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

All

Latest

爱思想|许成钢: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

   【编者按】:2013年是中国的变革之年,而在2014年,各方都在盼望着改革方案的落地。改革究竟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现有的体制对改革的约束如何破除?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对此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并在本文中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许成钢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而现有的中国模式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这一体制在过去多年中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其同样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    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局,面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改革是保持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似乎成为共识。但是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仍是必须讨论的基本题目。    今天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的世界。但是产业革命又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及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背离产业革命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强,一度曾衰落为世界最穷之一。现在,虽然从经济体的规模上,中国恢复了一百年前(即1913年)曾有过的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财富在世界上仍然只是中下水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丛生,社会经济不稳,经济增速骤降,中国的发展能否持续?中国能否成长为发达国家?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这些都是改革要回答的问题。    为扭转中国的落后,一百多年来,先知先觉的国人,发奋努力,试图以改革追上先进国家。今天改革的目标,其基点应与这长期奋斗一致,即全面学习、追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从产业革命至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都在基本相似的体制下运作。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如同人们的宇宙航行必须遵循关于天体运动的道理一样,在经济社会领域,无视经济社会其道而行之,例如试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过去失败,今天还会失败。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悟出,中华帝国落后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取决于体制改革。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的基本体制,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稳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概要地说,他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但是与不发达经济比,他们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其相似的部分对比,非常小)包括: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致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改革发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一个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    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    为了认识改革什么,让我们看看发达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为什么存在如此的逻辑关系。首先来看市场。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机制,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都不是政府操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必须要求政府离开市场。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改革要求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原因在于有许多问题是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必须政府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例如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代替市场,市场就死了。当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来保护市场。中央银行的非常基本职责之一是防范金融危机。    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这是任何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政府要以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的执行,限制垄断,防止欺诈。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帮助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    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了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别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证贫穷人口的最低标准,以及保护贫穷人口的财政政策。    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宪政民主    在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质,有很多相似于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的情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宪政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宪政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制度限制,市场就没有秩序。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    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会天然大公无私,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如何限制政府里面的人不贪便宜?如何保证政府保护市场运作,提供公共品?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度保证政府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产权,保护宪政。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哪怕在有限民主的情况下,它也是保证宪政的基础。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全人类工业化的起点,是全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为英国产业革命奠定制度基础的,是1688年在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企业家的大量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等。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面对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创新力。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百年前的发明电话的贝尔,今天的乔布斯都为实例。原本他们只是千万公民中的一员。让每个公民有机会才是实质问题所在。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每个公民有机会的核心体制问题是,拥有私有产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生来就有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每个公民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光荣革命的基本文件,其制度实现是产业革命的奠基条件。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市场制度同时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哈耶克早已论证,剥夺公民私有产权的国有制的统治经济,会导致走上全面剥夺公民权利的“通向奴役之路”,一定没有创新能力,最终经济一定衰退。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改革教训甚多。不知其教训,即无法推动今天的改革。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即,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为答此问,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体制。由此了解这个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对改革的制肘。    我把中国的现行体制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世界上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在中国的体制里,中央对政治、人事高度集权,除此外还包括对大银行、证券市场进行集权控制,在能源方面实行垄断式的集权保护。分权表现为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经济控制权向地方高度分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    这个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决定了过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严重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在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内,整个社会经济都被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统治,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这个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都无法得到基本解决。因为在威权体制下,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上级又要从下级那里获得信息。知情的下级很容易欺骗上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人们对这种体制的运行的生动描述。下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上级,上级又要根据下级报告的信息来决定是提拔他还是压制他、惩罚他,由此导致上下级官僚之间的激励问题很难解决。当然像新加坡那样的特殊情况,国土很小,无需下级总理就能亲自观察一切时,官僚体制内的激励问题不大。但稍大一点的经济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尤其像中国这样,国土大到连省甚至市一级政府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实情时、都需要依赖基层报告时,这个激励机制问题就几乎无法通过官僚体制自己解决了。中国改革前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等25个转型国家在崩溃前的30年改革的失败,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中国改革短暂奇迹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008.html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爱思想 | 许成钢: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

   【编者按】:2013年是中国的变革之年,而在2014年,各方都在盼望着改革方案的落地。改革究竟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现有的体制对改革的约束如何破除?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对此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并在本文中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许成钢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而现有的中国模式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这一体制在过去多年中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其同样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    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局,面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改革是保持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似乎成为共识。但是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仍是必须讨论的基本题目。    今天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的世界。但是产业革命又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及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背离产业革命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强,一度曾衰落为世界最穷之一。现在,虽然从经济体的规模上,中国恢复了一百年前(即1913年)曾有过的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财富在世界上仍然只是中下水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丛生,社会经济不稳,经济增速骤降,中国的发展能否持续?中国能否成长为发达国家?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这些都是改革要回答的问题。    为扭转中国的落后,一百多年来,先知先觉的国人,发奋努力,试图以改革追上先进国家。今天改革的目标,其基点应与这长期奋斗一致,即全面学习、追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从产业革命至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都在基本相似的体制下运作。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如同人们的宇宙航行必须遵循关于天体运动的道理一样,在经济社会领域,无视经济社会其道而行之,例如试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过去失败,今天还会失败。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悟出,中华帝国落后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取决于体制改革。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的基本体制,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稳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概要地说,他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但是与不发达经济比,他们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其相似的部分对比,非常小)包括: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致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改革发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一个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    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    为了认识改革什么,让我们看看发达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为什么存在如此的逻辑关系。首先来看市场。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机制,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都不是政府操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必须要求政府离开市场。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改革要求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原因在于有许多问题是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必须政府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例如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代替市场,市场就死了。当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来保护市场。中央银行的非常基本职责之一是防范金融危机。    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这是任何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政府要以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的执行,限制垄断,防止欺诈。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帮助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    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了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别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证贫穷人口的最低标准,以及保护贫穷人口的财政政策。    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宪政民主    在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质,有很多相似于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的情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宪政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宪政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制度限制,市场就没有秩序。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    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会天然大公无私,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如何限制政府里面的人不贪便宜?如何保证政府保护市场运作,提供公共品?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度保证政府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产权,保护宪政。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哪怕在有限民主的情况下,它也是保证宪政的基础。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全人类工业化的起点,是全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为英国产业革命奠定制度基础的,是1688年在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企业家的大量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等。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面对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创新力。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百年前的发明电话的贝尔,今天的乔布斯都为实例。原本他们只是千万公民中的一员。让每个公民有机会才是实质问题所在。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每个公民有机会的核心体制问题是,拥有私有产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生来就有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每个公民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光荣革命的基本文件,其制度实现是产业革命的奠基条件。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市场制度同时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哈耶克早已论证,剥夺公民私有产权的国有制的统治经济,会导致走上全面剥夺公民权利的“通向奴役之路”,一定没有创新能力,最终经济一定衰退。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改革教训甚多。不知其教训,即无法推动今天的改革。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即,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为答此问,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体制。由此了解这个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对改革的制肘。    我把中国的现行体制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世界上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在中国的体制里,中央对政治、人事高度集权,除此外还包括对大银行、证券市场进行集权控制,在能源方面实行垄断式的集权保护。分权表现为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经济控制权向地方高度分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    这个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决定了过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严重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在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内,整个社会经济都被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统治,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这个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都无法得到基本解决。因为在威权体制下,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上级又要从下级那里获得信息。知情的下级很容易欺骗上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人们对这种体制的运行的生动描述。下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上级,上级又要根据下级报告的信息来决定是提拔他还是压制他、惩罚他,由此导致上下级官僚之间的激励问题很难解决。当然像新加坡那样的特殊情况,国土很小,无需下级总理就能亲自观察一切时,官僚体制内的激励问题不大。但稍大一点的经济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尤其像中国这样,国土大到连省甚至市一级政府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实情时、都需要依赖基层报告时,这个激励机制问题就几乎无法通过官僚体制自己解决了。中国改革前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等25个转型国家在崩溃前的30年改革的失败,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中国改革短暂奇迹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98.html

纵览中国 | 许成钢 李宁: 经济不垮房价下不去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 华南新闻中心 李宁 和讯网消息 值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两年多之际,和讯网专访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就当前的经济现状与房地产调控之间关系做深度解读。 许成钢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与房地产调控有着密切关系。 “政策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半路收回去,因为它发现它会把经济打垮,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把经济打垮,就是说你一定想让行政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生效,如果一定要见到它生效,那代价就是把经济打垮,经济不垮房价下不去。”许成钢明确指出。 诸多学者曾提出放开18亿亩土地红线提高土地供给,但各界对此建议争议巨大。许成钢则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这只是表象。 “问题比这个远为更复杂。中国土地供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触动它的体制,那么它看上去像是政策问题,如果只限制在政策层面,不看体制,那当然政策层面上有一个18亿亩红线这么一个伪命题,当有了这样一个伪命题就导致这样一个政策。” 在他看来,土地供给、强制拆迁以及土地财政包括房地产价格的所有问题,其根源是土地产权问题。这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矛盾的关键。 许成钢称,如果政府愿意改革可以从承认小产权房开始,而后“一步一步的扩大承认私有土地产权。” 以下为和讯网对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访谈实录: 未来15个月至2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可能性不大 和讯网:就美国推出QE3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您认为这一轮刺激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许成钢:QE3货币政策的设计完全针对美国经济,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针对美国经济最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房地产。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它的根子是美国房地产的次贷所导致。次贷至今在美国还没有被消化掉,只要这个次贷不消化掉,整个美国金融就有问题,整个金融有问题就导致了投资有问题,经济就不能恢复。 所以,它认定这个问题需要外面帮助,那么它采用的帮助办法就是所谓的QE3。具体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每个月要花4百亿美元去买坏债,买和房地产相关的坏债,直到买到把房地产市场返回来,所以,它没有设限制。 买到什么时候为止?买到把这个市场转回来为止,所以这是它的目的。 美国现在失业率比较高,高的原因是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的原因是金融有毛病,金融有毛病的根源是这一大批坏债没有被消化掉,所以,这就是它的动机。如果它能够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在未来也许八个月、十个月里,能把美国金融背后房地产的问题解决了,就会解决他们金融体制里面的坏债的问题,解决它的失业问题。但是它现在这么做有一个危险,就是当它宣布了QE3以后,能源价格立刻起来了,在它能生效之前,如果能源价起来,由此推动了一个通货膨胀,那就糟了。 因此,联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它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如果它的判断是对的,如果不出现通货膨胀,它这样做就可以纠正它的问题。它的问题纠正以后,反过来会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包括中国。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这个判断对还是不对?实际上由于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虽然经济学家可以做模型计算,但任何模型都是做了简化的。所以,当你简化不适当的时候,你可能正好把一个最大的问题给简化掉了。因此,我个人认为,联储的决定正确是大概率事件,尽管我也没有100%的把握去判断一定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15个月至两年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换句话说,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和联储的判断比较相似。 和讯网:国内许多学者也都认为QE3对中国是利大于弊的,尤其可能是股市方面。另一方面,前段时间中国的外资有一些流出,大家也比较担心。这方面您觉得会不会对股市或者对资本外逃产生一定的利好? 许成钢:应该是的。过去人民币已经开始走软,人民币走软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开始流出去。当QE3来了以后,美元的汇率下去了,本身带动了人民币上来,那么这个就会帮助资金外流停止。还有一面它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因为过去一、两年内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保持货币紧缩,当中国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是否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本身是值得讨论的。 现在由于QE3来了以后,它实际上逼着中国的中央银行放弃货币紧缩政策,因为它要维持汇率,为了维持汇率它要对冲,所以它会逼着放松银根。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的经济严重疲软的情况下,适当放松货币供给是帮助中国的。 中国近期错误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房地产调控” 和讯网: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内像许小年教授一直反对宽松货币政策,认为像抽鸦片一样,包括我们看最近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您觉得如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对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副作用? 许成钢:中国存在非常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非常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本身和货币政策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国内大量的讨论,过多的把问题归到货币政策上去了,好像货币政策如何就导致了经济结构如何。实际上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个制度问题,货币政策问题是相对小得多的一件事。 包括美国的体制里的问题和货币政策之间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比如说有些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那都是没有道理的,货币政策本身是不会产生金融危机出现的,如果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你见到的一般是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些问题,货币政策本身和经济结构没有固定关系的。 同样,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只不过当人们不去面对经济结构问题的时候,单纯在货币政策上想办法,你是想不出办法来的。所以,你光是靠放松银根是不行的,但是你一个劲的紧缩银根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刚才讲在现在中国应该有严重的问题时,还要继续紧缩银根一定是错的。 但是当我们分析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个问题一定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一定要去寻找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现在碰到的严重经济增长快速下降,那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爆发后让大家看到的,但实际上现在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它的结构问题,还包括了相当一些严重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就等于结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分析的事,本来就是要导致问题,然后再加上错误的政策,双重下来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 具体一点讲,我这里说的结构问题和政策的错误,指的是什么呢?结构的问题要展开就很长了,我有发表了的文章在网上,这里不展开讲。经济结构的问题所导致的基本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当我们讲内需不足的时候,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但是单是它是不行的。内需不足的核心原因是经济结构带来的,当讲错误政策的时候,具体我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有若干错误政策,那么我最集中想要提高的错误政策是什么呢?是用行政方法打压房地产,就是所谓的房地产调控,这个是错误政策里的最核心的东西,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最严重的。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出现现在的问题。尽管我不会过多在媒体上表态,但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公开说过若干次,用行政手段打压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政策,最具体的一个就是行政上的限购。当时我就说,因为我之所以要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当时说的和现在发生的事是完全一样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现在的后果,我当时就说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半路收回去,因为它发现它会把经济打垮,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把经济打垮,就是说你一定想让行政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生效,如果你一定要见到它生效,那你的代价就是把经济打垮,你要想让房地产价格下去,你的代价就是经济要垮,经济不垮下不去的。现在我们就看到它坚持不收回去,它坚持不收回去,经济就要下去,如果它还想要房地产价进一步下降,那么经济就会进一步垮下去。 和讯网:房地产调控行政的措施,从出来到现在一直是在经济学界备受争议,但是许多学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您觉得房地产问题上,除了行政调控以外,有没有比它更好、更优的一些政策? 许成钢:当然有。任何政策的背后应该是对问题的分析。这个用行政方式去打压房地产的政策,不是立足于对问题的分析产生出来的结果,完全没有认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到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根源是土地供给。 两个根源,一个根源是好的根源,你不要打它;一个根源是坏的根源,你要去纠正它。好的根源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定要有需求上升,人们一直在讲内需,讲内需不足,任何国家的国民内需里面最大的东西是住房内需,所谓的内需不足当然就包括了住房的内需得不到满足的这一面。一边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一面你又打这个内需,一定把经济打掉。 一面是内需足,就是对于住房的内需足,另一面因为经济学的最基本道理就是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市场的价格,如果你有一面的需求足,那你另一面就是供给是不是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供给不足,因为中国的土地供给是政府严格限制的,当政府严格限制土地供给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房地产供给不足。当房地产供给不足,房地产需求很足的时候,当然价就上去了。 价上去了怎么办?如果你经济还打算发展,如果你还打算满足老百姓对住房要求的需求的话,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提高供给。只要你不提高供给,房价一定要上去,你为了要控制价钱,就开始打压需求,就把整个内需压下去了,本来中国经济靠的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内需,现在出口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出口不足,你再把内需打下去,当然中国的经济就下去了。 18亿亩红线是伪命题 土地国有制是社会矛盾激化根源 和讯网:您提出增加供给方面,国内茅于轼先生也提到说要放开十八亿亩红线? 许成钢:问题比这个远为更复杂。中国土地供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触动它的体制,那么它看上去像是政策问题,如果我们只限制在政策层面,不看体制,那么当然政策层面上有一个18亿亩红线这么一个伪命题,有了这样一个伪命题就导致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中国和房地产相关的土地供给方面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政策问题。比如说,一个尽人皆知的基本社会问题是强制拆迁;再比如说尽人皆知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土地财政;所有这三个大问题,中国最基本的大问题全部连在一起是同一个大问题,是土地的所有制问题。 哪三个问题?第一土地供给,第二强制拆迁,第三土地财政,这三个共同的根源是土地的国有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这样规定的,在农村农用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只要这个土地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就必须是国家所有,就是国家拥有一切的非农用土地,这是《宪法》规定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城市居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最终土地所有权都在国家手里,因此才有了一个土地供给政策的问题。如果土地是在私人手里,原本不存在土地供给政策的问题,如果土地在私人手里原本市场决定这个土地做什么,这个土地你是卖还是不卖?买还是不买?这是市场自身决定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因此,全部控制起来是国家政策。这是制度的第一个问题。 制度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土地是国有的,因此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中央政府把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其中相当一部分再以返还的形式送回到地方去,但是这个返还的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它是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市、从市到县,从上向下的。从上向下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上一层拿走,更少的资源留到下一层,但全中国大部分的公共品的服务,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提供是靠基层地方政府的。 因此,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基层地方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当它改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是中央把大头拿走,然后再以返回的方式向地方转移支付。那么地方要做事情怎么办?于是这是一个明文政策,让地方靠土地获得收入,所谓的土地财政是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 那么,之所以可以有土地财政这个做法,原因就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当人们讨论土地财政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人们需要知道,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它的来源就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一个来源就是因为中央把财政收入的大头拿走了,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内容。 刚才我们讲到三个最大的问题,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强制拆迁。强制拆迁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土地的国有制。因为在土地国有制的情况下,法律保护政府强制拆迁。如果人们去看一看《土地管理法》上怎么规定的拆迁的情况下,对民众的补偿。比如说如果是农地转为非农用以后,根据法律上的规定那个补偿是什么呢?那个补偿是这块土地的农业使用的15年的平均收益,把这个补给农民,这就是法律。 那今天所有人都知道,你按这个去补偿农民,农民一定不接受。农民不接受的情况下会反抗,反抗的情况下就会有强制,所以,强制拆迁就是从土地的国有制,这个补偿之所以这样不合理,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国有的,它在国有的情况下认为它有法律依据,它有权力决定如何补偿你,它可以决定如何让你走。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矛盾的根源。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 和讯网:那从历史上来看,您觉得其他朝代土地产权制度主要是归政府还是私人呢?不同的朝代哪种情况更多一点? 许成钢:更为重要的是要做跨国的对比,而不是只看中国自己。为什么呢?第一,中国很特别。第二,所有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人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推动宪政改革,当时就是为了民富国强推动的宪政改革,但是从来也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所有制,就是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宪政国家对比,它在历史上土地所有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呢?什么是宪政?戊戌变法的时候推动宪政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君主皇帝的权力是要受限制的,是要有权力制衡的。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这个概念是直接从日本抄来的,日本是从英国那里抄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制度是什么?我们看看世界上第一个有《宪法》、有宪政的国家美国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就是在它宪政之前;同时再看看日本在它明治维新之前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拿他们和中国的历史去对比,你一下就看得清楚了,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在他们宪政改革成功之前,他们的土地都是私有制的。 在英国有王室,在日本有天皇,英国的王室占有了英国的土地占的比例是少数,是相当小的少数;日本的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架空的,土地是散在贵族手里的,贵族手里的意思就是这是私有手里,不是某一个王能控制的;在美国,它在独立以前是殖民地,当时的殖民地状态下,它的13个殖民地都是自治的,土地都在私人手里。这个东西决定了它的社会力量。宪政是什么意思?宪政的意思就是社会上人们有能力、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力。那么在工业化之前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最大的就是土地。 回头看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最终土地的产权都是皇权,任何朝代都一样,它有不同的土地政策,那是政策不所有权,比如说有过均田制,清朝的时候有过屯田制等等,屯田制很像中国的建设兵团,但最终的土地所有权都在皇帝手中。 人们可能知道,在清朝、明朝的时候,农民是可以买卖土地的,那么农民可以买卖土地是否意味着这是私有土地呢?它买卖土地实际上买卖的是使用权,如果皇帝认为这个地我要征用,皇帝不需要跟你商量,也不需要赔偿你,就拿走了,皇帝如果认为我需要安抚你,我给你所谓的补偿只是我来安抚你,那不是因为你有土地所有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皇帝决定把东北封了,禁止任何人在那里,所以,原本在那里种地的人,世世代代的全部移出来,这就是最清楚的例子。那是他们自己长大的地方,由于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所以他现在禁止任何人在那里操作,让你们全出来,这就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他不是私有产权,这是皇权。 那么实际上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在绝大多数的朝代里,只要是统一的状态,只要皇帝是控制的,中国的土地是皇权。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对中国有非常深远的重要的影响,除了影响历史也影响现在,影响现在中国的制度,也影响现在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人们会认为土地天经地义是国家所有,这个东西和世界上任何的宪政国家的人民思考是不一样的,在世界上任何宪政的国家里,人们会认为天经地义的这土地是私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土地由于特殊原因是国家所有。 比如拿美国为例,美国国家公园是国家所有,美国有一些特殊的某些地区是在特殊情况下规定,那叫做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所有是特殊情况,普遍情况是私人所有。 土地所有权改革可从承认小产权房开始 和讯网:土地产权制度问题上,在国内像您这样发出呼声的学者少之又少,目前您觉得这方面改革的可能性大吗?或者近年来有何进展? 许成钢:没有认识就没有可能改革。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认识弄清楚,我们对问题有了认识,帮助更多的人能认清楚,当更多的人认清楚的时候,才有可能推动改革。 当然,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即便是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了,即便是有足够多的人认为需要推动,那么推动起来当然也需要有步骤,就是一定要避免混乱,一定是有秩序的让中国经济能发展,让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稳定、有秩序的。 比较具体一点讲,这种有秩序的转换在中国跟土地相关的是什么事情可以做?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镜子,让你看到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危害,就是小产权房。我刚才讲高房价是由于土地供给不足带来的,你只要看小产权房就立刻看到了。当农民提供土地所有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提供的,而不是政府收了以后再卖的,你看所有的小产权都比大产权要便宜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供给没有受政府的限制。 实际上承认小产权房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可行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愿意改革先去想一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你需要承认的东西。然后你通过承认小产权房,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扩大承认私有土地产权。 附:许成钢简历 现任职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客座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客座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1年)。2009年加入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前,曾任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现任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是十多家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他的论文见诸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研究评论REStu》、《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自8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起,他就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及政策的研讨。他曾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财政部等。 他受邀在主要国际学术会议做邀请报告,如经济计量学会大会,世界经济学会大会、美国经济学会年度大会、欧洲经济学会年度大会、第五届诺贝尔经济论坛等;受邀在国际、国内的主要峰会和政策会议做主题演讲,如中欧倡议国组织峰会经济论坛,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大学与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欧洲开发银行等组织的峰会等。

爱思想 | 许成钢: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许成钢: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进入专题 : 结构性问题 土地财政    ● 许成钢       当前,关于中国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已经写上大部分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但是这里我想指出,对中国结构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认识很不足。     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国际间学者最近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有一个发现,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能够修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哪怕不再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还能再增长50%出来,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有巨大的潜力。           公认的几个中国结构性问题          公认的中国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公认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里快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出口。现在国际间和国内都公认,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来买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出口。为什么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推动,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依赖出口推动?核心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现在公认的问题。     内需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低,换成统计数字,含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 D P的比例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中是全世界国家里最低的。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低,而且过去几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只看老百姓的消费,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在上升,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G D P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比例过去这些年里逐年下降,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什么老百姓的消费低呢?原因特别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老百姓的劳动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一直低于G D P增长速度,积累多少年以后,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另外,中国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远高第二、第三的国家。这么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都是谁在储蓄,你就可以发现之所以中国储蓄率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并不高过韩国,这样特殊高的储蓄率,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储蓄高、政府的储蓄高。大量的财富在企业手里、在政府手里,而不在老百姓的家庭手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导致了内需不足。     其他结构性问题还有:     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一些不正义。     再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和中国的体制相关,为什么?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企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一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基本发展动力是中小企业,美国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中小企业,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的发明创造从哪里来,都是从中小企业来,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变出来的,大企业可以有一些慢慢从市场退出去,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小企业变成大企业,靠着不断有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靠着它们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企业严重发展不足,本身第一是直接带来就业不足、直接带来内需不足,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也会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还有环境问题等。     这些结构性问题,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里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五年之后,十一五规划说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恶化了。现在十二五又写进去,下面的问题就是会不会重蹈覆辙,有没有改进,能不能解决。这里有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在十一五,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里,当写进经济结构问题时,里面都有一种提法,似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如果问题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就好了呢?我想说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判断。内需不足不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造成的,内需不足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源在企业和政府手里,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中。所以试图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会带来自己的问题。将问题变得更坏,主要是在体制。           目前的体制体现好与坏双刃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我将中国的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它的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分权,分权在什么地方呢?行政、资源、经济的控制权,这些方面大规模分权,一方面集权,一方面分权,政治、人事集权,行政、资源、经济分权,这样的制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的制度。这个特殊的制度决定了中国过去30年里它的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轨迹,如果我们讲到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快,直接是因为这个体制带来的。现在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从同一个制度来的,好的那一面和问题的那一面,都是从同一个体制来的。     分权式威权制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在这个制度下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权。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省一级是中央任命的,市一级是省里任命的,县一级是市里任命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和行政分权,你作为一个县长、作为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本地区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他们的手里掌握着。在这两个条件下,第一他们是被任命的,第二他们手里有资源。那么这两个条件下怎么能够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这在任何国家推动改革时,都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中下层的官员一起跟着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地区之间竞争,让他们比赛G D P增长速度。     当中国非常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一切一切里最重要的,因此在那个时候竞争G D 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与大家的共识相一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的中等收入水平了,再加上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就有巨大量的超出G D P的其他问题产生。当这些问题产生时,这些问题超出G D P.比如说G D P高速增长的同时,大量的财富被企业、被政府拿走,地方政府竞争G D P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地方政府竞争G D P之后需要将钱拿走,中央也需要将钱拿走,G D P是竞争了,但是钱在谁的手中,这是另外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在G D P增长速度之内。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基本的体制还是这样,中国的操作方式就仍然是要靠地方政府竞争来帮助解决地方政府自身动力问题、解决它的信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采用的办法,一方面考核地方政府G D P增长指标,另外也考核其他指标,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当地方政府在竞争时,考核若干个指标时,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竞争并不一定总能够保证你竞争时都是大家变成最好的,相反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逐底竞争,也就是有意变成最坏的。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保证G D P的增长,其他的部分它都不管了,比如说社会正义、比如说强制拆迁、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占老百姓的土地等等。当我说地区竞争面对这样的窘境时,中国面对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直接产生于这种体制、这种操作方式,只要是这样的体制、只要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不改变体制的几个思考          下面我们一起动脑子思考,有没有可能发明一个什么办法,不改变这个体制,只是改变操作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很自动地大家会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即所谓的绿色G D P.设计一个指标,G D P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综合指标里还有所有其他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内需、比如说老百姓的收入、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说社会稳定等等,所有问题都放在一起,算出一个数来,G D P只是其中一个数,从此我们就用这个数代替G D P,还让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这一回竞争的是综合指标,而不是G D P了。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第一个原因,因为你为了造这个综合指标,实际上需要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而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里非常多的指标之间它们有内在的矛盾,它们互相冲突着。第二个原因,在很多的这些指标里,有的指标界定是清楚的,就是怎么定义是清楚的,而且容易度量,可以测出来的,比如说G D P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很多的指标,它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它的度量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社会稳定,什么是社会稳定呢?第三个原因,许多的指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地方政府、地区官员的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有动力也有能力来歪曲这些指标。第四个原因,中国至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而且有权力的,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     再下来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不是可能寻找单项的社会经济指标来取代G D P呢?尤其是当某些社会问题变得很严重时,是不是可能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最近一年以来中央有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发出来,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必须要保证将房价降下来,房价不降下来我拿你是问。但是这样的方法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在使用G D P这个指标时,它考核的是全面的市场活动,当你一旦拿单向指标去取代的时候很危险,当你给地方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在某一个单项上时,如果地方政府可能以其他事为代价,比如可以G D P增长速度为代价,满足某一个单项指标,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分权式的威权制在中国并不是新的,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这个体制,可以一直追回去,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基本建立的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体制从唐朝时开始正式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唐朝、宋朝,逐渐开始演化,然后到了明朝时,就非常非常像现在的体制了。满清结束之后,国民党代替满清,名义上看起来它是中华民国是共和制,但是实际上中华民国的结构基本上跟满清相似,主要差别就是没有了皇帝。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相似的方式。当然,中国这样的帝国,在历史上持续2000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它能够维持2000年,本身就意味着这样的统治方式里有自己很重要的特点,这些很重要的特点使得它能够稳定。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体制不是新的东西。     那么到底中国这30年改革里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新的是全面地引进了市场经济,至少试图全面引进市场经济。地方政府竞争的不再是单项指标,而是全面的市场活动,这就是G D P,就是G D P增长速度,这是新东西。所以现在试图用单项社会经济指标取代G D P,这是倒退。现在之所以单项指标没有见到那么大的成效,原因是因为某一些要地方政府做的单项指标和地方的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在顶着。人们有时候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事都是地方政府做的,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地方政府顶着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扭曲的土地财政影响基层          与刚才问题相关的是土地财政问题,土地财政问题哪儿来的?是这个体制来的。虽然经济活动是分权的,但是实际上中央政府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利益所在就决定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动力要将更多的财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变化起始于1994年,进一步加深是1998年,更严重的进一步加深是2002年。这几次的变化之后,中央基本上将全国的财政收入大头拿到自己手中了。但同时中国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支出的主体是靠各级地方政府做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地方政府需要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问题,于是只能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     而土地问题在好几个方面,从最基本的地方影响着中国经济结构。第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它影响了内需,第二是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影响社会的稳定。当然了,中央政府有一种解释,财源中央拿走了2/3,地方留了1/3,但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大概4/5,甚至更多是地方政府承担的,这怎么可能呢?你将2/3的财源拿走,而4/5的事情让他们做。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央政府可以这么回答,他说实际上虽然中央名义上拿走2/3,但是拿走的这些财源里,它又用各种方式返还了。这个说法里有非常基本的问题,中央将财源拿走再返还的方式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它将大量的财源拿走,然后再重新分配给各省,导致了在这之前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增加财政收入,自己想办法发展经济,靠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现在变成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比较贫穷一些的地方政府只能“跑部钱进”。第二个扭曲是中央向地方返还时,是返还到省一级,在这个财政政策改变之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是自下而上的,意思就是县里有县里自己的财政收入、市里有市里自己的财政收入,除了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之外,各县、各市向省里报,就是有一部分报到省里去,省里有省里自己的财政收入,省里再向中央上交它的财政收入。自下而上这一种过程,就是减少了扭曲,而且保证了最基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这样不会严重地扭曲信息,不会严重地扭曲激励机制。但是现在是从上往下送钱,省里一定是拿掉大头,到基层就很少了,但是巨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是地方基层政府解决的,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基层的发展。     地方是在严重的赤字运行下,中央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鼓励他们用土地收入来解决他们的财政收入问题。全国大多数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G D P,都是和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而失去土地的民众,包括农民、市民,包括小企业主,他们怨声载道,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经济结构问题里最大头的问题是内需不足,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相关的这些内容一定要有所改动,没有改动的话,土地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内需就上不去,大量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农民土地的权益要受到保护,市民的土地权益要受到保护,房地产是他们的基本财产,他们的基本财产要受到保护,民众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护,社会也就稳定了。     现在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逐渐地用法治来取代分权式威权制,各级领导需要的不只是对上级负责,而是需要对民众负责,不只是对上级负责,必须要服从法律,要逐渐地将这个体制变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以此代替行政机制。刚才我们强调自上而下,这是行政机制,就是这样的行政机制要退出,不是彻底退出,而是逐渐退出,用法律的治理机制取代,要用宪法来保护民众的所有财产,保护其土地的权利。         进入专题: 结构性问题 土地财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25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许成钢:宪政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问题

当一个政府权力大到拥有全国所有土地,其权力已经不可限制 尽管 改革 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 改革 伊始中国试图回避的问题,即经济体制和 政治 体制转型,已经越来越尖锐,没有回避的余地。 宪政 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