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精选

德国之声 | 重庆昔日“打黑英雄”自杀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媒体”财新网”等报道,4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渝中”发布消息,称4月4日晚间,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经勘查后确认为自杀”;但官方强调周渝是由长期疾病后,因忧郁症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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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张千帆:薄熙来的政治遗产

  宕起伏、众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终于落下帷幕。无论被告的当庭”翻供”是否”演戏”,这起”世纪审判”还是很有看点的──微博直播是此次庭审的重大亮点,兴许能为推动审判公开提供契机;被告被赋予相当程度的辩护权,对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指控给予有力的回驳。   如果薄熙来仅此公诉指控的这三宗罪的话,那么此次庭审更坐实了他是被政治斗争坑害的”清官”、”好官”形象,刑事指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迫害政治对手的专政工具。即便法庭上扯来扯去的那2000多万贪污受贿全部构成犯罪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能挪用上亿公款,他那个级别的官员只贪这么一点儿的话,不是”清官”是什么?三项指控中最能做点文章的是滥用职权,薄熙来和王立军当面对质也是此次审判的高潮,但是最后却巧妙演变成一出催人想象的”爱情伦理剧”。   至于之前说他”生活作风腐败”、和多名女性有染的故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活作风在党内历来只是细枝末节的个人道德问题,只够用来抹黑,根本上不到法律层次。那些对毛泽东搞女人大惊小怪的人其实活在毛的阴影下,误以为他头上还有”圣人”的光环,以至生活作风不检点成了一件大事。这样看他,就好像把显微镜聚焦在麻风病人的一块红斑上,对表面瑕疵的关注漏过了致命的内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实质伤害。我倒是宁愿他昏天黑地玩女人,以至无暇顾及政事和权争,这样也就未必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了。薄熙来和毛泽东一样,玩女人是其所有罪行当中最轻微的一种,此次庭审也理所当然只字未提。   如许多法律人所说,此次庭审的出发点已是避重就轻,目的是既结束薄十分珍惜而威胁巨大的政治生命,又不深度触及其滥用公权和贪腐事实。例如,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什么项目要如此昂贵的”中介费”?项目本身的标的高达多少?面对如此明显的重大线索,检方却未顺藤摸瓜、追查到底,只能说明此次审判终究是一场结果预定的表演。   当然,薄熙来的罪远不止于贪几个钱。从法律人的角度看,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劣迹昭彰。破坏法治、刑讯逼供、迫害律师和企业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这一切都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都是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成果。要真正追究薄熙来的罪,就得从这些实质问题入手,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审判。避重就轻的起诉使得庭审公开成为可能,但也让公开审判的价值大打折扣。   ”重庆模式”的本质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薄熙来本人的立场,那就是薄案的核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路线斗争”或模式之争;他的主要罪过不在于违反了《刑法》哪一条,因而用刑法去整他注定是避重就轻。用一句话概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个他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今后几年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扬光大。   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红色”自不必说,”法西斯”是什么?法西斯的原始含义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核心要件是政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即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绝对的领袖崇拜、超强的大众动员及扑灭一切质疑与反对意见的国家能力。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显然符合这些条件。不考虑来自中央的外部干预,薄熙来就是整个重庆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虽然党政机关名义上是集体决策,但是在”一把手负责制”面前,整个官僚系统实际上是比古代帝制有效得多的个人意志实施工具。在他主政期间,别说重庆的媒体,就是敢言的南方报系也不能报道他的半点负面消息,而他却能娴熟利用所掌控的媒体资源让”重庆模式”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些特点当然不是重庆特有的,但是薄熙来无疑使之更加特征化了。他的”高富帅”形象,他的显赫家世、精明强干、飞扬跋扈、不按规则出牌……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威,把他变成重庆的”毛泽东”。   就和毛时代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一样,薄熙来的重庆发生”唱红打黑”、冤假错案、劳教村官乃至”提督夜奔美领馆”等种种悲喜闹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般认为,重庆”唱红打黑”双管齐下,但”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实质危害是”黑打”,”唱红”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陪衬,至多浪费点钱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唱红”所依托的新闻控制手段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没有扭曲真相的政治宣传和压制真相的新闻控制手段,”唱红”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泡沫,薄熙来很快会被还原成一个纨口子弟,”黑打”则可能一天都进行不下去……他能把荒谬绝伦的”唱红”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一度”绑架”了中央和全国各地,足以表明在重庆发生一切都是”正常”的。   法西斯政体和一般威权专制的主要区别即在于国家对思想和言论的垄断,新闻传播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要素。一个威权国家可能会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并不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要求全体国民接受一套按照国家需要制造出来的”真理”和”真相”。法西斯政体的新闻则是专政机器的一个配件,随时为执政集团服务。即便在私人媒体历史悠久的德国和日本,新闻机构在战争前夕也早已丧失了独立功能,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附庸,并通过一系列扭曲真相的报道,鼓动全民走向战争。无论是左是右,极权政体是生活在自己构造的神话叙事里的。宣传机器制造并不断复述神话,专政机器则镇压任何挑战或瓦解神话的力量;没有二者一体配合,极权体制即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   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极权政体,也正是这种政体成就了他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发生个人集权,制度集权是个人集权的垫脚石。   首先,极权政体无一例外地排除实质性的选民政治参与,执政权力不受社会监督。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先用蛊惑人心的政纲获得选票上台,随即废除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永久执政。   其次,党政一体化排除了党外竞争,为执政党领袖树立至高无上的党内个人权威提供巨大便利。假如共产党当年可以公开合法活动,蒋介石就很难剪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一旦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毛泽东就可以肆无忌惮向共产夺权的功臣们开刀,这和历代开国皇帝”狡兔死、走狗烹”是一个道理。   最后,一旦新闻媒体也成了专政宣传工具,”领袖”更是如虎添翼;党媒在树立党国”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被”领袖”用来宣传自己、打击政敌,压制反对派的挑战和批评。   由此建立的极权政体不会承认任何分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有力量抵制领袖的个人集权;等到集权过程完成,整个党和国家都是操控在他个人手里的玩物。在权力高度合一的体制下,司法也不可能幸免。德意志帝国法院有相当悠久的司法独立传统,但是对于保护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却无能为力,甚至成为纳粹迫害的帮凶。薄熙来治下的重庆要办谁的罪,没有做不到的,公检法、媒体乃至民意都会通力配合。极权体制往往是靠领袖”魅力”支撑起来的,并几乎必然走向极端的人治。   毛泽东死后,中国走向”后极权”时代,但是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几乎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只是原先统治人民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不灵了。如果说积极”洗脑”可能带来反感,但”洗脑”体制并没有实质变化,而由此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跃进”、”文革”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道德纯洁、社会平等、没有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造成的民族历史感空白,祭起”文革”式的”唱红”大旗。也许”唱红”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起来”集体犯傻”,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中国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甚至在他审判之后依旧如此,不仅因为他”高富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仍然深得人心。当然,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大跃进”、”文革”是纯粹的大破坏,”重庆模式”则”有破有立”,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生做了一点实事,但仅此并不改变”重庆模式”的本质。法西斯政权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纳粹”的原意正是通过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法西斯政体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们通常都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拥护,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打民生牌只不过让”重庆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   尽管左派话语气势汹汹,如今要发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特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你只要瞄准极少数富商或贪官,以”反腐”或”打黑”等名义剥夺他们的自由、充公他们的财产;你只要分出一点给劳苦大众,那么,哪怕你得了其中的大头,你仍然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喝彩,老百姓仍然会对你感激涕零,而不太在乎那个极少数的遭遇。反正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是有”原罪”的,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就是一个制造”原罪”的体制,剥夺他们天经地义;剥夺者不是罪犯,而是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如果你告诉他们,依法”打黑”、整顿治安是政府的本职工作,用不着如此感恩戴德,他们会回答你:其他官员也贪,还不做事,还不如这个为人民办点实事的”清官”,有这样的”清官”实在是重庆的”幸运”!一边是普遍的”仇富”、”仇官”,一边是祈求”青天”、”救星”,两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个人格中。这就是长期专制为极权统治准备的社会土壤。   当然,如果真相曝光,这一切也是兜不住的。如果薄熙来的奢靡私人生活被揭露,如果他在重庆所作所为的实质被起底,如果他纵容或指使下的公检系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胡作非为被报道出来;如果重庆人民看到自己为”唱红”付出了多少成本,包括人格的自我愚弄;如果他们看到”黑打”至多只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平安,而代价是法治体系的彻底崩坏;如果他们开始理解那种杀鸡取卵的”劫富济贫”会造成企业家的”集体逃离”,所谓的”重庆模式”是靠了中央”输血”才维持下来,而代价是让自己长年负债;更重要的是,如果重庆市民知道,一个真正由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可以用小得多的成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还没有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后遗症……他们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但是就在这里,极权式宣传体制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薄熙来不愧是新闻专业出身,把这个行当的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让自己的超级演技迷倒了大片观众,以至”世纪审判”一槌定音都未能将他们敲醒。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目共睹,但”重庆模式”是在其恶性发作之前就被击溃,加上大部分恶果至今都被捂着盖子,因而许多人看不到它的危害。薄熙来审判对其在重庆的倒行逆施不置一词,而社会似乎也很快遗忘不久前发生的重庆那些事,以至”重庆模式”造成的经济、法治、人权”黑洞”统统成了一笔糊涂账。”唱红”到底花了多少钱?重庆究竟欠了多少债?”打黑”又制造了多少冤案?企业家被剥夺的巨额财产流进了谁的腰包?对于所有这些关系重庆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公众和媒体不仅一概不知,似乎也再没兴趣追问。一个对历史教训如此健忘或选择性失明的民族,只能在”重庆模式”的黑色怪圈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红色法西斯的精髓在于党国和宣传体制的高度一体化,在于国家宣扬某种”真理”并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论的能力。极权主义虽已不合当代中国时宜,但是极权体制资源却一直保存完好,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   今年五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红”,对许志永、郭飞雄等活跃人士的打压则是对公民运动的违法构陷,而近日对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此后各地大肆围剿”网络谣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拘留一周,可见专政机器对言论的管制已较”重庆模式”有过之无不及。只是这几件事当局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陈有西律师说得好,”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得有点出格。它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红色法西斯中国的真实可能性。   虽然网络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信息来源,解冻了极权主义社会土壤,公民独立思维开始形成并带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组织化的公民力量仍然十分脆弱,并只能在体制压抑下艰难成长。相反,毛泽东的群众基础却在官方宣传扶持下显得相当丰厚;毛本人仍然被官方视为”救星”,即足以说明问题。”师爷”健在,安能委屈了”徒弟”?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为了不让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闹剧重演,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能做什么?来源:华尔街日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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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习近平比薄熙来更具毛派色彩

华盛顿 —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嫌贪腐和滥用职权案在中国山东济南庭审后,目前正等候判决。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一度被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指责要将中国引向“文革”的做法,在公诉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之所以没有否定“唱红打黑”,这是因为薄熙来的做法曾得到过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而且,习近平现在所推行的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甚至有人指出,与薄熙来相比,习近平更是毛泽东的“粉丝”。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受到的指控包括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这一切与他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掀起的具有毛派色彩的“唱红打黑”运动全然没有联系。 “唱红打黑”在中国曾引发激烈争议。2012年3月14日,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答记者问时暗示,薄熙来是试图将中国引向过去和“文革”。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当时的舆论认为是,薄熙来的倒台标志着中国“毛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失败。 不过,现在看起来,薄熙来的审判只是意味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并不表示他的政治主张的终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唱红”方面,也就是在确保“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地位方面,似乎并不比薄熙来逊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说:“习近平其实更是毛泽东的粉丝。 他其实从内心来讲崇拜毛泽东, 他去过韶山四次,他每次去印象都非常深刻,所以,他对毛泽东这一套,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诗词记得相对比较清楚,对其他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的诗歌、传统的文学精品恐怕涉及的较少。如果你听薄熙来讲话,他古今中外都有穿插,他融会贯通。毛泽东的东西只是他语言其中的一部分。听习近平讲话,基本上毛泽东的东西比较多些, 其他人的东西相对较少一点。” 薄智跃说,习近平确实在推行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不过,却比不上薄熙来的有声有色。对于薄熙来,“唱红”可能更是一种手段,以维护自己的正统性,为进入政治局常委做出铺垫。 习近平上任之初第一站选择改革开放重镇广东深圳,他还表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更倾向改革的猜测。但是,后来,习近平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带有醒目的毛泽东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令人不禁感慨,习近平以及中共当局在“左转”。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证实,习近平亲自操刀《九号文件》,要求各级官员采取措施应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等意识形态里的七大问题蔓延。这与早先网上泄露的有关中共要求高校“七个不讲”相呼应。“九号文件”特别指出,西方宪政民主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在强化控制党的领导(方面),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比当年的胡锦涛还过分。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在这一点是所谓的‘铁腕治渝’,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相似性非常大。” 中国战略与分析专家何频说,习近平当局之所以用刑事罪,而不是用政治罪来起诉薄熙来,就是因为薄熙来的路线与今天习近平所走的路线是同一条路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及中国的“左派”。 何频说:“因为薄熙来所走的路线并不是他自己独特的路线。这是胡锦涛所走的一条路线,也是今天习近平走的一条路线。如果在政治上进行审判的话,那就会造成中共内部更进一步明确的分裂。实际上,这种分裂在党内一直存在,但是并没有公开。” 事实上,2010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火如荼时,习近平前往重庆视察,对薄熙来和他的做法表示赞赏。 胡平说:“当时,他们很多人去重庆参观,对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多少有些肯定, 那也是基于觉得薄熙来的做法似乎也不失为在一党专制之下应对中国社会某些问题的一条路子。那就是,强化主旋律,长红, 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各种异己的声音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也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 我想这些方式可能会继续下去。”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说,习近平和薄熙来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两人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 陈永苗说:“如果薄熙来干得是唱红打黑,那么习近平干得就是‘唱粉红’。目前,他打反腐败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至少是在唱粉红。说他是唱粉红是因为他没有薄熙来那么红,完全打出了毛的旗帜。他有毛旗帜,但是又有改革开放的邓旗帜,所以他是唱粉红。” 但是,不管习近平还是薄熙来,“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两人的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打倒,薄熙来母亲在文革之中惨遭迫害死亡。 除了要求在国内走“群众路线”之外,习近平在外交上也表示强硬,强调中国主权。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都陷入了领土争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薄智跃认为,这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的精髓。 薄智跃说:“毛泽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大众主义。民族主义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强, 要坚持中国的主权和中国的领土完整。对外强硬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注重‘群众路线’。原来我们也以为习近平可能会提出更新的想法,提出‘中国梦’,把中国梦作为一个新的东西来运作。最后中央决定花一年的时间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群众路线’基本上,从内容上、从事实上就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包括语言风格都是毛泽东三十年代整风时期的东西。对我们这些熟悉毛泽东的人呢来说, 习近平搞的这一套更像毛泽东的东西。” 不过,薄智跃指出, 虽然如此, 习近平并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更为实际的东西。最近,中国东北和广东地区爆发洪涝以及南方七省发生干旱,但是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并没有对此表示慰问。 他说,无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习近平的“群众路线”的产生都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大环境有关。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学的是西方模式,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对西方的金融和经济以及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中国希望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这也是习近平会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原因。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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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李庄香港书展演讲 揭露薄熙来打黑真相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曾备受关注的重庆李庄案被告李庄周五在香港书展上发表演讲,讲述案件内情,以及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一些问题。李庄认为,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一块掩盖薄熙来政治野心的遮羞布。但李庄也表示,他的冤案目前难以平反。 曾因为在2009年为商人龚刚模辩护而被重庆法院以“律师伪证罪”判刑一年半的北京律师李庄周五在香港书展出席演讲,还原了李庄案的来龙去脉以及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真相。 虽然讲座6点才开始,但5点刚过,已有市民来到香港会展中心,在会议室外排队等候入场。 曾在个人专栏连续发表六篇文章抨击薄熙来的香港政坛活跃人物刘梦熊也来到会场。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薄熙来事件不是个孤立的现象,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不光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很多矛盾和弊端。所以这次作为薄熙来事件、重庆问题里头的历史见证人李庄来演讲,透过对薄熙来事件的剖析,要搞清楚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从这个高度出发。” 当李庄出场及在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观众多次报以掌声。李庄认为, 他的案件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也有必然的原因。 “李庄案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在他们正在制造政绩,想让全世界关注,给他们叫好的时候,我走进了他们的局。当然这个局不是为我而设。他们这个局是打出声威,打出关注度,打出政绩,这是政治上的目的。经济上的目的还有。” 李庄表示,薄熙来和王立军当年抓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将巨额财富没收之后为其政治服务,再用剩下的金钱来笼络人心,例如在公安局建造豪华的员工餐厅,向公安们发放西服等。而薄、王这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也使得现时重庆仍有大量民众怀念他们,甚至为他们高唱赞歌。他说: “你去问问重庆财政局,重庆的财政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公布过,打黑四年财政收入是多少。成千上万个亿跑哪儿去了?重庆财政局的一个官员私下向我透露,我们就收到了9.3个亿。这个黑社会老大300个亿没收了,那个黑社会老大900个亿没收了,钱去哪儿了?” 此前,有传媒报道,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或将于八、九月开审,对此,李庄认为,由于目前检方尚未公布将以哪些罪名起诉,因此判断将会有何判决结果还为时过早。他周四在接受香港传媒采访时曾表示,薄熙来的罪行比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更大,因为薄不仅仅是贪污,更是在重庆实施了多年法西斯暴政。 李庄还讲述了龚刚模当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以及龚刚模在其重病妻子被重庆公安局要挟的情况下被迫改口称他的供词都是在李庄的教唆下编造的。而正是因为这份“功劳”,使得原本被重庆公安列为“头号黑老大”的龚刚模被网开一面,判处无期徒刑。 而当谈及自身的冤案是否能够获得平反时,李庄坦言很难,无论是法律、经济、还是政治上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不过,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司法正在进步之中。 “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庄案)是个冤案,但没办法,因为这样的案子不是我一个,太多了。大家在座的都给我平(反)了,我不需要法院给我平(反)。如果给李庄一平反,李庄就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这一块一倒下,那就乱套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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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上海视窗: 薄熙来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

上述媒体人除了共同的批评现实体制的右派背景外,一个共同点,是长期对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唱红打黑”均不以为然,而对王立军事件、海伍德事件以及薄熙来被解职调查均有大量分析转载甚至第一手消息。就记者采访所知,这一行动,并非新浪微博管理层的自我过度审查,而是国新办网络新闻局的直接下令。 因此,有知情者就认为,对上述微薄活跃者的“掐喉咙”之举,可能是为薄熙来事件关注降温灭火,有人认为,近期可能北京会就薄案推出阶段性结论,为此,有必要对民间意见领袖进行提前维稳。 唱红大旗 2007年,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之位,主政重庆五年来,大树“唱红打黑”大旗,在沉闷的中国密室政治中,搅动起风风雨雨,蔚为一时风潮。 西方媒体都注意到,虽然已经被解职,但薄熙来在中国民间,尤其是草根阶层拥有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并未因4月10日来,官方连续对薄熙来的抨击性表态和站队而又大的松动。 官方的站队表态中,对薄熙来的实质性问题,着墨甚少,几乎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当然无法说服对薄早已有情感投入的许多普通民众。 二十几天来,关于薄案的许多消息,纷纷通过西方媒体、香港、台湾媒体出笼,细节越来越多,如巨额海外财产、海伍德案的种种可信细节,其可信性几乎难以撼动。 目前,许多左派大佬已经不再对薄案发言。但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种种薄家的不堪一面,很多拥薄民众,或者沉默,或者将其斥为谣言,拒绝承认,而草根左派网民一不敢攻击中央(中央就是左派网友的信仰所在),至好以辱骂杨海鹏等爆料者作为发泄。 对薄熙来在重庆的诸多作为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多重冲击,我们可以初略地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即便左派价值复兴,所谓文革回潮的担忧即来源自于此;派系斗争层面,即太子党“舍我其谁”,结合朝野大佬,挑战习李接班格局。 第三层面其实相对简单,也就是所谓薄熙来“违法乱纪”的作为,巨额资产、监听政敌、打黑敛财、杀人灭口等直接触犯刑法的行为。 薄熙来唱红等,当然是想更上一层楼,进入几乎是有免死金牌的政治局常委之列,作为中国当前体制下的高级政客,他与其他窥视权力者不同的是,他有意无意之中,提出了与当局者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大旗。 如果说唱红,还更多的是太子党对接班天然优先性的再确认,事实上,重庆的5年多的施政实践,客观地复兴了左派价值复兴的一套理论,薄熙来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再次重申,“分好蛋糕”的提出,如大规模的廉租房投入,对城乡统筹的看重,相对全国暴涨房价下,重庆对房价的合理控制等等。 薄熙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共长期的以来“礼乐征伐出于上”,意识形态是一把手禁脔的传统,对中国国内目前的沉闷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时事评论员朴抱一就认为,“薄熙来争储确实有他正面意义,至少打破了密室政治,提出了竞争的要求。并且从以前向核心人物诉求,转向底层民众和红色家族。” 政见分歧 台湾《联合报》最近一篇大陆知情者撰写的关于薄案内情的长文中,也谈到了薄熙来和温就发展理念,用更重的话说,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 该文说,在二○一○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做经济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例行由政治局委员评论一下,每人大约都是三、五分钟。薄是最后一个谈的,不料他违反了规定,谈了四十五分钟。 薄熙来大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造成许多问题,贫富不均,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社会矛盾扩大,这早已违背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理想,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尽头,改不下去,也开不下去了…。我们要回到党的理念和理想,要公平正义,要社会安定…。” 该文描述说,薄熙来的此种作为,让温有些不耐,转头与胡谈了几句。胡在薄说完后,定性发言说,“这三十年来,党的开放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不容否认,谁要否定了改革开放,就是否定了党。” 这篇文章很多细节非常准确,应该是接近北京当局者所作,因此上述细节应当有不少的可靠性。此外,薄熙来身边聚集了大批左派学者后,尤其是乌有之乡派赴重庆送锦旗后,重庆被批极左,受到了主流不少反弹,薄熙来也曾试图改变所谓“复辟文革”的印象,重新向右派靠拢回调。 2011年10月,重庆当地官方媒体曾报道,邓小平之弟,重庆市原副市长、百岁老人邓垦对给薄熙来题字,希望重庆“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声称赞赏重庆这些年的探索实践。 根据记者所知,薄熙来运作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找到在重庆当地颇有渊源的邓家某位人士,运作了上述表态,以示重庆拥邓,拥邓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未脱离改革开放的主流。 此外,重庆因为李庄案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广泛反弹,也曾试图推出所谓“民主与法治”的旗号,以安抚中产阶级和法律职业界,但未及危机就已全面爆发。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如果薄挟持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人气,再以政治改革者自居,宣告重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乡镇一级普选,实现基层人民的民主自治”,把温家宝所期待的政治改革,率先从重庆做起,唱出与中央不同调的改革内容。 试问,北京要如何处理?是宣告薄的改革政策与中央违背?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是宣告薄只是地方政策,未经中央同意?这也很难处理,这等于宣布中共内部分裂。 未来发展 此外,薄熙来的太子党派系背景也有相当的实力,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最近在德国之声的一篇文章所述可见一斑。 3月20日之后,英国人海伍德被毒死,涉嫌谷开来,已经在高层传开。不到一个星期,台上和在野的太子党阶层,基本知晓了薄案真相。“做实”,“铁案”都是此时高层消息人士的专门用语,网络传言的“康师傅下架”,“军车如林”,“中南海枪声”实际是草根阶层对北京吊诡的政治氛围的感觉和猜测,结果遭到无情的惩罚。 三月下旬,红色家族的关切和安慰竟然像“潮水般涌向”薄熙来的兄弟姐妹,至使薄家三子薄熙成不得不群发一封短信:“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薄家,对熙来的关心和支持,以后不要支持了,祝大家各自保重。” 文章说,现在手机管理严格,一般群发20个号,就要受限制,但是薄熙成的短信还是传遍红色家族,意味深长。 因此,此前薄熙来案件中,诸多刑事案细节的披露,即便有政治派系斗争的原因,也是此事发展处理的必然,既然北京当局不能也不愿以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分歧处理,对薄熙来的政治派系,甚至拥薄上位的种种政治派系既不能也无法做更多的处理和切割。 一个现实是,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无法独立,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给公众足够的信赖,认为他们仅是因为司法考虑,隔绝了高层政治压力。对薄熙来的未来的公开审判难以想象,一旦薄熙来在庭上宣称自己被刑讯,如何处理?一旦薄熙来在庭上攻击政治局的前同事?更是难以想象,难道比照江青模式? 而薄案如果还是比照陈良宇、陈希同案实质的不公开审理,又如何说服薄熙来在意识形态而非组织上的拥护者呢? 一些西方媒体就此发表的评论分析文章也认为,如果把薄案涉及的刑事部分的案情完全公布,将严重冲击公众对中国体制的信心。因此,薄案未来,只能聚焦于薄熙来何其家人可能涉及的刑事问题,甚至贪腐问题最后也只会轻轻带过。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薄熙来夫妇的风流韵事,无论他们有多少情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就算是中间有穿针引线的徐明,都不致构成重大犯罪,而是道德问题。 重点是证据。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将无法处理薄熙来、谷开来的犯罪。这分為两方面,一方面是刑事犯罪。即杀人部分;另一方面是洗钱犯罪。 刑事方面,该文说,许多命案的死者都已火化,直接证据不復存在,唯一有证据的,就是海伍德命案中,王立军留下的下毒证据。其他即使明知下毒谋杀,谷开来的杀人罪,最多是“死刑缓刑”,应不至处决。洗钱部分,因為谷开来与海伍德都是国际金融投资高手,在外国法律的保护下,这些钱就算金额很大,也很难要回来了。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体制下,权力的制衡何时才能确立? 亲信如王立军,强横如王,遭遇薄熙来的巨大权力,除非逃入美国领事馆,在国内似乎已经没有生路,那么一般老百姓当如何自保?如果没有王的奋力一击,那么海伍德案有得见天日的一天吗?这是什么制度可以让杀人者横行无忌? 这一现状何时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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