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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重庆昔日“打黑英雄”自杀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媒体”财新网”等报道,4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渝中”发布消息,称4月4日晚间,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经勘查后确认为自杀”;但官方强调周渝是由长期疾病后,因忧郁症而自杀。...

爱思想|张千帆:薄熙来的政治遗产

  宕起伏、众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终于落下帷幕。无论被告的当庭"翻供"是否"演戏",这起"世纪审判"还是很有看点的──微博直播是此次庭审的重大亮点,兴许能为推动审判公开提供契机;被告被赋予相当程度的辩护权,对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指控给予有力的回驳。   如果薄熙来仅此公诉指控的这三宗罪的话,那么此次庭审更坐实了他是被政治斗争坑害的"清官"、"好官"形象,刑事指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迫害政治对手的专政工具。即便法庭上扯来扯去的那2000多万贪污受贿全部构成犯罪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能挪用上亿公款,他那个级别的官员只贪这么一点儿的话,不是"清官"是什么?三项指控中最能做点文章的是滥用职权,薄熙来和王立军当面对质也是此次审判的高潮,但是最后却巧妙演变成一出催人想象的"爱情伦理剧"。   至于之前说他"生活作风腐败"、和多名女性有染的故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活作风在党内历来只是细枝末节的个人道德问题,只够用来抹黑,根本上不到法律层次。那些对毛泽东搞女人大惊小怪的人其实活在毛的阴影下,误以为他头上还有"圣人"的光环,以至生活作风不检点成了一件大事。这样看他,就好像把显微镜聚焦在麻风病人的一块红斑上,对表面瑕疵的关注漏过了致命的内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实质伤害。我倒是宁愿他昏天黑地玩女人,以至无暇顾及政事和权争,这样也就未必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了。薄熙来和毛泽东一样,玩女人是其所有罪行当中最轻微的一种,此次庭审也理所当然只字未提。   如许多法律人所说,此次庭审的出发点已是避重就轻,目的是既结束薄十分珍惜而威胁巨大的政治生命,又不深度触及其滥用公权和贪腐事实。例如,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什么项目要如此昂贵的"中介费"?项目本身的标的高达多少?面对如此明显的重大线索,检方却未顺藤摸瓜、追查到底,只能说明此次审判终究是一场结果预定的表演。   当然,薄熙来的罪远不止于贪几个钱。从法律人的角度看,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劣迹昭彰。破坏法治、刑讯逼供、迫害律师和企业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这一切都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都是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成果。要真正追究薄熙来的罪,就得从这些实质问题入手,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审判。避重就轻的起诉使得庭审公开成为可能,但也让公开审判的价值大打折扣。   "重庆模式"的本质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薄熙来本人的立场,那就是薄案的核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路线斗争"或模式之争;他的主要罪过不在于违反了《刑法》哪一条,因而用刑法去整他注定是避重就轻。用一句话概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个他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今后几年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扬光大。   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红色"自不必说,"法西斯"是什么?法西斯的原始含义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核心要件是政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即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绝对的领袖崇拜、超强的大众动员及扑灭一切质疑与反对意见的国家能力。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显然符合这些条件。不考虑来自中央的外部干预,薄熙来就是整个重庆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虽然党政机关名义上是集体决策,但是在"一把手负责制"面前,整个官僚系统实际上是比古代帝制有效得多的个人意志实施工具。在他主政期间,别说重庆的媒体,就是敢言的南方报系也不能报道他的半点负面消息,而他却能娴熟利用所掌控的媒体资源让"重庆模式"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些特点当然不是重庆特有的,但是薄熙来无疑使之更加特征化了。他的"高富帅"形象,他的显赫家世、精明强干、飞扬跋扈、不按规则出牌……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威,把他变成重庆的"毛泽东"。   就和毛时代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一样,薄熙来的重庆发生"唱红打黑"、冤假错案、劳教村官乃至"提督夜奔美领馆"等种种悲喜闹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般认为,重庆"唱红打黑"双管齐下,但"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实质危害是"黑打","唱红"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陪衬,至多浪费点钱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唱红"所依托的新闻控制手段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没有扭曲真相的政治宣传和压制真相的新闻控制手段,"唱红"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泡沫,薄熙来很快会被还原成一个纨口子弟,"黑打"则可能一天都进行不下去……他能把荒谬绝伦的"唱红"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一度"绑架"了中央和全国各地,足以表明在重庆发生一切都是"正常"的。   法西斯政体和一般威权专制的主要区别即在于国家对思想和言论的垄断,新闻传播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要素。一个威权国家可能会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并不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要求全体国民接受一套按照国家需要制造出来的"真理"和"真相"。法西斯政体的新闻则是专政机器的一个配件,随时为执政集团服务。即便在私人媒体历史悠久的德国和日本,新闻机构在战争前夕也早已丧失了独立功能,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附庸,并通过一系列扭曲真相的报道,鼓动全民走向战争。无论是左是右,极权政体是生活在自己构造的神话叙事里的。宣传机器制造并不断复述神话,专政机器则镇压任何挑战或瓦解神话的力量;没有二者一体配合,极权体制即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   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极权政体,也正是这种政体成就了他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发生个人集权,制度集权是个人集权的垫脚石。   首先,极权政体无一例外地排除实质性的选民政治参与,执政权力不受社会监督。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先用蛊惑人心的政纲获得选票上台,随即废除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永久执政。   其次,党政一体化排除了党外竞争,为执政党领袖树立至高无上的党内个人权威提供巨大便利。假如共产党当年可以公开合法活动,蒋介石就很难剪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一旦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毛泽东就可以肆无忌惮向共产夺权的功臣们开刀,这和历代开国皇帝"狡兔死、走狗烹"是一个道理。   最后,一旦新闻媒体也成了专政宣传工具,"领袖"更是如虎添翼;党媒在树立党国"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被"领袖"用来宣传自己、打击政敌,压制反对派的挑战和批评。   由此建立的极权政体不会承认任何分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有力量抵制领袖的个人集权;等到集权过程完成,整个党和国家都是操控在他个人手里的玩物。在权力高度合一的体制下,司法也不可能幸免。德意志帝国法院有相当悠久的司法独立传统,但是对于保护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却无能为力,甚至成为纳粹迫害的帮凶。薄熙来治下的重庆要办谁的罪,没有做不到的,公检法、媒体乃至民意都会通力配合。极权体制往往是靠领袖"魅力"支撑起来的,并几乎必然走向极端的人治。   毛泽东死后,中国走向"后极权"时代,但是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几乎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只是原先统治人民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不灵了。如果说积极"洗脑"可能带来反感,但"洗脑"体制并没有实质变化,而由此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跃进"、"文革"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道德纯洁、社会平等、没有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造成的民族历史感空白,祭起"文革"式的"唱红"大旗。也许"唱红"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起来"集体犯傻",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中国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甚至在他审判之后依旧如此,不仅因为他"高富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仍然深得人心。当然,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大跃进"、"文革"是纯粹的大破坏,"重庆模式"则"有破有立",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生做了一点实事,但仅此并不改变"重庆模式"的本质。法西斯政权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纳粹"的原意正是通过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法西斯政体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们通常都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拥护,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打民生牌只不过让"重庆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   尽管左派话语气势汹汹,如今要发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特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你只要瞄准极少数富商或贪官,以"反腐"或"打黑"等名义剥夺他们的自由、充公他们的财产;你只要分出一点给劳苦大众,那么,哪怕你得了其中的大头,你仍然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喝彩,老百姓仍然会对你感激涕零,而不太在乎那个极少数的遭遇。反正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是有"原罪"的,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就是一个制造"原罪"的体制,剥夺他们天经地义;剥夺者不是罪犯,而是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如果你告诉他们,依法"打黑"、整顿治安是政府的本职工作,用不着如此感恩戴德,他们会回答你:其他官员也贪,还不做事,还不如这个为人民办点实事的"清官",有这样的"清官"实在是重庆的"幸运"!一边是普遍的"仇富"、"仇官",一边是祈求"青天"、"救星",两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个人格中。这就是长期专制为极权统治准备的社会土壤。   当然,如果真相曝光,这一切也是兜不住的。如果薄熙来的奢靡私人生活被揭露,如果他在重庆所作所为的实质被起底,如果他纵容或指使下的公检系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胡作非为被报道出来;如果重庆人民看到自己为"唱红"付出了多少成本,包括人格的自我愚弄;如果他们看到"黑打"至多只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平安,而代价是法治体系的彻底崩坏;如果他们开始理解那种杀鸡取卵的"劫富济贫"会造成企业家的"集体逃离",所谓的"重庆模式"是靠了中央"输血"才维持下来,而代价是让自己长年负债;更重要的是,如果重庆市民知道,一个真正由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可以用小得多的成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还没有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后遗症……他们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但是就在这里,极权式宣传体制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薄熙来不愧是新闻专业出身,把这个行当的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让自己的超级演技迷倒了大片观众,以至"世纪审判"一槌定音都未能将他们敲醒。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目共睹,但"重庆模式"是在其恶性发作之前就被击溃,加上大部分恶果至今都被捂着盖子,因而许多人看不到它的危害。薄熙来审判对其在重庆的倒行逆施不置一词,而社会似乎也很快遗忘不久前发生的重庆那些事,以至"重庆模式"造成的经济、法治、人权"黑洞"统统成了一笔糊涂账。"唱红"到底花了多少钱?重庆究竟欠了多少债?"打黑"又制造了多少冤案?企业家被剥夺的巨额财产流进了谁的腰包?对于所有这些关系重庆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公众和媒体不仅一概不知,似乎也再没兴趣追问。一个对历史教训如此健忘或选择性失明的民族,只能在"重庆模式"的黑色怪圈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红色法西斯的精髓在于党国和宣传体制的高度一体化,在于国家宣扬某种"真理"并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论的能力。极权主义虽已不合当代中国时宜,但是极权体制资源却一直保存完好,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   今年五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红",对许志永、郭飞雄等活跃人士的打压则是对公民运动的违法构陷,而近日对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此后各地大肆围剿"网络谣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拘留一周,可见专政机器对言论的管制已较"重庆模式"有过之无不及。只是这几件事当局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陈有西律师说得好,"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得有点出格。它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红色法西斯中国的真实可能性。   虽然网络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信息来源,解冻了极权主义社会土壤,公民独立思维开始形成并带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组织化的公民力量仍然十分脆弱,并只能在体制压抑下艰难成长。相反,毛泽东的群众基础却在官方宣传扶持下显得相当丰厚;毛本人仍然被官方视为"救星",即足以说明问题。"师爷"健在,安能委屈了"徒弟"?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为了不让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闹剧重演,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能做什么?来源:华尔街日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72.html

美国之音 | 习近平比薄熙来更具毛派色彩

华盛顿 —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嫌贪腐和滥用职权案在中国山东济南庭审后,目前正等候判决。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一度被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指责要将中国引向“文革”的做法,在公诉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之所以没有否定“唱红打黑”,这是因为薄熙来的做法曾得到过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而且,习近平现在所推行的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甚至有人指出,与薄熙来相比,习近平更是毛泽东的“粉丝”。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受到的指控包括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这一切与他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掀起的具有毛派色彩的“唱红打黑”运动全然没有联系。 “唱红打黑”在中国曾引发激烈争议。2012年3月14日,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答记者问时暗示,薄熙来是试图将中国引向过去和“文革”。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当时的舆论认为是,薄熙来的倒台标志着中国“毛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失败。 不过,现在看起来,薄熙来的审判只是意味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并不表示他的政治主张的终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唱红”方面,也就是在确保“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地位方面,似乎并不比薄熙来逊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说:“习近平其实更是毛泽东的粉丝。 他其实从内心来讲崇拜毛泽东, 他去过韶山四次,他每次去印象都非常深刻,所以,他对毛泽东这一套,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诗词记得相对比较清楚,对其他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的诗歌、传统的文学精品恐怕涉及的较少。如果你听薄熙来讲话,他古今中外都有穿插,他融会贯通。毛泽东的东西只是他语言其中的一部分。听习近平讲话,基本上毛泽东的东西比较多些, 其他人的东西相对较少一点。” 薄智跃说,习近平确实在推行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不过,却比不上薄熙来的有声有色。对于薄熙来,“唱红”可能更是一种手段,以维护自己的正统性,为进入政治局常委做出铺垫。 习近平上任之初第一站选择改革开放重镇广东深圳,他还表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更倾向改革的猜测。但是,后来,习近平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带有醒目的毛泽东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令人不禁感慨,习近平以及中共当局在“左转”。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证实,习近平亲自操刀《九号文件》,要求各级官员采取措施应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等意识形态里的七大问题蔓延。这与早先网上泄露的有关中共要求高校“七个不讲”相呼应。“九号文件”特别指出,西方宪政民主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在强化控制党的领导(方面),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比当年的胡锦涛还过分。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在这一点是所谓的‘铁腕治渝’,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相似性非常大。” 中国战略与分析专家何频说,习近平当局之所以用刑事罪,而不是用政治罪来起诉薄熙来,就是因为薄熙来的路线与今天习近平所走的路线是同一条路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及中国的“左派”。 何频说:“因为薄熙来所走的路线并不是他自己独特的路线。这是胡锦涛所走的一条路线,也是今天习近平走的一条路线。如果在政治上进行审判的话,那就会造成中共内部更进一步明确的分裂。实际上,这种分裂在党内一直存在,但是并没有公开。” 事实上,2010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火如荼时,习近平前往重庆视察,对薄熙来和他的做法表示赞赏。 胡平说:“当时,他们很多人去重庆参观,对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多少有些肯定, 那也是基于觉得薄熙来的做法似乎也不失为在一党专制之下应对中国社会某些问题的一条路子。那就是,强化主旋律,长红, 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各种异己的声音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也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 我想这些方式可能会继续下去。”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说,习近平和薄熙来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两人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 陈永苗说:“如果薄熙来干得是唱红打黑,那么习近平干得就是‘唱粉红’。目前,他打反腐败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至少是在唱粉红。说他是唱粉红是因为他没有薄熙来那么红,完全打出了毛的旗帜。他有毛旗帜,但是又有改革开放的邓旗帜,所以他是唱粉红。” 但是,不管习近平还是薄熙来,“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两人的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打倒,薄熙来母亲在文革之中惨遭迫害死亡。 除了要求在国内走“群众路线”之外,习近平在外交上也表示强硬,强调中国主权。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都陷入了领土争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薄智跃认为,这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的精髓。 薄智跃说:“毛泽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大众主义。民族主义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强, 要坚持中国的主权和中国的领土完整。对外强硬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注重‘群众路线’。原来我们也以为习近平可能会提出更新的想法,提出‘中国梦’,把中国梦作为一个新的东西来运作。最后中央决定花一年的时间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群众路线’基本上,从内容上、从事实上就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包括语言风格都是毛泽东三十年代整风时期的东西。对我们这些熟悉毛泽东的人呢来说, 习近平搞的这一套更像毛泽东的东西。” 不过,薄智跃指出, 虽然如此, 习近平并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更为实际的东西。最近,中国东北和广东地区爆发洪涝以及南方七省发生干旱,但是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并没有对此表示慰问。 他说,无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习近平的“群众路线”的产生都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大环境有关。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学的是西方模式,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对西方的金融和经济以及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中国希望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这也是习近平会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原因。 fullrss.net

自由亚洲 | 李庄香港书展演讲 揭露薄熙来打黑真相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曾备受关注的重庆李庄案被告李庄周五在香港书展上发表演讲,讲述案件内情,以及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一些问题。李庄认为,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一块掩盖薄熙来政治野心的遮羞布。但李庄也表示,他的冤案目前难以平反。 曾因为在2009年为商人龚刚模辩护而被重庆法院以“律师伪证罪”判刑一年半的北京律师李庄周五在香港书展出席演讲,还原了李庄案的来龙去脉以及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真相。 虽然讲座6点才开始,但5点刚过,已有市民来到香港会展中心,在会议室外排队等候入场。 曾在个人专栏连续发表六篇文章抨击薄熙来的香港政坛活跃人物刘梦熊也来到会场。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薄熙来事件不是个孤立的现象,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不光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很多矛盾和弊端。所以这次作为薄熙来事件、重庆问题里头的历史见证人李庄来演讲,透过对薄熙来事件的剖析,要搞清楚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从这个高度出发。” 当李庄出场及在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观众多次报以掌声。李庄认为, 他的案件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也有必然的原因。 “李庄案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在他们正在制造政绩,想让全世界关注,给他们叫好的时候,我走进了他们的局。当然这个局不是为我而设。他们这个局是打出声威,打出关注度,打出政绩,这是政治上的目的。经济上的目的还有。” 李庄表示,薄熙来和王立军当年抓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将巨额财富没收之后为其政治服务,再用剩下的金钱来笼络人心,例如在公安局建造豪华的员工餐厅,向公安们发放西服等。而薄、王这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也使得现时重庆仍有大量民众怀念他们,甚至为他们高唱赞歌。他说: “你去问问重庆财政局,重庆的财政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公布过,打黑四年财政收入是多少。成千上万个亿跑哪儿去了?重庆财政局的一个官员私下向我透露,我们就收到了9.3个亿。这个黑社会老大300个亿没收了,那个黑社会老大900个亿没收了,钱去哪儿了?” 此前,有传媒报道,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或将于八、九月开审,对此,李庄认为,由于目前检方尚未公布将以哪些罪名起诉,因此判断将会有何判决结果还为时过早。他周四在接受香港传媒采访时曾表示,薄熙来的罪行比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更大,因为薄不仅仅是贪污,更是在重庆实施了多年法西斯暴政。 李庄还讲述了龚刚模当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以及龚刚模在其重病妻子被重庆公安局要挟的情况下被迫改口称他的供词都是在李庄的教唆下编造的。而正是因为这份“功劳”,使得原本被重庆公安列为“头号黑老大”的龚刚模被网开一面,判处无期徒刑。 而当谈及自身的冤案是否能够获得平反时,李庄坦言很难,无论是法律、经济、还是政治上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不过,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司法正在进步之中。 “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庄案)是个冤案,但没办法,因为这样的案子不是我一个,太多了。大家在座的都给我平(反)了,我不需要法院给我平(反)。如果给李庄一平反,李庄就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这一块一倒下,那就乱套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法广 | 上海视窗: 薄熙来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

上述媒体人除了共同的批评现实体制的右派背景外,一个共同点,是长期对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唱红打黑”均不以为然,而对王立军事件、海伍德事件以及薄熙来被解职调查均有大量分析转载甚至第一手消息。就记者采访所知,这一行动,并非新浪微博管理层的自我过度审查,而是国新办网络新闻局的直接下令。 因此,有知情者就认为,对上述微薄活跃者的“掐喉咙”之举,可能是为薄熙来事件关注降温灭火,有人认为,近期可能北京会就薄案推出阶段性结论,为此,有必要对民间意见领袖进行提前维稳。 唱红大旗 2007年,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之位,主政重庆五年来,大树“唱红打黑”大旗,在沉闷的中国密室政治中,搅动起风风雨雨,蔚为一时风潮。 西方媒体都注意到,虽然已经被解职,但薄熙来在中国民间,尤其是草根阶层拥有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并未因4月10日来,官方连续对薄熙来的抨击性表态和站队而又大的松动。 官方的站队表态中,对薄熙来的实质性问题,着墨甚少,几乎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当然无法说服对薄早已有情感投入的许多普通民众。 二十几天来,关于薄案的许多消息,纷纷通过西方媒体、香港、台湾媒体出笼,细节越来越多,如巨额海外财产、海伍德案的种种可信细节,其可信性几乎难以撼动。 目前,许多左派大佬已经不再对薄案发言。但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种种薄家的不堪一面,很多拥薄民众,或者沉默,或者将其斥为谣言,拒绝承认,而草根左派网民一不敢攻击中央(中央就是左派网友的信仰所在),至好以辱骂杨海鹏等爆料者作为发泄。 对薄熙来在重庆的诸多作为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多重冲击,我们可以初略地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即便左派价值复兴,所谓文革回潮的担忧即来源自于此;派系斗争层面,即太子党“舍我其谁”,结合朝野大佬,挑战习李接班格局。 第三层面其实相对简单,也就是所谓薄熙来“违法乱纪”的作为,巨额资产、监听政敌、打黑敛财、杀人灭口等直接触犯刑法的行为。 薄熙来唱红等,当然是想更上一层楼,进入几乎是有免死金牌的政治局常委之列,作为中国当前体制下的高级政客,他与其他窥视权力者不同的是,他有意无意之中,提出了与当局者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大旗。 如果说唱红,还更多的是太子党对接班天然优先性的再确认,事实上,重庆的5年多的施政实践,客观地复兴了左派价值复兴的一套理论,薄熙来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再次重申,“分好蛋糕”的提出,如大规模的廉租房投入,对城乡统筹的看重,相对全国暴涨房价下,重庆对房价的合理控制等等。 薄熙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共长期的以来“礼乐征伐出于上”,意识形态是一把手禁脔的传统,对中国国内目前的沉闷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时事评论员朴抱一就认为,“薄熙来争储确实有他正面意义,至少打破了密室政治,提出了竞争的要求。并且从以前向核心人物诉求,转向底层民众和红色家族。” 政见分歧 台湾《联合报》最近一篇大陆知情者撰写的关于薄案内情的长文中,也谈到了薄熙来和温就发展理念,用更重的话说,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 该文说,在二○一○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做经济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例行由政治局委员评论一下,每人大约都是三、五分钟。薄是最后一个谈的,不料他违反了规定,谈了四十五分钟。 薄熙来大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造成许多问题,贫富不均,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社会矛盾扩大,这早已违背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理想,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尽头,改不下去,也开不下去了…。我们要回到党的理念和理想,要公平正义,要社会安定…。” 该文描述说,薄熙来的此种作为,让温有些不耐,转头与胡谈了几句。胡在薄说完后,定性发言说,“这三十年来,党的开放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不容否认,谁要否定了改革开放,就是否定了党。” 这篇文章很多细节非常准确,应该是接近北京当局者所作,因此上述细节应当有不少的可靠性。此外,薄熙来身边聚集了大批左派学者后,尤其是乌有之乡派赴重庆送锦旗后,重庆被批极左,受到了主流不少反弹,薄熙来也曾试图改变所谓“复辟文革”的印象,重新向右派靠拢回调。 2011年10月,重庆当地官方媒体曾报道,邓小平之弟,重庆市原副市长、百岁老人邓垦对给薄熙来题字,希望重庆“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声称赞赏重庆这些年的探索实践。 根据记者所知,薄熙来运作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找到在重庆当地颇有渊源的邓家某位人士,运作了上述表态,以示重庆拥邓,拥邓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未脱离改革开放的主流。 此外,重庆因为李庄案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广泛反弹,也曾试图推出所谓“民主与法治”的旗号,以安抚中产阶级和法律职业界,但未及危机就已全面爆发。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如果薄挟持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人气,再以政治改革者自居,宣告重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乡镇一级普选,实现基层人民的民主自治”,把温家宝所期待的政治改革,率先从重庆做起,唱出与中央不同调的改革内容。 试问,北京要如何处理?是宣告薄的改革政策与中央违背?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是宣告薄只是地方政策,未经中央同意?这也很难处理,这等于宣布中共内部分裂。 未来发展 此外,薄熙来的太子党派系背景也有相当的实力,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最近在德国之声的一篇文章所述可见一斑。 3月20日之后,英国人海伍德被毒死,涉嫌谷开来,已经在高层传开。不到一个星期,台上和在野的太子党阶层,基本知晓了薄案真相。“做实”,“铁案”都是此时高层消息人士的专门用语,网络传言的“康师傅下架”,“军车如林”,“中南海枪声”实际是草根阶层对北京吊诡的政治氛围的感觉和猜测,结果遭到无情的惩罚。 三月下旬,红色家族的关切和安慰竟然像“潮水般涌向”薄熙来的兄弟姐妹,至使薄家三子薄熙成不得不群发一封短信:“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薄家,对熙来的关心和支持,以后不要支持了,祝大家各自保重。” 文章说,现在手机管理严格,一般群发20个号,就要受限制,但是薄熙成的短信还是传遍红色家族,意味深长。 因此,此前薄熙来案件中,诸多刑事案细节的披露,即便有政治派系斗争的原因,也是此事发展处理的必然,既然北京当局不能也不愿以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分歧处理,对薄熙来的政治派系,甚至拥薄上位的种种政治派系既不能也无法做更多的处理和切割。 一个现实是,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无法独立,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给公众足够的信赖,认为他们仅是因为司法考虑,隔绝了高层政治压力。对薄熙来的未来的公开审判难以想象,一旦薄熙来在庭上宣称自己被刑讯,如何处理?一旦薄熙来在庭上攻击政治局的前同事?更是难以想象,难道比照江青模式? 而薄案如果还是比照陈良宇、陈希同案实质的不公开审理,又如何说服薄熙来在意识形态而非组织上的拥护者呢? 一些西方媒体就此发表的评论分析文章也认为,如果把薄案涉及的刑事部分的案情完全公布,将严重冲击公众对中国体制的信心。因此,薄案未来,只能聚焦于薄熙来何其家人可能涉及的刑事问题,甚至贪腐问题最后也只会轻轻带过。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薄熙来夫妇的风流韵事,无论他们有多少情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就算是中间有穿针引线的徐明,都不致构成重大犯罪,而是道德问题。 重点是证据。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将无法处理薄熙来、谷开来的犯罪。这分為两方面,一方面是刑事犯罪。即杀人部分;另一方面是洗钱犯罪。 刑事方面,该文说,许多命案的死者都已火化,直接证据不復存在,唯一有证据的,就是海伍德命案中,王立军留下的下毒证据。其他即使明知下毒谋杀,谷开来的杀人罪,最多是“死刑缓刑”,应不至处决。洗钱部分,因為谷开来与海伍德都是国际金融投资高手,在外国法律的保护下,这些钱就算金额很大,也很难要回来了。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体制下,权力的制衡何时才能确立? 亲信如王立军,强横如王,遭遇薄熙来的巨大权力,除非逃入美国领事馆,在国内似乎已经没有生路,那么一般老百姓当如何自保?如果没有王的奋力一击,那么海伍德案有得见天日的一天吗?这是什么制度可以让杀人者横行无忌? 这一现状何时才能改变?  

熊飞骏 | 关于“唱红”、“打黑”和“清官”的对话

关于“唱红”、“打黑”和“清官”的对话 ——熊飞骏 大学生:我们系又要举行红歌大赛了,我是系里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 飞骏:你喜欢唱红歌?“红歌”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学生:当然能!如果全国人民齐声唱红,用红色思想武装我们的灵魂,贪官、汉奸就会被打倒在地,中国就会崛起,一定在短期内赶超美国。 飞骏:你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什么? 学生: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海内外敌对势力:汉奸卖国贼和美帝国主义。 飞骏:你心中的汉奸卖国贼标准是什么? 学生:用日本货、为美国唱赞歌者都是汉奸,“美分党”则是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飞骏:如果一个父亲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在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相反从小就把他送往英、美等万恶资本主义国家求学,这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他有资格领袖唱红吗? 学生:这人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怎么可能有资格领袖唱红呢? 飞骏:你最崇拜的唱红领袖是谁? 学生: XXX 和司马南。 飞骏:你知道 XXX 和司马南的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吗? XXX 从小就把儿子送往英国的贵族学校读书,前两年又转往美国的大学。司马南大过年的飞往美国和妻儿共度春节,结果被美帝国主义的电梯夹了脑袋…… 学生:怎么可能呢?你这是造谣!你这消息从哪里得来的? 飞骏:我也怀疑这则消息的真实性,也倾向于认定这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 XXX 和司马南的儿子确然在美国读书,你还会崇拜他们吗?还会当他们是唱红英雄和反美斗士吗? 学生:当然不会!那一定是大汉奸大骗子,史无前例的大汉奸大骗子!但我坚信 XXX 和司马南绝不是那样的人! 飞骏:我认为唱红不唱红是个人自由,你喜欢唱红是你的自由,别人不喜欢唱红是他的自由,政府无权强迫某人唱红或不准唱红。如果现在某地方政府拿出几千亿纳税人的钱监督强迫鼓动你“不准唱红”,你说那是什么政府? 学生:那是赤裸裸的流氓强盗政府!人民喜欢唱什么歌是他的自由,又不是什么色情歌曲,政府怎么可以动用拿税人的钱去“禁止唱红”呢?更何况几千亿巨款啊!有那么多钱就能在当地搞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了,还折腾什么“禁止唱红”啊? 飞骏:如果此地政府拿出几千亿税款鼓动奖励“唱红”呢? 学生:那也不好。总之不能用纳税人的巨款去强迫奖励民众唱什么歌。我唱红就全是自愿的,没花一分纳税人的钱。 ………… 学生:你赞同重庆模式吗? 飞骏:我目前对重庆模式的真相还不十分清楚,没资格喜欢或赞同。 学生:重庆是“唱红打黑”的首都,就算你对“唱红”有成见,“打黑”总没错吧?黑社会猖獗可是当今中国的噬脐之痛啊。 飞骏:我当然赞同“打黑”,问题是划分“黑”的标准是什么?听说重庆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被当“黑”打掉了。 学生:那些民营老板都“涉黑”啊?不打他们打谁? 飞骏:你先前有没有请人打过架? 学生:上中学时有位横行霸道的同学带黑哥门闯入教室打伤了我,我忍受不了那侮辱,也请来外面混的几位儿时朋友把那家伙修理了一顿。 飞骏:你当时干吗不 向老师和校领导投诉?干吗不报警? 学生:老师和校领导都怕那个黑同学,都不敢管。我父亲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可警察说那事太小,不属他们管的范畴。 飞骏:你的那几位“在外面混”的儿时朋友也应该有黑社会背景吧?这么说你也有“涉黑”历史啊?如果哪天想找你麻烦一样可以用“涉黑”罪名把你抓起来。 学生:我当初也不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再说我那样做也是“被迫”的,没人主持公道只好找他们了。 飞骏:重庆那些“涉黑”的民营企业家一样可能“被迫”啊?在一个法律不管公道正义只为权钱服务的畸形社会里,多数公民都曾有过“诉白无门”而“被迫求黑”的经历,就如深山里的农民多有砍树经历一样。在普遍性的“被迫涉黑”背景下,“涉黑”这一罪名就有很大的伸缩性随意性,很容易沦为“政治迫害”的莫须有罪名。 学生: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打黑肯定是必要的。 飞骏:打黑当然必要!关键是不能搞暗箱操作,“黑社会”标准、涉黑人员罪名和审讯过程必须完全公开透明,否则就容易沦为“迫害”工具。中国人都痛恨叛徒、汉奸;可在司法不独立权力习惯暗箱操作情势下,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内定为“叛徒、内奸”;袁世凯政府以“叛国罪”通揖孙中山;抗清英雄袁崇焕则被明政府污为“汉奸卖国贼”千刀万剐百姓分食其肉……他们可都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啊!毛中国时期被打成的“右派”、“反革命”和“坏分子”,有几成是真正的反、坏、右? 1957 年后划分的 511 万右派分子(包括中右和编外右派), 1978 后除 95 人外全部平反,错划率高达 99.99% 。如果采用传统的“黑打”和“运动”手段,“打黑”运动就容易变相为“政治迫害”,一样能打出 99% 的错误率。 ………… 学生:中国的清官为什么都没好下场啊? XXX 就是个大清官,可他…… 飞骏: XXX 是大清官吗?据说他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开着红色法拉利豪车招摇过市高调会女友?如果他真的是大清官,哪来钱为儿子买法拉利豪车啊?一辆法拉利可是好几百万啊!美国在校学生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拥有如此天价豪车。 学生:这是真的吗?可人民都说他是大清官啊? 飞骏:是谁张口闭口把“人民”一词挂在嘴上?“人民”的话就一定可信吗?“人民”也传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两袖清风啊。有多少“人民”知道毛主席在全国人均存款才 2.5 元,青壮农民年收入不到 100 元情况下,居然拥有 61 座天价豪华行宫,价值十多亿的珍本文物和过亿巨额银行存款呢?如果“人民”知道真相,还会继续传颂毛主席两袖清风吗?“人民”还深信司马南是“反美斗士”呢,有哪个“人民”知道他把儿子送美国受教育去了? ………… 卖淫是犯罪,但鸨母却无权审讯判决卖淫罪!       二0一二年四月七日

吴祚来 |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么?

这篇文章贴出来,测试一下当前中国的网络自由度。 请大家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在线报导 / 北京观察 北京观察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德国之声中文网)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 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 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 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 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 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 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 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 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011-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 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 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 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 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 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 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 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 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 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 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 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 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 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 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 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 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 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 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 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 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 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 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 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 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 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 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 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 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 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 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作者:吴祚来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苏伟:深谈重庆“唱红”和“打黑”

  最近,韩国世宗大学李汶纪教授、高丽大学金炯瓒教授、未来战略研究院理事长具海祐等学者,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本社沈阳支局支局长竹内诚一郎,分别访问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相关问题,尤其是“唱红”和“打黑”等,进行了交流、采访。苏伟将相近内容综合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问题集锦:   ——如何从历史哲学角度和经济哲学角度看待重庆“唱红”?   ——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   ——重庆打黑是“黑打”还是“红打”(法打)?   ——如何看待“重庆模式”?   一、关于重庆的“唱红”   问:重庆为什么要“唱红”,唱的是什么“红”?   答:具体原因和内容,请你们到网上搜搜《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今天在座的韩国金教授是哲学家,我也是学哲学的,想从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角度谈谈“唱红”问题。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研究: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明都中断了、夭折了,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5000年,融合各族,不断成长?我觉得,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制度,乐是修养,以音乐为重要载体的修养。我们的孔子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视广义的“唱红”。“唱红”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的内在原因。我们中国今天讲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唱红”。重庆的“打黑”与“唱红”,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与创新,就是“以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实际行动。   问: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盛衰交替的,这与“唱红”有什么关系吗?   答:关系太大了!因为“乐”本身有正、邪之分。中国古代圣人尧舜提倡纯正的韶乐,就是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钧天广乐,成就了“大道行也”的远古盛世;后来殷纣喜欢靡靡之音,政治糜烂,国破人亡。汉唐兴盛,离不开刘邦的《大风歌》和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那都是使人斗志昂扬的;后来李隆基沉溺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也是靡靡之音,结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昔日繁华的都市长满了荒草。现代中国,没有《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那股精神,中国人能站起来吗?所以中华文明是在“唱红”中延续的,中国人是靠“唱红”站起来的。但是光站起来还远远不够,中国人还要大步迈向世界前列,时间点是2049年。这期间,“唱红”都特别重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凡自觉“唱红”则盛,凡忘记“唱红”而“唱黄”则衰。   问:那么如何从经济哲学角度来看“唱红”呢?   答: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讲:人天生是“利己”的,也应该放手去“利己”,而不用刻意去“利他”,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会使每个人“利己”的行动,汇成互利的、利他的行动。可是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认为人天生有“利他”的良心,人要注重道德修养,来明确自己的 “良心”,来“利他”。那么,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这颗“看得见的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学界所谓的“斯密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问:这个谜相当于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人类不是一直在求解它吗?   答:确实,400年来,人类一直在解这个谜。马科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讲只有新教伦理道德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说要用新教伦理这颗“心”来配市场机制这支“手”,也就是说要“唱圣”当然还得有法制这个“游戏规则”,才能解开“斯密之谜”,搞好市场经济。   然而靠“唱圣”加法制,仍然没法解开“斯密之谜”。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求解这个谜再次失败的证明。“1%”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疯狂起舞,“看得见的心”被恣意践踏,结果“99%”的人饱受折磨。   问: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答: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斯密之谜”。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邓小平的“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且“两手都要硬”。所以1992年我们党最终明确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共中央1996年又作了一个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讲要解决“三大历史性课题”:   一是“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   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   三是“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这三大历史性课题,其实就是中国版的“斯密之谜”。   问:中国解决得怎么样呢?   答:现在看来,这三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三大历史性难题。我们国家正在上下求索,在一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譬如说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把它的教化当作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譬如说正在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原则,等等;但是,在一些方面还甚至没有“破题”,以致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这样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道德滑坡”现象。   问:“小悦悦事件”是因为没有“唱红”才出现的吗?   答:那是因为什么都不唱,没有“心”了,只靠那只“看不见的手”引路,才出现,也必然出现的现象。能“唱红”,有一颗“红心”,当然最好。没有“唱红”,作为个人,你唱唱“圣”,无论是中国圣人的孔孟之道,是基督教的《圣经》,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是佛教的佛经,有点“良心”,也比什么都不唱好啊,也不至于出“小悦悦事件”嘛。当然,我们国家虽然允许每个人都有“唱圣”的自由,但作为一个被“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孟之道熏陶了几千年,现在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国家层面上讲,只能而且必须“唱红”。当然,“唱红”这个词是重庆的说法。我们中央的说法,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答:内容有点多。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作为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问:内容确实不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够人学一辈子了,还有你们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普通人民怎么才能接受呢?   答:要让13亿中国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是一大难事。我都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专题的老师了,但经常还是要仔细想一想,才记得起有哪四方面的内容,老百姓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首先要把这个“价值体系”简化成“核心价值观”,像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一样。   问: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答:和全国一样,重庆的理论界、政界,都在讨论“核心价值观”。我们市委的薄熙来书记多次公开讲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共同富裕”。他有一次还讲到核心价值观中也有“民主”。我深有同感。我的观点是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成“为人,为公,民主,共富”这八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人”,其基础性含义,是“成为人”。何以成人,当然既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要素,也离不开西方文明。“为人”的更根本含义,是体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为公”,其基本含义,是“天下为公”。封建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君”;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己”;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才是“为公”。“为公”,还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价值要求。   “民主”,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也才能保证实现各方面的公平正义。真正的民主,也包含着法制的价值要求。   “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重庆的薄熙来书记多次讲过: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灵魂——为什么引起全国、全世界的聚焦?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观,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问:重庆“唱红”真能破解“斯密之谜”这个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吗?   答:重庆“唱红”之前,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坚决地认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对能否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怀疑态度。我还算“乐观派”,持一个“代价论”和“忍受论”,认为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假冒伪造、黄赌毒骗抢偷泛滥,都是经济发展必须忍受的代价。还有“悲观派”根本看不到精神文明的出路,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都已经渐渐在失去信心。因为,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搞不成市场经济,也搞不成民主政治。美国独立后有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来研究为什么民主选举在美国行得通,在别处甚至欧洲就行不通。他的结论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是真正基于圣经的,是统一的。这很有道理。像中国今天这样价值观如此对立,一搞“普选”,一定是比“文化大革命”乱十倍的派性斗争、武斗。   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成功,必须破解“一手硬、一手软”的“邓小平难题”。容易“硬”的一手,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的这一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但容易“软”的一手,即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硬起来”这一手,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而重庆“唱红”,正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上述中共中央在1996年提出的“三大历史性难题”,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一直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也增强着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心。所以,从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重庆的“唱红”,是否可能是中国解决“斯密之谜”的“破题”之举呢?   二、关于重庆的“打黑”   问:能谈谈王立军的事吗?   答:当然能。中国是民主法治之国,重庆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论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不能违法乱伦。中国人言论自由的伦理原则,是孔老夫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语”。对王立军,我知道两点。第一,他是个打黑英雄。但是重庆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什么意思呢?   答:就是说,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协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还有武装警察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同打的。公安局只起破案、侦查作用。公不公诉,检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么刑,法院作主。作为公安局长,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五虎上将”之一,像一个“猛张飞”。但总不能说蜀汉是张飞打下来的吧。所以说,重庆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那么关于王立军的第二点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军的第二点,就是他“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这就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纪律,也违背了外事纪律,犯了政治错误。英雄也会犯错误嘛。关羽、张飞都犯过大错,王立军的错误比他们的小多了。   问: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语”嘛。“妄语”是佛教讲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狱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并不是网上的“演义”讲的那样,是因为受到了“监视”,才“化装为老妇”出走的,而是市里通知他开会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这是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听一位领导同志“顺便”讲到的。市里当然即时报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进入了美领馆,当然就得派他的顶头上司黄奇帆市长去处理。我们中国政府界有句“行话”,叫做“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国人穷,我们学校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老师坐公交车,两毛钱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车公司,也是人事处长去领回来的。我们的市长去,就带了一辆车,网上炒成70辆,真是“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啊。   问:市长与王立军谈了些什么呢?   答:不知道。但听说是“晓以了大义”。我们都知道王是“自愿”走出来的。他作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又“擅自进入美领馆”,当然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问:对于王立军的动机与目的,网上有多种推理,你赞成哪一种?   答:我觉得下面这种推理逻辑性强些:我也感觉王是一个自己觉得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点像一部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那个警察亨特;这种人脱离警察行当,可能比死还难受;他到美领馆,通过刑事情报的交换,掌握一些还埋伏着的黑恶团伙尤其是其“保护伞”在美国的资产、账户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来要求重返警察行当。在长期过度工作压力下,在极度焦躁情绪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与举动。   问:那他领导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呢?   答: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因为王出走是个人行为,打黑是公、检、法的集体行为,公安局破案侦查本身也是集体行为,行为的准则都是国家法律,所以个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绪,也会在集体意志中得到抑制。所以,打黑总体上绝对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当然,打黑除恶是严峻的对敌斗争,黑恶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枪支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庆的涉枪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枪就缴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时,性命相搏,能保证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脸肿?手铐铐走,能保证嫌犯的手腕都还细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恶头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亿万不义之财,为保命保财,必然在审讯中夜以继日地“死缠”、“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编出“刑讯逼供”的故事,亦属“妄语”。   问:有一种说法讲重庆打黑是“黑打”,您怎么看?   答:重庆“打黑”是“红打”还是“黑打”,我说了根本不算数,任何一个观察者说了,也都不算数。那么谁说了算数?一个是人民群众,再一个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   重庆人民群众对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萧功秦,以前对重庆一些抵触情绪,去年被我邀来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此人作风严谨、求实,期间有意向司机、路人、“棒棒”、擦鞋匠、摊贩等30余人仔细询问“打黑”、“唱红”、民生、干部作风及对市领导评价等问题,均得到正面回答,尤其对“打黑”,30几个不同的人,都叫好,没有一个说不好。所以这个萧教授对重庆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重庆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看几段我剪贴的报纸(我有个剪报纸的习惯)。这一段是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的话:“重庆打黑除恶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概括了成功三条经验——“一个是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一个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一个是和反腐败相结合”。现在我们全国又掀起一轮打黑除恶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庆这三条经验打嘛。譬如说广东省,我们重庆的老书记汪洋亲自动员,要求“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再看这几段,有我们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称赞——重庆打黑取得“极其难得的成绩!”有我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讲的——“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取得了重大胜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们中国打黑的最高长官周永康讲的——“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问: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差别这么大?   答:不对!民间没有说“黑打”的,那是极少数学者的说法。我们中央的官方和重庆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说是“红打”,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打击嘛。   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问:您介绍说“民生导向、促进共富”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请问“重庆模式”为什么引起重视?   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重庆模式”客观上已经代表了我国地方上一条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子”,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切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向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一直在指路,在导向,但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路,路要靠大家闯。前30年,是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头在闯,大家在跟,都取得伟大成绩,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中共十七开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指导下,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领头马”。它应该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超越。所谓 “需求创造供给”、“时势造英雄”,果然,重庆一骑突进,也驰骋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前列;而且,“民生导向,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重庆模式”,确实也率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将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落到了实处。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是否也能起到当年“特区模式”那样的引领作用呢?我想这应该是“重庆模式”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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