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共识网 | 许倬云:中国历史的合、分、合

  郡县制度的确立   经过春秋战国的酝酿,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逐步演化为列国制度。最后的七国争雄,都尽力强化动员资源的组织能力。为此,七雄分别发展了相当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系统。各国也时时彼此学习发展的经验。在法家学者们手上,综合整理为管理学的理论;这是有关政治组织及其运作的第一次理论化。荀子、韩非子、李斯等人,综合了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诸人的经验和讨论,不仅在理论部分有更完全的讨论,而且终于在秦帝国的组织形态上,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可谓独步。这个组织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皇朝制度大体是一贯的。秦朝立下的帝国组织,在大原则上,改变不多。   这一代替封建制度的国家组织,我们称为“郡县制度”,即是中央直接管辖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秦朝一千多个县,归属五、六十个郡。汉朝在郡的一级之上,又加了十三个州。郡县金字塔结构上端,就是皇帝的朝廷,有总揽全部事务的政府。政府和皇室内廷是分开的:皇室内廷,处理皇帝的家庭事务;政府有丞相或相当于丞相的人物,领导了不同的部会,分工办事。中国的文官结构,还另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单位,称作御史台。政府之内文武也分途,文官和武职各自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皇室自己的财务和国家的财务是分开的。国家财政也有预算、执行和考核三个阶段。如此复杂的管理组织,中国大帝国的管理系统,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空前创举。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汉朝文官制度,有“察举”选拔人才。当然察举制度以前,秦帝国的官员们,大多是从有军功的人员派任,并没有经过民间的察举。汉武帝的时代,察举制度才逐步发展,从民间选拔优秀的年轻人,在地方政府服务;有了地方政府的经历,这些人方才由地方首长推荐,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学习观摩中央政府的运作和各种法令。经过数年历练,年轻的“郎”分发到中央或地方去做比较基层的官员,内外互调,学习各种事务。有些人在某些专业较有专长,就可能一生的经历都在这专业范围内发展。经由察举制度,一方面在全国吸纳优秀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训练和考核交叉进行的过程,使得文官的候选人具备专业的能力。汉朝文官制度之下,担任主管的官员,在他第一次担任的前一年,应当是见习期间;见习期间成绩满意,此人才正式接任。见习制度是保证这个官员的能力和职务是相称的。整体言之,汉朝的文官是根据才能任官,而不是根据社会渊源或社会地位任官。个别文官的工作成绩,也有定期的考核。地方官员定期将期内的工作成绩,呈报中央;中央即可从地方送来的报告之中,不仅知道官员成绩的好坏,也能够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因此,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文官系统,不仅是人才流转的机制,也是一个信息流转的机制。   如此专业化的政府,既有训练官员的机制,也有收集信息的功能。所以,秦汉帝国具有强大的开展能力。秦汉帝国陆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山林地带,一步一步地开发,将这些地方逐渐吸纳为中国所有。而且,一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就整体融合在中华天下之内。秦汉帝国能长久保持其坚实的凝聚性,应是由于有了如此高效率的治理系统。相对而言,在下一章我们会论述,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就缺少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组织,也因此不能有坚实的核心,维持开拓和发展的成果。   秦汉的经济与思想   与帝国管理制度相应的,是秦汉逐渐发展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战国以来到汉朝初期,中国也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作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在强大的皇权之下,到汉武帝的时代,政治权力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已经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汉武帝时代,政府重税劫夺工商业的财富,打击城市经济,中产以上皆破产。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手工业,遂成为生产日常用品的主力;农舍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配合在一起的地方产品,也经过帝国铺设的全国道路网,发展为一个全面的资源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上,农村之上的市镇和城市,成为一级一级的集散中心,将全国的资源分布于各处。这一逐渐扩大,终于笼罩全中华天下的经济交换网络,其持久性和稳定性,和政权所寄的皇朝互相配合,将中国有效地建构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于是,即使政权有时分裂,区间经济的互相依赖,会促成中国天下恢复统一。中国人相信,“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是反映政权分裂、经济整合的现象。   在学术和思想方向,秦始皇虽以法家手段统治中国,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但是正如李斯撰稿秦碑碑文的陈述,秦皇朝高举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和儒家价值相当符合,也是着重儒家提倡的孝、悌、忠、贞。秦皇朝一样希望有安定的社会,也一样希望政府能够替百姓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汉初,道家得势,政府无为之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得到政府的支持。   官家的教育机构,太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以儒家的学术为基础。西汉董仲舒感应学说盛行,其门徒持有道德和知识的勇气,依据“天命无常”的理论,批判号称授命于天的皇权,甚至主张刘汉的天命已终,应当让位贤者。这种理论,当然不为皇权所喜。王莽就借用这一套理论,夺得刘氏政权。到了东汉,皇权就禁止再有假借天命批评时政。东汉儒家的学术活动,相对于西汉而言,走向经典化。儒生们的精力,不再放在董仲舒等人发展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是谨守经典传承的家法,他们的工作转向于整理经典,致力于训诂和阐释。儒家学说固定化,使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这僵化系统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许多学者成为皇权的拥护者。   由合而分的嬗变   西汉开始发展的三个系统:政治系统、学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三个建构中国的大网络,到东汉时,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网络,都发生了问题。政治领域,原意在选拔贤能的察举制度,日久弊生;地方层次逐渐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豪族,彼此提拔,将自己的子弟,察举进入文官系统。一代又一代,各地的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俨然成为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本来相当活泼的社会流动,逐渐走向僵化。中央层次,又有依附皇权的宦官和外戚,狐假虎威,窃取权柄。中央与地方间,皇室和文官系统间,争夺权力,不断冲突,相当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这就埋伏下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的分裂。   在学术方面,僵化的儒家系统已经不能够应付变化的时代,也不能应付道家的复兴和外来佛家的挑战。终于,新近传入中国的佛教,吸引了大量信徒。多少回应佛教的道教,也拥有庞大的群众,其中有些门派,组织了汉末大规模的武装集团,黄巾、五斗米道,等等运动,大乱一起,势如燎原。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天下分裂为三国,然后在面临外族侵略挑战之下,中国长期地陷入战乱,三、四百年,不得安宁。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外族挑战中原。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秦汉两代,一向在长城线上对峙。匈奴游牧帝国的强大战斗力量,迫使中国筑长城,隔离内外。基本上,中国守边为主,偶尔出击,保持僵持的局面。武帝时代,汉庭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也不过扳个平手。然后,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拉拢南单于,还是不能平伏漠北。公元89年、91年,窦宪北征,终将已经被困于持续寒冷的匈奴打败。   匈奴,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灭亡以后,北方草原的空间,许多本来服属匈奴的族群,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些族群基本上力量还不强大,而且也未必具体地按照文化与血统组合,其中有些散户,不论原来的族属,被吸入附近的部落。当时,北方气候寒冷,草原上的部落,一波一波,向南迁移。匈奴故地,先有匈奴留下的余众,及其近属羯人,接着有乌桓,后面跟上来的是原在东北的鲜卑。中国西北,则是羌人和氐人,他们崛起于西藏高原下的坡地和草原。这些族群,乌桓最先移入中国北方,被北方军阀编入内战的军队;曹操的骑兵,即是乌桓骑士。羌人早已是东汉边患;东汉军阀董卓就拥有彪悍的氐羌骑兵。在西晋因为内乱,终于崩溃时,这些北族,有不少个别人众,因为北方寒冷,牲口冻死,逃荒南下,进入中国,为奴为佣;后赵君主石勒,就曾经被人掠卖为奴。更有武装部落,成群迁移,纷纷跨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此起彼落,互相并吞。最后进入中国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了淮-汉以北的旧日中原。   北族建立的诸国,并没有发展为列国并存的体制;那些部落首长,都想夺取整个中国天下,无论如何微小的国家都自称为天子/单于。拓跋氏的北魏,不断吸收中国文化,取得留聚汉人地方领袖的合作,终于涵化为中国模式的朝代。这一发展的方向,和欧洲蛮族入侵后,各自建立国家,颇有差别。   分裂后的再度整合   永嘉南渡,大批汉人陆续迁移长江流域和南方腹地。汉人在江南建立政府,朝代更换五次。中国南北长期分裂,号为南北朝,达三个世纪之久。北方扰攘,汉人向南迁移,乃是长期延续的缓慢过程,从东汉时代,即已开始,三国吴、蜀,以至永嘉以后,汉人在南方的扩散,经过长期的开拓,南方中国的文化面貌,遂是延续的深度涵化。汉人不断地经过交通干道,进入南方的山林地,先是南方主要港口,经过支流的河谷,网状地分散,汉人的开拓者,几乎掌握了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在这过程中,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有的是迁往别处,有的是同化于汉族。大概南方经过两百多年的过程,终于和整个东南部和西南部完全吸入中国文化圈。无论在北方,或者在南方,汉人和外族,处处人口的血统,不断混合,构成多元的泛中华族群。   在文化方面,儒、道、佛三家的学术思想,在这过程中,佛教依附胡人君主的庇护,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不少经典,华僧道生、慧琳等人阐释经义,传教工作,迅速开展,并且为大乘佛教的华化,奠定基础。道教则由古老巫觋信仰,经过陆道静、葛洪、寇谦之等人的努力,吸收道家哲学思想,发展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神学,也制定许多仪节,俨然吸引众人的宗教。三家各自分别吸收另外其他学派的成分,逐渐整合为一个中国形式的三家融合。在经济上,由于政治不稳定,货币缺乏信用,遂转变为以谷、帛代替交易单位的自然经济。不过,前面曾说过的资源交换网络系统,有助于区域间的资源交流,中国北方和南方,虽在政治分离下,仍旧脱不开经济的彼此互相依赖。而且,经济网络的整合,终于有利于政治的再度统一。   公元第七世纪,中国统一于第二次的大帝国,就是隋唐大帝国。但仔细审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北方的民族成分,改变了北方人口的基因。到今天,中国北方人的基因成分,和南方的基因成分有显著的不同,身高体重、骨胳,都有相当不同。中国的北方吸纳了蛮族的成分,南方则吸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成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些人就向海洋发展,成为所谓南岛系统。中国文化,在思想方面,有其高度的一致,但南北之间的生活起居,却也有相当差距。以饮食而说,北方是面食,南方是米食。语言而说,南方逐渐建构了一套今天与后世所谓北方官话的语言,而南方古代汉语的若干特色,吸收了少数族群的成分,构成南方许多不同的方言群。中国的思想方式,虽然还有相当的一致,但内部也呈现多元化。如前所说,一枝独秀的儒家,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不只在形上学上,不能有足够的活力,面对佛、道的挑战,而佛教和道家也互相影响。三家各自有进一步发展;要到隋唐时代,甚至宋代,才进一步整合,也逐渐走向成熟。   总结而论,秦汉到隋唐的统一,这中间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从盛而衰、合而分、分而重合的过程,文化是由一个单一趋向多元,集中趋向于分散,分散之后又重新整合,这整合工作在隋唐时期,终于能逐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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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文 | 许倬云:中国古代建构的价值观念

  中国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选择:中国选择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却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这种条件下,发展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朝可能只是许多聚落的联盟          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是黄帝的传说,可是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就是离现在五千多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于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     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说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尧、舜的时间都很短,且没有太多具体的事迹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的禅让,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由他的儿子继位,才有所谓“朝代”的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今天的考古学成果显示,河南的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表明这个地方在农业发展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的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总不免有泛滥的问题。     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种植,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要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同时进行。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之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人,大禹和他同时代的人,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可以灌溉田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由一个村庄、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需要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终究不大,若干邻近村落合作,大家都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之中,大禹无私地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从不同地区来的。传说中,大禹死亡以后,大家选择下一个领袖,他们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据说,大家对夏禹的感激,使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也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这一个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说,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作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得出,当时为了生活的需求,他们必须要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协商以及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要合作无间。长期合作,将数十万人民的大地区,凝固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有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是互成的观点。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一个家族能够维持数百年成为领袖,表示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商代发展的三种价值观:家族观念、祖先崇拜、尊重知识          商代接续夏代,成为中原之主。商人本是一个中原地区东半边的边缘民族。也许是由于他们有能干的领袖,也许更由于他们所住的地方在黄河东部,有北方提供的马匹和铸造青铜的能力,殷商民族的武装力量,可能因此强于中原那些农耕的聚落。商代建立的王国,确实是比夏代要强大。因此,殷商的领袖称为“王”,而不是夏后的“后”。     考古学上,从商代留下的甲骨卜辞数据,提供了不少相当清楚的史料。商代前半段首都不在安阳,我们没有大量卜辞资料,作为重建历史的依据。从后半段历史来看,商代对于王室的祖先们非常尊敬。商代的主要职务,都是经过宗教活动,请求他们的先公、先王作为媒介,向山、河、风、雨这些对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先公、先王据有人神之间交流媒介的重要位置,反应一种对祖先的崇拜;祖先死后还有巨大的威灵。已故的祖先,经由神秘的管道,对子孙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可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出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家族观念能够存在,必须有稳定的传承。农业村落,尤其掌握水利的能力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形成长期安土重迁的小区。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一个家族的长期传承才有可能。     有了祖宗崇拜,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且,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作为连结、合作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观。     商王的原始身份,也许只是能沟通神、人的大祭司,后来才兼有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身份。商王必须要依靠祝、宗、卜、史这些专业人员,进行和神明与祖先沟通的工作。有了这些人,古人才能根据前例,归纳为一些原则,解释神示的意旨。这就意味着:有一群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第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社群,为了众人的福祉,找到最有利的方案。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者宗教人士的地位,在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并不只限于农业民族才有。商代的这些人,未必靠降神,而是从知识累积获得启示,其理性化的成分与一般巫师跳大神,有相当不同处。这一个特点显示,商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性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三种价值观;第一是亲人组织的重视;第二是传统的重视;第三是对知识的重视。          周朝的“天命”观念          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殷商疆域扩张,王权也相应扩大。商王竟有“下帝”的称号,俨然相对于上帝,有同等的位置。这个发展,乃是后代“天命”的滥觞。王的位置和天同列。西周兴起,在王与天之间,又有了新的界定,王毕竟只是承受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天。(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西周代替了商代,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自己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自己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毕竟,周人的盟友,姜族,可能就是牧羊人。此处不必讨论。     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农业民族的西边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的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这个庞大王国,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这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殷商,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解释,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他们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很可能已经取得铸铁的知识,能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的盛,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天神的眷顾。如果西周真正是从牧羊的文化转变成农业文化,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确实是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从牧转农的历史,如果是在草原附近经过,他们可能因此从草原文化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人这小邦,击败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要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可以发展的方向有两个可能:第一,周人是选民,第二,周王是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周人将如以色列人一样,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认为,乃是周王得到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抚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之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天命观念。          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          周人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解释:因为只有周人的先王们,比商更符合道德;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好酒,也不恤人命。如此,周人将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要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的权力乃是将“天”的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相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原来的居民,尤其原来的领袖们合作。从青铜的铭文和历史的文献记载上,经常记载分封诸侯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于是,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周人自己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的机制中,各处的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封建不只是一个统治机制,在长期历史上,反映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谓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成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考古学上所见,也不断呈现这种现象,在周代封国遗址,考古数据都呈现多种民族融合的现象。     总结来说,夏、商、周三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皇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过一些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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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中国古代建构的价值观念

许倬云:中国古代建构的价值观念 进入专题 : 价值观念    ● 许倬云 ( 进入专栏 )        中国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选择:中国选择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却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这种条件下,发展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朝可能只是许多聚落的联盟      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是黄帝的传说,可是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就是离现在五千多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于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   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说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尧、舜的时间都很短,且没有太多具体的事迹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的禅让,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由他的儿子继位,才有所谓“朝代”的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今天的考古学成果显示,河南的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表明这个地方在农业发展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的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总不免有泛滥的问题。   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种植,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要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同时进行。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之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人,大禹和他同时代的人,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可以灌溉田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由一个村庄、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需要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终究不大,若干邻近村落合作,大家都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之中,大禹无私地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从不同地区来的。传说中,大禹死亡以后,大家选择下一个领袖,他们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据说,大家对夏禹的感激,使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也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这一个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说,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作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得出,当时为了生活的需求,他们必须要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协商以及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要合作无间。长期合作,将数十万人民的大地区,凝固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有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是互成的观点。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一个家族能够维持数百年成为领袖,表示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商代发展的三种价值观:家族观念、祖先崇拜、尊重知识      商代接续夏代,成为中原之主。商人本是一个中原地区东半边的边缘民族。也许是由于他们有能干的领袖,也许更由于他们所住的地方在黄河东部,有北方提供的马匹和铸造青铜的能力,殷商民族的武装力量,可能因此强于中原那些农耕的聚落。商代建立的王国,确实是比夏代要强大。因此,殷商的领袖称为“王”,而不是夏后的“后”。   考古学上,从商代留下的甲骨卜辞数据,提供了不少相当清楚的史料。商代前半段首都不在安阳,我们没有大量卜辞资料,作为重建历史的依据。从后半段历史来看,商代对于王室的祖先们非常尊敬。商代的主要职务,都是经过宗教活动,请求他们的先公、先王作为媒介,向山、河、风、雨这些对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先公、先王据有人神之间交流媒介的重要位置,反应一种对祖先的崇拜;祖先死后还有巨大的威灵。已故的祖先,经由神秘的管道,对子孙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可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出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家族观念能够存在,必须有稳定的传承。农业村落,尤其掌握水利的能力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形成长期安土重迁的小区。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一个家族的长期传承才有可能。   有了祖宗崇拜,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且,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作为连结、合作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观。   商王的原始身份,也许只是能沟通神、人的大祭司,后来才兼有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身份。商王必须要依靠祝、宗、卜、史这些专业人员,进行和神明与祖先沟通的工作。有了这些人,古人才能根据前例,归纳为一些原则,解释神示的意旨。这就意味着:有一群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第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社群,为了众人的福祉,找到最有利的方案。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者宗教人士的地位,在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并不只限于农业民族才有。商代的这些人,未必靠降神,而是从知识累积获得启示,其理性化的成分与一般巫师跳大神,有相当不同处。这一个特点显示,商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性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三种价值观;第一是亲人组织的重视;第二是传统的重视;第三是对知识的重视。      周朝的“天命”观念      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殷商疆域扩张,王权也相应扩大。商王竟有“下帝”的称号,俨然相对于上帝,有同等的位置。这个发展,乃是后代“天命”的滥觞。王的位置和天同列。西周兴起,在王与天之间,又有了新的界定,王毕竟只是承受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天。(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西周代替了商代,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自己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自己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毕竟,周人的盟友,姜族,可能就是牧羊人。此处不必讨论。   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农业民族的西边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的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这个庞大王国,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这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殷商,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解释,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他们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很可能已经取得铸铁的知识,能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的盛,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天神的眷顾。如果西周真正是从牧羊的文化转变成农业文化,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确实是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从牧转农的历史,如果是在草原附近经过,他们可能因此从草原文化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人这小邦,击败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要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可以发展的方向有两个可能:第一,周人是选民,第二,周王是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周人将如以色列人一样,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认为,乃是周王得到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抚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之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天命观念。      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      周人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解释:因为只有周人的先王们,比商更符合道德;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好酒,也不恤人命。如此,周人将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要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的权力乃是将“天”的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相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原来的居民,尤其原来的领袖们合作。从青铜的铭文和历史的文献记载上,经常记载分封诸侯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于是,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周人自己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的机制中,各处的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封建不只是一个统治机制,在长期历史上,反映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谓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成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考古学上所见,也不断呈现这种现象,在周代封国遗址,考古数据都呈现多种民族融合的现象。   总结来说,夏、商、周三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皇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过一些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      ◎许倬云口述,陈?馨、陈航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进入 许倬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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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笔下的胡适和傅斯年

  作者: 魏邦良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能做研究,能办行政,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这笔奖金。许倬云是残障人士,痛失奖学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主张科学救国,不重视文科,但碍于胡适的情面,破例捐了1500块美金,且说好下不为例。      靠了这笔钱,许倬云得以赴美留学。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相比之下,许倬云和傅斯年关系就更亲近了。因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是他们的校长。许倬云入学三个星期后,校长就找他谈话,勉励有加,因为他卷子答得好。后来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许倬云荣获第一,校长又去找他,大加鼓励。许倬云天生残疾,傅斯年特别关照他,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才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      不屈服权威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精神、政治理念,乃至他们的做人风骨,对许倬云都有很大影响。      不过许倬云并非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两位老师的教诲,他是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一点一点理解并接受了老师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      胡适的做人修养好,他的气量大归功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如果说胡适是从母亲那里“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那么,许倬云则是靠理性、靠慎思明辨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涵养、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他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事实上,许倬云留学五年的突破之一,就是懂得了“慎思明辨”的重要意义:“慎思明辨包括反省,这个过程常常变成我提炼自己的一个手段,且变成生活习惯了。有时候我也会很生气,但是生气以后,另外一个我立刻会在头上冒出来,提醒我不能够这么做。这就是我提炼自己的功夫。”      “容异”与“存疑”是胡适思想的两大基石。许倬云赴美留学后,通过阅读书本、观察社会,慢慢懂得并接受了这两块基石。由此他也懂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结识了一位微胖、秃顶的中年美国人,名叫柴勃尔。交谈中,许倬云向他讨教,作为一位留学生该如何读书学习,柴勃尔对他说:“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此后,许倬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他这句话的影响。读书之外,随时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许倬云赴美求学上的第一堂课,是威尔逊先生讲授的。威尔逊是美国埃及学首席教授,他上课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学期下来,一位日本学生问威尔逊:“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威尔逊先生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学生听后一脸茫然,以为老师在调侃他。而坐在一旁的许倬云听了威尔逊的话,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      留美期间,许倬云就按照柴勃尔和威尔逊的话为准则,来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发现了支撑美国文化的“巨大的结构”: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      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许倬云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许倬云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时候,许倬云发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已与胡适越来越近。      捍卫学者尊严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全才:“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做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      从身兼数职方面来看,许倬云很像傅斯年,因为他也做学问也办行政,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李济访美时就对杨联陞说:“史语所来了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      傅斯年是个严守规矩的人,任史语所所长时,他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在严守学术规矩方面,许倬云颇有乃师遗风。      1963年,中央研究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许倬云承担编辑任务。当时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写稿。但一些专家不按规矩办事,交了初稿后不愿修改。许倬云没办法,对不肯修改的,就把审查意见和审复意见两文并列,让读者自行判断。他知道这个做法有点伤人,但他说:“我要对得起文章啊!”一些老专家把状告到杨联陞那里。杨联陞批评他:“你一点尊师重道的观念都没有!”许倬云答:“杨先生,我们学术有学术的规矩,我照规矩办事。”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胡秋原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在系里的课拿掉。这些人都有来头,许倬云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但他宁可挨骂,也严守高等教育应有的规矩——不让官员给学生开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课。      李济是许倬云的老师,他对学考古的弟子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收买古董,因为那会鼓励挖坟盗墓。许倬云谨遵师命,不玩古董。张光直任中研院副院长时,一批竹简从湖北偷运至香港。张光直募集了300万港币,想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担心是假货,就让许倬云把一下关。许倬云交了10万港币的定金,将竹简拿回去研究。他确定全是真品,但却建议张光直退货。张光直问,既是真的,为何不买?许倬云答:“买就坏了我们史语所的规矩,就是鼓励偷坟盗墓。”许倬云宁可不要那十万块定金,也不肯坏了史语所的规矩。到手的真货不得不退回,许倬云其实也难过,但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傅斯年炮轰两届行政院长,气冲斗牛,名震一时;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许倬云赞叹:“这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而许倬云在捍卫知识人的尊严、弘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教育部突然来函说,据有关方面反映,你们用的教科书篡改了历史,必须换政战人员编写的教材。许倬云当即回函要对方告知“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对方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倬云便正告对方:“如果我是贵党党员,你们可以用党部的名义发文给我,但我不是贵党党员,碍难从命。”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许倬云尊重、服膺乃至敬仰胡适、傅斯年两位恩师。但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也指出两位恩师的局限所在。      许倬云承认胡适的贡献很大,但他也实话实说“不赞成胡适的科学主义”,并且批评胡适的“德先生”也不太清楚。      王小波是许倬云的得意门生,他转述了许倬云对中国人科学观的精辟分析:“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胡适和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傅斯年的两句名言强调的都是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他看重的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      许倬云当然也重视史料,但他同时也很重视理论。他的主要著作、重要观点都得益于马克斯·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这一观念给了许倬云如下启示:“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贝尔斯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      由此,许倬云确立了写作《西周史》的总思路: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扩展。      许倬云还把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观念,延伸到个人生命中,遂得出如下结论:“每个个人生命里面也有类似的一段枢轴世纪;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是文明的出现,在个人的生命里所谓轴心世纪是自觉性的出现,主轴是生命的尊重,终极关怀是生命的完成。”      许倬云用“仁”来概括这个“生命的完成”,于是他对“仁至义尽”有了如下解释:      “今天我们常常用‘仁至义尽’这四个字,但文天祥讲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也就是‘义尽仁至’。我对‘仁至义尽’的解读不同一般人,是照着文天祥的次序来讲,义是外面的,我做的工作做完了,应该尽的一切责任都完了,这时候我们的仁才算完成。因为我做仁的工作做完了,一切该做的都做尽了,所以我完成了自己,‘仁至’是仁就来到了,不是到达极点,是来到了。”      至于马克斯·韦伯,则为许倬云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他说:“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显然,韦伯的“理想型态”说为许倬云提供研究学问的先进武器。      许倬云主张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他说:“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所谓“掌握大线索”,其实就是胡适说的“大胆的假设”,而必须借助于某种理论,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假设”,亦即“掌握大线索”。      重视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理论中获取灵感,或许正是许倬云对两位恩师的一种超越。      “第三只眼”      许倬云和胡适、傅斯年最大的分歧可能是,在五十岁那年,许倬云抛弃了褊狭的国族观念。      赴美留学后,许倬云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次,主治医师爱克逊对许倬云说,如果台湾也有“残疾儿童之家”这样的机构,他愿意赴台做援助医生。许倬云感谢他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爱克逊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他还说,他没想到是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的是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区域的病人服务。许倬云听了他的话,为之汗颜,他觉得自己还跨不过民族思想这一关,还不能像爱克逊这样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管当时的许倬云还对爱克逊的想法敬而远之,但爱克逊民胞物与的胸襟对他无疑具备一种感召力,为他后来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      许倬云五十岁能抛弃褊狭的民族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学术研究中,他认识了一些日本学者,知道了当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有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反战而被捕甚至被杀了。由此,许倬云认识到,有罪的是日本军阀不是日本这个民族,要恨这个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不必仇恨这个民族。      促使许倬云思想转变,还因为,在一些朋友的启发下,他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可怕面目,而“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      “我到五十岁才把爱国主义放到一边,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思想转变,很大的原因就是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说一个日本教授,经历二战期间政府对日本人的迫害;还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在我们那里教书——这些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参加一个群体,是你自己的事情。”      傅斯年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常说的一句话铿锵有力:“汉贼不两立”;胡适早年在美国读书期间曾钟情世界主义,但后来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他又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并声称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政府。对于许倬云的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位恩师会首肯吗?换句话说,许倬云“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是对两位恩师的背叛还是超越呢?      不管对错,许倬云的结论完全出自独立思考。      由于身有残疾,同伴读小学时,许倬云只能在家“杂读群书”,广泛而随意的大量阅读为他后来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一个宽厚的基础。大学时,许倬云原本读的是外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同时兼修了考古系和中文系,横跨了四个系,这样“兼修并学”对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回顾这段求学生涯,他感慨道:“我从别系中学的科目,得益良多。我撒网撒得很宽,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触类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为没有用的知识,后来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赴美后,他浸泡在不同文化圈宗教圈中,参加形形色色的讨论,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吸取营养,终于炼出了“第三只眼”,摆脱了前辈们的局限,看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无福欣赏到的学术风景。      尽管胡适、傅斯年对他影响巨大,但拜通识教育所赐,许倬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文依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许倬云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编写)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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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时刻的选择 宫廷斗争远没有结束

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卢雪松 自从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馆,大陆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戏剧性变化。根据当下的迹象推测,对薄问题的调查似乎才刚刚开始。胡温一派与薄及其后台、余脉之间的斗争也远没有结束。而民间则众说纷纭,观点交锋,人心惶惶,人们就好比一幢飘摇大厦中的房客,对未来既惶惑又期待,自心无处安放。 笔者并非一个好事之人,也不愿作一个无聊的看客,把别人的惊心动魄看成供自己把玩的宫廷戏。因为如果这是一场戏,我们也都是戏中人。所以即使我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人,也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智清朗,态度清晰,我要有我方向。 权力斗争不是我关心的问题,“维稳”也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许倬云先生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个人和整个人类。我愿依许老所言,去关心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我很关心:中国社会如何才能成为一块真正的乐土,让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自由自在、真真实实、有尊严地生活和成长。也许到那时候,“异见人士”和“反华势力”就再也不可怕了,就象古典中国一样,中国社会就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和骄傲。 有一种错误的、前所未有的、怪异的、邪恶的政治模式,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本有的自由与良善。毛最让我生厌的劣性之一,就是他喜欢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塑造和驭使的玩偶,他以为,无权无势、或许还无能幼稚的民众,就只配让他操纵于股掌之中。他得意于自己的伎俩,看着在他的操控下,底层打上层,上层打底层,他坐收渔翁之利,成为所有人仰赖和信靠的“权威”。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的遗风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权术之阴险,多见于口唱高调、挟持民意,以图登上权力之巅。“政治运动”就是权谋家操控、塑造民众贯用的套路。最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于在“运动”中被操控,不仅是驾轻就熟,而且还能由此找到一种有归属感的快乐。更有心术不正者,怀揣野心,借整人之机顺杆往上爬。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在经由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之后,学会了听话与麻木,学会了把本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权拱手交出,任由自己被“代表”,学会了放弃思考的自由,学会了做一个本本份份、埋头活下去的“类人孩”。 慢慢地,真理变得空洞了,信仰变得虚假了,腐败甚至罪恶自上而下地滋生着。没有来由又无处发泄的愤懑扭曲着人的心灵。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些因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压抑、欺骗、伤害而生成的有毒的情绪,却在下一次的运动中成为火药,让受害者们成为加害者的帮凶!这就是“文革”以失控的形式爆发的文化心理原因。之后“文革”没有被国人彻底地反思与改正,人们只当它是当权者为小集团的政治利益而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反思,就等于默许其余孽的延续;不反思,就等于在社会机体内继续纵容这种精神毒素的破坏与扰乱。 物至其极,必会终结。老子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这可以说是规律,也可说是宇宙的意志。用北方一句形象的俗语说,就是:是疖子终归要出头的。现在一颗出了头、溃烂了的疖子就摆在中国政府面前。还要再遮蔽下去吗?还能够这样做吗?就我个人的脾气,相比那种温温吞吞、不清不白的“稳中求进”,我宁愿要那种给出全部真相的惊愕与波动,因为那是痛苦着的快乐,那是由混乱回归清明时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我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业与人生定位是一名教育者。教育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解与尊重。给予一个人以善意,信任他,让他由此看到自己独特的价值,让他由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信任,进而去释放爱、尊重与信任于他人。其实不仅教育是如此,社会治理难道不应当遵循同样的原则?一个用爱、尊重与信任构成的社会才可能拥有持久的稳定与和谐。 然而积重难返。扭曲、严厉的政治生活塑造出了太多的弊习:冷漠、恶意、短视、自私、偏狭、功利主义、斗争思维、以强凌弱、无赖哲学……最近,不只是在网络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已经听到了有人在“抱打不平”,说出的话弦外有音。也有的出语轻佻:“还不是又多了一名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这是民意吗?这真的就是中国大陆一些民众的“民意”。作为一名教育者,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为这些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当我去设想一个领导人的心理,我猜想,他可能不免会对这些人可能会有的情绪波动生出一些忧虑。我以为,这种由长期的威权与高压制造出来的病态民族性才真正是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它正是有人敢于倒行逆施以搏得权位的所谓“民众基础”,是“窃国者”挟之以自保的重要底牌。摆在当权者面前的,是何其复杂的一个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与其勉为其难地包揽全局,费尽心思地操控形势,明争暗斗,不如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天道大化自然而然去平衡一切,让基本的人性真理能够流行于世道人心,那才是化解困惑、解除危机、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那罪恶有多深重?多残忍?加害者涉及多少人?受害者涉及多少人?……虽然因为在谎言里生活了太久,有些人在得知真相的最初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公布真相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知情权的尊重,公布真相就是对社会、对人性的信任。毕竟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生活在真实中,而不是谎言里。只有真相能令丑恶逃遁于无形,也给那些长期被精神毒素操控的普通人一次考验与抉择的机会。只有人性尚存的人才能成为社会重生、价值重建的真正主体。要走出社会危机,公布完整的真相是唯一一条既正确又简捷的途径。 中国即将从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中走出,在一场波诡云谲的风雨之后,去迎接一个崭新的纪元。我想作为一名领导者,应该有能力预见到这即将到来的一刻。怎样才算不负自己的使命?在最后的过渡期,必须艰难而负责任地做出重大抉择。重大时刻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这一步错,则会步步错下去,乃至毁身灭国;这一步对,则生机一片,心灵自由。 王立军事件是一次机会。但它不止是一次打击政敌、重新洗牌的良机而已。领导者若有心在尘埃落定之前“华丽转身”,乘势终结积年累月的滔天罪行,以全新姿态迈向公民社会,它更是一个最佳时机。丑恶因自己的丑恶而将自己埋葬。若真的不愿再与丑恶为伍,就只能义无返顾地站在开明、正义的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此外的任何模棱两可,都只会使斗争更加复杂化,甚至可能错失良机,被恶势力反噬,甚至与它同归于尽。王立军事件极具戏剧性,乃至有人说它实非人力能为,乃天意为之。我则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超验意志对中国人施予的一个大善意:它仿佛是一个无声的鼓励,如同给那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领导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无论是为公,还是为私,走进这扇门都是唯一理智的选择。事已至此,不勉力上進,夫复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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