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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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不良资产在未来两三年会大幅上升

    (在2012年第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   谢谢!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银行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能起什么作用。刚刚监管机构的领导主要谈了是银行体系在经济放慢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适应这样一个时代,不能依赖于增长,同时还有王副主席刚刚提到竞争的问题,对银行过去盈利模式会受到很大冲击。刚刚银行的管理层也谈到了一些发展业务,针对中小企业是不是有机会,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讨论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挑战有一定的认识,今天这个情况银行的挑战比较多,有盈利问题,有增长问题。我想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谈我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都了解银行的股票比较低,银行的股票为什么比较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银行现在一般的股价接近于净资产,或者低于净资产,都是说明了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持怀疑的态度,在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最高点的时候是两年前 10 个百分点, 10% ,现在下滑到大概 8 个百分点。当时大部分股价今天是 8% ,大的银行股价都是在 0.5% 到 0.8% 的水平。我们的市场对不良资产未来的估计是远远超过现在银行自己公布的 0.1 个百分点不到的水平。一般来说市场在这种对资产预料来说都比银行自己说的要准,在中国来说不是说怎么来应付未来的挑战,中国第一件事情是中国银行体系第一关过的是怎么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     三年前我在银监会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我谈了两个观点,一个是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不能对冲系统性风险,如果有一个大的系统性的问题,像房地产、信贷泡沫的话,银行不可避免会卷入,内部机制不一定能够起有效作用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宏观对金融来说是最主要的。第二点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中国经济产生泡沫的话,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当时发表观点是中国大规模的刺激经济,中国的广义货币四年以内增长 1 倍的情况。在今天中国的负债率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这个数字不一定是最精确,但我自己看得到的是中国非金融经济的负债率大概是 2 倍的 GDP ,这不包括民间的借贷,美国是 215% 的 GDP ,欧洲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但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历史上没有发展中国家负债率那么高,而且中国的负债有一个特点,家庭和中央政府的负债比较低,主要集中在企业这边,而企业这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这是一个大的风险呢?企业负债率高的话,它的盈利能力也必须要很高才能够应付危险。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盈利能力比全世界平均水平低一半左右,而我们企业负债率跟 GDP 的比例比国际平均至少高 1 倍,这一进一出是 1:4 的概念,所以中国企业偿还债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觉得中国不良资产以后的两、三年里面会大幅度上升,这背后为什么企业能够举那么多债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是以抵押贷款为主的,而中国抵押资产主要是跟土地有关的,土地或者是房地产。而中国这几年土地价格是大幅度上升,所以企业举债的能力也大幅度的上升,为什么出现中国信贷有这么大规模的扩张,从这个风险来说,中国信贷这几年大规模扩张应该是一个泡沫,但它跟土地的泡沫是连在一起的。今年中国经济和房地产的信贷都是一个拐点,它是通过升值来维持信贷,这个时代应该是过去了。中国土地价格今年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统计数据不一定是精确反映现在的土地市场,我觉得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和台湾和日本在 1992 年之后是非常接近的,以后会进入很多年的下滑通道。因为抵押资产萎缩之后对信贷质量一定会有大的影响,所以企业负债要续债能力会下降,我们现在看到信托借贷大幅度上升,今年信托可能会过千万亿。信托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资产质量不够好,银行体系不愿意接受抵押,所以这个就转移到信托的体系,这样风险的重新分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是没有下降,土地问题对中国以后银行的信贷质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制造业生产利用率超过 10% ,在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大幅度下降,我看到政府报告国有企业盈利大概是 10% 左右的下降,因为我们现在信贷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企业的盈利大幅度下降,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给中国银行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处理企业不能还债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续债,借新钱还老钱,这样拖下去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看到在日本从土地市场最高点到开始处理不良资产花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对经济重整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银行体系对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不能重新分配,经济从泡沫经济转型支持新的行业,有竞争力行业转换的过程是会拖延的,对经济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在这个话题下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处理不良资产时候应该是短痛比长痛要好,要尽快的处理,中国经济有机会把资本转向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现在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这是我对银行体系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为我们现在不光银行是不可以倒,现在变得企业都不可以倒,不光是国有企业不可以倒,连开发商民营企业也不可以倒,因为整个信贷体系建立在对国家担保预期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从信托到企业债都是一个不敢有破产,所以碰到问题都是在资金上面,金融体系再重新分配,使得企业能够维持下去。在整个国家经济盈利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完全依赖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来维持金融体系的操作我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这一步怎么走出来,中国大企业要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那么严重,如果不是通过破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拖下去金融资产会越来越差,不赚钱再这样拖下去他的资产质量越来越差,这是克服系统风险是金融转型非常关键的一步。整个金融体系以后不依赖于国家隐性担保,作为最根本的资源来操作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系刚刚我听到关于利润的问题,银行利润是件好事情,所以政府不应该做政治的变动负面影响银行的利润。我觉得这个对话是在中国现有体制的对话,是跟政府的对话,说明银行体系盈利主要是政府带来的,不光息差是政府贷款的,从存款的成本到贷款的风险都是政府给的。整个银行体系不是市场的机制,后面根本不是政府的担保。比如说我们的存款实际利息是负的,这么低价的一个资金来源,如果不是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的话,存款者是不会把这个钱放到银行体系,银行是受到补贴的。第二是贷款土地企业盈利能力比较差,为什么能够大胆的去贷款,也是因为有政府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存在,这个息差是比较靠得住。我们金融体系这十年改革之后形成一个公司机制,这是走出去市场经济的第一步。现在因为政府隐性的补贴,这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我们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吃饭的行业,我觉得这是以后我们金融怎么走向,自己靠自己吃饭这一步要走出来,转型当中这一步不可避免,如果这一步不走出来,以后金融会存在的问题更大。因为经济靠隐性担保吃饭,在贷款上面也是贷给自己,这是一个政治结论的操作办法,基本分配上面,所以我觉得对经济转型是非常不利的。中国一方面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品牌,有技术含量的企业是非常少的,这说明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只是对粗放型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起了支持作用,但在经济转型,提高生产力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重视很大的事情,银行体系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从股市看得出来,股市上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创造利润的模式,到今天为止股价更低,我们民营 GDP 涨了 4 倍,股价更低,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明我们在经济基本分配上面没有创造明显的盈利,所以为什么股价会那么低。     刚刚说了两点,第一点是正确对待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不良资产不能拖,拖的话会把经济拖死的。第二点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能靠政府吃饭,一定是走向市场,如果不走向市场的话,我们经济的转型要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大银行,我们说的股份制银行也是巨大,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也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大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是不可倒的机构,不可倒的话就引起了很多问题,一个不可倒的机构里面,银行不管是私人拥有的,还是政府拥有的,不是政府的产物,最终是一个依赖政府担保,在市场上面用别人的钱去赌的机制。所以我看到这次危机美国有 8000 多家银行,但是 60% 的资产是前十家的大银行持有的,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所有大银行都倒了,如果没有政府支持都是倒的,但是绝大部分小银行是不倒的。所以这说明我们看到大银行是很风光,出来的人都是拿奖金特别多,特别富有。我们从全世界其它国家看到经验大银行是给员工带来价值,对股东都是带来价值。大银行的机制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因为有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问题,存款都是朝国有银行走的,所以国有银行变的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股份制银行也是国家隐性担保的,所以它的存在,变的那么大是跟这个有关的。     在中国的小银行也是有问题的,地方政府对这些银行贷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中国现在小银行的资产质量比大银行还要差,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小银行的问题,城商行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对二、三线城市影响非常大,这些城市的银行对当地借贷规模是非常大,中国的城商行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在中国这个体制里,大银行问题也是有,像国外一样。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找到走出去的道路,让银行体系能够良性循环,既不靠政府,自己也不去闯祸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二十年里面银行危机到处都是,泡沫的崩溃到处都是,我看到不出问题,房地产泡沫爆了还能够维持的我就看到是两个地方,一个台湾,一个香港,香港在 1998 年之后房地产价格下降 75% ,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背后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房贷是无限制贷款,跟美国不一样,出现负资产的话一般业主会把房子抵给银行,所以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第二个很重要的是银行的股东主要是大股东,这一点台湾跟香港一样,一个家庭持有的银行这个钱是它自己的钱,在泡沫的时候,一般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特别银行体系出现泡沫带来后果不是个人的后果,我看到美国银行里面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介入证券化房贷市场呢,主要是赌一把短期会带来盈利,对银行管理层是有好处的。所以它这个行为是跟股东结构有关的,这是我现在银行体系,最佳银行的结构是家庭式的银行是我们大家值得考虑的事情。在台湾、香港房价掉那么多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影响,虽然说有盈利的能力,但是没有破产,自己的钱到外面去赌的时候想的比较多,说明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以后银行怎么搞,最终一定是股东跟政府的利益,跟管理层的利益一定要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出问题是很难控制,我们现在经济都比较悲观,大家都在寻找增长点,现在谈人口红利、城市化,这说明寻找增长点都希望水涨船高,通过水涨船高解决我们的问题。银行体系和公司都是等着水涨船高让大家过好日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两点,一点中国水涨船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待是非常危险的策略,对企业和银行都是非常不利的。中国银行过去 20% 多的增长是过去了,我们渐渐走向 10% ,或者比 10% 更低的状态,这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这是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第二中国增长的潜力还是有的,因为中国人均资产 6000 美金,跟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是 4 到 5 万美金,韩国都是 2 万美金,向比较低的。政府机构投的时候往往问的问题是你说有增长,增长在哪里,政府在探讨增长在哪里这种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还是想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这个市场的经济通过价格体系找到最佳的答案,生产力上升是通过资本分配的优化来达到的。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退一步,这个过程当中金融跟政府的发展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国有投资 20% 的 GDP ,房地产今年应该是 17% 到 15% ,加起来 40% 的 GDP 都是政府主导。所以这样一个经济在某个时间段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房子基本造好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问题,金融改革跟经济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过去金融是支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所是大宗商品的制造业向化工、钢铁,以后的经济是要多元化,要细分,公司的盈利要考虑的非常周到,它不是一个粗放型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市场,政府要往后退一步,如果中国政府往后退一步基本分配走向市场,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银行在基本分配上面要市场化,如果我们走到这一步的话,中国经济以后保持 7% 的增长是有可能的,保持 7% 的增长每十年增加 1 倍,中国今年经济 8 万亿的规模下面,每十年增加 1 倍的话,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比较短暂的时间能够达到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现在很多人都很悲观,都说看不到增长,我自己个人认为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这个好的未来要达到的话要我们有新的思考方式,需要政府退一步,金融走到前面,如果我们走出这两步的话, 15 年不光是走向小康社会,我们有可能走向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谢谢大家!

 谢国忠:中国股市到明年年底情况都不会太好

  (在 2012 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以下为谢国忠发言实录:     胡舒立:债务危机不仅仅在欧洲,欧债危机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恐慌,危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债务悬崖拖累经济复苏;中国的显隐性债务总体可控但结构堪忧。各大经济体债务难题缓急有别、形式各异而实质如一。如何评价以往的债务拯救措施?如何更有效地走出债务困境?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如何重建财务纪律?这又将如何影响经济复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谢国忠:刚刚麦金农教授提的有一个财政危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竞争力的问题,希腊的话,竞争力相对弱,通过财政紧缩强迫自己国内的价格调整。如果价格调整这么大规模,通过内部来调整的话需求很大,最终要通过退出欧元区,只有通过贬值方法来解决。     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刚刚白林大使提到了银行监管的问题,财政的配合问题,现在我觉得大的问题是,欧洲需要对北欧贬值的问题,欧元能不能维持下去,德国会不会接受?如果不愿意接受膨胀的话,欧元是很难的。     比如说西班牙竞争力需要提高 30% ,如果完全通过国内的价格下滑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债务怎么办?债务是不会下滑的,工资下滑 30% ,债务还是一样需要还的。所以这个观点就是这样,今年或者明年德国会出现膨胀,德国可能需要比较高的物价,物价上升 15% 或者 20% 才能够使欧元生存下去,这样欧元的前途取决于德国,如果德国不支持的话不行。     债务问题反应的是现象,债务上升为了掩盖一些问题,有一位经济学家在 20 几年前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欧元以后要失败的,最重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没有流通的,如果劳动力市场没有流通,货币的话是很困难的,现在出现这么大的竞争力偏差。      ( 主持人:现在欧元区的劳动力算流通的啊。 )      谢国忠:能够流通,但是劳动者选择不流通,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文化体制各方面都很不一样,欧元如果生存下去是有很大困难的,短期来讲是需要德国接受通胀,如果德国不接受通胀的话欧元很难维持。     德国财政转移支付的话不可能的,比如说中央拿钱给钱就算了的话,没有这种事。      我觉得下一个危机很可能是日本 ,日本国债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是 GDP 的 230% ,经济在萎缩,能够偿还债务能力在下降,这两个结合起来是危险的。过去日本因为有足够的储蓄,政府去借,今年开始有财政赤字,明年或者后年就会出现通胀,主要原因是人口下降,每年人口下降 100 万,还钱人少了,债务高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两年里出大事可能性比较大。     更长时间来看,中国从很多方面重走日本的道路,走得比日本更快,一个是投资,投资的话危机是错误积累引起的后果。日本错误也是长期积累,就是投资带动经济,最后没有竞争力了,没有市场了还是投资带动经济,就形成了大量债务,中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投资带动经济模式,地方政府发展招商引资模式不改变的话,中国出现债务危机是迟早的事。     主持人:谢国忠你曾经说过,现在欧债是欧美,还有日本、澳大利亚也可能出现,这怎么解释?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投资投什么?美国房地产现在能不能进?     谢国忠:我看到很多朋友到美国买房子,美国房地产一直低的,土地都是私人的,房价高的话多盖房子,现在房地产热门的地方,像曼哈顿伦敦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安全感引起的,富人到哪里觉得都不安全,所以聚在一起抱团去,曼哈顿的房价就有回升了。     我觉得现在投资很困难,货币放松这个趋向是不太可能会变的,可能还会维持很多年,所以对于大家持有货币要防范风险。我觉得做黄金不错,总的来说是保值的,还有大的公司的话,价值是独立于货币的,货币贬值公司价值也会上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要想赚快钱发大财,如果这么想会亏大了,这个时候要想到保平安,这样才能渡过难关。     主持人:上个月财新《新世纪 》周刊发表封面文章叫中国式次贷,这篇调查报道发现中国一年发行信托产品达到 5.5 万亿元,至今还是零违约,没有出现违约,不管怎么说,这些资金最终还是银行的钱,只是换通道和名目在市场走,这肯定不正常,按照华尔街说音乐不停我们就得跳,大家还问击鼓传花谁接最后一棒呢? Andy ,这个鼓会不会停?房地产怎么走,地方压力多大?     谢国忠:这是需要配合的,债到期了不还就续了,短期来看没有什么波动。但是隐藏不良贷款的话影响是巨大的,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从历史上来说借钱人基本不还的。你去看政府借钱从来不还的,新钱还老钱。一般公司也是这样,中国的话不光国企拼命借钱,民企也是,只要有钱就借,借钱人负债越多人越厉害,别人不敢碰他,所以这种局势到最后引起货币大量超发掩盖这个问题,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比较大规模通货膨胀是时间问题,会不会引起贬值这是对我们体制的一个大考验。     如果中国避免这样的厄运,今年就应该让经济下滑,该破产的就破产,犯法的就去坐牢,但是地方官员说这不可能,如果都去坐牢怎么办?我们现在看似表面稳定,我觉得这也是走向悬崖。     主持人: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中国式的地方债务问题联结在一起的,房地产周期和地方债务周期怎么看待?     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是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是靠房地产吃饭的,到处都是宏观调控引起的问题。中国大部分房子在三线城市造的,中国有 100 多亿平方米在造,中国有多少人?胡舒立提的问题是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办法,中国目前到处都是烂尾楼,有很多城市根本就不该建,因为没有人,以后房子怎么可能有需求呢?     华商报记者:请问谢国忠先生,你怎么看待明年股市,股市跌了五年了,你怎么看将来的情况?     谢国忠:中国股市,如果楼市不彻底调整,股市楼市起不来,资金套在楼市里面。现在银行采取的策略是,借新钱还老钱,资金套在里面,这是第一点,从资金链来说,对股市不利。从盈利水平来说,公司盈利能力都在下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股市至少到明年年终之前,情况不会太好的。     提问:请问谢国忠先生,我前段时间看文章,关于日元的汇率,日元会遇到一些问题。正好前一段时间日元汇率走强,原因是什么?您认为日元出问题,从强到弱转换机制是什么?     谢国忠:走强的话是因为 QE3 宣布的时候, QE3 规模 1 万亿美金。如果我自己估算的话,相当于美国 GDO 的 6% ,日本央行推出自己的 QE 只有 2% 的 GDP ,相对差别引起大家对日元的看好。     这从货币供应量看问题,没有从经济基本量看问题。日本比美国差好多,所以汇率这么强的话是不可持续的。最近你看到日本政府年底可能要更换,新政府很可能对央行产生压力,日元强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市场不习惯这个,总觉得日元是避风港,如果世界有问题,持有日元比较安全,其实这是习惯造成的。明年你会看到日元会走低,而且几年都会一直走低的。

谢国忠:与中国纠纷将成压倒日本最后稻草

日元濒临崩溃   日本再次陷入衰退。直接导火索就是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日本名义 GDP 自 2007 年以来就持续跳水,日本的国债占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了 200% ,贸易赤字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三重打击可能最终会导致日元经历结构性下跌。   日本名义 GDP 的增速必须快于国债增速,其财政形势才是可持续的。实现这一点的惟一途径就是日元贬值。   沉默的低迷   自从房地产泡沫开始收缩以后,近 20 年间日本一直深陷在通缩和经济收缩的泥潭中。 1992 年其国债只占 GDP 的 20% ,而现在是 230% 。基本上, GDP 总量 200% 的经济刺激都无法扭转经济形势。   现在很少有人会关注日本的问题。金融市场 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了美国问题上。但美国在 2007 年到 2011 年间名义 GDP 增长了 7% , 2012 年很可能再增长 4% 。日本名义 GDP 在 2012 年也就是零增长。 2007 年至今,美国和日本之间名义 GDP 增长率的差距已达 20% 。美国的债务在 2012 年达到 GDP 的 100% ,这种趋势已是不可持续,日本的债务问题则更为严重,债务危机将会比美国更快到来。   日本问题之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是因为国内储蓄填补了债务。日本家庭投资国债的倾向是很强烈的。   另一个缓解因素是日本的平均主义经济结构。经济不景气还没有演变成就业危机。现在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只是降低了大家的工资收入。日本只是把痛苦平均分配了,避免对某一部分特定人群造成严重伤害。这就是日本在表面上看没有衰退的原因。   日本股票市场在 1989 年达到了顶峰, 1992 年土地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现在的日经指数是 1989 年的五分之一。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下跌了 80% 。不过,鉴于日本资产价格现在已经很低,其持续衰退主要应当归咎于老龄化和丧失竞争力。   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出现的正常现象。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有,教育程度更高,他们的寿命也就更长,生育的子女数目也会减少。日本的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经济衰退的前景导致很多人不敢生孩子。人口下降又加强了萧条态势。老龄化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电子产业曾经统治世界市场,但现在每年正在流失数十亿美金。日本大多数知名电子企业将会在三年内破产。日本的汽车行业仍然规模很大,且保持了良好的利润。整个日本经济都依赖于汽车行业的表现,但其竞争力也在慢慢输给德国和韩国的竞争者。如果不改变这种趋势,日本汽车行业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收缩,从而加速日本经济的下滑。   日本其他比较成功的行业也将面临挑战。日本在很多机电产品精密零部件的制造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中国和韩国正在赶上来。再过 10 年到 20 年,日本很难还在这些行业保持强大的优势。   日本经济正在重组为老年社会服务。其国民的平均年龄接近 45 岁。超过 65 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2 %,到 2050 年将达到三分之一。老龄化是重塑日本经济和政治最强大的力量。   日本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老龄化最快的国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条教训就是需要政治变革,更重视年轻人,否则,社会就无法对未来投资,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年轻人负担过重,也会抑制养育子女的想法,从而进一步增强老龄化趋势。应当降低投票年龄,由此增加年轻人的选票。   关注老年人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日本的基础设施,像名古屋的电梯,都在为了适应老年人的需求而进行改造。这肯定是件好事。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是崭新的,但并不顾及老年人的需求。新的机场和高速铁路站的大厅都很大,老年人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对老年人来说很不适用。中国的老龄化过程只比日本落后 20 年,用这种方式建造基础设施是非常短视的。   日本并没有增加移民来缓解老龄化压力。相反,日本的老年人依然积极投身于经济活动。从企业退休之后,老年人经常会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比如在餐厅收拾桌子,开出租车或者是经营便利商店。这有助于缓解老龄化问题,值得中国借鉴。   错误的汇率政策   当经济面临不断增加的竞争挑战时,维持强势货币是错误的,而这正是日本在过去 20 年里采取的做法。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为 140 ,而现在汇率是 80 ;十年前,日元兑欧元汇率为 160 ,现在是 100 。对于一个竞争力下降的通缩经济来说,维持强势货币无异于自杀。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辩解说他们不能控制汇率。事实上,日本政府会时不时地干预货币市场,以制止日元的暂时上涨。这种干预只是给了投机者从日元上涨中获利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投资头寸受到这种干预措施的补贴。这一类干预的失败,造成了日本政府无法控制日元币值的印象。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央行总是可以决定其货币价值,只不过通胀会限制央行的能力。日本一直在经历通缩,根本不用担心通胀。在通缩的环境里,增加货币供应是正确的,由此导致的货币疲软可以抵消邻国的竞争压力,给经济带来一些喘息空间。日本不可能不理解如此简单的逻辑。我们不得不认为强势日元是刻意为之。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经济规模而不是经济增长因此成为日本制定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理由是如果日元贬值一半,日本经济就会减少 3 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不再拥有话语权。然而,这种考虑只有在经济规模的好处可以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而我严重怀疑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个原因就是日元强势可以使老年人获益。随着日元购买力的提升,退休人员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却需要由劳动人口为之埋单。由于日本各政党十分依赖退休人员的政治支持,强势日元自是情理之中。   如果没有财政支持,强势日元可能会彻底压垮经济。占 GDP 200% 的国债正是强势日元的必然后果。只要日本能找到足够的钱来填补现在占全部支出 40% 的财政赤字,这场游戏就会持续下去。   过去有一个支持强势日元的理由是日本可以借此把所有问题留在国内。可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但既然日本民众支持这种,别人也做不了什么。可惜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日本最近的贸易赤字说明问题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下降。如果财政赤字不减少,国内就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弥补赤字。现在出现的贸易赤字以及经常账户赤字很快就会反映日本的储蓄短缺。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看法将会影响其债权市场。外国投资者不可能会买日本疯狂政策组合的账。   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收缩赤字,经济就会进一步下跌,这将会加速经济的恶性循环。强势日元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微妙平衡将会被打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某种崩溃。   最后一根稻草   与中国的纠纷可能会是打破日本经济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个稻草,因为中国是日本企业最大的市场,也是惟一一个正在增长的市场。   日本的贸易赤字可能会在 2013 年迅速增长。市场可能会不再把日元当作安全的避风港,而是将其视为结构性疲软货币。这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资本流动逆转,导致日元下跌到低于现在 30% 至 40% 的水平,达到新的平衡。   在日本长达 20 年的衰退期中,日元几乎一直保持强劲。金融市场充斥着卖空日元而倒下的英雄。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如此糟糕,吸引了大批没有经验的投资者卖空日元。因卖空日元而受损,似乎是外汇交易员最基本的从业教训。经验丰富的外汇交易员几乎是本能地怀疑看跌日元。由于美联储采取的政策与日本央行类似,现在似乎更没有理由看跌日元了。   不过,当前有三个发展趋势,预示着强势日元末日的来临。   首先,日本企业部门业绩每况愈下,很多知名企业可能将会破产。如果它们真的破产了,日本经济的收缩将会加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其次,财政状况达到了某些硬限制。最近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为 GDP 的 0.1% 。简直小得可笑,根本不可能改变局面。如果政府能够推出规模大一些的方案,才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事实上,政府减少象征性的财政刺激举措,表明不会推出更多的刺激计划了。经济刺激无法抵消强势日元造成的弊端。   最后,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摧毁了日本解决问题的梦想。这个争端不可能很快解决。一旦中国消费者转向选择其他汽车制造商,再回头可能就会非常困难了。短期内,中国需求下跌将会加速日本的收缩。没有其他因素能够抵消这种影响。避免灾难的惟一工具就是日元贬值。   似乎强势日元的末日就快到了。 (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谢国忠:现阶段持有资金是最佳选择

第三轮量化宽松终于粉墨登场:美联储承诺每月购入 400 亿美元有抵押证券,直至实现美国经济复兴。也就是说,第三轮量化宽松,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永恒版。   那么政策的结局,到底会是经济复兴,还是灾难来临?要知道,正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金手指”,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互联网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乃至全球金融危机。本·伯南克所谓的“量化宽松”,就能拯救当今世界吗?   这已经是第三轮量化宽松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宽松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从 2008 年 2 月到 2010 年 8 月,美国经济失去了 870 万个工作岗位,而同期新增工作岗位数量仅为 340 万个。与之对应, 2004 至 2007 年,美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平均超过了 200 万个。通过前两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已经购入总价值高达 1.6 万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美国就业市场依然不见起色。当然,你总是可以说,如果没有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情况还会更糟糕得多。这个谁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一点是,全球经济低迷,食品和燃油价格却在快速上升。中美两国的统计学家们却看不到多少通货膨胀。可事实上,我的牛肉饭价格可能还是原样,米饭上面的牛肉却总是在不断消失。难道统计学家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饿?   华尔街当然会对量化宽松感恩戴德。受其所赐,互联网概念股又开始出现泡沫。债券价格上升,大型银行手中的资产开始出现增值。消费品价格追随宽松政策的走向起起落落,给投机商带来了大量对冲牟利机会。华尔街本来的职能,是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而现在,这项职能却日渐被边缘化,把金融市场变成赌场,成了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美联储通过掌控金融市场来引导经济发展,这又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吗?   不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本应提振企业界信心,向市场展示美联储改善经济的决心。美国企业向来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历史传统。如果他们拿这些资金进行投资,就业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随后就是整体消费量上升,各行业获利前景都将改观。美联储坚信,只要企业界重拾信心,美国经济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问题是,企业会不会上钩,就此增加投资呢?   我个人持怀疑态度。量化宽松给市场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伯南克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的信徒,而这位经济学家的名言之一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都是,并且只能是货币发行规模超过产品生产规模带来的结果。”   伯南克试图让我们相信,当通货膨胀问题出现时,他会回收过量的流动性,以便控制通胀。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势必导致经济大幅度萎缩。他所做出的,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胀的承诺,其实并不可靠。对企业而言,目前持有资金可能才是最佳选择。   美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泡沫经济时代的工作岗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大多数失业工人,都必须学会适应全新的工作岗位。再培训和重新配对的过程将非常漫长。事实上,很多人为了找到工作,都必须接受更低的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也可能会低到足以打消了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大规模泡沫之后,经济的复兴总是需要很长时间。而采用量化宽松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各国央行越俎代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试图疗治经济痼疾的做法,只是为全球经济重蹈覆辙埋下了祸根而已。 19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1990 年代的东南亚债务危机,以及过去五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此前美联储政策导致的恶果。清理格林斯潘留下的烂摊子的过程中,伯南克甚至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谢国忠:贸易保护主义来袭

  全球经济现在深陷滞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对症下药,很可能会引发通胀危机。随着滞胀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会抬头,威胁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经济。   中国是最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伤害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再加上存在大量过剩产能,贸易增长疲软将会延长其商业利润的下行期,造成中国银行系统大量坏账。允许实力较弱的企业破产,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惟一途径。   滞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化已经迅猛发展了 20 年。在过去 20 年间,贸易增速几乎是全球 GDP 增速的 2 倍。 WTO 体系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倾销案件在 2001 年达到顶峰,为 372 起,去年则减少到 155 起。中国现在面临 49 起反倾销案件,相当于十年间的平均水平。考虑到中国出口增速是全球贸易增速的 2 倍,反倾销案件的数目保持在稳定水平,可谓差强人意。 WTO 体系对于发展中国的贸易是有益的。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将会遇到更多颠簸。奥巴马政府已经就中国补贴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向 WTO 提起了申诉,并且否决了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个风电投资项目。欧盟和美国都在考虑对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出口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刚刚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会禁止其向美国出口。   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是选举政治的一部分,一旦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就会回到常态。但我认为情况刚好相反。经济增长疲软比选举政治更能助长贸易壁垒,除非全球经济很快重回高增长状态,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迅速增长到足以永久破坏经济增长的程度,从而形成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增长疲软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没有人质疑自由贸易的理念。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自由贸易的优势。两个人之间进行贸易,必然能使两个人都收益,否则,交易双方不会达成一致。将这个理论扩展到两个国家时,就需要对理论做出必要的调整。显然,在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失去工作的工人生活将不如从前了。但是,如果工人能够找到工资相同的其他工作,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受益的。不幸的是,当贸易占 GDP 的比重巨大并且发展迅速之时,这一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被替代的工人需要大幅降低工资要求才能找到新的工作。劳动者收入的减少可能远远大于商业利润的增加。   即使商业利润的增加大于劳动者收入的损失,收入再分配也十分困难。在美国,很少有政界人士敢于讨论提高税率。在法国,政府对 100 万欧元以上的收入征收 75% 的边际税率,吓坏了有钱人。伦敦似乎正在削减税率,把很多大企业总部从瑞士吸引过来。中国的很多高收入金融专业人员都居住在香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很难对资本或流动性从业人员征税,而他们恰恰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人群。因此,对全球化增长的益处实施再分配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全球化在过去 20 年里也造成了大量的失败者,但是由于泡沫掩盖了其消极面,所以还是一派繁荣。在美国,华尔街创造的金融工具让一般人可以从通胀的资产价值中获得现金。在欧洲,金融泡沫使南欧国家政府能够以低利率借款来分配给本国人民。泡沫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给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创造了新就业机会。   高失业率是随着西方国家金融泡沫的破裂而出现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至此真相毕露。不可能再通过泡沫创造就业。想要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提供如此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每当经济困境显而易见而又旷日持久之时,对待全球化或贸易的态度必定会发生变化。   就业危机延长   全球经济近乎处于衰退状态,未来许多年里仍将如此。美国的 GDP 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2% 左右,根本无法为劳动力增长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降低现有的失业人数了。欧洲也处于衰退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也不可能走出衰退。日本经济很可能也处于衰退状态。新兴经济体已经从 2010 年至 2011 年的高增长率上冷却了下来,今年增长率很可能会徘徊在 3% 至 4% 之间。根据过去的标准,这些就是接近衰退了。   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自我痊愈的能力。每当泡沫破裂,价格机制就会重新分配经济资源达到新的平衡,从而实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充分利用。因此,失业率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当高失业率存在时,经济学家倾向于指责福利制度,认为高额的失业救济阻止人们找工作,这种看法未免一叶障目。   在西方国家有两个因素会延长就业危机。首先,全球竞争可能会导致均衡的工资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世界各国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当工资是全球统一决定,而支出由地方因素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降低生活成本。这就是德国的优点。德国的工资,尤其是年轻人的工资,低得惊人。雇员可以接受低工资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承担高额的学生贷款,房屋租金或医疗保险。但是,要改革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高失业率会持续很长时间。   其次,信息技术将会继续取代发达国家的白领工作,给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麻烦。技术从长远来看是个好东西。总体上会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它取代了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员工的工作时,问题不是通过再分配就可以轻易解决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工作都将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多余的,信息化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消化。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实施困难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坐等价格机制的调整。   WTO 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WTO 体系给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领导者。跨国公司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是 WTO 体系成功的关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政治危机。通过税收实施再分配成为近来西方国家选举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反对提高税率。他们可以通过像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避税天堂在世界各国重新分配利润。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受损时,这些活动就会被视为负面活动。政治举措相对于商业反应缓慢,但最终会赶上来。因此跨国公司很可能会在本国失去政治影响力。   比如,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一定会协调税率。如果英国不接受这种做法,就必须脱离欧盟。利润计算的规则很可能会收紧,从而抑制在避税天堂的消费。   通过提高税收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政治家会转而直接关注贸易。未来管理跨国贸易活动的规则将会更加复杂。外包壁垒也会增加。进口税会上涨。反倾销手段将会更加频繁地用于保护现有行业。 WTO 的黄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点。实际上,贸易争端加起来足以打败 WTO 。   上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终止于大萧条。经济学家指责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要么导致、要么加剧了大萧条。但是现实情况很可能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应对全球化的能力有限,在后者发展过于迅速的情况下,政治因素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进来,阻击全球化。   过去 20 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 2 倍。这种关系不可能长期持续。最佳情况是两者的增长速度互相协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徘徊在 2% 至 2.5% 左右,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将是如此。   如果中国可以维持其全球平均速度 2 倍的出口增长,这意味着出口增长速度将为 4% 至 5% ,通胀会让名义数字更高。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出口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现在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总产值可能达到 1 万亿美元,相当于总出口量的 50% 。如果中国提高对出口的刺激,贸易争端必定会增加。   当前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实在不靠谱。大多数地方政府很努力地在维持生产水平,推高库存。这种拖延战术只会增加最终调整的成本。地方政府和银行应当停止对市场调整的干预,对于效率低的企业应当允许其破产。只有当供求实现平衡以后,经济才能恢复增长,银行体系才能安全运行。   当前一些解决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都是十分愚蠢而且是有害的。比如,投资刺激可能在短期增加需求。但是会导致未来的产能增加,造成更大的危机。通过政府法令“撤退低效产能”,将会使所谓的“高效”产能迅速取而代之,结果还是产能过剩。除非通过市场力量导致投资下降,否则产能过剩问题只会不断加剧。   全球环境已经发生巨变。中国经济的解决方案不能一成不变。任何对现实的幻觉都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谢国忠:中国现在有2千万套空房子

  21CBR :最近你又呼吁“千万别买房子,有空房子赶快卖掉”。那么,你自己卖了没有 ?     谢国忠:我没有空置房,我只有自己住的一套房子。我认为对于那些以投资为目的的人来说,现在最好的自保方法就是先把手上的空房子卖掉。我自己估计中国现在有 2 千万套的空房子。对于没有产生收入的空房子,你捧着干什么 ? 难道还会增值吗 ?      21CBR :为什么说 5 月楼市的回暖是假象 ?     谢国忠:尽管楼市的泡沫开始破裂,还是会有一个反弹的过程,市场调整都是一浪一浪的。在这个过程中,楼市的下跌轨迹和持续下跌的 A 股非常相似。在我看来,这个下跌的过程至少是三年,而现在才是开始的第一年。      21CBR :有媒体报道称,你八年来每次唱空楼市,但都屡屡落空——这八年来房价依然在曲折上涨。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     谢国忠:我是说楼市有泡沫,但是没有说会马上爆掉。泡沫不代表一定会爆掉。即使存在泡沫,有的时候也会涨。      21CBR :你说中国经济正在处于直线下滑的趋势,这都归咎于房地产的疲软吗 ?

谢国忠:成都和长沙最有可能变成一线城市重庆不行

凤凰财经讯 日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做客凤凰网。在谈到房价和城市发展问题时,谢国忠表示,中国的未来一定在大城市里面。二线城市里面你要看准了就是一个城市会变成一线城市的,相比来说成都和长沙有可能,它是一个省府,然后周边没有城市跟它竞争。重庆不太可能的,重庆是一个偶然的城市,它存在只是偶然的。   以下是现场实录:   提问: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房子问题,比如说北京的房价如果掉 5% 的话,我估计在座的话没有房子的人肯定会买这个房子的。   谢国忠:我说过这个,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如果看到空房子的话是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刚需,最终什么需求都是刚需求,好像什么价格都无所谓,巴黎的话也是有价格,你价格高买的人也少。房子也是要少买一点,你可以有五十平米也可以有一百平米,是取决于这个价格,中国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你说的这个是在需求这边,你有没有想过供应,供应的话地方政府通过要买很多地来养活自己,供应的上升是必然的。你如果用需求这边的话要维持这个价格的话,必然空房子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未来一定在大城市里面,人口下降的话它是这样,中国不是一个像西方社会里面。   提问:二线城市它现在成长都已经比较好了。   谢国忠:二线城市里面你要看准了就是一个城市会变成一线城市的,中国人肯定会走日本和韩国人这样的方式,人口朝大城市拥挤,相比来说成都和长沙有可能,它是一个省府,然后周边没有城市跟它竞争。   提问:重庆呢?   谢国忠:重庆的话是不行的,重庆那个地方全是山区不行的,重庆不太可能的,重庆是一个偶然的城市,它存在只是偶然的。   提问:包括很多城市都是在做渠道,包括门店的开发。   谢国忠:很多的,中国的二线城市里面全是假货嘛,所以老百姓把这个看成是正常,所以中国很多民企的话都是在那边说我是名牌,把价格抬得高高的,大家都玩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人很多,但是很多其实都是做的虚假的,那么多上市的人来说卖衣服的公司,我到很多地方去看,我觉得他们销售我看不出来怎么会有上升,我从来没有看到很多人在买,然后它报的数字都是有多少销售有多少销售,我觉得这个靠不住的。   提问: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   谢国忠:北京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才不是呢。   提问:北上广它有一个自己的特点但是其实你说。   谢国忠:长沙有自己的工业,工业是最重要的,像长沙现在你看财政收入很快了,这么一个老城市。我觉得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一个地方的人你至少周边要有人口聚集起来的。   提问:您预计还有哪些城市呢?   谢国忠:除了长江就是沿海,我去山东看的话不太好,因为山东有一个特点,一个人它排外,第二个很多城市相互之间人都不走动,尤其是去大城市非常不容易,他们的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文化。山东人的话先挡着你不让你进来,所以外地人去山东的话,要去创业很困难非常困难。山东这个地方因为是排外,别人去不了。

谢国忠:大陆权贵支撑香港房地产繁荣

香港未能从 1998 年的房地产市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吸取教训。恰恰相反,这座城市一直在致力于重新制造泡沫。经过十年之久的供给压缩之后,借着美联储零利息率的东风,泡沫终于再次出现。   整个香港经济都受累于此。 1997 到 2011 年间,香港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 2% ,平均薪资年增 2% 。在同一时期,生活成本却大幅攀升—油价涨到原来的五倍,食品价格翻了一番,大陆用工成本上升至原来的三倍。不难明白,为什么香港人缺少幸福感。更具破坏性的,是香港经济对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过度依赖。   尽管香港被看作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但是很多香港居民,甚至包括一些三代共居的香港人,都只能挤在一间房子里居住。香港现有土地,有超过 2/3 没有开发。而填海造田这种新加坡获取土地的主要渠道,在香港同样有潜力。尽管通常人们会把香港的高房价归因于土地稀缺,这种见解却并不符合事实。香港精英阶层诱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为了隐瞒真相。   尽管香港经济政策存在重大失误,却不至于陷入崩溃,这是因为它可以从大陆汲取营养。大陆经济的繁荣也给香港创造了全新的产业—帮助大陆权贵阶层在海外进行权钱交易。这轮香港房地产市场繁荣就跟这类势力有关。而这个产业同样难以持久。这类交易在伦敦和纽约同样存在。不过,即便他们的精英阶层也一味钻营,那些城市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足以让当地人过上较为体面地生活。   1998 年危机之后,港府采取措施,为土地拍卖制定了最低限价。由于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应者,这样的做法就决定了:经济必然围绕着政府确定的底价来运转。那些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行业就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所以纷纷转场至其他城市。香港经济体系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博弈结果取决于何时购买房产。这个博弈过程只进行收入分配,而并不会增加经济总量。   除非香港经济不再把房地产当作战略核心,否则就难以确保美好的未来。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价值来源于房产使用者的竞争力。香港必须按照它自身的发展需求控制土地供给,而不是以维持房价为出发点。作为一个城市,应首先设定好人口目标和住房条件目标,例如每人不少于 200 平方英尺 ( 约合 18.58 平方米 ) ,然后由此设定土地供应计划。只要美联储提高利率,当前的地产泡沫还会像从前一样破灭。到时候,政府应该拒绝通过控制供给支持房价的做法,而是要把这看作一次进行经济重组的机会。   要控制房地产市场崩盘可能造成的损失,政府应该加强对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香港在房贷方面资本账目要求比较不合常规,银行发放房贷的资本要求只占借款金额的 8% 。也就是说,香港银行发放住房贷款时的资本需求接近于零,所以香港的抵押贷款利率才会这么低。   香港的银行系统,是房地产行业走向的放大器。这对开发商来讲也许是好消息,但是对整体经济发展却有害无益。如果把房贷资本要求提高到 50% ,与中国大陆地区保持一致,就可以起到显著增强本地经济实力的效果,这才是香港政府的当务之急。

工业明胶、老字号和山寨中国

啥叫坑爹啊?!这就是……旧皮鞋变成药物胶囊……(⊙o⊙)…   终于知道这几年感冒总是吃药不见效了,尼玛,今天才知道,以前吃得炎立消,还有羚羊感冒胶囊什么的,统统都是工业明胶做的,晚上老婆一脸黑线的翻箱倒柜找以前吃剩下的药盒,两人一脸囧相相对……(⊙o⊙)… 日你先人板板…… 看医药行业分析师评析,工业明胶之所以在药品中滥用,是因为社保体制,尤其是安徽基础药品低价管制模式的推广的恶果,这说法,似乎符合逻辑:社保报销药品价格,一定要低,药厂不能不生产,也不能不赚钱,更不能赔本,就死命压低成本,采购人员就搞工业明胶对付,反正人吃了,也不会立即七窍流血倒毙而亡…… 有报告说,六个中国人就有可能是食源性致病,我估计不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吃下去的是神马…… 至于拿工业明胶做果冻奶冻,更是不在话下,好在地沟油、苏丹红毒大米之类的新闻,已经层出不穷,我们对此已经完全麻木了,小小的工业明胶果冻,已经入不了我们的法眼了,但这次跑到感冒胶囊里面变身毒丸,让人确实吃不消 我很奇怪,我居然活下来,而且活得还这么壮实…… 前期有财经媒体转载纽约时报文章,细叙国内媒体刊登软文价码,大有自己出淤泥而不染之势,其老大号召学习星空大师好榜样,业内人士血管中要流淌道德的血液…… 但我现在也混媒体了,知道一些情况,事实是,老大们一直不希望体制外的媒体有出头之日,正直敢言的媒体人注定要被消灭掉,没被干掉的,又能说几句真话的,是因为有降落伞,没降落伞又想混碗饱饭吃的,只能走偏门。中国有才有财有正义感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凭什么扛鼎财经媒体江湖的,是一个女海归?道理很简单:她上面有人,你没有。所以在美国,华莱士做记者,可以屌到不理睬各国老大,但在中国,混媒体的,最后混到老还是记者的,就是失败。关系,尤其是和权势人物的关系,在中国,是硬通货,传媒业,几乎更是如此,否则进去吃号子饭,是分分钟的事情。如果放开自由竞争,女海归也未必这般风光,很可能也是喃喃自语无人理睬的屌丝一名…… 周其仁曾发问,我们吃大米吃了几千年了,为何这几十年来毒大米地沟油层出不穷呢? 他可能没有看过中世纪集贸市场的逸闻趣事,有段子说当时一个顾客对卖香肠的商贩抱怨,这几年来,你卖给我的香肠其实都缺斤少两,小商贩认出顾客来后,无比惊奇的大叫说:天哪,你还活着啊?!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记载他买了一个泥质假烤鸭,纸糊外涂一层油泥,做工精美以假乱真,纪晓岚文中叹息说,有这份作假的精气神,什么做不好?费这么多力气做这么假货,到底能赚几何? 谢国忠撰文说他在国内抽的雪茄,喝的拉菲,统统都是假货,蒙那些暴发户的,之所以有精明人花这么大力气折腾这个,原因在于走正路子赚钱是赚不到的,因为管制太严厉了,所以走偏门来钱最快也最稳妥。 绝对不是做广告,我感觉,在山寨手机的创造力和活力面前,乔布斯啥的,真的是浮云…… 我前几天路上遭遇一个神色慌张的家伙推销爱疯手机,我看对方獐头鼠目贼眉鼠眼似乎有销赃之意,不禁贪心登起,千元买下手机,到专卖店一问说是山寨苹果机,市场价不过2百……但我和同事花了好长时间都无法分辨区别在哪里,到最后才从内置卡的大小中看出来……我表弟是IT业的,后来告诉我,那叫水果机,市场价,1800,我应该是赚了800…… 但作为一个土鳖,我得说,我喜欢山寨手机甚于正版,为何?看到那几乎无穷无尽的创意,以及低廉到难以置信的价格,你就明白中国人创造力到底有大,可惜,就没有乔布斯。 为什么?为什么心思都用在造假贩假?为何都用在走偏门上? 他才是同仁堂的老东家,大宅门的白景琦原型,谁还记得他?他积攒下来的信用值,现在归谁了? 商务部在2006年前后连发若干文,要振兴中华老字号云云,但如果追溯老字号源头,其实都是1949年之前老板吭哧吭哧搞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攒的口碑,公私合营一句话,就全没了。 如果没有明天,如果我在淘宝网积攒下来的皇冠信用值,一夜之间就会被老大们收走了,我干嘛要拼命要好评?我干嘛要做牌子?如果我苦心竭力搞出来的创新,一夜之间,就被腾讯山寨了,我的作品,被百度拿走了牟利了,说理都找不到地方,那么我干嘛要创新?干嘛要研发?如果官家管制价格,那么我干真品正品只能赔本,那么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不干,要么作假,否则无以生存——而通常只能是作假 好了,山寨中国的问题核心不言而喻了:私有产权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自由竞争打破垄断,放开准入门槛,是繁荣的根本 不如此,我们永远都生活在相互杀戮的世界,没有明天。 如果小店主突然预期自己的皇冠信用值,有朝一日会被国有化,他们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吧,现代文明就没有了,事实上,这个,在60年前就没有了,现在,不过是一丝曙光而已,好运,中国……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斯伟江:关于政改困境的通信

给斯伟江的第一封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email protected]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政改珍珑局:斯伟江的回信   M大人勋鉴:   蒙大人翰言,不才受宠若惊,信后云如有疑惑,可以来信。古语说,长者赐,不可辞。某怎敢不殚精竭力,坦承一愚之得呢。说实话,大人乃体制内的开明派,才会这么考虑,如此顾虑,如是保守派,根本就无需写信,直接援用前元老的话,我们花了多少人头得天下,你拿多少来换。说实话,这套话语,也是一种传统,不才父亲就认,他认为,天下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虽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痛恨腐败。国外说半天什么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在经济发展,愚以为只讲对一半,出于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很多人能容忍腐败等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半,是基于天下已定的现状,年纪越大,越认这种天命早定,气数未尽的理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者如此,被治者亦如此。   区区认同大人提出的一些客观难处,民族问题、保守派问题、历史欠债、民主之乱。余在此不一一分析,只想就两个方面和大人商榷。私下里,不管大人权高位重,愚意,公,要为国家虑,私要为家人计,从一个律师的职业病来说,我辈往往会假设,如果不政改,后果如何?   某以为做人还是平凡一点,先为家人计吧。大人,您的家人有成年的,也有第三代,舔犊之情,人皆有之。西人演讲,往往会说,让我们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花言巧语,在我们这个国家,不顶用。我们会考虑,我能为自己的小孩做点什么。以愚之见,您的小孩,不会缺钱,不会缺爱,只会缺真正的尊重,以及安全感。您也知道,照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小车不倒自管推,天命将改,气数将尽,就算再修修补补,最长在您儿子一代,几乎就能看到,秦失其鹿,天下糜烂。一旦延续到那时,恐怕什么事情都作绝了,祸及子孙是可以想象的。末代沙皇的后代全体灭后,是因为碰到了革命,路易十六、查理一世,虽然久远,但砍头的背景一样,是革命。毛泽、东或蒋介/石,两人如果都落在对方手中,恐怕身陷囹圄是要烧高香的,枪毙也是极有可能的。纵观历史,革命是政改不及时的必然后果。   其次,再为您自己计吧,万一您和您的朋友,算计失误,天命失去很快,您们也经历这一幕,而且,无力回天,您知道,根据苏联东欧经验,越是改得早的国家,原来的统治班底留得越多,如此,政策的连续性越强,就不会发生清算。当然,最终完成民主化时间也会越久,这意味着,对原来的执政者个人计,其实是很有利的。您也知道,苏联解体,苏共集体是被之后建立的宪法法院判定为,对苏联人民集体犯罪,但是,没有个人受到追诉。相反,戈氏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一致等到熬不下去才下台的,如东德,昂纳克被判刑二年,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刑六年半。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因受贿罪被软禁,最惨的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横尸街头。各国下属的秘密警察等,被罪良多。这些都是熬到最后的可能结果,也正常,如打牌,前面都是你赢,你手头有军队,有警察,有金钱,所以你一直打赢,到最后一次,你手头好牌出完了,终于输了,轮到别人手头都是好牌,就开始清算。如果你手头有好牌时,能达成一个妥协,对方手头好牌有限,也没有清算你的能力,更能感激您的诚意。   让吾辈回到政治家的本行,为国家计。不改革,国家糜烂,改革,政府糜烂。是否有中间道路?海外中国政改首席设计顾问郑永年(这个头衔是某戏称,呵呵),经常会喊狼来了,不乏真知灼见。譬如,他否定了,海内政改民间首席设计师于建嵘(同是戏称)的从县级人大直选开始的下改上的方式,认为这容易让合法性下沉。郑的观点认为该从中央改起,党内民主,其实,中央改起也容易乱,所谓中枢紊乱,党内民主其实好说不好做,这点您的来信也说得很清楚。不才并不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轻则容易被扣上三权分立,西式民主的帽子,重则如余的当事人郭博士,就因为提倡多党制等,最后判刑10年。况且,您也知道,吾乃律师,商人也,没人付钱,吾辈绝不会轻易出货。   我认为,考虑墙上咸鱼(政改)如何吃法(见我另外一篇文章《 民间政改春秋梦 》),虽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决心吃。其次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咸鱼。而在时机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部分同意您的意见,你们最有发言权,大部分因素是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条件,毕竟,中国已经过了强人政治的时代,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包括安元鼎),你们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至于什么政改模式最安全,其实,以愚之见,并无优劣,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走上政改路,没有什么一定的模式,没有人能预测结果,因为上下左右都是联动的,戈氏以为公开化是稳妥的途径,谁知道,一公开,马上就多元化,多元化,就多党制,高压锅一旦开口,空气必定呼啸而出,不开口,总有一天会爆炸。要政改,就得有下台的准备,就得有唾面自干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肯定后悔。不过,被骂,总归比被关被杀好。一边是诺贝/尔,一面是横尸,不光是个人,个人如何,倒也罢了,关键是糜烂国家。同样,什么路径改革最合适,你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不妨听听海内外民间设计师意见,然而,我相信,官方也有不少设计师,他们更懂行,因为,真的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内部有多少反对势力,那些是可以让步的,那些是现在的底线,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您来信后,我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当下政治制度并没落后经济建设,只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很容易,搞一次公投就知道真假。然这种说法,在当下,相当可以理解,以您的小车理论,毕竟这个装了进口马达的解放牌车,似乎风驰电掣,即使车漏油,刹车不好,稳定性差,车上有人打架,车外有人批评有人夸,毕竟,驾驶室里的人,感觉不错,这个时机谈政改,犹如青年人血气方刚娶了美女,老年人告诉他,要想老年不肾亏,现在晚上要节制。这种自我节制的文明,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自制力。现在谈政改,确实难。   然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迎难而上的,是未雨绸缪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西班牙搞政改的首相苏亚雷斯,原是体制内干部,既有妥协,又有坚持,最终兵不刃血,政改成功。戈氏的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关键是,他最后倒向了保守派,改革的大旗被叶利钦举起,俄罗斯总统釜底抽薪,戈氏丧失主导权。中国的市场改革比苏联好,社会中间阶层比苏联多,民族问题,比苏联小,戈氏,都敢启动政改,为什么我们不敢试一试,不试,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总理说的),试上一试,中国乱不到哪里去。不改,民心散尽,政改,貌似乱,实则聚民心,却是一条生路。   不知有否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无崖子设下的珍珑棋局,天下无人能解,最后虚竹和尚误打误撞破的,是必须先自杀一块白子,留出一块足够的空间,以便闪、转、腾、挪,之后的棋局,围棋高手大多能把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71年,终究也会有暂时告别舞台中央的一天,由于他容忍了反对党,最近还是有希望重返舞台中央,因为,他们毕竟仍在舞台。而苏共,一旦告别,目前看来,是没有机会重返。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是国民党,抱着组织"自杀"的决心搞政改,反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GMT的小马哥,除了感谢台湾人民,恐怕对小蒋的感激不会少许。   小人乃一草民,国家幸,个人未必幸,国家不幸,个人也未必不幸,之所以蒙您青眼,也是抱一颗书生之心,陈说一孔之见,如您所说,书生不适合从政,是的,而且,捞鱼摸虾,耽误庄稼。今日这一纸书信,您不必作苏秦张仪战国策看,愚并无挂六国相印之旧念头。这种金印,留待体制内有心人。当然,也不必作恶意看,如您手教,各安天命,某的天命,就是贫嘴;您的天命,或许真是要破这个珍珑局哩!虚竹和尚,结局好得很呢。   千言万语,政改这个珍珑局,最关键是,大人,你们是否有勇气去破,只要下决心,何时破局,如何破局,真难不倒你们这些人中之精。一边是贻误良机的历史罪人,一边是知难而进的国家英雄,从后人看来,取舍很容易,在现实中,恐怕确实不那么容易,这中间曲折困苦,非某所能逆料,然王道真如,有志者事竟成。为家人计,为自身计,为国家计,都该迎难而上,捋袖一试。   最后,容某谈一下对戈氏的看法,虽然,我国体制内人对戈氏评价不高,然而,在其本祖国,却是评价很正面,且世界给其诺奖。以此类推,您是希望自己以后被某些朝鲜人痛恨(假设金氏仍当政),而被国人怀念,世人褒奖,还是倒过来,金氏热捧,国人痛恨,世人唾弃?二十四史尚在,黑白纸,方块字,默默无语,审判千秋功过,罪人、功臣,草民我不会在上面,而大人,你们必定会在上面!   以上草草,不胜惶恐之至。   筹安!   会稽山阴人氏 斯伟江顿首   2010年10月27日   前信和回信,均属虚构,请勿对号! 给斯伟江的第二封信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呱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糊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加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纯属虚构

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在中国市场上,坏的总能驱逐好的。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而不考虑质量。但是,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没有法治,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 以次充好 在中国,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假的。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实际上,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 当假货泛滥,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基本上,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因此,为求生存,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这能降低价格。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那么为何不造假呢?这很便宜。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例如,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以国际标准而论,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但是,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制度缺位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出国购物大行其道。但是,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海关也禁止这么做。因此,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选择高价商品。可悲的是,这种方法也不管用。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假货多过真货。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价进口商品,比如家具和衣服,其实都是东莞制造。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实际上,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 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会变得聪明,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 原因在于,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在中国,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政治经常翻云覆雨。当一个“保护伞”被除掉以后,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在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比如,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也要靠影响和关系。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因此,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但是,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或者)制造关键部件,来对产成品负责。在中国,外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组装的。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也没人在乎,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 必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在未来10年中,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 中国的经验表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政治改革极为重要。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而公众来自金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除非政策能够调整,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 分享到: 本文地址: http://www.jrjia.com/2012/02/27/1603.shtml

信力建 | 信孚要闻(2.15)——世上已无邓小平

   1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2 、广东省长朱小丹:【没有革自己命的决心破不了权力利益格局】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的“深水区”,改革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深入。    3 、 2 月 13 日 ,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的王立军赫然出现在重庆卫视的报导“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工作”的画面里,让广大观众摸不着头脑。有细心观众指出,这或是重庆卫视用了以往旧的图像忽悠群众。 4 、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涉案金额 4.83 亿美元,案发后潜逃至香港,随后到了加拿大、美国,后被引渡回国,判处 12 年徒刑, 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 100 万元。《南方周末》:“按照余振东贪污挪用的巨款,他被判 10 次死刑都绰绰有余”。 5 、在 2012 世界奥数竞赛上,中国小选手获得 16 金中的 10 金,让外国媒体感叹:中国人在奥数上有天赋。但在礼仪上中国孩子则暴露出差距,中外学生互换礼物时,外国小朋友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水杯、笔,可中国孩子没准备,只好临时拿人民币回赠。 6 、去年被工商部门抽检出水饺“病菌门”,后,思念食品近期又质量问题频发,思念食品先是吃出创可贴又被爆吃出死苍蝇。股市方面,思念食品自 2007 年连续大跌,股价自高点跌 94.44% ,目前仅为 0.14 新元成为神仙股。 7 、西安近日出台意见规定,将加强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到 2015 年公务员、民警、出租车司机都能用英语对话。根据规定, 40 岁以下的公务员将掌握英语对话 300 句以上,可用英语进行简单交流, 40 岁以下的民警 80% 能掌握本系统英语会话 100 句。 8 、美国纽约巡警慈善协会日前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911 ” 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有至少 65 名曾参加过世贸中心救援清理行动的警察死于癌症。此外,美国《纽约邮报》上周披露数据显示,共有 297 名曾参加世贸中心救援清理行动的警察患上癌症。 9 、 2 月 14 日 上午,习近平在美国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并转交胡锦涛主席的亲署信。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 10 、 1 月,广东省政协大会上,政协常委刘伟宏说:“我 20 多岁还是个小姑娘时来到广东,遇到不少坏人,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受到欺负,我跟部长讲想加入政协。我要特别感谢他让我加入了省政协。”刘伟宏这番即席发言让全场哗然,她也因此被称为“政协版郭美美”。 11 、 iPad 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商标风波。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官方网站上查询到,涉及 APad 和 JPad 的商标大多被注册,苹果公司如果想留下“ Pad ”标识,很难在 26 个字母中选择前缀……苹果,这次悲催了。 12 、 12 日,香港多处发生反对内地人赴港自驾游的示威活动,约 500 网民响应社交网站号召到维多利亚公园集会及游行抗议。根据香港政府的计划:第一阶段先推出港人驾车到内地旅游,将于 3 月份落实;第二阶段是内地人驾车到香港旅游,目前暂无推进的时间表。 13 、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向中国留学生滥发文凭,自 03 年开始向 400 名未完成课程的留学生授予学位;另 743 份档案有问题。这些学生多是中国人。此事引起极为不良的影响,该校副校长辞职,教育、商业及应用科学学院院长则开枪自杀,学校也将面临各方处罚。 14 、共同社援引韩国媒体 14 日报道,消息人士称,朝鲜根据新领导人金正恩的指示,为防止国民逃往国外,成立了名为“ 114 常务”的新机构,禁止韩国电视剧的 DVD 等流入朝鲜。 15 、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 9 万亿,同比增长 22.6% ,税收占 GDP 比重超过 19% 。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8.7% ,有专家呼吁结构性减税,此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称,中国需要减税 1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许善达认为减税规模至少可以达到千亿规模。 16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初试题目相当具有时效性,一考生根据回忆整理出的考题中,连最近的热点人物王立军也被纳入其中,设计了这样一题:“以下人物和王立军最无关的是? A 文强 B 汪洋 C 薄熙来 D 刘涌”,被网友评为最与时俱进的考题。 17 、印度中央调查局局长 A · P ·辛格 13 日说,印度富人把大约 5000 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转移境外,这些属于印度人的“黑钱”藏匿在境外避税天堂。“避税地包括透明国际最不贪腐国家榜上第一名的新西兰、位列第五的新加坡和第七位的瑞士”,现在的情况是,“干净”国家吸纳“黑钱”。 18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叶连娜•杜布罗温娜 14 日在中选委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提前投票将自 2 月 18 日 起 在全球 52 个国家内进行。境内的提前投票将于 2 月 17 日 开始进行。住在难以到达和偏远地区的选民、位于偏远部队的军人和正在海上航行的海员可以进行提前投票。 19 、郑州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的文件显示,对新申请设立的网吧,除了要符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相关法规外,还必须缴纳 30 万元“诚信守法及产业发展基金”方可开业。 20 、 @ 白紙黑字 MOOK :【亲历七千人大会】安徽在“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 500 万人。“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 40 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 400 万。实际上约有 500 万人。” 21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丟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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