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All

Latest

爱思想|许小年:中国奇迹为何突然失灵?

都说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是一双有形的手,他们不分伯仲,各司其职。可是在特色国度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抢占资源时,有形的手很疯狂。压低产能时,无形的手很无力。普降雨露时,自然亲疏有别。冲锋陷阵时,正庶各安天命。不过,亲也好疏也罢,正也好庶也罢,接班人也好孽种也罢,那也都是一个皇帝老儿的纯种,至少是经过了皇帝老儿恩准才生出来的。不信你说哪一家钢铁厂不是发改委审批过的?哪一块毒地不是共和国的儿子拉的屎?那一眼煤井没有盖着国土局的大印?可真等到归到内务府处理了,那可是要分清上下三代的基因的,哪怕曾经在一个马勺里混过饭,哪怕你真的力量惊人,一旦被魔掌碰上,也就怪不得后爹说话不算数了。---谁让你的基因不够纯呢?市场经济还是挥挂在嘴上,政府主导永远是挥在手上的,归根结底党还是领导一切的。逗你玩的笑话你也信?怪不得人家一直不给咱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要说这就是市场经济原则,连咱自己都不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短暂的好转,但这一短暂的好转,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中央已经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一季度又依靠政府投资上项目,依靠中央银行发钞票、放贷款等,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一季度的政策出台后,尽管经济有好转迹象,但是,各方对这些政策也表达了不同看法。5月份,《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的讲话表明了转型和改革的常识还在,认识到一季度的做法会使中国经济今后更加困难。制止一季度的做法,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特别是权威人士在讲话中,没有回避当前的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而L型意味着经济增长会进入下降信道,下降信道在底部,L型走势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L型的尾部,或者说困难的局面恐怕会持续三五年。L型的形成和走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判断——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怎样产生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使中国长时间保持GDP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为什么这个奇迹突然失灵?为什么L型跌下来后长时间无法反弹?其实,L型的形成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指,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民间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过去十几年间政府的干预愈加走向前台——经济的内部动力缺乏,只能依靠从外部采用一系列如财政货币和信贷等方面的政策,采用外部输血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率。对于何时出现了这一转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转折大概出现在2000年初。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2004、2005年,这个转折已经出现。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使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以政府投资、银行发贷来推动投资,继而投资拉动内需,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模式更为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不治经济体系内部的病,只依靠一次次的外部输血,靠兴奋剂维持,如果哪一天经济又突然掉下来,该何以应对?供给侧改革要清理“三座大山”要清理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几年中造成的后果,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权威人士的访谈让大家醒悟到,真正进入经济“新常态”,还需回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对于回到供给侧,大家的理解莫衷一是。我的理解是,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既是供给侧和新常态的含义,也是权威人士讲话的主旨所在。L型形成的原因何在就是过去长时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在投资这边形成越来越多、超过了需求增长的产能的结果。当前,各行各业都面临了过剩产能的问题。在全国大多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特别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领域,出现全面的因为靠投资拉动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全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至少40%;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至少50%。换句话说,全国50%的水泥产能现在都处于停工状态,因为生产出来的水泥没有需求;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40%。然而,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供给太多。供给为什么这么多?因为过去靠投资拉动上产能上得过于厉害。在供给侧到底需要做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首要原因是要清理供给的过剩。河北今年下达硬性指标,要减掉上亿吨的钢铁产能。减谁呢?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现在都在发愁,因为关闭钢铁厂很可能会先关它们。民营企业由于成本控制得较好,没有乱上项目,虽然钢铁行业惨淡,但是有的民营企业还在赚钱。但是,如果关闭工厂的任务下来,恐怕会首先关闭它们。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是对的,但是,用政府行政手段来淘汰过剩产能的方法欠妥。当然,也不能按照所有制划分来主导淘汰,而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谁效率低,谁亏损,谁就关门。供给侧首先需要清理过剩产能的另一原因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变成库存,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仅把银行拖垮,到后面甚至会把银行体系拖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尚在眼前,一旦银行体系出问题就是大事。然而,清除十几年时间里形成的过剩产能,非一时半会可以完成。所以,L型的尾巴会很长。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层含义:淘汰供给侧的无效产能,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一方面是产能,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贷款。关闭工厂不仅意味着下岗工人需要安置,一旦企业关门,也意味着企业欠银行的贷款需要处理。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有恶化的趋势,关闭一家工厂就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贷款收不回来。天津关闭渤海钢铁厂,涉及债务2000亿元,涉及银行100家。但是这一步不走,下一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法到来。因此,不难想象改革难度之大。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快速推进的背后,很可能出现其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现偿债困难,甚至无法偿还的情况。转向有效供给:创新与成本优势新的增长的希望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手里的资源已经有限。让政府再拿钱去投资,已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银行再去贷款也面临着问题——银行现有的资产质量产生了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手里的坏账清理完,才能发放新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增长在哪里增加有效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二个含义。过剩的产能在市场上没有相对应的需求,是无效的供给。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是增加有效的供给。什么是有效的供给?一是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可以在市场上立即找到需求。比如,虽然全世界的手机生产能力过剩,但是,iPhone只要一推新款,市场立即出现抢购潮。而过剩只存在于旧型号手机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就是有效供给,是在市场上能立刻创造出需求的供给。经济学上,到底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我坚定认为,是供给创造需求。清理无效供给的同时,需增加有效供给。找得到市场,或者找不到市场就去创造出市场的有效供给靠谁实现要靠企业,而不是靠政府。乔布斯做智能手机的时候,一个市场营销部的下属问他,是否需要先做市场调查,为今后的销售做预测?乔布斯回答,根本不用做调查。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等着苹果公司靠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而基于市场上现有手机的调查并不能反映未来市场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另一个创造需求的例子是腾讯的微信。微信刚开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有几亿人在使用它。虽然微信不收费,但是微信后边的服务全是收费的。微信在前开路,后边跟着的支付、理财产品等通过微信推向客户。所以,二流企业满足市场需求,一流企业创造市场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去创新。要求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充满想象力,超前于市场,并且有很高的效率。而“提供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如果供给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创造需求,也就不用发愁需求。而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无效供给太多而有效供给太少。所以,供给侧改革的两个含义:一是清理“三座大山”,清理无效供给;二是激发企业活力,创造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的具体内容: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创造有效供给;另一个是虽然不是新产品,但是成本更低,并且是可持续的低成本。低到没钱可赚,不可持续的低成本并不是有效供给。同质化的竞争使得企业只能依靠价格竞争,而打价格战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打越薄,企业没钱可赚。而且,消费者也未必满意,因为企业做出来的都是同质化的产品,让消费者没有选择。事实上,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购买差异化的产品。所以,有效供给的另一个内容是成本更低。需要强调的是,为促销而进行的降价并不是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的降价,并且这个成本降低是可持续的。这种情况下的供给也叫有效供给。而成本更低的方法是要有比平均水平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比如华为P9的售价比iPhone便宜,性能却和iPhone各有千秋。P9的价格比iPhone低一些,并不是纯粹的价格战,因为P9的利润率其实很高。换句话说,低价可以,但是必须是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且低成本可持续。低成本可持续体现在即便低价依然能赚钱。所以,判断是否是有效供给,就两个标准: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到市场上就立刻有需求相对应;二是可持续的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格。增强企业活力的三点建议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还要靠激发企业活力来实现。怎样激发企业活力?可以看到,在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从政府转向企业。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为应是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使企业可以增加有效供给。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不断研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供给侧,首先要做的是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转弱、民间投资不振,更需要企业家安下心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好好做企业,做研发和创新。只有有了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安心做好企业。供给侧要搞活,就要了解企业在考虑什么问题。而激发企业的活力,首先是强调法治、产权保护,重建信心。其次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目前,很多领域仍然管得太严,比如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国有企业拿到很多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但是,市场的空间却是有限的。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的权利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过度管制、随意干预,就可能会倒退回计划经济。如果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受到差别对待,就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改革会走弯路。因此,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应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直接实现。其三是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若税负过重,供给侧也无法活跃起来。一个例子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承诺,通过增加富人的税收,使百姓的福利不仅一项不减,且还要增加。奥朗德上台后,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税率提高至75%。赚100万欧元,75万欧元要交税,企业家怎么办有材料显示,去年,一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法国人移居海外,居全球第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高一点,但是,如果高到75%,就没有人有积极性经营企业,他们就会离开。建议给企业减税,并不是说不关心低收入阶层,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搞好了,低收入阶层才有希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法国收重税,导致企业搬家,法国失业率现在达到10%以上,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首先要让经济搞活,要把企业搞活,然后才是财富如何分配。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财富的分配居第二位。只有保持不断“开源”,财富被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正常轨道。只要在L型的“尾巴”里待的时间长了,让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暴露得充分了,我们相信终会回归到理性的经济政策上来。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困难,但是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改革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接下来怎么走并非政策方向一改变,经济就会恢复,后边还需有措施跟上。如果措施跟不上,L型走势的“尾巴”还会很长。在L型“尾巴”中,企业该怎么办如果如何创造有效供给的观点能被接受,答案也就有了,即企业目前不能靠扩规模以求生存、求发展,而需转向创新和研发。

许小年 | 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2013年11月3 日 许小年: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改革,从历史上看改革,刚才书盟也讲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几次重要的刚才书盟都提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教科书上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质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到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来耕种。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的,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但也有自由民,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削足适履,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去,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回到井田制上,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那时有生产队的地,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较为肥沃的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庄稼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原因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那时我们很苦恼,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并不高,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农民还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总有要方便的时候,他硬憋着,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厕所,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必须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所以秦国的文物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原名卫鞅。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而是魏国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长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相当于红二代吧。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赵括果然大败,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秦军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得益于它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但你爸爸会打仗,不能保证你也会打仗,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胜了其他国家。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取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一亩。这是什么样的激励?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不用监督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杀敌。而在东方六国中,还是古老的讲出身、论血统的这样一套人力资源系统。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但没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禄。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原理关系不大,在这里简短提一下。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立郡县,在乡间建立保甲制,目的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其实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设计,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承认土地私有。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邓小平的改革也是这样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纪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效法古人。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也就是“黑猫白猫论”。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虽说那时的金其实是铜,但也很值钱。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虽然降低了我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讲简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解散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这和“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样的。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做的更多,他们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蛋糕做大了,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买卖。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 成了收藏界的最爱。        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门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来当皇帝,因此儒家生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实际他有他的苦衷,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安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这么说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王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以为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强兵,必先理财,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王安石争辩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顾国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大多数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会,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粮食歉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安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需要,只能从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有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王安石所设计的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有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如果说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怀写万言书,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太监误导了。 这样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一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报亩产万斤,毛主席出身农民家庭,居然相信了。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而且会扭曲信息。太监们察言观色,揣测上意,专拣皇上喜欢的说,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是理性行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变法者必须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新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无人受益,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变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        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结,两人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的改革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商人、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进入到提问的环节,我们的问题非常多,而时间有限,我们想稍微节约一点时间,网络上来的问题我转述两个。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清末的新政本是顺应历史大势的改革,但中央权威的不足使得改革却 程度利益争斗的工具,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进行改革的必备条件和最佳时机,您认为是什么? 许小年:我们现是回头看历史,事后诸葛亮,如果身处其境,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就不会提出样的问题了。回过头去看戊戌变法,我们会说如果光绪帝没有和康有为谈话,谭嗣同没有去找袁世凯,就不会有慈禧的政变,中国近代史就不一样了。历史的展开不可能遵循人的完美计划,商鞅变法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蓝图,有很好的设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不可能依靠一群聪明才智之士,设计出一个蓝图,按照计划走过去。所以改革的条件和时机的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目的不是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设计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好相反,读历史是要理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用工程师的思维,从研究、设计到执行和调控。对于社会、对于经济,不能用工程师、科学家的思维,因为历史从来就不是根据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设想展开的,而是在多种力量交叉、冲突、平衡又失衡的过程中形成的结果,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预测甚至无法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历史的路径。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历史是偶然的和无法预测的,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确实,西方有一句话,“历史绝不重复它自己”,但历史后面的逻辑有可能重复,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同,但可能存在共性。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历史的轨迹,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其他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能够看到一些趋势,比如说我今天试图在这里说明的,改革成功的要素有哪些,我们能做什么使这些要素到位。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下一步的改革,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能设计的。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是他设计设计了什么,而在于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各个民族都一样,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 上是共同的,计划经济死路一条。     于是,我们做了什么呢?取消中央计划,开放市场,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浇什么水,什么时候收割。让企业自己决定投资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政府不再管了,经济就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当时恐想象不到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到这么高的程度,也想象不到昨天北京雾霾会严重到那个程度,他预见不到。我们在历史面前、在自然面前、在市场面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么。所以刚才那个问题,确实是我无法回答的。 主持人: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许老师提到一个说法,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邓小平的评价有一个讨论,他认为邓小平不是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 许小年:这个更准确,我同意。 主持人:其实一点不降低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水平或者对他的评价。 许小年:我觉得总许可师比总设计师的评价高多了。 主持人: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许小年:这不是贬低他,如果有人跑来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你这样做了以后我保证你成功,统筹规划、总揽全局、协调发展、循序渐进等等,这样的话你根本别信,不着边际,人类的历史没有一段是由某个英明伟大人物统筹全局、协调规划出来的。所以说总许可师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有位网友问,他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程度之间到底相隔有多远,如何解决由经济改革扩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这样一道中国式的难题? 许 小年:王安石变法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变法集中在经济领域,所以不能成功。商鞅变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封建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引入和新生力量。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纯从经济体制上取得突破,历史上有先例,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先例。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俾斯麦发展经济而不动政治体制,日本也是这样,最后什么结果?大家都了解。 主持人:谢谢许老师,下面把所有机会都给在场的各位,还是我刚才提的要求,只能提一个问题,而且只提问题。 提 问: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土地制度改革在十七当中提到一句,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但是我们看到过去5点试点成果很少或者说没有,可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 面有类似的描述,您认为这个它的力度会有多大?或者说提出相关的改革之后,用您刚才的一些法则,比方说增量改革或者边缘革命的道理看,它还能在未来5年当 中推进多久、退到什么程度? 许小年:你是不是做房地产的? 提问:涉及这个。 许小年: 市面上流传的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不知道能落实多少。刚才我讲了,商鞅南门立木是为了增加改革的公信力,现在我们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改革缺乏公信力,说了能不能做?谁也不敢信。上海自贸区这么大的动静,到现在没有下文了。我丝毫不怀疑政府改革的意愿,怀疑的是改革的能力和公信力。         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其等三中全会,不如到民间、到基层去看一看,看看有什么创新的办法。最近我看到一则报道,用信托的方式把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搞大农业,农民作为信托的受益方,可以从大农业的经营获得持续的回报。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对这些试验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三中全会的猜测,反正我也猜不着,就是猜到了,具体细则你也不知道,具体细则在执行的过程中是什么样更说不清。 我们做企业的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但是不要把自己挂在政策上,就像你要听天气预报,但不会根据天气预报决定工作计划,北京今天雾霾你就不出门了?还得出门,多戴两层口罩而已。如果把企业挂在政策上,那就危险了。大家不必对三中全会做过多的猜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是最根本的。 提问:首先感谢许老师近3 个小时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您站在上面一直讲,也没喝一口水,我们一直站在下面,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座的几百位听众一个心声,特别感谢您。我的问题很简单,您一直在强调成功的改革中间有一个新诞生的新生阶层的力量,他们要贡献处理量。另外一个方面,张五常教授也说过,就有既得利益获得者他们的利益是绝对的利益,应该不会收缩损失,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相对利益是缩小的。我们现在又提到继续深化改革,我在想在我们下一步改革里能够涌现出来新兴的阶层会从哪一部分出来?另外,目前就有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当大了,我们怎么保证他的绝对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这是我的问题。 许小年: 其实中国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经释放出来了,改革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状况,而没有中国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城镇经济的发展。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有强拆、强迁、征地的问题,农民拿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收益大部分落在政府口袋里。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阻碍了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的出现农民的问题。农民进了城却无法定居,他们真的很辛苦,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你看看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住在集体宿舍,每年回一、两次家,那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生活。如何让他进城后变成真正的市民、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把农民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肯定会支持改革。        城镇经济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但不少企业家现在忙着移民,因为感到不安全。重庆发生的事对企业家有大冲击,人可以说抓就抓,财产可以说没收就没收,产权没有保障,他怎么可能安心做企业呢,企业家不安心,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流传中三中全会将讨论一项改革,在地方层面上司法和政府的分离,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司法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统一到中央,否则它总是干预地方司法,社会公正、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接下去的问题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政法要不要分离? 权利的保护不限于财产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市民没有意识到他的权利,呼吸新鲜空气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也没有保护权利的手段,只有情况严重时,比如要建化工厂,百姓上街,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市民可以走法律程序,可以问责官员,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要求市长做出承诺,北京的如果空气得不到改善的话,下一届就不批准你当市长了,你看见不见效。如果有了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是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 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去做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认为只有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 点。 提问:你好,许老,之前看吴晓波老师在他的新书《历代中国变革得失》中他写到了,历代中国十次大的变 革,他提到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还提到了像汉武帝、刘晏、陈云和朱镕基,我想问的是,在朱镕基总理执政这一段时间,您认为他是修补式的革命,还是一次变 革,以及您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许小年: 这个是要历史来评价的,我个人觉得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属于修补式,当然,会有些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大家讨论,不要扣帽子,更不要禁止人家说话。我说朱镕基是修补式的,有人说是突破式的;我说他骨子里是计划经济者,有人说他是改革者;不同的观点可以并存,大家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如果让我写史书,我会把他和王安石进行比较。镕基同志有一个农产品收购体制的设计,像极了王安石的市易法,不仅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也都一样,试图用统购统销的官营体系来代替市场。论个人能力、责任感和工作作风,镕基同志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政策和主张。 提问:许老师,我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经济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两条路,那您觉得在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改革还有希望吗? 许小年: 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有作为。举个例子,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起码在有一些地区已经相当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支付危机。这个问题是本届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但是怎么解决呢?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以后,钱让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还管那么多的事,所以财税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少了,但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以前高多了,看看数据就知道。在全国的财政开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只有20%,这不是替中央政府说话,事实就是这样的。        在地方财权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钱不够用,又闹出个土地财政?因为地方的事权扩张太快,政府管事太多,不需要他管的事他到处伸手。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传说中三中全会将取消GDP考核, 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呢? 提问:幸福指数。 许小年: 对啊,幸福指数,但不是统计局的幸福指数,应该是老百姓自己的感觉。我曾提出过一个方案,取消GDP考核,改为群众满意度。18岁以上的公民凭身份证实名制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现在搞实名制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的,买菜刀都可以实名制,技术上不是问题,到了年底给市长打一个分,0到5分,很满意给5分, 很不满意给0分,上级根据市民的评分决定市长的升迁,这样可以吗?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不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永远是GDP挂帅,永远是投资冲动,给他多少钱也不够用,特别是当他花别人的钱时,用纳税人的钱升自己的官,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的发债要有人监督,现在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督检查只有纪委,但纪委是事后检查,事前和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当然是纳税人,你花我的钱当然由我来监督,这就需要做实各级人大,人大不是开会、举手和养老的地方,而有重要的实质性功能。财政不可避免的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总是绕着走,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今天讲的另一个观点,没有政治体制的配套,任何经济上的变法都没有办法成功。 主持人:时间非常长了,许老师一直站着给我们讲,非常辛苦。今天我们的演讲视频会通过我们的合作媒体——凤凰网的大学问上传之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文字录音会在我们东方历史评论的豆瓣小站公布,如果大家关注我们东方历史评论的微博的话你们会知道及时的消息。     最后,我建议大家以热烈掌声感谢许小年老师,也感谢各位牺牲你们的休息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们东方历史大讲堂,将来再会,谢谢! (2013年11月3日在《东方历史评论》讲座上的发言,文字版权归《东方历史评论》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许小年 | 我为何不愿意谈三中全会

(11月6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EMBA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许小年 | 许小年“11.6”温州演讲实录:“我在等三次探底”

(11 月 6 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 EMBA 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经济速度的放缓。温州地方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它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逐渐的暴露出来了,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把它称之为结构性衰退。衰退它用词的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要负增长,而是增长速度的放慢。结构性衰退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周期系衰退有根本的区别,周期性衰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现在天气冷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熬两三个月气候自然转暖,你扛一阵也就过去了。而结构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它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不能够纠正结构性的扭曲,衰退将持续较长时间,它不能自动恢复,必须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要观点。 OK 。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什么?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从数字上非常明显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每年增长 20% ,消费每年增长不到 10% ,两者相差一倍,或者投资增长率是消费的两倍。这样带来什么结果?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投资的增长长期地领先于消费的增长,就使得生产能力的形成超前了社会需求,结果是过剩产能,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你去看一下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全都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危害是什么?恶性竞争、价格不断下跌,因为产能过剩大家都是发愁自己的产品怎么卖出去,于是在市场上恶性竞争,所以互相比赛降价,降价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最后发生亏损,亏损的时间长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出问题,而企业一旦倒闭银行坏账大量出现。 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看上去就是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社会购买力跟不上,整个全社会供应能力的增加。哪里产能不过剩,传统的制造业全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建筑材料、电解铝、煤化工、发电量、发电设备、多晶硅、风电设备、造纸、印刷、造船、航运、化肥、电视、冰箱、手机等,没有一个不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传统制造业通通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能所用的银行贷款就无法偿还,那银行坏账是必然的,银行现在老做手脚,把坏账藏着,各种各样的猫腻,过桥贷款等等,无非是忽悠上级,说坏账率双降。还双降呢!应该是“霜降”,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坏账率双降,应该是双升。为什么双降?造假账,忽悠领导。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才增长,现在面对过剩产能企业不敢投资了,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放慢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衰退,是由于结构失衡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 2009 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 4 万亿,其实根本不止 4 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 10 几万亿。这 10 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那中国还真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国家。如此大规模仓促的投资、项目的上马,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风险的评估居然没有坏账,这个难以现象。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的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跟着政府投光伏的、投风电的现在什么情况?全都被套了,所以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是不可以违反的,你要是违反了一定受到惩罚。 4 万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的运行事态,在这里我们没有用 GDP ,为什么没有用大家都知道,现在连领导都不用 GDP 了,我们为什么要用 GDP ,外国记者问领导,“你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你看什么呢?”领导说我不看 GDP ,我看三个指标,第一叫发电量;第二叫铁路货运总量;第三叫中长期贷款,这就是后来着名的“克强指数”,这是克强总理观察中国经济所用的指标,所以我们要听领导的话,才用“克强指数”,而不用统计局的 GDP 。 发电量非常清楚,深谷是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高峰是 4 万亿。 4 万亿实际上是十几万亿,只维持了几个季度的繁荣,经济就一路下滑,所以不要迷信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把自己的事做好,根据市场基本的规律来安排企业的发展,不要听政府说什么,要听消费者说什么。当然你要知道政府它想干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中,你完全忽视政府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是不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挂起钩来。 一路下滑滑到了二次探底的谷底,二次探底出现在去年的下半年,二次探底以后政府又急了,又来了一轮“ 4 万亿 2.0 ”,“ 4 万亿 2.0 ”大家知道的不多,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次是转到地下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去,发改委不知不觉中几千亿的项目就批出去了,资本市场不知不觉若干万亿的资金放出去了,于是“ 4 万亿 2.0 ”持续到今天大家感觉到的所谓企稳,现在官方、民间宏观经济用的词不是 2009 年的强劲反弹了,而是回落企稳。那我们知道这企稳是假的,它是“ 4 万亿 2.0 ”的作用,七八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各位感觉日子好过了一点,原因是“ 4 万亿 2.0 ”的余威以及最近在房地产上的放松,所以让大家感觉到似乎又过去了。没有,只要结构性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任何反弹和企稳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探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结构性的分析,我知道欧洲经济会继续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会继续下滑,因为它的结构性没有解决,它的过度负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过剩产能问题刚开始被官方所承认,于是政府又制定这规划那规划来消除过剩产能,我想说你们还是定规划吗,过剩产能全是你规划出来的,现在你又来规划扫除过剩产能,你放一把火现在又来积极的救火。铁路货运总量的趋势跟发电量完全一样,不用我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最近铁路货运总量虽然有一点点反弹,但还是负增长,只不过负增长比以前小了一点,仍然是一路下滑,挡不住。 下面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结构性失衡,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那就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居民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既然是投资增长两倍于消费,那我们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不是投资主体收入增长超过消费主体的收入增长,带着这样的猜测看了一下数据,发现果然如此。在这个经济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的主体是居民,那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里用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主体的投入确实在上升,而消费主体的居民收入在下降。当然居民收入的下降我在这里讲的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的下降,我想强调这个概念。什么叫相对下降?就是在总收入的份额中下降,就是它的增长率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 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 1993 年到 2007 年收入分配占 GDP 的比重,居民的份额从 63% 降到 52% ,降了 11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而企业的收入从 20% 微升到 22% ,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的收入从 17% 上升到 26% ,所以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而不利于消费主体(居民)。 下面就要谈对策了,怎么去调整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府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企业只是微升,居民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对策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减少政府的收入份额。三中全会会讨论这个提议吗?有人仍然抱有信心,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没接到会议通知,如果有幸去列席的话我要提出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要全面的实质性减税,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掌握这么多资源全是浪费掉的,而且它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你要减政府的税,你去问问政府恐怕没有一个官员会同意,官员会瞪大眼睛说:“教授你说什么,减税?我们现在钱还不够花呢,怎么可能减税啊,我们现在离开土地财政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领导,你知道不知道,正因为土地财政,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为什么土地财政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什么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政府一手低价从居民和农民那里征地,而且低价供给企业去投资、去扩张,同时高价在市场上拍卖商业用地。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拿走了,主要是政府拿走了,政府把土地增值收益拿走投资去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农民、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在这个收入方面居民、农民拿不到市场价格,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对什么不利?对消费不利。 所以你看结构性的失衡到最后一项一项地去分析,你就能够找到我们将来改革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对策刚才已经讲了,要全面减税。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对策?土地供应的市场化。那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提出的方案从农民土地确权开始,就是确定农民土地的权益,然后在确定土地权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动土地制度,现在集体用地的经营权进入市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步是什么?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使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比率,有助于消费。 当然,这个土地改革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你看一看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土地权益产生的纠纷,最后矛盾激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所以你为了其他的目标,你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你为了扭转结构性失衡,都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过度管制也使得投资越来越重,消费越来越轻,什么管制?利率管制,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当然在贷款方面现在全放开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政府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以便向企业、向政府、向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什么?鼓励投资,而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受损的是居民,居民的储蓄收入因此而减少,居民的收入减少了当然对消费不利。不仅在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就在股票市场上政府也是压低融资成本, A 股市场上的市盈率是 20 倍、 30 倍,创业板上市发行率是 50 倍,如果发行市盈率 20 倍, 20 倍是什么意思? 20 倍就是用 1 块钱的盈利融资融 20 块,那企业的融资成本是 5% ,所以市盈率的倒数大致来讲,不严格,市盈率的倒数就是融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改革,现在 80% 、 90% 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今天没有办法再一一讲了。小结一下,你要开放,改革开放这两大国策你要继续下下去,但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 30 年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不再有了,而且改革的阻力大大超过小平时代,这个改革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如果我们改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结构性的扭曲长时期存在不能矫正,于是经济长期在衰退中。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各位自己思考一下可能性有多大,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全面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和政府管理性行业开放,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估计一下, 30% 的概率你比我还乐观,我们自己估计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冬天有多长,这个冬天有多冷,自己就可以知道了。 但这不是说冬天这么长、这么冷就不干事了,研判宏观经济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干了,正像我们看天气预报一样,今天刮风下雨你就不出门了?不对,不是这逻辑,今天刮风下雨照样出门,但是要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带把雨伞就完了。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准备什么?棉衣、干粮。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一切以现金为基础来进行规划,没有现金回流的项目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把自己的现金流守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很多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你们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我也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你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你总要生存下去。 改变自己怎么改?谨慎经营。这个时候不要再想你的资产在今后两三年翻几番,别再做这个梦了,这属于过时的中国梦。面对现实,在这个冬天中,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第一要务是活着,只要你活着,过了这个冬天春天来的时候自然有你一份,到明年我再来温州的时候,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依然活着,谢谢大家!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那个时候咱们再来探讨经济、再来探讨企业,咱们再一块来打场球。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许小年 | 调控是为了挖坑存货币

房价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经济问题,需要全盘考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第一,政府为什么拼命印钞票?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在印。美国拼命量化宽松,如果中国不印,就是傻子。所以中国明知道印多了钞票会通货膨胀,也要拼命印,而且印的比美国更厉害。   第二,多印的人民币怎么办?美金是全球硬通货,多印了,全世界人民帮着一起稀释,一起承担美国的通货膨胀,这叫通货输出。中国也想学美国,让人民币变成硬通货,或者有限范围比如东亚的硬通货,可惜美国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多印的人民币只有一条路:在国内通货膨胀。    第三,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是什么?政府可以允许有适度的通货膨胀,但是不会坐视恶性通货膨胀。    第四,如何处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处理方法就是挖一个超大的坑,把钱囤积在里面,不让它流动,这样多余的钱就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用品形成冲击。房价一直在涨,囤积了大量超发的货币。    第五,房价恶性上涨的后果是什么?房价恶性上涨,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后果也很严重,因此,房价可以涨,但是不能恶性上涨。政府必须对涨幅有所控制,同时加强保障房建设。让最穷的人在郊区有个小房子住,免得他们起来闹事。    第六,如果房市崩溃,下跌一半甚至更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银行呆账急剧增加,银行面临破产。同时有很多行业倒掉,或者凋敝,造成失业增加,税收减少,这是政府更不能接受的。所以,房价可以下跌,但必须在政府可以接受的幅度内。    第七,大家都知道,卖地财政给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这吃的是断子绝孙饭,土地一旦卖光,就不会有后继收入了。大家不要觉得遥不可及,看看苏州就知道了。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的财源来填充政府的收入。这就是房产税。所以,房产税的推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了,不可更改。之所以迟迟不出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压力太大,来自贪官们的压力。但等他们认清形势,出完货之后,这把刀子就会放到老百姓的脖子上。    第八,政府会放弃房地产业作为支柱行业吗?不会。看看城镇化,在不远的将来,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搬进城镇居住。房子从哪里来?还不是靠开发商建房子。再仔细看看各地的大开发商,以上海为例,50大开发商里面,有七成是国有或者政府背景的开发商。政府不可能放弃他们。    第九,政府调控的目的是什么?上面可以得出推论,调控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让房价上涨,更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目的是为了挖更大的坑,储蓄更多的货币,免得货币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为什么通过交易环节征重税,而不是持有环节交税?因为在持有环节交税,就会造成轻易套现。    第十一,房价取决于什么?房价是涨是跌,并不取决于政府的调控,而是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大量外资就涌进中国,由于强制结汇,所以政府就被迫发行更多人民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美元走强,人民币开始贬值,那么外资涌出中国,人行被迫收回人民币,将储备的美元还给外资企业,流出中国,于是通货膨胀压力减小,市场上人民币减少,房价就下跌。所以,房价的涨跌基本上取决于人民币美金的走势。从过去几年的人民币走势图和房价上涨图来看,两者惊人地重合。

许小年 | 许小年:重庆事件极大动摇了企业家信心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原载于 2013年08月07日  《中国慈善家》 )

共识网 | 许小年:生存环境恶化让企业家信心不足

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信力建 | 信孚要闻(8.2)——另类“第一”:中国如此强大

作者: 信力建   1、@贺卫方:【中国世界第一】猜测,大概应有:人口数量;全国立法代表数量;法官数量;贪官绝对数量及其与人口的相对比例;严重污染城市数量;领海污染程度;年发表论文数量及其具有创新意义所占比重之低;官员亲属移居海外数量;法院不依据法律判决案件的比例…… 2、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新标准中GNI超过12,616美元就步入高收入组别,按照这个标准,2013年俄罗斯、智利、立陶宛、以及乌拉圭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组。 3、针对网络谣言在不同网站间“传了辟、辟了传”的尴尬局面,昨天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下,新浪微博、搜狗、千龙等6大网站联手打造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py.qianlong.com)”正式上线。 4、 7月31日,广州市第13场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召开,分管教育的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对是否取消高中择校给予了明确回应,“高中择校我们明年就会取消,以后高中录取跟大学录取一样,差一分都不行。” 5、《异地中考须与“零择校”完善配套》:取消择校政策后,本地户籍学生客观上有更多的上学机会,但对于外地学生来说,他们只能选择入读民办高中,尽管获得了不缴择校费的抽象公平,却失去了上名校的机会。从有限的机会到失去仅有的机会,对于非户籍学生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 6、新快报刊登的“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一稿引起高度关注。该报记者找到了晕倒的环卫工汤大姐,她说,她被四名年轻人请去拍“广告”,“说要我拍一个卖伞的广告,如果我知道是要上报纸去骗人的,给多少钱我都不干。”汤大姐说。 7、爱德华·斯诺登已获俄罗斯提供的一年临时避难,对此,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决定极为失望,美方正在考虑是否参加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不希望因为斯诺登影响两国关系,但美俄关系发展完全是基于现实。 8、2012年审计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6246亿美元。平均每个约174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几个城市的债务规模已达到甚至赶超底特律。 9、日前报载安徽一国土局工作日集体喝酒,一同事被遗忘车内中暑死亡。原来此事件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真相”,据悉,当日不是国土局聚餐,实际是国土局干部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请客人吴云介绍,为办理“卡住企业脖子”的土地证,他近几个月几乎天天去国土局“磕头求人”。而被迫请客当天由于“钱没带够”,驾照至今仍抵押在饭店。对于请过多少次客?吴云苦称“不敢讲。(新华社) 10、清华大学曾有团队统计,汶川760亿捐款中80%最终成了政府“税收”。云南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二处副处长杨武成说,到了县里,募集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用来修路。“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权力的让渡从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开始” 。 11、8月2日早上,歌手吴虹飞发微博称:“我回家了。谢谢广大网友声援,使我顺度难关。虹飞没齿难忘。”吴虹飞此前因发“炸建委、居委会”的微博,于7月22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寻衅滋事罪刑拘,检察院一直未批捕,7月30日,吴虹飞被从刑事拘留改成行政拘留10日。 12、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各银行热推手机银行,新功能层出不穷。福州各银行热推手机银行,只要凭短信便利店就能取到钱。单日累计不超过2000元,同一取款人,一天累计不超过3笔。 13、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内西尔基1日宣布,今年7月份伊拉克境内因暴力和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为5年多以来的最高值。 14、越南政府日前颁布禁令,规定网络用户在私人博客或社交网站不得张贴、转发如时事新闻一类的“公共信息”。此举遭到不少越南知名网络人士的批评,也招致人权组织的质疑。 15、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近几年来,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有被滥用的趋势,甚至被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 16、出於对安全的担忧,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在世界各地关闭部分大使馆和领事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当天表示,这是预防措施,但并不愿透露相关使馆的具体信息。美国媒体指出,去年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到袭击,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四人丧生,在此之后美国政府对于使馆安全格外谨慎。 17、【许小年: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中国不仅要解散发改委,还要解散至少一半的部级单位,解散2/3以上的公务员,解散99%本应由社会运营的“社会团体”和“事业部门”,如团委、妇联、作协、文联、红十字、工会,解散各种官方背景协会,解散注京办。中国需要解散的太多了。 18、熊丙奇《取消公办高中择校向教育公平再进一步》:对于外地生无法再择校的问题,这需要教育部门反思给钱才让其读高中的思路,取消公办高中择校生,是大势所趋。外地学生在广州求学,应该在推进异地高考、异地中考的整体改革背景中,取消“外地”身份限制,也就是说,公办高中的招生应平等地向外地学生开放。广州不能因取消高中择校生,就把外地生拒之门外。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只能矮化教育——只认钱,不认人。 (《新快报》) 19、笑蜀《中间社会站出来》: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起推动转型的大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爱思想|许小年:走入迷途的中国房价

  2002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经过2003年的大幅上涨,2004年1到9月份的全国商品房价格涨幅仍达到了13%,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2777元,相比2002年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对于住房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来说,这样的涨幅堪称暴涨。同时房地产市场繁荣火爆的景象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出现了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地区价格上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地区价格也上涨的局面,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发达地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全面繁荣,即使是2003年出现的“非典”和央行的121号文件对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上行也没有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伴随着这一轮房地产繁荣的,除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的统计数字和接连不断的违规拆迁、非法占用农田造成的惨痛故事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顽强上行的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泡沫的各式各样的争论。早在2002年上半年,泡沫之说就已经出现,2002年11月,时任总理的朱容基表示了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在2003年6月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此时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此后开始的宏观调控更是引发了各界对房价涨跌的大论战。进入2004年后,随着每一季度经济统计数字的报出,看着日长夜大的房地产价格,对泡沫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2004年10月,建设部推出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形势的报告,不久以后央行宣布了9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决定,管理层对形势的看法和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更成为利益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掀起了对房地产泡沫争论的第二波高潮,各路官员、学者、房地产商轮番上场,互联网上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异常激烈。   这场争论中,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商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所以不存在泡沫,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了很严重的泡沫,并且泡沫即将面临破灭。对此,我们要用这篇文章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第二,虽然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但价格很难大幅下跌;第三,虽然价格不会大跌,但也决不是什么好事。   纵观历史上从郁金香狂热开始到上世纪末的互联网热潮历次著名泡沫事件,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灭的结论。但是如果要把这个结论套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似乎很难行得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半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价格的形成不完全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因此价格形成远远不是供需平衡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市场的力量强大到了利益任何一方都无法抵挡的地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是真正实现了市场化。   我们对此的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泡沫,最好让它破灭,而且越早破灭越好。因为泡沫的出现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泡沫持续时间越长,资源误配的效率损失越大,泡沫破灭越早,对整体经济的冲击越小。然而这个看起来谁都明白的道理在现实中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泡沫破灭后连续衰退14年的日本经济。   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   在对这个论点进行论证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个本不需要说明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泡沫?在我们看到的争论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专业素质,比如有人就凭中国人多地少就可以喊出了“房价若干年要涨若干倍”的口号,反映出其对资产价格的规律缺乏起码常识。在我们不愿意怀疑其动机的情况下,只能怀疑其专业素质。   在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泡沫定义是以研究金融危机著称的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 berg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给出的:   “泡沫状态”这个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Boom)”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现危机,或者以繁荣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金德尔博格对泡沫的定义比较形象,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难以操作。现代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将泡沫定义为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持续性偏离。这样的定义简化了对泡沫的判断,所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决定资产的基本价值,二是看资产价格的偏离是持续性的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   1.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反映其基本价值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房地产的基本价值。房产做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比如面包和股票相比,有着比较特殊的属性。那就是它既可以像面包一样做为一种消费品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像股票一样做为一种投资品满足人们投资获利、实现消费跨期替代的愿望。只有弄清楚房产做为这两种商品属性的价值,才可以确定的它的基本价值。   首先做为消费品,房产的基本价值可以这样确定,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并不特意区别价值和价格,可以认为,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它的基本价值。做为投资品,可以由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决定,生息资产的基本价值等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和。对于房产来说,把预期的未来每一年的租金和最后一年房产的残值贴现到当前,就是它的基本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房产做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本价值。   先来看看做为消费品,现在中国的房子应该值多少钱。首先从供给这一方看,因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许多地方的楼盘都是在开盘前几天开始排队,开盘当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开发商没有理由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卖房,这样实际的成交价格一定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因为定价权掌握在卖方手里,做为买方的消费者就成为价格接受者。卖方要做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将价格提高到买方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在经济学上称为保留价格。如果我们很难得到开发商的边际成本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消费者这一方的数据推算出购房者的保留价格。如果房子的实际价格高出了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那么做为消费品,它的价格可以认为是被高估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以保留价格成交,价格仍有可能是高估的,因为开发商可以采用囤积不卖的方式提高价格直到达到购买者的保留价格。这种情形在整个市场处于上行的阶段,即使开发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仍然有可能出现。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几个城市政府针对开发商有房不卖出台了惩罚措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   下面我们估算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对住房的保留价格,或者说是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住房的价格。假定这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拥有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财富和平均收入,她利用自己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收入为购买住房融资。按2002年6月进行的我国首次《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户均资产22.83万元,其中金融资产7.98万元,占34.9%,房产10.94万元,占47.9%,其他为耐用消费品和经营性资产。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户均人口为3.1人,这样每户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为26263元。   假定这个消费者将自己的现有房产以9折变现,做为首付款购买新房,未来收入中的一部分支付按揭款。那么收入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房款支出对可买新房的售价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个问题,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就是说居民有37%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如果假定消费者用30%的收入支付按揭款,剩下的33%支付衣物、交通通讯、娱乐教育、医疗保健等其他生活支出和必要的储蓄,事实上这样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宽裕了。就是说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30%的收入用于供房已经是上限了。这样可以用于支付按揭款的收入为7879元,按照现行的5.31%的按揭利率,加上以现有房产支付的首付款,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价格为:当采用20年按揭时,为19.4万元,当采用30年按揭时,为21.5万元。   因为住房是一种不连续的商品,所以在市场上不可能买到任意大小的房子。根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一般两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90~120平方米,三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110~140平方米。假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房子平均为100平方米,按照当前的价格,房屋总售价为27.8万元。这个价格比消费者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时的保留价格要分别高出43.3%和29.3%.   有人会说,在上面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未来的收入增长了,她可以用来支付的按揭款也可以增长,那么她可以购买的住房价格会有所增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还很难实现,因为通常银行不会允许递增还款的方式,这样做等于要求银行确信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一定会以某一速度增长,这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虽然这样的融资方案在现实中还不可行,我们还是算出当消费者收入增长时,她可以支付的范围价格。假定消费者可以用于住房按揭的支出每年增长4%(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7%,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尺度内的风险调整因素,4%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性的),则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的时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房价分别为23.2万元和28.7万元。在前一种情形下,实际价格高出保留价格19.8%,后一种情形下,保留价格比实际价格略高3.2%.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价格度量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度量,即认为让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平均价格的住房有着较高的配置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市场这个交易成本最低的配置手段解决。   综合上面的计算结果,目前国内的房屋价格远远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的承受水平,相对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房屋价格大约高估了20~30%.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