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

慕容雪村:2011盘点之《与高衙内通信》

如果你爹的权力不再有效,你的现代生活将无比艰难,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银子,但肯定不够买一套房子的。你可能需要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你能干什么,进公司吧,你没那个学历,扛麻袋吧,你没那个体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回帖,这事不需学历,不需体力,甚至不需要智力,发一条赚五毛,舒坦,省心,酷。如果连这都干不了,那就只能去当作家了,拿个碗坐在天桥上,说这个世界不符合你的梦想,希望好心人施舍你一张回宋朝的车票。干这活儿容易招狗咬,被咬之后请注意风度,千万不能与之对咬,否则动物保护主义者会说你没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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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性资源分配

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性资源分配 进入专题 : 权力 性资源分配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先说事实          据权威人士透露,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以上都有“情妇”;被揭露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中,案情60%以上都与颇为时髦的“包二奶”现象有关。如此看来,在形形色色的权力罪恶中,“包二奶”又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感谢有心人的收集和整理,让我们比较集中地看到了如下事实——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在不到3年时间里挪用、侵吞公款2.3亿,包养了5个二奶,还与其中的一个二奶生有私生女,仅花在这个二奶身上的钱就高达300万元。据说这位邓大人在与一个“心肝儿”二奶来往的800天,平均每天花费23000元,总计达1840万元。     湖南省郴州市副市长雷××养了7个二奶,为他别钟爱的黄×购买了两辆高级轿车,这位叫黄×的二奶没有辜负雷市长的期望,没多久就生下了雷市长的儿子,雷市长情为二奶所系,权为二奶所用,利为二奶所谋,马上拿出1500万元,为这位龙驹设立了“成长基金”。     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被人民亲切地称为“五毒书记”,哪五毒呢?吹牛、卖官、嫖娼、赌博、贪污,一样不落。敬爱的张书记牛也吹了,官也卖了,娼也嫖了,博也赌了,钱也贪了,作为消遣,玩儿几个女人又有何妨?结果,张书记先后亲自与108个女人有染,创下了贪官玩弄女人的记录——我最近听说一位官员革命理想大于天,在日记里发誓毕生一定要玩弄×××个女人,不知道打破张书记的记录没有?     杭州市副市长许××,绰号“许三多”,疯狂地贪污受贿,涉案金额达到2亿多元,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去了,包养二奶去了——许市长单在杭州市就有多套高档住宅,与其有性关系的女人高达百位。     江苏省建设厅长徐××肯定也发过这样的誓,否则快六十岁的人怎么能包养一百多个二奶呢?真正是与二奶搏斗其乐无穷,借用林彪的话说:“枪一响,上战场,老子连命也不要了,还怕上二奶(战场)吗?”徐厅长不仅利用职务之便为二奶置办房产,仅为其中特别喜欢的二十多个二奶就花费了近200万美元。     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附庸风雅,很喜爱《红楼梦》的狎昵情节,这位“贯在风月中走”的倜傥公子,不多不少包养了13个二奶。为什么独独是13个呢?听一听他在熟人中的炫耀就知道了:“《红楼梦》不是有金陵十二钗吗?我有十三个,比他们还多一个!”     福建省周莆县委书记林××是有名的“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花光、女人搞光,凡是他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林书记同时与22名情妇保持着几乎公开的性关系,有一天,人家“今儿个真高兴”,把这22个女人全部招到一家酒店,别出心裁地摆了个“群芳宴”。席间,林书记当场宣布:“今后,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这样的群芳宴,我要亲自给你们当中表现最好的人发年度佳丽奖。”     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曾以“学者型官员”享誉安徽官场。“学者型官员”吃饱了喝足了照样思念女人,这位杨副书记当然不能免俗,结果人家一下子就包养了7个情妇。杨副书记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竟然用MBA的管理方式管理这7位情妇,让“首席情妇”邹×统领其余6个情妇,虽然一段时间相安无事,后来却因为那位“首席二奶”失宠反水,把杨副书记送上了审判台。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在五星级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经常带着年轻貌美女人到这里过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张部长是何等样人物?包养情妇的标准是很高的: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未婚。张部长出事不是因为包养女人,而是因为赌博——他先后动用二亿多元公款前往澳门豪赌,结果输掉了一亿多元。敬爱的张部长被“双规”时,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只发现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都与女人有关。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属于那种见到女人就像公狗一样抓狂的人,被他搞过的女人不计其数,这位李局长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癖好:每次完事都要用笔记录下详细过程,并且精心收藏女人的毛发。案发以后,办案人员搜出李局长记录性关系过程的笔记本95册,用纸包起来的女人毛发236份。     湖南省娄底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颜××曾是《中国青年报》长篇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没想到这位官员“以人民的名义”也包养起了二奶,强行霸占一个18岁女大学生长达7年之久,逼得这个女大学生几度自杀。后来,颜××因为贪污腐败罪行暴露,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大队长邓××包养过6个情妇,不同凡响的是,这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孩子,正是所谓“妻妾成群,子孙满堂”也!邓××用贪污来的钱为其中的4个情妇建造了两层小楼,也算是至情至义。     全国人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因贪污受贿30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成大人官至副委员长,按说应当以国家为重,以人民为重,就别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吧?不!老人家淫心不死,“做鬼也风流”,伙同一个叫李×的“铁杆情妇”共同索贿受贿,结果事发,那位二奶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实际上,“包二奶”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严谨的表述应当是“婚姻之外的不正当性关系”。如果认可这个定义,我们也就有理由发问,既然是婚姻之外的不正当性关系,在我们那些可敬可爱的公仆当中,除了包“二奶”的之外,有没有包“二哥”的呢?有。     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女局长安××曾经接受数百万元贿赂,这位女局长不仅仅贪恋钱财,还贪恋男色,在她接受的贿赂中就有男警员的性贿赂——她经常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读者不难想象,那些满足她的性需求的男警员往往会迅速得到升迁,其中一个被她包养的年轻男警员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级到正处级的升迁过程。     我们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最近流传的事迹:2008年11月29日,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同志涉嫌猥亵11岁女童,并威胁女童家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2009年2月20日,黔西南州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章××酒后猥亵7岁女童;2010年8月25日,怒江州贡山县自然保护局办公室主任和××猥亵6岁儿童,竟然说“我习惯了,原谅一下。” 2011年10月19日,四川蓬安县联理事长刘××将县安监局一位女公务员强奸;2011年10月23日,联防队员杨××当着王姓女人丈夫的面将其强奸;2011年10月27日,广东桃源镇委副书记张××强奸女下属;2011年10月29日,甘肃省成县政法委副书记张××猥亵12岁女童,被从床底下揪出……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     面对上述情节,你有没有身处阴森森的地狱的感觉?有没有进入弱肉强食的兽群中的感觉?有没有回到整个社会都被僧侣们强奸和蹂躏的中世纪的感觉?有没有进入到人的自然属性大于社会属性的原始森林的感觉?有没有身处漫漫荒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有正常感情、有完善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宣传灌输弄得又呆又傻,乃至于出现精神分裂症状,总是情不自禁想做出残忍和下流事情的人,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精神的疼痛,就像无数条皮鞭抽打着你的灵魂,你会情不自禁发出这样的怒号:天哪!怎么了?!这究竟是怎么了?!在我的祖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          2.为什么说“分配”?          读者一定注意到了本文标题中的“分配”二字,也许会觉得这两个字用在这里不准确——包二奶是某些官员的自主行为,怎么会和经济学中的“分配”发生了关系呢?     这里大有文章!     众所周知,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部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国家对国民实行有计划的分配制度。具体到我们的话题,你从这种制度中是看不到如下法律规定的:“国家对性资源实行计划分配……县处级官员:每人1个以上、3个以下异性伙伴。”没有这样的法律。     问题是,贪污腐败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特权,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大面积发生了呢?这里边一定有某些不为人所注意的非法律的法律因素,从制度上保障着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够享有贪污腐败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才成为了目前这个样子。     性领域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性也是一种资源,就像所有自然资源一样。既然是一种资源,在权力横行并吞噬一切的地方,它也必将被权力所觊觎,这就是说,这里边同样有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非法律的法律因素,从制度上保障着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够享有饕餮性资源的机会,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分配”的机制,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才成为了我前面描述的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慢慢辨析。     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我们的国家媒体堂而皇之发出了“政治人物要管好裤腰带”的呼吁,更有专家学者像论述深奥哲学命题那样雄辩地指出:“当官员把性作为权力春药时,它同时也是毒药。”所有人都“为言者讳”,所有人都在装傻充愣,所有人都在回避和遮掩造成这种骇人听闻的权力糜烂现象的制度性原因,就好像顽劣儿子强奸了邻居家的幼女,父亲扬起巴掌做出要打的样子,然而巴掌并没有落下去,只是忍俊不禁地笑着训斥:“你狗日的长能耐了,把人家的小闺女也给收拾了,咋能这样呢?缺德的东西,以后再不要这样了噢!”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我既然想说道说道这件事,就不打算“为言者讳”,我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尽一切可能去指认造成这种权力糜烂现象的制度性原因,在所有这些原因之中,就像我前面说的,“分配”这两个字不可回避。     “分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教科书解释:“分配,是指按一定的标准或规定安排分发或者分派。经济学上指把生产资料分配给生产单位或把消费资料分配给消费者。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国民收入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生产资料的分配即所有制关系,这种分配决定着社会成员在社会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成员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社会制度决定分配方式。”谁是这个分配过程的主体呢?没说。     依照我的理解,在市场经济社会,分配的主体是社会,即那只“看不见的手”依照市场规律和原则对社会自然资源所进行的配置。在一整套国家法律强制性保障作用下,这种配置虽然说不上百分之百科学,但是它大体上覆盖了全体国民,保障了所有人都享有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简单说来,“分配”在这里是“配置”而非“强制”,比如,美国总统就无法让他的儿子的四姨夫的妹妹的三孙子以国有企业的名义通过垄断金融、电讯、石油、矿产等行业来绑架整个国家,无法通过行政审批照顾他的爷爷的叔叔的二外甥的六侄子获得国家重点水电工程,无法用贪污来的数亿美元民脂民膏包养数百位二奶(美国总统克林顿跟莱温斯基有了那么一档子事情,花的还是自己的钱,我没听说这个狗日的总统动用联邦储备为莱温斯基在海边购置豪宅,就闹了那么大的一场风波),他办不到,即使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也办不到。     然而在施行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即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说总统,就说一般官员吧,不仅办得到,如果“从祖坟上刨”的话,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就是为了办这些事情才通过权力倾轧或者买官卖官来当这个官的,就像某位基层官吏直白表露的:“不贪污谁还来当官?!”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不包二奶谁还来当官?”结果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分配”成为了一种在“特色”遮掩下的具有国家色彩的权力强制,这种强制在国民中泾渭分明地标示出了“这个可以有”的特殊利益群体和“这个真没有”的非利益群体,它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就是前者“不差钱”,后者“没钱”。     “没钱”你还嫖什么娼?没钱你还养什么二奶?于是,就像我前面所说,性资源就像所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被某个社会阶层垄断了起来,这个社会阶层就是寄居在中国社会肌体上的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          3.对性资源分配的社会学分析          我在《现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的区别》一文中,曾经分析两种专制主义对社会进行控制的不同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对于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极为重要,因此,下面我复述一下其中的观点,然后再来分析本文提及的具体的性饕餮事件。     基本上可以认为,现代专制主义(通常称之为极权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期。古代专制主义虽然都拥有强有力的专制君主(俗称皇帝老儿),但是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原始沟通方式和武装的限制,无法完全有效地控制他们治下的社会空间,人民还可以保持对私生活的支配,享有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奠定我们中国人基本性格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民间社会的自然延展中传承下来的。     从世界范围考察,可以认为,现代专制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技术的独特产物,它在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政府体制:一个政党完全掌握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权力;这个政党试图重新组织社会、决定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个政党通过监视和控制公民行为、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干预公民的私生活;古代专制主义对它的臣民的意愿漠不关心,现代专制主义却强调人民的积极参与,通过宣传灌输不断在人民中激发对于这种国家体制的热情;现代专制主义充分利用现代电子设备进入私人领域,从而对民众生活和思想进行严格管控……西方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克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现代专制主义概括出六种特征,其中有四种是前工业社会所不可能达到的。     这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独立于政府权力的民间社会了,在民间社会传承的传统文化被拦腰截断了,奠定中国人基本性格的那些东西变异了,整个中国都进入到了一种前工业社会所不可能达到的奇境之中,所有骇人听闻、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社会事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因为有了现代专制主义这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人才最终丧失意义,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而这种“物”在现代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中,仅仅是一种分配对象,就像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它被国家占有,在社会微观方面,体现为层级不同的权力占有——这话还可以这样说:在这种社会奇境之中,人都不是人了,女人还是女人吗?“性”被某种社会机制“分配”成为权力占有物,当然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配”并没有进入国家计划,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国家从来没有制定过根据官员级别为其配备异性伙伴的人数计划和高低胖瘦标准,这一切都隐性地寄居在社会运行机制之中。     什么机制呢?就是权力至上,权力支配一切,权力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价值尺度。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根据自己的行政级别和贪腐所得供养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几百万个、几千万个“二奶”、“二哥”,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陈行之同志,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我们归根结底还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嘛!咋就会有几千万个二奶呢?太难听了,快不要这样说。”     让我怎么说呢?现在,就连天安门前的石狮子都可以惊讶地看到,在我们这里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垄断金融、电信、石油、航空、铁路,以掠夺的方式攫取民间财富;权力可以动用公安、武警、地痞、流氓强拆民众房屋,被推土机碾压致死的人得不到伸冤,自焚者死了白死;权力可以让无德无才无形无状之人登上权力宝座,成为人民的牧人,为非作歹,祸害一方清平世界;权力可以动用国家手段封闭民意表达和一切不同的声音,必要情况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呼唤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投进监狱……“两相比较,女人算什么东西?!我就包养了,我就占有了,我就强奸了,你还能把我的××咬了去?!”     是啊!现在,“性资源”作为一种权力专属的自然资源白晃晃地出现在那里,你能够抑制住权力者去占有或强奸她的兽性冲动?权力已经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武装力量把所有抗争渠道都堵死了,你纵是一条五百年才出一个的英雄好汉,也是白搭,城管就把你治了,治安协查员就把你治了,派出所请你喝喝茶、躲躲猫猫就把你治了,你以为比军费还高的维稳费用是为谁准备的?就是为你准备的!有本事你闹!!!     结果,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在不到3年时间里包养5个二奶;只能眼睁睁看着湖南省郴州市副市长雷××就像养猪一样养7个二奶;只能眼睁睁看着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亲自与108个女人有染;只能眼睁睁看着杭州市副市长许××疯狂贪贿包养近百个二奶;只能眼睁睁看着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包养一百多个二奶;只能眼睁睁看着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以超出金陵十二钗的标准包养13个二奶;只能眼睁睁看着福建省周莆县委书记林××与22名情妇保持着几乎公开的性关系;只能眼睁睁看着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用MBA的管理方式来管理7位情妇;只能眼睁睁看着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带着年轻貌美的女人到希尔顿饭店包房过夜;只能眼睁睁看着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搞过女人以后用笔记录下详细过程并精心收藏女人的毛发;只能眼睁睁看着湖南省娄底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颜××强行霸占18岁女大学生长达7年之久;只能眼睁睁看着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大队长邓××与被包养过6个情妇生下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全人大副委员长成××与情妇一道合谋索贿受贿5000万元;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同志猥亵11岁女童;只能眼睁睁看着黔西南州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章××酒后猥亵7岁女童;只能眼睁睁看着怒江州贡山县自然保护局办公室主任和××出于“习惯”猥亵6岁儿童;只能眼睁睁看着四川蓬安县联理事长刘××将县安监局一位女公务员强奸;只能眼睁睁看着联防队员杨××当着王姓女人丈夫的面将其强奸;只能眼睁睁看着广东桃源镇委副书记张××强奸女下属;只能眼睁睁看着甘肃省成县政法委副书记张××猥亵12岁女童被从床底下揪出;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女局长安××包养年轻英俊的男警员作为“二哥”。     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民脂民膏每时每刻都在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囊中之物而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数以千亿计的资产转移到国外而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美国花数千万美元购买豪宅而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安放到国家权力宝座上而没有任何办法,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据说“自由”、“民主”之类东西的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所不齿的,称:“绝不搞!”其实,我们很不愿意搞“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但是,现在的严重问题在于,不搞“那一套”,究竟哪一套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呢?究竟哪一套才能稍微改变一下我们和我们的女人的处境呢?你总不能就这样一套也不搞,坐在那里混吃等死,用滴答作响的社会炸弹玩儿击鼓传花的游戏吧?     “搞呀!”你委屈地说,“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搞嘛!”     那么,你究竟都搞了些什么呢?          4.官员糜烂是道德问题吗?          大约十几年,有人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虽然国家媒体很是努力地宣传了一阵子,却没有得到公众的呼应,也不知道后来把国治得怎么样了?现在回顾这件事,首先应当弄清楚公众为什么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贯穿于整个官僚系统的大规模贪污腐败是道德问题吗?借用国企垄断大肆掠夺民脂民膏是道德问题吗?通过庞大的组织体系进行逆向淘汰,把最卑劣最腐朽最堕落的人全部麇集到官僚系统之中是道德问题吗?不是!你就是问街上跑的狗,它也不会认为这是道德问题,这就犹如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命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你却盯住他胳膊上的一块小恙当皮肤病来治,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延误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病情,使他死得更快。     遗憾的是,每一次诸如此类的社会危机显现之时,总是有人站出来拿道德说事,在国家媒体上祭出道德的大旗,就像《水浒传》中张天师祈禳瘟疫一样,口中念念有词,似乎这样跳跳大神就可以消泯这种大面积制度性罪恶,世界就会变得清平起来,岂不知这样的表演我们看得太多了,已经看六十多年了,起作用了么?没有呀!非但没起作用,我们反而每一次都看到“洪太尉误走妖魔”,让更大的罪恶降临到了人间,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包养二奶、玩弄女人,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和强奸我们的女儿了!     仍然有人大谈特谈所谓的“道德”,他们是这样说的——     从社会公德到家庭美德,从职业道德到“官德”,“德”已经成为今年最热议的话题。近日,中央连续出台举措加强对官员道德的考核,并将职业道德纳入公务员培训,彰显官方回应公众对以制度约束官员品行的急切期待。同时,公众也期待通过加强“官德”建设,对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起到示范作用。事实上,对官员“德”的要求早已有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是胡锦涛在2008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上首次提出的。今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又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近日相继出台。公务员局称制定《大纲》正是为了落实胡锦涛“七一讲话”的精神,并明确“要把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专家指出,官方将职业道德纳入公务培训,是对官员培训和考核制度的有益探索。     为了加强对官员“德”的考核,各地进行了大量探索,有叫好的,也不乏有引起质疑的。今年,中央正式将“德”纳入官员考核的体系中,亦显示对各地探索的肯定。中组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内容明确、细化、可操作性强,则是把“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无疑是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人用人标准的具体化和目标化。     此外,正在进行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工作,也要求重点加强对考生“德”的考察。国家公务员局表示,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名声很不怎么样的“专家、学者”,又一次找到了饭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新的景况,赶紧揣摩圣意,赶紧在国家媒体上做道德的文章,报道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道德心理习惯,官德不彰,民风难淳,官员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社会信任体系的缺损,始自官德缺损。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所言,官德败坏是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分析称,“官德”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对官员在这方面的要求要比普通人高。第三个层面则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例如忠诚、服从、公仆意识等。夏××表示,不一定要求官员都当圣人,但是最起码底线不能破,“如果连最基本的做人底线都丧失了,怎么可能做好官呢?”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一场全民性的“道德”大讨论,人们在痛斥这些有违道德良知事件的同时,也在反躬自问。正是由于官员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期待通过加强“官德”建设、发挥官员道德示范作用,以引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毫不客气地说,所有这些道德说教都是在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恰恰是这种秩序,为官僚特殊集团的为所欲为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资源(包括性资源)就是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保障下成为官僚特殊集团占有物的。     说到秩序,我想介绍一下古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的观点。奥古斯丁说,造物主所创造的秩序是宇宙中一切存在和一切运动的基础和结构,“因此,上帝是至高至真的,他以不可违抗、永恒不变的法则主宰着宇宙万物,使肉体服从于灵魂,灵魂和其他一切事物都服从于他自己。”一切造物都是通过上帝的理性中的形式(理念)被创造的。当宇宙万物服从于上帝的永恒法则时,世界就能够处在和谐的秩序之中,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万物的和平在于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每一种事物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都有它自身的适当的位置。     很显然,奥古斯丁所强调的秩序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体现在国家观念上,应当是这样的:出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人需要一种作为安全机制的秩序,秩序只有在安全得到保障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实现只能依赖于法律和能够实施法律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法律与秩序”、“和平与安全”的获得,总是归之于国家或政府的原因。     然而,这里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正义。我们还是请奥古斯丁来解释:“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和抢劫集团有什么分别?普通的抢劫集团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在他们那里,上级指挥下级,共同歃血为盟,根据内部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分赃,而当这些匪徒的力量大到可以修建城堡,拥有城市,甚至征服邻国时,他们的统治集团就不再被看作从事抢劫的团伙,而是有了体面的名字:国家。”这就是说,如果丧失了正义,国家与抢劫集团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秩序当然也就成为了抢劫集团所需要的秩序而非人民需要的秩序。     我们的官员队伍出现了如此大比例的糜烂,是简单的“道德”两个字可以解释的吗?如果说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上少有的稳定秩序,那么我们很有必要发问:在我们的“秩序”或者说制度中,是否缺失了正义?这种缺失在官员糜烂的事情应当承担多少责任?还可以反过来说:我们拼命维护的稳定和秩序,在官员糜烂的过程中起没起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所谓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事实上,国家的行为都是由代表大多数人的一部分人来实施的,他们被称之为代理人、代表、官员,或者干脆以“政府”统而称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官员糜烂实际上就是权力糜烂,政府糜烂,这种糜烂绝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罪恶,是需要动用刑法严厉追究的反社会、反人类罪行!     现在的问题是,在现有政治秩序下,形形色色的权力罪恶非但没有被追究,反而被纵容了起来。有人做过统计,中国官员队伍触犯刑律的比例,大于所有社会人群,官僚特殊集团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犯罪团伙。更让人怅然的是,一个个令人发指的卑劣之徒,竟然可以人模狗样地坐到主席台上,冠冕堂皇地做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报告,如果没有强固的制度保障,他做得到吗?人们之所以不因为部分官员罪恶被清算(就像我上面列举的那些)而欢欣鼓舞,是因为这些清算在绝对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它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官员糜烂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权力罪恶还将进一步发生和蔓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黑暗隧道。          5.女人之殇          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顾虑,如果把女人置放到被分配的“物”的位置,会不会在客观上导致对妇女尊严的冒犯?后来想了想,冒犯妇女的并不是我的分析,而是造成将她们物化的社会条件,就像丧失正义的社会将会把人变为非人一样,所以就一路这样写下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为妇女说几句话。     我看到一份调查材料,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妇女高达75%以上。这个数字透露两种信息:第一,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宗法意义上的男人社会,它提供给男人和女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造成了男人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妇女不得不把自己作为男人的附庸;第二,所谓“嫁得好”,在一个权势主导的社会里,非常容易滑向优先选择嫁给权力者而非其他社会人群,因为只有权力者比其他任何社会成员都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物质财富。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我认为妇女的这种寄望和选择无可厚非——除非你是一个被爱情燃烧得失去模样的人(不排除也会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事件发生),否则,在无房无职业无存款的“北漂”和有房有车有巨额存款的司局级官员(除非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之间,你一定会选择后者,那个蹲在马路牙子上顶着寒风吃煎饼的家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钻进高级轿车扬长而去。这就是社会现实,这就是与之对应的普遍人性,愤世嫉俗也罢,怒火中烧也罢,没办法的。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现实导致的社会后果,实际上就是我前面分析的那种状况,权力者具有优先占有性资源的天然优势。     只有正义降临,社会为所有人群公平地提供相同的发展条件或者上升通道之时,只有你确认那个蹲在马路牙子上顶着寒风吃煎饼的家伙完全有可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成为乔布斯式的成功者之时,你才有胆量把珍贵的感情寄放到他身上,那时候,爱情的确能够创造奇迹,你们也一定能够鼓起生活的风帆,向两个人共同的未来进发。这样的社会对于那个吃煎饼的家伙来说,就是一个值得尊敬和热爱的社会,因为它不仅给他提供了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人的尊严,得到了宝贵的爱情,他不比权力者缺少任何东西。人性的弱点常常被社会放大,同样,人性之高贵也会被健康的社会所激励,它们相辅相成。     有了上面的辨析,再来说二奶现象,就好直接进入话题的核心了,尽管“二奶”和一般意义上的“妇女”有很大的区别。在我看来“二奶”是一个很难听的名字,这两个字隐含着很严重的对女人的不尊重,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贬义,就像不管兔子叫兔子,而是称之为“玩儿物”一样,兔子一定很不高兴:“我是如此可爱的小白兔,你凭什么叫我玩儿物?!”这就是说,“二奶”是一个被脱色脱水的概念,如果把它还原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就会了解到,她们之所以脱离开社会人群,成为被权力者豢养的特殊群体,必定有她们自己的酸甜苦辣,而我们所探究的丰富的社会学信息也正寄寓在她们的酸甜苦辣之中。     不排除这里边有好逸恶劳之人,也不排除这里边有把青春和色相作为资本从权力者那里换取特权(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文化特权)之人,但是,“二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煎饼的家伙一样,大部分是寻找不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和发展通道的人,她们试图通过倚靠在她们看来最有价值人群来增加自己的价值,获得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获得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尽管这里边也会有某种爱情事件发生,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发生在广泛社会层面的特殊形式的价值交换——二奶用青春和美丽交换权力所能够提供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权力者利用权力交换对性资源的占有和享用。     这样,我们就又进入到了我前面已经论及的社会学见解之中了——“性”成了权力占有物,这种占有甚至具有一种“分配”的特色,尽管这种“分配”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尽管国家从来没有制定过根据官员级别为其配备异性伙伴的人数计划和高低胖瘦标准,但是这一切都隐性地寄居在社会制度和它所运行的机制之中。     是的,只要这个社会仍旧权力至上,只要权力仍旧支配一切资源,只要权力仍旧是整个社会的唯一价值尺度,“二奶”就不会绝迹,它会持续不断地制造这一特殊人群。          6.结束语          可能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我赞同你的分析,但是性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更具有商品的属性,那里同样也有人把性作为谋求幸福的手段,那里的资本就像我们的权力一样,同样对性资源享有强制占有权,你是不是同样认为那个社会缺乏正义,那个社会中的某类人群缺少发展的自由呢?”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谈到个人的自由发展时,特别强调了环境的作用,他指出:“我们可以对自由下这样的定义:它是获得正确发展的机会。正确发展就是朝符合我们理性的理想生活发展。……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可以按照他周围环境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完满与和谐程度,而被称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这就是说,当一个环境不利于个人发展时,人在社会过程中必将失去自我,他们建立的就不是符合人类理性的理想生活,而是一种被剥夺的舒适,一种没有自由的自由,陷入这种处境的社会人群绝非中国所独有。     然而,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几乎百分之百与人类社会最丑陋的恶习——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利用横征暴敛来的纳税人的钱财包养二奶,依仗权力的野蛮本性蹂躏和强奸民女,却绝对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所独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运行也不可能导致如此畸形的社会后果,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容忍如此骇人听闻的社会罪恶。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看不到国家机器大规模动员来制止和清算这种制度性的权力罪恶,看不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专家学者讨论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制止这种制度性的权力罪恶,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对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果断处置,是宣传机器大规模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社会和谐,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这才是我们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2011-12-1)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力 性资源分配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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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我们的教育太虚假

原标题:我的这两年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了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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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警车男擦鞋照为何刺痛公众神经?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本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中上传了一张名为“给俺擦鞋”的图片,引起众多网友“围观”。图片内容大概为一辆悬挂福建省南平市牌照的警车停在浙江省衢州市路边,一只脚从警车伸出来,一位擦鞋妇女坐在车门口,正在低头擦鞋。(11月13日人民网)   目前,此事件又有了最新进展,南平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表示,经初步核实确定,网友上传图片中所示警车为福建南平市浦城县人民法院车辆,不属于南平市公安机关部门的车辆,驾乘人员也不是公安民警。目前,该县人民法院正在调查此事。   从网友发布的微博内容看,为警车男擦鞋的中年妇女是心甘情愿的,为警车内躺着的男人擦鞋时并未受到他人强迫。同时,微博也没有说将腿伸到车外让人擦鞋的警车男不给擦鞋钱,唯一让人感觉不爽的是警车男让人擦鞋的过程是对擦鞋者的人格歧视。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幕,让公众联想了很多,所以才引发了网络热议,形成了一个不大小的网络事件。在公众看来,警车和车上躺着让他人擦鞋的人就是公权力的符号,此人躺在警车让人擦鞋不但涉嫌人格歧视,而且更显特权的跋扈。   虽然也有网民认为,在火车站附近停车擦鞋可能是为了等待外出归来的领导,车上的人很可能是领导的司机,虽然警车是“官轿”,躺在车内的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为官员抬轿的“轿夫”,他能将特权耍到哪里去?   可是,公众却从这张图片上看出,特权已经充斥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连一个为领导开车的司机也面对那个擦鞋的妇女耍起了特权。擦鞋妇女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虽然警车男在官场也算弱势者,可他却十分渴望在比他还弱势的人面前享受特权的痛快。这还是中國人文化劣根性的精彩表演,在鲁迅先生笔下,阿Q被人欺侮了,他无处发泄就去欺侮小尼姑,从而达到和满足自己的心理平衡。   前不久发生在深圳宝安区的联防队员强奸妇女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杨喜利只不过是一个被聘用的联防队员,再怎么着他也算不上是特权阶层的一员,然而,即便这样,他在欺侮起比他还比还弱势的妇女时,比高衙内调戏林娘子还要疯狂百倍。   显然,网络热议此张图片是因为这一不雅擦鞋照再一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一张小小的不雅擦鞋照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小题大做,其实不然,在今天的中國社会,大大小小的特权人物和事件早已让公众的神经不堪重负,一辆警车,一只伸在车外让人擦鞋的脚就足以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   这是因为,公众明白,社会特权不仅仅是在羞辱底层民众的人格,不仅仅是伤害了底层民众的人格尊严,更重要的是,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不但道德与法治荡然无存,而且社会公平与正义也不复存在。千百年来,中國社会就是在这种特权横行下轮回的,如果无法有效地限制特权和特权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扩张,那么,一个民族的复兴与崛起根本就无从谈起。别以为福建南平警车男的擦鞋照事小,从这张照片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十分丰富,如果底层民众的劳动得不到尊重,社会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已经不顾尊严,那么,所有人的人格尊严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丧失殆尽。   作者:秦建中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警车男擦鞋照为何刺痛公众神经?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银行“降半旗”,公众只能道路以目? (0) 遏止刑讯逼供的“尚方宝剑” (6) 警方当场击毙报警者的真相是什么 (13) 警察没有理由抓“辽宁女” (66) 警察有没有权力搜查你? (2) 警察打官太太的看点在哪 (0) 警察为什么不愿意抓小偷 (0) 被警察约谈 (1) 美国不做“世界警察”,谁做? (6) 福州警匪勾结杀人案回放,刑警百发子弹谋杀平民 (4) 真相何日不再“躲猫猫” (1) 监控录像怪事多 (3) 澳洲游客西安被劫案的背后 (32) 涉嫌滥用警察权 (0) 浅论犯罪学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 (0) 浅析催眠术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 (0) 洛阳“性奴”案疑点 (0) 民警滥杀无辜竟称击毙歹徒 (5) 杭州警方严重妨害司法公正,为什么没被问责? (3) 杜书贵该杀!该杀? (1) 普京的“铁腕”与警察统治 (0) 新警察和老警察 (1) 我告北京网警的虚拟诉状 (8) 怎么样看中国警察? (4) 广东警察制造惨绝人寰的轮奸案 (12) 小姐指认+刑讯逼供=嫖客? (4) 尊重,并绝对服从警察的执法权 (1) 土匪上街,无论任何时候都宜穿上制服 (4) 四万亿与奖励击毙歹徒的十万元 (14) 刘警官的善款从何而来? (3) 关闭迪吧,武汉警方凭什么? (0) 公安部必须引进催眠术 (3) 公安机关的“进口关” (0) 全社会都来尊重警察 (28) 俄罗斯警察写真 (2) 从几位公安局长沦为通缉犯说起 (0) 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行为辩护 (5) 为什么犯罪嫌犯有权保持沉默 (0) 中国警界四大危机 (0) 中国警方很傻很可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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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特供”之“特”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李逊达点评   过去,一方面对人民宣传平等,另一方面却又在处处设置等级制。我不懂平等和等级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初闹革命时,没有等级观念,并不是没有等级思想,而是没有搞等级的条件,只好伪装一套平等思想到处宣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穷人加入到他们的革命队伍中去。当有了人,打了胜仗,占据了一些地方,有了物质条件,就不可能上下再享受同等待遇了,否则就留不住人。为此,必然在分配上大搞等级差距,于是就有了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伪理论,为以后搞特供制造舆论。这是历来统治阶级所贯用的一套骗人的手段,只不过到了红色统治者的手里,有了权力,把特权、特供搞得更加神秘化,更具虚伪欺骗性罢了。   记得六十年代中央轰轰烈烈地搞了个九评苏共,一面大批特批苏修,还出了一本书《苏联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内容无非是揭露苏修头目都在搞腐败搞特供,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面对国内人民大搞封锁,关起门来自己搞腐败,让人民受穷饿死。   从现在揭开的史料和档案来看,无不暴露出最高层享受特供的真实情况,当时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知道的,直到现在,特权思想下,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仍在全国各地暗中搞特供,从吃喝、住、行、医、玩、乐等等,都和人民大众保持着极大的差距,而这些都是在不搞绝对平均主义的理论下,搞他们所谓的假平等、真专制,如此虚伪、伪善的一套丑恶本质,早已被觉悟者彻底揭露,无法再掩盖得了,于是只得用拖延方式和反腐败的压力搞周旋,特别是在领导个人财产应该公开、公示的呼声下,自上而下玩起了躲猫猫,让世界人民都感到中国的人民公仆只要一张脸面,却不要一点廉耻。   当你看清楚了特供,你就明白他们为何要特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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