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信力建   1、有热心的网友联系我们，控诉国家信访局的电话是空号。经小编核实，国家信访局公开的号码为：010-68015310、66180114，接待大厅010-68016736，电话打得通但一直处于繁忙状态。网友希望，国家信访局是老百姓的开封府，应该千方百计倾听百姓呼声，而不是连电话都打不进。但网友同时对新一届政府的开明和政务班子的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对国家未来依旧充满信心。 2、贩毒头目给同伙发了条接头短信：马到成功、勾起回忆、接踵而至、吾心酸楚。女同伙以为是抒情短信，在路口傻等一夜直到被抓。江苏徐州公安破解其中奥秘，这是一首“藏头诗”，意思是“马沟接我”，并顺着这线索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文艺青年不好当啊！ 3、【15个省份三公预算达114亿 13省至今仍未公开】继中央部门4月集中公开2013年“三公”预算情况后，截至昨天，已有18个省份公开了本级政府2013年度“三公”预算。可查询的15个省份（3省份仅公布部分信息）中，“三公经费”共114.72元。另外有13个省份尚未公布“三公”预算。 4、【酒吧回应梦鸽：纯属诬陷，她已丧心病狂！】梦鸽认为，儿子伙同他人犯下轮奸案，是因为酒吧介绍卖淫。8月7日，GlobalClub酒吧负责人回应：梦鸽这是诬陷，纯粹胡说八道，我看她是疯了！梦鸽现在为了洗清儿子已是丧心病狂，她侵犯了酒吧的名誉权，再这么下去，我们要跟她打官司！ 5、李登辉年底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评点他的两位后任。陈水扁，本来出身底层，可惜却为了一己之私，辜负万民信任。马英九，官二代，根本不是出身民间，不懂民间疾苦，也不了解民众的真实期望。所以，两人皆不堪大任。他寄往2016年，认为到时候全新的领导人，才可领导台湾。 6、【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实名举报原株洲副市长肖文伟】李途纯称，肖文伟利用职权将太子奶五易其手。凡被李途纯拒绝一次，肖即指使公安抓捕一个，先后抓捕了其在清华读书的儿子，妹妹，弟弟，逼死李途纯舅舅高博文。李家保姆、秘书等三女性多次受到公安关押、恐吓，导致流产，至今不孕。 7、【海口大桥现200余条裂缝 官方称通车安全】8月7日，海口市南大桥国兴大道引桥桥体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犹如穿上了“豹纹装”据了解，桥体目前已出现200多条裂缝，有的裂缝长度贯穿整个桥梁(100多米)，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回应称不影响通车安全。 8、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知情人士处得知，有关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已经形成初步草案。该草案正在有关部委、协会等小范围内征求意见。但推出时机尚未确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本届政府楼市调控的“关键一招”。 9、【衡阳25非法“空中别墅”或可保留 官方称拆除难度大】衡阳市城市规划局于2009年处罚永兴集团“拆除4座小别墅”。但几个月后又扩建了7座。2011年11月，市规划局再次下通知要求拆除25栋别墅，但别墅依然“没动静”。该局汇报说“由于我局考虑是市重点工程，一直未采取强制措施……” 10、【地方招商出奇招 完不成任务上黑榜】面对稳增长“下限”继续承压，有地方采用非常手段招商引资。湖南临澧县招商引资和“双过半”工作完成得好的单位及负责人名单，将以红榜出现，反之就是黑榜。河北南宫市开展“百日招商”，要求单位一半以上时间用于招商引资，完不成的给予警告。 11、【北京60辆警车深夜带走数百人调查】昨晚，丰台区东铁营桥旁的中北投资大厦周围停有60余辆警车，目击者称警方从大厦里带走数百人。现场民警称，警方所查为网络诈骗案。警方先是封锁停车场，而后民警陆续从大厦内带出人员上警车，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性，男的较少。 12、【李光耀称习近平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新加坡国父”、首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称，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仍坚持把权力集中在中央。他认为，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对于习近平，李光耀说，“他有分量，我相信他会获得党的支持”。 13、南非主流英文报纸《公民报》认为，人口的老龄化，投资率过高和汇率被低估，这些可能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国可实行更宽松的宏观调控，加大投资基础建设，增强在科研、高教方面的投入以及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和适度引导更多的女性就业。 14、@搜狐财经：【劫富济贫的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中，一金就是住房公积金。今天这项政策已经完全沦为劫富济贫的手段，部分国企的公积金比社会平均工资还高，而在海南，缴纳公积金的人数和公积金贷款人数之比为1:37，买不起房子的低收入家庭在补贴富人买房。不买房就赶紧把公积金取了吧！http://t.cn/zQ0SFhR 15、据科技网站TheVerge报道，昨日，由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投资的项目，带来了全球首个“实验室牛肉汉堡包”。今日《华盛顿邮报》又曝出，比尔·盖茨、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也为转基因食物投资，关注肉类可持续发展。 16、中国的富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年轻人仅仅靠学历和勤奋很难获得一个好职位。腐败和关系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以前中国人还相信凭借勤奋可以使人生活的更好，现在他们的中国梦已经被终结了。——迈克尔.安提，美国著名评论家 17、【北青报：张红兵们的忏悔不应只是个体救赎】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言论，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公开向母亲忏悔。“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对“文革”的反思，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http://t.cn/zQ0MXXo 18、【许纪霖：体制如果排斥精英 国家政权终将不稳】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强大到战胜了体制，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乱世之中，各种豪杰会不断涌现，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来吸引和接纳这些人才，国家终将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掌握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要有力量，需要有市民社会的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空洞的公共领域。 19、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垄断国企并不会在某一年对经济产生滞胀作用，而是每年都会发生复利作用的“滞胀器”。它的存在将令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不是按某一指数的匀速下滑，而是当越过一个临界点时，便会加速坠落。http://t.cn/zQ0GoVz 20、宽容是一种美德，宽容更是一种自我解脱。宽容他人，给予他人尊重和信任，同时也是赐予自己幸福和快乐；宽容他人，给予他人微笑和友善，你的心灵会很踏实和轻松，也只有怀有一颗宽容的心的人，才会看到生活中更美好更真诚的一面，你对他人吝啬宽容，生活就对你吝啬幸福。@佛教微博 21、【烧烤天气防暑养生6贴士】①适当减少外出时间。②多喝水。③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④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勿直接食用，应放置几分钟。⑤多吃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像西红柿、西瓜、苦瓜、乌梅、黄瓜、绿豆等。⑥随身携带仁丹、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

作者： 信力建   1.外媒周三刊登文章指出，中国水危机的罪魁祸首被认为是其工业行业，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水用量是同类经济体的4倍到10倍，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该国现存的水资源造成污染。中国的自来水基本上不可以直接饮用，90%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中国主要河流系统的25%左右已经严重污染，甚至不可以被使用在工业和农业中。 2.女歌手吴虹飞在7月21日发表了“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这条微博后，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昨天吴虹飞的辩护人称，她已由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并将于8月2日被释放，同时被罚款500元。 3.美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7月31日授权解密三份有关秘密电话监听项目的文件。文件显示，监听项目收集的电话记录包括电话号码、拨打次数、时长，不含通话内容；少数国家安全局官员需得到外国情报监管法庭授权才能接触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可在数据库内保留5年。 4.7月31日，在市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教育局长屈哨兵表示“我个人观点，我不关注这个（重本率）指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副市长王东则认为，重本率不代表城市教育水平好坏。“一个学校的好坏绝对不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应该以这个学校在各个行业的成材率作为指标。我反对家长假期送孩子上辅导班，上辅导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重本率，我宁愿牺牲重本率，也不希望孩子们假期上补习班。为什么我们没有寒暑假而孩子有？那是因为孩子不能整天学习，他们就是需要玩耍和休息，放假就是玩，玩的过程中增加知识和技能。” 5.美国底特律一幢建于1915年的房子自2011年5月出售起，价格逐渐由最初的900美元降至1美元，仍无人问津。购买这些房屋，需整修房屋，还需缴纳许多费用，底特律房产税居全美最高，这些都令许多购房者望而却步。 6.报道称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募集的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的盘子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7.新华网发布署名王小石的文章称：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物价飞涨五千多倍。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8.8月1日，我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事网游在全国范围开始发售。据称这款军事游戏自诞生起便受到全军官兵欢迎。这款游戏的单机版由南京军区主导开发，2011年底，游戏在部队服役，并被列为训练科目。据说这款游戏的网络版能让人一尝登上中国首艘航母远眺钓鱼岛，在钓鱼岛军事基地抗击侵略者的滋味。 9.7月，浙江宁波极端高温持续，创当地近60年来的气象历史纪录。31日，一块10米高的广告牌发生了自燃，消防赶到现场对广告牌进行扑救才控制了火势。据悉，高速宁海收费站附近的中央护栏近50米的绿化带已经枯萎，用手轻轻一折就能将整棵树折断。 10.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最近开发出一种强力“人造手臂”，能在其周围空气湿度变化驱动下做举重运动，毫不费力地举起超过它本身重量很多倍的重量。一个弯曲的人造手臂可以负重52.2公斤而不伸开，相当于一个75公斤的人曲臂撑住1280公斤的重量。 11.方城县农业局违规推广新麦致小麦减产案件最近有新进展，该县农业局副局长刘会合涉嫌滥用职权，于7月27日被刑拘。刘会合之妻薛玲是方城县兆丰粮食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于2012年8月购进新麦26种子2.5万公斤，在刘会合的帮助下向群众推广销售，获利9000元。 12.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滨海边疆区侦查局发布消息称，该局对两名朝鲜公民进行刑事立案调查，他们涉嫌对俄联邦安全局滨海边区边防局人员进行殴打。消息称：“五名朝鲜公民乘坐小汽艇越过边境，驶入彼得大帝湾。其中两人在被捕时用木棍殴打边防军人的手臂。”据悉，嫌犯已经被捕，正在考虑选择羁押作为惩治措施。嫌犯最高将面临五年有期徒刑。 13.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名叫“奇迹小镇”的地方住着100多名性犯罪者，这个人数占了总居民人数的一半。这100多人中有教师、牧师、体育教练等，他们有的侵犯了弱势群体，有的偷看了儿童色情刊物，还有的甚至猥亵了自己的孩子。法律要求他们远离公共场所，这座小镇成了最佳的安身之地。但是小镇并不接受那些有过暴力史、毒品史和有恋童癖的人们。目前小镇非常受欢迎，每周都要收到很多居住申请。 14.因日元贬值，赴日外国游客人数出现大幅增加。据日本观光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6月赴日外国游客人数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以上，达到90.1万人，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与此同时，2013年上半年的总人数也达到了495万人。但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赴日游客人数却不断减少。 15.随着中央军委晋升6位高级军官为上将，我国现役上将由原来的25名，增加到现在的31名。据统计，在31名现役上将中，“40后”减少至9人，“50后”增加到22人。目前，最年长的现役上将是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他出生于1945年8月，2007年7月晋升上将。 16.山东后楚庄这个总共201户的村庄，有25户的年轻人到澳大利亚“打洋工”，并拿到了绿卡。他们都是通过劳务输出到澳大利亚，并靠着过硬的手艺站稳脚跟的。一村民说，在澳大利亚的房子有220平米，还有700多平米的院子，可媲美国内的富人区别墅。月收入两三万元，屋外绿草如茵空气清新，拥有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保障。 17.公婷、周娜：尽管经济市场化旨在鼓励自由竞争及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但它不必然导致腐败的减少。中国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状况表明，即便有了良好的正式制度和种种法律法规，在失去监管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容易受到非正式规则的影响和支配，导致市场失灵和腐败盛行。因此，竞争与监管必须齐头并进。市场竞争必须遵循“硬规则”。当政府官员或管理人员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又处于缺位、不力或失灵的状态下，腐败活动便有了可乘之机，并且在“潜规则”下延伸和发展。 18.许纪霖：所谓笼子，指的是宪政。但宪政这只笼子，不仅是用来关政府，而且也是用来规范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不仅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也要把猴子关在笼子里。猴子指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特别包括无组织力量，中国历代不缺乏无组织力量，但是每次无组织力量释放的结果，最后都是玉石俱焚。所以宪政不仅规范公权力，实际上也在规范各种社会的力量，让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够在宪政的制度框架里面，在宪法和法律下来竞争和互动，谁也不许乱来。这样中国未来才有希望。 19.程雪阳：解决中国土地管理中矛盾和紧张的关键，并不在于最为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否可以变得更严格，而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和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之间的内在从图，是否可以放松管制而加强治理——比如放弃建设用地指标，严格制定和执行土地规划；能否将各种各样的土地权利人真正作为主体予以尊重，而不仅仅是被政府管理的客体；能否破除“通过土地市场来确保国有土地垄断地位”的迷思，建立真正统一公平的土地市场，进而保护所有的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能否建立更加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关系，找到耕地保护与城市化之间的“阿基米德支点”。

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当前教育如何走？ 　　 　　南方教育时报：2009年9月您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那时候您还对局部性的教育改革很乐观， 到了2010年9月您说中国缺的不是反抗的话语，而是反抗的实践。而自己"没有勇气与社会决裂""面对现实，有一种无力感"。这两件事为何前后这么大的反差，随着您对中国教育越来越深的理解和批评，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话？ 　　许纪霖： 我没有乐观过，也没有悲观过，并不认为这两句有太大的反差。我总的看法，中国教育当前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不是教育自身变革一下就可以改变的。在体制没有作为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无作为。而且今天这个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的松动和空间都可以靠自己去争取，完全有个人努力的空间，所以说"不能改变世界 但可以改变课堂"。就像我这一年常说的另外一句话"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不要老是抱怨环境怎么样，自己无法作为，而要在体制空间里面争取做一点事情。真正的改变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靠着每一个行动者实在的努力。事实上今天有很多有基层的老师，在不同的地方在尽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这样例子很多也有很好的效果。前不久有一位家长在微博私信我，她很焦虑，因为"孩子竟然要读历史"，受到历史老师的诱惑-老师讲的太好了。她是一个语文老师，觉得历史都是谎言，孩子应该继承她的传统去读中文系、教语文才对。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老师对学生有很大的示范引导性，而不是说毫无作为的，是有很多空间的。关键是有很多人"原谅"自己，不作为。 　　南方教育时报：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呼唤"公民教育"，近年来民国老课本成为热销书，《先生》纪录片也引起巨大反响，请您谈谈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此外国民党政府在高校设立党部推行党化教育，总体上却依然是"教授治校"，也请从"教育家办学"角度谈谈这一现象 　　许纪霖： 民国不是板块化，而是分为好几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有不同的教育政策。真正的党化教育是在1940年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之后。这之前，虽然也有《总理遗训》等，很少推进大学，教育还是相对独立纯粹的领地。当时不叫"公民教育"而叫做"国民教育"，第一个是讲"怎么做一个好公民"，第二是讲"怎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把"好公民"和"好人"这两种中西文化中好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民国的"公民教育"。那些课本现在重新拿出来，受到大家的喜欢，也能给当下的教育不少启发。 　　今天我们讲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的路很容易被看作"邪路"， "回到民国"，回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西南联大时代去成为一种呼声。事实上，民国时好多大学，好多教育家，好多大师，积累非常丰富的经验，两弹一星的院士、专家、数得出来的大师都是民国培养的，至少是民国培养的大师培养的。不要把自己曾有过的传统丢弃了，去接受那个传统，中国教育也不错了。 　　南方教育时报：正好您也提到希望"回到民国"去，而您的"梦中情人"丽娃河其前身之一就是私立光华大学，当时上海还有大夏大学等私立学校，请从教改的民办教育角度谈谈对民国私立大学的认识？对现在华师大正在国际合作办学的"上海纽约大学"您怎么看？ 　　许纪霖：以光华为例，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华东师范大学好的传统就是光华，光华的传统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圣约翰大学，光华是从圣约翰分离出来，"五卅"运动中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又继承了教会大学的严谨学风和国际意识。同时光华又非常重视国文教育，四书五经不可偏废，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当时就是教育家在办大学，校长请的是张寿镛，这么一位中国传统绅士，非常懂教育。教授既有国学修养很好的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 也有西方学术训练的潘光旦、 徐志摩 、张东荪。这两样东西合起来形成光华大学的传统，光华成为全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学费是私立大学里面最贵。 　　光华成为最好的大学，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能把最优秀的老师吸引过来，这对大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同时他对1927年后国民党教育部采取了虚与委蛇、保自己独立，顽强的抵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教育独立"的传统。大学这一块是应该在法治前提下放开，让各种大学并举。中国大学需要各种各样的模式，国立、私立、合资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应该是放开的，只有多元下面教育才能繁荣，不要期待"自上而下"的模式，不要以为用一个什么纲要来统一规划步骤能把教育改的好。 　　目前继承光华传统的华东师大与纽约大学合办"上海纽约大学"，进展顺利，全社会都很关注，也期望探索一条新路。 　　 　　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认为自己"自己身上也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从个人的气质来说，应该更接近狐狸"，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您是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公共批评的？对于一些学术与文化纷争事件，如何保持学理分析的厚实和专业？ 　　许纪霖：简单的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一部分在学院，一部分是媒体里面。学院派知识分子关注知识，但不具有公共性；在媒体的非常具有公共性，但是背后的知识底蕴不够。今天就是处于分裂情况，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能太分裂：学院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要重新回到公共性，而媒体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意见领袖需要更多的知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方式来平衡。任何的观点、评论背后要有学理的基础，而不仅仅凭着常识和道德勇气来说话，这是一面。介入公共生活，同时又与公共生活保持一段有智慧的距离，有了这样一份距离有些问题才可以看得更深切，更真实，更长久。不仅仅是看当下，而是对历史负责，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放到世界的大语境里面去。我自己不对当下负责，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自己不仅是一个有公共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而您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如王晓渔、唐小兵、成庆等都已经成为较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作为教育工作者请问在培养学生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您记述学生张刚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在利益纷争较激烈、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变质的今天，这样的师友关系怎么复制和缔造？ 　　许纪霖：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墨子刻讲过一句话，我非常引为同调"只有两种学生，一种是教不会的，一种是不用教的"。这意思是说真正的好学生不需要按照统一模式、手把手去教他，给他一个氛围，让他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去学。我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 这不叫"培养"，我叫"熏陶"，倒是无心插柳，似乎有几个学生今天小有成就，我想这恐怕是从个人来说，是我的"为师之道"。 　　最近微博上比较引起注意一个新闻事件，清华一个博士生宁愿去中学教书，不要继续深造，导师痛心疾首，非常想不通，我看了导师叙述，恐怕有一个问题：这个学生的确很聪明，但是他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导师交代他去做的、布置的任务，没有一件是跟着自己好奇心、兴趣去探索的。 他够优秀，但只是老师的一个工具，所以压力很大，得不到快乐。从这实例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训练，甚至把他们当做"工具"，而是说让他们自己成才，老师只是提供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提供背景知识，点拨而已，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 、特长为其指导研究的领域，做出的成就适合学生个性也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成不成是自己的事情，老师无法替代。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能按照科学配方去养合格的产品。 　　南方教育时报：也就是师生的选择要"对路"，学术视野、研究路数、性情的对路，才可以完成师生间"生命的相遇"，教育也就同时发生了。长期以来，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上，而您认为上海文化是多歧性的文化，充满了外来与本土、西洋与东洋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初的上海与今日的深圳有相似性，都有中西文化交流，都是移民人口压力大，都是区域不均衡，都被称作"文化沙漠"。作为上海城市史角度说下上海走过的路对深圳的意义？深派文化又该如何真正立足？ 　　许纪霖：深圳跟早期的上海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从文化角度来说，上海早期是全方位的对世界开放，因为他是万国殖民地，还有租界，所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西洋的东洋的都在上海，形成很大的空间。而说实话深圳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空间，深圳的特点是受香港影响太大，文化上非常单向，缺乏全方位的开放。而且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定位也不是"文化大都市"，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精神性的东西少，物欲的东西多，所以我也有一个担忧，深圳未来这一趋势是否会凝固化，成为一个城市的传统？ 　　深圳现在要警惕的是不要把传统"凝固化"，而要发展新的传统，这点来说深圳要有好的大学、好的文化市场，要让"北漂族"南下成为"南漂族"，要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水至清则无鱼"，文化未必在很干净的城市里形成的，而是在多元，甚至表面看来有点"混乱"情况下形成的，发展文化要有代价。当然要有高雅艺术，这个东西急不得的，上海从1840开放 到1920繁荣差不多经历了两代人到三代人，八九十年才成了大文化-"海派文化"，深圳还太年轻，"深派文化"还处于最初的阶段，文化改革、教育改革都是很长久的事业，眼光要放大，真正的开拓者不是在任上"立竿见影"见效果、这一代就要见成果，而是指向未来，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人恨不得自己栽树自己乘凉。 　　南方教育时报：对于深圳，您说"并不陌生"。过去全国向深圳经济速度看齐，如今在深圳提出"领跑全国"，深圳一些中学教改、南科大等高校创新，这有深圳的进步，也有整个中国的进步，但一步一步摸索过来，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深圳教育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可能在哪里？深派教育的突破点在哪里呢？而教育如何能更好的为深圳服务，深圳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些什么？ 　　许纪霖：不要把目标定的太高，什么"领跑全国"，从容点的心态好。深圳有辉煌的过去，在经济上领跑全国，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造成的。今天我们要有竞争意识，深圳的政策不是深圳才有的，全国都在竞争中争取政策，很多地方差都成为改革试验区。深圳人不要想去领跑不领跑，想去再造一个辉煌，而是从容的心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个性和才华。不要追求轰轰烈烈，教育不是靠运动搞定的，事实上今天有太多的运动，太多追求政绩，太多寻求效果，最后适得其反，真正搞教育的人要有对学生的爱心，对教育事业的爱心，低调点， 坚韧心和抗压能力，不期而然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知识分子研究三十年 　　 　　南方教育时报： 您曾用"知识分子边缘化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论述中国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这对20世纪读书人热心革命不无关系，究其原因知识精英得不到合理的利益分配对社会就是危险的。而讲到在美国经济崛起，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边缘化过程时您表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明与文化会自觉跟上"。当前高校教师待遇很低，导致很多人无心学术，您觉得可预期的未来知识分子会变吗？ 　　许纪霖： 这里边涉及到不同的理解，什么叫"边缘化"，知识分子过去在传统中国社会不在中心，在现在社会它肯定不是中心，但也不"边缘"。现在这个多元社会由各种力量来形成，权力是一种力量，金钱也是一种力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道统也是一种力量，你很难说谁是中心。但是今天中国，的确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是处于边缘，在这个社会的角色里面处于边缘，他所拥有的力量，似乎和金钱和权力比较起来是弱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边缘。因而我们讲今天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让知识的力量重新获得他应有的位置，应有的尊严，这就要靠"教育"。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个边缘化，也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我的边缘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看到一个当官的，、有钱的老板，首先自己气就短了三分，膝盖骨也就不自觉的软了，缺乏自己最基本的尊严，倒是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有本书叫《读书人站起来》，意思就是这样，不是人家把你打下来的，是你自己就蹲下去，甚至跪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总是以自己有多少权力有多少收入来衡量自己的身份来看自己成功不成功，是一种对自己的矮化，实际上，对于读书人来说，除了东亚这些国家，香港日本这些以外，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和一个熟练蓝领差不多，到到了退休了没有房子的大有人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许纪霖：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上海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许纪霖回忆19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从1980年代开始，许纪霖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许纪霖以前只喜欢读书，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才有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911事件发生时，许纪霖在美国，现场感促使他深思。“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911当中死去的大部分都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不是美国的悲剧。后来我到911现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名。纽约消防队半军覆没，死去的人的一张张照片放在那里，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是活生生的人。我最欣赏哈贝马斯的那一句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我们都以为世俗社会来了，物质丰富了，人民都不再关心内心的终极关怀，宗教的问题。恰恰是911提示着人类：我们过于忽视宗教，忽视人的精神问题，这是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也在提示着我们要正视文明的问题。”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研究民国时期的人才辈出，许纪霖说：“同时代人通常看不清楚同时代的人，要由下一代人来评说。能够成才，不仅靠自己的天才，还要靠氛围，要有个风气。今天风气坏掉了，天才也被埋没了。”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很平庸，即使100岁我都觉得很无聊。现在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让我觉得一生很值。” 　　 　　崇尚民国范儿正如想念“祖父” 　　 　　时代周报：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 　　许纪霖：我是1978年“文革”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这一届学生，班级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我是红小兵，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一部分倒是资产阶级的，像19世纪的俄国文学。我们特别迷恋十二月党人，男孩子又特别希望娶到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十二月党人被镇压、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妻子都是一些贵族少妇-她们为了忠贞的爱情，跟着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哇！我们觉得跟女神一样。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个书，都是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东西，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 　　时代周报：有些老先生说现在大学的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稀薄了，是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很怀念以前理想主义的时代。 　　许纪霖：我也很怀念。我理想中的大学就是生机勃勃的，不是用李零教授的话说成为“养鸡场”。如今的学生最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前途，忧虑多些。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的前途很灿烂光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要离开上海觉得很难，很多人就是因为怕离开上海-虽然他们的水准很高-不考大学。我们考进大学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可能就是要分配到外地去，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到哪儿就哪儿。教育部来指标，四川三个，陕西五个，组织上派到谁就是谁。我们那一届华东师范大学招的全部是上海人，“文革”当中到外地去的知青回来了，这批人肯定是不能再到外地去的，该到外地去就是我们这帮年轻的、没有成家的学生。如果按照今天来看，我们从大一进去就要愁死了：没前途，到外地去，外地对于上海人简直就是像地狱啊！但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就特庸俗。大家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现在倒过来了，私人生活很丰富，娱乐、恋爱，各种各样。我觉得和上世纪80年代比，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时代周报：那时候的老先生还在，你听谁的课印象比较深？ 　　许纪霖：我在政教系，系主任是冯契先生，大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徐怀启是中国研究欧洲基督教史的第一人，他是何光沪的老师（赵复三先生）的老师。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徐怀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讲西方基督教史。那时候中文系、历史系有很多名家，我们就去蹭课。老先生那时候还在，我们很幸运，能够接上跳过那段，接上老先生的传统-我说的老先生是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我曾开玩笑说：年轻人永远有一种“弑父情结”，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试图打倒他，通过打倒他、超越他，证明自己长大成人。但是年轻人通常会崇拜祖父、特别是曾祖父，因为祖父和曾祖父已经去世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不会成为前进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想念的民国范儿，就是一种对祖父的想象。后来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两位先生，一个是陈旭麓先生，一个是王元化先生，他们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 　　 　　后理想主义“追求理想”的过程 　　 　　时代周报：你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黄远生的，当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感兴趣？ 　　许纪霖：我毕业留校，组织上分配我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历史没啥兴趣，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有兴趣。后来我就转而去阅读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生平、思想。研究黄远生纯属偶然-他不是我研究对象-我很偶然读到了《远生遗著》，也很偶然看到他竟然写了一篇《忏悔录》。巴金的《随想录》里面讲了要说真话，巴金很真诚地忏悔，黄远生的《忏悔录》不就是中国的《忏悔录》吗？巴金之前，中国人也写过像卢梭式的《忏悔录》，这让我很感兴趣。那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感受，因为“文革”当中有太多人被迫害，知识分子们都跪下了。“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控诉的都是别人不对，很少有人想想，自己是否为黑暗的帮凶？缺乏的正是这种忏悔。我觉得黄远生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忏悔自己，所以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成了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恐怕我写的刚好切合了1980年代，这篇文章今天如果发表的话，相信没有反响，因为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我忏悔”了，都是“我要”：我要什么，我要控诉什么，都是体制不好。自己都是好的，都是被迫的。那时候我虽然是《读书》的读者，但不认识《读书》的任何人，自己投稿过去，没想到他们就用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就成为《读书》的作者。 　　时代周报：《读书》以前的编辑扬之水在《〈读书〉十年》里，记录她在上海的编辑活动，好几处还写到你。 　　许纪霖：我只是参加了几次而已。后来《文汇报》编辑陆灏约我写一篇《〈读书〉十年》的评论，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也是短的随笔。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启蒙阵营。虽然那个时候争得也很厉害，但还有点赤诚相见的味道。《读书》也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好，被认为是公共刊物，容纳不同的声音。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裂了。随着思想的分裂，出现了一个个的山头。现在的知识分子完全分裂了，各自有各自的刊物，有自己的阵地，有自己的人马。 　　时代周报：我访问过范用和沈昌文两位先生，讲那时候的《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读书》的主编都没什么文凭出身，不是大学教授，却可以把《读书》办得雅俗共赏。现在刊物上的一些大块文章，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许纪霖：这也和1990年代中期的变化有关，就是知识分子回到了学术体制。过去的知识分子，一批人在体制里面，还有一批人完全不在学术体制里面，三教九流都有。三联书店从范用先生到沈昌文先生到董秀玉，简直是个奇迹。吴彬、赵丽雅也都没有学历的，但是他们去编《读书》，有很高的造诣，他们知道知识的公共性，知道怎么面对公众来表达。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体制里，都是写学术论文出身的，文章没有光彩、灵气，太多工匠气。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时代周报：时代转变以后，你还保持着理想主义吗？ 　　许纪霖：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对理想、未来没有那么有信心，被称为一些“后理想主义者”。所谓“后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不把理想看做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不是它的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注重的是在实现理想、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西西弗斯精神”。我从史铁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东西，他从个人的情怀等各方面都展现了一种后理想主义。 　　 　　“新天下主义”，中国要加入建构普世文明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觉得研究思想史或者研究近代历史，要以一个个人的个案作分析？ 　　许纪霖：我过去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志愿是中文系，阴差阳错没有被录取，但一直有文学梦。华师大中文系的大家钱谷融先生的话是“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虽然后来我研究的都和历史有关，但我一直关心的也还是历史当中人的命运。我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一开始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的人。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我不大喜欢那种太简单的东西：说英雄是英雄，魔鬼是魔鬼，这是给小孩子讲故事。人是具有神魔二元性的，具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但正是这样，才更体现出人格的完整性。我研究过很多人物：黄炎培、黄远生、张君劢、胡适、傅斯年等等，在这些民国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有时候我是用自己、用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去想象那代人的困境。实际上，隔了一个时代，困境感是相似的。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写了三十年，竟然还没过时，竟然还有人要看，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印了1万多册，竟然全部脱销，最近刚刚出版了增订本。 　　时代周报：在9·11事件之后，你对“新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思考比较深？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以中华的崛起为满足，我们永远关怀着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根深蒂固的情结，这个情结与儒家的“天下主义”一脉相承。我现在特别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个文明大国，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是天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许纪霖：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进入专题 ： 莫言    ● 许纪霖：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但我知道，有不少专家和读者热爱他。超越个人的品味偏见，我愿意承认，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 　　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 　　然而，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我们不能做到在公共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毕竟这个国家在进步，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的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起来自觉地坚守价值底线，守护一己之信念，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失去了社会基础。 　　王安忆能做到的，其实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做到，包括莫言。只是我们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坚守良知。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蜡烛不在他人手上，就在你的心中。　2012年10月12日    进入专题： 莫言   

@许纪霖：批评莫言需要理由， 以下是我的评论：《为什么我批评莫言？》：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作者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发表于2012-06-22 00:54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著名学者许纪霖 　　2012法国“高考”哲学考题 　　法国时间6月18日上午8时，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考试。 法国统一的中学毕业会考（BAC）的成绩在法国就是申请大学的依据，所以也可以算是“高考”。  　　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在法国时间早上8时开始、中午12时结束（北京时间下午2时到6时），2012年普通类会考各科考生的哲学试题如下：  　　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么？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社会经济科考生试题  　　题目1：是否可能存在天生的欲望？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贝克莱《消极服从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早报记者 田波澜  　　“据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透露，今天是法国‘高考’（BAC）的第一天，考试内容为‘哲学’，总共4个小时，就一特定题目撰写论文。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法国有这么多的哲学家，而中国只能盛产应试者了。” 　　6月19日晚，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法国“高考”哲学考题引发网友热议，截至记者发稿，此条微博已被转发29267次，有评论7083条。 　　巧合的是，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复试也于19日上午在全国八省同时开考。南科大是国内首家自主招生选拔且自授文凭的高校，这场复试 共有1357名考生参加，尽管仍采取笔试形式，但考题却让考生们眼前一亮，比如，让考生7分钟内连续写出1-300的数字且不能涂改；在40秒内记忆10 个双音节汉语词汇然后默写；在一大堆无序数字中找出相邻两个相加为10的数字。大多数考生都提前交卷，面带微笑离开考场，他们纷纷表示试题简单、新颖、好 玩，不考知识点，完全可以“无备而来”。而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则表示，复试主要考察考生的记忆力、想像力、注意力和洞察力，考生如果能在两个小时内全部答对 或答出，他的智商就是相当高的。如果考生半个小时就做好的话，那他不是天才，就是不够小心。 　　在2012年高考刚落下帷幕的今天，法国“高考”的开放性考题和南科大复试题的探索都成了热门话题。面对当下的众多考试，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出题考查我们的后代等话题。就此，早报记者专访了许纪霖教授。 　　法国高考首考哲学 　　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 　　东方早报：请谈谈你最初看到法国“高考”哲学考题时的印象，你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将这些考题发布在网上呢？ 　　许纪霖：最初是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发邮件给我，我看了之后很震撼，我想贴出来可能也会给网友一些思考的刺激。说实话，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研 究生是否做得出来，我有点怀疑。如果要我来做，我也得做些准备。这些题目非常有深度，有思想力。我第一反应就是法兰西民族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出了这么多大 哲学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从童子功练起的。在法国，不管以后学文科还是理科还是社会经济科，他们从小就有着很好的哲学训练。在中学阶段法国就开设 了大量哲学课程，有一位法国人留言说，他是文科生，当年高三每周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他们的中学毕业会考（BAC）考七天，第一天考哲学，第二天考历史， 第三天考法语，然后才是四门其他课程，由此可见人文所占比重之大，而总分里哲学的权重最高。法国这个会考就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法国的大学录取新生以会考成 绩为依据。 　　这些题目出得真好，比如“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寻求真理是古希腊的传统，而法国今天也被后现代思潮冲击，这个题目可能是在古希腊传统 与后现代交锋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若在中国，这可能是哲学专业博士生考试的题目。“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这些都是 很有深度的题目，简单明确，但后面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关于劳动，马克思、亚当·斯密、阿伦特等哲人都有很多 精彩论述。如果你没有这种发散性思维，你也可以解释卢梭的《爱弥尔》或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这些都是欧洲的经典，它也没有指定段落， 而是让你自己选择。总的来说，这些题目既让你有发挥的空间，又让你有选择的空间，这给我们的高考命题以很大启发。 　　东方早报：有些网友认为法国“高考”考题似乎与考生的日常生活、道德思考等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法国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法国的十大高中尤其精英高中很重视读经典，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都是法国高中生的必读书。 所谓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些基本经典，在中学阶段就要求读，而且要读原典，读完还要讨论，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很深厚。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到今天 法语文化还能和美国所代表的英语文化相抗衡的原因之一。法兰西当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是近代文明的代表，到今天它还在坚守这种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 启蒙的文明，而这种坚守不是所谓精英的坚守，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来坚守。 　　民族的整体素质 　　取决于基础教育 　　东方早报：一些网友在你发布的微博后面评论说，怪不得法国乃至欧洲是出思想家的地方，而中国的高考似乎更多的是在强调记忆，法国的哲学考题似乎更注重自由阐释，在你看来，高考考题的价值导向与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许纪霖：有什么样的考试，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这一点非常清晰。我越来越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要运用哲学的时候，就变得特别 傻。无论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还是在一些会议上，一些非学术工作者发言，通常会用他们学到的那套哲学，如一分为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这些未经思考的语 言领导着人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就形成了一种公共文化，而这种文化具有很大的教条性和封闭性。 　　当今中国要怎样成为一个人文大国？我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开始。而当今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试教育，不仅高中是应试教育，现在的大学也如此， 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客观题，然后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答案，实际上人文学科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开放的。它可以有多种解释和理解，只要你持之有据、言之成 理，那就OK了。没有标准答案，这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但中国今天的高考，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比如历史学在内的四门学科，都是全国统一考试，这使得很 多大学生学历史都像高中一样，完全是死记硬背，抓知识点。我想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思：中国这么一个有智慧、有哲学头脑的民族，再这么折腾个几十年，大概会 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只会赚钱，不再会思考。 　　东方早报：也有网友质疑说，法国这种考题阅卷教师很难评分。 　　许纪霖：实际上，法国是有参考答案的，但只是参考而已。它出开放性考题并不意味着阅卷老师就可以随意评分，其中某些知识点是需要你掌握的，但这 些知识点并不是评分的硬性规定，而容许你有一定的发挥。所以，这些试题既有形成共识的一面，也有让你个人发挥的一面。法国在这方面比较灵活，而且它从上到 下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法国最难考的证书是中学教师资格证，过去那些大哲学家都是做过中学老师的，比如萨特等，都有过在中学教书的经历。法国的中学教师资格 证就像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证一样，是最光荣、最拿得出手的证书，水准非常高。所以，一个民族，不仅要看知识精英怎么样，还要看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而民族的 整体素质实际上是取决于基础教育。 　　有个性化表现空间 　　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东方早报：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单位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复试题也引起很大关注，这些题目与中国传统的高考试题也明显不同，比如要求考生7分钟内从1连续写到300不许更改，对此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我不想对这些具体的考题作评论，但我觉得南科大的考题体现了朱校长的风格。朱清时校长一再强调，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要有想像力和创造 力。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都是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不去考查学生潜在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我想南科大的考题大概体现了朱校长心目中对优秀学生的理 解。当然，结果怎么样，现在要下结论还太早，但是我一直认为，一般的大学可以采取统一考试的方式，但一流的大学应该放开，应该容许它们有自己的招生方式， 然后形成每个大学的不同风格和模式。英、美真正的大学一定是有个性的，它们对人才的选拔是不统一标准的，日本一流的大学招生时会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科考 试，这个加科考试就体现了这所大学的特点和自主性。中国现在的考试是一根筋，从北大一直到考大专、职业学校，都是同一套试题和同一个模式，这对中国教育最 有杀伤力。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一些南科大这样的探索，让各种类型的大学在自主招生和常规考试当中，都有个性化表现的空间，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希望，才能打破 今天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血统”。 　　东方早报：对比法国“高考”和中国已有的高考命题方式，以及南科大考题的探索，你觉得作为知识和价值导向的中国高考命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 　　许纪霖：我也不赞成全部放开，中国一放开就乱了。所以，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分类进行，一般的大学目前仍采取这种统一高考的方式，但是要放开一些优 秀的大学、一流的大学，首先从“985”大学开始，然后让它们有像日本那样的加试模式。一步一步来，中国问题切忌“一刀切”、“一窝蜂”，全部放开的话也 会乱，因为中国很多大学在这方面缺乏经验。 　　现在高考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这不利于选拔一些最优秀的学生。现在的高考模式只考察学生的一种能力——应试能力，它没有办法检验一 个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今天中国内地科技界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我可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中国只能做山寨大国，因为它 适应能力很强，你有什么东西，它马上适应和模仿，而原创力很弱，这就和我们的考试、基础教育有关系，法国和我们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整个考试改革要增加主 观题的比例，让考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发挥的空间，而且这种改革就像我刚才说的，先从一部分高校开始实行，慢慢会形成一种导向。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23-25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6月23日（周六）上午 开幕 9：00－9：1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持：刘擎；致辞：许纪霖、萧高彦 第1场报告与研讨 9：15－10：4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传统与现代 主席：刘擎；评论人：黄乐嫣 白彤东，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试论儒家之国家认同观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认同 萧高彦，张佛泉的自由之路：一个共和主义的诠释 第2场报告与研讨 11：00－12：30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文化与价值 主席：沙培德；评论人：刘擎 曾国祥，人性尊严与跨文化之价值认同 蔡英文，福利国家的规范性论据及其实践上的限制 王斑，人文主义与世界文学 6月23日（周六）下午 第3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3：30－15：00 【A组】主题：天下与国家；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黄乐嫣；评论人：白彤东 赵刚，清代多民族天下观的形成 任锋，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宪制会话中的现代认同问题 裴自余，略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 【B组】主题：法国政治思想；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曾国祥；评论人：李永晶 倪玉珍，民主革命与专制的隐秘关联——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刘拥华，道德、政治化与空洞的世界主义 崇明，现代政治中的抽象与认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 第4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5：15－16：45 【A组】主题：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彰显；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陈赟；评论人：任锋 任军锋，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 王利，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 成庆，晚清士人的普世主义想象——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 【B组】主题：现代性与宗教；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王斑；评论人：王寅丽 刘文瑾，恶与痛：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 张容南，查尔斯•泰勒论祛魅与返魅 曾誉铭，启蒙的自我批判：生存处境、政治与宗教 6月24日（周日）上午 第5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8：30－10：00 【A组】主题：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白彤东；评论人：王利 高全喜，保守的现代性 陈赟，“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 叶斌，毛泽东自由观述论 【B组】主题：政治理论的多重视角；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萧高彦；评论人：江绪林、吴冠军 陈伟，共和主义：一种政治理论 叶浩，两大国关理论夹缝中的两岸和平思考 李蕾，知识的流动：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或者，美国人如何能认同中国的知识？ 第6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0：15－11：45 【A组】主题：公民与德性教育；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高全喜；评论人：唐小兵 沙培德，伦理教科书：民初学校教育里的修身与公民道德 瞿骏，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例 【B组】主题：李大钊与现代思潮；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高瑞泉；评论人：成庆 杨芳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从风俗保群论到第三文明论 段炼，寻求超越—以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为中心的研究 顾红亮，梁漱溟的国民性话语批判 6月25日（周一）上午 第7场圆桌会议 9：00－11：30 主题：现代政治与认同 主席：蔡英文、许纪霖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南方都市报   2012-06-17 作者:许纪霖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2.00元。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 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许纪霖教授谈学院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体制化 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当今中国大学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体制化进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 化，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触目皆是。学术似乎不再是一 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职业而已。面对这种看上去席卷一切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或者说重新想象未来 学术生活的可能？本刊特约记者风石堰（唐小兵的常用笔名，早年世纪沙龙斑竹名）就此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风 石堰：许老师，谢谢您接受《南风窗》关于知识分子专题的专访。我们想跟您讨论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体制化。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 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 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体制化会成为一个问题吗？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知识阶层心态上的体 制化这样一些切身的基本问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 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资 本主义化的官僚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 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 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 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 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 志。 第二，这个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 源，而这 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 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是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记者： 李泽厚曾经概括说19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198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凸显的变化趋势，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 纪霖：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 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 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 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喜欢的研究。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自由，不但是没有这么多的考核体系等外在的压迫、而且心态上和精神上也是比较自由？ 许 纪霖：在8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 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 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记者：这有点像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讲述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时候，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虽然很贫穷，但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许 纪霖：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 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 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 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多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虽然这套体制 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 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 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 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 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记者：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 纪霖：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 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 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天荒谬的体制。于是，这套 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 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那 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 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 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 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记者：依照人之常情，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应该还是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体制化的进程中间慢慢被抹除掉吗？ 许 纪霖：一开始可能有痛苦的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 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 有选择空间。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 体制会永远让你成为一个怨恨者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一个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的自主性消失了。 我 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此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 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 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网络，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 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 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 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 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因 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 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 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 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 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因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 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伶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 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 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的抵抗 记者：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在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更少的会考虑公共的责任的问题，更多的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 纪霖：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 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 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 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 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 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 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真正是人才，有独特的、超群的能力，可以埋没得了一时，却埋没不了永 远；在一个单位呆得不舒服，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地方。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看到社会当中随着恶的增长，对恶的抵抗也在增长，黑暗虽然弥漫、但光 明却犹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没有连成一片，但已经给人带来了希望。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 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 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 抗。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 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 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 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 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 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台湾的钱永祥先 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自己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很难做 到完全戒荤，食素只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你，比如完全的戒荤一定比有限的戒荤高尚。所谓“量化”，就是按照 自己的可能，力所能及地去做。对黑暗的抵抗，在我看来，也需要这种“量化的抵抗”。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 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 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 恶便会少了大半。 记者：您觉得年轻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 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青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所谓新三级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 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一种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回到 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 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者要求学生，体现在 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但现在的大学里面，老一代学者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学 术标准（不管其对不对），但我发现近十年来从体制里一路走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和研究生们，反而失去了这样的内在价值，多以外在的量化指标自我激励、评价他 人、培养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 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 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比如发现做官能 够更方便地获得职称、有更大利益可图，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学术。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对于大多数学院知识 分子来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外在利益的追求，需要通过学术成果获得必要的位置、收入和体制的承认这是世俗的一面，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 我担心的是，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本来，学院的生活就要比在商界、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清 贫得多，假如缺乏学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利益的快乐感，只是关心外在利益的功名利禄，那么，你将注定在焦虑与失落当中度过一生。与其如此，还不早早日脱离 苦海，下海经商去算了。 许多人对对未来的体制抱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从而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客观的理由其实，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并不影响 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任何时 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 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 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团团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 变的可能了。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如果少一份外在利益的焦虑，多一份内在利益的追求，有一种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业余精 神”，那么你的人生将快乐得多，这份快乐不是取决于体制如何对待你，别人如何评价你，而是内心有一份自我肯定的充实，哪怕当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会在学 生的笑脸上获得肯定，获得精神的巨大满足。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本文已经被访者审阅，感谢黄辉协助整理采访录音）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