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平洋大学

晚清改革的挽歌

  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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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的美国民主模式

  【作者注: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争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往往是一种被乌托邦化的概念。而美国民主模式的价值就在于,历史上第一次,使弱势者不再那么的“弱势”。除此之外,迄今还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模式,曾经给予弱势者与强势者平等博弈的机会。】   1.   毫无疑问,作为世界超级强权的美国及其政治模式,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至深,无论中国的外交内政,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与与美国联系起来。甚至今天社会上甚为激烈的所谓左右派之争,也往往都是以对美国的态度来划分界限的。   在有些人看来,美国是天使的化身,代表了正义与进步。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美国则是魔鬼的代言人,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充满了邪恶,在世界各地作恶多端。而对更多的人而言,面对媒体上各种不完整的信息和各种结论先入为主、极具诱导性的言论,头脑中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困惑与不解: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从英雄到魔鬼的多重角色变换?   2.   在这里先来看一些具体的实例吧。   就在不久前,美国政府向11名非法移民赔偿了35万美元,作为执法人员在逮捕这些人时没有履行必要法律程序的赔偿,成为历史上同类事件中最大的一笔赔偿。   伊利诺伊州一名穆斯林教师要求请假前往麦加朝圣,在遭到校方拒绝后辞职并打起了官司。最后该教师胜诉,而且校方还被要求赔偿7.5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教育当局曾经试图了解,在学校里大致能有多少来自非法移民家庭的学生,结果立即收到了联邦司法部的信函,警告其停止调查,否则可能会以侵犯人权被告上联邦法庭。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州因为对非法移民立法,而被司法部告上法庭。原因之一,同样是人权。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去年曾经试图收购一家中型的通讯公司,结果被司法部出面搅局,因为司法部认为收购会导致市场垄断,不利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十多年前一些破产的黑人农民发起集体诉讼,控告美国农业部在贷款中种族歧视。结果在90年代末,农业部被判赔偿10亿美元,另外一些黑人农民再接再厉,官司又打了10年,美国政府在前年又给赔了10亿才了事。   看完了这些故事,这个时候肯定不少人会顺理成章地觉得,美国简直就是完美无瑕,无愧于最佳的民主模式了。但是请先不要急着下结论,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3.   在2007年,曾有一名70岁的老年公寓护工把她的雇主告上了法庭。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名黑人护工在一场车祸中受伤致残,失去了工作能力,可能由于对赔偿不满意,于是聘请了律师打官司。后来她的律师在审核其个人财务状况时惊奇地发现,这位老太太有时每周工作长达70小时,竟然一直没有加班工资。   一般情况下,加班肯定是有报酬的,尤其在美国这种强调劳工权益的国家。但根据多年前的一条法律,护理行业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当时这类工作多是亲友负责的。近年来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护理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但这条法律一直没有变化,导致大量的从业人员得不到加班工资。   于是他们决定打一场官司,试图改变这条法律,来争取合法的劳工权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劳工权利组织的关注,并在财政上资助了老太太的法律诉讼。后来这个案子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吸引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即被很多人甚至视为正义化身的那九个人,无异议全体一致9:0通过决议,驳回了老太太的合理要求。道理很简单,大法官们的观点与当时布什政府和纽约市政府完全一致:如果同意了这样要求,护理行业的成本和政府的福利开支将会大大增加,以致会无法负担。一名大法官直接对老太太讲明,“如果你赢了,无数的人会从此付不起护理费用,那会是政府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这一判决结果震惊了美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批评,社会大众第一次才注意到,这一弱势群体由于收入太低,很多的护理从业人员都是要依靠政府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在两年后因肾衰竭、心脏病去世。《纽约时报》感慨说,这样一个一辈子照顾别人的人,在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却穷困潦倒,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看到这里,大概很多对美国民主持怀疑、敌视态度的人就要忍不住叫起来,“看吧,这就是所谓民主自由的美国。”而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人大概也会觉得无话可说了。的确,这一事件实在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显而易见,就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光天化日下被公然牺牲了。这个时候,如果把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事例都放在一起,很多人肯定会迷惑不解,一会儿是几个破产黑人农民扳倒了势力强大的国家农业部,一会儿又是一位护工老太太连一点加班工资都不能被保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要理解美国的民主模式,其实一点也不难。首先需要从我们自身的价值判断说起。   说起民主,很常见的解释,就是一旦实现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解,把民主当作是一味仙丹妙药,包治百病。而这种乌托邦心态其实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在历史上,各种“均贫富”的口号从不鲜见,一直到今天,“共富”的思维仍然被作为主旋律在大加宣扬。在这种文化心态之下,对于“民主”的上述理解,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了。每一个人都在期盼一个天堂。   然而现代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天堂是不存在的。   经济学里有最基本的两条原则,1,资源是稀缺的,2.人性是自利的。从这两条原则出发,不难想象,既然资源的稀缺是永恒的,而人又是自利的,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据此,一切理想化的所谓“均贫富”“共富”的口号都是站不住脚的。   进一步而言,任何人随意就可以顺势推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足自己所有意愿的状态。这种最优的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在承认人与人利益竞争关系的前提下,重新理解民主的含义,就成为了必然。简单地对民主给予所谓“真”与“假”,或者“好”与“坏”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乌托邦心态的评判。   5.   美国的社会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来认识它的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体制。简而言之,美国民主既不是有些人抨击的“虚伪”,也不是有些人向往的天堂。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之下,美式民主在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框架,是一个利益争取的过程。在现阶段,它的民主,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权力,其结果可能很美丽,也可能很丑陋。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何谓“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与“治”两个字实际上是一种从上至下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点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着清晰的表现,此处无需赘述。所谓“讲政治”,毋庸讳言,就是维护特定团体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在现代西方的话语中,“政治”二字的含义则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水平方向上,争夺权与利的表述与行动。在本文中,“政治”基本上是后一种意思。   美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不讳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来作为调整社会总体关系的基础。基于此,民主制度作为利益博弈的框架形式而出现。在这个框架之下,人与人可以进行利益的争夺。那么既然是博弈,请注意,就不会是“均贫富”或者“共富”,就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换言之,民主并不保证谁一定胜利,所以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是弱势群体,那些黑人农民获得了胜利,而护工老太太则输了官司。   这种民主体制的价值,首先在于每一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虽然它并不保证谁输谁赢,必然存在着对手间力量的不对等,也不宜被用作道德评判,但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需要注意到,是参与利益博弈者的人身是安全的。这种体制下,不会有人因为利益诉求而被对手灭口。比如有人要起诉总统,那么一般而言,美国的律师会饶有兴趣地听取他的陈述,然后决定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但是在非民主体制下,律师会立刻让这个人走路,因为律师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美国破产农民起诉农业部,小时工资不到10美元的护工可以在国家最高法院打官司。   其次而言,这种博弈的体制不会有永恒的输家或者赢家,强者未必一定赢,弱者未必一定输,结果也将是动态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护工老太太的案子,虽然她当时输了,而且人也已经去世了,但现在美国民间、政府、和国会中,都有很多人正在推动修改相关的法律。她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由于她的抗争,自己身后已经成为美国劳工权益运动的一部分。再举一个例子,仅仅几十年前,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还是完全合法的,而在今天少数民族可以开白人的肤色玩笑,白人在这种话题上却往往要极度小心。这就是民主博弈体制带来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总体趋势是向善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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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2011盘点之《与高衙内通信》

如果你爹的权力不再有效,你的现代生活将无比艰难,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银子,但肯定不够买一套房子的。你可能需要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你能干什么,进公司吧,你没那个学历,扛麻袋吧,你没那个体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回帖,这事不需学历,不需体力,甚至不需要智力,发一条赚五毛,舒坦,省心,酷。如果连这都干不了,那就只能去当作家了,拿个碗坐在天桥上,说这个世界不符合你的梦想,希望好心人施舍你一张回宋朝的车票。干这活儿容易招狗咬,被咬之后请注意风度,千万不能与之对咬,否则动物保护主义者会说你没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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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哈佛不是麦当劳

哪儿有需求、有市场,就到哪儿去布点、赚钱,那是企业的天性,而不是名牌大学的天性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情况的人们都知道: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得好的是真好,如宁波诺丁汉和西交利物浦;办得差的是真差,如除以上两校外的绝大多数。 2011年8月25日的《南方周末》报道《教育部动刀“中外合作办学”》,印证了以上实情。记者引述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的话:“90%以上的合作项目都是二三流大学用来挣钱的。”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更是坦陈:“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名声很差劲”,“国外学校直言不讳地表示可以‘卖文凭’”。 6年前,我曾和同事就中外合作办学乱象进行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来,考虑到已经缴了巨资的在读学生可能会因此闹事,更担心被媒体同行指责“反对高等教育改革开放”,所以最终把这事搁下了。当时的混乱情况比《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披露的还要严重。类似“西太平洋大学”这样主要面向中国人卖文凭的洋野鸡大学,不但开在国外,更大量地以“合作办学”的名目开到了国内。《南方周末》报道中提到,2010年,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施行7周年之后,教育部才首次公布经过合法批准的四百多家本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这事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因为公布了完整的合法项目名单,就等于向社会宣告其他数倍于此的项目非法,即使不再“加强监管”,这些名单外的学校也不会再有人来念了。一下子断那么多中外人士的财路,容易吗? 中外合作办学普遍质量不高,几乎所有考生家长们也都心知肚明。宁波诺丁汉大学负责人曾告诉我,该校每年坚持在一本线以上招生,屡屡受到家长们质疑:“你们中外合作办学,凭什么还要那么高的分儿?”因为大家一般印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同那些“独立学院”、“三本”,只要交钱就能上,根本不管分数。 2010年年初,有论者听到“有传闻说教育部的办公桌上积压了4000份中外合作办学的申请”,以为这些被压下的办学申请都来自“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于是义愤填膺地以《让哈佛到中国办学》为题撰文抨击。他算出了一笔吓人的账:“等于教育部将120亿元外汇石沉大海”,“等于教育部将1200亿元的GDP剔除”。 作者进而提出希望:“世界500强企业基本落户中国,但是世界名校落户中国的则寥寥可数。……让外国名校诸如哈佛、剑桥等到中国来办学,输入先进的教育理念,让外国人来培养中国人才,用外国的创新模式植入中国的严谨教学,将极大推动我国的教育发展事业。” 该文的基本观点我们在各种媒体上可能早已耳熟能详,关注教育的多位知名经济学者、若干民办教育投资者都曾反复宣传。但冰冷的事实是:合作办学的外方多半只是出名义、卖文凭,很少拿出真金白银来投资;而对于来中国办学,国外那些真正的一流大学并无多少积极性。 世界上知名的跨国公司成千上万,知名的“跨国大学”则鲜有耳闻。这与政策壁垒无关。哈佛、剑桥等名校,非但中国引不进来,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也不曾把它们引了去。它们甚至在其国内也从来没办过分校。上述报道中“有学者曾建议,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世界一流大学独立来内地办分校”,想当然耳。哈佛不是麦当劳,不会满世界开分店。哪儿有需求、有市场,就到哪儿去布点、赚钱,那是企业的天性,而不是名牌大学——不论其“公立”还是“私立”——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天性。 即使利物浦大学、诺丁汉大学之类在国外大致居于二流层次的高校,也并不是作为“经济人”来中国“捞世界”的。《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得很清楚,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均有明确规定:合作双方的“母校”都不拿走一分钱的利润。而这是中国的诸多经济学者和民办教育投资人按照“经济人”逻辑难以理解的。这两所学校的办学质量现在已经获得了业内公认,但他们这种办法不赚钱,谁愿意向他们学习?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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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骗情中国富人

(宋石男 刊于今日《时代周报》) “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达芬奇这段话,若早点给达芬奇家具的追捧者们听到,结局应该还是一样。这帮冀图跻身莫须有的上流社会的中国大陆富人们,不在乎荣誉,只在乎虚荣。荣誉是精神领域的桂冠,虚荣是物质领域的春药。有些中国富人不向往桂冠,但必须大量服食春药。 贵族范儿与简陋骗局 说起来,达芬奇家具是一个太过简陋的骗局。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只要用共和国的里脊思考一下,就能明白,意大利人不会给家具起这名字,就像法国人不会给内衣起名叫贞德,美国人不会给冰箱起名叫爱迪生,日本人不会给汽车起名叫山本五十六,只有中国人会给内衣起名叫爱戴,给冰箱起名叫范冰冰,给汽车起名叫红旗。但我们的富人不会这么想。他们对达芬奇是多么熟悉因此也多么热爱啊,从小就知道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稍大点在各种杂志上都看到过《蒙娜丽莎》,再后来还人手一册《达芬奇密码》。能睡在达芬奇大床上,花掉105万元又何妨?能被达芬奇顶灯照耀,花掉188万元又何妨?能打着领结,围上手绢,坐在达芬奇餐桌边痛饮国产拉菲,花掉315万元又何妨? 是的,只要能得到跻身上流社会的幻觉,只要能做出一副贵族范儿,哪怕是自娱自乐、山寨味道十足的上流社会与贵族范儿,我们的富人们花再多钱也无所顾惜、无所畏惧。 直到事发,仍有富人表示,只要达芬奇家具能证明是意大利产, 就“可以接受”,而不管它是否有品牌底蕴,产品又是否合格。换句话说,就算被达芬奇家具的树脂材料的气味熏得月经不调,就算刨开它雕花外壳只看到大芯板和密度板,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只有两点:1.意大利产。2.昂贵的意大利产。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是用天价与普通人划出一道鸿沟,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以跻身上流。借用许子东的话,这叫“意式形态大陆风情”:意大利式的形态,大陆富人的风情。 他们要彰显身份,可是却无身份可言,士农工商,商为其末,现在商人世俗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居于社会排序的前列。于是他们痛饮国产拉菲,膜拜道长李一,睡达芬奇大床,就读西太平洋大学……要通过这些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而登堂入室,封侯拜相。 他们还打算显示权力,但除了几个政协、人大头衔外,大多数没政治权力可言(权贵资本家另当别论),更无特供产品。现在连小小的县检察院也有特供,譬如章诒和就在微博中贴出了“抚松县检察院特供酒”的照片,但是富人们没有。与官员相比,富人们永远是弱势群体。 他们没权,但是有钱。不能利用政治资源得到特供,那就一掷千金来制造特供。于是欧典地板、香武仕音响、达芬奇大床、国产拉菲等东西就成了富人们的特供。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力、品位和判断力,他们经常会受伤。2800元一平米的欧典地板,原来是MADE IN中国小村子;“拥有70年历史,象征丹麦王国最高皇冠品牌”的香武仕音响,原来丹麦人从没听说过。更离谱的是标称摩洛哥制造,价值几十万的大衣,其腰带扣内竟嵌有红色铁皮,上面清楚地标有“王老吉”和“310ml”的字样。 奢华背后是安全感匮乏 当然,富人们也买真正的洋奢侈品。我妻子前些日子去欧洲,亲睹大陆富人太太团去抢购奢侈品包包,坊间唤作“串包族”。她们走进LV专卖店,也不打话,直奔货架,左手一伸,串一串,右手一伸,串一串,两手挎十几个包就直奔收银台…… 中国近20年来暴富来的这一大帮子富人,许多都是有原罪的,基本是“捞、花、跑”的路子。捞和跑这里不多说,我们单说花。据报道,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400亿欧元,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则称,3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那些富人们,套上一颗颗可以用来当顶针的钻石金箍子,挂上一把把可以用来打弹子的宝石,戴上一块块可以用来晨跑计时的世界名表,再发动一部部可以用来把拖拉机甩得远远的顶级跑车,呜呼,就像是用丝绸擦屁股。 穷奢极华的背后,其实是富人们的安全感匮乏。在动不动就可以三大改造、五不搞的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在2004年修宪写入法文,但是,有几个人能相信,身处危局变局,当大难临头,自己可以有豁免权,不被“合法地剥夺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具备稳定价值观及稳定结构的上流社会,而只有胡天胡帝,穷奢极侈,醉生梦死的富人。 为何成不了“平民新贵” 若对比近代欧洲平民新贵的崛起,我们或可更深刻地理解当今大陆的富人。 17世纪后欧洲崛起的平民新贵,多是资本家,在经济上可与贵族颉颃乃至超越后者,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却远远不及。新贵必须证明自己比旧贵族更值得尊重,于是革新技术、指导佃农,促进农业革命;修建基础设施、投身公益慈善,为平民争利益,成为地方公共领袖。与此同时,为区别旧贵族,他们还特别崇尚节俭、低调的生活方式:尽管也修乡间别墅,但突出朴素风格;尽管日常花费超过平民,但宣扬“节制的体面”。 然而,在中国大陆,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士大夫精神也随之消亡。从前是“礼不下庶人”,现在是不论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礼”的光芒照耀。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大多数要么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要么是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们既无传统中国上流社会的“礼”,又没有近现代欧洲贵族的魂,遂呼啸着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辉煌的游魂,狼奔豸突,彷徨于无地。 而达芬奇家具,不过是富人们在狼奔豸突中,不幸找到的一张本以为可以睡得很香,但转眼就塌了架子的一张大床而已。今天,达芬奇是倒掉了,但明天,米开朗琪罗还会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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