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

郭永丰:中国六大最恶俗的文化

后来,毛在中国搞个人崇拜时,为了唯我独尊,独断专行,在排除异己时,竟然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充当这类棍子。直到目前,这种充当棍子的人,在中华大地上,依然比比皆是,人数极其众多。这是由于这些人全部不明真相、事实和真理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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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

                               作者 : 清华大学教 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 “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 “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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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批判

来自: 政府丑闻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31日,  已有 4 人推荐 原始来源: 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54434&extra=page%3D1 编辑说明:风水轮流转。   ———————————————-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 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 ‘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呼吁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批判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论   ————————————————————————-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使用于外国,不合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   -----《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社论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科学和民主,已经不是新的口号了,但,半个世纪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正和我们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一样,“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社论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论自由民主   ———————————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最后还是要失败。”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社论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执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赞颂   ————————————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的谈话(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二十至二十一期)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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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序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4)  | 标签: 自由主義 , 社會正義 , 自由 , 平等 重視社會正義 周保松 如果人人自由平等,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是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法国大革命以降,自由和平等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任何合理的政治安排,均须充分体现这两种价值。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我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 自由人有几个面向。一,自由人有自我意识的能力。人的特别之处,是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是独立的个体,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人的自我意识,构成人的主体性。二,自由人有自我反省和规划人生的能力。人活着,便有欲望。但人不是欲望的奴隶。人可以凭理性能力,对当下的欲望进行价值评估,并选择认同或放弃某种欲望。人有能力构建、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计划,自主地活出自己的生命。三,自由人有道德意识,能够知对错明是非,并愿意服从道德的要求。对自由人来说,道德规范既非外在权威强加于己身的结果,亦非自利者理性计算后的博奕平衡,而是基于良知和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而得出的合理判断。道德意识的发展,使我们不仅能从自己的观点看世界,也能代入他人的观点看世界,并有意欲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 简言之,自由人是具有理性自主(rational autonomy)和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能力的个体。要成为自由人,我们必须充分发展这些能力。这些能力界定人的道德身分,并且是我们活得幸福的重要条件。道理是这样。一,如果我们不是独立主体,没有属于自己信仰和价值,没有完整的人格,我们谈不上过着自己的人生,并很容易在各种“大我”论述中沦为集体的工具。二,如果我们欠缺理性反省能力,不问缘由便接受社会主流价值,不加质疑便服从外在权威,并任由当下欲望支配自己,我们谈不上活出自己的人生。人不能没有信念而活。信念结成意义之网,人在其中安顿。但这些信念必须是真的、对的和好的。没有人愿意活在虚妄错误无聊之中。要知道什么是真是对是好,我们必须反思。经过反思的人生,才是“我”的人生,才值得过。三,如果我们缺乏道德能力,将难以展开公平的社会合作,建立彼此信任和互相关怀的伦理关系。要合作,便必须有强制性的人人遵守的规则。什么样的规则才是公平合理,并使得每个参与者乐于接受?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并努力寻找答案,即意味着人是可以对政治秩序作出道德评价的能动者(agent),并期许社会制度合乎正义要求。正义社会的前提,是有正义感的公民。公民的正义感,彰显了人的道德自主。人的道德自主,则是伦理生活的前提。 自由人的理念,是个规范性的对人的理解,背后有它的道德和形而上学预设。如何设计出合理公正的制度,使得每个人能够有条件和机会成为自由人,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具体点说,自由主义希望每个人成为独立自主和有正义感的人,并在尊重正义原则的前提下,发展个性,实践潜能,活得丰盛幸福。既然实现人的理性构建人生观的能力和发展正义感的能力是最高的道德目标,自由主义自然主张赋予个体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思想言论自由,信仰良知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自由主义同时也认为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确保他们有公平的机会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例如包括教育、医疗、房屋和老弱伤残补助等社会福利。而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赞成多元和宽容,反对家长主义,既希望培养人们慎思明辨的选择能力,也致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让人们能够作出好的选择。以上种种,都是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不仅重视自由,同样重视平等,并将对平等的证成与自由人的理念紧扣在一起。平等是个比较性的概念,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比较标准,然后才能判断人与人是否处于平等的位置,又或应否受到平等对待。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在最低程度上拥有理性反思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每个人便享有相同的道德地位,并应受到平等尊重。我们是以平等的自由人的身分,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平等和自由绝非彼此对立,而是一起构成自由主义的奠基性价值。自由人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身分,平等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关系。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个体全面发展成为自由人,是自由主义的目标。不少人以为,自由主义为了自由而牺牲了平等,又或它所强调的只是相当形式和相当单薄的平等观,这实在是一大误会。过去四十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平等,那么对政治权利、资源分配、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有何影响。 我认为,对自由平等的坚持,是当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的思路。他的问题意识是这样:如果我们是自由人,处于平等位置,那么应该通过什么程序,得出怎样的正义原则,并以此规范社会合作,决定人的权利义务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很明显,这些原则不能由外在权威强加给合作者,也不能由某些强势的人说了算。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一公平环境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有相同的发言权,并通过理性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协议。罗尔斯提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正是希望建构这样一个公平程序,从而推导出他主张的“平等自由原则”、“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和“差异原则”。 《正义论》论证严密,体系性强,有许多原创的哲学概念,初读或会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我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一理念是理解罗尔斯的关键。读者只要清楚他的问题意识和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自能对他的思想有所把握。本书第一章对《正义论》作了全面介绍,其后各章则针对特定议题而发。例如我深入探讨了差异原则和道德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罗尔斯的平等观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个体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也指出自由主义对平等自由的坚持,无法和主张市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兼容;与此同时,我尝试从自由主义的传统出发,回应了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必然预设了虚无主义的观点; 此外,我在书中也处理了甚少人关心但却极重要的一个问题,即罗尔斯所称的稳定性问题,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和正当性相关,以及这个问题为何导致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读者如果想了解我的求学历程,以及我对政治哲学的反思,可先读书末的〈行于所当行〉一文。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实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促进中文学界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认识。过去四十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主导了英美政治哲学的发展,且不说由此而催生了自由主义内部极为丰富的讨论,其它针锋相对的理论,从放任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国际正义理论,均对罗尔斯的理论作了深刻回应。持平的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罗尔斯,我们无法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第二,我希望从罗尔斯的理论中,发展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一构想,以此作为正义社会的基础,并回应当代中国某些重要的哲学和社会论争。我一方面指出,中国语境下不少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往往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我相信,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既能对中国的现况提出合理批判,同时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令人向往的政治想象。第三,我希望实践一种严谨明晰的政治哲学书写,从而为政治哲学中文化略尽绵力。当然,拙著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应由读者来判断。 *** 读者或会提出两个质疑。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为什么值得追求?二,这个政治理念适用于中国吗? 先回答第一个质疑。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显然是个道德理想。它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公平的社会合作。在制度安排上,它有以下含意。第一,它以个体为本,相信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并具有最高的优先性。第二,它重视平等,认为不管人在能力、性别、种族、阶级和信仰方面有多大差异,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道德价值,并应在社会合作中受到平等对待。第三,它赞成宪政民主,因为宪政可以保障个人权利,民主可以体现政治平等。第四,它反对毫无规管的市场资本主义,因为这会导致贫富悬殊,窒碍公民有效发展他们自由人的能力,并损害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第五,它肯定个人自主,尊重多元,重视公民美德的培养,并希望公民成为富正义感、具批判性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道德人。以上数点,只是勾勒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大略图像,内里的制度细节及可能面对的挑战,自然需要深入探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承载和体现了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 有人或会马上提出第二个质疑,称无论这个理想多么吸引,终究是西方产物,不适用于中国这个富有独特传统的东方文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种持的是文化本质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平等的自由人,因此自由主义不适宜中国社会。这个质疑难以成立。过去百年,自由民主的理念,席卷全球,很多非西方社会(包括东亚)早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民主转型。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德先生的追求,更从未止息,并累积了颇为丰厚的自由主义资源,启蒙一代又一代国人。诚然,论者大可主张中国应该走异于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化之路。但论者有责任提出支持的理由,包括这条路如何能更好地促进公民福祉,更合理地实现自由平等,以及更公平地分配资源。我相信,不同学派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而有建设性的交流。这是哲学讨论的起点,而非终点。第二种持的是政治务实主义,认为任何政治理想都必须在某些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而中国目前严重缺乏实践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条件,因此不宜提倡。这个判断是否成立,需要有充分的实证支持。不过,退一步,倘若实情真的如此,合理的做法不应是拒斥自由主义,而是应好好弄清楚这些条件是什么,然后一起努力创造这些条件,促使中国早日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 *** 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儒道墨法各家,均对理想的政治秩序有所论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资源已远远不够用。过去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如何建立?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传统伦理和现代价值的矛盾如何化解?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危机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政治哲学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做的,是认真吸收西方的学术资源,了解现代性的优劣得失,逐步建立有效的知识框架,发展立足于本土的问题意识,以期为中国未来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摆脱政治经济利益的引诱干扰,以独立精神治学,并形成活泼理性包容开放的知识社群。惟有这样,政治哲学才不致沦为一小撮人在书斋中的概念游戏,才有望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起到一点作用。我们在一起运砖建屋,路漫漫其修远。 我甚至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公共哲学,和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我们一出生,便活在国家之中。国家的制度好坏,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命。好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像人,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希望。坏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不正直,活得卑下,活得绝望。这一点,国人应该深有体会。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有最基本的权利,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这不是任何人的施舍,而是平等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合理期待,因为政治权力源于人民。只有政府将正义作为制度的首要德性,只有公民的基本权益受到尊重,只有个体能够在没有恐惧下自由思想,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正当性的政治社群,才有机会过上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政治哲学最基本的关怀,是人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是关乎每个人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的首要言说对象,是政治社群中的平等公民,而不是统治者。政治原则的论述,更应在公共领域自由展开,并容许公民积极参与。 收在这本书的文章,是我过去十年读书的一点总结。不过,这只是我的哲学之路的一个驿站。读者可见到,我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并努力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读者万勿误会,我是在鼓吹某种教条的独断的意识形态。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提出理由回答这些问题,但我没有说这些理由是最后的真理。这不表示我不相信真理,而是讨论的问题实在太难,而我的能力有限,我坚持的可能只是真理的部份,甚至是真理的反面。原因有很多。可能我对罗尔斯的诠释错了,可能我的推论不成立,也可能我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不够深刻。我乐于听到读者的批评,容我有修正的机会。我也希望读者读此书时,最好心存怀疑,并时时追问:“作者真的将问题说清楚了吗?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准确吗?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真的最合理吗?如果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可以有更好的答案吗?”带着这些问题思考下去,读者将开始自己的哲学之旅,并享受到知性探究的愉悦。 香港沙田中文大學忘食齋 二零一零年一月 書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作者:周保松 出版: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http://www.sdxjpc.com/main/newsdetail.cfm?iCntno=3784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独一无二的松子--致畢業班同學 / 2010-07-28 22:50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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