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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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沦落为执政惰性的“告白书”

  “稳定压倒一切”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稳定压倒一切”在邓小平同志的心中也是由重要条件之一到非常重要再到压倒一切重要的发展轨迹,之所以能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应该是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了稳定,发展可以放一放,改革可以停一停,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短暂放弃发展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策略,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已经超过二十年,也该有些革命性的变化了。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严重被行为短视和违法异化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腐败泛滥、贫富差距增大、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一些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让当局压力倍增,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当局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不择手段简单压制刚性维稳的应对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扩大化简单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为了稳定不思进取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所谓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为了今天的稳定,可以放弃明天的爆发,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人上访,如果这些人都到北京去,北京难以承受是一方面理由,可能潜伏着大规模政治风波的危险,则是深层焦虑,虽然有的上访者表示不暴力,但当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是出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指示和政策,推出了信访一票否决制,而很多上访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侵犯公民权力造成的,指望地方政府解决访民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有了地方政府保护北京中央,保护上级就是抓打访民,围追堵截,设黑监狱,送精神病院,办法制学习班等等,种种非法非人性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的灾难首先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滥权,次生灾难则源于维稳制度,而且次生灾难比之原生灾难,因为维稳迎合上级需求,官员可以不用担心处罚,行使权力表现出更无人性,更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也更凶残狠毒,而且正在呈现出明显泛滥的趋势,于是有了专门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者为主业设立黑监狱的“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据舜网-济南日报2011年7月15日报道,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被指关押饿死上访者,......“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此话看来不假,抓访民防止了北京可能的不稳定,地方政府却在人民的心中成了黑政府,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不稳定,从历史上看,北京的稳定不可能独立于全国之外,北京王朝的颠覆往往源于地方矛盾的爆发,辛亥革命源于武昌起义,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源于云南发起,由于过分的言论行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   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压倒的是民权和民生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所谓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牧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在这些因素中,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绝大部分是社会发展必然遇到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诉求是合理的正常的,也是一些基本的民生和民权问题,这些的诉求是完全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利益表达和代言方式以及司法制度去解决的,假如我们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谈判、妥协、讨价还价以及公正判决裁定的方式解决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一些矛盾和所谓不稳定因素是正常的,再说矛盾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曾经有上百万人上街反对布什的对伊政策,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要天下大乱了,即使现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还是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天下要大乱,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会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是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改革本身就是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满足日益增加的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要求,我们如果不让老百姓去说,那我们又怎样知道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老百姓的正常合理诉求,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压制,而是应该建立一种社会次序进行疏导和满足,简单压制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简单压制更多的是把暂时的小问题积累到将来的大矛盾。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吴敬琏先生的话还是比较客气含蓄的,实际上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有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手段,于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和期盼,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腐败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   但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对于社会动荡不确定性判断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过于敏感的心理夸大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我个人认为,社会目前还不具备颠覆性大动荡的社会基础,第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公正一点,完全可以超然其外。第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使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三,比较稳定的户籍土地制度成就了相对稳定的城乡人口机构,我们的城市没有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出现大量群居的失地农民,农民还是有土地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社会虽然对中共执政不满大为增加,但能够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社会力量还不存在的,中共还是有能力领导和干预整个社会的进展。当然,由于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共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一般性社会动荡因素还是存在的,怎样化解这些矛盾,还是需要些政治智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适度捐弃一些过敏的旧思维,抓住历史机遇,大胆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稳定压倒一切背离法制并给腐败带来成长空间   有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为了稳定可以压制公民最基本的合法表达和对话权利,如果稳定可以压倒法律压倒法制,那么我们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建立法制社会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公正有序地去解决调整这些矛盾和冲突,让社会运转有序而充满活力,法治的理念最早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应该说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开始,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以前那种完全是靠人治执政的方式,转变成完全依靠法律进行执政的方式,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的目标是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最近年来,对于稳定的过于敏感,在法治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明显倒退,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上也带来权利滥用的情况,例如好几个省都曾经发生以维稳为名进行的跨区域追捕,像2009年河南的王帅案,2010年陕西谢朝平案,2010年甘肃省王鹏案,或者山东一些地方因为所谓维稳而出现的“被精神病”个案,随后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出,在这些案件中,维稳扩大化或者被过度滥用之后确实给真正的法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2011年深圳市政府借着大运会期间“维稳”的旗号,先是“清理八万高危人群”,接着深圳市住建局4月27日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通知其中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政府法规竟然禁止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这还是号称改革前沿的深圳,侵犯人权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无语。在这些事件中,何为“稳定”本身就是一个千人千解的话题,既没有法律基础也不能依法判决,而是由掌握了权力的人决定的,在现在的体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些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几百万的各级官员各不相同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将是怎样一番混乱景象,这无疑也为人治也为腐败创造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某人或某事是违反了稳定的原则,包括因为侵害了他们个人或部门利益,也可以假违反稳定之名,把相关的人和事都往靠后,甚至打击报复举报妨碍腐败之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了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这本身就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变成人治复辟和腐败成长的一个土壤。   稳定压倒一切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乱,更害怕战争,乱会带来灾难,这谁都知道,但当“稳定”和“一切”被置于对立的位置时,“稳定”其实就已经不成其为稳定,就如狼群扑向羊群,却要求羊群保持稳定一样,这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悖论,这时候,少数人的稳定要求正是大多数人不稳定的根源,他们希望剥夺人民对稳定的选择和表达权利。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把绝对的稳定当成追求目标,有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其实是一种交流和沟通,如果婚姻里出现了绝对稳定,那可能就是冷战开始,而冷战几乎意味着婚姻将走向解体,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抗争活动。审视“维稳”的口号和做法,也不难发现它同样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词义来看,“维稳”有“保持事物当前状态”的意思,也有“苟且”的意味,给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东西要防止它倒塌下来,从心理上就带给人不稳定和惶惶不可终日感。其次,稳定有积极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稳定和消极的、死气沉沉的稳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因驱动的稳定,才是积极的、动态的、有长久生命力的稳定;靠外加强力“维持”的稳定,虽然暂时掩盖了许多矛盾,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死水一潭,但深层次的矛盾此起彼伏、波涛汹涌,随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管理工作,包括经济,教育,司法,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等,都处于政治即维稳的统领之下,没有那个工作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大局,考虑稳定的。但问题接踵而来,用维稳来决定如何管理,必定使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它或许能解决官员眼中的某一不稳定问题,却肯定会因为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而产生另一种不稳定,这些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教育行政化,是政府为了控制学校,防止某种不稳定的出现,但现在教育行政化和低效率却招来全民的声讨,已经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而律师却要按司法本来的规则办事,无形中冲击司法政治化,所以打压律师也是一种维稳政治,但打压律师激起律师的反弹和民众的愤怒,也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断的维稳,同时又不断的因维稳而种下了新不稳定的根源,我们解决了短暂的稳定,却带来了长期的不稳定,我们解决了小范围的稳定,却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能是一个科学的治疗原则。   稳定压倒一切持续这么久说明问题一直没有有效解决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于是出现了公民维权政府维稳的对立,难道全体公民已经成为政府的公敌。同时,思维狭隘眼光短视,只基于任期短时利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不树立法治权威,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已犯有限的错误,只求实现一时之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更高层次的如居所、安全、劳动报酬、教育、尊严等诉求是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的。什么是和谐社会?任仲夷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地说法,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和”字可拆成“禾-口”)、个个能说话(“谐”字可拆成“言-皆”)”。这就是说,人长着嘴巴有两个功能,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利益的冲突是理性可调和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难以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司法审判等理性方式解决的,通常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和代言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大大增加成本,而且会严重破坏全社会的法制观、是非观、公正观等极其宝贵的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和堕落,党和政府失信社会失德,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冲击社会稳定,”,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另据(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以及超越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支出也充分说明了这些。   结束语   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和现实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相反其社会冲突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大问题,持续这样持久还在延续的错误,我认为更多的是缺乏决断力,也说明我们的执政者改革精神不足,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即时反思更正,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和三十多年前的“两个凡是”从僵化性上看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规范化、可控制的、有代言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可控制的、无代言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建立必要的代言人制度,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并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创新和开拓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主体之一,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先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今天应当怎样实践我们的复兴,已经刻不容缓摆在我们的面前,历史不会无限制地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去选择历史,历史就会选择我们。   放眼未来,只有建立健全以民主为基础公正高效的的法制管理体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老虎庙 | 老虎庙新闻视频工作室近期纪录片目录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DV , 作品 , 视频 , 纪录片 两个年轻人被打成右派,在大学图书馆资料室里以劳动改造思想。他们被人误认为在“耍恋爱”。女方听后问男方“你怕吗?”男方说“我才不怕!”女方说“那我们就谈给他们看看”…… 20年后,被发配新疆后摘帽回京的男方已是老头。当他在北京四处打听女方的消息时,得知女方已经于20年前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2011年,这个老头在北京面对我的镜头泣诉往事…… 这个男人是甘粹,那个女人是林昭。 记录片《甘粹:我与林昭之命运瞬间》是“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系列演讲录之043集。本次单独抽出发布。 □ 《甘粹:我与林昭之命运瞬间》.avi(390.98M)  (下载)http://115.com/file/dlsp6z5s □ 林昭著作:《十四万言书 》.doc  (下载)http://115.com/file/c4csa0q9 ............................................................................. 2010年,多事之秋。 北京作家谢朝平因撰写《大迁徙》一书,披露陕西渭南地方政府为掩盖自身在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中的种种劣迹,赴京跨省抓捕谢朝平,此事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地方政府被迫释放谢朝平。 《 人物访谈录》分三集对《大迁徙》一书中所谓“库区要犯”四人做影像采访。是《大迁徙》一书的立体读本,令那些书中人物活生生站于观者眼前说话,泣诉冤苦,记录历史。 □ 《 人物访谈录》[全三集].avi(732.34M)  (下载)http://115.com/folder/f7827cab060 .............................................................................. 2011年初春,因莫须有的缘由导致一股寒流席卷中国。以多年的努力刚刚争取到的,相对于从前稍显宽松的舆论环境也开起了倒车。有的人被抓,有的人被去国他乡,更多的人是被迫保持沉默…… 《11年代》一片的主人公于多方挤迫下,离开北京,一时间居无定所。 《11年代》本着记录为上的创作观念抓住了这个机会。片子虽然写的是极其个人的事情,但表达的却无异于那个时期的普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映这段时间的视频、文字会相继出现。让我们认识历史,走过历史,记录历史。 □ 《11年代》.avi(333.75M)  (下载)http://115.com/file/e6ruppzx □ 《11年代》  (在线观看)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44660941.html ............................................................................. 2011年9月4日,9.13林彪事件发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北京召开专题文史研讨会。参加研讨的有林彪家属、林彪事件随机死亡机组人员后代,以及首都文化历史学者,文革历史研究者等五十余人。名单: “9•13”北戴河當夜的親歷者,林豆豆的丈夫張清林 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闫明 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儿子王鲁甯 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 原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之子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 吴法宪女儿吴巴璀 江腾蛟的女儿江新文、江新德 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瑉的子女鲁岩、鲁莹 “三叉戟”死难者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 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 机械师邰起良的女儿李蔚 学者:李延明、姚监複、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等 本片目前出品至第五集,预计七集结束。请近期注意本博通知。 本片力求保证视频质量,采取高清技术,因此单体文件体积较大。幸谅! □ 《林彪事件: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暂前五集).avi(3.18GB)  (下载)http://115.com/folder/f7850cd80f6 ............................................................................ 甘肃省盐锅峡化工厂是一个三千多人的国营大厂。在资产改造的过程中企业被宣布破产。 省政府为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拨款肆仟伍佰万,却奇怪的是该款委托一中间公司秘密进行操作,直到事情败露。故事引发的问题是曾经占中国重要位置的大工业体制何去何从,如何走的问题。 本片的拍摄制作直接参与到了该国企职工维权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地推动作用。为此该省政府在片子于网端发布的第一时刻竟然不惜出动公安进行干涉,要求删除,并对片子的制作过程以及人员行踪进行秘密调查。 □ 《黄河湾处》.avi(369.41M)  (下载)http://115.com/file/bldm8l0v □ 《黄河湾处》  (在线观看)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07712471.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流民王文忠之死 / 2011-10-17 16:49 / 评论数( 7 ) 【续四】林彪事件: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布 / 2011-10-16 15:53 / 评论数( 4 ) “希望工程”是否继续,请社会关注! / 2011-10-11 22:57 / 评论数( 3 ) 【续三】林彪事件: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布 / 2011-10-10 06:14 / 评论数( 2 ) 【续二】林彪事件: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布 / 2011-10-07 21:07 / 评论数( 3 )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杜君立:三门峡河殇50年祭(1)

    相关链接: 三门峡河殇50年祭 (2)     引言   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有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依照这句话,谢朝平先生可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了。2009年,公民王帅因在网上发帖而遭到三门峡下辖灵宝警察的“跨省抓捕”;2010年,作家谢朝平先生因在《火花》杂志(增刊)上发表作品而被渭南警察“跨省抓捕”。   据谢朝平先生的妻子李琼女士说,2010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人敲她家的门,自称是“人口普查的”,开门后是7个“便衣”,“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随后出示了警察证:4个渭南警察,3个北京当地警察。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警察拒绝出示任何书面拘传手续,即将谢朝平先生从家中抓走。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了解案情,得到的答复是“涉嫌非法经营”。   中国素有以言治罪的传统,关于中国警察英勇围剿中国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老的有焚书坑儒,有文字狱;远的有“左联五烈士”,有遇罗克李建彤;近的更多: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龙泉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不久前,4个采访伊春空难的记者也毫不例外地遭遇当地的“粗人”(警察自称)。   据说为避免“烈士”的下场,鲁迅当年经常躲到外国人的租界里写作。后来租界没有了,高行健只好躲到外国去写作,结果竟然为中国作家圆了诺贝尔之梦。人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55岁的谢朝平躲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可毕竟不是租界,结果还是没有逃出富贵不淫的渭南警察的作战半径。7个威武不屈的警察“冲上去”,就把一个贫贱不移的老作家抓住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找的就是你!”。   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里,关中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即使现在,关中依然是陕西最富裕的区域。而在关中地区,渭南却是最穷的。80多年前,反政府的中共组织在这里发动了渭华起义,招致政府军的血腥屠杀。80年后,这里是中共的政府,官方势力依然战无不胜。据说1996年,渭南官府就曾调集数百警力,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在库区3个县市方圆几百里大张旗鼓搜查和收缴当时的《工人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当然免不了抓了数不清不慎看了这些“党报”的不幸的读者。这一次,在跨省抓捕谢朝平先生的同时,渭南当地的警察和各种官府雇佣的稽查人员正以奋勇扫黄的革命热情,在渭南这个穷山恶水里展开大规模的清查,以阻止哪怕一本载有谢朝平先生作品的《火花》杂志进入渭南。   导致此次谢朝平先生遭遇警察非法抓捕的,无疑是他写的1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涉嫌非法经营”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现代“莫须有”而已。如同轰动世界的南都案中,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被以“私分公款”判刑,总编辑程益中被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拘。南都案的始作俑者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2010年落马,传出南方都市报遭到迫害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因为其不顾官方的封杀令率先揭露孙志刚惨案和SARS疫情。   谢朝平历时3年潜心写作的《大迁徙》,以深厚的笔墨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移民的悲惨历史,而这段历史与三年大饥荒、75?8溃坝、“红场”惨案等许多中国故事一样,一直被官方满怀罪恶和恐惧地隐藏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门峡已经成为渭南人永远的伤口。这一次,在谢朝平先生和渭南警方的密切合作下,这道伤口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到2010年9月——正好50年。50年前,50万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父老乡亲,在当时官府的逼迫和哄骗下,从背井离乡到妻离子散再到家破人亡;50年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让7名中国警察如临大敌。这一切尴尬与不幸,都是因为错误的或者说罪恶的三门峡水库。   千人诺诺   在远古时期,中国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森林茂盛草长莺飞。中国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依水而居。伐木作舟折木为屋钻木取火烧山开荒,终于森林越来越少,泥沙俱下,河水变黄了,大河改名为黄河。如果按水系来划分中国文明的不同阶段,那么黄河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五胡乱华之后中国文明重心转入长江,近代文明肇始于珠江。经过鸦片战争和战争鸦片的双重洗礼之后,现代文明滥觞于中国沿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惩罚。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如入无人之境,汪洋恣肆不可一世,一次次暴虐的洪水成为中华文明无法摆脱的悲情。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共计2500年间,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治黄成败已经成为中国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以至于西方历史学家独特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体制,正是因为要对付黄河。只有在铁腕的独裁体制下,才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止洪水泛滥。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上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治水的最好年代。   事实上早在1949年8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就收到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 防洪为开发目的”。起草者王化云不久即成为在郑州新成立的水利部直属的“黄委会”的老大。   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但这个方案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 而舍弃。   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新鲜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经过数月考察,只懂工程而不通水文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又一次提出三门峡方案:“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老大哥”一句“免不了”的金口玉言就将关中无数芸芸众生打入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当时国内的官员和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此表示异议。随即,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炮制出炉: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 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其功于一役。此外,还有巨大的灌溉、发电和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跟朝思暮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如此令人喜出望外。   中国古语说:圣人出,黄河清。据说宋大观元年(1107年)曾经出现过“黄河清”的祥瑞,因为中国出了一位圣人——宋徽宗赵佶。如今850年过去了,毛万岁的书法已经远超“昏德公”的瘦金体,“圣人”自是不用说了,所以举国上下都热切地盼望着“祥瑞”的第二次出现。1955年7月,全国人大充分发扬“平庸集体”的传统,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翌年,苏联专家将水库的正常水位修改为360米,比原设计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 333万亩,移民90万。1957年的中国正通过户口隔离制度进入疯狂的军事化管制时期,同时还在进行剪除民众思想的反右运动。在一片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亢奋的爱国热情背景下,国家建委会迅速通过方案,三门峡工程随即动工。   两年之后,文化大太监郭沫若来到木已成舟的三门峡。在迎接“高级兽长”的一片献媚谄笑中,郭大诗人如同刚服了春药,不由诗屁大发当场挥毛:   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   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   大禹巍巍浪得名,擅逃水土误中原。   千秋功罪今勘定,不在龙门在鬼门。   鬼斧神工作天险,人工民斧险为夷。   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   一士谔谔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美国人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事实证明,虽然在后来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但不可否认,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   从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始,中国人已经成功的修建水坝超过两千年历史。如今,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在三门峡时代,它所遭遇的已经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狂热的政治环境。   很多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在一片狂热喧嚣之中的清醒理性的反对者。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早先曾对三门峡方案表现出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在所有官员之中,或许他是唯一一个。他在1953年5月31日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黄万里是坚决的反对派。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提出自己对在三门峡黄河干流上建坝的忧虑: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先生也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   周恩来随后批示水利部进行讨论,70名专家中绝大多数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一直血流不止的伤口。   国务院将讨论会的情况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甘肃等沿黄各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除过陕西,其他各省都没意见。数百万 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陕西省不屈不挠,甚至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1958年4月周恩来来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 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帮助周恩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周最后明言“不能损害西安”,而陕西省则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大坝的标准按360米设计,按350米施工,但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同时降低泄流孔底,以增加泥沙排放。这个妥协方案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以留在故土。   1957年,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这篇使毛万岁龙颜大怒的文章,再加上他极力反对三门峡,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这个中国绅士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文革中,“死不悔改”的黄万里被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很多移民的苦难。他的一首诗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与曲迎圣意的郭沫若钱学森们不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满怀报国情怀的正直学者遭遇相似,在那个焚琴烹鹤的唯政治年代不仅明珠暗投怀才不遇,反而率遭打击迫害。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2年之后,一场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渭南地区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他情牵一生的万里黄河了。   50年前,黄万里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小诗,不想一语成谶: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初尝苦果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于1960年9月开始蓄水,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河床抬高,渭河河口出现“拦门沙”,渭河下游过洪能力严重降低,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抬高,河水淹没农田,盐碱化扩大。   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堵死。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 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 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到严重威胁。陕西的担忧变成残酷的现实:随着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同时,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卷起千堆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2年的时间内,潼关渭南西安接连告急,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理论遭到现实无情的嘲讽。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4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所谓的“万里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人造瀑布。   在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周恩来也承认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 陕西。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对于改建,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认为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因此不必改建。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2年后,第一次改建工程完成,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没有任何争论,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共耗资8千万。最后一次改建是在1980年代,使27个孔洞全部可以过水。这一系列工程改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大三门峡水库的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 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以及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至于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成为痴人说梦。   目前,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收入约两亿元,还不够给枢纽局近4000名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铁饭碗”发工资的。   背井离乡   为了三门峡水库下游的安全,渭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近50万农民陆续被强行迁出富饶的渭河平原。1956年8月10日,迁往宁夏中卫的潼关移民告别故土登上列车。一个叫王益民的移民老人回忆说,“当时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于地处淹没区全村12000人全部迁移。迁往宁夏中卫的有5000多人,其余落迁白水县。母亲和小妹是一步一回头,哭着离开家园的,幸好当时我在西安一建筑公司上班,才免了这一难。两年后再回到村里,房子拆了,地也没了。”   离开富庶的关中,远迁宁夏的农民实在受不了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新家园”。1956年8月,到达安置区不久的农民有400多人返回陕西。1957年,在宁夏的移民形成了6500人 的返陕浪潮。3年之后,移民返陕愈演愈烈。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正值卫星遍地饿殍遍野的中国大饥荒。官府规定,移民外迁省外禁止带粮,移民将仅带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里之外的香山换了洋芋。最艰难的3个月,他们人均口粮每月只有8斤半,移民称“8斤关”。一个人每天正常消耗2000卡路里,8斤粮只能提供每人每天约400卡路里,这会使人连翻身都会变成奢望,只能苟延残喘等死了。因此很多人就这样成为漂流异乡的可怜的“饿死鬼”。   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淹没,仍然可以耕种,纷纷返回家园。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后来的报告称,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据说,这些实地查看的官员都脆弱地哭了。   建成后的三门峡,并没有让人看到想象中的好处,洪水泛滥不断,淤积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5米不止。陕西人从大局出发,义不容辞地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给陕西人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贫瘠的西海固,每一个陕西移民都对遥远而富饶的故土望眼欲穿归心似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越搬家产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没有住房,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钱供子女上学。从1986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10个乡、 100个村的行政格局逐渐形成。   一个叫李天一的潼关渔民,从14岁起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古城拆毁,他带着三岁的儿子和妻子移民到了宁夏。60年大饥荒中,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他在潼关与宁夏安置地之间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老了才最终留在了潼关。   当年的陕西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宁夏新疆,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关中素有重土的传统,即使饿死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   2006年7月1日,中国官方出台《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2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人祸天灾   三门峡项目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原住民的利益和同情他们的处境。后来宁夏苦寒地区的移民被容许返回库区安置。但即使回到家乡,家乡已经不是那个风调雨顺的家乡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自从三门峡建库之后,渭河河床越来越高,自我冲淤能力很强的渭河, 越来越变成“悬河”。   移民们终于回到埋葬着自己祖辈的家乡。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又从零开始。然而历史又一次折磨了他们,他们回到父辈的安宁生活仅仅10多年,一场洪水使他们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生活一朝归零。   2003年8月31日开始,渭河下游流域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净身逃出的农民近20万人。由于河水倒灌关中,渭河支流纷纷决堤,4亿立方米的水在渭河的大堤外肆虐,如同大海一般。   2003年受灾直接损失,按照官方的数据是12.08亿元。 一个华阴农民悲叹道:“我们的生活倒退了10年,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5年。”2003年11月初,在反复消毒和检查危房之后,政府解除了禁止回村居住的命 令。房倒屋塌的家庭至今还没有回来,由于安置点的逐渐撤销,当地政府也无力承担庞大的费用。灾民暂时借居在自己的亲戚那里。   在2003年的大洪水中,华阴市华西镇罗西村暂时安居点,333户中有73户居民回不了家,209间房子倒塌, 所有的东西都被洪水冲毁。罗西村平均每户有5只鸡、一头猪,5家平均有一头羊。 这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也都已经随水而去。有一个叫王满池的老人,他是1950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队员,他在历史上移民回潮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迁移6次。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原谅他:“他除了移民,什么也没有做过。”   虽然三门峡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产生的潼关以下的淤沙降缓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河水冲沙入库的难度。2003年的河水倒灌导致了华县的南山支流相继决堤,黄河口的顶托让渭河水流速缓慢,数次洪峰进入渭河大堤外,形成了一个容量为4亿立方米的泽国。秦家滩旁边的渭河大堤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开始加高河堤。“原来只有 两三米,现在有十多米了。”2003年9月1日上午9时20分,渭河支流石堤河东岸被水撕开,秦家滩被水淹没。   事实上这只是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值得一提的,他们恰是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主管部门的前部长。   2003年8月,渭河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华县、华阴为主的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水乡泽国,102万亩的农田和55个村庄被大水淹没,受灾人口达56万,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

网络时代如何规避跨省追捕的风险

Shared by akid 屁用 作者: 何仁勇  |  评论(2)  | 标签: 天涯观察 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宁人高国龙最近被“跨省追捕”了。因在网上发帖批评睢宁法院的执行工作,两个法官带队将他从上海抓回睢宁,睢宁法院以诽谤他人对其处以拘留15日并罚款1万元。2009年3月,同样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人王帅因在网上发帖,遭家乡警方以诽谤“跨省追捕”,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拘留高国龙,睢宁县委一负责人称,这也是睢宁“网络问政”整顿官风之后引导“人民说实话”。自2008年当地一起诽谤案被判处刑罚之后,睢宁的网络环境得到净化,但才一年多,又来了个高国龙,处理也是引导“人民说实话”。(网摘) 自2008年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追捕王帅之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跨省追捕案件发生:吴保全、谢朝平、王鹏……这一次,轮到江苏睢宁人高国龙了。 澄清一个事实 睢宁法院有权作出司法拘留的决定 睢宁法院跨省追捕案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不少论者批评睢宁法院没有权力对高国龙实施拘留,认为这有司法职权僭越的嫌疑。事实上,睢宁法院所实施的是“司法拘留”。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中国有三种形式的拘留。一是行政拘留,一是刑事拘留,一是司法拘留。 行政拘留是治安管理的一种处罚方式,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制裁,其目的是惩罚和教育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由公安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实施。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对象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司法拘留是法院对于有严重妨碍诉讼行为的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人员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102条和相关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拘留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行。 在《民事诉讼法》102条第四款中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此处的“诽谤”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属于自诉案件,“须由被诽谤的当事人报警并立案后,才能展开调查并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 高国龙案件里,睢宁法院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决定对高国龙司法拘留15天,罚款人民币10000元。也就是说,决定对高国龙采取措施者并非公安机关,而是睢宁县法院。 由此可见,至少从司法程序上来说,睢宁县法院在跨省追捕案中没有僭越司法职权。 随意实施跨省追捕将会严重打击公民自由表达权利 那么,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法院有权随意对公民实施司法拘留,以至于动不动就上演跨省追捕情节呢?当然不是。 具体到高国龙案件,高国龙被拘主要原因是今年3月7日在睢宁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媒体调查,高国龙在网站发表了一些与此案相关的帖子。下面是所谓涉嫌“毁谤”司法工作人员的言论。 “肇事车主在交警大队真的有人,怪不得如此嚣张。纳税人养活你,你却不为纳税人认真负责地服务,并有偏袒的嫌疑。” “强烈要求本案中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相关人员下岗!相关团队道歉!否则我的税款还不如拿去养宠物狗。” “我们打电话给韩宁,韩宁竟摆出一副官老爷的姿态,打着官腔,不说实质性问题。当他被质问得不知如何回答时,态度极为恶劣,有手机录音为证。继续质问他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他不耐烦地说‘不和你讲了’,就直接挂了电话。”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专门询问了一下百度百科。他告诉我,所谓“毁谤”,是:以言语相攻击或嘲讽丑化,将不好的事夸大化,故意捏造事实。按照我的中文阅读能力来看,高国龙的这些言辞堪称激烈,但明显够不上“毁谤”。高国龙并没有攻击或者丑化司法工作人员,他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利而已。“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这些行为难道不是公民批评的对象?“官老爷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深恶痛觉的作风?“司法拘留15天,罚款人民币10000元”,这是司法拘留的上限,睢宁法院对于一名普通公民稍微激烈的言论,就课以如此重的处罚,很难说服我,这不是对公民进行“假公济私”的打击报复。 公民无言论自由,官员也会深受其害 吊诡的是,在公民无法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体制内的官员也往往因为在言论上的不慎,导致受到处分直至丢掉乌纱帽。远的有说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牛语的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近的有辱骂百姓“想要公平是臭不要脸”的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 就言论自由而言,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应该严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等。不过,官员始终也是公民中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应该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2007年,一位香港教育局官员因批评教育学院调查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结论,被指干涉学术自由而受到指控,但港府在申请司法复核时,坚持认为官员享有言论自由,官员与普通市民是平等的。 社会是一个整体。公民与官员,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很糟糕,那么没有谁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期望有更多的公民和官员站出来,为言论自由而呼吁。这不是为了拯救谁谁谁,而是为了你自己。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永远不会成为跨省追捕案件的主角。 普通网友如何规避跨省追捕的风险?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索赔。陷入绝境的《纽约时报》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我们认为本案违背了国家既已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 这就是影响极其深远的美国“沙利文”案。这个案子也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监督立下了标杆。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因为社会传统及当前文化环境的不同,言论自由的边界也会相异,批评的尺度,各不相同。相同的批评,在一个国家是寻常之语,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牢狱之灾,甚至殒命之门。在这个国家里,网友就要学会,既能最大限度地进行言论表达,行使公民权利,又能谨言慎行,规避各种跨省追捕的风险。根据个人经验,提出下列建议: 一、在进行舆论监督和时事评论的时候,尽量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 二、不要使用侮辱性和攻击性的语言,不管是针对谁。这也不是合适的辩论方式; 三、尽量不要提及某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人; 四、不要捏造事实。虚假事实支撑不了正确的观点; 五、在没有准确证据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也不要轻易说出来。 总之,在网络时代,网友应该尽量避免跨省追捕的风险。毕竟,丧失人身自由,对谁都不是可以承受之重——哪怕最后还你一个清白,也弥补不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 结束语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遗憾的是,总有新的跨省追捕案发生。还有多少次跨省追捕,才能换来“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有多少次跨省追捕,才能让法律拭去耻辱的泪水?今天我在这里发出疑问,希望明天、后天,或者不远的一天,在某处听到清晰的回音。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何仁勇的最新更新: 辟谣联盟为何不招人待见? / 2011-08-22 22:56 / 评论数( 0 ) 拯救北海律师 重拾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 2011-08-13 21:30 / 评论数( 3 ) 慈禧为什么对义和团先捧后打? / 2011-08-08 12:11 / 评论数( 2 ) 慈禧为什么要重用曾国藩等汉臣? / 2011-08-01 01:56 / 评论数( 0 ) 我想和铁道部谈谈 / 2011-07-30 00:19 / 评论数( 0 )

王晓渔 | “网络扒粪”:不可承受之重

2011年01月05日 15:25:38   一百多年前,太平洋彼岸出现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从住房保障到选举权利,从食品卫生到工人福利,新闻界“深入揭批”各种公共问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那些只看到黑暗面、没看到美丽新世界的新闻人称作“扒粪者”。但是,新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这一称呼。“扒粪者”成为对新闻人的最高评价,比“无冕之王”更能彰显职业精神,     一百多年后,“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重现中国,“扒粪者”不限于新闻人,而是以包括新闻人在内的网民为主。“扒粪”从“打虎”开始,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经过9个月,冒充华南虎的“纸老虎”终于现出原形。仅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一张无需专业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照片,倾全国网民之力,耗时大半年,才验明真伪,可谓事倍功半。但是,这一水滴石穿的网络事件,标志着网民开始从暴民向公民的艰难转型:公共问题取代私人生活,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对公权力的监督取代对私生活的公审,成为网民的价值取向。网民与公权机构的拉锯战,最终以公权机构作出回应而结束,尽管这种回应值得推敲,公权机构却无法继续无视网民的声音,网民不再是虚拟的力量。     虽然“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出现,但是人肉搜索最初并非因“扒粪运动”而生。在2006年的“铜须门”事件中,网民对当事人“铜须”进行人肉搜索,随即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人身骚扰。事后发现,“铜须”被指控的行为,纯属子虚乌有。“网络暴民”对私人生活进行道德审判的行为,遭到知识阶层的批判。仅仅过了一两年,网民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就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表示“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成为“网络扒粪”的对象,他抽的香烟、戴的手表、开的座驾都经过网民的人肉搜索,1500块一条的“天价烟”传诵一时。最后,周久耕被移送司法机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从“铜须门”到周久耕,同样是人肉搜索,但是性质迥异。从2008年开始,“网络扒粪”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部分,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与之有关,2008年的周久耕、2009年的“躲猫猫”都是标志性事件。     从每一个个案的规模和程度来说,“网络扒粪”一点也不逊色于一百多年前太平洋彼岸的“扒粪运动”。遗憾的是,“网络扒粪”并未像“扒粪运动”那样,对制度建设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     媒体常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网络扒粪”属于“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是否有效,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能否纠错,取决于它们是否接受“第四权力”的监督。在“扒粪运动”,“扒粪者”最为关注的不是制造问题的具体个人,而是产生问题的体制。“扒粪者”不是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各尽其责。在“三权分立”的基本制度未能确立的情况下,“第四权力”的效用大打折扣,“网络扒粪”只能解决个案,不具示范性,在制度转型上更是无能为力,陷入重复扒粪和审丑疲劳的双重困境。     由于“扒粪运动”无法推动制度建设,重复扒粪在所难免。在“躲猫猫”之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各种死法应有尽有。在“躲猫猫”事件后,就有学者指出,仅仅惩处这一事件的当事警察,无助于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侦押分离”。可惜,这一观点未能得到重视。虽然每次事件之后,大都会出现问责,但是这种问责无法阻止更多死法的产生。所以,回顾2010年的公共事件,几乎都是似曾相识,每个事件都能找到此前的原型,赵作海之前是佘祥林,钟如九之前是唐福珍,谢朝平之前是王帅。     由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网民逐渐审丑疲劳,比如“躲猫猫”之后,同样的“躲猫猫”就难以得到关注,至少要有“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等新的情节,才能重获关注,但是关注的程度逐渐递减。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钱云会,在一次离奇的交通事故中死于非命之后,网友才发现他几个月前在天涯发的帖子,可是那个帖子一直无人关注,在他死后迅速有上千条跟帖。     “网络扒粪”陷入两难境遇:如果坚持重复“扒粪”,会效用递减;如果放弃重复“扒粪”,公民的权利又在不断受到侵害。与此同时,公权机构逐渐摸索到应对“网络扒粪”的办法。最拙劣的办法,是以诽谤、造谣的名义惩处“扒粪者”,但是这种行为会遭到新一轮的“扒粪”,往往适得其反,只有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地方政府还在使用这种套路。与时俱进的“柔性问责”三步曲是:第一步肇事问责,“严打”临时工;第二步行政问责,“免职”基层官员(“免职”既不属于行政处分,也不属于党纪处分,更接近带薪休假的福利,也可以视为另行任用之前的休假);第三步司法问责,适用“缓刑”——“问责”到第几步,视网民的压力和领导的批示而定。三步走完,网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偶尔,也会抛出一些县处级以下的官员,稍微平息一下民愤。     经过重重缓冲,“网络扒粪”的风暴,最终只能“吹皱一池春水”,网民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公权机构岿然不动。周森锋、逯军……,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民对这些名字逐渐陌生,他们的问题也不了了之。新的“网络扒粪”覆盖了旧的“网络扒粪”,如此循环往复。但是,“网络扒粪”蕴积的能量,不容忽视。如果这种能量不能缓慢释放,而是积石成山,就会有“柔性问责”无能为力的一天。       上一篇: 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致未来…   下一篇: 需要区别对待的三种儒家复兴 阅读数(1645)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周泽 | [转载]“跨省”一周年,我向朋友说声谢

原文地址:“跨省”一周年,我向朋友说声谢作者:谢朝平 “ 跨省”一周年,我向朋友说声谢  去年8月19日的这个时候,渭南警察闯进了我的家,正用手铐剥夺我不该失去的自由。  一年过去了,手铐和牢门制造的伤痛早被制造者忘记 。但受伤者不会忘。       一桩冤案对于社会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悲剧,但它却能摧毁平民百姓的生活。我的生活没有被完全摧毁,倒是昨年的灾难使我此后的人生发生了一些转折。  噩梦醒来,我懂得了感恩,懂得了关注民意民生,懂得了用 我的笔 去 谴责 那些常给百姓带来无妄之灾的权贵。当然,难以平复的伤痛也使我对国家有了更多更强烈的期盼——    阅读全文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

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内容提要:中国近年来的宪政发展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条是以齐玉苓案为标志的官方路径,另一条则是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的民间路径。本文简要回顾两条路径所取得的主要宪政进展,并审视其成败得失,最后指出民间宪政路径的内在局限。如果国家制度结构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都将宪政作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非对所有人的权利保障,那么宪法将注定得不到落实;要真正落实宪法,人民自己还得站出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 关 键 词:中国宪政;齐玉苓;孙志刚;司法审查;民间宪政 众所周知,就和法律不等于法治一样,宪法和宪政也是不能互为一谈的两回事。在经济和法治改革30年中,不同层级的立法者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规章,但是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落实这些法律规范的问题。对于1982年《宪法》来说,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都可以通过诉讼形式获得一定程度的实施,唯独“国家的根本法”却因为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而至少得不到司法的实施,从而使中国长期陷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是最显然和最直接的原因,但也只是一个表层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呢?至少从2001年最高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首次适用《宪法》开始,宪法学者一直在论证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终究功亏一篑。事实上,不仅齐玉苓案后无来者,而且2009年最高法院自己终止了齐案批复的效力。②齐玉苓案的“短命”表明,司法审查的缺位本身只是宪法制度缺陷的现象而非根本原因;要纠正这种制度缺陷,只是靠几位开明、善意甚至锐意进取的法官或行政官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司法审查对于实现宪政是必要的,而宪政维护和促进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那么“人民自己”才是推动宪政进步的原动力。③在法治国家,人民可以在日常的非“宪政时刻”依靠有效的宪法制度保护自己;④但是在这套制度确立之前,人民在缺乏制度依靠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换取基本生存的权利。 本文沿着两条路径,梳理并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宪政发展。一条是以齐玉苓案为标志的官方路径,但是这条路径随着2008年底最高法院终止该案批复的效力而寿终正寝。另一条则是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的民间路径,民众首次通过网络等媒介工具强烈抗议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酿成的悲剧,进而将矛头指向严重歧视农民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可以预见,这条路是艰难崎岖的,但是自2003年以来却取得了重大制度进展。本文简要回顾两条路径所取得的主要宪政进展,并审视其成败得失,最后指出民间宪政路径的内在局限。如果国家制度结构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都将宪政作为对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非对所有人的权利保障,那么宪法将注定得不到落实;要真正落实宪法,人民自己还得站出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宪法死了抑或宪法万岁 宪法规范和现实之间的脱节或许在法治国家看来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常事。事实上,中国古代法律或律令也面临和现代同样的实施困境。据说汉景帝一度废除肉刑,悉以鞭刑代之,但是这项人道主义敕令却因为狱卒滥用执行权反而导致更多的犯人被打死;直到皇帝亲自减少鞭数,严格规定竹鞭的形状和尺寸并禁止行刑过程中换人,情况才有所缓解。⑤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执法都能变得像鞭子的尺寸那样具体,而法律内在的模糊和灵活必然给执法官以滥用执法权的充分机会,进而产生和法律本意相悖的结果。现实中的规则和书本上的规定不是一回事,吴思的“潜规则”一词形象概括了中国法律和现实之间的差异。⑥无所不在的潜规则不仅困惑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也同样困惑着近30年的法律改革。在规定和现实脱节的意义上,宪法似乎确实是“死”了。 然而,中国宪法虽然至今处于“休眠期”,却并不意味着宪法失去了社会意义。许多人都为宪法实施的进展感到着急,但是这并不表明宪法在中国只是一个“门面”而已。即便短视自私的官员具有忽视或规避宪法的天然倾向,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开始认真对待宪法,因为宪法毕竟被设想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一位老人在百余街坊的支持下,手持《宪法》阻挡开发商雇用的黑社会强拆自己的房子,这动人的一幕足以体现宪法在人民心中的地位。⑦确实,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最后都难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位老人最后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但是本文的主旨正在于说明,即便宪法的实际影响看似微不足道,人民不断提升的宪法意识仍然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即便一部没有实施的宪法仍然可以为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发挥一定作用。 第一,几乎所有政府都关心自己的形象,即使威权政府也不例外;这一点可以作为不证自明的行为假定,无须赘述。废弃宪法、过度滥权的后果必然是人民遭殃,进而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和不满,最后社会目睹这些负面新闻的结果必然是损害政府形象。即便地方政府一直试图隐瞒贪污腐败、群体冲突、煤矿爆炸、环境污染、食品中毒等自己会被查究责任的负面事件,但隐瞒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网上几乎每天都能随意浏览到事关政府官员的负面事件。⑧如此频繁的报道必然对中央产生压力,促使其采取措施维护形象。 第二,政府官员并非完全是纯粹利己的自私动物。即便官员并不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并未完全脱离群众,因为每一个政权都要通过某种机制更新血液。例如,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就把一些平民出身、熟读经典的青年进入统治圈,从而维持了政府和社会之间哪怕是微弱的联系。今天,中国也有类似的程序从学界、商界等职业群体吸收有才能的人选,更不用说重要的法律和规章本身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合作的产物,而后者比一般老百姓更熟悉法治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中央政府和社会精英至今仍然是宪法和法律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事实上,虽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1978年就私订契约打破“人民公社”桎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认了小岗试验的合法性,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改革。⑨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首次授权“民告官”的时候,平民百姓几乎没有听说过“行政诉讼”一词,而政府自愿制定该法以限制自己的自由裁量。1982年《宪法》本身是由宪法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的,⑩四次修宪逐步确立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与平等地位(1988年和1993年)、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1999年)、尊重人权和私有财产(2004年)等基本原则,而这些宪法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努力。2007年,国务院通过《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政府都要遵循公开透明原则,要求各级政府披露当地灾难并对故意隐瞒事故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11)因此,政府的自利性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内部没有落实宪法和法律的动力;相反,对于偌大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乏能干、开明、负责并愿意促进国家法治的官员。(12) 最后,虽然政府到了实施宪法和法律阶段确实会变得吝啬得多,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法律就完全失效,而只是说它们的实际效力被打上了法治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很大折扣。但是不论多么微不足道,这些法律多少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如果法律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法律的存在至少为权利受到侵犯的人民提供了道德力量,并帮助中国社会清楚认识到公权滥用的错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民间宪政与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宪法或法律规范和他们实际利益之间的关联,并开始有意识地用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老人持宪抗拆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例,许多处境类似的个人或家庭纷纷用法律手段挑战公权力行为。2007年夏,正值《物权法》通过之际,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在公共压力下低头,并获得了满意的拆迁补偿。因此,中央政府颁布进步的宪法修正案和法律之后,实施新规则的压力随之产生,好比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契约,违背契约将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新法未必具备有效的实施机制,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共识,一般不允许走回头路。于是,一旦通过了一部新的良法,政府似乎进入了一条单行马路。今天,无论哪个统治者都不可能删除宪法规定的人权、法治、私有财产或任何受到普遍拥护的条款,而不激起媒体、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应;(13)任何执政者都不可能取消行政诉讼、信息公开、程序正义或其它被普遍认为对于公民的法律保障至关重要的制度或原则,而只有在其能力范围内落实这些规定和机制;如果它们得不到有效落实,政府即被认为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 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及其修正案“虽死犹生”,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官方路径之兴衰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宪政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但是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根本局限。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在法学界可谓家喻户晓,无需赘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能动之举不仅暗示了法院适用宪法的可能性,也激起了学界和社会的极大热情。然而,事后的发展并未能维持乐观的期望。法院不仅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步骤,在“宪法第一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可实施的宪法权利体系,而且一直消极回避宪法。事实上,自2001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出现一个所谓的“宪法案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近年来,在某些平等权诉讼中,原告甚至在法院内外获得胜利,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个是依据宪法而获得判决的。 例如在2004年的“乙肝歧视第一案”中,安徽省因在公务员考试中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受到起诉。原告张先著主张公务员录用标准侵犯了其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违反了《宪法》第33条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芜湖中级法院虽然判决原告胜诉,拒绝录用的决定因“证据不足”违法,但是完全回避了宪法问题。事实上,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庭的庭长似乎认为平等条款仅适用于法律的错误适用而非法律归类本身,因而不能适用宪法。(14)在1982年《宪法》制定初期,中国法学界确实有人坚持这种保守解读,但是至少近二十年来早已被抛弃。这项判决与其是维护当事人的平等权利,不如说是体现了中国法院缺乏适用宪法的基本担当和知识积淀。 事实上,所谓的“宪法司法化”刚一诞生便已夭折。然而,最高法院新任院长似乎对司法化的“名存实亡”还不满足;2008年底,最高法院下达的通知正式终止了齐玉苓案批复的效力,却连一句哪怕是敷衍的理由都没有。(15)事后看来,齐玉苓案的夭折是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当时负责该案批复的始作俑者黄松有的落马已经为其埋下伏笔,(16)而宪法司法化开辟的官方宪政路径也随着官员仕途的没落而终止。 齐玉苓案批复的兴衰可以从司法改革的更大背景下得到理解。(17)自1999年以来,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原本是要将原先过度政治化的法院职业化,进而使中国的法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官”。(18)现在看来,司法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司法的政治化外观,军服、肩章、大盖帽换成了法袍和法槌,但是法官的思维似乎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更重要的是,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外部的司法环境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尤其是政府和司法之间的控制关系没有任何变化。法官在院长的领导之下,院长又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整个司法结构高度依存于政治权力,根本无力抵御政治干预,因而实际上无法履行《宪法》第126条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干预”的要求。在启动10年之后,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司法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10年之前,司法改革朝向职业化的共同目标;10年之后,最高法院却和少数学者联合起来提倡“司法大众化”,甚至回到延安时期的“马锡五模式”。实际上,这条路线的“改革”非但不可能真正让“人民”发挥更大的作用,(19)而且只能进一步削弱司法威信和职业化,加剧司法政治化并进而产生更大的司法不公。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趋势以及齐玉苓案批复的个案命运证明,在缺乏民间意识和支持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的明文条款将继续保持“休眠”,而不会发挥实质性作用。毕竟,既然现代宪法的核心在于保护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保障只有在人民自己出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效力。和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孙志刚事件不同,齐玉苓案的夭折只是在法学圈子里激起过一点涟漪,(20)而从来没有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任何争议。司法改革确实在法学界得到压倒多数的认同,但是在最高法院前任院长和少数法学家的推动下单兵突进,而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旦遭遇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便必然失败。 三、孙志刚事件与民间宪政的兴起 齐玉苓案体现的司法创意代表了制度改良的官方努力,而这类努力不但极其罕见,而且在没有人民的觉悟和支持下也难以为继。然而,这显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去30年没有取得任何宪法成就。从取消剥夺亿万农民自由的“人民公社”到建立承认农民基本自由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再到废除收容遣送并改革将农民捆绑在农业土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中国人权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改观。更重要的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原动力并不是少数开明官员,而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但是和前者不同的是,孙志刚事件不仅产生了持续的制度影响,而且还开创了民众、媒体、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维权模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本来是发生在广州收容所的一起滥用公权悲剧,但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对孙志刚的个人悲剧表达了强烈的同情,对肇事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并通过青年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共视线聚焦到造成这起悲剧的制度根源——收容遣送及其所服务的户籍制度。最后,社会抗议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为了维持自身形象与统治合法性,中央不仅责令地方纠正错误,而且采取果断措施废除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并代之以自愿救助制度。 孙志刚事件不仅终结了一项剥夺自由和歧视农民的恶法,而且触发了一系列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的公民维权事件,包括仍在持续的城乡户籍(21)、劳动教养、刑事正当程序和死刑复核(22)、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事实上,绝大多数这类改革可以被认为是“孙志刚模式”的产物,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共享了孙志刚事件经历的同样过程。孙志刚模式可以被归纳为三个连续步骤:一是旧制度造成的悲剧受到媒体披露,二是媒体报道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抗议,三是社会反响震动了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正措施,甚至废除旧制度,形成新制度。不夸张地说,2003年之后的中国维权事业基本上是在“孙志刚模式”下展开的,而只要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式维权就跳不出孙志刚模式。 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成为孙志刚模式的最新注脚,并有望借此催生新的城市拆迁制度。1990年以来,中国加速了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而土地公有制、不受控制的地方公权力和公正补偿原则的缺位等因素加在一起,为地方政府创造了过度征收和过度发展的巨大动力。(23)没有公正补偿,财产征收必然剥夺公民的基本生计,造成大量上访并成为群体性暴力冲突的首要原因。(24)2004年修宪和2007年《物权法》都表达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但是都没有明确要求以公平市价为标准的公正补偿。法律漏洞加上法律“没牙”,造成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行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剥夺公民财产的授权。(25)2009年12月23日,不人道的城市拆迁制度终于衍生了唐福珍自焚悲剧。(26)比孙志刚事件更进一步,手机现场记录的自焚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北大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在公众压力面前迅速启动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程序,并很快出台了一份征求意见稿。(27)然而,由于征地拆迁直接涉及地方“土地财政”,正式修改草案迟迟不能出台。和收容遣送不同的是,旧的拆迁条例通过授权压低补偿、强制征收而产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其修改必然因面临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而困难得多。(28)虽然法制办一度表示倾向于规定公正补偿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但是人民并不直接参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过程,因此结果尚难预料。毕竟,中国的地方政府承担着落实绝大多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重任,并对于落实程度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孙志刚模式能在征收拆迁领域推进到什么程度,目前尚难定论。 四、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及其超越 虽然齐玉苓案所启动的宪法司法化尝试昙花一现,但中国宪政仍然沿着孙志刚事件开辟的民间路径持续发展。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宪政就在这条崎岖之路上蹒跚而行。虽然本文的评价是总体乐观的,但孙志刚模式是否能继续引领中国的宪政改革并渐进消除造成社会悲剧的制度根源,却前途未卜、充满变数。 1.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 即便孙志刚模式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继续运行,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宪政制度进步的代价极其高昂。尤其在如今各类社会悲喜剧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状态下,要产生足够的公共影响并触动中央采取任何行动,通常必须是惊天动地、人命关天的大案。孙志刚和唐福珍都是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制度改良铺路,只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剧才足以激发中国公众的良知并带来有限的制度改革。事实上,就和人们对无所不在的贪污腐败早已见怪不怪,对触目惊心的审计黑洞已经呈现“审丑疲劳”一样,中国公众对于社会悲剧的“耐受度”也随着各地各式悲剧的频发而不断提高;放到今天或不久的将来,孙志刚乃至唐福珍事件都未必能激起当年的那种轩然大波。 其次,孙志刚模式的结局是高度不确定的。对于这一点,看看这个模式迂回曲折的运作方式就不难理解:先是必须存在足够震撼人心的事件,事件真相还必须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并产生足够强烈的社会反响,最后才有可能震动中央并促使其进行相关领域的制度改良,而中央政策不仅要纠正造成悲剧的特定政府或部门行为,而且还要为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在事件发生—社会影响—中央改革—地方落实这个漫长流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障碍都足以阻塞整个改革的链式反应。虽然悲剧事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并不鲜见甚至每天都在发生,但恰恰是社会悲剧和群体性事件的常态化使得人民和政府都趋于“适应”、疲惫甚至麻木。媒体报道可能受到地方政府压制,陕西渭南进京拘捕反映当地移民问题的作家谢朝平就是一例。(29)中央政府则可能感觉改革时机不到,或在地方压力下踌躇不前,或采取象征性改革姿态平息舆论,而实质性改革却被束之高阁;即便旧制度获得实质性改革,也会面临中国央地博弈中常见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地方政府和中央玩起“捉迷藏”游戏,新制度为人民带来的好处则难以落实下去。 事实上,早在孙志刚事件和唐福珍事件之前,收容遣送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就已经制造过不止一起死亡事件,但它们或者是没有被报道,或者是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或者是未能触动中央采取改革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孙志刚事件对于制度进步的推动只是一次幸运的偶发事件,中央恰好在废除收容遣送的必要性上和社会基本达成共识,并和当年汉景帝规制竹鞭一样,采取了完全废除强制收容的清晰措施,从而没有为地方滥用自由裁量留下太多空间。但是在其他领域,即便中央政府决策已定,改革也未必能在各地收到同样效果。例如,至少自佘祥林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是近年来各地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却有所回升,(30)而比佘祥林案性质更为恶劣的聂树斌案则至今没有得到纠正;(31)虽然最高法院明确要求重审,但是河北省高级法院却一再拒绝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至受害人家属和律师交涉多年,该案仍原地踏步,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32) 归根结底,宪政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是源于公民权利缺乏制度保障。在自由民主国家,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主要通过周期性选举对其选民负责;相比之下,中国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受制于选民压力,因而也不会感到有义务采取符合民意的措施。不仅政府行为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而且法律和政策本身就往往是出于保护既得利益;即便是纠正最公然的恶法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复杂平衡,譬如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公共形象以及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等。这种左顾右盼的权衡必然是结果不确定的,并随着社会状况和领导个人特征而发生变化。虽然公众对唐福珍事件反应强烈,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订却在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下迟迟不能出台,只是最近发生的又一起拆迁自焚事件才推动了变法进程。(33)事实上,变法的启动不仅没有延缓城市拆迁,而且促使对拆迁前景忧心忡忡的地方政府加快步伐,各地竞相违规“突击拆迁”,造成了比唐福珍事件性质更为严重的悲剧事件。(34)大多数这类事件发生在农村的事实也表明,即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成功修改也不能改善农村征地拆迁的状况。虽然国务院法制办表示将同时考虑农村征地拆迁问题,但是农村变法进程很可能阻力更大,结果也更难预料。 最后,制度改革不仅面临政府阻力,更根本的是,中国公众的一般观念并不总是接受现代宪政原则。发生在刑事正义领域的两起案例提醒我们,民众对官员腐败和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未必能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却足以促成情绪化司法并使之丧失对法治的耐心和宽容。如果2003年的刘涌案显示民众对刑事正当程序的法律意识不强,那么2009年重庆“打黑”衍生的李庄案则表明民众的法治意识尚不成熟。对于习惯了政治运动风浪的中国民众来说,运动式司法或许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将近半数的网民在调查过程中表示接受法学界争议激烈的李庄案判决。(35)这些案件表明,中国社会只是有条件地接受生命权或正当程序。公众对公权滥用的受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深表同情,但是对于已被媒体定性为社会公敌的刘涌或为贪官污吏辩护的李庄之流,他们并没有太多耐心守候公正审判所必备的正当程序。法院则过于孱弱,完全不足以抵御政治干预或社会压力。 2.孙志刚模式的超越 孙志刚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公众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反应机器,只是对其密切关注的社会事件表达自己的情绪化判断。即使公众反应产生了一点实际效用并成功触动中央采取纠正措施,这些事后纠错也必然只是迟到的正义。在本质上,孙志刚模式不是改善防止公权滥用的制度能力,而只是提供了纠正程序的一种触发机制,而这种纠正机制本身不仅从预防角度来看必然姗姗来迟,而且完全不足以防止一个受制于公权滥用和腐败的陈旧制度安排不断产生的恶性错误。事实上,连中国公众都已经呈现出“审丑疲劳”。几年前,审计署报告揭露的资金违规现象还引来各界口诛笔伐,如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却再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36)正如谚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人民自己需要站出来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并监督实施。 近年来,中国公共参与出现了更为积极的新势头,具体表现为公民对于地方公共决策发挥更加能动的作用。在以下列举的三个例子当中,两个都是地方居民抗议当地政府决定可能严重影响其健康、安全或生活质量的环境保护行动,一个则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针对地方和部门歧视而自发组织的平等保护行动。如上所述,乙肝歧视的受害者确实赢得了有利的司法判决,并成功促使中央政府取消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乙肝歧视,(37)但是普遍意义上的乙肝歧视仍然存在。例如在大学录取中,申请人在入学前仍然被要求进行体检,而乙肝就是体检项目之一,阳性检验结果仍然构成拒绝录取的依据。(38)只是在益仁平等非赢利公益组织的持续推动下,卫生部才最终决定取消教育和就业领域的乙肝歧视。(39)这一次,公益组织甚至没有向法院起诉,尽管诉讼有时仍然被作为启动政策变革或实施有利政策的工具;既然法院对于守护宪法平等来说是靠不住的,那么更有效的办法往往是影响行政部门直接进行政策改革。 孙志刚事件四年之后,厦门发生了一起历史性公民维权事件,数千厦门居民来到市政府大楼前“集体散步”,抗议其在离市中心7公里不到的海昌建造PX化工厂的决定。(40)就在数月之前的“两会”上,厦门大学著名化学家赵玉芬教授领衔的一百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反对工程上马,但是没有成功;相反,当地政府要求反对者撤回意见、保持沉默,国家环保总局也对工程的环境影响作出了有利评价。看到精英们通过官方渠道的努力失败之后,厦门居民主动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集体散步”,并最终成功迫使市政府放弃了工程计划。(41) 厦门“集体散步”之后,影响生活环境的地方决定在全国各地都激发了公民参与和抗议行动。例如厦门事件数月之后,上海市居民针对可能产生电磁波污染的磁悬浮列车工程诉诸类似行动,并成功迫使市政府中止工程计划。(42)2009年,广州市政府计划在番禺区建造垃圾焚烧厂,许多周边居民担心自己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因而就垃圾处理的替代方案进行辩论并在市政府举行大规模抗议。经过犹豫之后,广州市政府公开表示愿意考虑多数民意支持的替代方案。(43)这些事例表明,主动积极的公民参与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滥用公权力。无论是维护平等权还是环保行动都显示,一旦特定群体的重要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就可能公开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成员自己的利益,并有效利用网络和传统媒介来放大自己的声音。(44) 然而,即使这些公民参与的成功事例也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事实上,厦门事件本身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45)事后看来,它的成功带有侥幸成分。更为根本的是,既然现有制度对其成功没有任何保证,厦门模式不可避免地缺乏可预期性和可复制性;它的成功只可能在上海、广州这些相对“文明”的地方复制,那里的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自由表达更加尊重,对于使用武力则更为克制。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显示同样程度的尊重和克制。虽然PX化工项目被赶出厦门,但是并没有离开福建,而是被迁移到漳州,而漳州政府重新包装了工程,并仔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群众集会重演。(46)厦门事件一年之后,几乎同样的PX化工项目在人口更加密集的成都“上风上水”之地开工;当地居民模仿厦门“集体散步”,结果却截然相反:不仅没有说服成都市政府回心转意,而且组织者受到拘捕甚至定罪。(47)和孙志刚模式不同,厦门模式并不要求中央亲自干预,但是公民维权仍然面临同样的制度障碍。 五、结语——民间宪政的前景 中国宪政经验佐证了克雷默教授关于人民宪政的主题: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参与制宪及其实施,宪法就不可能转化为宪政。(48)正如麦迪逊指出:“人民自己”才是自由的最可靠守护者。(49)一旦人民从政治舞台消失并把权利保障的任务完全委托给政府,他们很快会发现宪法就是一张废纸;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一部良法与其说是纠正不公的手段,不如说是掩盖不公的门面。中国最高法院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失败验证了这一点:在缺乏人民支持的状态下,齐玉苓案注定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宪法确实对保护人民权利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本文所示,这种作用带有极高的代价、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 中国经验同时证明,民间宪政论也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规范意义上,人民当然是所有公权力的最高源泉,政府纯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权力;如果政府实际上偏离了这个基本目的,那么一定因为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宪法框架出了问题。这个笼统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如何才能守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呢?没有人民支持的司法审查本身显然是不够的,却不失为人民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一种具体机制。正如孟子两千多年前早已指出:“徒法不足以自行”,(50)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在道义和制度约束下忠实执行法律的政府。在当今中国的日常公共生活中,无论是厦门“集体散步”事件等少数成功事例还是许许多多的失败事例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点:没有适当的制度支持,人民的维权必然是“逆水行舟”,维权斗争艰难困苦、代价高昂,而获胜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虽然人民是所有正义事业的最终推动力,零散、孤立的抗议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相反,抗议、游行、集会等维权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受到保护,尤其是周期性选举、为了争取选民支持而自由形成的政治团体、不同权力中心的相互制衡以及政治中立机构的司法审查。这些制度非但不威胁人民的政治和宪法最高地位,而且还为宪法体制下的民众参与提供具体内涵。事实上,既然是宪政,就只有通过受宪法约束的政府才能实现,因而民间宪政注定不可能是纯粹“民间”的,而只能是在人民推动乃至主导下实行的一种宪政。 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注 释: ①参见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http://www.chinacourt.org/flwk/show.php?file-id=132344,2010年12月1日访问。 ③美国学者克雷默教授曾专门以此为题出版“人民宪政”学派的代表作,参见[美]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部分第1~8页。 ④See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vol. 2):Transform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 5-27. ⑤参见《汉书·景帝纪》、《汉书·刑法志》。 ⑥参见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部分。 ⑦包丽敏:《政府发出强制搬迁通知书,老人手持宪法进行抵制》,《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5日。 ⑧仅在2010年4月11~27日就发生了数起受到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其中既有看守所和劳教场所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也有质疑政府落实安全生产规定的煤矿爆炸事件。具体事例参见洪启旺:《湖北两男子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羊城晚报》2010年4月11日;刘灏:《开封劳教所学员被“冲凉死”,3人目睹全过程》,《潇湘晨报》2010年4月13日;褚朝新:《唐山劳教者“骷髅死”,1.8米重70斤》,《新京报》2010年4月14日;钱昊平:《山东威海看守所一在押人员疑遭针刺死亡》,《新京报》2010年4月17日等。 ⑨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⑩参见许崇德:《亲历中国宪法的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9日。当然,学者是在政治指导下起草《宪法》,参见王汉斌:《邓小平亲自指导1982年宪法的起草》,《法制日报》2010年3月15日。 (11)例如2008年9月9日,山西襄汾县发生严重溃坝事件,地方官员试图瞒报死亡人数,结果事后遭到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见杜宇:《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发生瞒报》,《南充晚报》2008年9月18日。 (12)例如中央编译局设置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几个确实锐意改革的地方政府曾经获奖,见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ndex5.html?no=1,2010年12月1日访问。 (13)例如201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改草案》,其中包括限制代表独立行使职能的条款,受到学术界和媒体广泛争议。然而,最终修正案并没有吸取社会意见,但是同时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部分吸收了全国人大内司委征求的专家意见,譬如坚持保留村委会的3年任期,尽管基层干部普遍要求将任期统一改为5年。参见张千帆:《村委会组织法修改须确保农民民主权利》,《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1日。 (14)参见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5)同时撤销的其他司法解释都附有简单理由,同前注②。 (16)朱燕:《黄松有不服一审判决将上诉》,《新京报》2010年1月29日。 (17)参见张千帆:《转型中的人民法院——中国司法改革回顾与展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8)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原话,参见《高法公布五年改革纲要》,《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 (19)参见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6日。 (20)例如参见《法学》月刊2009年第3、4期刊登的争论,即便宪法学界内部也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1)例如参见《农业户口将逐步取消》,《新京报》2007年3月30日;《南京取消农村户口》,《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25日;《广州将试点取消农村户口,用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5日。 (22)参见刘炳路:《佘祥林蒙冤11载,有罪推定是祸首?》,《新京报》2005年4月14日。 (23)See Frank I.

财新网 | 如果谢朝平构成非法经营罪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在有关谢朝平案公开报道以及记者采访获知的事实基础上,仔细研究现行法律法规,突然感到毛骨悚然——如果谢朝平构成非法经营罪,以此标尺打量当今中国之现实,不仅友邦人士要“莫名惊诧”,国人更将惶惶不可终日。 谢朝平以退休检察官之身,在知天命之年移居北京,到检察日报旗下媒体做记者,采访渭南移民问题的封面报道被“和谐”。他之后三年间先后六次赴渭南自费采访,写成报告文学作品《大迁徙》,通过《火花》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却落得身陷囹圄。 查究渭南警方的逻辑——增刊未经批准,作品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作者构成“非法经营罪”。且不论警方以“人口普查”之借口闯入民宅,无证拘捕和搜查的行径,先来看看现行法律如何织就警方跨省抓捕的“出师之名”的。 中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但宪法之下,目前尚无《出版法》,只有效力等级为行政法规的《出版管理条例》,以及效力等级再次之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 仅从法律名称可见,关于自由之保障的法律法规虚缺,而关于管理的法规相当严密完备。就增刊的管理而言,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每种期刊每年可以出版两期增刊,但出版增刊,“应在申请报告中说明拟出增刊的文章编目、印数、定价、出版时间、印刷单位,经其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由主办单位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批准的,发给一次性增刊许可证。” 《大迁徙》作为《火花》的增刊出版,未经报批许可是确证无误的。它显然“违规”,但距离“非法出版物”还有多远? 先来看《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其第二十六条从内容上界定了“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即使以最严格的标准来勘究,谢朝平的书调查现实、反映民生,完全符合政府倡导的主旋律,毫无非法的内容。 除此“红线”之外,该条例只是在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罚则中提及“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三类应处罚的情形。 《火花》杂志社是合法合规的出版单位,《大迁徙》的出版除了前述“违规”的程序瑕疵之外,并无其他过错,即使问责,顶多不过是警告、罚款之类的行政处罚,且责任主体应当是出版社,而不是作者。 然而,渭南警方动用的是“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这是一个因为容易被滥用而被诟病多年的“口袋罪”。不仅如此,渭南警方引用的还是这个罪名中的“口袋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按照最高检和公安部关于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需达到一定金额以上,或者虽未达标,但两年内屡犯,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才可立案;另外,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也要达到相应标准才可立案。 而这些行为要构成犯罪,无一例外均需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此有详细界定。如果仅有增刊未经批准这一“违规”的瑕疵,渭南警方的构陷,逻辑太过牵强,恐怕他们都没法说服自己。 但有一个危险的细节值得关注,按照《火花》出版社目前的说法,谢和杂志社之间协议约定的印数为500册,但谢的家人、律师等的说法则是,按照之前的协议,印数为一万多册,实际出版印数也是一万多册。谢的家人还透露说,《火花》杂志社于曾要求谢朝平倒签一份协议,倒签协议中注明的印数仅为500册,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大迁徙》已经正式出版并印刷一万多册。他们认为,这是在警方和山西出版管理部门的压力之下的结果。 照此,谢朝平未经批准擅自多印上万册图书,“非法经营”的罪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山西出版管理部门做出《大迁徙》为“非法出版物”的鉴定,渭南文化执法部门对运至渭南的书籍予以查封,然后警方出动拘捕作者。如果证据和事实可以如此构造,将是怎样可怖的情形? 中国现行的出版发行制度之严苛,法规规章之严密,如前所述,而且很多概念含混不清,任意解释的空间极大。而现实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化出版行业日渐繁荣,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也方兴未艾。由于制度远远落后于实践,现实中几乎每一个进步的举措,无疑都是在冲撞和推挤纸面上的法规“红线”的基础上实现的。 例如未经批准而出增刊、出“副刊”,以“内部资料”等名义实际出版,以及以书代刊、以刊代书等做法,包括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设计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情况,看起来都是违反现行规定的,但在现实中却比比皆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像以刊代书、以书代刊等被禁止的行为,“据我了解现实中好像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有业内人士说,只要内容不触“红线”,一般不会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出增刊而查处的事例很少听说过,“一般没人举报就没人管”。因为要是严格遵循规定的话,这个行业就“没法干”了。 法律设定的“红线”,应当是绝大多数人均可据守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会造成普遍违法的现实,那就应该改进法律和制度,而不是削足适履。实际上,近年来的文化出版体制改革,就在这个方向上有不少进展,比如出版社的企业化改制等。 法律不能成为执法者选择性适用以钳制言论的工具。而像渭南这样,拿着本已落后的法律法规任意解释,甚至滥用权力构造“证据和事实”,如展江教授说,是“以刑事手段来对付一个作家的正常表达”。 如果谢朝平构成非法经营罪,我们将人人自危。■ 相关新闻: 【每日一评】“非法经营”还是“非法抓人”? 2010年09月03日 两兄弟介绍卖肾被诉非法经营罪 2010年05月26日 保监会查处“恒亚迪”非法经营保险业务 2009年03月17日 发表评论 | 查看原文 更多收获,请注册财新网 | 深入交流请登录思享家(i.caing.com) | 关注财新网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 财新网首页 | 金融 | 商业 | 宏观 | 政经 | 海外 | 读书 | 杂志 | 视听 | 博客 | 世博 | English 财新传媒系列刊物订阅 | 电邮订阅 | 财新全媒体 for iphone | 手机访问:http://m.caing.com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

中宣部 根据胡锦涛讲话和五中全会精神,把2010年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与《零八宪章》并列,升格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纲领。《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 .... 记者报道 群体性 事件 ,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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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W,我们不高兴! 我们的主题是:反GFW封锁,反互联网审查,反上网实名制,反雇佣5毛,反对侵犯隐私权,监视公民邮信,电脑!GFW,我们不高兴! 副标语:我要看Youtube,我要推Twitter,我要上Facebook找朋友,我要用Wikipedia学知识,我要赚外汇!GFW,我们不高 兴! 以Google为例,当局坚持过滤搜索引擎从而逼走Google,这并不是一起对某1  个外国公司的孤立事件,它告示,当局否定互联网的价值:自由与开 放。否定我们生而享有的信息与交流的基本权利:自由与开放。为此我们必须表达:   *GFW,我们不高兴!*为了能挽留和解封优秀的网络服务请响应我们自发的《GFW,我们不高兴!Say NO! to GFW,网聚百万人反GFW审查大呛声》,让当局搞清 楚,我们不高兴!请当局刀下留Google,如此宰割下去,早晚会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早晚会把监控芯片种到我们头颅里! 您需要做的只是发送一次电邮至  [email protected]  便是在响应,实名/匿名都可以。欢迎访问论坛: 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收到您的响应邮件后,论坛会自动统计人数。此后再参与网上交流只需要回复邮件 至[email protected]  即可,无需一直翻墙。 让这个7位数数字早日出现吧!我不相信当局会对上百万人下手,那无异于再次发动文革,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破坏。我更不相信不高兴GFW审查的人连1  百 万都没有,不然,“绿坝”又怎能被我们击溃? GFW,我们不高兴! 另有微博客推广精炼版 请Retweet  :(已出现在墙内微博里) *精炼推文推荐* 01 #nogfw  我相信能召集百万人反GFW审查: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 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将自动统计人数。#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2 #nogfw  我要看Youtube我要推Twitter我要上Facebook找朋友我要用Wiki学知识我要赚外汇!#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 [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对GFW不满的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3 #nogfw  反网络审查GFW封锁,反雇佣5毛上网实名制,反对侵犯隐私权,监视公民邮信,电脑!#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对GFW不满的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4 #nogfw Say NO to #GFW,百万人反GFW审查大呛声:我们不高兴!终结无休止的筑墙翻墙,中国人决不能再做蒙着眼转磨逆来顺受的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5 #nogfw  谷歌被逼走绝非孤立事件,它告示:当局否定互联网价值:自由与开放。否定信息与交流的基本人权:自由与开放。为此我们必须表达:#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6 #nogfw  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百万呼吁,让7位数早日出现吧!我不信当局会对百万人下手,那无异再闹文革,破坏和谐。我更不信不高兴  #GFW审查的人连1  百万都没有,不然,绿坝怎能被我们击溃,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7 #nogfw  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百万人呼吁,请邀更多朋友参与,在墙内外微博,群聊里尽情推此信息!让更多人早日加入,让GFW搞明白我们的强烈不满!#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8每日一推  #nogfw,#FuckGFW Everyday!我相信能召集百万人反GFW审查: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推把,Just do it! ----------  转发邮件  ----------发件人:  GFW,我们不高兴! 回复犹豫不定者: 当有一百万人的时候,很快就会有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一亿。效应就会滚雪球一样的扩大。到时候怕的就不是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也不再是他们了! 要清楚当局最怕的就是人多势众,也就是为什么任何可能形成组织的行为都要尽早的消灭在萌芽中。 但是!! 这种发邮件网络汇合是GFW挡不住的,也抓不到出头鸟的。 小心谨慎者可以只发个邮件充数,胆大的可以尽情的吆喝。 当一百万人在网上唧唧喳喳的时候,大街上也一定会有人唧唧喳喳的 本活动网址: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www.facebook.com/nogfw.cn  , twitter ID @no_gfw  ,服务Gmail/Gtalk:[email protected]请一定转发此文,我代表所有已响应的热血国人向您郑重感谢! GFW ,We are not happy !(  GFW is Great Firewall of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 it is the symbol of suppress the rights of speech and rights to know) I belive a million people will join together to say No! to GFW Our aims are: Anti-GFW (it blocking websites ) Anti-Internet censorship Anti-identity registration for use Internet Anti-paid commentator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s Anti-infringe privacy Anti-tapping on people’s communications, Email, telephone,computer GFW ,We are not happy !

回顾与前瞻

林贤治   ——写在新年到来之际      “我爸是李刚”,作为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语言,以最简约的方式,呈示权势者集团在中国的刚性存在。该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操控并支配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为传媒所不断揭露的贪污、贿赂及其他腐败现象,因其来源于集团本身固不待言,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房价居高不下,拆迁致多起命案,也与之密切相关,就连众多的所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不能不溯源于此。至于社会更广大的层面,“蚁族”迅速繁衍,通胀有增无减,老百姓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最可惊骇的是自杀网站的建立,而且居然有因生存问题而相约集体自杀的案例发生。   生命是可敬畏的。然而,无论权势者或无权者,都视如敝屣,随时可以弃之不顾。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犹如惊悚片,一时吸引所有传媒。舆情倾向于认为,工作的沉重和环境的恶劣超乎人性可接受的极限;我则怀疑,其中或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可能用一己之死换取高额赔偿金,藉此供作父母的瞻养费、儿女的入学费,全家人起码的生活需求。许多底层分子除了青春和生命,确实一无所有。农村少女为城市所诱捕,一批批沦为“性工作者”,同样可以作如是观。   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聚敛,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对此,国内外“智库”据悉早已敲响警钟,然而,这种现象非但不见衰减,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一方面,电子网络以自身的技术逻辑和开放性格,不断扩展虚拟的公共空间;另一面,打压媒体的现象大有加剧之势。记者谢朝平为出版其著作《大迁徙》而被捕,就不是孤立的现象。甚至个别重大的国际性新闻也以保护国家利益而被封锁。无论如何,这与一个号称“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是不相称的。   20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焦点。朝韩关系的紧张,已经逼近战争的边缘。有评论认为,这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也不妨视作冷战时代的一种延续。外交是内政的一面镜子。内政与外交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战争与和平的博弈中,中国作为邻国,如何安放这枚外交的棋子关系甚大。从实质上说,它是离不开国家改革的整体思维的。要负起保卫人类和平的重任,我们不能重蹈文革时“输出革命”的覆辙,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要知道,今天,和平观念与现代普适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息息相关,在世界上已成共识。   2010年,既有内忧,也有外患,这是不平静的一年;2010年不是走向社会和谐,而是走向继续被撕裂的一年;不是消弭矛盾,而是危机四伏的一年。众所周知,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我们看到,广大无权者总是无法摆脱权势者的阴影,他们力图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无能为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发展不是硬道理,发展只有增进国民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才是硬道理。劳动者的尊严不能光写在纸上,尊严要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如果国富民穷,就不要轻率奉献赞美之辞,而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目前,中国社会最急迫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唯有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而不致于倒退,或发生异化。但是,权势者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彼此构成的联盟关系已然成为阻碍中国改革深化的巨大势力。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动力源于体制内部,这正是多年迟滞不前、而今举步维艰的地方。   对于即将届临的2011年,我不指望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距离弊病丛生的2010年过于切近。不过,这并不妨碍瞻望未来。当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不可预测,恰恰蕴含了希望的契机。为此,我仍愿怀抱“人民”这个十分空洞的语词,在新年的钟声里诚心祝祷。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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