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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 中国的逻辑是怎样死亡的?

中国有术而无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缺乏逻辑学。中国的文化的源头没有出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是当代学者金岳霖先生(1895-1984),而且他也是从美国的大学里学得的逻辑学,他的逻辑学著作《逻辑》、《知识论》的问世,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逻辑学。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民族,什么混帐逻辑,混帐思维都会横行天下。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每个政权都出自枪杆子。 正是因为缺乏了逻辑的民族,自然就会缺乏论理的能力,暴力滋生的地方,道理就自然消失,而逻辑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凡事都讲中庸。最早出现中庸说法是《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也曾经有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和“过犹不及”之类的说法。中国的古文因为叙事背景的缺乏,后人很难作出完全合理的理解,每一代人都只能够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对于那个“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明朝的王阳明在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的时候,曾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算是对中庸之道有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因为,无论是“允执厥中”也好,还是“执其两端而扣”也罢,“不偏不倚”、“执其两端”,都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笼统地说来自然是这样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事件的两端在哪里?因此,还是王阳明懂得比较透彻。要明事理,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但是,倘若没有逻辑学,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要想审问、慎思、明辨,恐怕远非易事。知行合一,谈何容易。事实上,中庸之道,无论怎样解释,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其实就是变成了各打五十大板,凡事和稀泥。因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是各打五十大板,过份也是这样,不过份也是这样。为了防止自己在打五十大板上吃亏,就必须“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因此,在“中庸之道”指导下的中国人,其行为常常并不中庸,相反,极易走极端。因为,这里没有精细的道理可讲。 所作判断的依据,就是在事态控制之前,各退五十大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当然,这样一来,事先坚守本份的一方是要明显吃亏的。中国矛盾多多,喜欢窝里斗,其根本要害就是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缺乏讲道理的习惯。即使是所谓教育,也多是口号、标语、语录等独断语句充斥其中。有时不受教育尚且能够以朴素的逻辑思考一些问题,一受教育,则变成了一脑袋瓜子浆糊。 因此, 在中国,不讲逻辑,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本来是好好学习西方逻辑思维的好时机,无奈,中国千年酱缸文化的巨大传染性与巨大惯性,在中国最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又引进了德国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这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问题还不大,毕竟他们有着千年的逻辑基础,人们在使用辩证法的时候,不至于昏暗到分不清黑白,看不清天地。但是,来到中国就不同了。 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一拍即合,在中国的昏庸文化之上,再来一点和稀泥的西洋法术。因此,在中国由上至下,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一套标准话语体系出现了。 如既黑又白,既错又对,既上又下,既左又右,既这样,又那样,把这样与那样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到处拉郎配,搞统一战线。弄得整个社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天就是地,地也是天,白就是黑,黑也就是白。即使罪恶滔天,那也是前进中的曲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犯再大的错误,也只是光明道路上的一小段曲折。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调和折中。先有党,后有国。党大于国,也大于人民。比如X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至上”的本来意义就是“最上”的意思。比如,“至尊”,就是最尊,九五尊就是皇帝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更尊的了。但是,“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果按照“三个至上”的思维,奥运会就得在同一个项目上设三个金牌,银牌铜牌都取消算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段话用逻辑规则来分析也会有问题。既是党的领导,人民又如何来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怎样有机统一?既是党说了算,那么依法治国又怎样个治法?如果只是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又靠什么去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常常就是危险分子,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难得糊涂”,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其实, 在辩证法教条下发展起来的教育也是同样一塌糊涂。 所提出的口号常常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智育为主,体劳结合,全面发展。说了半天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德育为先了,智育又要为主,最后还要全面发展,干脆说全面发展不就是了?教学理论也是这样:教师是主体,学生也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因此,教学理论是双主体论。就像教学理论突然变成了一条“双头蛇”一样,想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思维的含糊不清,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思维的产物。在这里难免讲一大堆全面、客观、发展与联系的空洞无用的废话。表面是面面俱到,客观全面,其实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没有说清。 但是,他又实实在在地说了,整天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其实我们也不难明白, 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都不会用这一套辩证法教条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 人们真正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规则,特别是逻辑的三大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除此之外都是在讲鬼话。所以,中国如果要发展,先得从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开始,在逻辑学的基础上,学会真正的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会真正发展起来,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

共识网 | 许锡良:不关心政治的教育是多么肤浅庸俗

   我写的文字无疑主要是谈教育的,但是也经常夹杂着一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东西。有人说我太杂了,谈教育为什么一定要扯上政治问题呢?每次遇到有人这样提出疑惑甚至责备、讥讽的问题的时候,我都感觉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教育学者,算什么教育学者呢?最多只能够算教育学匠。不关涉政治的教育是肤浅庸俗的教育技巧,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教育之为教育的真实内涵。   这是因为教育终究是要解决人的生存幸福的问题。而人必定是社会人,而不是孤单的个人,作为社会的人,天然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因此,亚里斯多德才会说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的《政治学》其实也可以视为教育学,其实就是讨论人怎样安排制度与管理好人的生活与工作才会幸福。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如果对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不清楚,就会面对需要教育的儿童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在西方,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一定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几乎都会同时写到政治与教育。甚至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才可能成为一个教育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既可以说是政治理论著作,也可以说是教育经典。中国的师范院校的教育系不直接拿柏拉图的《理想国》当教材是很可惜的,这么经典的东西却被放置到一边,而组织那么人去编那么多的文字垃圾,赚学生的钱,实在是一种罪过。   英国的洛克也是将政治与教育结合得很好的一个思想家。他的政论是《政府论上下册》是政治学领域绕不过去的经典名著,但是,即使这样两本薄薄的小书,中国人看重的只是下册,而对上册对究竟是“君权神授”还是“天赋人权”的讨论不太感兴趣。洛克的认识论《人类理解论》以及《教育漫话》和《政府论》,是自成一个体系的,那就是以“天赋人权”作为立论基石,以自由作为社会理想,以绅士作为培养目标。这些社会理想需要人作为具备客观、理性的认识能力,以及富有勇气、智慧的行动能力。人己关系,是政治与伦理关心的问题,也同时是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洛克同时代的卢梭也是一个同时兼论政治与教育的人,比洛克稍有不同的是,卢梭同时还是文学大师。在语言艺术上,显然洛克与卢梭不在同一个层次。洛克论个人的才情,显然要远比卢梭逊色,但是,在思想深刻理性程度上却远在卢梭之上。特别是在客观、理性的认识能力上,卢梭是热情冲动有余,客观理性不足。但是,一个人的才情在教育问题上显然更显得重要。因此,读卢梭的《爱弥尔》你会觉得是一部教育思想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艺术高超的文学作品。但是,读洛克的《教育漫话》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卢梭这个人也同时在政治与教育领域里颇有建树。在政治方面的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社会契约论》,这些都是纯粹的政治理论著作,而《爱弥尔》正是从培养人的层次去验证他的政治理论。他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一开篇就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奠定了他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在《爱弥尔》一书中开篇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是好的,一回到人的手中就变坏了。”也表达了他对专制旧制的深恶痛绝,但是,他追求自由的同时,开出的药方却是回归自然,尽量消除人为的因素,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追求自由最后还得在人类社会中去追求,而不是在回归大自然,回避人类社会中获得。卢梭的政治理论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新的血腥暴政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关。与卢梭同时代的伏尔泰倒是对卢梭政治理论的陷阱心知肚明,洞若观火,当卢梭把自己的《爱弥尔》赠送给伏尔泰的时候,伏尔泰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伏尔泰接着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卢梭的个人主义隐藏着明显的新集权主义因素,这是卢梭思想直接导致法国暴力革命红色恐怖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杜威也是一个政论色彩很浓厚的教育家。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直接把政治问题与教育问题用一部专著表述出来,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以前的教育思想家,虽然也把政治问题与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但是,一般是写成两种不同的著作,不会掺杂在一起讨论,杜威则直接用书名把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来论证。任何教育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离不开制度的安排。教育制度其实应该视为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教育制度在时间维度上代表着未来。但是,专制的政治制度常常会让教育制度变得比任何制度都更为保守落后。在专制社会里,即使所有的制度都在发生变化,但是教育制度仍然是最保守的。因为,教育本质上要传递人类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关系。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则这种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多是人类自然筛选出来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经过反复淘汰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在专制社会却不同,教育所教的东西常常不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专制力量依靠强力推行的愚民思想与缺乏生命活力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杜威那样的自由民主社会里,即使保守与传统的概念也是大不相同的。杜威是教育家,也是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多年。作为心理学家的杜威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个人的幸福一定是建立在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的。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缺乏这样的教育家呢?中国社会是讲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其实常常是用来扼杀个人自由与个人个性的。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而服从的集体其实就是服从集体的领导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一个人身心一旦不能够自由,任何活力都不可能展现出来,因此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都被扼杀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只能够出劳动模范,劳动模范其实是参照牛马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制定。因此,推出来的所谓的教育家,也多是村支书式的教育家,用了农村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套野蛮的办法将学校办成了学习集中营,将学生当成犯人来严加看守,这样做得卓有成效者,就被表彰为杰出教育家。即使这样,与满清时把乞丐武训当成第一教育家还是稍有进步之处。把乞丐当成教育家的典型,其实并不是满清的首创,中国自古就有“八妓九儒十丐”的说法,从乞丐里找教育家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中国最早的失败的教育家孔子倒是把政治与教育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不过,他直接把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将教育目标定位为从政做官,而从政做官的目的也无非是“出有车,食有鱼”,“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已,并没有什么社会理想。今天中国人讨论教育行政化,口诛笔伐者多,却不追究孔子这个鼻祖的根源,实在是匪夷所思。   把中国的孔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放在一起比较,其思想境界的高下立现。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好像不太关注政治,其实,他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本身已经为西方的政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在西方自有了苏格拉底,他们学会了讨论问题,学会了在自由、平等与开放的环境中讨论一切问题,而答案本身倒是次要的。因为,只要有了这样自由、平等与开放的讨论环境,人们总能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理性思维找到最适合于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的生存方式,而不需要一个圣人代替我们去作出结论。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文化与中国教育传统所不具备的,却又是最重要的。

共识网 | 许锡良:中国人就是被“爱国主义”害了

   我当年读小学时,最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以义和团为榜样的,这个教育告诉我们,要爱国就得像义和团那样仇恨洋鬼子。以后关于义和团的电影也放了不少,但是,最多的还是抗日的电影。幼小的心灵里,隐隐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中国的苦难都是洋人弄的。如果没有这些洋人入侵,中国这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人民过的生活简直有如天堂一样。   但是,后来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感觉到当年我们听信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上当了。但是,一路走过来,三十多年来,竟然这种教育一直没有被中断过。每当国内矛盾重重,举步维艰的时候,打出爱国的旗号,将国人的愤怒引向国外,特别是引向了日本,那么,一切问题都好办了。近百年来,爱国主义者让中国人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向外学习优秀文明成果的机会。这种被“爱国主义”教育出来的孩子,近百年来,绵延不绝,代代相传。其实,这些爱国者中不少人,住在平民窟,或者居无定所,吃的也是有上顿没有下顿,经常被警察、城管无端检查、刁难、抓走,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满腔的爱国之情。   有些国人很有意思,他们活着的时候保不住自己的土地,保不住自己的房屋,保不住自己的财产,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计,保不住自己的孩子;哪天不小心死了的话还可能保不住自己的尸体、保不住自己在死亡名单上的名字。但是一谈到保钓,立刻就激昂起来、热血起来,仿佛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当然,爱国者中获得国之好处的自然也不少。比如,今天有网友传给我一张照片,是一位颇有一些小资情调的女孩,手拿一面小国旗,刚刚参加完抗日游行活动回到自己的停车位,结果掩面失声痛哭了,因为她的日产车被爱国主义者们砸得面目全非,而且连肇事者都无法找到了。接下来只有自认倒霉了。   另一个网友发来的一张照片也挺搞笑的。因为,在这个时节,日本车在街头已经成为了危险的标志。有一个车主在车后面贴了这样的一个条子:车是日产车,心是中国心。钓鱼岛只属于中国的,苍井空才是世界的。这个护身符一贴,这部日本车果然安全了许多。因为这个身后面的标语无疑安抚了中国的爱国者们的义愤。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常常对这个钓鱼岛的历史真相并不了解,只是凭着一腔义愤,就去街头又是打,又是砸的。如果这些爱国主义者们知道,这个岛其实有N次机会为中国人所有,但是,中国人就是不肯要,他们还会这样义愤吗?比如1945年日本战败,接受《波茨坡公告》无条件投降,主权范围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其他由战争国决定的小岛之内,而此时的钓鱼岛并不在其列,而此时由《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澎湖等岛屿也归还了中国。当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埃及开罗会议期间反复问及蒋介石,中国是否想收回琉球群岛,蒋给予的答复是琉球群岛可同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这是最早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不仅如此,蒋对二战之后的战败赔偿问题也不主动提及,害怕他人耻笑,如果一定要提及战争赔款问题,也要等待英美国家先提,切勿由我主动提及。但是,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介入,中美共同管理的钓鱼岛一下子就落入了美国人的掌控之中。蒋不愧是儒家文化,在礼仪之邦培养出来的大国领袖。   这样的领袖在中国后面还不断出现。1972年7月27日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接见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周恩来表示,“中日建交不会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其次是“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谈判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钓鱼岛),竹入先生您也不关心尖阁列岛(钓鱼岛)吧。”一大国总理用日本名字称呼这个小岛,同时也启发诱导日本领导人不要关心这个岛,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听说这次谈判,周恩来既承诺永远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赔款,还不提及钓鱼岛的归还中国的问题时,田中角荣热泪盈眶,说,真没有想到周总理是这样好的总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因为,这次谈判,日本代表团已经作好了战争赔款与钓鱼岛归还的心理准备。但是周总理轻松放过,田中角荣简直是感激涕零,不知所云。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在记者问及钓鱼岛时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也许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法。1978年6月中国在没有获得日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的设想,并且一厢情愿地首次公开表明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式中日之间进行合作开发,此后,日本人以共同开发的名义对这个岛屿进行了系列开发,但是,不是与中国共同的,而是日本单方面的。   中国作为一个天朝大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地大物博,送出一点没有关系,割让一点也没有关系。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大国心态。豁达大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并不是那个老女人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发明。   话又说回来,中国那么多肥沃广袤的土地,都在污染之中,践踏之中。许多美丽的草原现在都成了生态灾区,日本人真要把这样一个小岛归还中国,中国人也不懂怎样开发。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恐怕还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有认真做事的决心,而且能够做出名堂来。也许当年邓小平提出了中日共同开发,日本人还真是动心,只是总也不见中国人对此岛开发有什么动静,因此,也就单方面行动起来了。现在国内许多爱国主义者对这些历史并不知情。相比小小的钓鱼岛,我更关心是的当下的人权问题与民生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要再多的土地又有什么用?相反,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不要说一个小小的钓鱼岛,就是让日本自愿合并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想想欧洲联盟吧,那些国家已经不再为国与国之间的土地发生争端,因为,那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国土之主权如果总是被置于人权之上,那这个国家即使拥有像原苏联那样广袤的国土,其实他们的国民也仍然是活得没有尊严的。   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附录:   中国民工李蜀皖不反日的10个理由。   1、 俄罗斯比日本占领中国土地多:   有一个暴力国家,占领中国土地比日本多的多,就是俄罗斯,是好几百万平方公里。没见谁敢去抗议俄罗斯。日本人是遣返中国保钓者,而俄罗斯是直接毙掉中国船员。   2、 中国内斗比日本致死中国人多:   导致中国人死亡比日本多的多,有1959三年大饥荒超过3000万。文革内斗牺牲几百万,国共内战死掉几百万。没见谁去悼念这些这些亲人。一样的死人,不一样的待遇。   3、 政府采购日本产品比百姓积极:   有一个强大机构,购买和相信日本货更多,军车警车到处都是日系的。没看见多少弹弓队敢砸这些车。最相信日本货的,其实是官方,而不是老百姓,安徽审判薄夫人的法院车,都是丰田的。   4、 国有企业和日系企业合作更多:   有一些国有企业,和日企合作生产企业,占有超过一半的股份,看到反对日系车的,却没看到反对这些国有企业的。随便举例,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一汽马自达等等,国有在前。   5、 政府抗日应该比百姓更积极: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一般是政府斗争在前,百姓斗争在后,现在老百姓跳到前面,皇帝不急,奴才急。老百姓大闹,浪费表情也浪费精力。   6、 钓鱼岛属于谁两国论点论据都不充分:   钓鱼岛究竟属于谁的,其实中日两国的论点都不充分,不能因为对自己有益,就强行歪曲事实。协议谈判和共同开发才符合两国利益。   7、 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是世界潮流: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旋律,争端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共享、共赢是方向,你死我活非你即我的斗争法早就落伍了。日美曾经互为仇敌,但是现在非常友好。   8、 现在日本已经不是当初日本:   当今资本经济日本和二战军国主义日本已经截然不同,世界和平度第五,军事安全由美国提供,纯经济型国家一般没有扩张冲动和军事威胁。   9、 日本经济与文化与中国互动互补、合作大于竞争:   日本在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体制等方面领先中国,并且在一些方面对中国有益。孙中山等受惠于日本,中国现代很多词汇等来源于日本,日本与中国肤色相同,文化同源,最终合作一定要大于分歧。   10、 中国内政的腐败威胁远远大于外部:   拆迁、下岗、重税、不公平、贪官、腐败、食品有毒、高犯罪、环境恶化、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等等弊端丛生,内政才是当前不和谐的重点,我们应该先做好自己,改变自己。

许锡良 |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2011年09月06日 15:38:14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上一篇: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许锡良 |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2011年09月05日 10:44:19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许锡良 昨天中午去好又多超市购物时,在新港中路的街边遇到了一位身穿粉红色T恤衫,白色祢你裙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传单,我以为又是发广告的。随手接了一张,用眼瞟了一下上面的内容,原来是一张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有孩子的照片,是一个只有3岁半,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天真活泼可爱。扎着一对小杨柳式的头发,做着调皮的姿态。上面的介绍是这样的: 寻人启事 彭傲雪,女,湖北仙桃人,3岁半,身高1米,身穿白色吊带连衣裙,脚穿黑色凉鞋,2011年9月2日晚上7点于土华幼儿园旁走失,有知情下落者烦请告知,重谢!本人已经报警,也可联系当地派出所,华洲街派出所电话: 020——89888709 彭先生电话:13570287406,15625137831,13229466556。  年轻妈妈看我接过传单,然后介绍说,她就是失踪孩子的妈妈。当时孩子是她带的,仅仅是因为在商店买了一点东西,才三分钟的样子,回头就不见了孩子。很显然,不是孩子走失的,而很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她说在广州海珠区土华村这个地方治安一直很乱,常常连成年的女孩子都会被拐骗走,三岁半的孩子就更是防不胜防。她虽然在第一时间里就疯狂地寻找,并且报警了,但是,至今没有什么结果。而且如果是被人贩子拐走的话,当天可能就离开了广州,现在希望已经很渺茫了。说着,年轻的妈妈就失声地哭了起来。越来越多停下来过问的路人行人,纷纷表示同情。我说,你现在这样在街头上发传单的影响面太小了,应该借助影响更大的传媒,比如电视台,报纸,另外,要把你孩子的照片制作成资料发布在网上,网络的影响甚至更大,更持久。可以用博客,微博与QQ群群发,效果会大不相同。然后我说,我来替你在网上说几句吧,孩子的妈妈感动得哭了,一连说谢谢。可是,我知道即使这样希望也很渺茫,但是,如果不做总不甘心。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一个小家庭突然失去唯一的孩子,那真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会感觉生活突然变得暗无天日,天要塌下来了。近年来,广州街头经常出现一些孩子,或者睡在地上,或者蓬头垢面在街上行乞,但是,也没有人闻问。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孩子很多时候就是被人拐骗来,用着行乞工具的。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地方政府不可以在这个方面失职,这个方面的失职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在日本,也常常会有走失的孩子,但是人家那是真走失,而且很快就会找到,因为没有人贩子拐卖小孩,在人家的街头不仅没有流浪的孩子,而且连成人乞丐都没有。但是,中国不同,一边计划生育,讨厌人口过多,一边任由人买卖人口。在全国都通互联网的时代,要打击贩卖人口的罪行,其实是易如反掌,关键是地方政府要真心负起责来。发现一个举报一个,惩罚一个。在互联网时代,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对批评了几句官员的平民百姓执行跨省追捕,而且效率奇高,为什么却对被拐卖的儿童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呢?如果把跨省追捕批评者的精神劲头拿出一点点,用来寻找失踪的孩子,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良治许多。 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上一篇: 从市场的角度理解民主法治社会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许锡良 | 从市场的角度理解民主法治社会

2011年09月03日 13:28:24    从市场的角度理解民主法治社会          ——为什么儒家文化不可能产生民主宪政?           许锡良           谈民主法治社会,离开了市场精神其实什么都说不清楚。中国之所以走不进民主法治社会,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与传统的自供自给的自然农业经济是密切相联系的。古希腊为什么会诞生民主社会?这其实是与他们的的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如果商业文明不按照民主的方式选拔管理社会的人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无法运作。商业贸易与传统农业耕作,所需要的知识、智慧与管理制度都是大不相同的。商业交易常常会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而农业生产却是相对稳定,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在这样的社会建立像儒家伦理秩序,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是完全符合这样农业社会的伦理秩序的。不是儒家文明在中国过去错了,而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在市场文明之下已经极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就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传统农业文明将社会的分工降低到最低限度,专业与行业都不发达。整个社会只是笼统地被划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最详细的划分也就是:仕、农、工、商、兵,而且都统一在“仕”途之下。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就是说百业的前途都没有“读书做官”好。这就注定了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分离。通过做官,或者通过枪杆子打下江山,这是获得财富的最好办法。追求权力,并且靠权力获得财富,这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这样的方式与市场原则中的开放、自由、公平交易,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获得财富的自然增长大不相同。市场原则是互惠互利,责任、义务与权利相配套。因此,有市场才需要法治秩序,也才需要民主选举,相应的伦理秩序就是自由、平等与博爱。而儒家文明则通过科举考试,背诵圣人之言获得身份地位与权力,然后按照权力的大小获得分配财富的资格。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民主宪政的,只能够是民主社会的死敌。无论韩国、日本还是中国的香港、台湾,都只有在儒家退出政治与经济的公共领域,仅仅在家庭伦理范围内起作用的时候,这些地区才有可能有经济上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有市场,却没有产生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所维护的专制皇权与官僚体系严重妨碍了市场发育。皇权“以天下为已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财富归皇权,这是不用说的。即使在有限的空间里,财富流动的原则也是官家通吃。即使现在的中国,也没有摆脱这种分配格局。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发财必须与官府合作的原则,仍然中国当前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否则,即使偶尔发家致富,也很可能被官僚集团用一个借口就可以立即倾家荡产。因此,儒家文化是不可能产生商人,所谓儒商,其实就是官商,最少也是高官勾结的产物。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就是四品道员。官商勾结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商要从于官,沦为官的奴婢,是没有独立价值与独立生存空间的。白居易的《琵琶行》有诗句,一个妓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只是“老大嫁作商人妇”,随后还要骂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见商人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也难怪,中国千年流传的一句俗话,可谓耳熟能详,即,“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儒家文化中皇权通吃,官家通吃,皇吃官,官吃民,大官吃小官的法则,也是千年不变的。因此,中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必须反思儒家文明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的问题,特别是当这套思想学说要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更需要小心谨慎。我之说到中国只有摆脱孔子才会有希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实市场社会与民主政治是高度一致的。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的性质决定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才能够达到福利最大化,效率会最高。因为人的利已性决定了,劳动与分配权利的分离是最利于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只有当一个人自己生产与创造出来的财富能够由自己支配的时候,他的劳动与创造的积极性才会高。而市场原则首先就是要尊重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交易过程就是让每个人生产出来的财富发挥最大效用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由交易,总能够空前地繁荣经济。而过去的计划经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都导致经济萧条,中国历史上也许皇家财富是个天文数字,但是民间百姓却是在忍饥挨饿中度过。即使是所谓的汉唐盛世,诗人杜甫也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民以食为天”当成天律,那是因为饿出来的真理。一个农业社会,竟然常常会吃不饱肚子。将能够吃饱饭当成自己最幸福的生活,那种文明层次是不可能会高到哪里去的。相反,以商业交易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社会很少听到如此的饥饿。中国的饥饿并不仅仅产生于战乱时期,更主要的是常常产生在和平时期。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大跃进”之后饿死数千万人,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市场而只有计划分配,所谓计划分配其实就是权力分配。这是不可能会有好结果的。今天同样作为朝鲜族的北朝鲜与南韩,因为各自采用权力分配与市场交易,因此,北朝鲜仍然挨饿,而南韩的吃饭问题都就不是问题。     一个社会不仅经济上市场,而且政治上更需要市场。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市场,政治专制,那么,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放大了权力的买卖。市场交易与官家统吃相结合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经济上的市场,政治上的民主法治,才是相配套的。如果经济上市场,政治上专制,其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就是腐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经济市场,政治上官僚集团,其结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那就是从国内掠夺到国外,最后形成了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留给人间罪恶滔天。二战之后的日本,从经济上到政治权力彻底地实行市场原则,这才从传统的腐败中摆脱出来了。其实,民主就是政治公共领域市场化。民主就是权力自由市场的自由选择。市场的原则就是平等贸易,自由公平交易。民主政治其实也是这样。候选人自己跳出来供大家选择,成为公共人物。他接受他人的品头论足,这与市场交易是一样的。你的货要卖给人家,那么他人就有资格来对你的产品品头论足。因此,西方政要人物是没有自己的隐私权的。他必须接受各方的检查与监督,报纸舆论可以任意评论他的所作所为。因此,他自己跳出来供大家选择,他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公共产品,没有隐私权,与一般的普通公民不同。因为大家要选你,自然必须充分了解你的一切,包括私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随时接受类似国会的调查与法院的独立审判。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手中的权力尽量为民生服务。中国喊了千年的“为生民立命”,以及后来的“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只能够是空话一句?为什么不能够落到实处?就是因为,享受公共产品的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就像市场上,你如何来保证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自己最合意的产品?只能够是自由公平地交易过程中才有可能。如果是由专人代为指认,那么,他为自己的私利起见,只能够将最烂的一个苹果分派给你,继续可能因为分配不公,连这样的最烂苹果也不给你。许多中国人常常讽刺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在两个烂苹果中挑一个比较好的。可是,人们没有想过,其实这样的结果是不错。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两个烂苹果,还能够挑出一个比较的好的,说明这套机制是在尽力挑选优秀的。所运行的原则仍然是优胜劣汰。可是,中国千年的伯乐相马,权力分配的结果是怎样的?那就是可能在一筐烂苹果里替你指定一个最烂的。为什么中国千年都是才子们怀才不遇的感叹?为什么历史需要巨人的时候,上台的不是侏儒,就是流氓地痞无赖?因为权力在不受监督的时候,总是趋向逆淘汰,也就是劣胜优汰。因为,权力掌握者,劣胜优汰的原则对于权力最大化最有帮助。从能力上讲,挑上侏儒,对自己权力最为安全。而一旦奴才治国,侏儒当道失控之后,枪杆子出政权,只能够在暴力中让最具有流氓土匪特性的出来专权。从汉时的刘邦到明朝的朱元璋,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是具有这样德性的人。     这样理解西方民主法治就不难感受到,经济上的市场与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其实是一个理念。经济市场与政治民主,分则俱分,合则聚合。经济上市场,政治上专制,后果就有如同一辆车,左车轮向右拐,右车轮向左拐,不仅很别扭,而且后果会很严重。所谓经济上右,政治上左,或者打左灯向右拐,都是不可能的。经济与政治上的高度合一,才可能理顺这些社会关系。     市场的原则就是:自由、平等、开放,因为交易的过程就是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此,必须重新倡导个人主义原则。必须追求个体的自由。私有财产必须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保护私产,才能够保护公民权。自古害怕私产的是皇权。因为如果保护了私产,那么“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才物,就不可能全部归皇权。这是一切皇权为什么都要在整个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原因。因为只有财产与人民都被集体了,皇权才有可能将之收归已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原君》是他的《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可谓一语道破了中国儒家文化所维护的君臣父子的那一套制度其实是吃人的制度。而这套分配制度则由明末清初思想家戴震说得很清楚了:“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中国儒学的以理杀人,其实是有深厚根源的。     一个社会的教育转型,其实说到底也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教育,转为市场社会下的教育。教育从来没有自成体系的。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的教育,而儒家的教育则是农业社会下的产物,无论从学习内容到学习方法,都注定了这种教育的静止、封闭、等级制与身份制的特性。而教育方法除了权威主义与技术控制之外,别无他法。所谓学习也主要是死记硬背,问题意识,批判质疑精神,开放的思想以及想像力、创造力,不仅没有空间,而且常常是打压的对象。中国的教育说到底就是由原来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儒家文化转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下的教育与文化。教育其实只是建立在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的基础上的社会现象。没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入理解,就不会有良好的教育。                 2011年9月3日星期六 上一篇: 新时代需要新教育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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