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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谈飞:中国未来转型的几种可能方式

我并不想传播真理,更不想兜售思想,只想与读者分享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视角和思维,为了同一个目标,多一份微不足道的备案,可以让路径更清晰。 上篇 人类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终于九九归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之犹豫抉择问题。自由向更加自由奋斗,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发。这既是人类的普世共识,也是地球村准入许可的国家道德准则。中国当然也不应该游离其外。...

蓝鲸财经 | 记者转型开武馆 再也不用担心被打断鼻梁骨

7月24日,“南都深圳摄影记者陈以怀,跑突发曾被打折鼻梁骨,因为总是被打,遂练就绝世武功,今转型开武馆,乃成一代宗师…”的消息瞬间红遍了朋友圈与微博。在这个略带黑色幽默消息背后,多少带着点心酸。 从陈记者到武馆陈师傅,这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小鲸专访了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陈以怀。听他一一道来。 理想已逝 兴趣为上 小鲸:你在南都十年摄影记者生涯中,拍的最多的题材是什么?...

刘军宁 | 威权统治转型的发生学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全世界最壮观、最持久、波及面最广的政治浪潮莫过于从威权专制政权向自由民主政体转型的民主化浪潮。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自由民主世界中的人们对民主政治疑窦丛生、信心殆尽的时候,以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为标志,拉丁美洲与南欧的威权国家纷纷垮台,民主化大潮瞬时袭来。

南方周末 | 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CFP/图)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2013年5月23日至2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孙惠芬、贾树华及其调查团队,一起走访了自杀死亡研究地,探访了十多户自杀者家庭。    没法过了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求死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中国青年报 | 青年”通婚圈”折射中国新一代阶层固化

一个周末,年轻漂亮的李菲被妈妈“连拽带求”,带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园。 在这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变成了一张“小广告”,在广告栏里“待售”。 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都有这样的特殊公园,承载着两代人的“人生大事”。这里就是白发相亲角,50后、60后的父母为主体的“交易市场”,他们的“商品”则是自己的儿女70后、80后和90后。 爱情是一场买卖? 这是李菲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童大焕:谁是中国转型的思想旗手

而在行政垄断下,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10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水、电、煤气、石油等,亦高处不胜寒……行政垄断企业不到8%的员工,常年拿着全国工资总额55%-60%的收入。在国有、垄断、内部人控制等多重身份体制下,上世纪国企“穷庙富方丈”覆辙的影子正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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