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军

All

Latest

墙外楼 | 闵良臣:干部制度为何要庇护官员

今天的中国,所谓政治改革,说穿了,主要是干部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官员们特权享受的改革。本人完全赞成近日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刘燕波在《政治改革的死敌——干部制度》一文中关于现行干部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说,也完全赞成其在文章中所说的:“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但为什么会如此,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本人试着再补充几句。 估计中国的官员们早就清楚得很,中国所有官员,与中国的干部制度包括社会其他制度紧密相连,一如红楼梦中几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权利用设计的一种制度来维持政权,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卑鄙来维护这种制度,于是,官员们就利用政权不想改变制度以维持政权来为自己提供特权提供享受,真个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当然,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一切开销一切享受,自然也就应该由国家由党由人民来承担。多年前,曾有个连卫生巾都由公款报销的女贪官就“义正辞严”地对办案人员说:“我是国家的人,报销点卫生巾算得了什么!”现在有人对我们的执政党开十八大不仅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很有意见。这也是不懂“行情”。执政党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那么它开大会的一切开销自然也就应该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现行干部制度为中国官员们提供的那些特权和享受,我们的官员们一天也不愿意做下去。正如十余年前广西有一腐败分子曾公开自己做官的“宣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而中国眼下一切腐败,皆缘于这种干部制度,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员们的那些特权享受,或者说就是不让他们因可以大肆受贿而发大财,中国99.99%的官员也都一定举双手赞成:所有的官员由“主人”们公开选举,让那些愿意只为荣誉而做官的人们去做吧。中国的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对、抵制公开选举,正是因为官员有特权,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贿发大财。而许多官员的无法无天也正好体现了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官员至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本位”。当然,名义上(尽管即使名义上也说不通)叫“党的事业至上”,党领导一切。好在,只要实事求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包括那些说党的事业至上的官员们)相信了。 正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干部制度,凡是在客观上维护了这种制度的官员,都一定会得到制度的庇护;反过来,又因为制度庇护官员,官员也就维护这种制度。试想,如果所有的官员都主动不去享受特权,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总想着受贿发大财,甚至模范遵纪守法,把所有纳税人真正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这般,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这种干部制度还有用吗?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这种制度吗?中央还需要强调“坚持”这“坚持”那吗?我们还怕什么“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吗?还愁海峡对岸会不与大陆统一吗?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种制度白送给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台湾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这与有些人所说的“国情”无关,与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指导也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与人的思维有关,与是不是官本位有关,与是想做一个人还是想做官有关,与是真想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还是只想执政统治有关。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港澳、台湾),才真正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他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大陆不是。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为“领导权”,即执政党能不能继续执政统治下去而殚精竭虑。在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人民幸福与能不能由现在的执政党继续执政统治相比,显然,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只要不让自己执政统治,只要改由别人执政统治,中国人即使过得再幸福,执政党也不会高兴。 而这种思维在别的方面同样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现在这样一再强调要“坚定地”坚持走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国人民跟着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别的路,再宽阔再好走,他都不舒服。这就如同我们常常批评某些顽固的人那样,即使知道那样做不好,即使知道换个做法比他现在正在做的要好,并且已有无数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坚持那样做。这种人往往不跟你讲道理,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来横的只来蛮的。之所以会这样,别人都明白,他坚持这样做,一是不愿意失面子,二是这样做:他高兴,或说他喜欢,有时这种人甚至就直言不讳地故意气旁观者:就是为了自己高兴,你怎么着!大半个世纪来,或者说即使从1978年至今,中国很多官员在把事情办砸了之后仍然继续办下去,也多是缘于这种思维。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这种干部制度为何就那么庇护官员呢?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及本文上面所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小是个官员,只要在官场混过几年,都一定开过无数的会议。而在中国各级官场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会议或会场上那个最大的官员(有时就是主持会议者),他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多么无耻的话都敢说,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对百姓公开说的话,简直天差地别,很有点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么也不好意思公开说出来一样。当然,只因为他是“大官”,他说什么,会议或会场上都不会有人公开反对。比如毛泽东在他主持的很多会议上以及与下面的人谈话时就常常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什么都敢说(包括说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他说得不对。由于现在已经公开出来的毛泽东的胡说八道(他老人家无法无天,不论私下还是公开乃至在任何场合都敢胡说)已经不少,这里就不用本人举例了。 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会这样。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了两千多年的国家,中国人早已对专制意识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个官,不自觉地就让专制思想意识占据了大脑,这样,大小官员当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敢于胡说八道也就再平常不过了。比如,那还是十余年前,有位乡长在动员他那个乡的工商、税务各种公务员去乡下收税的大会上就敢于公开要这些人不仅不要怜悯农民,而且要把农民当作敌人对待:“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同志们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场坚定……交税是公民(闵按:要钱时才把农民称作公民,平时把他们当公民对待了吗?另外,可怜的中国农民哪里知道,早在14世纪,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国家就牢固确定下来了一句格言,这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应尽的义务,他肯定说他没钱,没钱不要紧,他不是有猪吗?不给,就牵猪,扛粮食,抬床板,办法总会有的……” 而我们的干部亦即官员,由于参加过无数的会议,听到过大小领导们无数各种卑鄙无耻的话,“组织”如果不保护他,让他把在各种会议上所听到的都公开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了有些官员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话说,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权。 这里还举一例。很多网民一定不会忘记,就在几年前,本人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个副处长就因对记者说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然,据我所知,这个副处长一直在优哉悠哉地做着他的官,毫发无损,“组织”认为他没有任何过错;别看事后本省省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不点名地还批评了这个副处长,那只是一种姿态,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现在,不,当时好像就有人说了,这是一句极为平常而很真实的话,只是这位官员一不小心对记者公开说了出来而已。要知道,类似这种话,甚至比这更露骨的,官员与官员们开会时也不知说过多少,只要不被记者“捅”出来,让那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纯洁得让官员们感到好笑的广大网民听到,屁事没有。现在就这么一句话就让这个副处长“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们在会议和官场上讲的那有些话全抖搂出来,那整个社会还不“炸了锅”,那一个二个的官员还能继续做下去吗?那些官员还敢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利益吗?我们的政权又将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如此这般,你让“组织”如何不庇护这位副处长?当时本人一口气连敲几则评论,一言以蔽之,认为这位副处长所说的这句话,正是组织多年教育的结果(当时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 一个政权最害怕什么,或说觉得什么最危险,如果不能消灭之,往往就会向其妥协。那么我们的政权最害怕又觉得什么最危险呢?不怕下岗工人,不怕农民,不怕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不怕群体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险的,就是所有的干部不听使唤,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干部不听使唤,把组织的真正意图如实告诉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会发生什么,即使猪脑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于官员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才敢于反对中央出台任何会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布官员财产)。这也是我们干部制度之所以要庇护官员的最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短文本该作结,可我还是很想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现代资产阶级说几句我们有些人特别不喜欢听的话,不说憋得慌。 请有些人再也不要对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今天的资产阶级泼污水了!你们说一说,中国社会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比资本主义社会好?如果按比例,我们又有几个官员的知识素养以及人品超过了资产阶级官员?尤其是,为什么总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移民,而罕有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向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移民?不说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像香港这种已经“回归祖国”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居然也是那么吸引我们这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一个个孕妇总想钻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现在像防贼似的防着大陆孕妇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本人觉得真丑。有些大陆人,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说什么廉耻都不要了),并且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条文。看到这些,我们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尊严,也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过得很痛苦的的官员怎么就不觉得丑呢?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儿说我们如何如何好?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这“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让中国人民过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时也是更幸福、更有尊严呢? 好了,不说了。

信力建 | 莫言得的是诺贝尔希望奖

作者: 信力建   10月11日莫言成功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此消息如平地一声惊雷,不仅出乎全国人民意料,也出乎莫言本人意料。惊异之后,官方马上给出解读——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总之,官方认定,莫言获奖首先是因为国家强盛和莫言作品的本身的文学性。 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国家强盛我们且不论,就莫言作品是否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他本人是不是符合该项奖所要求的“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恐怕也还值得探讨。 文学作品要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准,要件当然很多。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作家心灵的自由,而要保障作家心灵自由的外在条件则是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从文学的本性来看,其最大特征就是自由的载体——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存在。而只有人才有思想(精神),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席勒进而认为,美和自由是统一的。人在美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自由自在地展示自己的天性,并与普遍的理性形式和谐为一,所以审美的活动是最自由的活动,审美王国是一个最自由的王国。美是人类自由和谐的根本体现,人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真正是自由的。要之,人的自由是创作自由的基础,而艺术美是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没有作家思想自由,就没有好作品,遑论世界级作品。就此而言,今日中国显然在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乏善可陈:环顾中国,竟然至今都没有一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更没有一部保护思想自由的法律。在全球168个国家中,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排名第163。现在的印度,即使那些没有种姓的贱民,数千年来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他们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也远远超过中国的知识精英。本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找到了言论自由的绿洲——在这个世界公认的最自由的地方极尽抒发自己的感想,淋漓尽致的使用着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南京周久耕、郑州逯军被人肉搜索而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的领导人也可以在网上被称为“胡哥”、“宝宝”,言论自由似乎触手可及。但曾几何时,这种自由又给套上枷锁:不仅古狗被封,还出现了所谓“绿坝”——这种电子检察官可以过滤一切当局看来“不良”的信息甚至词句!中国很快被要求国内所有的PC厂商安装“绿坝”软件,软件将会监视Web站点访问和其他用户行为,并且阻止成人内容和政治敏感信息,但凡有所谓不和谐的词组都会被绿掉,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当年不能提天子的名字的时代。如此言论空间,这般创作自由,突地居然冒出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不仅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简直就是猫洞里跑出活鱼来! 除了周围的环境,更值得一提的是脚下的土地。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有云:“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这里,所谓“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实际上就是指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民众。然而,我们的民众又是生长在怎样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呢?一句话,非常贫瘠。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在欧风美雨吹打之下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造纸灭顶之灾——所谓中华文化“从49年之后就断裂了:即此之谓。而其中最彻底的断裂当然是发生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一段核心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主席提出的,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排斥西方现代文化、清算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他把古代传统的叫“封”,西方现代的叫“资”,其他共产圈国家(苏联东欧)的叫“修”: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等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有云:“ 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种“扫除”是如此的干净:不仅中国传统文化精品被付之一炬或投诸马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仅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2.6万件,字画1.3万件。西方文化更在劫难逃:连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这些所谓“物质文明”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更遑论西方精神文明的各种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了。当时的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干出诸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义和团行为,可以说,将西方文化从中国大地上拔根而起,一举摧毁。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巨匠?莫言二哥管谟欣就回忆“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莫言自己也回忆“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我们固然该为莫言的勤学而感动,但也应看到:多大的水池养多大的鱼:就这样的文化背景,真就能为世界贡献出一流文学大师? 其实,莫言这次获奖正如专家所言,多少出于偶然——一九八二年马尔克斯在获奖时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长篇演说,他激烈地指出,“孤独”就是拉丁美洲的代名词。意思是说,拉丁美洲之所以“孤独”,是因为她落后、封闭、迷信、愚昧和僵化。套用在莫言的小说上,似乎同样可以说,他要借魔幻叙事手法来揭示一个民族实现与心理弱点。从这层意义来说,莫言的作品,似乎更切合西方视觉下的“文学作品”的定义。他走在一个“钢线”上,借民间故事的“魔幻”来反映对现实的批判,而这种角度与内容,更是西方读者所从未接触过的。从一个普通读者的直接观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兼具历史、现实与魔幻的故事更吸引人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言获奖后一些西方媒体的评价上看出来: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米歇尔·霍克斯就说:“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描述人权状况的方式是诺贝尔委员会非常愿意看到的。”而法新社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都是文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也许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够据此开创新的时代,真正走上世界文坛——就好像此次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其实是希望奥巴马不要再打战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的不是文学奖,而是希望奖。 再扯一桩往事:1927年9月,鲁迅收到在北京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回了这样一封信:“静农兄: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此信即使在今天,也耐人寻味。

每周转载:汇总最近几年天朝的雷人语录

  在 前一篇博文 中,俺聊了当今朝廷的公信力问题;也跟大伙儿介绍了,如何才能 合法地 散播党和政府的阴暗面,打击朝廷的公信力。   今天俺起个头,汇总一下最近几年天朝的雷人语录,也算是为抹黑朝廷略尽微薄之力。为了加深大伙儿的印象,很多语录都配了插图。   考虑到某些五毛党会说俺是无中生有,恶意造谣。俺在每条语录后面,都注明了党国官方网站或门户网站的链接。 ★2012年 ◇休假式治疗 原创: 重庆市政府的官方公告 原文如下: 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点评: 面对"王.立.军擅闯美国领事馆"这么重大的事件,重庆直辖市的市政府(省级政府机关)胆敢用这么弱智的理由忽悠全国人民。牛B! ◇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70%的得票率高居第一 原创: 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点评: 朝廷可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俺是不信滴。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2/06/c_122658531.htm ◇给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 原创: 李小琳(太子党、电力行业一姐、两会代表)在两会的提议 点评: 李小琳来自李鹏家族,该家族的成员掌控整个中国的电力行业。 官员财产公开,说了几十年,连鬼影子都没见到。如今这个太子党阿姨居然有脸说,要给老百姓搞道德档案。 顺便提一下:朝廷高官及其亲属,大都已经形成权钱勾结的利益集团(俗称权贵)。 俺之前的博文 ,列举了天朝20年来所有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家族。 ◇毒胶囊一天吃六个,没事儿! 原创: 卫生部专家孙忠实 点评: 药用胶囊因为使用工业明胶,导致铬超标。 于是这位孙砖家出来安抚民心:铬超标的毒胶囊,就算一天吃6个也无大碍。 相关链接: http://money.163.com/12/0419/18/7VFMMTT7002540BQ.html ◇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不跟选民交流 原创: 最老资格的人大代表申纪兰 相关链接: http://news.163.com/12/0308/20/7S3PQLJB0001124J.html ◇中国是"集体总统制",比外国的"个人总统制"更民主 原创:御用学者,清华教授胡鞍钢 点评: 这位胡叫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极力美化当今朝廷,把天朝政治局的9常委说成是"集体总统制"。 为了驳斥该谬论,俺上星期写了两篇博文:《 扫盲常见的政治体制 》、《 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 》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2-07/03/c_123365409.htm ★2011年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原创: 贵州省毕节市阿市乡派出所。 当地阿市乡中学26岁的女教师周琴被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随后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对她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甚至还称"这事都是你自己弄的"。 相关链接: http://www.people.com.cn/h/2011/0713/c25408-3184580040.html ◇法律不是挡箭牌 原创: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点评: 看上面这张图,你就知道外交部发言人是如何信口胡诌,自相矛盾的。 不过姜发言人总算也说出了天朝的实情——在天朝,法律顶个球? 相关链接: 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11-03/04/content_22204284.htm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原创: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723动车追尾事故后,王勇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关于掩埋车头,后来他们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相关链接: http://tv.sohu.com/20110725/n314468330.shtml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原创: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 这是郭局长在环保局大会上的讲话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5/26/c_121459173.htm ◇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原创: 全国政协委员王平 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3-09/010522076938.shtml ◇中国基本做到没有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 原创: 教育部长袁贵仁 摘自袁贵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12/28/c_122497709.htm ◇德国人上网非常难 层层审批费用很高 原创: 厦门副市长臧杰斌 这是臧副市长在某次大会上的讲话 相关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oZF21O5FwY http://gcontent.oeeee.com/6/9a/69a5b5995110b36a/Blog/4ed/e352d3.html ★2010年 ◇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 原创: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的社论 点评: 《日人民报》的论据是: 据统计,目前我国境内网站已达279万个,网民人数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各家网站都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我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31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表达思想观点。 其中亮点在于算术: 稍微懂点四则运算的网友自己可以算一下。按《日人民报》所说,有66%的网民经常发表言论(每星期至少发一条,才算"经常"吧)。那每天的言论远远不止300多万条。这恰恰说明了大部分网民的言论被河蟹吃掉了。 相关链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045945.html ◇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 原创: 2010年9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原文如下: 在那场威武雄壮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 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点评: 为了驳斥该谬论,俺2年前写过一篇博文: 《 关于抗日战争——谈谈真理部对抗战历史的篡改 》 相关链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2621508.html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原创: 宜黄某官员 相关链接: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3034295.html ◇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上访三次就劳教! 原创: 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1/03/c_12732461.htm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3131639.html ◇我不贪污 当官干啥? 原创: 山西吕梁某村支书 相关链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1311333.html ◇中国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原创: 国税总局局长肖捷 点评: 如今天朝的税收比例(含直接税和间接税)高居世界前列。 福布斯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大陆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http://news.163.com/11/0901/04/7CRDBCIE0001124J.html 但是在国税总局局长看来,还得继续榨取民脂民膏。 相关链接: http://v.ku6.com/show/Eu519LeDwGNheh8n.html ◇荒山喷绿漆是国内最先进的经验 原创: 陕西华县国土资源局矿产办李主任 相关链接: http://news.cntv.cn/special/lanse/shuashan/index.shtml ★2009年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原创: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点评: 这位逯局长,堪称天朝有史以来最敢言的政府官员——直接挑明了党跟老百姓之间的 对立 关系。 顺便插一个花絮。 这位逯军的标准照,居然是拿当朝胡皇上的玉照PS的!请仔细观察下面两张照片,两人的头发、衣服、领带的光泽完全一样哦。 后面给出的人民网链接中,居然也引用了这张PS照片。人民网的编辑干什么吃的? 相关链接: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9494987.html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9499573.html ◇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原创: 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 这位林嘉祥因猥亵女童而闹得沸沸扬扬。跟受害人交涉时,居然说: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相关链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8278124.html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原创: 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 2009年两会,面对记者提问官员财产公开,该政协主席理直气壮地作出上述反问。 相关链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03/17/content_333778.htm http://news.sohu.com/20090315/n262797201.shtml/ ◇那些老上访户,至少99%以上有精神病 原创: 北大教授孙东东 相关链接: http://news.163.com/09/0407/03/56934RGS0001124J.html ★2008年 ◇三聚氰胺含量低的奶粉,吃了没事儿 原创: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李宁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8-09/17/content_10055598.htm ◇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原创: 广州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8-02/19/content_7627594.htm ◇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原创: 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 在党校研究生班的考场上,某考生大骂监考官:"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s/2008-12-22/021516892406.shtml ◇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 原创: 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 相关链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9512288.html ◇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原创: 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 原文如下: 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点评: 卫生部2010年称,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3岁。 73 - 60 = 13 相关链接: http://www.zj.xinhuanet.com/tail/2008-11/30/content_15055420.htm ★2007年 ◇我国动车不会发生追尾 原创: 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 点评: 动车追尾的事,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吧?俺就不浪费口水了。 顺便八卦一下:这位铁道部的张总工,贪腐过亿。以下是官方媒体的报道。 相关链接: http://video.sina.com.cn/v/b/57239606-2086100877.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4/18/content_599453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12/20/c_122453746.htm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 朝廷为何落入"塔西佗陷阱"——天津火灾随想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 编程随想 "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用国外邮箱发信给 [email protected] 即可收到翻墙教程 如有其它问题,用 [email protected] 联系俺

犀利公:痞气——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曾经这样描述后极权时代的苏共高层,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81 年进入苏共中央的雷日科夫,先后担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等职务,亲历了苏联整整 12 年的后极权时代。 “ 后极权 ” 有多种定义,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是指极权后期。在《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一文,我将前苏联 74 年的生命周期,划为初、中、末三段,对应年代为:列宁和斯大林时期( 1917-1953 , 36 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前期( 1954-1979 , 26 年),勃列日涅夫后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0-1991 , 12 年)。将整个苏联时期都看作是极权时代,尽管与阿伦特和哈维尔的说法不尽一致,但还是符合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作的名词规范的。因为,即便是到了后极权时代,苏联上空仍然飘荡着极权政体所特有的两大魅影:意识形态与恐怖。说苏联,当然是为了说我们自己。对比自身最熟悉的环境,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否认这两样东西的广泛存在。为此,犀利公在那篇文章中,也大致给出了中国的前极权与中极权年代:毛时期( 1949-1978,30 年),邓至胡的前半期( 1979-2009 , 30 年)。 2010 年(世博会过后)以来的最近几年,从官到民,从经济到政治,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痞子气。本文尝试涉足这一话题,以慰藉那些为痞气而焦虑的当代思考者,——这是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的描述,生动地展示出一群官痞们在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分赃、作秀的繁忙图景。“痞”是一个强度介于匪和赖,范围涵盖匪、氓、赖的跨界词。痞子通常称作流氓,轻痞叫无赖,重痞是土匪。三类习性混杂,突出一个痞性,是中国文化突出的一个时代特征。               1 、官痞·民痞·文痞 马克思的断代学说与阶级分类,与秦以后的中国并不相符。在中央集权制通行的 2200 多年来,中国人大抵可分官和民两类,今天更是如此。痞气不仅存在于官家,民间也很盛行。就当下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官痞偏重,近于土匪;民痞偏轻,类乎无赖。 市井小民之痞气,再怎么广见,也很难影响整个社会。对于社会道德由官家来规范的圣王合一的一党体制而言,党及党的各级干部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官痞决定了社会风气的正邪、清浊。官痞少,痞气轻,则风气正,乾坤清;反之,则邪气弥漫,污浊横流。这不搞、那不搞,是二号人物的口头禅。薄熙来经常吟诵这样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王立军独创“双起论”——“凡是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受贿 2 亿元日均挥霍 4 万元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曾经发出这样的豪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省部级以上高官,不管怎么痞、怎么匪,多少还顾及身份;而中低级官员,则不屑于遮掩,通常直抒胸臆。 王银峰(重庆江津区委书记)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就会被打(黑)。 ” 林嘉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说:“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郭东波(辽源市环保局局长)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逯军 (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 质问“中国之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文永东(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质问贵州电视台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 张国良(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对访民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 后极权时代,官痞还呈现出规模化表演形式,即官媒与官府亲自上阵,集团式作业。 动用国家的财力,送女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租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屏播放国家形象片,到处建孔子学院……以此来提升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效果适得其反。有尊严的文化一定是自由的。受尊重的文化一定要经得起人类良心的拷问,特别是不分种族的每个人的心理评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院长阿克曼先生说: “光走出去并不能制造影响力,倒可能引发恐惧感和反感。”(《文化中心能够“建设”吗?》) 上个月,《北京日报》骂大使,引起众怒。北京日报连续发表贬俭褒奢的痞文,公然亵渎社会恨腐盼廉的良好愿望,侮辱民众分辨美丑的基本智商。雷锋,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典型;焦裕禄,一个被无限拔高的虚模范。这些连初中生都不再相信的道德范式,官媒仍旧卖力地倾倒,一副“话筒在我手、任由我自说”的痞腔。 证监会提印花税搞半夜鸡叫,发改委调油价升多降少,住建部打房价越打越高,红十会只接收捐赠不接受监督……这些官府、准官府部门,沉溺于玩痞子手法而不能自拔。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是,最高行政机构也在玩。货币政策所谓“稳健”,实为积极。四万亿刺激,将物价砸高一倍,国统局说只有 8.5% 。官谣可能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最严重、最有特色的一定是中国。在今年春季重庆事件沸腾时期,中央高调发起了一场打击谣言运动。然而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已经被证实了的两条谣言,却全部是由官方发布的。一是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王立军同志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一是 2 月 9 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这是个孤立事件,已经顺利解决”。国人知道,到今天为止,王立军既没有接受休假式治疗,事件也远没有得到解决,更谈不上顺利。 陈光诚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的热议,普通民众不再沉默,勇于出手相救,不在于盲人所特有的悲悯引力,而在于人们看到了官府集体作恶的可憎。从临沂市到东师古村,市县乡村四级政府,合伙维稳一个盲人,千人作恶,群痞横行,亘古未见。 在官和民之外,单独列出文痞,是因为这些或官、或民、或亦官亦文的文人,在痞气浩瀚的后极权时代,显得异常突兀。最近,我们见识了上百个“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荣剑语)。这 100 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唾手清点完一千元润笔费之后,纷纷用各种字体抄写一页 70 年前毛用王实味的鲜血来奠定其圣经地位的那篇著名《讲话》,为自己做稳了文奴而涂抹一层神圣的光环——做“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无上荣光。如果说四年前的“秋雨含泪”和“兆山羡鬼”,做文奴的背后多少还存有天灾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次“手抄《讲话》”事件,则凸显出某一类文人那无耻的集体无意识。 文痞中危害最烈者当属亦官亦学的文人。那些逞威在极权主义盛行时代的官身文痞,如戈培尔、高尔基、郭沫若、康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而生活在后极权时代的官身文痞,尤其是拥有“海归”身份的活跃在当下中国的一些文痞们,颇能惑众。号称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所大学的校长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尽管他本人在美留学多年,并获得美国大学授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他所在的大学是人人皆知的中国最大的“留美预备学校”,但都不能阻止他罔顾事实地美化中国那糟糕之极的现行教育。表面上看,这位部级学者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性,实际上却是一种为士人所不齿的痞性。另一位从事国情研究的海归先生,最近几年频频与“绝不论”、“五个一工程”、“六个为什么”相唱和,发表高论,《“三权分立”西方也少用中国绝不能搞》、《从制度上看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美国》、《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等等,用陈旧的理论框架和文革时流行的语汇,对权力者关注并托付的当代重大课题,进行迎合性解释,痞性十足,读起来,恍若隔世。 文痞中的另一类,是所谓的左派理论家。如年初赴美探亲时不幸在华盛顿机场被电梯夹住脖子的司马先生。这位惯常以浑厚的男中音演绎反美段子的理论家,于今年四月中旬应邀赴朝观摩“光明星三号”的发射。在四月网授权发表的注明有“未删节版”字样的题为《司马南朝鲜之行》的足本报道中,我读到了司马先生对极权主义的最新感受。尽管话说的很克制,也采用了一些他惯常使用的兜圈子的手法,但还是能读出他对强权的极度不满,以及对社会主义政制的恨铁不成钢式的复杂情愫。可悲的是,即便是感受如此之深,他还是要为“主体思想”美言几句,诸如“要吃泡菜,到朝鲜去;要戒网瘾,到朝鲜去;要减肥,到朝鲜去;要不堵车,到朝鲜去……”之类。犀利公也算是党的人,并一度是优秀党员,有过对强权不满却还要强作欢颜的痛苦经历。精神分裂,忍耐一时,常人也能做得到,并不鲜见;但像司马先生这样,装这么久,装这么像,却很少见。曲啸先生,当算此类高手,但在汪荣祖教授的一语电击之下,还是没能装下去,当即精神崩溃,最终瘫痪病故。不知要到第几号“光明星”陨落,最终才会点醒司马。   2 、痞气的成因 对后极权社会有独到研究的瓦茨拉夫 · 哈维尔( 1936-2011 ),认为“良心”是极权社会进入后期之后,人们开始说真话的动因。李慎之先生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那么,人们敢于说真话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在界定苏联人开始说真话的日期时,我关注到一场重要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开启后的第二年( 1980 年)作为苏联进入后极权时代的起始年份。 1979 年冬,八万苏军闪击阿富汗,一周之内占领全境。苏联的强权行径,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成员国,以至于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第 22 届夏季奥运会遭到了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不仅如此,苏联人民也从短暂的“爱国”狂喜中清醒过来,对这场糜费巨万的不义之战,产生了强烈质疑,进而增强了对权贵腐败的愤怒情绪。勃列日涅夫迅速衰老,两年多后病亡。伴随着勃氏衰落的,还有社会管控,即极权政体的两大特征之一的“恐怖”。因此,后极权时代,人们敢说真话的主要原因还是恐怖的不可阻止的自然减弱。 后极权时期,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言论环境有所放松,人们开始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这在哈维尔生活的捷克、索尔仁尼琴生活的苏联,等诸多斯拉夫种族的极权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中国,情况却发生了某种扭曲——中国人开始说、敢于说带痞气的真话。这是由民族特性决定的。 “说谎、自私、狡黠等人性中负面的东西,各民族都有,但中国人更顽固一些。”(拙作《从两起事件看中国病》) 基于上述铺垫,下面尝试对几种痞气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   官痞:一种忘形或被动     有一点需要厘清,真话与雷语并不矛盾。前文里,我例举了 10 位官员的名言,有 2 位是国家级, 2 位省部级, 2 位厅局级, 2 位处级, 2 位科级,挺全的。民间称他们的话叫“雷语”,含假话之意。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雷人的真话”。他们 10 位说的全是发自内心的痞话。 官员说痞话,多数情况下缘于忘形,因为他们深知已经腐朽掉了的组织,不可能真正处分他。上述 10 人之中,除了薄、王二人尚无定论外,其他人不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处分之后换个马甲,很快复出。 还有一种情形,叫“被动”,它来源于景凯旋教授的《后极权》一文,“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奇里斯玛的代际递减规律使得权力者没有了前辈的权威与严酷,只是为了合法性而 被动地 延续意识形态。”这符合国家级人物的痞话情形。在《“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一文,我曾经说过,“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就是想表明,他在被动地讲痞话。“被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近乎无赖,如中山市长李启红。她在法庭上哭诉道:“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 《讲话》之所以需要被反复纪念,是因为极权主义有一种个性—— “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0 章)。 汉娜 . 阿伦特还分析了导致这一个性的原因,是“群众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进入后极权时代,宣传的作用力越来越弱,有效期越来越短。增强宣传功效的唯一手段是重复与怀旧。为了将过世的革命家由事实上的劣迹斑斑,描绘成德高望重,就必须五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事关执政党道德根基的重要人物,甚至要年年祭。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1 章) 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是针对极权主义存在的初期或中期。到了后期,继续侮辱常识,则会遭到群众的嘲讽和反击。 “极权主义到了后期,民众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任何欺骗式宣传,可能会得逞于短暂的一时,但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民众识破,纵然预作宣传,也无济于事。宣传机器进入流氓化阶段,不再搞也不屑于搞提前洗脑,而是事到临头,仓促上阵,凭借独霸舆论阵地的优势,强行指鹿为马,肆意颠倒黑白。”(拙作《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明明知道痞子化宣传的作用有限,但也要持续地被动地搞下去。因为聊胜于无,总比不搞要好。   民痞:一种绝望或宣泄 言论环境的有限宽松,并不能立即实现民众渴望的种种社会蓝图,如分配公平、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等。相反, “(后极权时代),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李慎之《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这就容易造成体制外的民众产生绝望感,随之而来的是部分绝望者的痞子行为。重者,危害社会;轻者,玩世不恭。在不能讲真话和不愿说假话之间,讲痞话,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宣泄方式。   文痞:一种出卖或堕落 “手抄《讲话》”工程中,出现诸多省军级们,实属正常,如王蒙、贺敬之、张平、翟泰丰、高占祥、周巍峙、田华、王晓棠等。出现一批紧跟政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也不稀奇,如王昆、阎肃、铁凝、二月河、余秋雨、于蓝、于洋、秦怡、冯骥才、张海迪等。他们出卖着什么,当然也就参与着什么、收获着什么。他们早已挺过了灵魂拷问关。奇异的是,一些原本不靠政治而靠国故、哲学、色情、谍战之类挣钱的作家,也欣然加盟,如梁晓声、周国平、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苏童、叶兆言、麦家等。唯一的解释,如前文所言——“无耻的集体无意识”,亦即堕落。基于羞耻感的未泯,事后,周国平、叶兆言分别作了一段聊以自慰的浅浅的反思。 文痞们拿灵魂做交易,在前极权时代,民众通常感受不到太多的异样,因为民众自身也陷入到癫狂之中。到了中期,一小部分文化人渐渐拉大与体制的距离,焕发出不一样的精神光芒,给民众以强烈的对比感。进入后极权时代,文痞们的表演,几乎很难再遮盖住白花花的光腚,被喝倒彩几乎是家常便饭。今年的“手抄《讲话》”事件如此,去年的“脊梁奖”事件也是如此。 “本是党的金话筒,却偏要说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官府的小棉袄,却偏要说是百姓的贴心人;本是劝民做羊的狼外婆,却偏要装作百姓的好姥姥”(拙作《无脊椎动物》)。 余杰说,在后极权时代,文化精英们大都“宠物化”了, “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余杰《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3 、痞性溯源 行文至此,首先想到了高华先生。作为历史溯源的大家,他已经将执政党文化痞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延安整风,缕析得清清楚楚。 在创党初期和幼年时期( 1921-1936 ),共产国际、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一些恶习,如残酷内斗、红色恐怖、家长制、篡改历史、谎言宣传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共自己的文化习性养成。然而,这些影响与一个人相比,都算不上中共习性的主要来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文化特性的主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文风、思想与行为,无一不在影响、定型着这个庞大组织的文化走向。可以说,中共文化习性中最负面的那一部分,即痞性,主要源自毛本人。因为,自 1936 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 - 西路军)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他即成为影响全党的第一人。而到了延安整风第一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结束( 1942 年 4 月),毛则成为影响全党的唯一一人。毛的行为充满了痞性(毛自称是猴性),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毛的文风(思想)同样如此。要想全时段追溯毛的痞气,则要上溯到 1927 年。要想完整地探究毛的痞性,则要全面考察毛的著作。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五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仅做简要分析。 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写于 1927 年 3 月,是官方认定的经典篇章之一,赞美的就是痞子运动。“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一年之后, 36 岁的毛泽东带着农民队伍进入井冈山,杀猪出谷,杀人放火,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无所不干。痞性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是苏共和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革命是大节,“作风”(搞女人)是小节。据孔庆东统计,十大元帅平均婚恋 4.9 次,人均娶妻 5 个(《脍炙英雄》)。为李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配临时妻子,是正常的组织安排。即便是在异常严酷的延安整风时期,搞女人也不算大事。 1943 年春,李锐被关押,组织上派邓力群去“抢救”他的妻子范元甄,两人便睡到了一处。最严厉的批判,也就是田家英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第二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氏党文化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章,也是屈服知识分子的扛鼎之作,高华先生作了细致的史学辨析,这里全文摘录其结论部分: 1942 年 5 月 2 日 ,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 5 月 23 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以上摘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年复一年地纪念《讲话》,官方给出的堂皇理由是继承毛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精神,实质上是在知识分子身上重烙一遍甘做文奴的党文化印记。从高华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讲话》以及《讲话》出台的前前后后,没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影子,《讲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导、告诫知识分子:文艺只能为党服务、必须为党服务;做党的文奴,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因为《讲话》担负着这样的引导功能,所以才需要搞常态化纪念,以将其打造成党的文艺圣经。《讲话》被神化的过程,也是知识人被去脊椎化的过程。   第三篇,《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又名《八一三指示》的文章,是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词,是开启第三次中国内战的动员令。该文有两个主要观点(目的)。一是贬低美军消灭日军主力和摧毁日本本土战争潜力的功绩,尽可能地夸大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以鼓舞与苏联在同一条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二是抹杀正面战场国军抗日的功绩,抹黑抗战领导人蒋介石,为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寻找合法性借口。污蔑蒋介石躲在峨眉上消极抗日,一担水不挑,如今却“下山摘桃子”,完全无视 22 次大会战的英勇抗争,以及 300 多万国军将士的巨大牺牲。历史的难欺之处也在这里。毛和毛的队伍究竟是怎样抗日的、怎样“挑水”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反倒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毛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道:“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而抗战爆发之初( 1937 年 7 月),中共控制的红区,人口不到千万,军队不满十万(一年前刚到陕北时只有 3 万)。每一次拜读这篇文章,我都为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匪气和红口白牙说假话的痞气,而深深地震撼。文章的前半部分,毛还用大段的语句谈论刀的重要性,“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文章的后部,毛鼓励部下抢回整只“桃子”,“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今天读这样的文章,一个理性的史学家,很难相信中国的第三次内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不是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而是毛的一段即席讲话。选评这段讲话,是因为这段在没有任何准备、修饰和遮掩的情况下,急就的一段发言,恰恰反映了毛做“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实内心和残暴品性。 1958 年 5 月 8 日,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当着近两千名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冯锡刚先生在《毛泽东为何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文中,对毛的这番言词做了心理因素和历史渊源分析,是充分的、可信的。需要补充的是,毛深谙斗争哲学:只要理直气壮,就能够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讲这段痞话之前几年,毛刚刚结束血腥的镇反与反右,手上的鲜血尚未洗净,而朝野上下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的声音,毛如此理直气壮的辩解,反倒让党内人士确信了毛的正义。   第五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 1966 年 8 月 5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毛亲笔所写的战斗檄文。全文仅 203 字,指斥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你不得不佩服毛的痞子文风,他可以将自己的红色恐怖描画得无限崇高,也可以将别人的红色恐怖诬陷为白色罪恶。此后三年,经过漫长的折磨,刘终于被自己一手捧上神坛的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这篇官方羞于将其收入毛选中的短文,毛自己是相当看重的,是毛有生之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雄文,也是给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一篇痞气十足的恶文。以它为标志而开启的十年文革,造成上千万人被斗杀,经济崩溃,文化传统被连根拔除,余毒至今未消。            4、结语 (一)根除痞性,任重道远。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痞性,要想根除,殊实不易。与中共一样在中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国民党,也积衍下来不少恶习,如暗杀。自 1894 年底兴中会创立,历经同盟会整合、国民党执政,再到败退台岛、疗伤自救,暗杀之风从未断绝,直到 1984 年 10 月江南命案发生,才告终止,前后延续整整 90 年。自 1949 年建政以来,中共还没有经历国民党所经历的丢失大陆政权、遭民进党逼宫等诸多大的变故洗礼,缺乏改过自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拥有八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组织体系过于庞杂,痞气渗透进每一个组织细胞,找不到清洗整个组织和透析周身血液的灵丹妙药。 无论是体制内的救党派声称执政党有能力实现自我更新,还是体制外的民主派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等待执政党自觉进步,都是不切实际的。拒绝求变和死不认错,是诸多痞性中尤为致命的两点。从历史上看,中共的每一次大的革新,都是在酿成重大灾祸之后不得已才为之。如终止大办食堂、大跃进,是在饿死三千多万人口之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在斗死上千万人、经济濒临崩溃之后。守旧,已经成为这个 90 岁老党难以摆脱的顽症。守旧(左),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每一次改革博弈,守旧派总是占据政治制高点,令改革派难以突破。即便是侥幸绕道成功了(如先期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也不敢将守旧派从制高点上果断拉下来,任凭他们一次次地反扑。今年的重庆事件,令高层棘手难办,根本原因就是聪明的薄站到了教义上还承认的政治高处。中共未来的改革型领导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改变这种政治高点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像毛那样理直气壮地、大声地告诉守旧派:你那个高点是违背民意的,是逆世界潮流的,是反人性的! 痞性的消失,并不取决于执政党的自觉革新,而取决于极权主义何时消亡。 “极权消灭了社会,因而难以长期存在;后极权则不得不让社会缓慢生长,它的消失也将取决于社会的壮大。”(景凯旋《后极权》) (二)有决心革除痞性的标志,是与毛做彻底切割。除了前面点评过的五篇,毛的大部分文章(思想)都已经变成执政党的负资产。上个月大张旗鼓地操办《讲话》发表 70 周年庆典,只会加剧民众的失望情绪,拉大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一步步错失自新的良机。 (三)重构政治道德支点。全面放弃毛的痞子哲学的同时,怎样构建新的政治文化道德支点呢?我以为,必须放弃等待一个新的理论型领袖再世的幻想(也不可能再现),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普世价值和竞争机制。在普世价值于党内尚难形成共识的现阶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第一步,党内竞争,即越共现行模式。第二步,党际竞争,即台湾模式。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接受孙中山的主要思想,而中共也声称“继承了孙中山的遗愿”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个难得的基础。  

金融时报 | 剧场中国的情景剧

北京车展自如地变成了色相比拼,胸器、大腿、屁股、放电的双眸,裹在身上的布料和齐B短裙,只是为了引人窥伺,猎获下流媒体的关注度。熔财色尊贵于一炉,把最不雅的性和高品质的豪车捆绑销售,他们做到了。一些靠蓄意出位积攒身价的女子做撩人状,令不少参观者心猿意马——策划人在卖车的同时,也为自己麾下的模特赚取了不薄的知名度。只要看一眼环绕在肉球前后的滚滚色目,我们就知道幕后操盘手的把戏又成了。 毫无疑问,我们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剧场之中,老演员宝刀不老,新人花样翻新,无论是政客商人,抑或模特导演,都被某种说不清的玩意儿激励着,奋不顾身争先恐后迸射其狡黠的才华,博大众一乐。新闻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甚至穿越了生活,所有被广电总局“二十二条军规”训练出来的顶级编剧,在现实中国面前都不免显得滑稽可笑。 所有的新闻都已经充分戏剧化,倘若莎士比亚再生,都不用费力去撰写台词了,上自高官讲话官府文件文宣作品,下至社会新闻市井碎语,语义之丰富深刻,修辞之妖娆机智,足以令文采高手满载而归。更有趣的是,几乎所有戏剧化的新闻,都敞开了再创作的大门,任由各方人士参与完成。 官场沦落为高风险行业,跟谁走都很难保证绝对安全:几日庙堂坐,一时阶下囚。人生最怕被不可控的系统性风险所挟持。人际之间的变脸再敏捷,也比不上波谲云诡的权力博弈,每个人都在被一只巨手掀动,翻出其最不堪的一面。曾经呼风唤雨的强人,转瞬风雨飘零成尘泥。在薄熙来那张广为流传的两会照片上,人生的无常和悲哀体现得淋漓尽致。谋权者和弄权者,当以为殷鉴:当你的欲望挣脱命运妄为作恶之时,丧钟已经在某处为你敲响。 但事情皆有例外。媒体追踪到一个大家都不太想要的结果:三年前因“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被停职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两年前已恢复工作。仔细想想,这位官人说的是大实话,公众听起来不悦,但入主管人事官员之耳:党和百姓显然不是一回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岂容混淆?而且,谁都知道“党”是什么。这样一位能切身领会国家本质的官员焉有不复出之理?一场被无权者误以为是正剧的事件,却以讽刺剧终结。 青岛废草种树风波,几乎不费力地发酵成一出轻喜剧:官员从善如流,勒令下属听取民意,密植的,改;不适合种树的地方,不种了。而且要以此为契机,改变工作作风云云。青岛挑事的百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但你们所谣传的四十亿是没有的,仅有紧紧张张的十六亿。一场封闭的权力寻租游戏,如此善终,皆大欢喜乎?钱是注定要花掉的,怎么置疑也无用。下一个项目照样出笼,你们当然可以事后议论,也或许借助看似万能的微博发酵出另一个公共事件,但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照此办理,将坏事顺理成章地变成好事。官员认定了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动摇,而且一定会摆平舆论——即使汹涌澎湃如同沸腾的南海。青岛市民在传统的草坪之外,看见了一些树。薄熙来在自己治下的红都重庆不也是这样吗?将当地好看的黄桷树拔掉,用难以成活的银杏树取代之,为贯彻元首意志,地方官员硬是给树挂上了吊针瓶。“长官意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一定会变成躺在外国银行里庞大的阿拉伯数字,那才是原动力。不能变现的个人喜好,确实没有意义,我们从一个个长官工程里无一例外地看到了皮袍下的那个贪。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