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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7.12)——教育不是为政治势力培养人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民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它的问题是具体问题,比如教育的平等性、教育设施的完整性、教师的短缺、教育的基础薄弱等,但民国教育的制度设计没有明显缺陷,主要指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虽然有一些当时意识形态的课程,比如三民主义、党义等课,但在实际教学中,它形同虚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教育独立的观念基本建立起来了,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为社会培养人,而不只是为某一政治势力培养人。 2.李炜光:现代税制核心的是治税权。税权一定要掌控在人民手中。人民可以出让一部分权力,比如说日常税收的征收、管理,可以由政府去做。但是它的前提是必须要经过人民的同意,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立法、授权的程序。所有这些都履行完了,政府才可以合理合法去履行它的管理权。税收的统治权核税收的管理权两者相加,才是完整的税收权力。 3.邱震海: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某种不成熟。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了门外。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聪颖和不成熟,就这样浑然合一地“缝合”在中华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但让世界困惑,同时也让中国人自己时常感到迷茫。 4.7月8日,济源城管监察支队数十名队员到市政府大门口,打出“如此工资待遇,何以养家糊口”的横幅,反映工资待遇较低问题。早在2009年6月17日,济源城管监察支队的数十名队员就曾因工资待遇低到市政府上访,喊的口号是“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5.7月11日下午,习近平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6.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检视全球107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涉及粮食价格承受力、可获得性和质量等核心问题。报告显示,中国的粮食安全指数位列全球第42位,属于中上游。 7.美国调查者称,当韩亚航空失事客机在泥地停住时,几名机长曾要求乘客坐在座位上不要动。直到一分半钟以后,乘务员发现机身着火,才下令乘客撤离。在此紧急时刻,两个本应向外展开的滑梯竟弹进了机舱里,让一名空乘受伤。 8.人民日报:德国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德国民众收入差距不平等的原因中,有40%可以归结于家庭背景差异。德国“拼爹”现象远比一般人预想的严重。父母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高者,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较高阶层相对更顺利,反之则阻碍重重。美国“拼爹”情况也严重,白手起家者凤毛麟角。 9.一项调查显示,在图书馆里,学生们不只是看书,还会忙着发短信、上社交网站、网购甚至睡觉,从事与学业有关行为的人数比例为59%,从事与学习无关的行为的学生比例为37%。通常学生们在周一的学习效率最高,而最容易在周四和周五开小差。 10.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1日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韩国人有98%的人认为“日本的谢罪不充分”,而中国的这一数据只有78%。菲律宾是47%、印度尼西亚是40%、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均为30%。而日本人中,有28%的人认为谢罪“不充分”,有48%的人认为“已经足够”,还有15%的人认为“不需要谢罪”。 11.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大气污染等问题,很多跨国企业瞄准了这类商机发国难财。空气质量下降了,日本品牌的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却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频发的质量问题让中国制药陷入信任危机,目前,三甲医院使用的药品近五成为外资品牌,进口药已经占到了国内市场的一半以上;查出镉超标的毒大米前泰国大米在我市的大米市场份额之前一直保持在5%—10%左右,一年也就销个几万吨,但“镉大米”事件后,泰国大米销量增加了约5%。 12.中石化党组书记傅成玉:中国石化资产总量已从30年前的210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9568亿元,增长93倍,中国石化郑重向社会承诺,凡是环境保护需要投资的钱一分不少;凡是不符合环境保护的事一件不做;凡是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效益一分不赚。 13.曹锦清: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14.古代治理官员私生活出狠招,严禁“二奶转正”。时下被人们所热议的“二奶转正”现象,在古代叫“妻妾失秩”,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可以,违者受惩。唐、宋法律规定,以婢为妻“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明、清法律对此行为责罚减轻,不再流放,而是改为杖责。 15.民航方面调查表明,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机场飞行流量每年递增10%以上,航路一度相对拥挤。此外,遇上重要飞行、科学实验、上级发出的禁航令等情况实施的管制,也加剧了拥挤。目前我国空域民航使用范围只有20%,80%为军用或者处于控制范围。如果十二五期间得不到改善,民航领域将有15%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16.据统计,在印度,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5%的男性和女性接受过性教育;在青少年性教育的问题上,印度政府已经纠结了超过20年,但性教育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原因是支持性教育者不满这项教育的重点在于通过宣传节欲和一夫一妻制来防止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染疾病蔓延;反对性教育者则担心这种教育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导致青少年怀孕和乱交现象泛滥。 17.在日本,乱丢垃圾是会被判刑的。据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 18.据了解,希腊失业率创新高,已经超过西班牙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今年4月份公布的2012财年失业率达到26.9%,这个数字是从2006年Elstat开始做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是2009年经济危机开始时的3倍,超过西班牙一倍。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的12个月内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涨。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将进行裁员,教师、学校保安、市区警察和技术人员等职业将首当其冲。 19.据了解,多起水体收到重金属污染的事件都有相似的地方——水质监测预警,死鱼比环境监测站可靠。水产部门和环保部门的采样检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发现水中的含氧量合格,并没有检测出重金属污染超标的情况,要等到出现大量的死鱼,才发现污染。 20.深圳自2007年实行聘任制公务员改革以来,现有聘任公务员3200余名,但目前为止无人解聘,仅有11人因个人原因辞职。有人质疑,聘任制公务员制度旨在打破公务员铁饭碗,这一初衷并未很好体现。深圳市人社局回应称,如今3年考核还没到期,这是无人解聘的最主要原因。工作合格就是考核通过,不是有多少人被解聘就是考核严格。

信力建 | 信孚要闻(7.3)——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社会冲突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学历,在职业选择中,除少量专业特别严格的行业外,社会不必对所有成员的学历作苛刻限制;对学校名声的看重,要多从经验和事实出发,不必过度强调非“985”“211”一类所谓名校。说实话,这种人为将中国高校用行政手段设置等级的作法,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已到了需要反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个分等概念出现,中国高考的竞争会适度减弱,在高校之间,人为鼓励过度竞争,其实是对中国未来不自信的表现,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不负责任的。 2.李仕林:“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老路。这条路,使它们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几十年前,发达国家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这种高昂代价的具体体现。前车之鉴,可以为镜。中国在崛起中,曾经竭力避免重复这条老路,力图创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想到了,也大张旗鼓地说了,但却没有做到。我们不仅走了这条老路,而且“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曲格平语)今天,中国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而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是空前的。 3.发改委对五大外资奶粉品牌和进口奶粉品牌启动反垄断调查,主要针对他们频繁涨价和价格虚高。每罐900克奶粉成本不过100元-110元/罐,动辄售价300多元。涨价的理由都是:成本上涨和配方工艺升级等。然而专家表示,“所谓的胆碱、DHA等添加,成本不过2毛钱”但这些洋奶粉成本基本不会超过100元,洋奶粉毛利率超过40%以上。 4.上访妈妈唐慧是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人,而该镇的维稳压力早不堪重负,唐慧只是该镇众多维稳对象中的一个。镇党委书记说,单位每年的全部办公经费,都不够日常截访维稳。这些年单单稳控唐慧的经费,估计耗资已过80万元。 5.6月30日,颐和园内十七孔桥附近绿地上,多名游客在小解,引得外国游客边摇头边拍照。而据了解,最近的公厕离这不到100米。颐和园管理处回应称,颐和园内共有150余处公厕,布局合理,如此多游客当众小便,属不文明行为。 6.对成人而言,人乳的营养价值不比牛乳更高,而“人乳大补”的观点更是古代巫术理论遗留。研究表明,对于成人而言,牛乳所能提供的能量是人乳两倍多,蛋白质是人乳的三倍多,钠、钾等微量元素比人乳更高,人乳没有真正的营养优势。 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世界上十大贵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房地产市场中有七个都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想在北京的中心城区买间房子却要花去普通家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收入。 8.俞光远:“实际税收征管过程中,怎么依法征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是依照上级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性的任务来征税;而不是按照税法规定的范围和税率,来依法征税。按行政指令征税,意味着税收征管法在实践中被架空——这个税收征管中最根本的问题,秒杀了其他任何程序性、技术性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片面强调国家的征税权力,而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和平衡被极大忽视。” 9.“2013年中国股民压力指数调查”显示,股民压力指数高达66,落在“比较焦虑”这个区间,更有23%的股民处于崩溃状态。近一半股民认为炒股很丢人,羞于承认自己是股民;对炒股比较认可的股民不到14%。接近七成股民亏损超10%,其中被“腰斩”的占全体股民四成,亏损达50%以上;16%的股民盈亏均衡;16%的股民盈利超过10%;在股市中大有斩获(盈利超50%)的股民仅5%。 10.一篇财富报告显示,有61%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美国和欧洲的富人中,分别只有16%和29%,被调查者投资房产获益较多。这反映了亚洲(这里主要为中国、印度)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及富人们对该产业投资的信心。另一个“亚洲特色”是继承遗产造就富豪。相比美国的20%和欧洲的21%,亚洲有33%富豪将遗产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这表明亚洲富翁更多选择将财富进行代际间的传递。 11.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目前中国有省部级官员大约有3000多人。粗略估算,公务员队伍中能晋升到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 12.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显示,全美265所高等院校的学生拖欠贷款率已经超过毕业率,学贷规模如今已经突破万亿美元。据统计,美国学生贷款债务2011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信用卡欠款而跃居美国人债务首位。 13.张维迎:未来十年国企比重应降至10%,一个经济,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不能叫做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2010年,国有资产占工业部门资产的42%,但创造的产值是27%,提供的就业是20%。只要国有企业主导,不可能有公平竞争。 14.中国足球拿到世界杯啦!不过,是机器人世界杯……6月30日,2013年“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在荷兰埃因霍温落幕。中国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水之队”成为最大黑马,在当天进行的中型组决赛中以3:2击败东道主埃因霍温科技大学队夺冠,在人工智能领域率先圆了中国足球的冠军梦。 15.英国一家体育营销研究机构在对从2007年到2018年全球700场主要体育赛事研究后发现,中国不仅举办的赛事次数最多,影响力也最大,以近56000分高居榜首,远远地甩掉了仅得到约4万分的第二名英国。统计发现,中国在举办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继续不断地承办各类大型国际赛事,这其中就包括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2014年和2015年还将分别承办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世界田径锦标赛。 16.昨天,国家海洋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启动了我国第二批深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学员选拔工作根据选拔公告,报名参加选拔的人员,男性年龄在22至35周岁之间,女性年龄在22至30周岁之间。此外,报名人员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限定为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并具备大学英语六级或以上水平。 17.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造船完工1719万载重吨,同比下降23.7%;承接新船订单137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4.2%。5月底,手持船舶订单10351万载重吨,同比下降23%,比2012年底下降3.2%。针对目前造船企业的情况,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自去年就开始研究“振兴船舶工业未来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一项重要内容是将15年以上船龄的老旧船舶提前报废。但提前报废有毁船挽救造船业之嫌。 18.最近,居住在英国伦敦南城的一名2岁神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智力测试中,这个名叫阿达姆的小男孩的智商被测定为141。通常人类的平均智商为100,而“天才总统”奥巴马的智商为130。目前,阿达姆可以阅读日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等几种外语,能够拼写出的单词达到100多个。而作为母语的英语,他的词汇量更是积累到了近1000。 19.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日报道,笼罩在印度尼西亚廖内省上空的雾霾,因为降雨已经开始减退,但这场灾难已经造成1万多名当地居民患上了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患者中超过一半是5岁以下的儿童。

信力建 | 信孚要闻(6.20)——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 2.茅于轼:资本非但不会伤害别人,还能造福社会,帮助社会生产财富。可怕的是资本和特权相结合,欺侮普通百姓。有钱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也能够组织企业雇佣工人。但企业不能强制别人。被雇佣者可以自由选择不被雇佣,比如摆小摊。如果他感觉摆小摊还不如被雇佣,他会选择被雇佣。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谁也不能干违法的事。这样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但没有权势的欺压。 3.邵建:一代代青年都只知道民主,辛亥那代人知道的是共和,民主即共和,但正是它们延误了我们一个世纪。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宪政,民主、共和,如果要做价值排序的话,应该是先宪政、后民主,在宪政的框架内才能推进共和民主。 4.【范泓:你所不知的雷震与台湾威权体制】胡适谈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转变,说陈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所以不能不反对d裁政治,从他痛苦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派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想推行民主政治的话,没有反对派是不可能的。 5.东京大学中内启光教授团队,将猪的受精卵和人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培育出“嵌合胚”,希望将它植入猪的子宫。这意味当猪完全成长后,可从其体内摘取器官植入人体。有专家建议考虑道德和人类尊严等问题。 6.今年广东高校招生大打“亲民牌”。 2013年,华工将针对广东省考生试点实施专业志愿“6+1”政策,所有报考华工的省内考生,除填报6个专业志愿外,还可填写“第七志愿”——1个自己最不愿就读的专业,学校在调剂专业时将为考生规避掉该专业。 7.19日,李登辉在绿岛人权园区与政治受难者座谈时表示,他大四時,曾组织新民学会推动台湾民主,后来这个组织一部分被共党吸收,他不喜欢共党掌权方式,交代清楚就退出。一起参加的5人,2人后来被枪决,一人被判刑,一人跑到北京,他自己后来赴美留学。 8.人民日报:强奸幼女、猥亵下属、写性日记,某些官员令人咋舌的“性癖好”,照出有权欲无边的污浊戾气。尽管只是个案,却显出威力无比的公信杀伤力。面对性堕落、性腐败,要杀一儆百,更要锁牢支撑淫欲、自认不受制约的官权,用制度和监督斩断欲根。清正、清廉、清白,才能为官! 9.香港《争鸣》报道,王岐山与黄树贤、马凯、赵乐际等分五批会见中央、省二级金融系统包括驻外中资机构高管共950多名。王岐山和国务院、中组部负责改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党政班子和银监委、证监委党政班子。12名行长、副行长被责令退休,9名副行长及银监委、证监委副主任被免职待审查。 10.据国外媒体报道,人类的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存储。美国科学家最新一项实验可通过电子信号刺激老鼠大脑海马体,在老鼠大脑中植入记忆。科学家表示未来几十年或许人类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下载。 11.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30年间,我国公费、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39万人,而仍然留在海外的有近100万人,只有39万人归国。中国博士生选择留在美国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65%增加到2007年的92%,在2001年高达96%,几乎所有博士生都留在了美国。 12.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今日美国》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释放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49%的公众认为期诺登的行为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 13.据了解,今年获批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共包括三种大豆、两种玉米和两种棉花。三种大豆转基因特征分别为抗除草剂、抗虫和抗虫耐除草剂,获批时间为2013年6月6日。至2012年,进口大豆的总量已达到5838万吨。而从1997年至今,我国一共已批准八种转基因大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 14.民政部昨天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有310.4万对,增长8%。此外,根据统计,全国办理的孤儿家庭收养登记共27278件,其中,外国人收养登记4121件。 15.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一八综合机械厂,因该厂两年多尚未建成革命史迹教育室,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称其真不像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勒令道党委进行检讨,吸取教训。他严肃指责道,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工厂的生产设备陈旧,文明生产、文明生活也比其他工厂企业落后。 16.一份研究纽约市新移民的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更远高于其他纽约人。中国新移民的血铅含量比亚裔高出24.3%,比纽约人高出48.6%。中国移民体内的镉含量超标更加严重,分别比亚裔和纽约人高出35.4%和74%。更加惊人的是中国移民体内的汞含量,是亚裔的1.8倍,纽约人的2.7倍。 17.东京电力周三称,旗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下水中发现超标剧毒物质锶-90。东电公司人士称,对2号反应堆机房外的地下水进行检测发现,至今年5月,锶-90水平较去年12月上升了逾百倍,而此次检测出的锶含量是法定上限的逾30倍。 18.据媒体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当有人开始鼓掌,便会“传染”其他人,全体观众平均3秒内便会因“本能反应”跟着鼓掌。 19.美国富国银行公布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华人在美国的储蓄情况遥遥领先,未退休华人自述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0万美元,是全美未退休人口退休储蓄中值的两倍多。这一调查结果再次证明了华人对“中国式存钱”的偏爱。而储蓄习惯有助于华人家庭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并对未来生活保持信心。在美国,近63%的华人相信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仅48%的本土美国人这样认为。

谢泳 | 《沈从文家事——与龙朱谈往》序言

        由沈从文的经历说起                 谢 泳   红庆兄漂流北京已十多年,期间我们虽然只见过一两面,但时有电话联系,我也非常关注他的写作情况,他已出过约十几本书,成绩最著的是人物传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比我们职业作家、学者的工作毫不逊色。他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但我以为是近年沈从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有新材料,更有观察作家的新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这个学科涉及相当多的中国现代政治生活,而目前相关档案的解密程度极低,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公开的史料虽然也有相当开阔的空间,但浮燥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制度很难让学院里的人安静下来,倒常常是学院外的学者能给我们这个学科吹来新的空气。我想红庆兄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因为这是沈从文的家事,过去虽有涉及,但本书最为全面也最细致。 红庆兄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山西榆次晋中师专读书时的朋友,我在英文科,他在中文科,比我稍晚来到学校,我们在学校里即时相过从。对他的才华,我很早就有认识,只是当时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发展,让他进入文化界的时间推迟了很久。 我近年写文章,常提到胡适晚年的一个感想,他曾和朋友说过,坏学校也出好学生。当然他这个话主要是对文科学生说的。胡适一生,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平等待人,特别是学历极低而在某些方面显示了才能的人,胡适一向极为尊敬。如果就学历而言,中国现代学者中,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赶得上胡适了。他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在清华读书而直接放洋,但论校史渊源,说胡适是清华出身也不为过。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到北京大学就当教授,虽然他的博士学位问题后来稍有争议,但当时没有人怀疑胡适的本领。胡适在北京大学由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直到北大校长,最后光世界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就有三十几个,但胡适晚年还能讲这个话,就不光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的胸襟了。这个境界在胡适一生中,还不光是一个经验和品德的问题,而体现相当高的人生智慧。 1937 年 7 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为国家在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出谋划策,他讲了四个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就是国家一定要尊重同等学力。胡适给出的理由一是可以救济天才,二是可以防止造假。沈从文如果不是遇到胡适这样境界的人,以后的发展会受很大影响。无学历的人提倡尊重同等学力,常会被认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借口,而像胡适这样要啥有啥的人来讲尊重同等学力,就最有说服力,可惜不是有这样地位的人都有这样的境界,这需要绝大的自信和从容。 红庆兄在晋中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喜欢文学。我当时在校刊做编辑,时常收到他的来稿,散文、小说、诗歌等都有,我感觉他在文学方面极有才华,时常向当时主管校刊的王志华老师推荐,当时我已有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的意向,我力主王老师在红庆兄毕业的时候,留校当校刊编辑,而王志华老师也竭尽全力,可惜后来因为红庆兄的体育不及格,此事未能成功,为红庆兄的人生留下了诸多遗憾。这几年红庆兄努力为晋中师专做了许多事,学校还聘请他当了兼职教授。我想起沈从文的一件趣事。沈从文当年报考燕京大学,一问三不知,后来连报名费都退了。过了两年,燕京大学要请沈从文去教书,沈从文倒不好意思答应了。 红庆兄的长处是文字感觉好,长于叙述和描写,无论多么枯燥的生活,到了他笔下总能有声有色,这个本领可能是天生的,我在学校时就和王志华老师多次说过,刘红庆真会写。我至今不怀疑这个判断,红庆兄的文字不仅简洁而且还有表现力,有感情、有美感,他写的书,无论偏重理论还是侧重生活,都非常好读。夸大一点说,这一特点,倒还真是和沈从文先生有点相似,他所以喜欢沈从文,可能潜意识中也有此种感觉。 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总去常风先生家聊天,比较多的是谈周作人先生、钱锺书先生,但也有几次说到沈从文先生。常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沈从文相识,友谊一直保持存到沈从文去世。沈从文先生长常风先生八岁,沈从文先生小学没有毕业,而常风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出身,但我记得,常先生只要一提起沈从文先生,言语中充满敬意。他常说,沈先生了不起,他不但是小说家,更是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你要多看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还有《废邮存底》中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去世以后,常先生有一篇怀念文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平静地叙述了他一生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这篇很让人感动。常先生说:“我一直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认真仔细阅读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比较一下他在用字遣词和造句,表现方法、以及篇章的结构,总会认识这位小说家确实是在写作中不断学习着,试验着用最恰当的字,尝试各种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组织,他总在寻求最完美的艺术表现。他的每篇作品都确实就是一篇新的‘习作’。在这点上我一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风格作家。” 常先生每和我提到沈从文先生,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沈从文先生的命运很让人想起一个时代。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初来北京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于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先生没有上过学,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先生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这体现那个时代的大气。 1980 年,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红庆兄非要我在本书出版前写几句话,我想到了红庆兄的经历,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经历,也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人生苦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寻找各自走的路,红庆兄找到了自己的路,而且有勇气坚持下去,他有过困苦的时候,但今天更多收获的是写作带来的快乐。热爱文字,热爱文学,这是红庆兄成功的基点。   2012 年 3 月 24 日于厦门   (本文是《沈从文家事—— 与龙朱谈往》一书序言, 本书由 刘红庆著文 , 沈龙朱编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谢泳 | 胡适关心黄晖

胡适关心黄晖 谢 泳 胡适一生交游甚广,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晚辈,他在晚年和人谈话时会常常提起,黄晖即是其中的一位。 1960 年 1 月 20 日,胡适和胡颂平谈话:“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 41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年) 1961 年 2 月 14 日,胡适又和胡颂平说:“今天是阴历除夕,先生到钱思亮家去吃年夜饭。在车上,先生对胡颂平说:‘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论衡〉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如果商务害怕不敢出的话,我可以替他写一篇序,你告诉他。汤用彤在那边(指大陆),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清算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10 册第 3505 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 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借胡适的书影印了这两部著作。胡适认为黄晖《〈论衡〉校释》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这个评价极为难得。可惜黄晖后来命运坎坷,很少为人提起了。胡适一直关心黄晖,是因为黄晖治学的趣味和路径,恰合胡适内心的标准。黄晖校释《论衡》与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方法相通。当时黄晖把所有能找到的《论衡》刻本全部收罗齐备,这个习惯最为胡适欣赏。可能是对黄晖早年跟随刘文黄治学的经历印象太深,胡适知道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以为黄晖也到云南去了。其实,黄晖 1949 年后没有到云南,而是到了西北大学。 据黄河《黄晖传略》叙述,黄晖( 1909 — 1974 ),字政庵,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读国立中国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读书时曾与胡适、刘文典时相过从,刘文典不仅在学问上帮助他,还在经济上关心他。当时胡适虽忙,但黄晖每访必见。黄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期间常为《皖报》写稿。 1948 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 1950 年,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也请他到湖南大学任教。黄河在文章中谈到黄晖的命运时说:“长期凌辱,备受诬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 1974 年 8 月遽尔谢世。死后所藏书籍和有关手稿都由遗属献交西北大学图书馆。”(操鹏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第 237 页,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1996 年。) 黄晖《〈论衡〉校释》由胡适推荐, 1938 年曾在战时重庆出版,可惜黄晖在抗战后期才见到书。 1954 年,波兰汉学家来华访问,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论衡〉校释》,用缩微方式影印一部。当时商务已同黄晖约议再版,但因政治运动迭来,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 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时,才将此书收入,这时黄晖去世已十多年了。     (本文刊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文汇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谢泳 | 孙越生的著作终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目    录 序       邵燕祥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第一篇    官僚主义起源论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能逃脱地球的引力,却逃不出官僚主义的迫害 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为平民造福自己当 上老爷 幽灵身上还有幽灵附体 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 复归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 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 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 幽灵规律就在于寄生规律 三、雨由泉而降,泉自雨中生 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绝对权威和百依百顺 大皇帝和小皇帝 兵马俑狂想曲 一言堂的威风和愚民政策的惩罚 最专制的统一和最分散的基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必然表现在偶然中 从古代人治基本规律到现代法治基本规律 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及其前提   国家消亡论的前提未必全真 国家是分层次的,不能统通打碎 国家消亡论也是后患无穷 人民也需要充分认识载覆规律的巨大破坏性 五、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愁云惨雾中的一线欣慰之光 和风细雨的启蒙教育 治本之道:使民富,教民智 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官僚主义元模式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滚雪球规律 贬值规律 蚯蚓规律 泥石流规律 摇摆舞规律 个人崇拜规律 轮流坐庄规律 老化规律 透支规律 遗传规律 裙带规律 两栖规律 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 人以群分,官以类聚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 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 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 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 克星 后记   附录一 干校心踪(诗歌)   附录二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弦 思想者永不寂寞   李辉 我想说的   常大林 思想家的标志   丁东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谢泳 孙越生自传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谢泳 | 三位神九航天员就有两位山西人

三位神九航天员就有两位山西人                                                                      谢 泳                       现代人的籍贯概念很淡了,但我有。我祖籍不在山西,但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二十多年后才离开。我非常怀念我在山西的时光。     今天下午,我看到三位神九航天员中,有两位是山西人,感到非常自豪。特别是刘旺的简历中,说他是山西平遥人。我是山西榆次人,离平遥很近,现在均属晋中市。     1982年,我在晋中师专的最后一年,有两个月要教学实习,我到了平遥一中,教初中一年级英文。那时的学生,非常单纯可爱。我离开平遥一中后的一个多月里,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原来学生寄给我的信,当时很感动,曾产生过干脆当一辈子中学教员的冲动。     我注意刘旺简历中,他是1969年出生,1982年应该是13岁。平遥当年只有两所中学,如果1982年他是平遥一中的初中学生,说不定我还有可能教过他英文呢!如果真是这样,我甚至还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学生中出了一个航天员!这是我心中的美好希望,真实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但这确是我的希望!     我再一次为山西骄傲,三个航天员,两个山西人!谁说山西光出煤老板?                                                           2012年6月15日下午于厦门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谢泳 | 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思维习惯

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思维习惯 ——从丰子恺一张漫画的改动说起                                                            谢 泳 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命题,可惜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相当陌生,不可能在二者之间找出什么话题,我想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我选择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 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时期的一种理想和社会实践,目前还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基本是以一种消及的状态留在人类的记忆中,也就是说,作为理想和社会实践,它的空想成份可能多于它的事实经验。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前的整个东欧社会)式的社会主义、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有古巴式的社会主义还有利比亚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等等。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般不在我们的概念中,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解体前的那种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至少目前已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了。我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利比亚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卡扎菲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中,它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古巴正在变革,越南已发生极大变化,朝鲜正在成为人们观察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主要视角,当然,中国的变化是目前社会主义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现在要问,有没有一种真实的社会主义经验?或者有没有一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我想没有一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经验,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倒是积累了一点自己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中最重要的内容,恰恰是我们以放弃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所得来的,这就是个人自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个人自由常常是被否定的,所以无论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自由这个角度去观察,那就不可能判断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改革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理论上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在我们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传统,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有创造性,这个创造性在理论上一般是不讨论的,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行,比如个人主义的扩张,个人自由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常识,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核心价值,其实无不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上,但这个经验来得并不容易。       社会主义留给人们的日常印象是个人缺乏自由,用阿伦特总结极权社会特征时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国家意识形态不但进入经济生活,同时也进入艺术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在社会主义的艺术经验中,个人创造力相对来说是贫乏的,或者说个人创造力总是要被意识形态所压抑,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冲破这种压抑的前提下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保持了传统社会主义形态的国家,在这个时代中,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一切常态社会中所具有的人类个人自由经验,受到了极大限制,比如迁徙自由等,对艺术活动的干涉,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常态,或者说,也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经验中对艺术的管理方试,如果这个可以称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那么它事实上是一种负面经验,赵丹的名言是对这种经验的最好判断: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现在我想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说起。 1949 年后,丰子恺留在上海,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先后做过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等职务。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文学、音乐之外,他的漫画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文革时期,上海文艺界多次批评过他的漫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丰子恺这幅漫画本来是 1947 年完成的,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曾说过:“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1949 年前,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对艺术家丰子恺来说,他艺术活动中没有束缚他创造力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艺术活动中,可以不去考虑自己艺术活动和政治的关系,也没有人会把艺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完全联系在一起,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中,这种习惯习惯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艺术活动的一种常态。 195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时,可能是一时找不到新的创作灵感,丰子恺又把这幅画重新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来的画面上,多出了两个人物。 文革时期,上海市文化局出版过一个简报性质的刊物《文艺简讯》,经常发表批判文章和文革中的各种信息。丰子恺当时受到了批判,特别是他的画作,被认为是“黑画家”。 1967 年 8 月 18 日 出版的第 29 期上,发表了两篇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判《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并同时附上了原画。批判丰子恺的文章说:“在 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力叫嚷要与苏修搞好团结,学习苏修经验。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国际合作的主张。刘少奇大肆宣扬赫秃的和平政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言国内敌人已‘基本上消灭了’、‘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正在这时候,牛鬼蛇神丰子恺也乘机跳出来,帮修正主义说话,极力宣扬‘和平共处’。恶毒地与苏修、刘少奇唱同一个调子,画了一幅‘炮弹作花瓶’的毒画,作为向建军三十周年纪念。丰子恺这个老混蛋反动透顶,他以此漫画来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以此来取消武装斗争,麻醉革命意志。今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还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侵略政策。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敌人每天在侵略,蒋介石时时在妄想窜犯大陆,革命人民每天在反侵略战争,丰子恺这个老混蛋休想来麻醉我们。我们决不把炮弹作花瓶,我们要百倍的警惕,握紧枪杆子,时刻准备迎头痛击一切胆敢进犯的敌人。” 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封读者来信在第 33 期上刊出,原信如下:   《文艺简讯》编辑部: 《文艺简讯》第廿九期,刊登了《批判丰子恺的黑画〈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一文。我们看了这幅黑画,觉得文章对这枝毒草的批判还没有击中要害。这幅漫画不仅仅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而且是在恶毒攻击伟大的毛主席”,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商榷意见: 一、丰子恺在这幅漫画中,明目张胆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丑化成为一个泥菩萨,这是对我们领袖最恶毒、最不能容忍的污蔑! 二、画面上另一个形象是斯大林同志(去掉长的胡须就可以清楚看出斯大林同志的面型和八字须的特征)。丰子恺别有用心地丑化我们伟大领袖,而且把丑化了的毛主席形象紧挨在斯大林身后,其目的是污蔑毛主席步斯大林的后尘在搞‘个人迷信’,丰子恺罪该万死! 三、《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这个题目是反意,丰子恺想通过画来污蔑我们搞假和平,攻击的予头也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 用炮弹作花瓶来污蔑我们伪善,这是集了讽刺、中伤的大成,反动透顶!以上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解放军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徐稷香    富寿荪   朱明远 一九六七年·九·六 在丰子恺研究中,面对这则史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如果按上面读者来信的意见,在当时历史处境下,无疑要置丰子恺于死地。但当时间使过去发生的事成为历史后,这则读者来信中的意见,对研究历史还不能说没有意义,作为历史材料,我们在使用时,可能会剥离它在当时作为告密或者揭发的政治功能,而成为另一种理解丰子恺的史料。至少它提示我们,对丰子恺的理解可能还有多种思路。 我们现在要解读的是,在原画上加出的这两个人物,丰子恺有何寓意?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定这两个人物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但作为一种理解思路,从人物造型判断,理解为是这两个人物,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今天看来,读者来信对丰子恺的揭发和批判,除了政治上早已不可取外,但它指出丰子恺在原画作上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并提出的理解意见,在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至少是一个可以解读的事实。从人物造型上观察,很难说丰子恺是有意丑化这两位人物,在 1957 年那样的情况下,丰子恺未必有意要丑化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声望正如日中天。我个人倾向于理解为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平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关键人物,或者说世界和平系于他们两人一身,当然解读出另外的意义也是可以的。我没有看到丰子恺的说明文字(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说明),但在原来画面上加上毛泽东和斯大林必有寓意却是事实,不然丰子恺何必浪费笔墨?历史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常常要在这些小事上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时有特别注意的。 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所说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丰子恺的这段经历,发生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时期,它的特征也体现了经典的社会主义经验,这就是一切从政治出发,对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总是要从政治观念去解读和判断,而这种解读和判断通常总是以歪曲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为出发点,即令有时候符合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但解读者却要有意去迎合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因艺术活动被解释成意识形态事件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有时候有意借助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我个人理解,如果艺术家在常态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艺术创造活动应当以自由创造为基本前提,如果艺术家本人没有对自己的艺术活动有意进行政治方面的解读,而读者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艺术欣赏活动,即令解读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政治对艺术活动也不宜进行干涉。                      2011 年 8 月 27 日于厦门 附丰子恺的漫画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胡适:寂寞远去五十年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今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逝世50周年。自去年12月他的120岁诞辰纪念日起,海内外的文化机构及媒体,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清明前夕,有媒体报道,海内外有数十位学者来到他的墓前祭扫,但相比于五十年前海峡那边20万人为其送葬而海峡这边万笔齐轰的盛大场面,50年后的胡适,真的是寂寞了。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网络上几个明星的粉丝,正在为各自的偶像打得死去活来。不要说问他们胡适是谁,就是问他们“宽容”是什么?他们也会一脸茫然视你为外星人。陵谷尚未变易,胡适先生墓木未拱,而这位哲人给世界留下的影响,却淡然地翻入了下一页。这与一些研究者所预言的“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有着不短的距离。        如先生墓志铭所记的那样,肉体的胡适,为学术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已敝精劳神以致身死并安息了。而他所坚守的“宽容-自由-多元”的价值谱系,对这个争执越来越多,浮嚣越来越严重,心绪越来越纷乱的世界,还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作为他的精神生命,这一套谱系在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应,无论表面尊崇他还是仇视他的人,都没有真正懂得他这番苦心的价值。        对胡适一生的评价,至今仍充满了争议。尊崇他的人,认为他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的思想都太浅薄了,停留在常识性地介绍西方思想阶段。但悲哀的是,即便如此,我们所目见的世事,有太多的不按常识运行,对于某些人来说,要他们尊重常识去谋事,依然比登天还难。在我们的网络和现实社会中,依循正常的逻辑和常识去达成基本共识似乎变得艰难起来。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人类交流的硬件设施已进入到了网络时代的时候,而面对的很多问题,依然是胡适们所面对的问题。相比而言,这个时代“宽容”需求量恐怕要多很多,而这也许就是胡适先生之于二十一世纪的价值。        相比于“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在网络时代有着更急迫的现实意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治学方式,比动辄就“站队划立场群争群斗”更具有建设性;“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的独立人格对治疗当下某些人惟上惟富惟官独不惟事实的病,可谓是一剂清心的良药;而“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所倡导的对事不对人,宽严有度的君子之风,不正是当下正缺的一种气质吗?        胡适的意义和价值,显然不是一篇千字小文可以承载的。但在缅怀这位先哲的时候,重新用他曾经用以质照世界的那一面面镜子再来照一照世界的时候,我们能不为他惊人的洞察和预见力而受到震撼?能不为他的那些良言与主张的被错过,而感到遗憾吗?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为先生的寂寞,长叹一声。曾颖(成都 作家)        胡适言论选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微博看胡适        @历史解密网:【历史轶事】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arsenalbest:晚上读了点关于胡适的东西。他一生中保持着在美留学时体会到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思想。在民国这样一个领先大众的人终其一生与缠足老妻共度五十年。这一新一旧在胡适身上相得益彰。为了宣传自保又被迫地向当局让步,且手法满是中国读书人的政治智慧。一个矛盾的人却让人有认同感,可亲。        @谢泳:胡适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说胡适是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话,他确是一个能够担当起那个时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对时局做出的许多判断,五十年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        @潘采夫: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谢泳 | 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

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                         谢 泳   饶佳荣翻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完整出版了,这对今后深入研究西南联大和中国大学校史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最近我在北京见到佳荣,当面向他祝贺,虽然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佳荣四处漂流,但有此一本译作,我以为佳荣可以说,这几年问心无愧了。 我最早知道易社强( John Israel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刚完成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想再找个题目,就选择了西南联大,所以选择西南联大,也是由《观察》周刊对她的评价引起的,《观察》周刊当时认为这所战时高等学府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对这个评价非常有兴趣。我先后去过几次当时还在北大南阁里的西南联大校友会,接待我的是钱惠廉先生,后来我还和沈叔平先生通过几次信,他们当时正在编联大的校史,由上海来的张源潜先生也临时住在北大,专门做这项工作,我在张先生畅春园的临时居所中,和他多次交谈,获益非浅。我由他那里知道了易社强的研究情况,当时易社强的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自然没有公开出版,但他和联大校友会多有联系,联大校友会译出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些东西我当时都读过。后来我还和易社强先生通过一次信,承他不弃,也寄给我一些当时还在研究中的文稿,这些对我后来完成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书极有帮助。 易社强先生的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研究中的开创之作,享有“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的美称,我最近重读一遍佳荣的完整译作,感觉易著确实当得起这个评价。易著虽以叙述联大校史为主线,但他的视角和观点在叙述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评价和观点,在叙述中自然流露,常有极为独到的见识。 近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由历史研究而变为现实热点,这是一般研究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因为真实的现实生活和遥远的历史产生感应,这是时代造成的契机,因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太多,在现代大学精神方面退化太快,而使人不由得向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慰藉,在这个背景下,完整译出易社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我以为即有学术价值更有思想意义。 我认识佳荣,时在 2006 年,当时我还没有到厦门教书。佳荣本科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本校史学系的研究生,但佳荣心气极高,想到更好的学校去求深造,但一时失误,所以错过了再读书的机会,一度在北京和厦门间漂流,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术的青年,也很有学术才能,在四处漂流,为生计奔波时,依然不忘情学术,终始为译这本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完全出于热爱才译这本书的,当时也没有人答应出版,这种由喜爱而产生的学术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佳荣到太原访学时,我曾把当时已用过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我和佳荣素不相识,但我感觉,一个青年能对西南联大产生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一定是个有追求的人,我相信他会把这些材料用好。我认同胡适的话,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一定要鼓励。当我最早看到佳荣译出的书先由台湾出版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后来也多次劝过佳荣,能不能再回学校读书,但他都没有首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考虑,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我有时也想,他这样一个对学术有热情和兴趣的人,如果能有大学教授破例让他再去深造,他也许不会反对,可是以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对这样有才能的青年,常常也感觉无能为力。 我以为这是一本出色的译作,个别失误在所难免,但以一个本科史学毕业的资历,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真是不易。这本译作是可靠的,在翻译过程中,佳荣和易社强先生有过直接的交流,另外近年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史料及相关研究,再加上互联网时代适时到来,这一切客观条件,加上佳荣本人自己的执着和热情,才能使这个译作完成得圆满。如果早几年译此书,可能会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让译作多有缺憾,而佳荣的选择适逢其时,是在学术条件最好的时候做出的最佳选择,这是佳荣的幸运,也是学术的幸运。   本文已刊《南方都市报》  

谢泳 | 陈远的学术工作

陈远的学术工作   谢 泳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它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分子》,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它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今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2012 年 3 月 5 日于厦门

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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