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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方律师:评雷洋案的刑事立案

一、检方对几个涉案警察和辅警的立案,并不表示他们最终会被判决有罪。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立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表明存在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需要达到的证明要求不同,并不是每一起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最终都能获得有罪判决。 2014年,全国侦查机关共立案6539692起刑事案件,而同年刑事案件生效判决只有1184562件。 可见,我国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最终定罪率不超过20%。

观察者 | 起底囚犯猎艳监狱

在押犯人王东利用手机微信诈骗多名女性并胁迫一名女性入狱发生性关系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后,王东所在的黑龙江省讷河监狱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这座黑龙江省省直监狱系统第一所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刑满释放的人说讷河监狱“臭名昭著”,曾经的狱警也在网上曝光其自杀事件。...

【河蟹档案】请党善待王功权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王瑛006:王功权,作为一名著名投资人和企业家,毅然为中国的进步事业而努力,坚持不懈,十几年如一日,并始终坚持理性、平和、积极、向上,遵守法纪,热心公益。他是这个国家中难得的企业家,社会良心,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善待王功权先生。| 王功权:《商人公民王功权:钱云会事件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 2013-09-13...

【河蟹档案】中国六亿网民每一条评论都被监控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魏海田V:我不认识笑蜀,我不认识许志永,我不认识宋泽,我不认识唐慧,我不认识丁家喜,我不认识周禄宝,我不认识张林,我不认识唐吉田。我们不需要认识他们,我们早已认识他们,我们即是他们,我们共有一个身份,叫新公民,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叫监牢,我们书写一个名字,叫民主中国。 2013-08-04...

美国之音 | 成都商报年轻记者离奇坠楼身亡引外界关注

据新浪微博认证的成都商报的媒体人透露,年仅27岁的常驻四川遂宁的成都商报记者刘奇,6月23日凌晨从广安武胜县一家宾馆的二楼坠地,5点左右不治身亡,坠楼原因令人质疑。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星期天下午证实此消息。 据多名博友表示,刘奇刚领了结婚证,准备今年结婚。他在6月22日还采写了最后一篇报道“危化物泄漏 40分钟排险”。许多网友发表评论,希望警方尽快查明刘奇死亡真相。 有消息说,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不过,除商报微博发了讣告外,还没有看到成都官方的任何相关报道。

[转载]吾乡吾国

原文地址: 吾乡吾国 作者: 黄卧云 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令人揪心。 前不久,老家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戚打来长途电话,求我帮助他。年初时,他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儿子与邻 居老太太为房屋占地的长期纠纷再次发生了争执,老太太在抓扯中跌倒,脑部摔伤,住进医院,他儿子因过失致人重伤被关押,伤者出院后被她的家人强行送到自己的家中,并向他索赔 30 万元。对方多子多女,是个大家庭,比他势力大,他只得离开家里,全家人无家可归。他要求我找媒体“曝光”。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找我来的。我告诉他,这事不好“曝光”,曝光也没有用,但他坚持认为只要媒体介入,他的问题就能引起政府重视。我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委。之后“五一”回家渡假,我见到了这位亲戚, 40 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已经苍老。象所有上访者一样,他也写了详细的材料,一式数份。他了解了相关法律问题,第一,对方的行为构成了私闯民宅的严重犯罪,第二,他的儿子已经成年,儿子的事不应由父母担责,况且他儿子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他找过镇政府、县政府、县人大,找过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要求政府干预让老太太从他家里撤走,但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都不出面解决他的问题。 他觉得他的事情只有靠关系了。对他来说,我就是他能找到的很亲近的“关系”了;对我来说,此时还身负另外一桩不能完成的“曝光”任务。我的一位在县城机关工作的老相识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夜里因为行车让道与人争执,两个年轻人突然抽出凶器,对他前后夹击,身着数刀,捅成重伤,凶犯却逍遥法外,据说是因为其中一个凶犯的家庭在县里有钱有势,摆平了各种关系,他要求我通过媒体报道向地方官施加压力。我虽然深知自己无能为力,但对于无权无势的人们,抓住任何一根稻草都是一种希望,我不能直接地毁灭他们的希望,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关系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发挥重大作用,无论你是在机关,企业,还是在大学、科研单位,关系都是第一重要的资源。关系说到底是一种等量交换,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而没有什么可以与人交换的穷人和普通人也就没有关系,运气好的,他们也可以丰衣足食,运气不好的就只能辗转沟壑。 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被普通的人们想象成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我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哀。他们以为官员惧怕媒体,却不知道媒体其实惧怕官员。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他们都有多年上访的历史,背着塞满反映冤情材料的行囊奔波在省城和京城之间,有的要靠乞讨度日,一些人早已无家可归。就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有如蝼蚁的生命,被官方看成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分子,成为政府监控的对象,每次要在经过一场猫鼠游戏后才能摆脱监视,再一次踏上申冤的征途,通常是在上访毫无结果后,他们来到新闻单位碰一碰最后的运气。事情不会有何改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们的陈年旧事没有新闻价值,引不起记者的兴趣。在网上公开报料,他们的事并不耸人听闻,引不起网民的兴趣,在一个人们对各种腐败大案见惯不惊的时代里,只有王立军薄熙来的大戏、雷政富们的视频、高官充当主角的记实小说、刘铁男一类大人物的“谣言”、犯人在监狱躲猫猫身亡的传奇、鞭炮炸断立交桥的新闻才能刺激大众的神经。上访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永远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路。让我永记不忘的一个上访者是一位身材瘦小的中老年男子,在我告诉他我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时,他便用头朝墙上猛撞过去,意外而又突然,让我顿时慌乱不已。我彻底击碎了他的中国梦。若不是赶紧抱住他,肯定会是一次流血事件。 对家乡的爱就像一个过滤器,在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以后,记忆中的家乡就总是美好的。当年,自己也是千千万万把“跳农门”当作最大人生追求的众生中的一员,幸运地考上大学,脱离了贫穷、卑贱、终年劳累而不得温饱的农村生活,进入梦想中的富裕、文明、干干净净的城市,可如今,城市里肮脏的空气,严重污染的食品,回农村度假、养老又成为城市人的新理想。只有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才能吃上放心的饭菜,呼吸放心的空气。其实,农村环境也在普遍恶化。 我家门前的小河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那是带给我儿时很多欢乐的地方。那时,河里的水清澈见底,在浅水处,或涉滩而过时,能看到成群的小鱼。一到夏天,孩子们便成天在泡在河里嬉戏,抓鱼,或者捞虾。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还能见到孩子们下河玩耍,现在它却彻底成了一条龙须沟,水呈墨黑色,河底是深深的污泥,两岸傍水生长的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废品。河边当路的地方,是一堆一堆的垃圾。洪水一来,相当一部分垃圾就会被冲走。村民把这里当作不错的垃圾场。以前,生活垃圾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焚烧,烧成灰烬后放到地里做肥料,现今的村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河里早已不能游泳,听父母说,河水毒性大,下到河里的鸭子都不下蛋。 对家乡更感心痛的是无可挽回的公地悲剧,过去的大片良田如今变成了房屋,那些极不规则、高高低低、式样各异的红砖水泥房,丑陋地矗立在田地的中央,一片一片地蚕食掉原来最丰产的上好水田。在小河两岸形成的一条约 1000 米宽的田垄,呈梯状分布,一直向县城方向延伸,总长度约 15 公里。高低起伏的翠绿山丘相对而出,护卫在田垄两侧。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是依山建房,在千百年中完整保留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说到底,这要归功于土地的私有制。买地置业是我们的先辈一生奋斗的理想,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买田,先买薄田,等到家业殷实时再买好田,除非败家子,谁也不会随便占用宝贵的良田。合理的自利行为维护着共同利益,也一直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可现在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村民们都竞相离开了靠山而建的祖宅,把住宅建进了农田。那些地现在是他们的承包地,他们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把集体的土地变为自家的宅基地,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个人占有。当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占用国有土地并变成自己的利益之源时,农村地区的“国有土地”也由农民完成了用途的改变。 在半世的人生经历中,我目睹了家乡的巨变,最近 20 年中她的情况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糟。但这绝不是说 20 年前的家乡一切都好。如果以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吾乡被贫穷所折磨,也被政治折磨。乡民们终年辛劳却食不果腹,说话也得小心谨慎,一言不慎就可能遭受批斗,或者被关进公社的黑屋子。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家庭都出现断粮现象。离我家不远有户人家,男主人喜欢拉二胡自娱自乐,只要肚子没有饿着,他就时常会拉上一段花鼓戏或京剧唱段,悠扬的琴声越过树梢飘来,格外动听。琴声表示他具有较高的幸福指数。进入春荒季节,那熟悉的琴声就沉寂了,他的幸福指数降到了最低点,要直到新粮出来,我才能又听到他的琴声。我们不能不惊叹人类个体不管在什么逆境中都能创造出快乐的超强能力。虽然我因为年纪尚小对饥饿没有深刻的感受,但知道那种日子不值得肯定和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吾乡则被苛捐杂税折磨,被污染折磨,被无政府状况所折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手里多了几个余钱,村民在物质上有了一定改善,但多年来也就一直止于温饱。住房普遍由以前的土砖墙改成了红砖墙,普遍都有了电视机,甚至电话也已经普及,在官方的新闻宣传中,这些都是表现农民富裕、幸福的基本镜头。将它们当成中国农民幸福生活的见证,未免太过浅薄。村民几乎没有享受什么医疗服务,小病靠扛,大病靠挺。几年前的一个春节,二弟带回一个菲佣,她也是农村出来,我特地让她比较她的家乡和我们老家农村的富裕程度,她告诉我,菲律宾的农村要更富一些,农民穿着更好一些,住房条件也好一些,更卫生一些。她结了婚,但还没有小孩,她丈夫是个木工。他俩都是大专毕业。顿时,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向我袭来。我想她说的应该属实,我没有必要怀疑她受过菲律宾宣传部门的培训而向我宣传菲律宾的制度优越性,我也知道菲律宾没有宣传部。 对家乡的爱可能要算是人类最深沉和最浓厚的感情之一了,离开家乡越远越久,爱的感情就越强烈。对国家的爱不过是对家乡的爱的延伸,有了对家乡的爱,爱国主义才是具体的,才有感情的根基,它同政治和政府没有关系。这种爱绝不是空洞的,它不但包含着甜美的记忆,包含着深切的思念,更是包含着责任。当年一曲悲歌《在松花江上》就是通过唤起对沦陷故乡的感情激励人们去奋勇抗战。我爱我的家乡,我思考能为家乡做些什么,不是为了家乡的伟大复兴,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伟大过,复兴自然无从谈起,而只是想为了让家乡回到正常状况,维护一些重要的共同利益,进而培养乡民适当的公共精神。我们兄弟几个也曾几次动过念头,由自己花一笔钱为河道清淤,恢复昔日的水质,然后发展养殖业,并通过养殖业维护河道的清洁。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社会管理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新的污染源源产生,治污的所有努力都会是白费工夫。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污染,更是一种个人无法改变的结构;面对的不止治理失效,更是治理的缺失。一方面权力资源被独占,但另一方面权力却不能行使有效的管理职能。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肌体,同样也在腐蚀着乡村的肌体。停滞,混乱,没有生机,这就是家乡的现状。 我看不到家乡的未来,因为在这里我看不到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担责。环境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每个人却在肆意破坏环境;保护耕地事关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样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但家家户户都为了眼前利益而毁掉后代的利益。 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始终是社会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和共同体中,如果失去了共同利益的连结,共同体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我的家乡正在经历这样的空壳化。从国家层面上看,也很难说还存在可信的共同利益。对我的家乡,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是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对我们的国家,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同样是最必要的共同利益。今天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已降低到只希望能得到一个良好环境的水平上,食品和饮用水要让人放心一些,空气不要有致命的污染。他们觉得已无路可退,为了保护生存环境,抵制严重污染环境的化工项目已成为全国性的公民行动。但抵制行动从未取得过成功,它们只是延迟了上马的时间或变换了一个地点,从甲地迁到了乙地,从沿海迁到了内地,从长江下游迁到了长江上游。共同生活的环境尚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还能说这个社会存在着一致的共同利益吗? 特供制度是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释。在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决特供空气的情况下,官员和他们的专家暂时还只能和民众呼吸同样的空气,但这一仅存的“共同利益”也根本不能促使他们在环境保护上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个别和少数官员, GDP 可以为他们创造强有力的升迁资本,当地环境污染了,他们却已经高升,一走了之。 GDP 始终只是几个人的 GDP ,不但与大众无关,也于大多数本地官员和专家的升迁没有直接的关联,后者也必须与民众一道共同承担空气污染的后果,毫无疑问,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他们也同样是重要的。 但空气对他们来说只是另外一种公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权力体系内,除了上级的意志,不允许有个人独立意志的存在,它以巨大的内部利益来消解个人意志。虽然 GDP 并不直接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但上级的意志却能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而每一次升迁,其含金量都十分诱人。正是这种诱人的含金量,使权力体系变成下级顺从上级的利益长链。长链的任何一处发生断裂,它利用它的的吸引力就会在断裂的地方马上完成链接,因此,即使某个地方的权力因为一桩大案出现大范围的崩塌也会很快得到修补,对这个体系而言,它就是重新换批官员而已,前腐后继,而不会对整体造成任何影响。这个国家缺乏大师,缺乏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人才,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但它却从来就不缺乏官员。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比较起来,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牺牲公共利益以满足个人利益是普遍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设立一个公共利益的专职管理机构,由一批人专门负责共同利益的管理,与个人利益领域进行分割。这批专职管理者则由社会支付适当的薪俸,作为他们照管共同利益的报酬。 可政府是由具体的、有各自利益的个人组成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能偏离其公共利益的目标,并且蜕变为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工具,它可能不但不能维护共同利益,相反还掠夺共同利益,损害共同利益,于是就有了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分野。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如何建立良好政府进行探索和努力,获得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政府权力必须由人民授予,并定期回到人民的手中。离开了这条基本的政治经验,今天玩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明天拾掇“禅让制”的古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把戏。一旦政府把公共权力变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的共同利益就被权力集团破坏殆尽,凡是在需要责任的地方,权力就隐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权力就会极大地加强。 这时,整个国家利益就成了悲剧故事中的公地,疯狂的利己主义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公仆们挥金如土,权贵极尽掠夺之能事,贪得无厌的大人物尽可能多地损害国家以满足个人私欲。这是权贵的盛世。我每当回到家乡看到河边小山似的垃圾,就总是会为乡亲们不具备现代文明的公共意识而忧虑,并归结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足,但再看看被破坏得满目创痍的国家,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些不讲究衣着、仅仅粗通文墨的乡亲同那些大权在握、衣冠楚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起来,无论是在外在行为上还是在内在的精神和德性上,一点不输,比起大贪大盗,我的乡亲们占田修房就不算了什么大事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乱占了他们自己的田地。那些地块是其祖先遗产,无论以什么名义——国家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都改变不了实质上的私有性质。特权阶级通过掠夺国家和他人来获取个人的净收益,我的乡亲却在进行自我掠夺,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占据了国家的一块地,其实损害的仅仅是自己。无权的普通大众在参与一场利己至上的大游戏中,除了损害自我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结果。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苗蛮子 | “放心米”,多少恶假汝名以行

作者: 苗蛮子   继道滘镉超标米粉事件之后,东莞再度曝出有大米品牌镉超标:日前,省食安办通报抽检出的31批次镉超标大米名单中,有一款来自东莞长安的“莲峰牌金至尊米”,生产单位是东莞粮食局长安粮食管理所。记者调查发现,该款大米曾在2012年被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列入第四批“放心粮油”名单,被评为“放心米”。 由一个貌似专业的粮食行业协会评出的“放心米”,原来竟是长期食用会致人骨质疏松症的“镉超标大米”,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在这个盛产“黑色幽默”的时代里,我们总是惊异于一些语词的毁掉和变异——它们往往要“反着读”,你或许才有可能逼近真相。比如,这里所谓的“放心大米”,用一些帮闲专家的说法,或许就是“镉对人体的伤害并没有达到令人恐慌的地步”;而用一些黑心老板赤裸裸的说法,则大约等于“吃不死人”。 如此“放心大米”,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虽然按申报标准,有一二三四等等眼花缭乱俨然严格的条款,比如“产品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不含任何违禁物质”、“企业已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保证体系”云云。然而,从此次长安“莲峰牌金至尊米”镉超标事件中,我们难免这样揣度:“放心大米”的评选,恐怕更像是一种权钱勾结的游戏。要不然,一种堪称“慢性毒药”的大米,何以堂而皇之地混进了“放心粮油”名单,并被广而告之?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莲峰牌金至尊米”在去年10月底未通过复审,但该产品到底是检测不合格还是自动退出复审,经办这次复审的省粮协和省质监粮油监测站的两名负责人,再现了我们所司空见惯的回应姿态:踢皮球、挂断电话后再也不肯接听、以手头没有资料为由“说不清”等等,如此闪烁其词、遮遮掩掩,已然有些做贼心虚的意味了。 省粮协的“放心粮油”,与时下满天飞的“著名产品”、“名牌(名优)产品”、“免检产品”等等评选,一道见证了我国品牌评价秩序的混乱。在规则不规范、程序不透明、监管缺失的语境下,这些评选因其所具有的官方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政府的一种变相担保行为,乃至成为问题企业、问题产品的遮羞布。从这个角度言之,当“放心大米”出现问题,也就意味着评选机构的担保失败。省粮协有责任做出回应,解释评选的具体过程和标准,检讨其中是否存在漏洞,而不是躲猫猫了事。 何况,在此次长安镉超标大米事件中,省粮协在某种程度上还充当了“帮凶”的角色——省粮协将镉超标的大米品牌评为“放心米”,无异于给涉事企业做了一次虚假广告。这种“广告”的正负效果是显然的:一方面,该款大米被评为“放心米”后,价格上涨,这意味企业获利不小;另一方面,又因为这种大米镉超标,损害人体健康。因此,省粮协作为这种“虚假广告”的制作者和发布者,还有可能要付出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类似“放心米”这种变异的评选行为,所造成的结局是多输的:忽悠、坑害消费者不说,对于一些企业而言,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而热衷于走捷径花钱买头衔,终究为消费者抛弃;而消费者选择“放心米”,并不是出于对产品企业的信任,而是信任省粮协那点可怜的所谓专业和权威,而当“放心米”屡屡让人不放心,我们不禁要问:类似的评选还有必要继续吗?

凯迪社区 | 慕容雪村在香港的演讲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编程随想 | 每周转载:关于京温女孩袁利亚之死(许多评论和照片)

事先声明: 本文的照片和评论是俺在网上收集的, 对于陈述事实的——如果陈述有误, 欢迎列位看官指出。 对于陈述观点的——不代表俺本人赞同其观点(俺只是让大伙儿了解一下网络舆论)。 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同学, 强烈建议去看看《 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 》 ★编程随想点评 (先发个点评, 免得有读者抱怨俺光转载, 不评论) 此案曝光后立即引发特大群体事件。朝廷出动大批军警维稳, 连直升机都出动了。据说军警多达4000人, 恐怕是 六四运动 之后, 北京最大规模的维稳了。 然后朝廷采样各种手段封锁消息(后面有贴图)。封锁消息的必然结果, 就是质疑声越来越大。 北京公安迫于民间舆论压力, 公布了很短很短的视频。但是捏, 不但没有消除质疑, 对官府的不信任反而更强烈了。 很多网友指出视频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很多人质问, 为啥只公布那么短的视频。(后面有转载和贴图) 俺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案的细节(包括自杀或他杀、包括视频是否造假、等) 俺比较关注的是, 朝廷的公信力。 从此事可以明显看出, 咱们的官府已经在"塔西陀陷阱"中越陷越深——公信力已经成为"负数", 而且负的还不是一点点。 为啥朝廷会陷入"塔西陀陷阱", 请看俺前几年的博文《 朝廷为何落入"塔西佗陷阱" 》。 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如此之差, 你觉得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会好到哪里去? 再来说说"维稳"。 如今的朝廷已经陷入了"维稳"的恶性循环, 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维稳"导致公信力下降, 加剧民众不满。 公信力下降和民众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其二 "维稳"越来越多, "维稳"费用也越来越高——最近3年都超过军费; 朝廷必须加大对屁民的搜刮, 才能维持这个费用; 对屁民的搜刮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如此的"恶性维稳", 终有一天会崩盘, 俺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 通过袁利亚事件, 中共政权离坟墓又近了一步。 说到这儿, 俺再来煽动一下颠覆政权。 在埋葬党的过程中,其实每个网友都可以充当掘墓人, 为朝廷的坟墓添砖加瓦。 只要大伙儿多传播朝廷的阴暗面, 朝廷的公信力就会继续下降, 朝廷的统治基础就会越来越差。差到一定程度, 必然垮台(想想苏共垮台的例子)。 ★事件起因 5月3日凌晨4点多, 在京打工的安徽打工妹袁利亚(22岁), 离奇从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身亡。警方定性为自杀。 以下是"坠楼"现场照片 网传:(该传闻未获官方证实) 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死者的妈妈过去了, 去了大红门商城派出所要求查看监视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作家-天佑: 【谁有权看录像】北京京温商城女孩离奇跳楼, 警方定性为自杀。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现在死者的妈妈去了派出所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微评: 天佑想问一下, 是不是需要死者亲自到场签字才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新华网 | 智能机竟能看”黄片”? 移动终端色情信息待封堵

智能手机竟能看“黄片”? 移动终端色情信息传播之势亟待封堵 新华网石家庄5月11日电(记者齐雷杰 白林)利用WIFI信号,在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上下载相关视频播放软件,竟能畅通无阻浏览色情内容。一些可下载到移动终端的软件中,打擦边球或描述色情内容的小说充斥其中,不少衣着暴露、搔首弄姿的“准黄色”图片也赫然在目。调查发现,移动终端已成为淫秽信息传播新载体,且随着WIFI信号的推广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强化监管遏制色情信息泛滥蔓延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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