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纽约时报 | 权力在中国的傲慢态度

北京 2010年10月,中国海关对携带入境的每台iPad征收1000元关税。海关无视iPad配置不同价格也不同,一律以5000元的价格征收20%关税。在香港购买智能手机和其它电子设备远比大陆便宜,有人在香港花了3000多元买的iPad要按照5000元来征收。即使是在国内购买的iPad,携带出国回来时也要缴纳关税。 Michael Lionstar 中国作家余华 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引起一片反对声音。国家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反对:海关向i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违背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 2011年1月,我携带iPad出国,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询问哪里可以申报,以免回国时还需要缴税。 问了四个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第五个终于知道了,他说征收iPad关税的规定取消了。(事实是,关税减半,并未取消。) 我问他:“规定取消了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 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公布?规定实施时也没向社会公布。” 相比国家部门的一些可笑规定,地方部门的一些规定更加荒唐。2001年,深圳一些医院要求,护士应保持“露八颗牙齿”的职业性微笑;2003年,湖南省在录用公务员的体检标准中要求女性乳房对称;次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在编警察腰围超过2尺7的将下岗;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规定,男性工作人员不能留胡须;2007年,为了遏制过高的辍学率,福建省平和县规定,初中没毕业不能结婚。 虽然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有些已被取消,但它们显示了权力在中国的傲慢姿态。不难想象,那些官员们在讨论这些可笑规定时的情景,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喝着好茶抽着好烟,用逻辑思维判断社会问题,不管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也不会去考虑社会是否能够接受。他们知道会有反对的声音,对此他们不在乎,因为中国社会的公权力长期以来侵犯私权力。只有当这些规定出台引发社会强烈反对,继而让他们的上级领导不高兴:“你们是在添乱,不利于社会稳定。”他们才只好悄悄撤销这些规定。 在中国,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今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减少中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其中闯黄灯扣除6分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对。(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年只有12分,如果12分全部扣除,驾驶证就被吊销。) 许多人批评,闯黄灯扣6分会造成更多的追尾事故。就是官方媒体也质疑这个规定,新华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明显违法。”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安部交管局被迫表示:对闯黄灯的司机以教育为主,暂时不扣分。 这期间一个段子流行起来: 某男子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才匆匆到家,妻问何故。 他答:“昨夜路口遇一黄灯闪烁不停,今天早上六点才恢复正常,闯黄灯扣6分,路口倒车扣9分。” 妻又问:“为何不打个电话?” 他答:“开车打电话扣3分啊。” 该男子冻得直哆嗦,妻问:“在车内何故冻成这样?” “下大雪,我在车外不停擦号牌,遮挡号牌扣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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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梦和美国梦不是一回事

Kim Kyung-Hoon/Reuters 北京——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如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在掌权数周内,也就是去年11月,在观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提出了这个口号,该展览讲述了中国在西方及日本手中遭受百年屈辱的历程。习近平借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美国梦”概念,将自己的烙印打在了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愿望之上。 此后,这个概念获得追捧。在最近的一周内,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提到中国梦的次数不少于24次。网上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呢?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就是“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根据官媒新华社,中国梦意味着所有劳动者都应该”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梦想联系起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在过去3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的个人梦想主要是物质上的追求。中国人想要购买自行车或者电视机,从农村搬到城市,为他们的独生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如今,无数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基本的经济商品。他们关心环境,想要拥有政治话语权,希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佛教非常受欢迎,基督教也发展迅猛——以致于根据一些统计,如今在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量超过了党员的数量。 但这些都不用去考虑。如果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刻意模糊的概念,旨在代表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事情,其模糊范围也一定是自上而下决定的。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把它称作无用的魔杖(挥舞它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很多人都在中国政府控制较弱的新浪微博上嘲讽说,这不过是共产党进行宣传的废话罢了。然而,即便这种非常空泛的概念也需要接受审查。 共产党绝不会容忍人们对中国梦的诠释与其议程相悖。上个月,中国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提高软实力,也不是说要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更不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 美国梦推崇个人主义:只要辛勤耕耘,你就会有收获。但是,中国梦似乎更推崇集体主义:只要你辛勤耕耘,国家就会有收获。 要提防那些不赞同这种诠释的人。今年1月,一向大胆敢言的中国报刊《南方周末》计划发表一篇叫做《中国梦,宪政梦》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倡分权。最后,审查者删除了与宪政主义有关的内容,并把文章标题改成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现实,如今它还想对中国人的梦想进行控制。 人们可以看清这一点。在讨论国家干预的过程中,网民开始根据习近平的措辞来调整自己的言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称,用来讽刺审查的委婉语“和谐”一词正在被取代。例如,倘若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中国,它就很可能会“被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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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中国梦

中国主管宣传、教育的部门和共青团正在启动一轮春季宣传攻势,目标是让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接受“中国梦”。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要求,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伊始,便选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借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道出了他心中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称为近代。在官方审定的历史课本中,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列强的侵略史,也是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史。官修历史并不倾向于把这段历史描写为,大清被迫改革开放并向西方学习,甚至被迫尝试君主立宪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这种历史教育客观上起到了激发民众“爱国”和“仇外”情绪的作用。 如果说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梦想首先是民族独立、国家强大,那么这个梦想今天已然实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就实现了民族独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实现的伟大政治梦想只有一个:民主宪政之梦。 当代中国,对社会与青少年最需要的教育,是公民教育、宪政教育与法治教育,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青少年学子,缺少的不是梦想,也不是爱国情怀,缺少的是公民政治常识与生活安全常识。 科学家讲求科学精神,政治家也应当追求政治文明,践行人类共同的价值,使国家政治获得真正的进步。民主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国政治精英在清末之时,梦想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的核心是用宪法约束权力,是让君主制和平过渡,只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主权在民。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倡导的也是民主宪政。国民党声称,中国需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过渡到政治文明社会,而共产党主张,中国的民主宪政可以一步到位,延安农民可以拿黄豆当选票,就可以实现民主选举,由此推论所谓军政训政,只是国民党不实行宪政的托词。 1949年中共建政后,抛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毛泽东的个人权力登峰造极,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及其后任者们,恢复了经济领域的常识,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在政治领域则固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不容民主宪政制约党权。 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更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倡导宪政的《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刘晓波被判刑。 当《南方周末》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在“2013年新年献词”中将“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起来时,便不容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识形态官员。媒体禁谈宪政梦想,近期网上热传的红衣大叔《我的中国梦》视频,网友把自由民主宪政看成自己的中国梦,也遭删除。 将普世价值归入西方价值,并加以对立,又屏蔽了媒体与民间的民主宪政梦,习近平今天提出“中国梦”,能够装进去的也只有民族主义。将中国梦统一为党国复兴梦,继政治经济文化之后,梦想也被党垄断。 习近平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是“蛋糕论”的翻版,即只有大家一心做大蛋糕,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到更多的蛋糕。不过,人们会问,蛋糕做大做成之后,依据什么原则来分蛋糕呢?三十年来,中国穷尽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把中国这块蛋糕做成世界第二,但整个社会财富,集中在不到人口百分之三的权贵手中。 就是马克思也不认同这个逻辑。马克思曾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逻辑是,每一个人好,国家民族才会好,所以当政者应该通过宪政,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平幸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帮助人民实现梦想,而不是将人民视为国家实现梦想的工具。 大清不改变君主专制,败于日本。日本不放弃军国主义,最终战败。缺少民主宪政的“中国梦”,既无法承续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努力,也无法在现实中凝聚支持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孩子们大脑中安置“中国梦”,不如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至于把领导人的讲话当成重大的教育内容强力推行,更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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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我们教育他们”

北京 黑石集团创始人 施瓦茨曼在清华大学设立3亿美元奖学金 成为本周西方媒体头条。他个人出资1亿美金,每年将资助2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主要为美国学生。 Michael Lionstar 中国作家余华 这个世界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单笔捐赠之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只是一些财经报纸和网络财经频道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篇幅不长。代表民间声音的微博对此也是不太关心,在数量不多的微博里,有人赞扬施瓦茨曼,也有人质疑他。质疑者提到,2012年末黑石集团收购上海一个集5A甲级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于一体的综合体项目,所以施瓦茨曼的慷慨是为了让黑石集团在中国挣到更多的钱。因为1911年在美国人帮助下创办的清华大学,是中国产生高官最多的大学,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还有朱镕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但关于施瓦茨曼捐赠,还有人发出骄傲的声音:“我们教育他们。”这是一个双关语。 第一层意思是角色互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和欧洲国家,现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来到中国,学习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经济。 第二层意思是教育西方的商人,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学会服从政府和讨好政府里的官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府采购团赴美国和欧洲采购大宗商品时,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在签署协议之后,只是打开香槟庆祝一下就完事了。这让中国的政府官员十分不满,花了这么多钱买你们的产品,连一个丰盛的晚宴也没有。没过几年,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们就明白了,要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去,首先要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吃好玩好。 前不久,我们的政府出于不会说明的原因,发起了对苹果公司的围剿。这次围剿是从今年3月15日的CCTV打假晚会开始的。韩国的三星公司在中国的质量问题不少,可是他们在3月15日的打假晚会上投入巨额广告费,还有其他曾经被CCTV曝光过有质量问题的公司也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所以他们都逃过了一劫。苹果却没有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打假晚会后的半个月里,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百多篇抨击苹果售后服务的文章。 可是在微博上大量民间的声音支持苹果,网民们不满政府对自己国有公司那么多的质量问题不去追究,却去抓住一个iPhone4的后盖说个没完没了。 这次事件有点像三年前的谷歌事件,当时施密特选择了强硬的立场,拒绝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将用户定向到谷歌中国香港网站。相反,蒂姆·库克却选择了合作的姿态,不同寻常地做出 正式道歉 。 清代的《笑林广记》里有一个笑话: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举起来竖着过不去,端起来横着也过不去,一位老者指导他,只要将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过去。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西方的商人们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服从我们政府的指令。即使指令不合常理,也要服从。三年前施密特拒绝将竹竿折断成两截,他想提着竹竿过城门,结果发现城门关闭了。 昨天有人问我,如果强硬的乔布斯在世,苹果会向中国政府低头吗?我说这个假设性问题没有意义,我的兴趣是想问问施密特,现在是否后悔当初没有将竹竿折断成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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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对朝还能柔软多久

很多观察者都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但有必要在“诉求”和“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作出区分。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战略诉求一直都很清晰,而且这些诉求也一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首先,中国对朝政策是自身地缘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无论决策者们是把朝鲜看成盟友、战略缓冲还是“麻烦制造者”,他们都对美国在自己家门口的力量存在感到不舒服,都不希望美国借朝鲜问题提升自己在东亚的影响力。其二,对朝政策也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邓小平外交原则的一部分,即维持区域稳定,防止国际上出乱子打破国内经济发展的主题。 在这样的总体诉求下,对于朝鲜这一所谓“传统盟友”,最自然的选项当然会是柔性的。更何况在朝核问题于1988年第一次成为国际事件的时候,当时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金日成之间长期且通畅的个人关系也自然而然使得柔性对朝态度是可行的。 但问题是,当柔性政策被证明失败之后,中国却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调整。而现在,这种诉求与方法的跑偏已经成为越套越紧的悖论。 首先,柔性政策早就为朝鲜所用,成为其持续发展核计划的供血泵和保护伞。现在回看此前数次朝核危机,平壤几乎一直在演同一个剧本:闷头发展核计划,出其不意或者是我行我素地进行核试验或者发射试验,当国际社会要进行制裁的时候总能获得中国的“呵护”,经济吃紧之后会有最高领袖秘密或者不秘密的访华。然后这个怪圈周而复始。 这使得中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替朝鲜背负国际上的指责,而且作为地区性大国,也无法展示出应有的责任感。在中国国际声誉愈加下滑的今天,这更成了一个负面因素。更重要的是,柔性政策甚至没能赢得来自朝鲜的一丝感谢或者配合,反倒是中朝关系不断降温。比如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国际社会纷纷责问中国为何不提前进行预警,但事实上平壤仅仅提前了20分钟通知北京。2009年10月温家宝出访朝鲜庆祝中朝建交60周年,而朝鲜的朝中社发出来的图片中,金正日几乎没有一张微笑,这在深谙图片宣传学的中朝两国来说,背后的含义也不难理解。 更大的悖论在于,柔性政策所带来的客观后果,已经完全背离中国的政策诉求。今年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他将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朝鲜的威胁。而在去年冬天的竞选中,他还承诺要重新解读日本和平宪法,以便军方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三月,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言论,美国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两架B-2隐形轰炸机飞赴朝鲜半岛进行力量展示。四月,韩国政府要求美国允许韩国自行生产核燃料,而美国媒体称这将使韩国获得核武器的关键性技术。 这对那些“反遏制论”者和“战略缓冲论”者们来说,简直就是尴尬的讽刺。在朝鲜几次三番血洗首尔东京华盛顿的表态之后,它不仅没能帮中国“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倒是为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强化提供了最好的动力。此外,它也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不难想象,在当下这种状况下,如果美国今天撤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日本、韩国明天就会迅速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来回应朝鲜的威胁。那个时候东北亚将会成为核武国家最密集的地区——所有五个国家,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包括中国自己,将都是核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都有着理不清、剪不断的恩恩怨怨,这对于中国又是好是坏呢? 还有一种对中国保持对朝柔性政策的解读是中国的影响力。外界常常猜测中国其实对朝鲜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中国也时不时透露出自己“斡旋到最后一分钟”的无奈,但这怎么听都像是个假命题。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献血者和保护者,而朝鲜又几乎无法实现基本的经济自立,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难以服众,恐怕关键还是中国的决策者们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玩真的”。十几年间,中国除了偶尔的字面抨击外,外界所知的最实质性的压力,就是配合(或者说默认)了国际社会对朝鲜一些资金链的查封,并在2003年掐断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长达三天。而这些,显然并不能被看成是对中国约束力的真正测试。 现在中国决策者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柔软的对朝政策还要维系多久,以及还能维系多久。从朝鲜方面来看,十几年下来,朝鲜的核能力已经从“有没有”变成了“有多少”和“能投射多远”。《华尔街日报》在对比了朝鲜和伊朗的核能力之后发现,在“制造核弹头”、“进行爆破试验”等六项核武能力指标中,朝鲜具备全部六项,而伊朗只有两项。年轻的金正恩大将并没有展示出任何改变其父核政策的迹象,反而在言辞和实际举措上更加冒险。从中国方面,六方会谈、经济援助、经济改革劝说、国际政治上的奥援等柔性政策如果不是破产,也基本上支离破碎了。反倒是在国际社会面前,频频遭受朝鲜的公开羞辱。 也许新的中国领导人会寻求一些改变,比如国内门户网站上关于朝鲜的新闻大多开放了评论,央视主持人也可以不无愤慨地说“朝鲜一手捧起了粮食,一手按下了核按钮”;但另一方面 ,《学习时报》副编审 邓聿文 也因为发表对朝强硬言论而被撤职。这说明新的领导人或许还在考量拿捏,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但时间肯定不站在中国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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