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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鹦鹉洲地名由来考辨

今人的主流观点认为,鹦鹉洲得名是因为汉末名士祢衡曾作《鹦鹉赋》于其上,祢衡被杀害后又葬在洲上,后人为纪念他,所以将江上这处沙洲命名为鹦鹉洲。但早期原始材料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鹦鹉洲地名由来与祢衡相关的说法,乃是由后人不断附会而生。

十年砍柴 | 故土地名的变不变

(《文史参考》专栏) 2010年某日,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电邮,写信人姓李,家住宜宾,年龄和我相仿。他说在一篇文章里知道我姓李,是湖南新邵人。他们家族是清代由湘迁四川, 繁衍数万人,现在合族想找到湖南的“根”。我问他可有文字资料。他说,“文革”时族谱损毁殆尽,改革开放后族内长老凭记忆写下了始迁祖的一些信息。始迁祖 于康熙十六年由湖广省宝庆府邵阳县某某都第五甲迁到四川铜梁。 我对他说,清康熙年间至今三个世纪了,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以邵阳县为例,1947年析分出隆回县,1952年在析分为邵阳、邵东两县,另有一部分乡镇和新化一部分乡镇组成新邵县。若按当时的“官名”,查询起来难度太大。 这位先生说,老人还说迁徙地又名:邵阳北路石马江严村冲,还有族人居住在新屋基。谢天谢地,三百多年前那些湖南农民迁徙到四川时,还牢牢记住了故土的“俗名”,这些俗名至今没变。石马江严村冲离我家8华里左右,新屋基是我家族宗祠所在地。这些地方都在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新邵县了。这位先生是我的宗亲无疑,远在四川那群李姓人的根,算是找着了。 这件网络时代的趣事,引发我对生长的那块故土的地名之历史变迁做了一番琢磨,发现很有趣味,可以作为中国大历史之变迁的小小标本。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一地俗名相对固定,官方命名则容易变化。 以前文所言的那件趣事为例,“北路”是指邵阳城北门外的乡野之地,范围很广。邵阳城在南宋改为宝庆府,因宋理宗在此龙潜数年,登基后以年号命名其发祥之地。而邵阳县是附廓县,即县城、府城在同一座城池内,宝庆府在明清是大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辖境约为今邵阳市区、武冈市及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等县与城步苗族自治县)。邵阳县的乡村将城池围绕,故有东、西、南、北四路。数百年来政权鼎革,人事变迁,行政区划变来变去,而东路、南路,某某铺、某某冲、某某塘之类的俗名却相当的稳定。 我所在的新邵县,1952年建县后,属于邵阳地区,1977年划归涟源地区,后涟源地区改称娄底地区,1983年又回到邵阳市。我读小学、中学时,属于言栗乡(公社),后撤区并乡合并到小塘乡。言栗乡(公社)之来历,乃是因乡(公社)政府所在地跨言耳边、栗江两村(生产大队),如安徽省取安庆、徽州,甘肃省取甘州、肃州两府首字命名一个道理。可到了“文革”的“极左”时代,到处盛行改地名之风,一些沾染“封资修”元素的地名纷纷改为“革命化”十足,言耳边大队改为英雄大队,栗江大队改为东风大队,而“言栗公社”的名称继续沿用,外人就很难知其来由。但当地老辈人说话,决不说新改易的“革命化”名字,一定会说去“言耳边”或“栗江”走亲戚。上世纪80年代中叶,人民公社解体,“英雄”“东风”又改回原来的名称,这两个村的90后青年,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村子曾有过那么“时髦”的名称。 我老家现在所属的小塘乡,在民国时期的“官名”是“刚劲乡”,1952年邵阳县所辖与刚劲乡一起划归新邵县的乡还有:集云、仁义、靖生、敦仁、敦安、三民、安义、长安、长泰等乡。望文生义,就知道这些“官名”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既有执政者坚守的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礼、义、仁、智、信,又有国民党自家所宗的“三民主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带有浓厚“封资”色彩的地名被扫进垃圾堆,实属必然。现在两岸交往频繁,台湾旅游已对大陆客开放,一个大陆人去台湾,若有心的话,就会发现至今在台湾,许多乡镇的名字仍带有此类色彩。 不论“官名”如何变易,行政区划如何折腾,只要民间自然命之的“俗名”或曰“乳名”不变,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之根,我以为还能依稀可寻。一个人发达了,无论将名字改得多么文雅,回乡后,父老叫他一声“狗剩”之类的乳名,就一下子说出了他的根本。但麻烦当然有。古代喜欢用一个牛人籍贯所在的邑名代称其本人,如韩昌黎、张南皮、袁项城,可这些古人的家乡行政区划或地名一旦变易,往往让人觉得莫名奇妙。比如,曾国藩被称为“曾湘乡”,陈寅恪先生说自己“议论近乎曾湘乡 、 张南皮(张之洞)之间”,而曾氏故里现属于上世纪50年代从湘乡县分出来的双峰县。吾乡先贤魏源,人称魏邵阳,他的故里现属于隆回县。----读史书者不可不察。

还回被割断的地名历史

    湖北襄樊更名为襄阳,报道说,修改公章牌匾地图证照等费用将不下亿元。   这是说的更名成本吧。还只是直接可见的成本。另一个成本,在于心理,对一些出身和成长于“襄樊”时代的人来说,地名的变化,会产生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然而, 无论直接成本也好,心理成本也好,如果更名是合理的,那么长远而言,不是大问题,只是提醒人们地名更改总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襄樊有60年历史,襄阳的历史是2000多年。襄樊源于襄阳与樊城,得名于1950年,那正是一个政权的初生时期,襄樊隶属襄阳行署。此时襄樊为市名或有区别于行署名称之意,但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行署与治所名称同一并不少见。   两地各取一字以成新名,其实使我更容易想到“晋绥”、“鄂豫皖”、“湘赣”等根据地命名之法,这算是一种新的地名文化吧。尽管像武昌与汉口、汉阳合称“武汉”,这种情况也前已有之,但几个地名各取一字合成新名,确为根据地命名更为普遍。   地名一旦生效,影响当然巨大。一切历史,在新地名下书写;更重要的是,生老病死在新地名下完成,从而地名也变成很多人个人的历史。然而,每一次新地名生效,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襄樊从无到有,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在政权初生期的兴奋中,人们对这个地名是否有过“非驴非马”的感受?   但无论如何,行署襄阳仍然作为一个大地名存在,尚可使地名的历史温情延续。后来撤销行署,襄樊驾乎其上,襄阳仅为城市的一个区名。历史地看,襄樊替代襄阳,可视为地方命名上的一次篡夺。时任市委书记表示当时“缺乏文化传承理念”,就是这个意思。而另一个考虑,即“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作为曾经发生的历史,可令人哑然无语。   在湖北,考虑两地情绪的地名,更荒唐的无过于“荆沙市”。这个在荆州与沙市的地市合并中专为照顾情绪而搞出的非驴非马怪物,很快终止,两年之内,招牌两换,直接成本可谓高昂,但还是要看到,毕竟迅速变到“荆州市”,尚不至于如“襄樊市”这样,制造几代人的心理代价。   湖北襄樊复名襄阳,与其说是引起地名更名的新一轮风潮,不如说是引起人们对地名文化的关注。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标志,被视为最便捷、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从而成为不少地方用心琢磨的对象。 更名本身有改旧布新的快感,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产生改名行动,我的家乡,原称沔阳县,县改市时,更名为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写,而且音近绵阳。 更多的地方为“擦亮旅游名片”而改名,确实收效可观,而且旅游地点本身也大多具有文化内涵,这类改名中只有黄山替代徽州使人怅然若失。    换名需要多少成本,会带来多少收益,不足以衡量改名是否合理,而只能证明改名需要慎重。地名,更重要的是传承一份历史的温情。每一片土地,都曾经有无数代人生活,诗文歌赋、地方史志、记忆积淀、乡关所寄,依托于此,使人知道历史的厚度、大地的坚实,并产生地方认同、乡情史思。   当然,每个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度并不一致,不是所有改过名的都需要复归。但 总体上说,如果可能,应该尽量还回被割断的地名历史,不成功的改名比比在是,不能受制于几十年、十几年的误植而怕花钱。没有改朝换代,地名天翻地覆,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怕是少有。几十年前,张奚若指责“轻视历史,迷信将来”,近些年里的地名乱象,也算是一个表现。                           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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