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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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西木:当灾难成为一种颂赞

“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救援的速度”,这个国家的官方电视台的男主持人一脸兴奋地向他的观众宣称,接下来的画面是一群人在鼓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上前紧紧握住刚从废墟中被抬上来的伤者的手,这个伤者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那个颤抖的声音还在继续,它似乎要用这种带有浮夸的方式向人们证明,这是一个多么感人,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草泥马语系列:被“庹”

南周编辑及记者的抗议获得了诸多网民和同行媒体的声援。为表达不满,网民对“庹”字进行了各种调侃,但最常见的例子是将“庹”字引申为动词“阉割、删除”;如“你的微博被庹了吗?” 另附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的部分相关评论: 二条新闻:【说文解字】庹,音tuo,原指阉割工具。魏忠贤时期,京师净身房的师傅给新进太监手术,手起刀落,一般都会大喊一声:“庹~” 意思是,都切干净了,妥了。后,此字被用于泛指阉割之事,如:庹猪,庹狗等,均指农村对家畜施行阉割手术。现代,此字也作“删除”讲,如:你的微博被庹了吗? 验算纸:庹[tuǒ],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即一庹=无耻。 尹锋2012:2013年问候语——你被庹了吗?

历史的耻辱柱上定有此篇报道

(北京特大暴雨已致190万人受灾 经济损失近百亿) 北京市7月21日午后至22日凌晨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强降雨持续近16小时。北京市水务局于22日召开汛情通报会称,特大暴雨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初步统计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截至目前,因灾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正在核实中,相关部门正在按区县范围逐一核查伤亡人员,一旦清楚将立即公布。 据中新网报道,“7.21”特大暴雨过程导致北京受灾面积16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约190万人,其中房山区80万人。北京全市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多处受损,民房多处倒塌,几百辆汽车损失严重。水利、农业、林业等其他灾害还在进一步统计汇总之中,据初步统计北京市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据统计,北京全市相关部门参加本次强降雨应对人数为16万余人。截至22日晚7点,北京共转移群众56933人,其中房山区转移20990人。发生2起泥石流灾害:分别为房山区霞云岭乡庄户鱼骨寺泥石流灾害,造成1人失踪,1人受伤;房山区河北镇鸟语林景区泥石流,未造成人员伤亡。 总体而言,北京全市供水、供电、地铁等基础设施运行基本正常,水利设施未发生垮坝、倒闸等险情,山区人民群众及时有效转移,将损失降到最低。 相关数据显示,本次降雨总量之多历史罕见,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225毫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的一次降雨过程,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的面积占全市的86%以上;局部雨强之大历史罕见,全市最大降雨点房山区河北镇为460毫米,接近500年一遇;局部洪水之巨历史罕见,拒马河最大流量达每秒2500立方米,北运河最大流量达每秒1700立方米。 截至7月22日8时,北京17座大中型水库共来水5300万方,其中密云水库来水2155万方,官厅水库117万方。利用湖泊滞蓄、河道调度、雨洪利用设施储蓄、加大入渗等多种措施,经初步测算,获得可利用水资源量约9亿立方米。 这场特大暴雨对改善空气质量、改善水环境起到一定作用。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应对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防汛减灾知识的普及有待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等。 据悉,北京市下一步将认真做好后续救灾和善后工作,将工作重点由抢险转向救灾,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尽快恢复灾区人民正常生产生活。洪水消退后,将尽快恢复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公共设施;进一步排查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特别是地质次生灾害的发生;全面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防止疫病的发生;组织开展灾情调查和核查工作,积极开展赈灾和自救工作;做好遇难群众的善后工作。 来源:中国新闻网

王立军事件证明: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马伯庸:从《人造韩寒》看如何构筑阴谋论

阴谋论是一个很有暗色魅力的东西,它能无中生有,死中变活,把一个荒唐的话题证明得活灵活现。但它同时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何完美的构筑一个令人信服的阴谋论,需要运用到许多技巧。这种技巧,是可以学习的。或者说像唐骏的学历一样,可以复制。

石述思 | 发改委反垄断能走多远?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向来很给国资委面子,任由后者的亲儿子或干儿子们靠垄断挣大钱。怎么着都姓国,得给面子,结果老百姓流行了这样一个印象: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涨价,而是为涨价辩护。 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三年来由于发挥作用有限,几乎被人淡忘。这是一个奇迹:偌大的中国市场,竟找不出几个垄断的案例来。  究其原因,垄断行为通常分为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所能约束的,只是市场垄断部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如果不嫁接行政资源,能在市场上形成垄断门都没有。因此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巨人往往都有一个别名——既得利益集团,披着国字号外衣,备受政策护佑,占尽资金资源优势,破坏市场公平交易法则,不向国家足额上缴红利,却无人能制约,在这个背景下,《反垄断法》混成聋子的耳朵也属实至名归。 但毕竟权力护佑下的垄断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 发改委此举堪称顺应潮流和民心之举。积极的连锁反应已经呈现:一是为电信和联通辩护的专家看到长期护佑自己的行政力量变得不靠谱以后,纷纷变成了《反垄断法》得信徒,这无形中会推动中国依法反垄断的步伐;再结合《人民邮电报》驳斥央视报道文章的开头:“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抛开情绪的因素,俺欣喜地发现:垄断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当自身利益受损以后,便开始扮演举报人的角色——透过这篇文章,《人民邮电报》至少举报了广电部门、国家电网、两桶油等垄断大户      但发改委最近一反常态做了一件对广大公众相当有利的事。      11月9日12时,央视《新闻30分》节目曝出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报道称两家企业在互联网介入市场上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给竞争对手开出高价,而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价格就要优惠一些。所以,两家公司违法了《反垄断法》。     随后,工信部下属媒体《人民邮电报》在头版发表长文对央视予以驳斥,其措辞之恳切猛烈使人有些怀疑该报已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控股。随后,体制内多位电信专家也对发改委此举展开声讨。但随后CCTV携手发改委予以了有力回击。      由于过去战斗均在消费者与强势企业之间展开,此番博弈显得异乎寻常。       只要调查持续,消费者会成为最大收益者。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如果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未来5年可以促使上网价格下降27%—38%,至少为消费者节约上网费用100亿至150亿元。 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三年来由于发挥作用有限,几乎被人淡忘。这是一个奇迹:偌大的中国市场,竟找不出几个垄断的案例来。  究其原因,垄断行为通常分为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所能约束的,只是市场垄断部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如果不嫁接行政资源,能在市场上形成垄断门都没有。因此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巨人往往都有一个别名——既得利益集团,披着国字号外衣,备受政策护佑,占尽资金资源优势,破坏市场公平交易法则,不向国家足额上缴红利,却无人能制约,在这个背景下,《反垄断法》混成聋子的耳朵也属实至名归。 但毕竟权力护佑下的垄断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 发改委此举堪称顺应潮流和民心之举。积极的连锁反应已经呈现:一是为电信和联通辩护的专家看到长期护佑自己的行政力量变得不靠谱以后,纷纷变成了《反垄断法》得信徒,这无形中会推动中国依法反垄断的步伐;再结合《人民邮电报》驳斥央视报道文章的开头:“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抛开情绪的因素,俺欣喜地发现:垄断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当自身利益受损以后,便开始扮演举报人的角色——透过这篇文章,《人民邮电报》至少举报了广电部门、国家电网、两桶油等垄断大户     悲催的现实是: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重超过10%。按月均每100Kb/s带宽的费用计算,中国的上网费居然是韩国的135倍。     此次反垄断的阻力其实超乎想象。比如《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三年来由于发挥作用有限,几乎被人淡忘。这是一个奇迹:偌大的中国市场,竟找不出几个垄断的案例来。      究其原因,垄断行为通常分为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所能约束的,只是市场垄断部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如果不嫁接行政资源,能在市场上形成垄断门都没有。因此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巨人往往都有一个别名——既得利益集团,披着国字号外衣,备受政策护佑,占尽资金资源优势,破坏市场公平交易法则,不向国家足额上缴红利,却无人能制约,在这个背景下,《反垄断法》混成聋子的耳朵也属实至名归。     但毕竟权力护佑下的垄断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     发改委此举堪称顺应潮流和民心之举。积极的连锁反应已经呈现:一是为电信和联通辩护的专家看到长期护佑自己的行政力量变得不靠谱以后,纷纷变成了《反垄断法》得信徒,这无形中会推动中国依法反垄断的步伐;再结合《人民邮电报》驳斥央视报道文章的开头:“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抛开情绪的因素,俺欣喜地发现:垄断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当自身利益受损以后,便开始扮演举报人的角色——透过这篇文章,《人民邮电报》至少举报了广电部门、国家电网、两桶油等垄断大户。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向来很给国资委面子,任由后者的亲儿子或干儿子们靠垄断挣大钱。怎么着都姓国,得给面子,结果老百姓流行了这样一个印象: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涨价,而是为涨价辩护。 但发改委最近一反常态做了一件对广大公众相当有利的事。 11月9日12时,央视《新闻30分》节目曝出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报道称两家企业在互联网介入市场上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给竞争对手开出高价,而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价格就要优惠一些。所以,两家公司违法了《反垄断法》。 随后,工信部下属媒体《人民邮电报》在头版发表长文对央视予以驳斥,其措辞之恳切猛烈使人有些怀疑该报已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控股。随后,体制内多位电信专家也对发改委此举展开声讨。但随后CCTV携手发改委予以了有力回击。 由于过去战斗均在消费者与强势企业之间展开,此番博弈显得异乎寻常。 只要调查持续,消费者会成为最大收益者。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如果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未来5年可以促使上网价格下降27%—38%,至少为消费者节约上网费用100亿至150亿元。 悲催的现实是: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重超过10%。按月均每100Kbs带宽的费用计算,中国的上网费居然是韩国的135倍。 此次反垄断的阻力其实超乎想象。比如《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哀怨首先与是否垄断无关,而是提醒发改委:俺们还有铁通、广电的竞争,哪些独孤求败的更黑的公司咋不先调查?这意见有一定合理性,需引起发改委高度重视。      尽管发改委得到了舆论肯定和公众期许,但要想将发垄断推行到底却不容乐观。除了哪些公司深不可测的背景,还有就是在整个管理体制包括反垄断体制都是行政化的背景下,发改委扛起的法治大旗会不会因为某个批示而中途夭折?     最新的消息是:在电信发垄断受阻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开出巨额罚单,对山东两家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的小型药企砸下重拳,共开出700万罚单此案被媒体称为首起垄断重罚案。 。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哀怨首先与是否垄断无关,而是提醒发改委:俺们还有铁通、广电的竞争,哪些独孤求败的更黑的公司咋不先调查?这意见有一定合理性,需引起发改委高度重视。 尽管发改委得到了舆论肯定和公众期许,但要想将发垄断推行到底却不容乐观。除了哪些公司深不可测的背景,还有就是在整个管理体制包括反垄断体制都是行政化的背景下,发改委扛起的法治大旗会不会因为某个批示而中途夭折? 最新的消息是:在电信发垄断受阻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开出巨额罚单,对山东两家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的小型药企砸下重拳,共开出700万罚单此案被媒体称为首起垄断重罚案。 俺很担心:再办几个不痛不痒的非法企业,有关部门会不会据此宣布反垄断取得了显著成果,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类似的事多了,不免让人乱想。 发改委,挺住。    俺很担心:再办几个不痛不痒的非法企业,有关部门会不会据此宣布反垄断取得了显著成果,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类似的事多了,不免让人乱想。    发改委,挺住。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向来很给国资委面子,任由后者的亲儿子或干儿子们靠垄断挣大钱。怎么着都姓国,得给面子,结果老百姓流行了这样一个印象: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涨价,而是为涨价辩护。 但发改委最近一反常态做了一件对广大公众相当有利的事。 11月9日12时,央视《新闻30分》节目曝出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报道称两家企业在互联网介入市场上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给竞争对手开出高价,而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价格就要优惠一些。所以,两家公司违法了《反垄断法》。 随后,工信部下属媒体《人民邮电报》在头版发表长文对央视予以驳斥,其措辞之恳切猛烈使人有些怀疑该报已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控股。随后,体制内多位电信专家也对发改委此举展开声讨。但随后CCTV携手发改委予以了有力回击。 由于过去战斗均在消费者与强势企业之间展开,此番博弈显得异乎寻常。 只要调查持续,消费者会成为最大收益者。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如果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未来5年可以促使上网价格下降27%—38%,至少为消费者节约上网费用100亿至150亿元。 悲催的现实是: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重超过10%。按月均每100Kbs带宽的费用计算,中国的上网费居然是韩国的135倍。 此次反垄断的阻力其实超乎想象。比如《  

河蟹档案|网友提交删帖记录2011年5月到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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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4473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2011 年 09 月 01 日 09:53:44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 胡韵   提要 :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 / 李静睿 王全宝 文 / 彭玺睿     在“ 7.23 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 8 月 16 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 ( 王勇平 ) 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 ”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 2006 年 9 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 ? ”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 ”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 ”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宫女怀孕毙太监” 王勇平被调波兰

对中国高铁伤亡惨重的特大事故作出“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等评论的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刚被撤职,就立刻被调到波兰出任国际组织“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有关当局说,王勇平局级待遇不变。有评论人士说:这叫宫女怀孕毙了太监。 *王勇平政治生涯突变* 就死亡40人伤近2百人的高铁事故发言而引起强烈反弹的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他的八年发言人生涯嘎然而止,并在两天内如同过山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月16日,新华网英文消息说,王勇平被停职。当天,铁道部官员对媒体证实,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位官员说:“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调到哪个部门还没定。” 话音没落,8月17日,人民网报导,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将出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报导援引铁道部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是铁道部八年来新闻发言人首次换人,韩江平也是继王勇平之后的第二任新闻发言人。这位新任发言人曾是哈尔滨铁路局长。 王勇平是政工干部出身,担任发言人八年来,一直主持铁道部新闻发布会,媒体对其负面反馈并不多。但是,这次他有关温州高铁出事的一些讲话,将其推到风口浪尖,终于被调离发言人岗位。 按照中国媒体介绍,王勇平将去的这个铁路合作组织,有27个成员国,多是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加上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还有伊朗。其常设机构设在波兰华沙。 *“宫女怀疑毙太监”,王勇平是替罪羊?* 王勇平出使华沙的消息传出后,有媒体工作者用笔名勒克儿在网易博客发文,题目是《宫女怀孕毙了太监:从王勇平被免职看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海外互联网中文新闻和时事网站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 7.23温州特大铁路事故发生后,王勇平在记者会上的两句名言:“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这是个生命奇迹”成了网络流行语,被大传特传。 *王勇平开创“高铁体”* 这篇博客文章说,王勇平的这些话在随后几日,被网友们在网上无数次地引用。还有网友开始使用“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次较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的副产品就是王勇平一手创造了“高铁体”。 文章说,王勇平的那两句话,“都是情急之下的大实话。但这几句话之所以能走红网络成为XX体,那是在他面对万众,习惯性语态、语调乃至表情的综合演绎下,把那场万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一不小心搞得臭名昭著:铁老大一贯的傲慢与偏见与衙门的跋扈,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再现。” 文章说:“作为部委新闻发言人,他仅用一贯性的语调语音和表情说了两句实话,所代表部门三成话语权和公信力就被摧毁! 是的,在铁老大看来,王勇平是在关键的事件、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时间,犯了‘关键的错误’,老大不迁怒,才怪!” 文章还说,王勇平被免职,注定成为共和国史上“新闻发言人话语权和综合素质问题”的经典案例。 *人民日报批王勇平犯“低级错误”* 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王勇平犯了低级错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网易博客文章说,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此次被免,实乃为“低级错误”给铁道部抹黑而买单。 文章说,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民众一直在期盼敢说话说真话的新闻发言人横空出世。文章援引中国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今日零点36分手机就微博说:突闻勇平兄被免职消息一惊。不错,他的发布会并不成功,但比起那位死不开口的院长不知强多少倍!我固执认为,勇平兄迈出了勇于张嘴的第一步,如何张好嘴可要学习! *纽约时报:王是铁道部第四个撤职官员* 纽约时报星期二报导说,铁道部把王勇平调离了发言人位置。王勇平在记者会上的那几句名言,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 报导说,中国媒体没有说明让王勇平“下课”的理由,王勇平已是第四个因高铁事故而被撤职的铁道部官员了。报导还说,铁道部是铁老大,因为这次事故最近遭到激烈抨击。批评人士说,这次对事故的调查应撇开铁道部而独立调查,彻底整顿铁道部。 *中国部委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 中国设立各部委发言人制度已经多年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还印发了相关的发言人姓名、电话和联络方法,但是,美国之音多次尝试给相关部门发言人打电话或联系采访,除了直接参加记者会外,很少有能采访成功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谈谈我所理解的两位总理

谈谈我所理解的两位总理 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7 0:54:30 阅读量:366次   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近的前后掌门人,朱镕基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是两位非比寻常的总理,当然,也是毁誉不一的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这两位,老王过去已经写过若干分别而论的文章,但是现在我感到有必要将他们相提并论一下。不过,我并不想进一步具体地谈论他们的功过得失,而是想谈一下他们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意义。   最近,朱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将他在任时的内部言论辑为四卷;而温先生,则在近日于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公开而明确地宣扬政治改革。   这是两件大事,意义不可低估。   有的人把朱先生之举评论为一种自恋和自我辩护。联系到今年4月他在清华的讲话,这样的理解未尝没有道理。   也有人认为这是朱先生表达对现实政治和在任领导人工作的不满。不满当然是有的,但我以为,将这种不满看成是个人的政见与是非之争,未免低估了朱先生的境界。   还有人认为这是在特殊的情势下,朱先生见机而动,充当第三代的新代表,试图干预中国的政治,以维护老人集团的利益。这种解读老王尚不能否定,但只从朱先生子女的职业作这种猜测,证据似乎不足。   朱先生让好多人不习惯的是,这八、九年来他完全低调沉默,对实政不发一言,似一个只是享受退休清福、拉拉京胡唱唱西皮二黄的老人,却突然一出对外演讲集展现昔日英姿,二在清华园发声痛陈时弊,三出内部言论集翻出历史老帐——如此三板斧,让人错愕万分。   老王以为,无论朱先生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却必须跳出其个人利害,将其动作视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引人注目并影响深远的事件。它表明的是中共党内的某一健康力量在中国巨大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前,一种自然而然地试图补偏救弊、拨乱反正的行为。它也必然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走向,予以实际而重大的复杂影响。   再来看温家宝先生。   温先生已经近十次公开明确地呼吁政治改革了。这是一个奇迹。用何兵先生的话来说,这大概有点错位:由一位政府领导人而不是党的领袖来呼吁政治改革。   温先生与朱先生相同的地方很多,但我以为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无论在思想,还是在实务,都表现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并在这一点上可以称得上是中共的忠臣、纯臣(他们代表了中共尚存的健康一面)。当然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多,无论是个人风格,还是不同形势下的政治举措,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以为,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温先生对政治改革的清醒认识和努力奋斗。   朱先生无疑也是一位真正的改革家,在他任内,中国推进了诸如财税、精兵简政、国企、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农村税费、粮食购销、金融、证券等诸多改革,并加入世贸。至今无人能够否定在朱政府期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最大、最关键的进展。但是客观地说,朱先生的这些改革,效果不一,总的说后遗症很大,很严重。人们之所以对朱先生毁誉尖锐对立,正是在于对这些改革的评价上。总体上,朱先生在个人品性上,我认为他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家。他的改革,从未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关键处。因此这些改革的变味和失败,就不奇怪。也因此朱先生的失败,也就不奇怪。   我过去曾说,“当时做出这种改革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如朱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政治家和治国专家。他们在决策方面的失误,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误,而是体制的缺陷。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决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优秀的领导人身上,而是通过一个好的体制,来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方向的对头。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不但会形成错误的决策,而且会使好人办坏事,甚至好人变成坏人――这是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的话。”   温先生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刚开始他还沿着朱先生补偏救弊的路数,作表面层次的改革与发展。但很快他重蹈朱先生的覆辙,中国的种种矛盾在“发展”中激化。在所谓“新政”推行不下去甚至变味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政治改革,即民主宪政。这是他比朱先生进步的地方。他已经认识到政治改革是中国进步的牛鼻子,并且公开、正式、多次地指出这一点。   从这一点说,温先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温先生的进步是一种时代发展的结果。如果说朱先生在任时还不能提出或者强调这一点的话,人们尽可以分析各种原因,但是形势与时机不到也是一个因素。就此而言,截止目前,我们尚不能说朱先生的思想认识落后。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后人总是应当也可以超过前人的。   但是,在朱先生而言,既然他已经有意识地重返中国政治的局中,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希望,他不仅仅是满足于自己当年的忠诚、勇敢和准确预见,更不要为子女作稻粱谋,而是要从自己诸种美好设想的流产,工作的困顿,改革的失误,以及初始正确的改革从龙种变成跳蚤,和其退休后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那些恶变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实现认识的升华,从而在政治改革这一点上,成为温先生的战友。倘能如此,不但是有功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如果只是满足于自我功绩的宣传和失误的辩护,朱先生的历史地位不会太高。   当年梁启超所作《李鸿章传》中“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之语,至今让人抚叹。朱先生切无为李鸿章第二,此在下之至望也。   中国的政治格局,如果仅从中共高层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健康的现实力量有三:一是以温家宝先生为代表的民主宪政派,一是以薄熙来先生为代表的开明威权派,一是以朱镕基先生为代表的贤人政治派。这三派中,第一派最好,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前两派都可能导致现实的政治走向,而贤人政治已经被2000年的中国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我认为或者是希望,朱先生已有的三板斧后,他能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余热,并且是合乎逻辑地发展到民主宪政的路向,与温先生合流,成为中共内部高层的重要健康力量。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强中国社会整体的健康力量,也将会使中国以较低代价地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从而造福于我们的人民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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