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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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笔萧三匝 | 杜君立:贾樟柯之“罪与罚”

贾樟柯 作者:杜君立 摘要:匆匆暴富的中国来说,不乏冒险家和投机者,但缺乏真正的观察者和思想家,去关注关心在这个礼崩乐坏年代里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际。贾樟柯的野心,是想用自己的镜头语言来重构中国和历史。与现场性的影像相比,再传神的文字也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贾樟柯的勇敢,就在于他用自己温情的目光直视着当下的我们和当下的中国。 一  ...

爱思想|杜君立:贾樟柯的“罪与罚”

  一       在中国这个大版图上,陕西和山西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西部小省;但就中国电影而言,陕西和山西却算得上是一片沃土,从吴子牛、张艺谋、顾长卫到李杨、王全安,出自陕西的电影导演构成中国电影方阵的主力阵营。在“陕军”走向没落之后,来自山西的贾樟柯和宁浩正成为新一代中国电影人的杰出代表。与宁浩的黑色喜剧不同,贾樟柯的电影作品始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电影的文学性和批判性,甚至被批为“票房毒药”也不改初衷。       10多年来,贾樟柯一直保持着稳定而独特的创作水准。从《小武》(1997)、《站台》(2000)、《任逍遥》(2002)到《世界》(2004)、《三峡好人》(2006)、《二十四城记》(2008)、《海上传奇》(2010),这些电影所构成的一串串胶片,不仅记录了贾樟柯个人的电影之路,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一个正在经历激烈全球化变迁的独特中国。在这10多年中,贾樟柯成长为一位名扬世界的电影名导,被他定格的曾经的中国也成为珍贵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的记录,这是贾樟柯电影最明显的印记,他甚至在一度专注于记录片拍摄,用影像记录逝去的中国和人们的当下状态。正因为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贾樟柯的很多电影不可避免的遭到封禁。如同一种讽刺,在中国之外,这些电影却得到极高的赞扬和荣誉,获得国际电影大奖无数。       与出身美术和摄像的上一代中国导演相比,贾樟柯从职业素养上更加全面,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美术功底,他的思想与批判在国内电影人独树一帜。在中国导演群中,贾樟柯是最具有作家气质的。正是这种自信,贾樟柯的每一个电影,从选题、创意到剧本,都是他亲自操刀。       对匆匆暴富的中国来说,不乏冒险家和投机者,但缺乏真正的观察者和思想家,去关注关心在这个礼崩乐坏年代里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际。“传统的生存方式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冲击,可是人还是不得不以原来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徒劳地周旋。”贾樟柯的野心,是想用自己的镜头语言来重构中国和历史。与现场性的影像相比,再传神的文字也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贾樟柯的勇敢,就在于他用自己温情的目光直视着当下的我们和当下的中国。    二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堪称集大成者的《天注定》都达到了贾樟柯个人的艺术巅峰。作为一部国际投资电影,《天注定》从去年就登陆欧美影院,一时之间好评如潮;被包括BBC(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美国《电影评论》杂志和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评为“2013年度十大佳片”;在诸多奖项中,最耀眼的,莫过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天注定》讲述了4个故事:“大海”是一个上访的农民,他指责村长出卖私分集体资产,招来一场毒打,他枪杀了所有作恶者;“老三”独来独往,谨慎小心,杀人劫财;小玉是桑拿会所的服务员,无辜遭凌辱,激愤杀人;打工仔“小辉”背井离乡,苟活在南方的生产线和娱乐城,最后崩溃自杀。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部电影并不陌生。与其说是故事和电影,不如说是记录和新闻。电影中的每个故事都来自现实的中国,甚至连名字都有所保留。第一个故事来自胡文海杀人案,第二个故事来自周克华杀人案,第三个故事来自邓玉娇杀人案,第三个故事来自富士康跳楼事件。       在做了很多年“文艺青年”之后,步入不惑之年的贾樟柯开始关注自己所身处的现实。在他以往的电影中,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并没有多少暴力成分。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始文化之一,暴力一直是电影的主流命题;相对于爱情文艺片,战争、武侠、动作、惊悚和警匪犯罪类型电影最受大众喜爱和欢迎。作为一部典型的暴力电影,《天注定》不仅是贾樟柯向电影主流的回归,也是一次自我超越。       马克思曾将暴力称之为革命的助产婆,并把国家称为暴力的工具。在主流语境中,中国革命史其实就是暴力史,所谓“枪杆子出政权”。作为一场暴力革命的结果,现代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暴力的原罪,实现去暴力化的法治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暴力仍然是支撑中国社会和政治运转的唯一法则。在官方话语中,暴力就是权力和革命;在民间话语中,暴力就是权利和自由。从本质上,公权力的暴力和民间的暴力是同构的。暴力只能激起暴力,结果是两败俱伤。从历史来说,和平时代的暴力泛滥一旦遭遇社会崩溃,必然导致灭绝性的大规模屠杀,中国始终没有逃出暴力的魔咒,每一个王朝都是在暴力和屠杀中走向末日。就当下而言,暴力泛滥的深层原因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电影人,贾樟柯所关注的并不是暴力本身,“有些人本来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最后却变成了暴力的实施者,这样的变化,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想说的是,中国社会各处的突发暴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联系的。“所有暴力事件的发生,都跟人的尊严被剥夺有关,也跟表达、沟通渠道以及事件的解决有关。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没有办法倾诉的痛苦,是将他们推向暴力的主要原因。”    三       或许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一种暴力美学,也或许是考虑到中国电影的审查体制,贾樟柯只呈现社会和生活,而回避了国家与政治,将暴力完全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在这部电影中,政府和法律是不存在,甚至没有真正的结局,一切更像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种缺失并不费解,因为权力本身就是一切暴力的发源地。即使一部电影,其命运也往往被衙门深处的权力所左右。       有一种说法:中国并不是没有好电影,而是好电影几乎都沦为禁片。从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李杨的《盲山》到贾樟柯的《小武》和娄烨的《颐和园》,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禁片已经成为影迷眼中的经典。虽然中国电影票房连创新高,但电影创作水准却仍然只能停留在极其可怜的弱智境地,大家都在一窝蜂地玩魔幻、玩武侠、玩恶搞,即使不多见的历史题材,也被迫沦为“主旋律”。       对于《天注定》这样一部电影,能否进入中国电影院一直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说实话,写这样一部电影或许并不需要多少想象力,但将它变成真实的电影,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勇气。贾樟柯只用了一个礼拜,就写好了3万字的剧本;“我只是拿起摄像机的时候没有怯懦而已”,贾樟柯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其实已经“做好了有可能没机会再拍电影的准备”。       与老一代导演不同,贾樟柯娄烨恰逢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民间盗版市场不仅跳出禁片的封锁,也成就了第六代导演的美名。很难想象,一部地下制作的《小武》竟然成为无数影迷的必看名作。讽刺的是,贾樟柯的后期作品大多没有被禁,如《世界》、《三峡好人》等,但却票房惨淡,反应平平。从《小武》到《天注定》,贾樟柯已经从小众走向大众,其实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艺术电影院”。       与冯小刚对盗版声色俱厉的讨伐不同,贾樟柯对待盗版态度较为温和,甚至暧昧,这其实也是他从影10多年来与钟爱他的观众之间形成的默契和同情。可以说,没有盗版,也没有贾樟柯的今天。庞大的盗版市场在造成影业公司利润流失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更大的电影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一部好电影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不胫而走,盗版只是时间问题。《天注定》虽然早已登陆海外电影市场,却迟迟拿不到国内公映许可证,这种大麦不黄二麦黄的现象本身就不正常。3月1日,贾樟柯在他的微博上写道:       昨天下午还去电影局沟通《天注定》公映的事情,晚上网上已经流出了种子。大陆市场尽失,在此对投资伙伴表示最深的歉意。我自己的公司将承担起经济责任,我们决定停止艺术电影院的建设与投入,将资金用以弥补合作者的损失。近十个月都在为《天注定》国内发行奔走,这是值得努力的事情,努力不会停止。       贾樟柯的这条微博立刻引来影迷热议,被转发3万多次。有些已经在网上看过电影的网友颇为自责,“深深的觉得在国内实在上映无望”;没有人否认这是一部诚意之作,甚至希望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账号,来补交电影票款。这种真诚感动与导演影迷互骂的《私人订制》形成戏剧性的对比。    四       艺术都来自生活,电影是现实的镜像。在美国电影,很多都来自现实案例,这类案例电影对社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李杨的《盲井》和《盲山》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中国案例电影,可以断定,孙志刚、杨佳和夏俊峰将来必然会在银幕上复活。在近年的中国电影中,《天注定》无疑是距离现实最近的,简直是对现实的临摹。只是在电影里,只有暴力而没有审判。       作为一个山西人,贾樟柯一定很早就知道胡文海的故事。2001年的12 月25日,圣诞节,山西晋中法院判处胡文海极刑。在法庭上,胡文海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陈述:       ……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毫无疑问,现实不仅是这部电影的出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96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拇指阅读|贾樟柯谈电影审查:电影比新闻管控更严格

我不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但是最后我获得了通过。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我真的理解我在拍什么,比如说《海上传奇》,是国营制片厂的投资,也包括我个人的投资,也是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它涉及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敏感的阶段,1949年,怎么样造成海峡两岸的离散,“文革”,怎么样影响了家庭,它是一个超越党派的客观命运,但是最后也被通过了。因为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高度,我们不属于某一个政党,我们只是在谈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经历了什么。比如说1949年上海的解放,会有从共产党角度的讲述,同时也会有国民党的讲述,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离散,到“文革”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的胜利者也遭遇了灾难。 按主流的标准来说,我觉得可以自豪地说,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我拍得更尖锐,但的确这几部电影都通过了。我做了很多具体细致的沟通工作,我对每一部电影都有清晰的理解,我会把我的理解分享给审查者。我对我的作品不糊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的价值,它的正当性在什么地方。

新民周刊|贾樟柯:娱乐大众就道德了吗

初试啼声,《小武》就一举获得了包括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正高兴中,贾樟柯收到有关部门通知,让他为《小武》交一万元罚款,还要写检查,“承认自己的确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贾樟柯 : 聚会时发现在座朋友都打算移民

“贫贱不能移” 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10月23日下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 该微博引发诸多网友评价,部分网友调侃说:“贾导新片好题材,片名可参考《中国合伙人》,易一字即可:《中国散伙人》。”也有网友认为,人以群分,正常流动而已,以后说不定又回来了,贾导不必大惊小怪。...

白衬衫 | 贾樟柯:暴力是弱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方法

现在可以说,贾樟柯的新片《天注定》是中国最暴力的电影,它的暴力并不在于具体出现过几次血腥、残暴的镜头,而是自始至终让观者内心体验到暴力感,让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暴力和旁观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贾樟柯在这个根据四个社会事件改编的电影中,有意在四个独立故事中设置了关联——你可能是一个暴力实施者,也可能是受害者。   人们对贾樟柯的电影从平和过渡到暴力而感到有些猝不及防。在贾樟柯过去的电影里,很明显能看出,他试图通过电影来记录这个时代的变革,从《站台》到《二十四城记》到《三峡好人》,一直贯穿这个主题。此次贾樟柯突然转向暴力,到底是为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天注定》里的四个故事完全是根据社会新闻改编的。你平时看新闻是否会有意识从社会事件寻找创作灵感,或者说它们可能符合自己要拍摄的某种题材?   贾樟柯:我很少从真实事件里面主动去找电影的题材或故事。我自己上网看新闻是一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基本上中国男性都比较关心新闻,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是看报纸,现在上网看新闻,看完才开始工作。它作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保持着对社会的兴趣,但它并不是为了我的职业。   我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自我酝酿,你自己的生活和你接触到的生活无形中会令你产生创作的冲动。比如说《小武》,它跟我个人生活有关。有这么一个变革期间的人,虽然他的职业是一个小偷,但是他在传统道德上是扭不过弯的一个人,他不适应社会变革,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不是哪条新闻或哪个具体事件的对应。拍《天注定》,里面的四个故事可以说是大浪淘沙。这些年接触的这一类事件太多了,第一个故事(胡文海事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我一直忘不了。因为我很仔细看过当时的庭审记录,里面有一些细节我就沿用了。比如说他(胡文海)在杀会计的时候,会计的态度是很软的,会计招供的话他也有恻隐之心,但是突然外面一辆警车响了,其实这只是一辆路过的警车,但是会计的态度一下子就硬起来了,说你打啊。这一笔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会计听到警车响态度突然转变这个细节不知道触动了我哪一根神经,我觉得它很中国。像赵涛的部分(邓玉娇事件)和王宝强的部分(周克华事件),它们都让我很难忘,但没有想到要去拍成电影,我只是作为一个生活经验记住了这些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促成你把它拍出来的?   贾樟柯:我一直在筹备武侠片,我在研究很多武侠片的同时也会不由得去看我们小时候读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我觉得其中评书式的、演绎式的、章回小说式的叙述方法是我们最早看“侠”的那种魅力,就是很通俗,环环相扣,里面的人物都有血有肉。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就意识到,我过去接触的那些难忘案例就是当代的《水浒传》啊,他们所遭遇的极端处境是一样的。突然我很激动,找到了古代和现代相通的中国人的命运感。之后我就开始琢磨《天注定》中的这四个事件,但是触发我的还是周克华事件,因为当时我在重庆监制一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就发生了周克华事件,全城戒备,这种凶悍之匪让我想拍匪徒,所以说,并不是有意在新闻里面找题材。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再过几十年后看《天注定》,会发现这也是在记录中国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是体现在社会矛盾上。   贾樟柯:一开始是无意识的。我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储备了很多剧本,武侠片我写过好几个,写得最多的是黑帮电影,时间上集中在70年代末。那时我正好八九岁,“文革”刚结束,在我们山西汾阳那个地方有很多弟兄集团,今天看来就是帮派。我们每一个小孩子都属于一个帮派,前面他们在打架,我们就在后面运石头。年龄层特别有意思,从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都在街上混,我对那个生活是非常难忘的。我写了很多偏类型的剧本,它们都跟我的直接生命经验和美学口味对口,我喜欢暴力的、动作的、帮派的、武侠的这些东西。但是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就是人也会成长嘛,老家汾阳的变化是一个契机,使我意识到“变革”这个主题。你想拍电影,你要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你的生活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是我在二十六七岁时得到的顿悟。拍变革是未来要伴随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生活主题,当然这个也与我对历史的兴趣有关。   “暴力革命”可能是我们上两三代人生活里的生活内容,从义和团运动开始,一直到内战、文革。我在二十六七岁之后觉得“变革”是我们时代的生活内容。从“文革”结束之后物质层面首先发生改变,然后精神层面和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甚至包括我能接触到的这种文化的改变。变革给每个人的影响我是能感觉到,能触碰到的,我很快被变革吸引,被现实生活吸引。实际上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拍电影时,是背叛了自己那四年的储备,背叛了自己大学四年对电影的理想,因为社会生活让我很不平静,我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对社会非常感兴趣。从那时候一直拍到现在,我的电影讲述的时代背景始终是现实性的,始终是当下的。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暴力”很早以前就在你心里酝酿了,今天拍《天注定》,也是想把当下中国社会的变革呈现出来,而这个阶段的焦点就是暴力?   贾樟柯:我觉得最主要是社会问题。比如说70年代末,我们小时候目睹的那种暴力大部分是非利益化的,其中往往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很多是青春期的那种幼稚。比如说我们县城外面有一个长途汽车站,就是县里人聚会的地方。当时很多暴力是很即兴的,可能一个过路的外地人戴了一顶帽子比较显眼,然后大家就打他一顿,不是图他钱财,也没有任何仇恨,就因为他正好出现在这些寂寞而又无事可做的孩子们面前,他就变成一个受害者了。这几年,我问我自己为什么突然就转到这样的一个关于暴力题材上面,不拍我过去那种隐忍、含蓄的人呢?是因为现在的暴力背后最主要原因是无望。刚拍的时候我还觉得暴力背后的关键词是尊严问题,因为尊严直接被剥夺。一直到我剪辑的时候,我觉得其中可能有比尊严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暴力是一个弱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方法。可能他只有把事情弄暴力了,他的处境才能被人知道,或者说这是他对内心的不公平的释放和宣言。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暴力最主要原因除了我们说的贫富分化、不公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言路不畅。解决事情的途径不畅,司法的途径获得不公平,社会公共的平台发不出这些声音,最后暴力的瞬间,施暴人其实有很大的宣言性质,老子就干了,告诉你们还有这么一个人。   《天注定》从戛纳回来后我的压力特别大,这个压力来自社会上仍然有密集的突发暴力事件,厦门纵火案、上海宝山枪击案、北京摔婴案、首都机场自残案……这些每天都在发生。作品里故事的延续性让我很震惊。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作品适逢其时,一方面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又在延续,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觉得很有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从电影角度讲,你认为外国电影里展现暴力跟你这次展现暴力,有什么不一样?   贾樟柯:我没有刻意去研究这些电影。实际上我是一个影迷,一直看很多电影,在我的经验背景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但实际上这么多影片里面,有两部是我在拍这部电影时想过的。第一部是80年代一位英国导演拍的一部50分钟短片,叫《大象》,那个片子拍的很简陋,但是那种莫名的、没有理由的暴力处理得很好。后来加斯·范·桑特的《大象》其实是翻拍他的。第二部是奥地利导演哈内克在90年代初拍的《荧光血影》。这两部电影调动过我的记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国外暴力电影里的暴力因素跟人的现代性有关,多为精神状态的孤独症状,自我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但我接触到的中国的暴力事件案例大多还是缘于基本的生存、尊严和利益,特别是基本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忍”,当他去实施暴力的话,往往是忍无可忍了。   贾樟柯: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委屈。后来我发现每一个暴力事件都是一个生存的宣言,就是我这么活着,没人知道,我经历了这些,没人听我诉说。   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人们都在讨论余华的《第七天》,人们普遍对记录当下现实的文学失去了兴趣,由于社会新闻的惊悚和离奇让人的承受心理和麻木心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感觉文学艺术现在快落后于生活了。你认为电影会不会遇到文学这样的困惑?   贾樟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觉得,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再精彩,仍是以一种事实的形式传递给我们,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过程,它与电影和小说是不应该互相干扰的。无论你阅读一本小说还是观看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审美过程,它们是对生活的重新描述。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年人们对于我的电影一个最大的误读在于,因为这些电影本身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所以就认为电影的创作是必须依据真实事件才能完成。不是这样的。当你从一个真实事件中产生灵感后,最主要的工作是重新讲述,是一个作者站在美学角度的重新虚构。这个虚构过程里,重新结构人物关系,找到讲述的角度。一个是信息的路径,一个是美学的路径。   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的现实变得更像电视剧,可能人类历史的现实一直都是这样,可能莎士比亚的时代也是这样的。新闻叙述和虚构的小说家或导演的叙述,虽然都是叙述的,但是叙事方法、目的是相互独立的。在生活中,我们并不会对真实事件本身展开描述,对于真实事件我们只记得情节和事件点。比如山西男童挖眼案中,我们只知道一个孩子父亲是做什么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有一天孩子的眼睛被人挖了,后来警方说是孩子的伯母干的。我们被震惊的就是这点信息。但是事件背后的叙述是空缺的,艺术正好就是在填补这个空缺。同样,比如说邓玉娇事件中,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曾经在武汉打过工,回到野三关后在一个桑拿房里工作,来了两个客人,非要强迫她发生关系,她不肯,在争执中她刺死了人。没有更多的描述。新闻呈现给我们的是很抽象地发生了什么、一些关键的情节点,更多是事件引起的我们的讨论。当然也有一些深度报道,但是文学是带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命运的理解及理解之上的想象,然后把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感受呈现出来的。   我从来不会困扰于现实生活和我所从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之间在赛跑的这样一种焦虑,我从来没有这种焦虑。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意识在电影里加入了《林冲夜奔》、《玉堂春》、《铡判官》几场唱戏的部分,加入这些你是想告诉观众千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吗?   贾樟柯:也包括这种人的极端处境的相似性。我在做《天注定》过程中,是有一点理解戏曲的生命力的,它的传唱为什么会如此之久呢?虽然它日渐式微。今天我们的娱乐方式大部分是非叙事性的,都是平面的。比如说“中国好声音”,它没有叙事,它就是开心,就是唱歌。为什么人类一直保留了一种叙事的努力,为什么人类一直要传颂、传唱?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戏剧、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基本的人性问题和社会处境问题一直没变。今天我们看明代,看宋代,找到自己的投影非常容易。一个民族会形成一个基本的叙述记忆,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天注定》是回归到了这种叙事里。我过去的电影兴趣点不大在经典叙事上,很长时间里我的兴趣点在人的状态。但是到《天注定》,我想把它再带回到传统叙事,清楚交代人们经历了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个人的绝境。从这个角度,我开始理解了叙事艺术,因为之前你就是在做叙事艺术,你反而容易对它的历史传统没有太多感受。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叫《我是一个说书者》,可能电影工作者今天做的事情跟《格萨尔王》、《荷马史诗》那个时代的口述艺术家还有后来的戏剧工作者一样,都是通过叙事把我们曾经的经历通俗地流传下来。在戛纳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天注定》这个电影可能30年后会被翻拍,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传唱的叙事模型。 三联生活周刊:插入戏曲表演,除了在叙事间有呼应,还有别的吗?   贾樟柯:我选的都是晋剧。我在想整个电影风格时,突然我就想到了自己过去长久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冬天,寒冷、有风,在露天的旷野上吼晋剧,这个气氛我很难忘,我突然就明白了晋剧唱腔古音里含有的人的悲苦与抗争。晋剧不像京剧和昆剧那样精致,大部分是露天演出,而且大部分是在农闲时候,冬季会比较多。它是跟土地的颜色与气候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声音,甚至那个美感不一定在于坐在那里听,而在于隔了很远,那个声音被风吹过来。被风加工过的晋剧,是电影中我想找到的美学气氛。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给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天注定》?   贾樟柯:当时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暧昧,可以是无力的哀叹,也可以是愤怒的对抗。从5月份《天注定》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开始,我们走了很多影展,这个过程中,有大量华人观众来看这部影片。他们普遍向我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导演,我看完了特别激动,特别痛苦,那在你拍这个电影后,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我一开始真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只能搪塞,我说一个电影解决不了未来问题,谁又能知道未来会怎样呢。但后来,我觉得电影有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同步拍摄当代现实,表现出我们究竟正在经历什么。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候,往往是不自知的,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很难从中抽离。我拍《天注定》就是想从中跳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只有把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搞清楚,可能接下来才能知道将来要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天注定》里看上去是四个独立的故事,但你有意把这四个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会出现在下一个故事里。   贾樟柯:我刚玩微博时候,我跟同事说,你看微博这个东西的转发和点击是有类型化倾向的。比如你发一条爱情的,可能有1000个人转发;你发一条砍人的新闻,可能有1200个人转发。转发里除了对现实的关心,其实有消费的心态。就是说这个是爱情的、那个是暴力的,新闻本身变成一种产品后,它会变得具有消费性。消费奇观、消费极端命运等等。这种消费带来的往往不是感同身受的对自己身处环境的反思,而是把新闻当作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代表着我们这个世界无奇不有。一开始看到《天注定》里的这些案例时,我也没有想到去拍成电影,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偶发的孤例,还是说整个社会的确是出现了大量问题。   在《天注定》里,我也是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为什么要有四个故事,用四个故事我最想说的是,它们并不是孤独的案例,它们是密集发生在生活里的。另外一个,要让这四个故事有一种细若游丝的联系性,不要以为那个山西人和那个重庆人没任何关联,可能我们就是擦身而过的。我有意识在里面安排一种关联性,也是想说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就是一辆车里面的。   所以我最近在采访时候总在纠正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贾樟柯你为什么一直拍底层民众?我觉得这样说也对,但是对我而言没有一个底层民众的概念,我认为大家都是底层民众。当有人说我拍的那些人是底层民众的时候,好像说这个话的人跟他们是两个共同体。可事实上我们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在火车上突然被人推倒和一个老板突然被枪毙了是一回事。在现在的转型时期,我不认为我拍的是底层民众,我觉得我拍的就是“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接下来打算拍一部商业片《在清朝》,为什么到现在才想去拍商业片?   贾樟柯:可以说,我大学四年的创作储备都是商业片的储备。从导演的思路上说,在不知道下一步要拍什么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到底是去拍商业片还是非商业片,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拍《在清朝》的这个思路在于我对晚清历史的着迷,特别是晚清野史,因为我阅读了大量晚清野史。我生活的家乡,山西汾阳,是一个有相对完整县志写作的县城,这个县志的写作到80年代仍然在延续。我父亲以前是语文老师,他比较喜欢文史哲,家里面经常购买每个月一期的县志通讯,我都会去阅读。这种县志的阅读,就是依托于一个县城的经验里,让我逐渐对晚清那个时代特别着迷。   我以前跟人一谈到中国的变革史,都是从70年代开始谈的。我1970年出生,1979年改革开放是我目睹的,我成长的局限是觉得这种变革是自己生长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变革是中国大变革中的一个过程,所谓大变革其实是从晚清开始的。中国从晚清开始一直想变化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一直在物质层面、硬件层面上更新,但是人的软件,包括了解自我的过程,是缺少的。因为我们的教育里缺这个东西的。比如,一种哲学上的通史,怎么理解自我,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能对于一个西方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人格塑造的基础,但在我们这里,可能这些东西还在争论。所以你很难说这个社会变革到了一个现代社会,因为人没有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林冲还会变成今天的胡文海,因为社会没有变,人也没有变,只不过有了高铁、飞机,只是这个变化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到底晚清的哪些历史让你有了拍的冲动?   贾樟柯:是发生在晋中一带晚清科举废除引发的举子抗议特别震撼我。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很熟悉的东西,一个是变革把人废掉了,我拍《二十四城记》时就是拍工人,当时整个工厂转制,把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完全放弃了。这个变革的出发点可能是对的,因为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活生生的人被变革抛弃掉了,这部分人很吸引我。晚清废科举,把那些读书人给抛弃掉了。他们本来饱读圣贤之书,可以科举上升,但突然就变成了无用的人,突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然后,有人就出国留洋,但更多人的生活是贫困潦倒,有的造反,有的成了侠,有的成了匪。在晋中那一带,有举子造反,就是示威游行,这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抗争,读书人的抗争,我一下子对那个时代特别感兴趣。   我想拍那个时代,就找到一个我自己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类型化,因为拍那个时代不便宜,你要重现那个时代的一草一木。   另一个是,我想拍古代,因为我对古代的时空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有某种古代生活的感觉。为什么呢?首先县里那些建筑都是明清建筑,我们看到的空间基本上跟明清没有大区别,只是立了一个电线杆而已。最主要的是时间感,时间感跟空间有关系,因为你移动不了。人都是不移动的,都是固定的,去一个远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特别留恋那个时间感,还有那种不能移动的禁锢感。我们县城是这样的,一边是山,一边是城池,所以我们站在院子里都能看见山。冬天的时候,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就感觉那边好遥远,世界非常的空旷和孤寂,特别神秘。我记得那时我的两个姨妈都住在山里面,她们进城来看我,是不能预约的。生命中有很多惊喜,突然我二姨来了,背了一口袋核桃,就住家里了。临走时候,她可能会跟我妈说,七月十二或者八月十五再下来。这种约定,这种惊喜,这种生活方法,我希望能在电影里呈现出来。武侠片是最容易展现这些东西的,因为侠就是一种幻象,侠的这种游动性能带给不能游动的人们一种想象。这种流动性和封闭性形成对比,让我特别着迷。   我一直要求自己拍摄要按照自己的内心节奏,不为外面所动。拍电影跟古人写诗画画一样,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你在什么阶段就拍什么阶段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理解的商业片是什么样子?   贾樟柯:我觉得实际上电影素质很重要。一个导演他有自身的素质,只要拥有一个基本的、够水平的电影素质,导演是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剩下的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比如蔡明亮,我相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拍非常好的商业电影,因为他的电影素质非常高,在对电影媒介和视听理解上,他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对我来说,我当然相信我自身的电影素质,过去,类型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同时,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做这件事,不是人家说贾樟柯你必须拍一个,我的生存也不需要被动地做这种事情。我真的很喜欢我想拍的这个武侠片。我一直说,拍商业片是最安全的,因为商业元素是很清晰的。比如说演员的组合,如果你要做商业电影,你肯定要按照这个规律来,要找有市场能力的演员,这些演员就已经帮你在做这件事情了。   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上的通俗性,这是导演要调整的。比如说叙事的跟踪性,商业电影最讲究叙事的动力、跟踪性。一个90分钟的电影,观众为什么愿意从头看到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猫捉老鼠,这里面,观众的跟踪在。我没拍电影时就懂电影要有跟踪性。比如说戏剧的冲突、戏剧感,但是在我自己处理的时候,恰恰你作为一个作者,对叙事的思考有时候会变成反叙事的。比如说《站台》,《站台》10年的历史,我想表达的最大的一个主题,除了80年代的变革之外,就是老去。无论你有多大的青春冲动,无论你怎样地对抗体制,最后你会回到另一个体制——家庭。这两个人是文工团的,最后他们自己搞个演出队就走穴去了,属于离开这个体制了。但是,最后他们又回到另一个体制,就是结婚了,生孩子了,要像所有人那样过日子。自我在哪儿?这是我青春期最迷茫的事情。我想拍这个电影,时间性对我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会用《站台》来呈现大量的无谓的时间,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没有痕迹的生命的浪费,一直到最后,你被生活体制化,你老去,你要接受家庭。这个叙事本身的创意就在于反传统,我要表达的主题使它不可能拍成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回到类型电影、商业电影的拍摄,就是要尊重观众通俗化的要求,你尊重去做就可以了。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白衬衫

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法雷诺等北京绿灯

«世界报» 常驻上海记者哈罗德的报道分析,导致北京一再延后下达雷诺在中国建厂的批文有多重原因,除了市场竞争,中国领导人换届,官员班底更新,习近平新政致力于同腐败作斗争,原先批准外国合资建厂的机制也被更新,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审核批准,由此加长了等待的时间;再就是雷诺在中国建厂生产车型可能同中国合作方面存在分歧。 雷诺先来后到 雷诺其实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汽车重要公司之一,但1993年雷诺挥师进军中国不利,雷诺随后调整了全球发展战略,将重点移到了巴西和印度,而把中国市场交由同雷诺合作的伙伴——日本尼桑汽车公司经营。尼桑从2003年才进入中国,去年在中国市场出售车辆超过百万辆。这个成绩好过法国从1980年代就进入中国的雪铁龙标志联合汽车集团,这两个汽车在中国市场售出汽车只在45万辆左右。去年中国小汽车市场销售统计有1550万辆,到2020年中国市场的小汽车销售潜力被评估为两千万辆。雷诺在巴西与印度的发展虽然顺利,但只翻一倍的增长根本不敌中国市场高达9到10倍的增长诱惑,因此雷诺重新制定全球发展计划,将中国市场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雷诺与中国的东风汽车集团结为合作伙伴,东风也是同法国标志和雪铁龙汽车联合集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自然,东风也是雷诺联合集团伙伴日本尼桑的合作厂家。但雷诺此次决心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厂,生产自己的汽车,才能真正算作打进中国市场,并且为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雷诺在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曾经一举进口到中国3万辆汽车,雷诺进军中国市场也就止步于此。雷诺汲取这一教训,急切希望快速建成目标锁定中国市场的汽车制造厂。 雷诺在华落户只欠东风 « 世界报 » 指出,根据雷诺合作伙伴东风集团的说法,东风与雷诺在选厂址与建厂方面都没有分歧,汽车销售合作点也得以落实。雷诺与东风合资,选择在武汉建立第一个工厂与生产线,分别生产雷诺车型,生产量定为15万辆。雷诺在武汉建厂投资八点七亿欧元,资金已经就绪,东风集团的官员说,与雷诺建立合资工厂,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然而中国主管合资批文的部门却迟迟没有批准。雷诺在中国的建厂计划一再被延期。雷诺近期派遣高管人员在北京与中国官员多次开会未果。尽管东风集团安抚说,双方合作没有分歧,政府主管部门也熟悉这一合资计划,不会有问题,但中国经济报道透露雷诺未来在中国生产的汽车选项可能同中国方面的希望有差距。 东风集团希望雷诺能够选定目前在韩国三星集团合作生产的科雷傲4轮驱动车型,而雷诺则主张生产新型的家用小面包,并准备把车型拿到9月开幕的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亮相,雷诺家用小面包新款预期于2016年主要在中国市场优先推出。 中国的受害者变为肇事者 “走投无路的叛逆造反事端在中国屡屡发生”这是今天法国 « 解放报 » 驻华记者格兰日罗发自北京的文章。从被警方人员致残如今以轮椅代步的季中兴在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手持土造炸药包,并告诫周围的旅客远离的爆炸事件到杀害公务员或是乱杀无辜等这些绝望的举动最近在中国屡见不鲜---受害者变成肇事者。文章引述悉尼大学中国政治专家的话说,如此之多的令人怒不可遏地不公平与发生的绝望暴力举动相比并不够多。 在中国一年发生的请愿或骚动事端可高达十八万起。就在北京机场爆炸之前几天,发生了一起数个城管人员将一无营业执照的小商贩残暴打死在地的暴力事件;广西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手持斧头砍死两个执行计划生育的干部, 关心社会问题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在接受« 解放报 »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到“社会爆炸”的边缘,造成社会的不满与愤怒原于社会的不平等。 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各有侧重:«世界报» 围绕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官司缠身展开,巴拉迪尔涉嫌动用总理府特别款项资助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已造成77人丧生的西班牙火车出轨重大事故占据 «今日法国» 和 « 费加罗报 »头版头条;法共«人道报» 聚焦法国铁路的承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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