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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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我的信仰-爱因斯坦

原文地址: 我的信仰-爱因斯坦 作者: xlzycd  我的信仰                                       爱因斯坦                                   (许良英  译)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求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纵览中国 | 丁子霖 蒋培坤: 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

  1994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丁子霖、蒋培坤家中 在农历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1992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12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麽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月23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12月31日,许先生殁于今年1月28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怎样十六岁就“把脑袋別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掙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后来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整理、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耳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藉。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老俩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1993年11月15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3年11月15日,摄于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宿舍楼许良英、王来棣先生家中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们住在无锡乡下。这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以“经济来源不清”的莫须有罪名,把我们秘密关押在无锡某处达43天之久,重获自由后回到北京,得知除了周淑庄等难友为我们呼吁外,许先生也挺身而出,对西方媒体说:说丁子霖贪污捐款?岂有此理!他怒斥当局无道! 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常常遭受到国安部门的盯梢、骚扰、监控,甚至长时间的监视居住,有时一年中便衣在门口会累积看守达三个月之久。而许先生夫妇也几乎与我们同时,受到海淀警察的把门监视、上门盘问,一碰到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就要把眼睛紧盯着他们,甚至病得不能出门仍依然如故。他们把这看做家常便饭,有时气极了就斥责他们没有人性。 许先生为人处事经纬分明,只求真理、不认亲疏。有时也会对我们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记得有次为了一位民运人士,他严肃地批评丁:“你根本不懂政治!”“你太轻信了!”丁不服气顶撞他:“我怎么不懂政治了?我一辈子吃了政治多少亏,我儿子都被政治害死了,我厌恶透政治了!”丁越说越激动,竟从座上站起来,许先生亦被气得站了起来。王老师急得忙在一边拉劝:“你们两人心脏都不好,干嘛这么激动,都给我坐下。” 这场争执过后不久,许先生为了说服丁,一天突然亲自步行到我们人大宿舍家中,一进门就对丁说:“你不是要事实吗?我求证过了,我给***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亲口在电话中讲的,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中南海住过……,更谈不上江青抱过***。原来那天他老人家步行来我们家就为了这一件事。在事实面前,丁不得不口服。过了些日子,丁又获悉那位民运人士的一些表现,证实了许先生对人对事的判断。当时我们在无锡,等不及回北京,丁立即拨通了长途,在电话里对许先生说:“您是对的,我错了!”这回丁确实是心服了。                              (三) 1994年3月,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逮捕了一大批人,包括北京的魏京生,国内再度风声鹤唳。我们万分焦急,蒋建议由许先生牵头发一份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并带去了蒋草拟的呼吁书文本。许先生说这个主意与他不谋而合,完全赞同。但看过蒋草拟的文本后对蒋说:“这样写不行!你们搞文学专业的,文字不够理性、简明……。”他很快亲自动手写出了那份世人所知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而且运用他的影响力征集到了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人的签名,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被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上书”。 许先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联合国宽容年发起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征集了王淦昌、杨宪益、周辅成、林牧、吴祖光等45人签名。这封公开信影响很大,得到了国际上上千名科学家乃至10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可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项壮举。 许先生对人对事疾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半粒沙子,不管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撒了谎,他都要一追到底,丝毫不留情面。曾有一位民运圈里的老人,自称曾担任过前中共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拥有很多群众(现称粉丝),他先识许先生,后许又把他介绍给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从未怀疑过此人这段光荣历史,国内民运人士这样口口相传,海外媒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可唯独许先生较了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写信向其本人直接求索真相(许先生好傻啊!)逼得对方气恨不已,但又不得不做出书面答复。那年元旦,正好我们去向许先生夫妇拜年,两位老人正在打笔仗呢,你来我往。那天一进门,许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个元旦我倒霉透了,不得不给他写这样的长信。”我们听了挺纳闷,随后他给我们看了对方的来信。我们记得此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好吧!我来向你交代历史……。”然后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哪年至哪年……。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向人提起那段光荣历史了。其实,今天想来,许先生这样做,又何尝不是对他人的爱护呢! 许先生夫妇俩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许先生刚直不阿,坚定不屈,王老师则柔中有刚,韧性不折,他们俩都是民主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记得在1998年,国内涌动组建反对党。许先生夫妇和我们都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当时组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信当局去民政局申请那一套鬼话,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把89年“六四”之后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那批民主火种被当局像割韭菜那样一起割光。我们与许先生夫妇不约而同,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用不着讨论即成共识。我们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劝诫身边的朋友。 一天突然获悉,继王有才在杭州之后,徐文立在北京也宣布成立民主党了,而且这两人都去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我们来到许先生家,他连声埋怨:“徐文立不该上当,他年岁也不小了,又多年坐牢,有从政的经验,怎么会这样误判形势呢!”许先生接着对我们说:就在前一天,徐文立还在他家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是“广交友,不结社”。可是泼水难收啊! 此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再去许家,他拿出徐文立每天给他发来抬头写着“徐办”的文告给我们看,大家都哭笑不得。终于,最担心的事不久就发生了,浙江王有才与北京的徐文立等一些同道们先后相继被捕并被判了重刑。 我们再去许先生家时,他不仅不再责备与埋怨,而是拿出一份为徐文立他们辩护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征集我们签名,丁甚是不解,快语道:“这样不听劝,一意孤行……。”许先生一脸正气,站起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感谢许先生,他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主教育课。                                       (四) 在我们所了解的人之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的态度。许先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平素对刘晓波并无成见。那是因为刘在“八九•六四”后在秦城监狱以“见证人”身份对狱方说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官方利用此话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散布,以图抵消血腥屠杀的罪行。许先生对刘的这番言论极为愤怒,说他是在为当局说话。刘晓波出了秦城监狱后又写了《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许先生更为光火。他认为这是学运参加者自己跳出来对“八九”运动采取否定态度。当时,我们与许先生不谋而合,也不同意此文的立场、观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愿见刘。后来在刘经人一再转达要求同我们见面的意向后,我们才终于在1996年夏天同他见了面,通过当面直接交谈才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然而,许先生却始终坚持不见。据刘亲自告诉我们:在屡次请求拒见之后,一天他和周舵两人请包遵信(那时许先生刚为包的文集做了序)领着他们叩开了许先生的门。没想到,许先生一点面子都不给,连包先生在内三人一起都被他轰出了家门。 事后,我们曾试着问过许先生:“您不是信奉伏尔泰的名言吗?为什么不给刘晓波他们见面的机会呢?他说:“这不同于观点的争论。”他平生最看不得背叛或变节(我们分析这也许是他青少年时代做地下党工作所形成的观念)。其实,我们后来之所以原谅刘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话,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场,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死人;而我们寻找到的广场旗杆下的死难者也是后来才发现的。至于《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最多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 同在北京住,刘晓波在2008年底失去自由前始终未能如愿与许先生见面,也许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忏悔、反思,也多次请求我们在许先生面前多作解释,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期盼着老人的宽恕和原谅吧! 据我们从旁观察,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再批评刘晓波了,但毕竟心结未曾解开。2008年底我们返京后得知,由刘晓波参加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总体上许先生是支持的,但认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斟酌、修改,可惜当时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夫妇俩没有签名。事后我们曾设想过,如果当年不是蒋在无锡发作脑梗,早日回京参与征集签名与沟通的话,说不定许先生夫妇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五)     自从我们认识了许先生夫妇,他们俩就热心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所信赖的老朋友,如杨宪益、李慎之、于浩成、胡绩伟、方励之等人,这些人中我们有些没有能来得及见上面就去世了。他们还把一些新朋友介绍给我们。在我门面前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番天地境界,让我们学了不少、懂了不少。在逆境中也得到了不少关爱与安慰。 李慎之先生与许先生夫妇之间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许先生早就向李先生推荐我们,只是那几年我们总是南来北往,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因此一再错过,未曾见上面。但在1999年李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后,许先生很高兴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们看。读后丁直率地提出:“文章写得很好,但既然是写五十年,为什么其间发生的‘八九•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呢?”许先生听了默默无语。 未隔多久便有了回音。一天,我们在许先生家,他对我们说:李先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坦然相告:“他对邓小平起用他复出工作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在‘五十年’里回避了。”其实,李对“六四”屠杀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如此坦陈,我们就能理解。许先生看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解释,显然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商量日后安排我们与李的相见。(人民大学谢韬老校长在他生前也曾力促我们与李见面)。未料李猝然离世,竞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许先生每次忆及李先生都难掩黯然神伤之色。 许先生与方励之先生的友谊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与方的交往,也是靠许先生的介绍。在 1995年5月,许先生与丁同获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丁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当年该院委托许先生征求丁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时,丁就表示自己不够资格获此殊荣,但在许先生一再鼓励下,由他联系请方励之夫妇代表他和丁领奖并代致答词。1995年夏丁写好答词交给了许先生便回南方乡下。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未曾谋面的联系和友谊。 在2000年冬,我们住在无锡乡下尚未返京,一天夜里突然接到方励之先生的电话,交谈甚短,他只是问丁的出生年月、地点及父母亲的姓名。因电话是遭窃听的,丁据实告所问后不便进一步问他为何要了解这些。方听了只是爽朗地告诉丁,他也是1936年出生在上海。 当年回京后按惯例立即向许先生夫妇电话报到,约定过几天待我们安顿下来后再去拜访,未料,次日早上许先生便叩门前来了。那时我们还住人民大学宿舍,年底隆冬,天气极冷,而许先生竟是一如既往靠一路步行走来的。我们看着他身上穿着棉衣,但腿部单薄,而且,大概由于走的急,袜子往棉鞋中缩,以致袜子与棉毛裤脱节,裸露出了一段脚踝骨。我们十分不安,本应该是我们过去的,怎能这么冷天让他跑来呢! 我们纳闷莫非有什么急事啊? 坐定,他急着告诉我们是受方励之先生之托,来向我们说明那天夜里在南方给我们去电的用意。询问简况是为了推荐我们申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特意说明,天体物理专业不能推荐此类奖项,方是受文史哲方面推荐人之托来了解的。原来如此! 面对许先生这位热情正直的老人,丁必需敞开心扉,告诉他:早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先是瑞典的茉莉,后是中国人权的刘青,在电话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丁,要推荐丁申请诺奖。丁当时明确告诉对方,请不要推荐我,还是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吧。后来又有海外媒体采访提起这件事,就都是这个态度。 许先生十分坚决,一再鼓励和说服丁。最后丁表示:请他转告方先生及国外的朋友们:“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若提名,千万不要再提我个人,请提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众多质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仲维光。他曾是许先生的学生,也是许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他曾来过我们家,与我们多次通过信。其实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正常讨论,何止于如此攻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仲维光夫妇俩写的批判文章特意复印了送给许先生过目。那知许先生连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斩钉截铁地对丁说: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仲维光确实曾经是我的学生,但现在不是,我与他没有来往。 我们震住了。王老师在一旁做了解释。她说,原来许先生早就与仲产生了观点分歧,许先生不同意他那极端激进的一套,并且批评了他。他就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大大地刺伤了老先生,许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来早年仲维光与许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后来由许成钢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给许先生来信,说明他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罢休。 我听了心情也随之开朗,从此对仲维光等也就不再在意。还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在我们所敬重、所信赖的许先生生命岁月的最后十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孤独与寂寞。他们家里再也不像前十年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们的一些老友或已离世,或已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原来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及其家属或刑满归家团聚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再有或者另作选择,在国内自谋生路,忙于经营,人们再也不需要来求助于他们了。所以许先生夫妇家的心灵港湾和驿站,渐渐亦告历史终结。现在世界已从外电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来得容易,且来源广泛。许先生夫妇不会电脑,信息来源逐渐缩小。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闻热点,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前些年的热点慢慢让位给了今天的热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怀,上世纪70后被后起80后、90后所代替了。现在70、80的人逐渐走入历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自2003年搬出人民大学宿舍,离他们家也远了些,尤其这十年,因身体原因,我们已不再能骑自行车了,每年春秋两季在南方乡下度过,所以也不可能像前十年那样勤去他们家了。但每次离京前、返京后都会去看望他们,其间在外地也会通电话,这已成为惯例。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后与他们几次交往中,发现两位老人虽然与外界交往少了,来访者也少了,但他们心情淡定、从容,倒可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从事民主理论研究和回忆录的撰写。 这里顺便记下一件趣事: 2011年3月,我们返锡前去他们家拜访,顺告当年2月1日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局势,以及当日某公安部门找到我们某难属征询赔偿一事。许先生夫妇听后对我们说:“怪不得前几天(应是2月8日前)片警来吩咐许不要出门。许很不解,问对方“为什么?”答曰:“茉莉花革命,2月8日那天要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示威,其中就有中关村。”许先生忙问:“中关村什么地方?”答曰:“中关村图书大厦。”许先生闻声说:“好极了!那里正在我家对面,走过人行天桥就不远了,明天我一定去看看。”吓得那小警察慌忙劝说:“老先生,您千万别去;您如去了,我可闯了大祸饭碗不保了。” 讲完这件趣事,许先生开怀大笑,王老师在一旁也忍俊不住。 许先生趁此机会还问那位警察,我们这个院里你们除了“看”我还要“看谁啊?”小警察倒是挺坦率,告知除了你们家还有一家地下宗教的。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2013.1.3.夜于北京家中  

发现新闻 | 纪念许良英先生 :回首沧桑

【著名科学史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北京时间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研究专家,而且是多年来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1999年春,“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徐良英教授,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 *许良英:我的学生时代* 张:许教授,可不可以请您先谈谈您少年时代的经历?人早年的体验往往对一生有影响,我们能不能 从这 里谈起? 许: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区一个农村里,我们那儿风景好,山清水秀。我父亲作一 点木炭生意,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我母亲作点小生意,混个温饱。小学六年级我就幵始看报纸,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以后也学他。初中毕业,家里穷,要么读师范,或者去杭州考浙江大学的高工,就是工业职业学校,结果,师范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学习电机工程,这是1935年。 1937年抗战爆发,先是杭州沦陷,后来学校解散,我们还差半年没有能毕业,我就回到老家。当时心里很难过,很消沉,就自己读书。我有幸读到了一系列介绍二十世纪最新科学发展的书籍,包括相对论、量子论一类的书,让我惊喜而狂热,特别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是我高中时买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下决心要学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浙江大学已经搬到广西,我1939年初去了广西。 张:您读了爱因斯坦的书,而且说这改变了您的人生观,书中哪些东西给您印象最深? 许: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谈到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都认为,国家是最高的,个人应该服从国家,中国人受的教育一直是国家至上。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他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为国家的奴隶”。还有爱因斯坦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 进大学以前,我就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对国民党不满。不过,我当时是把共产党看作如同“水浒好汉”那样的人,但我自己没有想到要去干革命,我是很胆小的。 到二十岁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194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那是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刚幵过五年以后。地主官僚荒淫无耻,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我觉得中国必须革命,思想就幵始变了。 1940年以后,我决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动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论。到了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出现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从搞搞理论,转到了搞实际的革命,下决心要成为职业革命家。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我想毕业以后去找共产党。 *许良英:从1946年加入共产党到1957年“反右”,从很左,到“极右” * 我的老师王淦昌是一位元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上大学一年级时他认识我,我们关系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师,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他去年十二月去世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现在还没有发表。我毕业的时候,王先生要我作他的助教,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有三个特点应该做学问:一是诚实,二是理解力强,三是有创造性。”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要去搞革命。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加入了共产党。 张:加入共产党以后,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许: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我公幵的职业还是作浙江大学的助教,实际从事地下党工作。 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际上是作出版检查官,也管一个刊物,叫《科学通报》,并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工作。干到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其中有一个成员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我就被审查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时候,我就还是想回去搞科学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到了哲学研究所。 1957年幵始搞“大鸣大放”,那时候,我是很左的,毛泽东讲的话我都相信,对共产党我也没有意见。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研究所里有人提出,科学院里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当时就说,这个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提出要反对右派,我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却把人家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我们还做什么工作呢?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成了科学院的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我就成了“极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当农民,作了二十年农民。从1940年幵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个阶段,是我革命的时期。 *许良英:被迫回老家当农民,失去公职二十年* 张:请讲讲您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和您的处境。 许:我这个人很愚蠢,是书呆子,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很迷信。毛泽东书上说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我也相信,因为共产党不能讲假话嘛。回到农村以后,那个时候“大跃进”了,说一亩水稻田可以长出十几万斤稻子。 《人民日报》也登了照片,我就向农民宣传:小孩子都能够坐在稻子上面。农民不信,我说都登了报了为什么不信? 在农村,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没有劳动过,劳动劳动也好。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中国农民过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我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过过也很好。 “大跃进”以后,有些地方饿死人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还是风调雨顺的,但是粮食还是很少,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斤,有时是十几斤。我这个人迂腐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认为,这也很好,给我补补课,过过苦日子,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没有反感。 “右派”属于“阶级敌人”,党籍幵除了,公职也没有了,我就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当时我还想,好好劳动,今后争取重新加入共产党,我就是这么愚蠢。我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来重新读,一共有三十九卷我都买齐了通读。 《列宁全集》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我看了五遍。我觉得也有好处,至少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发言权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1962年,中苏论战,毛泽东要当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翻译出来,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告奋勇,接下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 张:在哪里作翻译工作? 许:在老家农村,我从北京借了很多有关爱因斯坦的书,然后回老家搞翻译,我一共译了三卷,中间又找了三、四个朋友合作,当然是以我为主,这些工作我是在农村做的。 张:那时候,您还要务农吗? 许:在动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关于物理学哲学的旧译稿拿去出版,给了我一笔稿费,我就用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没有劳动。 *许良英:妻受连累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十六年后复婚* 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家庭生活? 许:我的夫人叫王来棣,浙江大学1949年毕业,她 1947年加入共产党,在我领导下工作,我们认识了。但是那时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学的。 1949年我们结婚,有两个儿子。 1957年我成了右派,有一个很惨的情况。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黑龙江去劳改,我说: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到那边会冻死的,让我回去和我爱人商量商量。他们说: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须决定,我们不强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谋生路。我就说:那我就自谋生路。 回到家里,我爱人心里难过,就哭了。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十个月,马上要生产了,她哭了好几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里,是一个女孩,送到医院,孩子拿出来以后,她回到家里,马上就被幵除了党籍。因为她允许我回家,被说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惨。原来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允许她继续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响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 我一个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带着两个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资比较低。我回农村,家里还有老母亲,是地主成分,我要劳动养活她,我母亲1973年去世。 我和爱人一度不得不离婚,后来又复婚了。我们1962年离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学院以后复婚。我在农村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乡了,他也被划成“右派”。 *许良英:文革中挨批斗,喝两瓶“敌敌畏”自杀未遂,认识“文革”骗局* 张:您能不能讲讲您在农村从事的翻译、研究工作和您在农村的遭遇? 许:我在农村主要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一共三卷,到1976年出版。文化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的号召我也是拥护的,我也积极参加当地的造反运动。但是,因为我是“右派”,我只能帮助造反派写大字报,我当时就像地下党一样,秘密帮助他们写。 1968年浙江大学又把我抓回去审查了十个月,然后把我又送回到老家。但是,我老家当地的临海县城西区革委会还是不肯放过我,要幵全区万人大会批斗我,那是1969年9月,批斗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就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十二个小时,苏醒过来。 、张:在您醒来之后,是什么心情? 许:我就是觉得冤枉,当时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少反感,只是想,是当权派们不好,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好的。我想我一生搞革命,仅仅是反对“反右派”的决定,只错了一个星期,为了这一个星期,我已经改造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要批斗我,我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后悔。 1973年底,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我们译的《爱因斯坦文集》,让我去北京,完成编译出版工作。那时候,北京正幵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我到北京,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当然是批林彪,批孔却是批周恩来,看到江青、毛泽东的种种表演,我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骗局。 报纸上天天讲假话,欺骗人民,我非常反感,觉得中国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当时,甚至还想找一些人搞武装斗争。以后,我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打倒“四人帮”后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我在“清污”中又受批判* 许良英: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又在北京,当时是继续搞爱因斯坦的东西。 “四人帮”打倒以后,我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特别是胡耀邦出来以后,提出要“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不是邓小平提出的,而是胡耀邦提出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很彻底,他这个人比较幵明。我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1976年出版的,1977年有人告诉我,胡耀邦在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筹备会上说,“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对我启发很大,希望你们也读一读。”当时参加会的一个人就把这话告诉我了。以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有个在组织部的朋友也告诉我,胡耀邦在中组部向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我1978年回到科学院,当时,我还没有平反。 胡耀邦在1980年担任总书记的时候,要求科学院给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幵科学技术讲座,一共讲了五课,第一课就是科学史,是由当时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讲的,讲稿主要是由我写的。我在讲稿中写道:二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随后,我又发表论文,加以充分的论证,我的文章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受到批判。 *许良英:十多年没见孩子,两个儿子争气,高考后直读到博士* 张:请问您的太太和孩子是不是一直在北京?您见过孩子吗? 许:我太太一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已离休。我的两个儿子比较争气:大儿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还带去好多书,包括马列的、毛泽东的。 1970年,他在“一打三反”的时候被打成“反革命”,搞得很惨。 1975年,我曾经约大儿子到杭州见面,我都不认识他了,前后有十多年没见面,我发现他比我更早识透了共产党。 他坚持自学,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别人考大学,他考研究生,1978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搞计算机和机械工程,毕业以后,进入计量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之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他1984年出国,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他叫许成钢。英国BBC广播电台经常采访他,让他谈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我的小儿子十五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科学院搞水坝设计。 *许良英:马克思最大错误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逆历史潮流* 张:您说在七十年代时,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说您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许:当时是的,但是,后来改变了,经过认真地研究,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问题。 1988年,召幵了一次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会上我讲,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并不是有人说的,在有关市场经济,货币问题上,这些是次要的。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自己说,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恩格斯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国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就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我说,十八世纪以来,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却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这是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 我们批判毛泽东,说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这种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幵头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都是讲阶级斗争。俄国、中国搞不好根子都在马克思,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 *许良英: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许良英:胡耀邦还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 1981年邓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时候,胡耀邦就说过,我们不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问,你能不能担保不再搞政治运动?胡耀邦很坦率地说:“我不能担保,因为我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地位”,这话我听了很感动。当时,我就讲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变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中共没希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绝望了。 1979年我恢复党籍,感到很沉重,因为党已变成这个样子。宣布改正我“右派”的消息,大家鼓掌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的“右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给他改正了,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的政治生命不应该失去,没有道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但是,想不到我们后来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国家,我非常沮丧。 不过我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人生观没有变,这就是作一个为社会献身的正直的人。我过去因为迷信共产党,蒙蔽过一些年轻人,现在我醒悟过来,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应该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我不能接受这种劝告。 *许良英:联名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讨论会、联署1989年致邓小平公开信* 张:请谈谈这些年您是怎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以及在八九年“六四”前后您的经历,好吗? 许:好。前面我讲过,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我已经被列入了受批判的黑名单。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说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应该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我、刘宾雁、方励之三人联名发起,那是在我家里讨论决定的。当天下午,方励之就应邀到上海几所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改革的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出现了各地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幵除方励之等人党籍,我们这个“反右”历史讨论会当然也不准幵。 当时,幵除了三个人的党籍,有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其实是赵紫阳错把我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后面还计划要幵除十几个人,我首当其冲,后来赵紫阳发了慈悲心,暂不幵除了。 1988年底,我又提出,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我们应该搞一个民主思想启蒙运动。 1989年1月,方励之发表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学施雅风商量,要效法“公车上书”,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党中央的信,提出四方面要求: 一、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反对腐败﹔ 二、保证公民自由权利,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三、释放因为言论被治罪的人﹔ 四、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 当时签名的人有四十二人,绝大多数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由我的老师王淦昌和钱临照先生领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见解。 那时候,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态度还比较好。这封信被《美国之音》广播之后,科学院幵了会议,党委书记传达中央讲话,说我们的信内容没有问题,不要给签名的人压力,不要找签名的人谈话。以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和我爱人,还有施雅风谈话,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他说,你们有意见尽管讲,我们就放幵来讲了很多,我们觉得当时中央还是比较幵明的。 想不到到了“六四”,变成了这个样子,是邓小平和李鹏的责任。四、五月间运动起来时那时候,学生们搞起活动以后,我心脏病很厉害,游行我都没有去。在胡耀邦去世以后不久,公安部有个内部通告,说要监控一百零九个人,其中第一名是方励之,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王若水,第四名是苏绍智,第五名是于浩成,第六名是李洪林……。胡绩伟、于光远,严家祺他们都在名单之中。 那时候,有人劝我躲一躲,我说“我不躲,我准备为中国民主事业作个谭嗣同吧”。 *许良英:“六四”屠杀,邓小平对人民干了世界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能不能讲讲您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时的心情? 许:好。 “六四”以前,北京人有一百万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 “六﹒三”晚上到“六﹒四”早上,无数学生和市民在长安街上遭屠杀,我们中关村距离城里有将近二十公里,听不到枪声。 “六四”早上我们住的楼下就有人在议论,路边一辆三轮车上有被打死的一个九岁的小孩,大家都很气愤。我也下了楼,当时人们说大约有几千人被打死,受伤的有上万人。 当时我感到,如果戒严部队来到中关村,也会杀人,方励之已经被指责为黑手,我就劝方励之逃走。我因为在黑名单中名列第二,觉得自己也可能被捕。我过去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我准备好去坐监牢,在牢中绝食而死。 当时,有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自己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许教授,您还有共产党党籍吗? 许: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我们研究所党委书记到家里来,告诉我要进行党员登记。我问“党员登记是不是要表明,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党中央在'六四'幵枪杀人,就是杀我的头,我也不会同意”。他说“不谈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支部讨论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好共产党员,因为我能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敢于说话。但是,在发登记表的时候,没有发给我,他们说,这不是科学院的意见,是上面决定的。就这样,我没有登记。 *许良英:“六四”后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等,参与人权呼吁* 张:八九“六四”以后,您又参与了哪些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 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人组织了笔谈“展望十年后的中国”。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说,现在光搞经济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我还讲,如果说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纳粹上台的时候,德国经济发展得就很快,何况希特勒也搞的是“社会主义”,这样说,我们应该喊“希特勒万岁”了。我的这篇文章,使得发表这篇文章的那期杂志被查封。 此后,我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人权的呼吁。 1994年二、三月,当局到处抓人,我和六个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一份《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书》,不是什么“上书”,而是公幵的呼吁,我们认为,不改善人权状况,所谓“现代化”都是假的。结果,我被软禁在家里,三、四天不能出门。 1995年5月,我又发起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请王淦昌先生领衔,签名人有老、中、青知识分子四十五人,这个呼吁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一千一百二十人签了名,其中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小平死后,我提出,当政者应当从邓小平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妨学习台湾蒋经国,幵放报禁、党禁,结果台湾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如果中共当权者执迷不悟,难逃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那样的下场。 今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十年感言》,记述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民主化道路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思考,这里不必重复了。 *许良英:我家电话被窃听或切断、记者来访受阻,我仍在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张:近年来您在中国投身于呼吁人权、民主的活动,请问是否受到当局的压力? 许:压力是一直有的。这十年来,我们家的电话一直被窃听,有时被掐了。每当有西方首脑访华,或者幵什么会议等等,我们楼门总有员警守卫,不让记者来访问我,盘问所有来看望我的人,有的甚至被拘禁几个月。 1994年3月,我自己也曾经在家里被软禁三天,看来当局是把我当作敌对分子对待了。今年2月起,他们稍有收敛,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得不有所顾忌。 张:您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工作? 许: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天天锻练。每天主要的就是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在这方面,我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我也在写有关民主历史和理论的书。我是和我爱人王来棣合作,要出书大概还要几年。

中国官媒提方励之 “六四”不再烫手?

图片来源: 张伟国 图为许良英(左)、李淑娴、方励之(右二)和刘宾雁四人起草反右三十年联署信资料照 中国官方媒体在著名异议人士、天体物理科学家方励之去世后予以报导。最早的官媒报导还提到一直以来被禁止提及的“六四”事件。不过最新的报导对方励之等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进行了讥讽。外界猜测,中国政治风向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环球时报讥讽流亡中国民主人士*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4月9日发表题为“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的社评。这篇社评提到“方励之于4月6日在美国病逝。”社评说,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因从事政治对抗,后来到了美国。 环球时报社评绝大部分篇幅表达的是对流亡海外异议人士的讥讽。社评说,到了美国的那些政治对抗者,后来都是一事无成。他们的追求和用力跟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甚至完全相逆。因为他们到国外后影响迅速溃散,直到他们实际上被西方抛弃。 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半官方媒体中通社4月8日播发方励之去世消息时说:“六四事件后到美国的原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当地时间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桑的寓所去世。” 有舆论认为,中国官媒提六四、提方励之是一种进步。外界猜测,这是否预示六四即将得到平反? *李大同:中共高层目前不会对六四表态* 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前总编李大同认为,这代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对六四做出任何表态,媒体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 李大同说:“我想内部没有任何变动。网上有传闻温家宝几次提到平反六四,这些我都不相信。这一代人根本做不了这个事儿,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要做早做了,耗到他要下台了才做,不可能啊。肯定是早早就是交给下一代领导人,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一代绝对不会碰这个烫手山芋。” 李大同认为,中国官媒提六四也好,提方励之也好,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当中国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六四才会被中国领导人加以利用。 *高瑜:六四是解压阀门* 前中新社记者及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认为,对中国官媒现在提到六四事件不必太在意,因为,提及六四事件的中通社是给外国人看的,国人基本看不到。 不过,高瑜表示,中国目前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中共高层非常想借六四等问题减压。 她说:“中共现在遇到非常大的危机,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经济遇到陷阱,社会矛盾那么尖锐,只不过是通过重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儿爆发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危机,在这个问题解决的方面,它肯定要对六四等都要考虑的。包括下一届领导人我相信它都要考虑六四的。现在呢,温家宝这届政府都非常想借这个问题减压。” 高瑜说,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中共高层需要减压。而六四事件便是决定中共高层能否做到减轻这些压力的高压阀门。 美国之音记者:陆杨 | 华盛顿

程映虹: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9]:山雨欲来的 1.9.8.9 年

最近几周,又是普及赛风翻墙,又赶上 Google Reader 改版,然后又扯到了郎咸平的演讲。结果一眨眼的功夫,距离上一个帖子《 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了。再次对关注本系列的网友表示抱歉!   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 五四运动 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 四五运动 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九年的 6..4 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 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球政治形势 - 共.产.阵.营开始瓦解   先说说8九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苏联   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 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 "。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波兰   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 团结工会 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 1.9.8.9年的 6 月 4 日 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匈牙利   在1.9.8.9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 匈牙利事件 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天朝对 6..4 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说一下,发生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同 6..4 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国内政治气氛,民主人士重新活跃   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   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 八.六.学.潮始末 》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且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8九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 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方励之的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 这里 ")   上述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的高层能够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大学生心潮未退   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 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引起的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 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从上述调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考虑到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这个问卷调查应该还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应该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国内经济形势 - 基层屁民意见很大   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物价飞涨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1988年的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在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越来越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腐败严重   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官价、一种是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屁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关于这一点,在俺上次推荐的的《中国的性格》一书,有详尽的分析(俺的书评在" 这里 ")。   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九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顺便发散一下。   眼下的天朝:通涨水平,貌似也不低;高房价貌似也让很多人不爽;至于腐败问题,显然比八十年代还要严重得多。这一切的不爽,都会在屁民的心中累积。没准哪天就爆发了。肯定有人会问:何时会爆发?抱歉,俺不是算命的,说不上来。或许现在的天朝,就差某个导火线而已。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可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国内邮箱会被墙, 慎用)! 如有其它问题, 用 [email protected] 联系俺

傅國湧:何方獨特的暮年反思

年近九十的何方关于延安的著作和口述自传,展现误入歧途的一辈知识分子对时代和个人的独特回忆,成为二十世纪不可替代的一个见证。      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在香港出版之前我未曾关注,他搞的国际问题研究,我也没有留意,不知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说,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二○○五年上半年,《党史笔记》出版不久,我就读到了复印本,大约当年夏天,我到他北京万科城市花园的家中有过一次交谈,他送了我一套《党史笔记》,随后我在《凤凰周刊》发表一篇书评,不久他们夫妇来杭州旅游,在西湖边的望湖宾馆约我见面,老先生还半开玩笑的对我说你的文章给我带来了麻烦,我吃了一惊,他说,本来很多人不知道他出书,看了《凤凰周刊》,向他要书的人多了,不胜应付。      研究延安时期的特殊视角        在那篇题为《何方颠覆了「中共党史编撰学」》的小文中,我对他的著作做了客观的评述,有比较多的正面评价。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并不是像以往所说是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谋求中国党的独立,更不是针对王明的,而是针对张闻天的。        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是他作为延安走来的当事人才有的真实体会,我觉得这个书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有新的拓展,至少带入了一种新的经验当中,他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在里面,研究者事过境迁之后在书斋里对材料做出的判断和当事人在现场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        其中我特别提了一个观点,虽然他对那一段历史有深入的反省,却没有因此滑入全盘否定的思维定式,而是客观地描述了整风运动的起源、过程,每个阶段的变化,把一切不良、严峻的后果更多地归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毛个人的阴暗心理、狂妄野心上。他曾在延安生活过,他亲历过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当事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并且他在写书之前重新走访了当年在延安抗大的同学同事,他有着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特殊视角。        以后,我们断续通过一些邮件,何方先生出了新书都寄来,有了新文章也会发过来。他的口述自传《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出来后,给我送了一套。那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回忆录,他自己搞文字出身的,对文字很讲究,不光是口述,而且有些都是亲自写的,所以很缜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大饥荒时代的回忆。      不可替代的细节描写很有价值        那时他从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农村,也得了浮肿病。他清楚地记得,尽管那么多人饿死,不光是没有人反抗,甚至没有人提出质疑,那是一个饿死人也无人质疑的时代,一个荒谬的时代,包括他本人当时其实也没有提出质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唯一例外的是,有个老太太偷偷对他说的一句话:「毛主席为甚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他把这些都如实的记录下来了,我觉得很好。        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就是毛泽东的生物钟跟别人不一样,昼夜颠倒,经常半夜三更把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提溜起来,他曾一度在外交部代替张闻天值夜班。周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药,有一次吃了安眠药,刚刚睡下,毛泽东那里电话来了,不去又不行,急得下面这些办事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个细节就非常震撼人,让人看到毛个人竟然可以像君王一样,对他的下属如此颐指气使,而且不顾时间,没有任何的顾忌。        透过这一点,后人就可以看清这是一个甚么社会,包括饥饿这些细节都是不可替代的记录。还有他年轻时代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参与东北的土改,也提供了许多以前没有的记录。我曾看过他同时代很多人包括打天下那一代的将军、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他的自述都显得独特,从口述史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我曾在《开放》发表过一篇评论《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说:「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      八十后回到追求自由原点的一代        我觉得何方先生越是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成熟、越绚烂。中国有个独特的现象,我称它为「八十后」现象,许多知识分子往往要等到八十岁以后,他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他的创造性完全的彰显出来,李慎之先生如此,何方先生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如此,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是开放,他前面走过的道路,他的人生阅历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撑,使他晚年更加能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归纳,并通过适当的文本表达出来。        何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所谓「革命」的时代,或者「三个世界」,为这个时代定了调子,实际上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真正的传世之作还是《党史笔记》与口述自传,这都是他晚年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生涯或学术生涯,也都是在晚年开始的,这是个独特的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大转型时代里。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作为「一二九」一代人,他生于一九二二年,跟李慎之、许良英他们,包括岁数稍微大一点的顾准、李锐、胡绩伟、韦君宜等同属一代人,也就是在抗战时期,出于追求民族独立、民主平等自由的强烈意愿,参加了共产党,误入这条红色乌托邦歧途的这一代人,他们当中顾准反省得比较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醒过来了,其它人要晚一点,有的是八十年代,有的是九十年代,韦君宜比较好,九十年代她的《思痛录》已经完成。他们中间能活到八十岁的,往往都回到了最初追求自由民主的起点。      李慎之先生醒悟也不晚,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写出内心的反思,到一九九九年《风雨仓皇五十年》大体上完成他蜕变的过程。应该说,《党史笔记》这部著作的完成,表示何方先生回到了当初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轨道,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有了比较清楚、彻底的反省。这一代人最后有这样的归回,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留下来,有这样的自我反省意识,放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当中是有独特价值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缺乏反省的民族。中国缺乏忏悔录,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面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的忏悔录,奥古斯丁有《忏悔录》,鲁索有《忏悔录》,许多人都有忏悔录,有些人的著作虽不叫忏悔录,但实际上都是忏悔录,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对一个民族走过的道路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基督教文化下面,每个人都有原罪,自我反省是每天的功课,而我们一切都是从人性本善出发,反省很少,老认为人是可以变得完美的,可以变成完人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跟随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代人,后来吃的苦也是最多,从五十年代,有的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一段经过的都是炼狱,实际上八十年代以后,又有很多的波折,哪怕在身体上没有伤害,生活上没有伤害,但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伤害仍然存在,整个八十年代也是起起伏伏的。当然一九八九年之后,这个起伏就更多了,而且仍然是一个禁锢的、封闭的、非常态的环境。      《巨流河》:记录个人与时代的杰作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最终能够告别自己的革命,这不是李泽厚意义上的「告别革命」,而是一种自我洞察、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的结果,其实已深入到人性层面。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论价值,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倒认为,何方先生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口述自传,这是他个人的经历。        去年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本着作是《巨流河》,齐邦媛写她一生的经历,她经历了一个民族的很多动荡,经历了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齐邦媛作为一个世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后在台湾安身立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授,她把自己一生的道路用行云流水的文字记录下来,既是一部中国的个人史,更是她个人的一部中国史,实际上比有些人写的通史好多了,而且有生命力。当然大陆出的是阉割版,如果你看原本,是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线索,另一条是一个基督徒的线索,这两个线索齐头并进,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一直有内心的反省,就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给她的那种内在的支撑,所以不怨天尤人,不愤怒,也不沮丧。        何方先生的口述自传,我也觉得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他,他也是个人写下的一部二十世纪的一个见证。见证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视一个词,作为一个个体,他从参与红色革命,到最后对红色革命作出比较深入的反思,他把一生的亲历记录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而且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见证。今年何方先生已经八十九岁了,祝愿他身体健康,能够活到一百岁以后,继续跟我们一起见证未来中国将发生的重大变化。      原载《开放》2011年11月号      http://wlcexp.blog.hexun.com/70198478_d.html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夛A

傅国涌 | 台北温州街小巷中的殷海光故居:“自由薪传”系列讲座

2011年08月29日 11:21:54        前年春夏之交去台北,第一站就去了殷海光故居,那房子不过是平房,站起来就感觉能碰到屋顶似的,特别低,室内挂着一些殷海光的格言,当时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好像是:“逻辑就是把人当人。”【大意】屋外的院子倒是别有天地,当年殷海光手植的那些树如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故居属于台大所有,现在已对外开放,由殷海光基金会在管理,定期的“自由薪传”讲座系列,市民都可以来听,在实现了自由的土地上,在贫病中死去的自由先驱殷海光生前就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他想不到的恐怕是,他的小屋今天还有“自由薪传”的用途。                      顾忠华教授在演讲,主持人为潘光哲教授。                 殷海光先生手植的树已亭亭如盖。             附录一篇2004年的旧文:        “历史在自由的一边” ——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中提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二十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孤岛,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胡适喜欢的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革”的网罗。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五六十年代孤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三十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他发出“宽容呼吁”之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孤岛滞后了大约三十年。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2004年10月6日                上一篇: 嘉兴,褚辅成墓只剩下一块石头   下一篇: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载沣 阅读数(14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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