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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传销在中国猖獗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四载文说,中国“不断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但仍不断曝出资金巨大、手段多样的传销大案”。发生在江西涉及680万人和上海家帝豪公司以“消费养老”为幌子的两件传销大案就是传销在中国四处猖獗的最好例证。 自从中国政府十多年允许直销以来, 传销就如影相随,可谓在人人喊打声中不仅发展壮大, 而且还“与时俱进”,活学活用网络技术,在电商外衣的掩饰下,迷惑了普通社会大众, 也 蒙蔽了不少高学历和高收入的所谓社会精英。上海家帝豪公司打着“消费养老”的温馨旗号,短短三年就发展了所谓代理商六万多人, 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接近十一亿元人民币。 江西精彩生活投资有限公司创办太平洋直购官方网, 以电子商务新模式“网住”了680万人,涉及全国三十个省份和近三十八亿元人民币的金额。 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星期四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现在传销在中国的确危害很大: “因为传销手段越来越高明,让缺乏必要常识和相关知识的人真假难辨。 与此同时, 监管法律也确实有滞后的地方,相对不完善和相对打击力度不是特别大。 导致传销犯罪取证困难。 再者,中国直销领域也比较混乱,有很多打着直销的旗号, 披着合法的外衣却做着非法的事情。 ”。 最近,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报道美国在华合法直销企业如新涉嫌传销,被指捏造政府报告 对人“洗脑”堪比邪教。新华社星期四的报道说,“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网络上一些大型企业拿到直销牌照后,也开始打起传销的‘擦边球’”,在自己的网站上大肆宣传不劳而获和一夜致富的神话。 中国长沙博客小树表示,传销在政府的严打下依然肆虐, 依然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 前赴后继地走入做“南柯一梦”的传销骗局,可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个人怀疑传销泛滥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特有的现象, 因为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 但贫富分化也在不断加大, 不少人总想通过某种所谓捷径一夜暴富。当中国社会发展更加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之后,我认为传销就会相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泛滥了”。 新华社星期四的报道也说,“近年一些传销式非法集资案中,骗子声称年息高达70%以上,前几个月给参与者甜头,后面才卷款潜逃,放长线钓大鱼。专家认为,应改变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匮乏的现状,满足人们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迫切愿望,让钱能合法生钱”。 小树对记者说, 他所接触的大多数老百姓就是对合法的直销也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加入传销的大多数人还是社会中的所谓弱势群体: “我观察到, 涉足传销和参加合法直销的多半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士, 或者是老太太, 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的, 或者是一时找不到自己满意工作的年轻人,或者是提前下岗的职工”。 当记者询问网络间充斥着那些所谓直销成功人士的报道和宣传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时, 小树表示: “那些是金字塔尖的人,金字塔的基础还是由我上面所说的人组成,那也是我亲眼看到的。 这些金字塔底的人多半怀着梦想的社会边缘人士或群体。直销或传销都要塑造几个成功的榜样要人效仿, 特别是现在我们社会中都有从众和相信权威的心理,塑造成功的权威表象要更多的人去追随”。 (记者:闻剑 /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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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 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 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 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 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 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 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 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 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 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 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 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 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 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7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 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 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 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 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 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 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 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 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 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 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 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 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 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 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 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 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 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 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 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 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 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 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 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 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 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 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 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 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 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 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 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 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 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 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 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 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 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 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 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 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 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 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 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1772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 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 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 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 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 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 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 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 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 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 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 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 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 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 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 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 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 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 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 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 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 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 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 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 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 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 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 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 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 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 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 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 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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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香港民主党宣布组成首批40人加入“占中”行列

香港民主党响应“占中行动”,宣布已组成首批40人加入“占中”行列。 星期三,香港民主党的约30名成员就参加“占中行动”举行宣誓。民主党方面表示,已组成首批40人的“占领中环”先锋,包括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及核心党员何俊仁、胡志伟和黄碧云等。 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戴耀廷和朱耀明等人年前发起占中行动,即呼吁市民占领香港金融及商业中心中环,以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实现真正普选。 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香港受访者支持“占中”,而反对“占中”的人一直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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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201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为727万,就业问题严峻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教育部部长透露,今年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将增加到727万人,就业压力增大,而中国用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他要求,中国大学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基层就业,或者自主创业。 中国官方新华网2月4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近召开的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透露,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将为727万人,总量压力进一步增大;同时,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袁贵仁表示,中国高校毕业生需要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此外他要求,确保每一个毕业生都知晓和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同时,要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鼓励和引导更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要强化“双创”精神,激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要提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着力做好困难帮扶和就业援助等。 中国媒体报道,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近700万,比2012年增加19万人,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第二多的一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去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与上年同比却呈现下降趋势。为此,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4月底透露,中国就业压力近年来持续加大。 就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俄亥俄州州立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认为,这与这些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有关: “中国这些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很严峻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生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二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了。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造成如今中国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很难的状况。” 中国财新网报道说,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中国教育部的办法是: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举办招聘会,严禁就业歧视,严禁用人单位制定“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中国人社部的办法则是:开展民营企业招聘活动;企业与高校或教育部门共同举办招聘活动;组织用人单位到高校开展专项招聘,并提供有效的就业需求信息。 旅美中国学者,经济问题专家何清涟女士指出,其实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从2003年就开始出现,而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但中国政府似乎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从大学扩招,也就是教育产业化不久,就开始出现。中国高校毕业生过剩、找不到工作,已经存在十多年了,所以很多大学生考硕士,推迟三年再找工作,或者他们想办法出国。但近些年来的特征是,只有那些父亲当官的、或是企业家的大学毕业生,才能顺利找到工作。政府针对这个现象也拿不出好办法。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严峻,这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很有关系,也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有关。虽然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高速增长,但中国的就业率却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还少。这种现象十多年前就开始出现。要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是夸张而不真实的;要么就是,中国的投资方向不对,所以就造成如此严重的就业问题。” 据中国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针对中国大陆2013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同比下降13%。 报告认为,根据前些年调查状况来看,专业结构是影响中国大学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以2012届为例,英语、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等6个专业,连续3届都在本科失业人数最多的前10个专业中。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就业难和岗位多少有关,而岗位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有关。现在全国高校到处都开会计、法律专业,但会计所、律师所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毕业生。而目前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都存在问题。 (记者:希望 /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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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公民欲向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拜年 遭非法围堵驱赶

农历新年初五上午,多位公民先后前往湖北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家,准备去给他拜年,但均在秦家楼下或附近遭武汉当局的维稳人员非法围堵、驱赶及抓捕。据关注民众权益的民生观察工作室的消息,已知被围堵、驱赶或抓走的人士包括:匡建明、解丽、耿彩文、郑德平、潘建敏、唐荆陵律师和武汉维权人士陈艳林等人。其中,郑德平因据理力争,还被警察殴打,并被威胁说,再来打断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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