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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贝岭:大型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具有高度资料和艺术价值(图)

在荷兰海牙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的大型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获得观众,及参加座谈的作家记者的高度评价。中文本关于艾未未的生平及艺术评价的《瞧 艾未未》一书的主编者贝岭高度评价克蕾曼女士,认为该片无论就艺术上还是资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图片: 纪录片《艾未未·永不屈服》拍摄者Alison Klayman。 (记者天溢提供) 由美国年轻女导演克蕾曼(Alison Klayman)拍摄的有关艾未未的大型纪录片,本周在海牙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举行了导演,以及一些艺术家、记者和观众的座谈。   正在德国访问的流亡诗人贝岭先生由于艾未未去年在中国被拘留逮捕,呼吁国际社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关注艾未未而成为研究艾未未思想生平的作家。他除了在德文、英文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访谈外,还编辑出版了《瞧 艾未未》一书。二十七号他应邀参加了电影的首映及其后的报告讨论会。关于如何评价克蕾曼女士的这部电影,记者采访了贝岭先生。   贝岭先生首先对记者说,“这个实际上是有关艾未未的最重要的纪录片。它的名字可以翻译成‘艾未未•永不后悔’,或者说永不屈服,永不道谦。这个电影获得了去年美国最重要的独立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个电影已经引起国际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是目前为止关于艾未未的最重要的纪录片。”   关于这部纪录片,贝岭先生具体评价说,“这部纪录片两个小时,收集了极其多的艾未未生平的资料。我看了这部纪录片的首映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震撼。因为里面所以呈现出来的艾未未这数年来的经历,很多细节和很多细微的部分,都不是我们一般的媒体报道所有的。像我编辑过一本《瞧 艾未未》,其中包括了他的生平、他的艺术和他的维权,而这本书都不能完全涵盖这部电影的内容。”   对于拍摄者克蕾曼女士,贝岭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位女生艾莉萨,她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俚语式的名字,也是艾未未风格式的名字,叫做‘道歉你妹’。‘道歉你妹’和艾未未的‘草泥马’有一种谐音式的类似的东西。她在二零零八年认识艾未未,一直跟随他,做他的所有重要事情的随行的摄制、录像。她拍这个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关于艾未未的第一手的资料。   她告诉我,她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她一直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还要取得艾未未最基本的合作。她说,很多人都想做这一类的纪录片,但是,艾未未并不是一个很有心地去让别人跟他合作的人。”   关于艾未未如何看待这部纪录片,贝岭先生说,“最后当她把这部电影交给艾未未看了以后,艾未未对它提供了很好的评价。因为艾未未有一个特点,如果他对一部东西满意,他不说,那就是说明他对这个东西满意了。如果还有一些好的评价,就说明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她说,她这部电影艾未未看完后在推特上说了几句对于电影很好评的话。所以显然这部电影是艾未未目前来说极为满意的一部电影。”   对于这部影片,贝岭先生最后说,“当然一部独立的电影制片人,她的电影首先是呈现一个真实的、多元的、多性格的一个人,或说她电影的传主,而不是只是为了讨好电影的传主。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我觉得她做的很不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自由亚洲 | 德国举行藏人抗暴53周年纪念活动

三月十号是西藏抗暴日五十三周年纪念。几十个德国城市举行了不同形式、规模的纪念、声援和抗议活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号,在西藏地区发生了民众抗暴行动。此后流亡藏人团体,关心支援西藏民众的西方的不同团体共同把这一天定为西藏的抗暴纪念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纪念活动。 今年由于不断从西藏地区传来藏族僧人,乃至民众以自焚形式的抗议行动,因此三月十号,星期六,在德国的几十个城市都举办了不同规模、形式的纪念、声援和抗议活动。其中心纪念地在三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首都柏林、中部的法兰克福及南部的慕尼黑。记者下午两点半采访了正在柏林总理府前的组织者之一安娜。安娜对记者介绍说,“我们在柏林的示威活动从下午两点开始,在柏林的威利•勃兰特大街的总理府前举行。我们把整理好的西藏最近发生事情的详细记录递交给总理府。在总理府前我们设立了大的招牌、标语,象征西藏自由的西藏旗帜,以及你现在听到的歌曲。 从去年以来已经有二十六位藏人自焚身死,我们把他们的照片和生平制成了一个六米长条幅。这个六米长的条幅和我们征集到的签名,会在下星期二送到德国外交部,并同时递交给默克尔总理一份。 在柏林总理府前的活动主要是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组织举办的。大约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关于法兰克福的活动,下午三点记者采访了特别受邀,从美国赶来参加的汉族流亡诗人贝岭先生,他对记者介绍说,“现在正在这边开始整个的悼念仪式。有二十六位藏人整个站在纪念仪式的台前,举着二十六位每位自焚的藏人的照片。前面有三个棺木,象征着死去的藏胞。今天主持的叫达拉。她也是藏人在这一带的负责人。 第一个发言的是托马斯•曼,他是欧盟议会的西藏小组的负责人,现在发言的是萨宾娜,她是德国议会人权小组的第二位负责人。然后接下来是我的发言。” 关于他准备的演讲内容,他对记者介绍说,“我自己的题目是哀悼藏人,另外一个是对他们的声援,以及我们的忏悔。我甚至想要向他们表示我自己,某种意义上也代表汉人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哀悼和悲伤。因为我想到当年西德的总理,他曾经在犹太死难者的墓前,用下跪的方式表达作为曾经参与对犹太人屠杀的他们这个民族对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哀悼和忏悔。 我觉得我看到这么多死去的人在跟前,二十六人,在最近半年已经有二十六人自焚的藏人。我觉得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想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汉人,对于这么可怕的一个现象,一个现状,他们用死来表示他们的抗争。那我想向他们表示,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请求他们宽恕。” 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的活动是在市中心的欧德奥恩广场,组织者安娜•谢尔女士对记者介绍说,“我们在欧德奥恩广场举行的活动首先是一个集会,大约一个小时。在集会上市长代表,市政厅代表,参与举办的各个组织的代表作了讲话。在集会上还朗读了新的总理洛桑桑盖的致辞。 集会后,我们举着非常多的西藏的旗帜,及标语牌在市区进行了一个游行活动。由于天气很好,参与游行的人非常多,街上关注的人也很多。游行队伍后来到达欧盟驻慕尼黑的代表委员会,向他们递交了我们的签名信。欧盟一共在德国有三个这样的办事处,另外两个在波恩和柏林。我们希望并要求欧盟能够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达对西藏事情的关切。”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德国之声 | 在德藏人集会纪念西藏起义

西藏53周年,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前聚集了数百名藏人,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压迫,为西藏争取人权与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1959年3月10日,藏人发起抗暴行动,反对中共及汉人统治,遭到中国军队武力镇压,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开始流亡生涯。今年是西藏起义53周年。由德国西藏动议协会和在德藏人联合会发起的示威集会分别在柏林、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举行。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小组主席托马斯暵═homas Mann)、德国联邦议院西藏对话小组副主席贝青-利希滕泰勒(Sabine Bätzing-Lichtenthäler)和流亡作家贝岭皆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示威活动。 数百名流亡藏人和西藏支持者带着西藏雪山狮子旗和印有达赖喇嘛的旗帜前往集会,抗议中国60年来对西藏的压迫。流亡藏人在集会广场合唱西藏歌曲,并为在西藏自焚的藏人默哀。许多年轻藏人负责组织此次集会,维持游行秩序。托马斯暵虺菩碓诘虏刈迩嗄曛铝τ谖鞑胤⑸约拔形鞑赜镅浴⑽幕痛匙龅呐ΑKM诓痪玫慕矗噬缁崮艽俪芍泄胛鞑亓煨浣泻推蕉曰啊? 下午四点,示威队伍开始向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移动,沿途挥舞旗帜、演奏藏族音乐,高呼"解放西藏"、"停止杀害藏人"、"我们要自由/正义"。德国警方在大门深锁的中国领事馆前戒备,示威队伍隔着马路在领事馆前继续呼喊口号,强调"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示威活动进行时,德国之声试图连络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但无人回应。活动在下午5点半落幕。 国际社会畏惧中国经济势力? 在游行队伍中高举雪山狮子旗的还有许多西方面孔。两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表示:"我们来此表示对藏人的支持,中国不应压迫西藏。" 手持大幅旗帜的德国人马森(Willi Maassen)说: "虽然德国听到了西藏的声音,默克尔也曾接见达赖喇嘛,但中国经济的强势使西方感到畏惧 。" 贝青-利希滕泰勒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经济合作是双方面的。我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要我们。因此,中国必需尊重我们的看法,重视人权。我们希望提醒中国,在中国宪法中包含了人权。在西藏发生的暴力镇压,让德国、欧洲和美国都无法忍受。" "不给中国镇压的借口" 应邀参加示威活动的作家贝岭对日前藏族作家唯色呼吁藏人停止自焚的公开信表示赞同。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希望转告西藏的朋友,自焚是一个让我很痛心的事情。它说明了藏人受中国政府的压迫,整个地方所处在的恐怖气氛,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侵犯已经忍无可忍。"但这位来自中国的流亡作家认为,藏人应该诉诸其他方式抗争,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权利,不给中国政府镇压的借口。他恳求藏人停止伤害自己,将这股力量转化为与压迫抗争的力量。 贝岭表示,中国近期对西藏地区的镇压是近15年来最严峻的。他认为藏人的力量太薄弱,需要国际社会的施压,促使中国与藏族领袖进行对话,进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藏人,尊重西藏地区的信仰。他呼吁全球,在这个对西藏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听一听这个民族所发出的,向国际社会呼救的声音。" 倾听西藏的诉求 对于西藏自焚事件频传,贝青-利希滕泰勒感到痛心。她说:"自焚是藏人对世界最后的求救声,请求世界倾听西藏的声音。中国政府却称,达赖喇嘛是自焚事件的幕后推手,这完全是诽谤。中国封锁了西藏对外发声的管道,让外界无法知道事实真相。" 在德藏人联合会和西藏动议协会透过此次示威活动提出四项主要诉求,希望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观察员和媒体进入西藏;从西藏撤军、结束军事包围状态;要求欧盟任命一位西藏事务专员;呼吁中国停止暴力。 在德藏人联合会会长阿吉桑(Dalha Agyitsang)告诉德国之声: "我希望独立观察员能进入西藏,亲自检视西藏内部的情况,让世界不止听到中国或西藏单方面的声音。" 据德国西藏动议协会公布的数据,2011年3月至今有超过420名藏人遭逮捕,50人遭中国警方杀害、73人受重伤,18人因自焚身亡。 作者: 张筠青 责编: 石涛

自由亚洲 | 诗人贝岭再次到德国访问(图)

近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的流亡诗人贝岭,再次到德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德国最具影响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三月六号正式发行德文版贝岭的文学回忆录《离逐纠葛的中国》。 图片:流亡诗人贝岭2011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天溢提供) 流亡美国,经常往来于台湾和欧洲的诗人贝岭先生,最近五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中有关中国文化、乃至政治问题的事情。其中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年,由于中国政府对他的打压,德国媒体和文化界一些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使他几乎成了书展的焦点人物之一。一零年,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同时,德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刘晓波传》。二零一一年四月,在艾未未被拘留的同时,他在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发起声援艾未未的大规模签名活动。签名活动包括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很多最重要的当代欧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三月八号,贝岭应德国一些出版社和机构的邀请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关于他此次到德国的计划和活动,记者采访了他。   贝岭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我这次是半年以后再次来德国,上次是十月初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批评家晚会。我这次来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我这本书中文名字我原来定的是《一意孤行》,就是我的文学回忆录。苏尔坎普在三月六号出版。我这次来是为了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书。”   苏尔坎普出版社是德国最具影响的文学出版社,贝岭的这本书的德文名子可以翻译成《离逐纠葛的中国》,记述了他离开和被驱逐出中国后的文学探索和经历。这本书将在下周举行的莱比锡书展正式推出。   关于他来的其它的计划,他说,“另外一个是从四月一号开始,我被一个德国文学艺术基金会邀请,在德国中部乡下的一个地方,有两个月的写作资助计划。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足够我生活的一个微薄的资助,他们为我提供一千五百欧元,包括两百块钱的租房费。让我在那里完成我正在写的书。这本书是正准备写的书,这个我暂时先不透露它的内容,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这本书的整个的结构。”   据记者了解,今年是中德建交四十周年,是中国文化年,中国政府将在德国举行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预计,对于贝岭的到达,很多独立文化团体、研究机构、乃至人权团体将会就中国的当代的文化问题邀请他进行不同题目的交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贝岭:一个真实的人——纪念哈维尔

  共识网编者按:据 CNN报道,哈维尔先生于今天去世 ,享年75岁。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的作家、剧作家、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本文是2010年10月15日《时代周报》第100期刊登的《哈维尔:一个真实的人》,作者是贝岭先生,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   > > 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 >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 >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2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着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我本人曾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令人难忘。   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观察。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 喊住他, 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着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着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着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着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二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做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专制社会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 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着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o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从而推翻了该法案。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三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六十六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着:“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艾未自由 | 美国之音:马英九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引起掌声和嘘声

台湾总统11月25日前往台北市立美术馆观赏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艾未未.缺席》美术展,并发表讲话。艾未未的朋友贝岭和一家报纸给予高度肯定。而两位民进党立法委员说这不过是出于选举考虑。 马英九总统在参观展览后说,艾未未是艺术家,艺术家应有表达其艺术观点的自由,这是台湾重要的核心价值。马英九还表示,他一向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从六四事件至今,从未缺席相关活动,多次提出人权呼吁,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人权保障越接近,距离就能更接近。 *马英九先于蔡英文而参观* 熟悉艾未未的中国作家贝岭曾在伴随艾未未展览举行的研讨会上讲述了这位艺术家的故事。贝岭在几天前通过台湾总统府人员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办公室邀请马英九、蔡英文和他一起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他说:“总统府幕僚那边并没有直接回馈给我。蔡英文女士的办公室说他们很有兴趣,但他们要试着安排一个时间。” *声援艾未未 回应怨言* 贝岭认为马英九此举十分有意义。他说:“我想这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或者艾未未的状况是一种非常好的声援。” 美国之音记者:在这之前,艾未未是否对台湾高层没有去看他的展览有怨言呢? 贝岭:他当然会有怨言。 我在苹果日报和几个媒体上都谈到过,目前为止,台湾的官员,尤其是台北市政府,没有一个人去看。这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你们怕什么?’艾未未先生也是这么讲的,对于台湾对他这个展览表现出的态度,他认为这本身就是自动选择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下对于公民社会责任的一种回避和鸵鸟政策。 马英九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早来参观的时候说,这一展览展期长,而且他们最近忙。 马英九的政务和选举事务确实繁忙,每天要出席许多活动。 *联合晚报力挺* 台湾的联合晚报发表社论说,马英九参观艾未未展览,不是忙中偷闲的艺术欣赏而已。马英九以具体行动表明立场,向北京传递讯息。 社论还说,向来被扣上亲中大帽子的马英九,如果真的向中共官方示好,大可不必故意踏入人权领域,踩中共的痛脚。但马总统显然是有目的地这样做,藉这场参观活动提出两岸之间深层的议题,甚至是本质问题。 *绿营呛声* 但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蔡煌琅和黄伟哲批评说,这是马英九的选举动作。蔡煌琅说,如果真有诚意关心中国人权,就“请马正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艾未未来台!”台湾的人权联盟也曾呼吁马英九总统邀请艾未未来台湾自由行。 美国之音丁力 木雕《中国地图》包括台湾 台湾的自由时报说,有参观民众看到马英九避开艾未未的《透视学─天安门》及《中国地图》等政治敏感度较高的作品,从而怀疑总统府是否事先就要求避开,但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因为参观时间有限,总统府尊重馆方导览人员的安排。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展览开幕时谈到了这两个在台湾比较敏感的作品。例如木雕《中国地图》,它包括台湾,但和台湾传统的中华民国地图相比,缺了蒙古。台湾的蓝营绿营、统派独派对台湾是否属于中国很有争议。 *台湾利益和大陆民主* 有些大陆民运人士认为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民主事业关心和支持得不够。但是联合晚报记者黄国梁在《马以总统身分 出席艾未未的“缺席”》一文中写道:“作为台湾的主政者,毕竟有一般的现实利益必须照顾,有政经的情势必须平衡。一国之领导者,不能仅以理想,率全民蹈赴一场激烈而可能招致重大损害的抗争。” 有关方面在马英九参观这次展览时并没有清场,其他参观者可以照常观看。 来源: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1126-TW-reaction-on-Ma-visit-Ai-exhibition-134526708.html

美国之音 | 台官方不再回避,马英九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联络我们 | 繁體 | 简体 2011年 11月 26日 章家敦:中国现状显示其不久将崩溃 (二) 埃及军事当局任命总理 抗议者誓言继续抗争 天下父母心:为孩子走上维权路的美国同性恋家庭 发微博扬言要揍左派学者 北京80后被拘五天 台官方不再回避,马英九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选择语言 Afan Oromo Albanian Amharic Armenian Azerbaijani Azeri Bangla Bosnian Burmese Cantonese Chinese Creole Croatian Dari English Worldwide French Georgian Greek Hausa Indonesian Khmer Khmer (English) Kinyarwanda Kirundi Korean Kurdi Kurdish Lao Learning English Macedonian Mandarin Ndebele Pashto Pashto - Deewa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erbian Shona Somali Spanish Swahili Thai Tibetan Tibetan (English) Tigrigna Turkish Ukrainian Urdu Uzbek Vietnamese Zimbabwe - English 中文主页 节目介绍 视频点播 英语教学 粤语 藏语 关于我们 现场广播 点击收听 中文主页 新闻快讯 美国 中国 台湾 政治 经济与金融 人权 法律 更多主题 亚太 中东 欧洲 美洲 非洲 社会问题 教育 宗教 科学技术 劳工 军事与战争 灾害和事故 环境 健康 体育 生活方式 文化艺术娱乐 港澳 专题栏目 国会报道 对比新闻 媒体看中国 信息往来 政府声明 专题报道 图片汇集 互动空间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读者评论区 网上服务 订阅新闻 掌上快讯 播客 聚合新闻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12:37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11月 26日 台官方不再回避,马英九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记者: 丁力 | 台北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丁力 台北市立美术馆大厅悬挂的巨幅海报上写着“艾未未·缺席”,人像的头也缺席了。 台湾总统11月25日前往台北市立美术馆观赏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艾未未.缺席》美术展,并发表讲话。艾未未的朋友贝岭和一家报纸给予高度肯定。而两位民进党立法委员说这不过是出于选举考虑。 美国之音丁力 木雕《中国地图》包括台湾 马英九总统在参观展览后说,艾未未是艺术家,艺术家应有表达其艺术观点的自由,这是台湾重要的核心价值。马英九还表示,他一向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从六四事件至今,从未缺席相关活动,多次提出人权呼吁,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人权保障越接近,距离就能更接近。 *马英九先于蔡英文而参观* 熟悉艾未未的中国作家贝岭曾在伴随艾未未展览举行的研讨会上讲述了这位艺术家的故事。贝岭在几天前通过台湾总统府人员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办公室邀请马英九、蔡英文和他一起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他说:“总统府幕僚那边并没有直接回馈给我。蔡英文女士的办公室说他们很有兴趣,但他们要试着安排一个时间。” 美国之音丁力 贝岭在研讨会上讲述艾未未的故事 *声援艾未未 回应怨言* 贝岭认为马英九此举十分有意义。他说:“我想这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或者艾未未的状况是一种非常好的声援。” 美国之音记者:在这之前,艾未未是否对台湾高层没有去看他的展览有怨言呢? 贝岭:他当然会有怨言。 我在苹果日报和几个媒体上都谈到过,目前为止,台湾的官员,尤其是台北市政府,没有一个人去看。这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你们怕什么?’艾未未先生也是这么讲的,对于台湾对他这个展览表现出的态度,他认为这本身就是自动选择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下对于公民社会责任的一种回避和鸵鸟政策。 马英九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早来参观的时候说,这一展览展期长,而且他们最近忙。 马英九的政务和选举事务确实繁忙,每天要出席许多活动。 *联合晚报力挺* 台湾的联合晚报发表社论说,马英九参观艾未未展览,不是忙中偷闲的艺术欣赏而已。马英九以具体行动表明立场,向北京传递讯息。 社论还说,向来被扣上亲中大帽子的马英九,如果真的向中共官方示好,大可不必故意踏入人权领域,踩中共的痛脚。但马总统显然是有目的地这样做,藉这场参观活动提出两岸之间深层的议题,甚至是本质问题。 *绿营呛声* 但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蔡煌琅和黄伟哲批评说,这是马英九的选举动作。蔡煌琅说,如果真有诚意关心中国人权,就“请马正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艾未未来台!”台湾的人权联盟也曾呼吁马英九总统邀请艾未未来台湾自由行。 台湾的自由时报说,有参观民众看到马英九避开艾未未的《透视学─天安门》及《中国地图》等政治敏感度较高的作品,从而怀疑总统府是否事先就要求避开,但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因为参观时间有限,总统府尊重馆方导览人员的安排。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展览开幕时谈到了这两个在台湾比较敏感的作品。例如木雕《中国地图》,它包括台湾,但和台湾传统的中华民国地图相比,缺了蒙古。台湾的蓝营绿营、统派独派对台湾是否属于中国很有争议。 *台湾利益和大陆民主* 有些大陆民运人士认为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民主事业关心和支持得不够。但是联合晚报记者黄国梁在《马以总统身分 出席艾未未的“缺席”》一文中写道:“作为台湾的主政者,毕竟有一般的现实利益必须照顾,有政经的情势必须平衡。一国之领导者,不能仅以理想,率全民蹈赴一场激烈而可能招致重大损害的抗争。” 有关方面在马英九参观这次展览时并没有清场,其他参观者可以照常观看。 相关文章 马英九: 人权是两岸之间距离的重要指标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前往观赏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展之后表示,人权是观察两岸之间距离的重要指标。 世界媒体看中国:艾未未的台湾回响 艾未未开始为三万债主邮寄借据 《环球时报》 一日发三箭连批艾未未 艾未未支持者裸体抗议政府调查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收听: 台官方不再回避,马英九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MP3 最新视频 To view this site, you need to have Flash Player 9.0.115 or later installed. Click here to get the latest Flash player. 新闻快讯 更多»   视频推荐 To view this site, you need to have Flash Player 9.0.115 or later installed. Click here to get the latest Flash player. 星期一以来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动车事故之谜 中国独立参选人登上网络平台 章家敦:中国现状显示其不久将崩溃 (一) “淫秽图”掀裸照上网潮 嘲弄当局整艾未未 《环球时报》 一日发三箭连批艾未未 金边开审红色高棉领导人 章家敦:中国现状显示其不久将崩溃 (二) “左派旗手”司马南遇中国大学生犀利提问 中文博客 加载...

译者 | 【编辑对话】漫谈文学与政治

核心提示: 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 往期 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NS:是,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追随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家也有了“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 YZ:谈到这个群体,大家会想到比较有名的现在还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也是以文为生,又因为他的文章而不为当局所容。 NS: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YZ:和他相似的还有一批批的“异议作家”,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王若望、刘宾雁、魏京生,嗯,他当时虽然写的是“大字报”,不过他的政治性更强一些…… NS:对,他(魏京生)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其他还有象马健,象贝岭这样的作家或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流亡到国外,现在即使他们想回国,国家也不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就坐实了“流亡作者”的身份。 YZ:同时也是政治异议者。 对,在这个群体我想特别提一下北岛,因为他不仅是在23年前不得不去国离乡,成为了流亡的异议作家之一,而且最近他又有机会可以回国,他的一些散文集,比如《青灯》和《失败之书》也可以在国内发表,反过来,这又让异议作家群体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阵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很难区分他们的角色。你是怎么看北岛的回归? NS:我的感觉,象北岛这样的诗人本身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自己的初衷不是想要去做政治家,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活动的倾向,主要是不喜欢当时的当权者、或者说制度。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逃到国外,在国外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坚持用母语来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作家的角度,他跟一般的音乐家、美术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人即使到了国外,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仍然可以和其他的读者、观众交流,而作家失去了母语的土壤之后,就像没有了根一样。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很小,没有很多人能读到。而且,象北岛和阿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有意不去接触、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更大的考验,非常不容易。 YZ:所以说,作家一旦流亡到海外的话,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他们会和故土形成距离感、陌生感,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环境,所以不再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故乡所发生的人和事,还是以北岛为例,我能够看出来他在写《北京城》的时候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今昔对比、回忆的感觉,他笔下的北京可能和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就有了疏离感。 NS: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功力仍然可以很高,但是他毕竟没有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中生存,所以这个距离感一定是会有的。包括我看到王朔曾经在美国呆过半年左右,他后来主动回国了。本来他有机会到大学里讲学,但是他没有留下。他自己就说,在美国,中文是一个很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所以从大陆去的人要保持语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北岛和其他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非常不容易。 YZ: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比如北岛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诗,《回答》。在今天,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还是有人在桥墩下重写他的名句,“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当时的表达放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下来看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直能够不断地得到读者的反馈,一直提升他的表达方式的话,我相信有机会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不属于他们了。 NS:对,他们的能力到了这个程度,而且他们本身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自我流放,这种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留下更加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华人的一种遗憾吧。 YZ:没错,而且在流亡的作家梯队当中,还不断地有新的人增加进来,那就提到了最近刚刚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他也是历经曲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被投入大牢,所接触到的都是杀人犯、囚犯,他甚至为他们写了一本访谈录,也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个据说也是他被盗版最多的作品,大家了解廖亦武这个作家可能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但是他也不希望一直只能和这些人接触,他还是希望能够做一名中国社会的记录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家最普通的心愿,好像也不能为当局所容,所以他不得不逃了出来。当然他现在还刚刚踏上自由的土地,满心欢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你看到流亡作家几十年的变化后,也很担心他在离开了这个语言环境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NS:从廖亦武本人的初衷来讲,他不想出国。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自述文章 中已经讲到,他本意是要留在国内,见证这个社会、见证这个时代、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因为有刘晓波这样的前车之鉴,有他本人经受的各种骚扰和打压,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已经蹲过一次监狱了,他不想再象刘晓波那样,重新回到被拘禁的环境中,与社会隔离开,所以他最终的选择是出国——自我流放。但是,如果说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自己又想回来,不管是去是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YZ:流亡作家真的是一种两难,他离开了让他痛苦和经受磨难的地方,灵感的源泉也会随之枯竭了,但是为了让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让这些良心非常敏感的人一直去承受整个时代的苦难,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人道的。身为作家,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要面临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突破的两难问题。 NS:是这样,不光作家两难,我们读者也是两难。我们希望看到优美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同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作家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有时候不经过这样的苦难但他又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作为读者来讲,你到底是希望看到作家本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希望看到他更加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来讲也会有这种两难的情况。 YZ:是啊,所以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他个人经受苦难的时候,才能写出“字字看来皆是血”这种让后人警醒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可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作品,他们本身又经历了太多。 NS:是,就以流亡在海外的作家为例,他们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母语,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他身处的环境已经失去了母语的语言环境,失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参照体系,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改用第二语言去写,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高行健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基本用法语去完成他新的创作,包括他的戏剧,包括他导演戏剧这些活动都是用法语来做,但是实际上他最好的作品、代表作,还是用中文写的,包括他获诺贝尔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都是中文。海外也有一些从一开始就用外语来写作的,在美国我接触比较多的例子,象李翊云也好、哈金也好,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象哈金拿到了国家图书奖,李翊云获了马克・阿瑟天才奖,这样的奖都是非常难得的。但即使是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即使他们是用英文来创作,他们写的题材还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形式上可能不一样,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收听本期音频节目,可以用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   (需翻墙收听)   YZ:刚才我们谈到了的文人和从政者之间一直都有些夹缠不清,也谈到了如果一直要走从文的道路的话也满艰难的,那么如果他们真正"弃文从政"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比如说刘晓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良心犯”的角色,如果将来形势变化的话,就象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因为他的象征性而能够获得进入政坛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NS:我想这个可能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强烈,或者政治活动的能力比较强,他也许会喜欢这种转型,而且会如鱼得水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本人又确实有管理方面的能力的话,那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是从作家本来的定义来讲,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客,因为世界上政治活动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要做出各种牺牲和妥协。但是作家从坚持自己良心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出非常干脆的选择,他可以提出很宏伟、理想化的远景,但真的等他去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作家未必会有很好的准备——或者说资质,也可以说是资格——去做政治方面的活动。 YZ: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相对开放一些之后,他也回到了俄国,他也还是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他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并把这样的角色保持了终生。我自己感觉这倒可能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他可以保持一生的清誉,而且也更有机会,也许能达到创作的高峰。不知道刘晓波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角色,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假设了。 NS:是这样,包括象现在做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的李承鹏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活动。我也非常支持他出来普及法治观念,去号召大家真的要从下往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写在《宪法》里的,本来就应该有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次有独立竞选人出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打压——税务局也好,公安局也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都来干扰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YZ:你刚才提到了李承鹏,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他也是着重讲了“知行合一”,就是作为作家,你在旁边空谈,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这些道理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行动,他在这点上对国内其他的一些作家、时评家还是有些不满,所以自己出来做一个表率。在这点上,他的这种勇气,还有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尝试,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当选,或者也没有当选,只是制造了一阵喧哗而已,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就是从政者把自己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中间还是要求很高的。而从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能够成功做这种转化的也不是很多,你能想到几个吗? NS:嗯,有你刚才提到的捷克的总统哈维尔,虽然他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从作家转换到政治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想,你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原慎太郎,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原慎太郎从“右翼”作家到东京都知事这样一个政客的角色转换的情况。 YZ:哦,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他是在做东京都知事,但是他从政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作家的石原慎太郎和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让人感觉他是一名很激进的右翼,但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很稳健的。而且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主要的改善都是在民生方面,会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他还每星期设定了一个时间,倾听民众的想法;以及更加透明化,就是让东京的财政更加透明,其实这些如果不是一名作家来做,而是普通的政客来做的话,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也会有很高的民望,所以他才连任了四届东京都知事,这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我觉得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体现出狂狷的文人态度,是个非常脚踏实地的政客。 NS: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极端的右翼主张。 YZ:没有、没有,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主张更多的是警醒式的,就是“我必须要说得更极端一点,你才能听我讲。” NS:OK,就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YZ:是,我经常会在他的呼吁、文字当中想到鲁迅,他真的是有一点切肤之痛,他想让国民能够从那种“被阉了”的状态中醒过来,所以他在要用那么刺激性的语言来讲。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是那么一个不着调的人。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转换是很成功的,而也许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没有看到——包括台湾在内,比如象李敖这样的文人,他后来有了参选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转换都不让人特别信服,你看,李敖作为从政者并没有很高的口碑。 NS: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可以算作是一个文人,他写非常好的诗,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理想,但他坐到权力顶端的时候,他去大力贯彻他的理想的时候——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YZ: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已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一味地按照文人的想象力去运行这个国家,这是不行的。 NS:有这样的例子在这儿,我在想到文人从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YZ: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回到描写当下中国的可能性上来,前面我们谈到了身为中国作家,你要真实地描写当下的中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很少见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可能很难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又关注到另外的群体,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和作家,你觉得在他们的笔下会不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NS: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比如象原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潘公凯(Philp Pan),他写的那本书《走出毛的阴影》,就是非常好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另外象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 注:他刚刚获得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写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非常优秀的纪实作品,以他的所见所闻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情况。只是作为外国的作家来讲,他们写出来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通常注意的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这两位作家,他们本身都是记者,所以他们受过训练的记者的天性是要剥离客观描述和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的作品,作为纪实性作品来说,他们刻意强调不在作品中贯注自己的感情色彩。尽量保持客观,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中国人看这样的作品,一是他们表现的是我们周边时常也会看到的情况,所以可能不觉得很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的欣赏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纪实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情上的震撼也好,或者感动也好,看到他们这样的描述,有时会觉得不太过瘾这种感觉。 YZ: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的确如此。象《走出毛的阴影》、《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我都看过,而且看的是英文版,感觉就是有一点你说得”不过瘾“,觉得描述的都是我熟悉的嘛,当然写得很客观,有些时候可以把我带回到特定的场景中去,但是的确没有看中国作家写中文作品的时候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文学、政治、史学糅合起来,既能够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你欲罢不能,好像我在看外国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NS:如果是小说类的作品的话,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更容易一些,以中国这样这么激烈的变化、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想这其实是可以出很好的小说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你看在英国有狄更斯的小说,揭露当时的情况,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作家,象德莱塞、还有斯坦因・贝克写的大萧条的景象,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到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看,仍然非常经典,可是看我们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记录当前这种生活,能够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完全出自作家本性的角度去写,而且能够达到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这样的作品。 YZ:是啊,这真的是多么大的遗憾。尤其是在中国,又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好像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总还是有人能够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出来,我们也真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才能够弥补这样的,可称为是“时代的遗憾”。 YZ:哦,再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外国作家的描写更加客观、用的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倒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和听众,有一些人物传记可能很值得看一下外国作者所写的,一个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料也许和国内不同,他们可能能从大使馆、档案馆找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描写可能会更有客观性一些。前一段的时间出过好几个版本的《蒋介石传》就是根据新披露出来的蒋介石的日记重新修订的,还有,上一次我和华志坚教授谈的时候他提到的一本书《Introduction of Mao》,是一本多作者合著的对毛的介绍,还有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传》,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说好像还是有些意思。 NS:最近我看到大概已经有4、5篇在评论这本书的书评发表在主流的报纸上。 YZ:我们“译者”也真的很想第一时间把传记作品介绍给中文的读者。 NS: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刚才我们提到外国记者的观察角度是尽量保持客观,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文章的标题,有时候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新闻环境后,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在翻译这样的文章给国内的读者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据实翻译的话,可能注意到这条新闻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是按符合中文的环境,加上一些感情色彩来翻,可能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是又会有违原作者的初衷。所以我们译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取舍。 YZ:你说这个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中文当中经常是一个词,比如说谣言,它就是贬义的。但是rumor这个英文词实际上是中性的,只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已,其实没有感情色彩。我记得《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微博上充满了rumors,被《环球时报》解读为中国的微博上到处都是谣言,所以微博需要被整肃了。这个……从我们译者的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曲解原意了,而《环球时报》做这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NS:对于《环球时报》,它这种做法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YZ: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S: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聊聊这些话题。 YZ: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文学中年”的对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位朋友制作的片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一位不会忘记的诗人——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片花《姐姐》 相关音频: 【译文精选】廖亦武:走出中国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爱思想 |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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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法广 | 中国/人权: 艾未未恢复推特发帖 呼吁支持维权人士

艾未未恢复推特发帖 呼吁支持维权人士 艾未未推特网页截图 作者 法广 被以涉嫌漏税罪名拘押81天后取保获释的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8月初以来开始打破沉默,陆续在推特上发帖,内容谈及身体恢复情况及呼吁支持中国维权活动人士。 艾未未自8月5日发出获得保释后的第一个推特发帖,内容是简短的问候,之后的发帖有谈及自己的饮食及身体恢复。8月8日的发帖中,他提到与他关押在同一地点的另一名艺术家刘正刚,形容“他在关押中心脏病突发,几近死去。” 艾未未还说,“因为我的牵连而被非法关押,刘正刚、胡明芬、文涛、张劲松,无辜的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蹂躏和肉体折磨。” 在8月9日的发帖中,艾未未呼吁支持人权活动人士王荔蕻和冉云飞。他说“如果你不为王荔蕻说话,不为冉云飞说话,你不仅是一个不会为公平正义站出来的人,你没有自爱。” 艾未未的推特目前有9万6千多名关注者。 德国《明镜周刊》在八月八号最新一期中,以显著版面首次向外界披露艾未未被捕八十一天的详细情况,文章题为“被捕的八十一天”, 作者是中国流亡诗人贝岭。贝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章内容是通过不同渠道获知和求证的,“没有采用最直接省力的打扰艾未未的方法。”   关键词 中国 - 艾未未

德国《明镜周刊》披露艾未未被捕八十一天情况(图)

德国《明镜周刊》,第一次向德文世界披露有关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被捕八十一天的情况。 自从四月初,中国政府抓捕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以来,艾未未一直是德国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   德国的《明镜周刊》是德文世界最有影响的杂志,在八月八号最新一期中,用显著版面第一次向德文世界披露了艾未未被捕八十一天的详细情况。关于这篇文章,记者采访了作者贝岭先生。   四月初,艾未未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贝岭正在德国访问。他是第一位在海外向西方作家呼吁声援艾未未的中国作家。他在捷克一些作家的支持下发起的签名信获得捷克的哈威尔、波兰的米奇尼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德国的米勒女士等的支持。关于这篇题为“被捕的八十一天”的文章,贝岭先生说,“这篇文章专门探讨艾未未八十一天的囚禁生涯,这是德国《明镜周刊》特别约我写作的。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西方世界,或者在外部世界第一次披露了艾未未被囚禁八十一天的很多细节。这个囚禁的地方是一个隐秘的,无人知晓的秘密的囚禁地点。这个地方后来我最后确证是在密云,北京的密云县。”   关于这篇文章及写作想法,贝岭先生介绍说,“这篇文章涉及的是整个的囚禁及对艾未未影响,包括我们外部世界所知道的很多细节,同时也因为我个人在十年以前在北京有这种囚禁经验。我想,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一篇探讨,一个人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囚禁的地方,他怎么样去面对他身上最脆弱的,他身上强的,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   对此,他进一步介绍说,“这样一个囚禁经历在传统的囚犯囚禁经历中是没有的,就像艾未未他自己所讲的。他说,他是在五十多岁被抓进去坐牢,他说他的父亲是在二十多岁被抓进去的时候,在中国的监狱中还可以写诗,还可以通过狱卒把诗拿到外边去发表。他甚至在问,当年包括像张志新,在文革期间被残忍地割断喉管后,张志新还能够用血来写血书。可是现在他被囚禁中,他不能够有任何违背,任何一个违反他们规定的动作。那么在这样一个经验中,他其实是深度地探讨了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经历,在如此一个他称之为‘黑洞’的社会,他是怎么样面对的。”   关于这篇披露了大量真相的文章的客观性,贝岭先生说,“这个部分通过我为他们写这篇文章,我本人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经验,也就是西方媒体在追求真相的谨慎和严谨,据我所知,《明镜周刊》为我这篇文章做了多方的求证,这个求证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明镜》作为一个媒体的力量。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直接打扰艾未未,也就是从头到尾所有的部分,我们是通过不同渠道获知和求证的,但是我们没有采用最直接省力的打扰艾未未的方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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