上,列宁也只是从形式上努力依据巴黎公社原则创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苏维埃,很少真正落实(当然也是难于落实)马克思巴黎公社三原则。列宁出现了一种摇摆:一方面他痛恨官僚主义及官僚制,并试图作出抵制,另一方面他的归宿却是一党专政下的新的官僚制。特别是提出所谓的阶级、政党、领袖集团、领袖的理论,并认为领袖是这个序列里最高的政治代表与权力行使者,从而成为其后共产党严重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现象的始作俑者。 而这种后来经斯大林发展完善的”苏联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孳生官僚阶级并让这个阶级作威作福的模式。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他没有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揭示了官僚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限制其缺点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即他不但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了解与参照,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深厚的理论部分缺少学习和感悟: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有民主力量,才与行政权力成逆相关系。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毛泽东倒是在全盘接受后迅速有了反省和批判,这发展成为一种认知逻辑,并导致一系列的行动逻辑。   二、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核心,在于其革命对象基本指向新生的以官僚集团为主体的”新的资产阶级”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对官僚制及官僚集团的异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官僚主义、”党内贵族阶层”产生的根源,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外因论”向”内因论”的变化过程。最初他担心的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如他在著名的七届二中讲话中提到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后来他认识到这是权力腐蚀的必然结果,扩大了对革命胜利后的危机意识。   在建政之初开展了主要是矫正共产党官员中普遍、剧烈的腐败现象苗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治国就是治官、治官尤重反腐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其二,是对于权力的腐蚀结果,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作风论”向”阶级论”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会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或”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并认定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是因为官僚化而被人民反对。   毛泽东对建政后干部也就是官僚集团的正规化(也是官僚制出现)的苗头很不满,认为这与革命传统不符。比如他对于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批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斯大林也是不一样的:”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特权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而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差异太大的工资制的,在他的批评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而就绝对值来说,毛泽东的工资甚至比不上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   毛泽东对此仍然不满。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等级待遇即特权,都被他多次批评。毛的这种思想,如果说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巴黎公社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自己很重视的一个相关的术语,就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此的警惕与批判。1958年,张春桥的一篇题为《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对张文极其欣赏,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学习(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张春桥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终于成为他进行文革的骨干)。今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能够站在现代人文思想的起点也就是人人平等来审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农民起义领袖那种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具有了哲学与伦理上的最高层次。毛虽然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但要求人们要清醒地看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共产党理想的差别,切切不可因为前者而丧失了后者。文革中,毛总结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太多,”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其结果就是过去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上下一致和艰苦奋斗的”党的传统都丢掉了”,官员和人民之间、官员的上下之间变成了”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贵族阶层”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首见于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刚从国外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回来的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认为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波教训和刘的说法引起了毛的深思,结合当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毛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在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即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被人民反对。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告诫全党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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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 share 55 每周转载:关于银行”钱荒”、地方债和理财产品 端午假期之后,天朝的金融机构出现罕见的”钱荒”,”钱荒”进一步引发了A股市场的暴跌。今天搜罗一些相关的评论供大伙儿参考。 ★银行业的”钱荒” 在上海的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官方利率显示,从6月初开始,同业拆借利率一路走高。到了上周四(6月20日),同业拆借利率激增至13.44%,创下历史纪录。相比而言,上周三的利率是7.66%,上月的利率不足4% 不知道啥是”同业拆借”,请看维基百科的解释(在” 这里 “和” 这里 “)。 通俗地说就是:一家银行因现金不足,向另一家银行进行短期借贷。”同业拆借”有不同的时间周期,”隔夜拆借”是最短的。 如果”隔夜拆借利率”持续猛增,通常说明银行普遍缺钱(钱荒),为了找同业借钱,不惜支付很高的拆借利息。 以下是相关报道: 中国货币市场闹钱荒,银行间拆借利率创新高 @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06-21) 银行资金告急 聚焦中国式”钱荒” @ 金融界 ★”钱荒”的原因 咱们天朝经常是很分裂的。一方面滥发货币(印钱比印草纸还快),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却闹”钱荒”。为啥会这样捏? 这篇新华网的报道可以看成是朝廷的官方解释 中国式”钱荒”——不是没钱 而是放错了地方 @ 新华网 (2013-06-23) 除了官方的解释,还有各种非官方解释。 马光远:”钱荒”——中国银行业的真实谎言 @ 腾讯网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而银行真正缺钱的原因又何在?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的一篇研究报告可谓揭示了冰山一角。惠誉的报告称:据其统计, 6月最后10天有1.5万亿人民币理财产品到期,近期银行同业市场资金紧张,令产品能否如期偿付存暗涌。同时,惠誉的报告也指出,中国信贷泡沫为现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并对中国影子银行发出警告。惠誉称中国信贷总额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占GDP比率在五年内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该比值大约为40%。 一方面是信贷规模的快速膨胀,另一方面,是银行出于盈利的考虑,要么通过”扭曲”操作,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信贷,要么通过大量的包括信托以及其他理财产品的表外业务,增加了杠杆和风险,而影子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一旦出现大面积危机,中国出现金融系统性崩盘的风险并进而将经济拖入深渊将不可避免。今年以来,高层规范影子银行,并将防范系统金融风险列为国务院五项重点工作,是的确看到了山洪逼近的影子。 中国流动性危机的来龙去脉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3-06-24)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症结之一就是过度膨胀的金融体系。中国信贷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12年达到180%,高于2008年的12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增加的这部分贷款很可能最终成为坏账。这迫使银行更主动地向货币市场寻找资金来应付日常业务。 此外,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也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截至2012年底,理财产品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到人民币7.1万亿元,而几年前理财产品在中国还几乎无处可寻。所谓理财产品,就是安全性与存款类似,但回报率更高的一种投资工具。 ★为啥央行不肯放水? 很多银行眼巴巴指望央行出手相救。但是央行昨天(6月24日)发了一份公函。大意是:央行不打算出手了,各家银行展开自救吧。相关报道如下: 央行强硬表态 “救市”预期落空 @ 每经网 (2013-06-25) 对于央行的动机,以下是各方的分析。各种观点不尽相同,请大伙儿自行判断。 中国政府正在发动一场”可控的金融危机” @ 福布斯中文网 (2013-06-21) 注:福布斯的这篇文章总结了4种常见论调:中国政府出手整顿论、热钱流出论、央行去杠杆论、银行期限错配论。 李佐军两年前预言:2013年七八月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 @ 搜狐网 (2013-06-24) 注:李佐军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他在内部的一个小范围讲话,后来被媒体曝光。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对下一届政府领导来说,面临一个抉择,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把泡沫再接过去,再精心维护,那么他会维护到什么时候呢?最迟能维护到2015年,或者2016年,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一场更大的危机。那个时候爆发的危机的责任在谁,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不接这个泡沫,上台之后很快让这个泡沫给破掉。破掉之后,首先会带来一段时间的痛苦,但对于新的领导人来说是好事,因为责任很清楚,不是他们造成的,是前面造成的。 央行想看谁在”裸泳”——流动性紧绷各金融机构哭穷 @ 华夏时报 (2013-06-21) 注:”裸泳”一词出自巴菲特的名言—— 只有当潮水退去时,你才知道谁一直在裸泳 中国央行为何坐视信贷紧缩加剧? @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3-06-21) 注:金融时报这篇文章认为,央行目前的举动带有政治色彩,是为了配合习近平近期的党内整风。 ★地方政府债务 “钱荒”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涉及到地方债务。以下是地方债的相关报道: 国家审计署:地方债余额3.85万亿 增长12.94% @ 和讯网 (2013-06-13) 注:这里提到的3.85万亿,仅仅是15个省级政府、15个省会城市以及3个直辖市政府和3个直辖市的区政府。 (穆迪推算)地方债余额或已达12万亿 卖地收入下降偿债难 @ 新浪网 (2013-06-15) 注:穆迪公司(Moody)是全球最权威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 以下是相关的分析和评论: 地方债务有可能引发中国债务危机 @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06-24)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很多金融专家认为,眼下的”钱荒”,实际是一场资金错配导致的结构性资金紧张。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资金过多地通过影子银行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民营企业,特别是房产市场。 最新的官方数据也说明,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重重,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中国政府下一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投资行为的控制。 …… 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研究员杜相乾日前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表示,地方政府适当借债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所贷资金的用途不够公开和透明,而这很可能导致部分资金的浪费、腐败和无效投资,再加上债务管理上缺少科学的债务确认标准,很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疑虑和担忧。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债已经失控 @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3-04-17)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最大的内资所之一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张克在接受FT采访时表示,由于(对风险的)担忧,信永中和已经全面停止承接地方债务发行的审计工作。他同时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我们对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进行了审计,发现它们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就退出了,”张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数没有强大的还本付息能力。情况可能变得非常严重。” 他还说道:”情况已经失控。有可能发生危机。但由于这些债务得到展期,现在成了长期债务,因此危机爆发的时机存在不确定性。” 正如FT所言,作为一名体制内人物发表如此严厉的言论是罕见的。 据FT统计,2013年第一季度,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发售了2830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多。通常人们会预期这样的增长将提振经济,但2013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长意外放缓至7.7%。 张克表示,从公共广场到道路修缮,许多地方政府投资于回报平平的项目,因此只能依靠借新还旧来偿还债权人。 “你能做的事只有发新债以偿还旧债。但这种做法迟早会有撑不下去的一天,”他表示。 地方债压顶政府缺钱大力卖地——如此偿债不可持续 @ 金融界 (2013-06-20) ★金融危机的风险 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界人士警告金融危机的风险。以下是相关的新闻和评论。 袁剑:静悄悄的危机 (2013-06-12) 注:袁剑曾经写过《中国——奇迹的黄昏》一书, 俺的网盘 上有电子版。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的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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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 | 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

袁剑: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 进入专题 : 经济危机 债务危机    ● 袁剑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经济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给《大拐点》一书作结的结语。我曾经这样写道:“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信贷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货币及财政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其反弹速度之快,反弹力度之大,不仅捍卫了中国的经济神话,更引得一众理论家开始煞有介事探讨起所谓中国模式。   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   然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热,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思想喧嚣。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果然,在政府逐渐减少刺激剂量之后(注意:中国仅仅是减少刺激剂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线。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长”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钱”若渴的企业及冒险家们自然如获至宝。在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下(虽然没有直接鼓励),巨量新增信贷及负债通过各类影子银行的所谓创新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存量迅速达到百万亿之谱。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国股市也在跌破2000点之后开始迅速反弹。   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   但无论如何,经济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国经济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传统的信贷货币刺激仍然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   然而,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幻象仅仅持续一个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便给了这些周期论者当头一棒。   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计算,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区间之内。   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   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   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   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   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   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   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   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   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袁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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