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爱思想|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长处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做不了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以后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质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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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不长眼的二货……这让人怎么提拔你嘛!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苏宁马越海:习奥夜晚散步中南海 奥问:你这么胖为啥还要吃包子?习问:你这么黑为啥还要住白宫?两人都没回答对方的问题,拉着手默默地走了很久。奥巴马夫人不高兴了,丽媛有啥了不起的,去趟中国,不是叫我打乒乓就是练书法,谁不知道这都她们强项 英首相太太劝道:你就知足吧!她没带你去K歌就很给你面子了。 201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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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资中筠:回归常识——访资中筠先生

   从“拥抱体制”到“回归常识”    问: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出世”与“入世”,现在来看自己的话,您觉得您现在是更“出世”一些?还是更“入世”一些?    资中筠:我现在已经觉得,比我愿意的太入世了。其实,我原来的倾向性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就是躲在图书馆里面,我觉得外头太黑暗了。我对国民党那时候的政治腐败都是很反感,但不去理他。    我原来希望在退休以后,比较平静地多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书,但是现在就像我讲的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使得我非常愤慨,就要想说。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循环,就是被人家推动,像你们又要来找我说,我就又得说,又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讲话什么的,就被推入了这个圈子。例如我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我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结果就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面去了,就是这样有些被动的,就我自己的兴趣来讲的话,我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问:我们从您在毛时代的一些经历谈起。您在书中提到,有一段时间因为运动,您烧掉了钢琴音乐会的纪念册。    资中筠:那是老早了,那时候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的。“文革”的时候烧书之类的都是出于害怕,是强迫的。外面在砸“四旧”,红卫兵要进来(查),我们现在这些(指客厅里的钢琴等--编者注)都是“四旧”,没有可以不被砸的,那时候放在我父母家里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所以大家就赶快自觉的把可能惹祸的东西赶快烧掉,那是到文革的时候。    我烧钢琴音乐会的资料是在1953年,是没有人强迫的。那时,我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接受了我这种人需要脱胎换骨的教育,下决心抛弃过去所有的一切。因为我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加入到无产阶级中来,把过去这些东西都丢掉,甚至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    我的音乐会是在1947年举办的,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天津的外围,离天津比较近的地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了,所以常常晚上戒严。。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势,因为我完全不问政治。我的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晚上开的,怕晚上可能戒严,所以要改成白天,那时候我还稍微有点遗憾。    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没有觉悟。人家正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我在干这个,所以觉得特别惭愧,就把那些都给烧了--就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有照片、节目单、请柬等等,决心与过去决裂。    问:这跟您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有没有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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