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

自由亚洲 | 贝岭:大型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具有高度资料和艺术价值(图)

在荷兰海牙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的大型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获得观众,及参加座谈的作家记者的高度评价。中文本关于艾未未的生平及艺术评价的《瞧 艾未未》一书的主编者贝岭高度评价克蕾曼女士,认为该片无论就艺术上还是资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图片: 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拍摄者Alison Klayman。 (记者天溢提供) 由美国年轻女导演克蕾曼(Alison Klayman)拍摄的有关艾未未的大型纪录片,本周在海牙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举行了导演,以及一些艺术家、记者和观众的座谈。   正在德国访问的流亡诗人贝岭先生由于艾未未去年在中国被拘留逮捕,呼吁国际社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关注艾未未而成为研究艾未未思想生平的作家。他除了在德文、英文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访谈外,还编辑出版了《瞧 艾未未》一书。二十七号他应邀参加了电影的首映及其后的报告讨论会。关于如何评价克蕾曼女士的这部电影,记者采访了贝岭先生。   贝岭先生首先对记者说,“这个实际上是有关艾未未的最重要的纪录片。它的名字可以翻译成‘艾未未•永不后悔’,或者说永不屈服,永不道谦。这个电影获得了去年美国最重要的独立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个电影已经引起国际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是目前为止关于艾未未的最重要的纪录片。”   关于这部纪录片,贝岭先生具体评价说,“这部纪录片两个小时,收集了极其多的艾未未生平的资料。我看了这部纪录片的首映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震撼。因为里面所以呈现出来的艾未未这数年来的经历,很多细节和很多细微的部分,都不是我们一般的媒体报道所有的。像我编辑过一本《瞧 艾未未》,其中包括了他的生平、他的艺术和他的维权,而这本书都不能完全涵盖这部电影的内容。”   对于拍摄者克蕾曼女士,贝岭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位女生艾莉萨,她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俚语式的名字,也是艾未未风格式的名字,叫做‘道歉你妹’。‘道歉你妹’和艾未未的‘草泥马’有一种谐音式的类似的东西。她在二零零八年认识艾未未,一直跟随他,做他的所有重要事情的随行的摄制、录像。她拍这个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关于艾未未的第一手的资料。   她告诉我,她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她一直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还要取得艾未未最基本的合作。她说,很多人都想做这一类的纪录片,但是,艾未未并不是一个很有心地去让别人跟他合作的人。”   关于艾未未如何看待这部纪录片,贝岭先生说,“最后当她把这部电影交给艾未未看了以后,艾未未对它提供了很好的评价。因为艾未未有一个特点,如果他对一部东西满意,他不说,那就是说明他对这个东西满意了。如果还有一些好的评价,就说明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她说,她这部电影艾未未看完后在推特上说了几句对于电影很好评的话。所以显然这部电影是艾未未目前来说极为满意的一部电影。”   对于这部影片,贝岭先生最后说,“当然一部独立的电影制片人,她的电影首先是呈现一个真实的、多元的、多性格的一个人,或说她电影的传主,而不是只是为了讨好电影的传主。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我觉得她做的很不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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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德国举行藏人抗暴53周年纪念活动

三月十号是西藏抗暴日五十三周年纪念。几十个德国城市举行了不同形式、规模的纪念、声援和抗议活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号,在西藏地区发生了民众抗暴行动。此后流亡藏人团体,关心支援西藏民众的西方的不同团体共同把这一天定为西藏的抗暴纪念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纪念活动。 今年由于不断从西藏地区传来藏族僧人,乃至民众以自焚形式的抗议行动,因此三月十号,星期六,在德国的几十个城市都举办了不同规模、形式的纪念、声援和抗议活动。其中心纪念地在三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首都柏林、中部的法兰克福及南部的慕尼黑。记者下午两点半采访了正在柏林总理府前的组织者之一安娜。安娜对记者介绍说,“我们在柏林的示威活动从下午两点开始,在柏林的威利•勃兰特大街的总理府前举行。我们把整理好的西藏最近发生事情的详细记录递交给总理府。在总理府前我们设立了大的招牌、标语,象征西藏自由的西藏旗帜,以及你现在听到的歌曲。 从去年以来已经有二十六位藏人自焚身死,我们把他们的照片和生平制成了一个六米长条幅。这个六米长的条幅和我们征集到的签名,会在下星期二送到德国外交部,并同时递交给默克尔总理一份。 在柏林总理府前的活动主要是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组织举办的。大约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关于法兰克福的活动,下午三点记者采访了特别受邀,从美国赶来参加的汉族流亡诗人贝岭先生,他对记者介绍说,“现在正在这边开始整个的悼念仪式。有二十六位藏人整个站在纪念仪式的台前,举着二十六位每位自焚的藏人的照片。前面有三个棺木,象征着死去的藏胞。今天主持的叫达拉。她也是藏人在这一带的负责人。 第一个发言的是托马斯•曼,他是欧盟议会的西藏小组的负责人,现在发言的是萨宾娜,她是德国议会人权小组的第二位负责人。然后接下来是我的发言。” 关于他准备的演讲内容,他对记者介绍说,“我自己的题目是哀悼藏人,另外一个是对他们的声援,以及我们的忏悔。我甚至想要向他们表示我自己,某种意义上也代表汉人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哀悼和悲伤。因为我想到当年西德的总理,他曾经在犹太死难者的墓前,用下跪的方式表达作为曾经参与对犹太人屠杀的他们这个民族对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哀悼和忏悔。 我觉得我看到这么多死去的人在跟前,二十六人,在最近半年已经有二十六人自焚的藏人。我觉得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想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汉人,对于这么可怕的一个现象,一个现状,他们用死来表示他们的抗争。那我想向他们表示,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请求他们宽恕。” 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的活动是在市中心的欧德奥恩广场,组织者安娜•谢尔女士对记者介绍说,“我们在欧德奥恩广场举行的活动首先是一个集会,大约一个小时。在集会上市长代表,市政厅代表,参与举办的各个组织的代表作了讲话。在集会上还朗读了新的总理洛桑桑盖的致辞。 集会后,我们举着非常多的西藏的旗帜,及标语牌在市区进行了一个游行活动。由于天气很好,参与游行的人非常多,街上关注的人也很多。游行队伍后来到达欧盟驻慕尼黑的代表委员会,向他们递交了我们的签名信。欧盟一共在德国有三个这样的办事处,另外两个在波恩和柏林。我们希望并要求欧盟能够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达对西藏事情的关切。”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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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在德藏人集会纪念西藏起义

西藏53周年,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前聚集了数百名藏人,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压迫,为西藏争取人权与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1959年3月10日,藏人发起抗暴行动,反对中共及汉人统治,遭到中国军队武力镇压,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开始流亡生涯。今年是西藏起义53周年。由德国西藏动议协会和在德藏人联合会发起的示威集会分别在柏林、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举行。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小组主席托马斯暵═homas Mann)、德国联邦议院西藏对话小组副主席贝青-利希滕泰勒(Sabine Bätzing-Lichtenthäler)和流亡作家贝岭皆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示威活动。 数百名流亡藏人和西藏支持者带着西藏雪山狮子旗和印有达赖喇嘛的旗帜前往集会,抗议中国60年来对西藏的压迫。流亡藏人在集会广场合唱西藏歌曲,并为在西藏自焚的藏人默哀。许多年轻藏人负责组织此次集会,维持游行秩序。托马斯暵虺菩碓诘虏刈迩嗄曛铝τ谖鞑胤⑸约拔形鞑赜镅浴⑽幕痛匙龅呐ΑKM诓痪玫慕矗噬缁崮艽俪芍泄胛鞑亓煨浣泻推蕉曰啊? 下午四点,示威队伍开始向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移动,沿途挥舞旗帜、演奏藏族音乐,高呼”解放西藏”、”停止杀害藏人”、”我们要自由/正义”。德国警方在大门深锁的中国领事馆前戒备,示威队伍隔着马路在领事馆前继续呼喊口号,强调”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示威活动进行时,德国之声试图连络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但无人回应。活动在下午5点半落幕。 国际社会畏惧中国经济势力? 在游行队伍中高举雪山狮子旗的还有许多西方面孔。两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表示:”我们来此表示对藏人的支持,中国不应压迫西藏。” 手持大幅旗帜的德国人马森(Willi Maassen)说: “虽然德国听到了西藏的声音,默克尔也曾接见达赖喇嘛,但中国经济的强势使西方感到畏惧 。” 贝青-利希滕泰勒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经济合作是双方面的。我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要我们。因此,中国必需尊重我们的看法,重视人权。我们希望提醒中国,在中国宪法中包含了人权。在西藏发生的暴力镇压,让德国、欧洲和美国都无法忍受。” “不给中国镇压的借口” 应邀参加示威活动的作家贝岭对日前藏族作家唯色呼吁藏人停止自焚的公开信表示赞同。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希望转告西藏的朋友,自焚是一个让我很痛心的事情。它说明了藏人受中国政府的压迫,整个地方所处在的恐怖气氛,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侵犯已经忍无可忍。”但这位来自中国的流亡作家认为,藏人应该诉诸其他方式抗争,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权利,不给中国政府镇压的借口。他恳求藏人停止伤害自己,将这股力量转化为与压迫抗争的力量。 贝岭表示,中国近期对西藏地区的镇压是近15年来最严峻的。他认为藏人的力量太薄弱,需要国际社会的施压,促使中国与藏族领袖进行对话,进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藏人,尊重西藏地区的信仰。他呼吁全球,在这个对西藏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听一听这个民族所发出的,向国际社会呼救的声音。” 倾听西藏的诉求 对于西藏自焚事件频传,贝青-利希滕泰勒感到痛心。她说:”自焚是藏人对世界最后的求救声,请求世界倾听西藏的声音。中国政府却称,达赖喇嘛是自焚事件的幕后推手,这完全是诽谤。中国封锁了西藏对外发声的管道,让外界无法知道事实真相。” 在德藏人联合会和西藏动议协会透过此次示威活动提出四项主要诉求,希望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观察员和媒体进入西藏;从西藏撤军、结束军事包围状态;要求欧盟任命一位西藏事务专员;呼吁中国停止暴力。 在德藏人联合会会长阿吉桑(Dalha Agyitsang)告诉德国之声: “我希望独立观察员能进入西藏,亲自检视西藏内部的情况,让世界不止听到中国或西藏单方面的声音。” 据德国西藏动议协会公布的数据,2011年3月至今有超过420名藏人遭逮捕,50人遭中国警方杀害、73人受重伤,18人因自焚身亡。 作者: 张筠青 责编: 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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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诗人贝岭再次到德国访问(图)

近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的流亡诗人贝岭,再次到德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德国最具影响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三月六号正式发行德文版贝岭的文学回忆录《离逐纠葛的中国》。 图片:流亡诗人贝岭2011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天溢提供) 流亡美国,经常往来于台湾和欧洲的诗人贝岭先生,最近五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中有关中国文化、乃至政治问题的事情。其中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年,由于中国政府对他的打压,德国媒体和文化界一些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使他几乎成了书展的焦点人物之一。一零年,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同时,德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刘晓波传》。二零一一年四月,在艾未未被拘留的同时,他在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发起声援艾未未的大规模签名活动。签名活动包括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很多最重要的当代欧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三月八号,贝岭应德国一些出版社和机构的邀请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关于他此次到德国的计划和活动,记者采访了他。   贝岭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我这次是半年以后再次来德国,上次是十月初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批评家晚会。我这次来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我这本书中文名字我原来定的是《一意孤行》,就是我的文学回忆录。苏尔坎普在三月六号出版。我这次来是为了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书。”   苏尔坎普出版社是德国最具影响的文学出版社,贝岭的这本书的德文名子可以翻译成《离逐纠葛的中国》,记述了他离开和被驱逐出中国后的文学探索和经历。这本书将在下周举行的莱比锡书展正式推出。   关于他来的其它的计划,他说,“另外一个是从四月一号开始,我被一个德国文学艺术基金会邀请,在德国中部乡下的一个地方,有两个月的写作资助计划。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足够我生活的一个微薄的资助,他们为我提供一千五百欧元,包括两百块钱的租房费。让我在那里完成我正在写的书。这本书是正准备写的书,这个我暂时先不透露它的内容,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这本书的整个的结构。”   据记者了解,今年是中德建交四十周年,是中国文化年,中国政府将在德国举行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预计,对于贝岭的到达,很多独立文化团体、研究机构、乃至人权团体将会就中国的当代的文化问题邀请他进行不同题目的交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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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一个真实的人——纪念哈维尔

  共识网编者按:据 CNN报道,哈维尔先生于今天去世 ,享年75岁。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的作家、剧作家、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本文是2010年10月15日《时代周报》第100期刊登的《哈维尔:一个真实的人》,作者是贝岭先生,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   > > 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 >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 >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2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着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我本人曾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令人难忘。   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观察。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 喊住他, 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着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着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着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着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二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做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专制社会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 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着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o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从而推翻了该法案。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三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六十六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着:“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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