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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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我与小凯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易中天 | 惆怅是因为在乎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 2004 年 8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 2005 年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8 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 〈水浒〉四章 》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2010 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11 月 30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日 初稿                                                                                                                             2011 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3 月 22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 16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011 年 7 月 12 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te5.html ) - 惆怅是因为在乎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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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_

郭齐勇:《 之批判》序言 标签: 儒家伦理 批判 ● 郭齐勇 ( 进入专栏 )       一          关于孝道,关于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不过在民国以前与民国时期,学界与民间社会大体有比较平实的看法。蔡元培先生为国民修身进德而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在上篇家庭章等章节中,对此说得非常清楚。     蔡先生根据儒学的常识指出:人子要时常征求父母之意见,自恃其才,悍然违父母之志者必非孝子,“至于其子远离父母之侧,而临事无遑请命,抑或居官吏兵士之职,而不能以私情参预公义,斯则事势之不得已者也。”“人子顺亲之道如此,然亦有不可不变通者。今使亲有乱命,则人子不惟不当妄从,且当图所以谏阻之,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非特自罹于罪,且因而陷亲于不义,不孝之大者也。若乃父母不幸而有失德之举,不密图补救,而辄暴露之,则亦非人子之道。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其义也。”[1]     蔡先生的解释无偏颇,很全面。其实,他就是根据《论语》《孝经》说的。从《四书》《荀子》《礼记》等经典和《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中不难看出,先儒主张:(1)绝不能以私情参与公义;(2)绝不盲目听从父母之违反公义、公德、公法之命,以免陷亲于不义;(3)如有(2)之状况,则应不断地柔性地劝谏父母并在行动上补偏救弊;(4)又不贸然动辄在公开场合暴露、宣扬父母的失德之举。以上都是传统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孝道是一个整体、系统,所含内容丰富(下面还要详说),而以上第(4)点才是所谓“父子互隐”的原始之义。     儒家的“孝”的意涵不是盲目、绝对服从一个权威的父亲(家长)。在民国与其前,很少有人简单化地、强词夺理地把“亲亲相隐”的本来意思歪曲、夸张或妖魔化为鼓励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儒家与中国文化的孝道,鼓励的是怡养、弘大天赋的人的本然性情,恰恰是反对上述恶行的,因为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的行为,正是最大的不孝。请看蔡先生的解读:     蔡先生接着对孝道作了现代意义的系统诠释,在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后,肯定“亲子之情发于天然”、“爱与敬不可缺一”、“一生最大之恩在于父母”。他说:“爱与敬,孝之经纬也。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是故亲之为其子,子之为其亲,去私克己,劳而无怨,超乎利害得失之表,此其情之所以为最贵也。本是情而发见者,曰爱曰敬,非爱则驯至于乖离;非敬则渐流于狎爱。爱而不敬,禽兽犹或能之,敬而不爱,亲疏之别何在?二者失其一,不可以为孝也。”[2]亲情之爱超乎利害计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爱,此爱是可以推扩出来的。爱与敬是孝道之相互补充的两元,离开敬的爱,是溺爱、狎爱,离开爱的敬则是隔膜、乖离。溺爱、狎爱,是儒家伦理所不主张与反对的。     蔡先生认为,尽心图所以报父母之德,报亲恩,报本返始的爱,是每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性情的陶冶与人格成长的基础。他说:“受人之恩,不敢忘焉,而必图所以报之,是人类之美德也。而吾人一生最大之恩,实在父母。生之育之饮食之教诲之,不特吾人之生命及身体,受之于父母,即吾人所以得生存于世界之术业,其基本亦无不为父母所畀者,吾人乌能不日日铭感其恩,而图所以报答之乎?人苟不容心于此,则虽谓其等于禽兽可也。”[3]     蔡先生强调,孝亲是美德!作为人子,报答父母之德有两条途径:一是养其体,二是养其志。在养其体即侍奉父母方面,子女宜躬亲。养其志是本,养其体是末。父母之志,在安心而无贻以忧。假如子女的品性行为,常足以伤父母之心,父母哪里有安乐可言呢?养志,由养父母之志转化为子女继承父母之志及自养其志。为人子者保身与养志都很重要,尤其是养志。蔡先生说:“父母者,既欲其子之康强,又乐其子之荣誉者也。苟其子庸劣无状,不能尽其对于国家、社会之本务,甚或陷于非僻,以贻羞于其父母,则父母方愧愤之不遑,又何以得其欢心耶……是故孝者,不限于家族之中,非于其外有立身行道之实,则不可以言孝。谋国不忠,莅官不敬,交友不信,皆不孝之一。至若国家有事,不顾其身而赴之,则虽杀其身而父母荣之。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父母固以其子之荣誉为荣誉,而不愿其苟生以取辱者也。”[4]     在这里,蔡先生对儒家孝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孝的内涵并非只是私情,亦不仅限于家庭与家族;“孝”这一美德的浸润、养育,成就了一个人的健康的心理、性情与君子人格、质量,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义,使其为国家、社会,为公共事务负责任,忠于职守,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即蔡先生讲的“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严肃庄重、不讲信义,即是不孝。儒家一方面严格门内及门外,区别公私、义利,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强调私德的养成可以有助于公德的建树。这是从人格养成的角度来说的,不是说“忠”这个德目没有独立性,或“忠”只是“孝”的放大而已。     蔡先生重申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不仅表现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更重要的是“善继其志,善述其事,以无负父母,更进而内则尽力于家族之昌荣;外则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业务;使当世称为名士伟人,以显扬其父母之于不朽,必如是而孝道始完。”[5]这就不仅促使家族健康地延续,而且也促使国家、民族、社会健康地延续。注意,我这里讲的两种“延续”绝非只是物质生命的,而恰恰包含着历史文化、精神生命的。因为“孝”道本身,不能只从动物性、物质性来理解,故“继志述事”、“养志”是更为重要的内涵,涉及到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生命的开展。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都是这样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亲情、健康的家庭生活与孝道孝德,恰恰是君子,也是今天文明社会的公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有人不理解这一点,把孝道讲成纯粹是私利的东西,实在是太过隔膜。我曾多次指出,儒家的道德伦理是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或实践的理性,即具体的理性。这要靠生活实践与切身的体验才能认识。     蔡先生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指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此也。彼夫野蛮时代之社会,殆无所谓家族,即曰有之,亦复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以如是家族,而欲其成立纯全之社会及国家,必不可得。蔑伦背理,盖近于禽兽矣。吾人则不然,必先有一纯全之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和,一家之幸福,无或不足。由是而施之于社会,则为仁义,由是而施之于国家,则为忠爱。故家族之顺戾,即社会之祸福,国家之盛衰,所由生焉。”[6]私德不健全,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内部的爱的浸润、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爱推广到团体、社会、国家,此即为仁义、忠爱。     可见,家庭、家族与社会、国家有区别,私德与公德也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由己而人、由内而外,逐步加以推扩的。这里就有辩证法。故蔡先生甚至讲“不爱家则不能爱国”。“家族者,国之小者也……若夫不爱其家,不尽其职,则又安望其能爱国而尽国民之本务耶……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彼夫非常之人,际非常之时,固有不顾身家以自献于公义者,要不可以责之于人人。吾人苟能亲密其家族之关系,而养成相友相助之观念,则即所以间接而增社会、国家之幸福者矣。”[7]蔡先生在这里所指的家族即今天我们说的家庭,他认为家庭的幸福即社会、国家的幸福,亲子、夫妇、兄弟姊妹的伦理尤为重要。他平实地讨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尊重但不盲目鼓励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强调的是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亲情而养成社会上的相友相助,由人生、家庭幸福而间接增进社会、国家的幸福。     蔡先生进而以孔子之“仁”的内涵----忠恕之道谈公义与公德,由恕开出公义,由忠开出公德。他说:“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8]他指出,公义是不侵他人的权利。我既不欲有侵我之权利者,则我亦决勿侵人之权利。蔡先生认为,这还只是消极的道德,还没有尽个人对于社会之本务。对于社会之本务,又有积极之道德,那就是博爱。他指出,博爱、乐善好施、赈穷济困虽好,也没有穷尽公德。公德尤其在图公益、开世务之中。他指出:“吾人既已沐浴祖先之遗德矣,顾不能使所承于祖先之社会,益臻完善,以遗诸子孙,不亦放弃吾人之本务乎?是故人在社会,又当各循其地位,量其势力,而图公益、开世务,以益美善其社会。”“夫人既不侵他人权利,又能见他人之穷困而救之,举社会之公益而行之,则人生对于社会之本务,始可谓之完成矣。吾请举孔子之言以为证: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二者,一则限制人,使不可为;一则劝导人,使为之。一为消极之道德,一为积极之道德。一为公义,一为公德。二者不可偏废。我不欲人侵我之权利,则我亦慎勿侵人之权利,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义也。我而穷也,常望人之救之,我知某事之有益于社会,即有益于我,而力或弗能举也,则望人之举之,则吾必尽吾力所能及,以救穷人而图公益,斯即‘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之义也。二者,皆道德上之本务,而前者又兼为法律上之本务。人而仅欲不为法律上之罪人,则前者足矣,如欲免于道德上之罪,又不可不躬行后者之言也。”[9]蔡先生在这里全然用的是“推恩”、“推爱”、“推己及人”的方式。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详引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而在民国间影响甚大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主要是针对时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的一些提倡公民社会的公德建设的人,往往不重视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的创造转化。     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10]     令人赞佩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蔡先生真正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特别是理解后来如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所说的作为华人小区文化之基底的儒家伦理的精神,并以此为土壤接上西方现代价值。蔡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典范。我所引主要是该教科书家庭章、社会章的若干内容,蔡先生的这一教科书上篇有五章,分别讲修己、家庭、社会、国家、职业,下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四章分别讲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上篇注重道德规范与实践,下篇注重道德理论。蔡先生说修身以实践为要,所以上篇较详。他又说:“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11]在我看来,比今天任何一种大中学校的相关教材都好得多。此书好就好在作者有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     我很同意张汝伦教授的看法,张教授指出:蔡元培先生让中西文化彼此攻错,从中找一条现代中国之路;蔡先生秉承我国古代修身的传统,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不想提出一种与生活实践脱节的纯粹的道德理论,而是要切实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张汝伦又说:“蔡元培反对将私德与公德对立,而认为两者实不可分,所以往住言私德不离其公共效应;论公德落脚于个人。公德与私德间并无明确界限,区别只在于私德偏重个人努力,公德重在社会责任。然两者实相互关联,互为表里,体现了人的基本责任。”“现代是一切传统权威(包括最为牢固的道德权威)趋于瓦解的时代……尽管鼓吹‘新道德’不乏其人,但新道德并未随旧道德的瓦解应运而生。新潮人物比旧式士大夫更不讲道德,更无修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一触目惊心的现象。”[12]     今天我们建设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定要致力于公民道德的完善,按蔡元培先生的看法,道德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衡准和目标,而要做到这一切,还离不开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与健全的君子人格的培养。          二          195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朝野上下,尤其是知识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很多误解,基本上把这些文化精神资源统统作为现代化的负面与对立物,其流风余韵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也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     2002年,我偶然看到当时的同事刘清平兄发表于《哲学研究》等报刋上的文章,才知道清平兄等对《论语·子路》的“父子互隐”章、《孟子·尽心上》的“桃应问曰”章(简称“瞽瞍杀人”或“窃负而逃”章)、《孟子·万章上》的“万章问曰”章(简称“封之有庳”章)等文本,乃至对中国古代血缘家族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乃至认为儒家是现代贪污腐败的根源。这是沿习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时期对儒家的看法,且在此方向上更加发展了。     面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我们更迫切的任务是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建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因而需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理性思考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而且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已交织、融合很深,互有彼此。但改革开放后的全盘西化思潮,沿习苏化以降与传统文化全面、彻底决裂的教条主义,变本加厉,更加动摇中国文化之根,这并不利于中西文化的健康整合。我觉得需要抓住“亲亲相隐”这一个案,来从理论与历史方面展开辩论,通过此案例弄清真相,学会如何解读经典,如何全面体察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不能再信口雌黄了。何况“亲亲相隐”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社会史与法制史上对抗拒皇权专制主义与法家效率主义,保护私人领域与空间起过良性的作用,从现代人权的观念对“亲亲相隐”可以作创造转化,而现行刑法等制度中有一些沿习革命法、不许亲属容隐的不良法还没有根除与改善,因此从现实关怀上考虑,我觉得更有必要辩论一番。这场争论发生在2002年至2004年。     2004年,我把我与孟子专家杨泽波先生及同好丁为祥、龚建平、文碧方、胡治洪兄等人与刘清平、黄裕生、穆南珂等先生论战的文章搜集起来,又在朋友、学生的帮助下,广为搜集了中外学者的相关论文,编为《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于当年11月出版。这一论文集对于理论探讨与拨乱反正有积极意义,不少学者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对我等的论证表示信服与赞许。前不久见到云南师大伍雄武先生,他还对我说,在读到我主编的这本《争鸣集》之前,他还是持文革中流行的看法的,读了此书,觉得有道理,看法变了。他肯定《争鸣集》有正本清源之功。     由于搜集的文章很全,有理论深度,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即使将来再过几十年,人们讨论血缘亲情与相关道德、法律诸问题,只要是尊重、恪守学术规范的,仍然必须通过它而不能绕过它。     我在前面说到,对“父子相隐”“亲亲相隐”的非理性、非分析的挞伐,已成为某种新传统、思维定势或流行的看法,又被人衍为现代时尚的看法,有这些看法的文章在所有报刋上发表都畅通无阻。事实是先有刘清平兄等的文章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后才有我等的被动响应与澄清,而且鉴于有的刊物只发表批判的文章,不发表响应的文章,不得已我才主编了《儒家伦理争鸣集》一书。     这一论文集绝不仅仅只限于当时论战的文章。在这部论文集中也并非只有两方,还有对两方都持批评的一组文章,即第三方。其实还有不能归于以上三方的一组文章,即我考虑到读者搜集相关文献的不便,为方便大家,我把当时我与朋友所见到的数十年来海内外法学界与哲学界与此相关的论文与译文,搜集在一块。这些文章都不成于一人一国一时,观点各异,也并非只为了论战一事,与这场论战没有直接干系,不能归于哪一方。     我搜集了非为显学的、不容易看到的涉及讨论孝道、亲情与有关典籍的文章,如前辈刘家和、蒙培元先生的文章和青年学者陈明、贾新奇、徐嘉的文章等,这些文章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     我们还搜集了一组从法律文化史与制度史上讨论“亲亲相隐”与“容隐制”的范忠信等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大体早于我们的辩论,思考角度与我们做思想史的不同,很有启发性,但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范忠信教授的三篇长论文诸多观点与本人有距离,并不能作为本人观点的支撑,但本人特别尊重不同专业学者的探讨,把当时找到的法学界的诸篇文章全部收录。这些文章(主要是范忠信文)的篇幅占近全书的14%。     我们还安排了一组中外籍学者从基督教、西方哲学的学理的角度讨论相关问题的文章,藉以攻错。有哲学家罗蒂先生与比较哲学专家黄勇先生从中西宗教与哲学的角度探讨忠诚、仁爱的文章,有德国欧文·威科特先生与贺麟先生的老弟子、在美国拿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孙霄舫先生讨论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子告父的文章。孙先生在美国以化学为生,但钟情哲学,平常用中文写了一些哲学文章,无处发表,晚年把这些文章统统寄给贺师母黄人道先生。多年前,黄先生托我想办法,我推荐到台湾《鹅湖》发过一二篇,这一篇就用在我主编的此书中了。这一组中外学者所作中西比较的文章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     当然,以上这些文章都与儒家伦理,特别是亲情、孝道、“亲亲相隐”有关系。收入《争鸣集》的郑家栋兄二文、吴根友兄一文,是与我的观点有较大距离或对双方持批评态度的。[13]     故我的另一位以前的同事、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工作的邓晓芒兄所谓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他指清平兄等)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他指我等),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云云,这些说法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可见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统计资料也会变样。     晓芒兄为清平兄打抱不平,当然更主要的是他自己一贯的文化立场使然,于2006年写了四篇文章批评我与我主编的《争鸣集》中我方的观点,要求《学海》杂志一次刋出。《学海》主编把这四文发给我后,我即请我的四位朋友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陈乔见兄分别回应晓芒的这四篇文章。《学海》编辑部说没有一人之四篇文章同时在一期刊物上发表的先例与理由,让晓芒把四文合成一长文,三万五千余字,在该刋2007年第1期发表。随之我的四位朋友与晓芒兄双方在《学海》等刋物上争论了几个回合。我的另一位朋友林桂榛兄也在《江苏社会科学》等刋物上与晓芒兄争论了几个回合。     双方争鸣的主要的、大一点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亲亲相隐”、“亲情”“孝道”乃至儒家伦理,甚至如何进行中西容隐制、乃至中西文化之比较,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双方争鸣的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吗?     关于后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晓芒兄当初以为只要说明了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就足以颠覆这场讨论,他所谓“以四两拨千斤”,并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在大标题上说我等“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又说我等仅靠道听途说,是所谓“典型的误读经典的例子”。这种想法、做法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即使苏格拉底与孔子在“子告父”问题上立场不同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人的亲亲相隐与容隐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的?难道我与同道的讨论只是建立在苏格拉底也不同意“子告父”上?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大专家晓芒兄读出来的是苏格拉底鼓励儿子控告父亲,而我这个西哲史的外行与同道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此意,我们读出的是相反的意思:苏格拉底不赞同儿子控告父亲。到底是谁误读了柏拉图呢?     关于前一个大一点、复杂一点的问题,晓芒兄比之清平兄,比之1950年代初至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流行的对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运动,更加严厉和离奇,扣的帽子更多。     他常常用来说事的就是权利意识、人权观念。其实,权利意识、人权观念,在西方不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吗?权利、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都是历史的范畴,在东西方都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亲相隐”观念及“容隐” 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就一定只是义务观,丝毫没有权利的观点呢?其实中外文化史上,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总是相对相关的。如何从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的维度讨论中国的古代的政治、法律、伦理的观念、制度、实践,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那么简单化地盖棺论定呢?儒家、儒学与专制政治可以直接打等号吗?“忠”的意思只是“忠君”一义吗?排斥“情”的理、法就好吗?儒家更多是反抗专制政治的,“孝”“忠”的意涵是丰富的,情、理、法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这都需要我们耐心地去研究、体会,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     晓芒兄把他的相关文章结集为《儒家伦理新批判》,于2010年7月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上印有他的一句话:“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 在我看来,这是言过其实了。封底上印有他的一长段大言不惭、自恋自夸的话,更加言过其实,这里就不去说了。与读他以前出版的有关评论中国文化的书,如《灵之舞》之类一样,我的感觉是:“不忍卒读”。从书中看不到有任何他所标榜的“理性”和“逻辑”,有很多地方倒是觉得可以把他挂在嘴边说别人的“胡搅蛮缠”四个字回赠给他。          三          针对《儒家伦理新批判》,我与朋友们也把我们响应晓芒兄的文章,学界其它学者批评、响应晓芒兄的文章,还有并非批评、响应他,但内容上有相关性的文章,汇总结集成《 之批判》,交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除我的两篇正面讨论的文章外,主要是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陈乔见、林桂榛等反驳邓晓芒的论战性的系列论文,问题即是上面我说到的双方争鸣的大一点的问题,核心是有关“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评价。双方争鸣的小一点的问题则移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与陈乔见、林桂榛、顾丽玲等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在亲情、家庭观上的共同性、呼应性方面的论文,指出晓芒兄关于柏拉图《游叙弗伦》等篇解读的错谬。     第三部分是中国法律文化与制度史及儒家法思想方面的著名专家俞荣根先生、中西法律文化与制度比较研究的著名专家范忠信先生与一些青年学者刘斌、留白(刘强)、欧阳祯人、陈壁生、林桂榛、唐文明、崔发展等关于中国容隐思想与制度研究的一组论文。     第四部分是我与罗义俊、徐瑾、廖晓炜等关于牟宗三先生的一组论文。因为晓芒兄把他在《康德哲学诸问题》一书中批评牟宗三先生误读康德的两文及以后又增写的两文一起放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中作为下篇,故我们不能没有这一组文章。晓芒兄动辄就说别人陷于误区或别人误读云云,其实以牟先生的哲学智慧,他何尝不懂康德?牟先生并没有误读,他对康德与中国哲学有甚深理解,他的目的是借康德讲儒家,讲中国文化,讲自己,尤其讲中国文化、中国儒学优于康德的内容。我们借晓芒的话,不妨说晓芒误读了牟先生。     在此文集中,我们继承《儒家伦理争鸣集》的风格,也收录了第三方与此有关的一些文章。俞荣根先生的文章探讨传统的“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和人权理念下的创新转化,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在当下中国的迫切性。范忠信先生的文章反思了我国现行法律废除亲属相隐,规定凡是知情人都有作证义务的荒谬性和反现代性。刘斌先生是法制新闻的专家,他所提供的若干中外“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正反案例以及法官判决和当事人的言论,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亲亲相隐”的人性基础。留白(刘强)先生是文学家,其文表明“反儒”未必就是真正的“现代”,这有助于破除西化派把“传统”与“现代”打成两橛的二分法。罗义俊先生是牟学专家,他的文章揭示了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依傍和超越。徐瑾等多人对晓芒所谓牟宗三误读康德的质疑,均提供了另外一种声音。顾丽玲的博士论文即是专门以《游叙弗伦篇》为中心,探讨苏格拉底的敬神观念的,她近来出版了《游叙弗伦》的新译本,其文有助于澄清苏格拉底究竟是赞同还是劝阻游氏控告其父的争论。同时,我们还收录了对两方的书评。秋风先生的书评,批评了西化派那种大而化之的对中西文化的漫画式解读,以及西化派极其偏狭的“西方”观念。高山杉先生的两篇直率的书评,也很值得一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完全亦无必要完全赞同第三方的观点,收录于此,只为读者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亲亲相隐”提供方便。     总括起来,晓芒兄的“儒家伦理新批判”并不“新”,仍然停留在文革大批判寻章摘句、打倒一切的思维水平上,可谓漏洞百出。本论文集诸文,至少指出了他的三重谬误。第一,对儒家“亲亲相隐”的理解有误,相应地,他对儒家伦理的定位和评价也随之而谬。第二,关于“新批判”赖于立足的西方文化参照系的理解有误。第三,有关牟宗三与康德哲学之关系的理解有误。     首先,晓芒兄对儒家"亲亲互隐"的理解从根子上就大错特错了。本来,在儒家看来,“亲亲相隐”既是义务,又是权利。说亲亲兼容隐在父子之间、亲人之间确属义务,是说如果不履行这一义务,或将这一义务置换为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孔子所批评的“一父而载(再)取名”(即告父而买名声)的现象,——从“反右”到“文革”的亲人相互揭发的惨剧也反复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儒家肯定亲属隐罪又是人的天然的权利。即使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亲亲互隐”也是个体的一种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承认这一权利,也是社会对个体人权的尊重;社会法律也不得不为之让步。秦用商鞅法,“鼓励告奸”,对民间社会与个体伤害甚大。从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的记载中不难知道,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文学(即儒生)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诘难,抗议专制皇权、官府“虐民”,抗议父子、兄弟、邻里“相坐”的律法,捍卫小民的权利:“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之相坐。”(《盐铁论·周秦》)儒家反对法家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强调仁爱与恩亲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申张老百姓有不容让渡的生命权、生存权、亲属权、容隐权、族权、自治权。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汉朝廷也在调整律法,至宣帝地节四年诏,“首次从人类爱亲属的本性上解释了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同时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了妻、子、孙为夫、父、祖隐罪在法律上的正当性(犹后世法所谓‘赋予合法权’);此外也首次开始间接或部分承认了尊亲属隐罪的‘权利’,父、祖、夫隐子、孙、妻虽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时可由廷尉报皇帝‘圣裁’,有减免刑罚之可能性。也就是说,从上一阶段的‘单向隐匿’开始转向‘双向隐匿’(但不平等)。” [14]尔后,我国传统容隐制更加系统、完善。“中国古代法并非如前些年传统批判论者所言完全不讲个人权利”[15]。在传统儒家型社会中,民间社会空间较大,自治成份较高,个体、家族、宗族、社团、地方的权利与皇权相制衡。     但在晓芒兄看来,对个体而言,“亲亲互隐”只是一种血缘私情,所以他就要强调“六亲不认”,并且认为只有“六亲不认”的人才能全心全意地担当社会公义;而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则只有彻底拔除了这种人伦亲情以至于“六亲不认”,才能全心全意担当社会公义。殊不知,对个体而言,这就成为一种完全无视人之基本权利的极端专制主义了,——个体也就完全成为社会公义的担当符号了。他所坚持的实际上是个体必须无条件地放弃这一权利。辩论到最后,晓芒兄又因为西方已经有“亲属容隐”的法权,所以认为应当从西方引进这种权利,而一定要死守他的底线:中国的亲属容隐观念与制度中丝毫没有“权利”的义涵。这就完全成为一种“只许州官(西方)放火,不许百姓(中国)点灯”的逻辑了,似乎凡是西方有的都是好的,而中国有的都是坏的。难道人类没有共性的东西?晓芒片面强调中国的、儒家的"亲亲相隐"没有权利意识,而只是单方面的"不得不遵守"的义务原则,这是把孔子针对"父攘子证"事例所说的一句话绝对化和不正当的普遍化,这与孔子"即事而言理"的言说方式相距甚远,也与孔子赞同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前后矛盾。他之所以这么做,与他大谈特谈的所谓的忠孝立国有关。他简单化地把"孝"("忠")等同于盲目、绝对地服从一个权威的父亲(君王),把"忠"理解为最大的孝亲原则。因此,在他看来,孝与忠、"亲亲互隐"与"大义灭亲"本质上都是家庭原则,而它就是中国体制性腐败的根源。然而,事实是,儒家处理家与国、亲情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是"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儒家区分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礼治中有不同的规矩与处理方式,而不只是一个家庭原则。所谓"家国同构",在历史诠释上应有限度。由于他的不理解,所以得出了"满门抄斩"和法家的"连坐"并没有破坏儒家"亲亲相隐"这样荒谬的结论。     在孔孟的三个例子中,关于“窃负而逃”的争论尤为激烈,这本不是历史而是儒家巧妙的伦理理论辨析之设计。晓芒兄把它定性为“损人利己、蔑视人权、践踏公义”,“利用职权逃避惩罚”,“是地道的腐败”,“是典型的徇情枉法的腐败行为”和“以权谋私”[16]。对于舜的行为是否为腐败行为,我们早已有所澄清,兹概其要略加说明。其实,《孟子·尽心上》中“窃负而逃”的文本可分解为两层:第一层,孟子答桃应曰“执之而已矣”、“恶得而禁之”,语气果断坚决,表明孟子具有相当的法治意识,肯定身为天子的大舜无权干预皋陶执法,这也蕴含了行政权(舜)与司法权(皋陶)应相互独立的观念。第二层,孟子的设计是,让大舜“弃天下”,然后“窃负而逃”。“弃天下”意味着大舜已然放弃了公权力,当然也就不存在腐败一说。晓芒对此案的“腐败定性”以及他的一些模拟,表明他要么是对这个文本及其义理全然无知,要么就是对它做了一种恶意的解读(目的当然是为了迎合其批判)。比如他把“今天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将自己有劣迹的亲属移居国外以逃避惩罚”(页31)来模拟舜“窃负而逃”,殊不知一直标榜以逻辑服人的晓芒在此恰好犯了一个“不当模拟”的逻辑错误,因为舜“弃天下”后并无权力可用,他逃往荒蛮的海滨,实际是自我流放。但是,这样说并不表明儒家对受害方的正义问题置若罔闻,而是在此案中,孟子意不在此。就其本意而言,孟子在此突出的是亲情、天爵比天子之位等人爵在价值上更重要、更值得追求,因为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就此而言,我们称赞舜的行为是一种美德,有何疑焉?至于孟子对正义和人权是否关注,我们只需引证他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问题,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此认为,统治者哪怕是行一件不义之事或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就可取得天下也不应当为;这是对个体权利的高扬,也符合康德“人是目的”的权利观念。总之,孟子不可能主张“蔑视人权”、“践踏公义”的观念。晓芒兄的定性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意上纲上线,又是什么呢?     其次,晓芒兄自诩其“新批判”绝不等同于以往启蒙学者对儒家的批判在于,他有一个“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参照系”(序言,页10)。所谓“数十年潜心研究”云云,大概是可以取信于一些青年学子吧,但是,康德的启蒙精神告诉我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怀疑权威。争论的事实表明,晓芒兄对这场争鸣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西方文化精神参照系即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的理解亦从根子上彻头彻尾的错了。他为了反驳“亲亲相隐”作为一种人性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竟然把苏格拉底非难和劝阻游叙弗伦控告其父解读为苏格拉底“赞同甚至鼓励”游氏控告其父,对于这样一个“惊人的误解”,他反复发文再三狡辩,最后总结时却闪烁其词地声称像这种“具体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理论问题”(页160)。晓芒兄一再宣称其“新批判”是“摆事实、讲道理”(页165),为何在涉及“新批判”赖于立足的参照系时,却反而抛开具体的事实问题而高谈阔论所谓的理论?这样建基于对中西经典及其义理精神双重误读之上的“新批判”,岂非空中楼阁?     由于大量的事实表明,西方乃至今天的许多国家确实存在着“容隐”观念和相关的法律建制,晓芒不敢公开违背这个事实,只好挖空心思证明中西“容隐”的本质差异,他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容隐”条款是一项“不得不遵守”的义务,而在西方则是一项可履行亦可放弃的权利。他总是把儒家的“亲亲相隐”和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容隐”有意误解为一项“不得不遵守”的义务,然后从中推论出其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他一再谈及的忠孝矛盾。如前所析,“隐”或“不隐”、“恩掩义”或“义断恩”,在儒家看来,应根据其当事人及其所犯事的性质来定,奉行中庸之道、主张经权相济的儒家岂能一概要求人们不得不遵守“亲亲相隐”的原则或不得不遵守“大义灭亲” 的原则?总而言之,争论下来,我们愈发认为,“亲亲相隐”是符合人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它蕴含了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家庭和邻里乡党等私人领域应当充分享有自治的观念,而这些深刻的思想实际上与现代人权、法治观念遥相契合。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呼吁,有必要修正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其实,晓芒也认可“引进或重建以新的法制原理为基础的容隐制度”,不过其前提却是“在取消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基础上”(页21),撇开他视传统与现代不可两立的思维惯性不论,他实际上又羞答答地承认了“亲亲相隐”和“容隐”的合理性。不过,这与他十分赞赏“大义灭亲”的思想观念以及“新批判”的初衷相违背,这一点,恐怕他并无自觉。[17]     晓芒兄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似乎有深仇大恨,他要把现实社会所有的罪恶都算到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身上,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负责任,甚至要现在同情儒学的学者来负责任。最近,他又在《南风窗》上发文,把交通肇事犯李启铭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亲亲相隐”联系起来。这扯得上吗?肇事者是在“隐”吗,分明是“扬”嘛。肇事者这样做是“孝”吗,分明是大不孝嘛。怎么连这都搞不清楚呢?可见他对“亲亲相隐”起码的本意都没有相应的理解,或者他一定要蛮不讲理地强加罪名。          四          晓芒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判断,如他常喜欢作一些全称判断,中国人、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包括近些年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云云),很多话是否站得住脚,颇值得怀疑,因为他有太多的随意性,太喜欢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抓来就打。作为多年的老同事,我奉劝晓芒一句话: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是要下苦功夫系统研读第一手数据,仅凭文革时的大批判文章与彼时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是非常不够的。     晓芒兄太想当“哲学家”,以为中西马尽在掌握之中,可以任意评说,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术业又有专攻,评说起来难免不捉襟见肘。有些活儿还是要有起码的知识准备,晓芒一上手就把“连坐”写成“连座”,一谈起中国文化就隔膜得很,尽是硬伤,即是教训。缺乏文字、训诂与文献之功夫,谈起中国文化来容易张冠李戴,似是而非,这不惟对晓芒,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及我的同道与晓芒兄的分歧还不只是某些具体文本解读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分歧,是文化立场、心态与研究方法论上的分歧。     晓芒兄在他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书中把中国文化贬低为“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的、只能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文化。他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只有亲情,而无感情”。什么是真正的情感?“亲情”不是一种“感情”是什么?恐怕谁也不会懂得他的这些语言与其中的所谓逻辑。他又说: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这些话,我们不知所云。简言之,他的看法是,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具有动物性。对此,我曾有文提出批评。[18]他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中,仍然坚持这些看法。他标新立异提出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中国文化极尽谩骂、诋毁之能事,与文革大批判相比,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如果勉强说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更加离谱,更加渲染、放大民族的劣根性,全盘否定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与道德价值。     1980年代中期,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19]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良根性”,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在亚洲东方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没有这些,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20]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     针对当时我国思想界就有的、类似晓芒兄近十多年来又不断重复的某些言论,张岱年先生批评说:“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贬低人的尊严的,是否认人的独立人格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失之于肤浅……古代哲学中却也有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的进步学说。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明确肯定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明确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观点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道家更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在儒家道家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这正是重视个人尊严的表现……理学家都强调‘立志’,也就是肯定人们应有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陆九渊说过:‘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 堂堂的做个人’即是具有独立的人格。”[21]     张岱年先生分析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例子,肯定孔子关于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张先生又分析了孟子的“天爵”“良贵”思想,肯定孟子揭示的“人人具有的天赋价值是‘良贵’,这价值与世间爵位的价值不同,是不能剥夺的。应当承认,古代儒家高度肯定了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观点。”“古代儒家肯定人的人格尊严的思想也就是认为人的价值在道德自觉性……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精粹的思想则能够对现代化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如果民族意识的内部完全缺乏促进现代化的契机,那末,现代化将是毫无希望的。”[22]     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民族性,是否仅仅是一些劣根性呢?如果中华民族仅仅是一些劣根性,那就证实了帝国主义者‘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的论断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过去的中国文明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难道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吗?是祖先低能,还是子孙不肖呢?”[23]以上我所引的张先生的这些话,好像句句都是针对晓芒说的。     对于内涵丰富的“孝”“忠”等传统德目,乃至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只要我们本着理性地、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的心态与原则,谨慎地批判、克服、剥离、剔除其理论的局限、历史的负面与在社会生活流传过程中的弊病,作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把其中的灵魂、精华纳入到现代文明的价值系统之中。愚忠愚孝随时代有所淘汰,但仍有遗存,这肯定是要批判、克服的,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历史上的“忠”全等于“愚忠”,“孝”全等于“愚孝”,也不能老是让祖宗、先儒代人受过,为现在的一些体制问题与不法贪官开脱罪责。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首先仍然要有孝心,仍然要忠诚,当然“孝”“忠”的内涵有了与时俱进的改变。不忠不孝的人,如何能做好公共事务?!中国现代文化与道德文明建设,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资源的“彻底决裂”“斗倒批臭”“信口雌黄”之上。这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遗产的继承。     晓芒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传统社会与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的区别,不分儒道法家的区别,以现代西方批判古代中国,以西方的优点批判中国的缺点,以他想象中的西方来批判他想象中的中国,他把古今之异全然当成中西之别,把时代差异全然当成民族差异,在方法论上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他处心积虑地矮化中国文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从本质上、结构上就是腐败的,不可救药的,否定中国人有人性、人格与道德价值,甚至说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具有动物性。在目的上,他是要把中国文化连根拔掉。     许多同仁认为没必要或值不得响应晓芒兄的一些说法,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响应,就是希望以后所谓的批判家不要动辄就信口开河,发表一些早已被澄清的陈词滥调。尽管晓芒兄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大多是外在的、不相干的、草率的、偏颇的、情绪化与非理性的,我们仍然欢迎他继续就“亲亲相隐”问题及其它问题来辩难,并愿意奉陪到底。我的办法还是照旧,只是拟请更年轻的学生朋友们去响应与反驳,权当练兵。     我非常赞赏蔡元培、张岱年等先生的文化立场与文化心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向博大谦虚的、有敬畏之心的、有远见与主心骨的这些老前辈学习。他们才真正懂得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真谛,并指出了我国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道德建设的中正不偏之路。这也说明,对于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政治、法律文化等),只有尊重她,完整、全面地理解她,才有可能真正理性地扬弃(既保留又克服、既继承又发展)她,任何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都是无益的。     胡治洪、陈乔见二兄协助我搜集论文、编辑此书,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庚寅与辛卯之间写于武昌珞珈山     --------------------------------------------------------------------------------     [1][1]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页。郭按:本书收有蔡先生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与《华工学校讲义》两种。前者系作者留德期间编写,商务印书馆于1912至1921年间共出十六版。后者有德育篇、智育篇,系作者为在法国的华工所写,于1916年为师资班讲授,1919年在巴黎印成专书,1920年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取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课文。     [2]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8-39页。     [3]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9页。     [4]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41页。     [5]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42页。     [6]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4页。     [7]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4-35页。     [8]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57页。     [9]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58-59页。     [10] 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1]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226页。     [12] 张汝伦:《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要求》,载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222—223页。     [13] 以上详见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 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为隐”》,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603-604页。     [15] 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为隐”》,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617页。     [16] 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是书的前言,载《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第三十期。     [17] 晓芒对“大义灭亲”十分赞赏,比如他说:“至于舜如果真的能够‘大义灭亲’,那就是难得的美德了。”(页29)然而,因为“文革”的缘故,国人对所谓的“大义灭亲”一般都持怀疑态度,至少不会把它吹捧为美德。晓芒大概不敢公开违背这一社会观念,于是在他处又说:“不论儒家的‘亲亲相隐’义务还是‘大义灭亲’义务,我都是不赞同的。”(页107)。他显然为了逞一时之辨而没有意识到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通览全文,可知他确实倾向于“大义灭亲”式的绝对“平等”的刑法观。     [18] 详见郭齐勇:《评所谓“新批判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此文是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的邀请而作。此作为一组文章之一,当时编辑先生只给了我极有限的篇幅,故对晓芒兄的批评只能点到为止。     [19]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20]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48页。     [21]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53-54页。     [22]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61页。     [23]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78页。   进入 郭齐勇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OhMyMedia | 南都周刊:“资深流寇”易中天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爱思想 |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文集》第五卷前言 标签: 易中天文集 ● 易中天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老专业(古典文学),先生是老先生(胡国瑞、吴林伯)。所受之训练,自然“传统”。理想,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做一个传统的学人。所以,毕业以后,甚至调入厦大以后,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做学问,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艺术人类学》。尽管该书写得并不“八股”,但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 但是到了1994年,我决定“另类”了。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比方说,失望。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这本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好书。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后,曾于1999年和2007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然而在1989年,我们那本《走出美学的迷惘》,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晓芒跟我说,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请参看邓晓芒《〈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 可惜,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又写了《艺术人类学》。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慧眼识珠”,两次获奖,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种原因,比如对“实践美学”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新实践美学”。而且,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关注,顶多也就看看“首都学界”有什么动静,或者“学界大佬”有什么说法。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外省学人”,研究的又是“传统课题”,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更何况,美学本身的境况,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自顾尚且不暇,哪里管得了许多?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事实上,也就在这两年,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既然如此,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很快我又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只能堆在库房里,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于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刚一出版,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那么,我们写它做什么?我们为所谓“学术繁荣”而砍掉的树,难道还嫌不多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意强加于人。你主张“曲高和寡”也好,他为了“养家糊口”也罢,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 不跟体制玩,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等于非得“落草为寇”,也可以当“吃皇粮的个体户”。办法,是种完生产队的“责任田”(额定工作量),再种一点“自留地”。这也不难。我和邓晓芒,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们都不是“黄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还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点是:霸蛮,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软不吃硬,等等。比方说,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就是他“匪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我是“流寇”,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分不明”,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 其实,“流寇”也有“路线图”。我读研究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选择《文心雕龙》,合情合理。这就从“文学”转到了“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合情合理。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但是,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品人录》已经在讲历史。以后有《品三国》,也不奇怪。不过,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这一路走下来,岂非顺理成章?只不过,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我的书,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内容和形式,统统“另类”。 所以,《闲话中国人》是一个开头。这个头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9月6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五卷收录《闲话中国人》一书。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2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杨祖陶: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三周年

杨祖陶: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三周年 标签: 天益网 爱思想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一 2008年5月有幸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是我学术生涯和人生旅程中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大事,“结缘”的机会来自我的内弟萧功秦教授的引荐。因为在这之前肖静宁只是使用电脑打打文章、收发电子邮件,而且校园网速度极慢,连1MB的附件收发都很为难。鉴于当时我的特殊不利的困惑处境,她开始想在网络上发表我已有的随笔方面的文章,她请教功秦如何办,他说:“非常麻烦,干脆我来代你发。”好了,肖静宁选的第一篇文章是1997年正式出版的、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中的杨祖陶部分,以“杨祖陶的自述”为题用电子邮件发送给功秦,他当即发给三个著名的中文网站(天涯社区、天益网、中国思想论坛)都实名放上了。其中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天涯社区(人文)发的最快。评论一下子有12条之多,如“关注。”,“严重关注。”,还有“关注ing.”,更有“请继续。”……。数天内点击达三、四千次。这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我好像是一个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人,人们对我是那样地陌生,又存有期待。 我感到,在人们的交往中真的是有一种“缘份”存在着,随缘是对一种偶然的机缘所持的互动的、自然的处世方式。由于功秦要我们以后直接与天益网的编辑用电邮联系,在陆陆续续发去并挂上我先前写的恩师汤用彤、贺麟先生和挚友罗荣渠先生的回忆文章后,我以为就没事了,也没有什么可发的了。谁知天益网郭琼虎先生通过功秦主动提出要为我建立学术专栏,功秦弟兄对此多次极力鼓动。但由于当时我对网络的性质与功能存在极大疑虑,再三表示自己是过了时的人,一个年龄太老的人,不行,不行!看到各学科领域的年富力强的著名学者的学术专栏非常赞赏、钦佩,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功秦说建立学术专栏有百利而无一害,发的文章有人给你管理何乐而不为,否则已发的文章就再也找不到了。所言极是,我后来想再找天涯上我的那篇自述就没门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同意及时开通专栏,只是不时发去一些文章。我非常钦佩郭先生的耐心与真诚,表示对杨先生的任何文章都欢迎。我才知道不一定发随笔,也不要求写热点时评(我写不了),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建立一个个性化的学术专栏,体现天益网的多元化、灵活性。后来,我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专门论著也出现在天益网,如我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化”和“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这两篇合起来有5万字的长文也放上了,编辑在回信中认为虽是旧作仍有“亮点”,阅读量一天跃过千次,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啊!就这样,5个月之后的2008-10-11日我终于授权天益网开通了我的学术专栏。汤一介、乐黛云先生还向我表示祝贺呢。令人不解和遗憾的是,从2009年7月到12月天益网被封达半年之久。其间我又得到了五柳村网的贵人相助,为我建立了学术专题。天益网重启时已改名为“爱思想网”了,虽然专栏作者依然如故,网上读者已大量流失了。 为了回报网上学友,在原有的学术论文发完后,我必须努力写出新的东西来,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我先从“译事回眸”入手,这一系列有6篇文章,其中“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影响力是最大的。接着写的“求学为学”系列有7篇文章,当天益网刚挂出头两篇“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不料人民出版社等的编辑就主动向我约稿出书,我真的看到了网络对我这样的老者的意义和力量。它的最终的、直接的效果就是导致我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一书的产生。这本书不仅对我个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好评。著名哲学家黄枬森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 肖静宁曾将天益网对我的文章所作的“首页头条推荐(含学术导读、推荐阅读)”汇总起来(其中4篇是推荐我的学生的文章),本来这一重要资料已作为附录收入待出的书稿中,最后由于篇幅所限被割舍,现编入此文,作为我与天益网结缘三周年的见证吧! 二 自与天益网结缘直至建立我的学术专栏,我一直把天益网作为自己的学术港湾。我喜爱和信赖这个最大的中文学术网站。我认为无论它的宗旨与栏目设置、版式设计都非常适合我们当教师的人的阅读习惯,进入天益网就好像打开一本杂志,清晰明白,步步深入,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信息量大,水平很高。完全没有进入有的大的网站如迷宫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 进入天益网,屏幕上方集中显示:首页、思想库、学术、讲坛、评论、笔会、专题、排行等版块。点开每一项都是一片知识、思想、学术的新天地。就拿“学术”来说,包含法学、经济、政治、哲学等12个学科;“专题”则有常设的文革研究、台海研究、毛泽东研究、底层研究,以及其它热点专题如重庆模式、药家鑫杀人案等。 天益网学术气息浓厚,定位为终身的学术平台和思想门户,以塑造社会精神,推动个人发展为宗旨。它致力于传播常识、追求真知、分享资讯,力图促进每位读者、作者的自我提升,以积极的心态和点滴的努力来推动社会进步,成为华语圈共建学习型社会的领航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主打栏目——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品和作品都有一定高度的数百名知名学者授权建立的学术专栏(思想库)。近日网管又从数百个学术专栏中建立了一个百余学者的“热门专栏”,我也忝列其中。天益网是名符其实的最具学术影响的中文学术网站,不仅流量大,而且还在于它的原则性、思想性、及时性。这个诺大的学术平台,大多数文章冷静睿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同时发表不同、乃至对立观点的文章供读者分析、思考和判断。 最令人感兴趣、和表示钦佩的是,编辑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的对某些文章的首页头条推荐、学术导读、推荐阅读的引导词,这些文字都是文章中摘出来的,却总能表达通篇文章的主旨与要领。我的许多文章都有幸受到推荐,我不断地感受到编辑的水平和媒体人的敏锐,因为有时有的推荐词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想到。 天益网有一个宗旨在于促进每一用户的自我提升。关于这一点我颇有体会。像我这样一辈子致力于研究理性哲学的人,习惯于抽象思维,习惯于用长句子写作,力求思想准确逻辑性强而不求生动的文章,现在要写出一篇篇可读性的随笔,这的确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天益网提供给我这样一个立竿见影的实践机会。我把自己的写作严格限制在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事,力求朴实和真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天益网放上我的第一篇文章,三年来不断积累已达到70篇了,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数百名“思想库作者排行”中也稳居前40名(第1页)。我感到即使一个耄耋老者,只要遵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训词,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挥自己哪怕极有限的一点潜力,从而给自己找到一种归属感。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由于我的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只是如实地讲了合作翻译的来龙去脉和自始至终按照“电脑初译——校改——电脑订正”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的流水作业的无数回合才完成的过程,而不涉及任何其它方面。我的文章的表述完全注重于事实,只有这才是我主导的合作翻译的根本,其它我都不屑一顾!此文在天益网首发后,阅读已达6700次以上。它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事实真相并据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人生的经历就是自己的财富,我会牢牢记住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为自己庆幸,并在此向天益网深表谢忱! 附录:天益网(爱思想)首页头条推荐、学术导读、推荐阅读汇编 [杨祖陶:黑格尔《精神哲学》译者导言]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既是我们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入把握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尤其是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的唯一专著。其所蕴藏着的无数“珍宝”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财富,光彩夺目,永不减色。(2008-09-08) [杨祖陶:贺麟与黑格尔《小逻辑》] 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在整整半个世纪里,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好几代学人,它对中国人接受和懂得科学的辩证法,领会和把握西方哲学的核心和要义,从而使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等等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2008-09-23) [杨祖陶:2l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 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2008-09-25)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理由。(2008-09-30) [杨祖陶: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一个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时期。在斗争和更替中,近代哲学的发展达到了其“古典的”高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2008-10-06) [杨祖陶: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只有通过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分别进行这样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达到对它们的真知,也只有把对这两者的真知综合起来,才能求得对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真知。唯有在这样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真正从思想上“扬弃”这两大对立思潮。(2008-10-08) [杨祖陶:康德哲学体系问题] 康德哲学思想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恰好说明了它是它那个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哲学等等方面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的产儿,也表明了它在解决哲学应走什么新的道路,应研究什么新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新的形态等等与哲学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中的探索性和创始性。(2008-10-14) [杨祖陶:《纯粹理性批判》两版序文要义剖析] 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即在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时,他的主要思路是什么?他的动机、意图、目的和步骤是怎样的?这些主要在康德这部著作一、二版的两篇序文中有许多的说明和提示,给我们提供了把握他的主要思路的基本线索。(2008-10-21) [杨祖陶: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 我们纪念黑格尔的最好办法,就是阐明他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就是要认真地钻研黑格尔的著作,首先是他的逻辑学,去发现、理解、挽救,解脱、清洗从而吸收和发展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以推进我们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的事业。(2008-10-23) [杨祖陶: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 贺麟先生首次提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并提出了由“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三环构成这个体系的创见。杨祖陶先生认为,无论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形式、内容和形成来看,这三环都构成了一个起点和终点重合的辩证发展的大圆圈。(2008-11-08) [杨祖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本规定性,也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原则。本文对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性范畴的深入探究,对于理解他在各个哲学领域里所发挥的主体性原则非常必要,而且会给我们对于经久不衰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极大的启迪和教益。(2008-11-19) [杨祖陶: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 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的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相一致;区分哲学的原则和体系,着重于原则的讨论;哲学与时代、世界历史相互交织、平行。唯一哲学的发展,是一切积极从事哲学思维的哲学家和流派共同努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008-11-27) [魏敦友:“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春节拜望我的导师杨祖陶教授小记] 我觉得杨老师现在生活在一个纯净的世界里,杨老师带着他对于当下现实世界的感受又一次回到了一个他所熟悉的、令他朝思梦想的、使他倍感温馨的世界里了。这样的世界对杨老师来说才是真实的世界。(2009-02-05) [杨祖陶: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的原则] 黑格尔发现和制定了许多考察、思考哲学认识论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为总结过去与现在的各种成就,进一步发展哲学认识论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利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黑格尔超出了他的时代,黑格尔以后的任何时代也离不开黑格尔。(2009-01-20) [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2009-02-27) [杨祖陶:译事回眸之六: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 随着译事的进行,我从一个20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耄耋老者。但不变的是我永远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品格和我一生不知疲倦的挖井不止的执着。在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道路上,我维系了自己的学术良知,负重致远,梦圆暮年,我真的知足了。(2009-04-14) [杨祖陶: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化] 近代哲学从培根起至法国唯物主义者止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一对彼此对立的双生子——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两者之间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思辨唯心主义这两者反对不可知论的论争来解决。(2009-05-11) [杨祖陶: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 如果不唯物主义地批判地克服其体系,就不能挽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着黑格尔哲学之为近代哲学新的出发点的本质,决定着它必然走向自我否定,它暴露了在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体系中所不能解决的对抗矛盾,也指出了走出体系迷宫的道路。(2009-05-19)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一: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通过学习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学”,我虽然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对非理性哲学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的哲学。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学习与思考中才发生根本的转折。(2009-06-10)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 如今,我来武汉大学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不渝地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行独立,但求心安。(2009-06-14)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松不放松,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2010-01-25)(注:天益网封了半年)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四: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已任] 一个82岁耄耆老者回顾学术往昔,纵有百味杂陈,但总有一种淡定的平静和心安,我认为这才是自己在求学为学道路上的最大成功与宝贵财富。我看重的不是我的学术成果本身,而是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有那样一份纯洁、虔诚、执着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实践。(2010-01-25)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六: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 在《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出版后,我以古稀之年,负重致远,从最细微、最艰难处注入自己的全部心血,超负荷地挑起了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主导重任,与邓晓芒教授通力合作完成了这项百万字工程。我为自己实现了长久的心愿,尽了应尽的职责,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而心安。(2010-02-19)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七:从我国哲学前景出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视野和现代价值] 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学术浮躁、浮夸,学术不端、腐败,乃至种种瓜分学术资源——“抢占上海滩”的恶行滋生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对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耄耋老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心安了。(2010-03-15) [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翻译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2010-04-06) [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读杨祖陶先生“学术人生回忆录”有感]]如果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肯定就无法遗忘像杨祖陶先生这样深沉的学者,因为即便他喜欢一辈子躲在书斋中,但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他那深思熟虑并经时代的沧桑磨砺得越来越睿智的哲学思想还是会冲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坚实的足迹。(2010-04-15) [赵林: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 当我聆听先生那富于启迪的人生教诲时,又会深切感受到,在那白发苍苍的头颅中涌动着多么丰盈的哲学智慧,在那羸弱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啊!这时,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先生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2010-05-02) [杨祖陶:《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后记] 在合作翻译“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我投入了我所能投入的一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最终我却被社会忽视和遗忘。在大学的学风已败坏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我也就无愧于是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了。(2010-05-24) [《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杨祖陶——一个执着的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与耕耘者对自己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60余年的学术与人生历程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执着的学术追求与恪守学术节操的赤子之心以及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个人命运。(2010-06-24) [ 杨祖陶:1972年一次不叫做“旅游”的旅游 ](笔谈 阅读推荐) 像庐山这样惊心动魄的旅游以后再也没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又是在特殊的年代,也就弥足珍贵和难以忘怀了。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的我与老伴相依在空巢家庭,通过回味当年的一切,既表达对异国他乡的子女的思念、赞美和祝愿,也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一些积极的、乐观的元素。(2010-07-28) [杨祖陶:汪子嵩与《希腊哲学史》多卷本] 相信在汪子嵩先生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的感召下,只要我们长期沉下去,摒弃一切急功近利、浮燥浮夸的恶习、树立良好学风,净化学术空气,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局面,这就是4卷本《希腊哲学史》给我们的启示。(2010-08-23) [杨祖陶:平生第一邂逅] 1954年岁末在汤用彤先生家与小轨的邂逅,彷佛就在昨天!当我们已是耄耋、古稀的老人时,回顾我们从青年到中年,从初老到暮年的苦乐年华,这一邂逅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日益显示出来了,其无比的、经久不衰的、不断深化与升华的意义与价值将伴随我们直至永远……(2010-09-30) [杨祖陶:两代人的高考故事] 我国的应试教育的高考已经走到尽头,各种改革的设想与措施正在应运而生,高考改革又是与整个教育体制相联系的.从我外孙女经历法国高考的一滴水中,或许也能折射出“他山之石”的可借鉴之处。(2010-11-06) [段德智:西南联大精神的一个标本 ] 杨祖陶先生在回眸其求学为学的曲折历程时不仅以相当大的篇幅生动地再现了其恩师们的高风亮节,而且还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与先生同时代学者的精神风貌。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看作是我们翔实地了解我国前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2011-01-03) [杨祖陶:时隔35年的校友]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北京大学在我与儿子的心目中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北京大学的独具魅力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传统、精神一定会得到弘扬,发扬光大,成为学子们向往和追求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学术殿堂——就像人们当年对老北大的向往和追求一样。(2011-01-11) [杨祖陶:黑格尔《耶拿逻辑》初探] 《耶拿逻辑》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部不能、也不应绕过的重要著作。它作为黑格尔耶拿早中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哲学体系,呼唤着作为“体系导论”的《精神现象学》的到来,从而为黑格尔未来哲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至关重要的准备。(2011-03-13) [杨祖陶:药家鑫杀人案的简单与复杂] 药家鑫的蜕变,暴露了家庭、学校、社会在儿童、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严重缺失,太注重表面的东西,太追求自己的个性张扬,而忽视了品德、人格的要求,忽视了责任。教育应该首先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把道德、责任、人性、法制的教育提上日程,摆在首位。(2011-05-09) [杨祖陶:签证杂记] 一次与挚友汤一介学兄聊天时谈到,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成了美国人?当时好像彼此都有一种不知说什么好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社会的公信力也就有了希望!(2011-05-24) [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 汤用彤先师谢世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缅怀经久不衰,足见先师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回顾14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的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培育、扶持和期望。这是我一生最最有幸承受到的刻骨铭心、重于泰山的师情和师恩! (2011-06-13) (2011-06-26定稿)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64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2009年5月22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作者:胡发云 来源:大风网 来源日期:2010-4-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 13:41:45 阅读量:23次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一)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问:对于我们这些 90 后,我们到底是过分地相信党了,还是对党相信不足了?(大笑)在您那个年代,会不会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入党的问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到底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信,还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不信?(笑)   答:文革当中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笑,鼓掌)一个人信不信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要别人说,你要相信党,那可能就有点糟糕了。我相信一个人,是基于我对他的认知、观察,然后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如果辅导员说,你要相信党啊!我觉得这样的党可能有点问题了。(鼓掌)   (念)老师你好,我们知道,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扭转文革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周恩来一直维护着毛主席的威望的,请您谈一谈周对文革的影响。   答: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周身边的人,包括对周恩来研究多年的人,最近一直在写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有些文章在大陆出来了,有些文章出不来。关于周恩来这个人,尽管他满身的现代知识分子气,留过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骨子里面,那种封建权相的东西还是太多。他是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干起事来,完全没有自己理念的这么一个人。他在文革当中,有多次机会,是可以扭转,减缓,甚至改变文革的方向的,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畏甚至恐惧,让他放弃了很多这样的机会。这是文革史上另外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本来像他这样的一批人,上个世纪初,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沐浴过西洋风,又读过很多西方现代著作的人,他们应该比毛泽东更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的宪政法治国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这个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乡下秀才打败了。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整个文化,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像李达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鼓掌)   魏光焰:我在这里说说行吗?   答:可以。   魏:这样说听得见吗?   答:这是武汉很有名的女作家魏光焰。她今天来给我捧场(掌声)   魏:上面有个同学提到了我们的教育问题。再就是这位同学刚才提到为什么要归咎于毛泽东,我觉得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几千年以来,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愚民政策。我们的所谓思想教育课,与其说是思想教育,不如说是不许你有思想。(掌声)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执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效忠以外,不允许你有任何政见。曾经在四十年代,我们中国有一个民盟,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这个民盟党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把党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只要对政见不同的,就采取打压,甚至消灭、暗杀这样的政策,所以在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宝藏,这样的人被暗杀了以后,民主党派倒向了共产党。但是结果是什么? 57 年民盟剩下的民主力量全部被扫光。这种教育酿成了一种集权,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集权在中国极容易推广,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还要继续下去,还会发生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无数次。这就是要说的几句话。谢谢。(鼓掌)   一男生:我想打断一下——我看上面的纸条太多了,我如果再不提问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比较有必要。在武大讲文革的人不多,您今天过来讲,很难得很难得。现在在思想方面共产党对那些在他伤口撒盐的人可能有一点那个……我怕您今天讲座,说的一些什么话……这里面可能有国安局的人来听,您会不会遭到封杀什么的,我很担心这个。(笑)   答:谢谢,谢谢。没关系。我可以把所有讲的话录好音给国安。我想,他如果作为一个社会身份,他要干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人,他要求真,你坦率地对他,我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那么让他知道你所讨厌的或者关注这个人,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对话造成一个良好的条件,我希望国安的人来。(掌声)   答:这个条子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念):“老师您好。刚才您讲了许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其中您当时的表现是如何?(笑声)文革爆发时,您只有 17 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您已经 27 岁。请问这其中您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拷问,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并享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拷问。你所获取的一切,都是要你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给你们打扫教室的女工,我可以说,你到一边去我不跟你说!但是,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给你们讲文革,讲一些道理,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拷问。我也希望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专家,都能面对这样的拷问。我希望你们的拷问能够带到课堂上,老师,你文革中干了些啥事?(笑)或者说 ** 的时候你干了一些啥?(笑)   关于这个话题,我得稍微费点功夫啊。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是武汉市较早的一代本土的西医。 30 年代初,我父亲进入一个教会医院工作。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 年日本人打到武汉附近。武汉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役,叫武汉保卫战。当时我父亲出于一个武汉市市民的责任,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热血,放弃了安全舒适的生活,担任一个前线救护医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武汉保卫战结束以后,撤到宜昌,撤到贵州,撤到广西,最后撤到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经他的手医治过很多的抗日将士。但是,日后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让他在 49 年以后,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名称,叫伪军医。伪就是假。但当时他这个军医是货真价实的,他参加的部队也是货真价实的合法的抗日军队,今天,中国政府把它叫做中国军队了,算是为他正了名,他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军医,是一个有着热血的,有着民族正义感的、有着献身精神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但是 49 年以后长期地在一种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工作,尽管没有受到大的打压,但是是属于当时社会当中的另类。他的工资待遇也好,职务也好,随着我们极左路线的膨胀,是官越来越小,钱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他自己的学生都当上局长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从小也就在一个比一般人接触得多一些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生活。我父亲的兄弟几个都是医生,有的人没有跟着抗战部队走的,以后日子反倒比较好过了。我的一位叔叔,是市二医院的医生,他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我祖父,就留下来,他倒成了一个历史比较干净的医生。然后他就有条件收藏很多的音乐唱片,或者是旧时代的书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小时候受到的一部分体制外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我叔叔那儿完成的。很小就看过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石膏像,听过《天鹅湖》,看过一些解放以前的 30 年代的书刊杂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些价值观,同时看到了很多的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包括我们有一些从文坛上消失的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这些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快乐,同时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正当我开始成熟的时候,是讲阶级斗争了,是要学雷锋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口味了。但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厌恶那些极左的音乐艺术。我们原来 14 中最开始在武大附中放的那个晚间的结束曲是一个很优美的瑶族舞曲,(唱)后来是什么?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个对于我来说,觉得是一个很粗俗的音乐,是五声音阶,只有都来咪索拉,就这么五个音,这五个音用孔子的话说是郑声淫一类的,是我们的民间小调中常用的,它起码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一样,但是当时,如果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我不反对,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主流,甚至因此来代替所有的音乐形式,就是我非常抵触的。这是一。第二,我看了很多古典诗词,后来兴起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什么呢?我发现毛主席诗词不是都好,不好的句子是很生硬的,很粗糙的,甚至是不合格律的。当时我 15 、 6 岁,看了许多唐诗宋词,辛弃疾的,李清照的,李商隐的,包括陆游的,柳永的。当看到毛主席被人家夸得不得了的一首词《沁园春 ? 雪》,其中有一个句子:“原驰蜡象”,这是一个压缩了的句子,大雪覆盖着一座座山岭,就像平原上奔驰的蜡象,这个怎么也算是犯忌的,这样的语言很生硬。还有《菩萨蛮 ? 大柏地》中的“弹洞前村壁”,就是子弹把前村的一个墙壁打了一些洞,叫“弹洞前村壁”,当时我暗中想,这样句子谈不上好吧?但是不敢说。当时谁说毛主席诗词不好,那可能不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态度、阶级立场,甚至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在内心的焦虑当中。我青春的这种欲望,对于美的这样一种判断力,和我们社会强加给我的这些东西发生了冲突。我在这次讲座开始之前播的那几首歌,也都是我非常厌恶的,有的是从意识形态上,有的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比如说,同样是一首歌“万岁毛主席”,(唱二首歌的不同旋律),这个蒙古版的我就喜欢,就不喜欢前一个。但是恰恰前一个版本,是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到晚唱的。这个是一个人的艺术感受方式对某种艺术方式的天然排斥。   可以说一直到了 1966 年的 10 月,红旗杂志发了一个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那篇社论以后,在那之前我和这个运动是抵触的,疏离的,是不忍心看学生打老师的,我们学校有好多老师都非常棒,在当时全市都没有几个一级老师,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他们是被第一批红卫兵那些干部子弟打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数学老师最后自杀了。对于那付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是反感的,但当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驳,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的颠狂的状态。对我来说,当时最好的是不上学了,天天游泳、看书,自己在家里弄弄音乐拉拉琴。一直到 66 年的年底,我串连回来,我碰到了一些跟我同类的青少年,有我们当时省里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中科院武汉分院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的女儿,还有武汉市的一些文艺家的孩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被时代的大潮推到了社会边缘。但是青春的渴望——需要温暖,需要柔情,需要集体的这样一种呼唤,忍受不了被时代抛弃,忍受不了精神的孤独,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宣传队吧。就这样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宣传队,不依靠任何人,我们打了一个旗号叫“红鲁艺”——“红色鲁迅艺术学院”的简称,这是延安时期的一所艺术学校。这个宣传队当时是武汉市非常棒的一个宣传队。由此,我们进入到了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个人没有办法逃离时代的命运,后来,我们的倾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立场,让我们选择了一个和我们相近的一个组织,最后进入到文革当中。这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自己的对于文革艺术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一群孤独的人——少男少女——走到一起,大伙能够在演出和休息的时候,在一块去外地演出的途中,感觉到了青春的友情和温暖,这个对我们的印象远比我们的参与运动的过程要深刻得多。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网上有我的一篇题目为《红鲁艺》的纪实文章,收在社科院的徐友渔主编的《 1966 ——我们那一代回忆》里面。那是十三年前, 1996 年文革 30 周年的时候出的一本书——《红鲁艺》中可以找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比我讲得要详细。我多少也做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内心的剖析。   剩下的岁月,我在文革进入了武斗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宣传队撤到了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候叫华工。那时候,已经没法再演出了,我们就过着一种很自由的很松散的读书的和文艺的生活。这个时候,来了三个人,这三个军人,一个是后来被禁影片《苦恋》的作者白桦,也是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是电影《东进序曲》的编剧所云平。一个电影《柳堡的故事》中那首非常著名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的曲作者,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作曲家高如星。他们因为右派,黑帮,反动权威的罪名,被当时的军队迫害,没有地方躲,就藏到我们的学生宿舍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接待并照顾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几个特殊的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成为了忘年交。   这是第二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们下乡。   下乡以后回城。回城以后,我了解到我所在的工厂,一些工人在文革中经受过很多的不公,这个我在我的小说《葛麻的 1976-1978 》当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大伙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葛麻是武汉的一曲楚剧中的人物,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仆人,我写的这个工人是一脸的麻子,人家管他叫葛麻,是我们厂的真实工人,这是我在工厂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在这种经历当中,我的思想开始左倾,我开始从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官方的文件当中,找到我对抗特权阶级的思想资源,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我把它用来作为我反对当时社会特权的理论依据。当时毛泽东提出来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把它用来引证我自己对于那些掌握大权的党政干部,作为对他们的这种特权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我在这个期间写了一批东西,当时也在报刊上发表,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赞同。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有的地方相当地幼稚,有的地方是不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意思是什么,而它当中的某些话语,某些理论给了我鼓舞,给了我一种力量,给了我一种合法性的依据。这大致是我的心理。   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 76 年,尽管我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从来没有好感,特别是他们在文艺上的这样的一种极左的做法,包括样板戏,我都不喜欢。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边甚至还说过样板戏的很多毛病,包括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女光棍这一类的话,当时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注意,当时不叫国安,在单位里是叫保卫部门。但是对用这样的手段,用玄武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当时表示了我的态度,我说这只是一次宫廷政变,我刚才看有条子:你身边是不是有卧底的人,我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有的,真要有,是永远躲不开的,除非你不说话。   那是一段思想很活跃,同时也很混乱的一个阶段。疯狂地看书,疯狂地思考问题,但是由于我当时得到的资讯材料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感悟,去掌握一星半点的我们认为是真理之光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沉闷,很暧昧,也很漫长的。那么一直到了 76 年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后来恢复了高考,但我已经对这一套没有兴趣了,或者说,我自己觉得,当时读过的书或者掌握的东西,在读本科当中已经不可能再给我更多了。我当时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但是我们单位给我写的政审报告非常坏,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最后没有录取,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一直到 1985 年,刘道玉校长在武大首次创办作家班,很宽松,可以选择任何的学科,我想再进一步学习一些宗教、哲学、美学,民俗学这样一类课程,这样我就到了作家班。不小心成了你们的校友。这是一个粗略的过程,我想我的很多东西在我的书里,包括在《如焉》,包括在《葛麻》,包括在《处决》,包括在《红鲁艺》这样的一些作品,我都带有某种自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说这一次我的这个长篇写完,那更是一部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放进去,不管是思考的痛苦还是自我的批判。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不能欺骗自己,可以欺骗自己一段时间,不能欺骗自己一辈子。(掌声)   问主持人:好像已经超过了时间?不知道几点结束?   主持人:再回答几个问题吧!   (念纸条)所谓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卫国战争,国共双方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称谓,你有什么看法?中共在这场战争的的作为,很难称作中流砥柱,您对中共这样公然篡改历史的做法,您有何看法?   答:这个同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是中共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日寇入侵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而日本军队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共逃避掉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剿。并利用这样一次机会,在后方扩大自己的军队势力,中共当时的主力部队,几乎没有打几场大仗,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在后方休养生息,开荒种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共有太大的抗日战争的片子,倒是在打国民党的时候,辽沈战役啊,淮海战役啊,平津战役啊,规模特别大,我们就是《小兵张嘎》,伏击一下,打几枪就走了,几个农民,埋几颗地雷就跑啦。我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他作为一个军人,后来被编到八路军。八路军,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是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的军队,全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们到了这样的部队以后,作为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他们看着国家的江山一寸寸丢失,看到自己的老百姓日益受到蹂躏,很多指战员是希望打仗的。当时只有彭德怀和少数的几个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是主张打仗的。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最早的恩怨,就是他当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时候,打了一场毛泽东并不同意的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党史材料完全解密的话,是可以知道当时党中央一再阻止他们正面和日本人发生冲突,要保存实力,这是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了。我岳父后来在临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辈子打了很多仗,打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值得打的,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日本人的那些仗。”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老军人,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人,他在最后说出来的那段话,我感到非常欣慰。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叫《驼子要当红军》,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掌声)   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意思哦,(念)你以为文革中大量的疯狂与残忍的事件都是体现了人的本性之恶,还曲扭了人性?   答:人的本性当中天然地有恶,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在一个好的社会当中,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当中,在一个有非常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会慢慢地越变越好。而当一个社会,它失去了对恶的控制力,甚至去激励这样的恶暴发出来,那么,人的恶是没有止境的,甚至恶到令人发指,恶到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片子,我们已经知道了,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一些学生我都认识,是前些年认识的,应该说北师大女附中是京城素质最高的、最有教养的,甚至人都很漂亮,这么一个学校,她们可以在某一个瞬间,变得比德国法西斯、比日本法西斯还要残忍。是这个制度,这个教育,激发了我们心中的恶,并且把它散发出来,扩大,而且自己还不以为是恶。在文革当中发生了无数次的这一类惨痛事件,包括广西大规模的吃人,包括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不同观点的群众,包括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几起屠杀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包括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亲手组织的张志新、林昭这样的全国都知道的大事件。张志新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她因为不同意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些作为,临死的时候仅仅因为担心她喊毛主席万岁,把她的喉管先割断,然后再押到刑场。这样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古今中外的对待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从这点上说,文革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激发了人类最深刻的最强大的一种恶的力量,这种恶的力量一直到今天还在释放。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样的事件看出来,不管是从普通百姓身上,还是从官员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不对文革进行最彻底的清算,不对它们进行一种最彻底的思考,并且制订一套永远杜绝文革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文革的受害者,或凶手。   问:胡老师,我对您今天晚上您的这个讲座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见,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在场的也许有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他们跟我听完您的讲话会是不同的感受。我想说的是历史是连续的,对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它的探讨仅仅是头疼医头,就事论事的话,我想也许是无济于事的。它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地震,它是五四和 ** 之间的一个历史的断层,如果我们不把五四和 ** 加入时间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其实会得出非常有局限性的结论。为什么我说历史是连续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 1966 年文革暴发以后就陷入了那么大的空前的那么一场混乱中,但是我要说,如果把五四这些青年学生扔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也许我们迸发出的那种破坏力,那种破坏的欲望会比当时更强。但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钥匙在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以至于当时就埋下了文革的伏笔,这一点您在讲座当中只是稍稍地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解决文革当中所有人都从人变成鬼的一个重要的钥匙。五四的时候,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当时许多别的民族在欺辱中国人,其他肤色的人在屠杀中国人。 49 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屠杀中国人,很多人在看电影《南京,南京》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辛酸,非常的恐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都没有消停,但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在 1949 年以后,从 49 年到 1976 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这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反思,在文革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毛泽东他只是点燃了那枚巨大炸弹的导火索,但是制做这枚炸弹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罪,为什么在文革当中,批判过别人批斗过别人的那一批现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在回忆起文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抱怨,说文革那段历史毁了他们的青春,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权力,而不提自己在那段历史当中为什么给那么多人带去了很多苦难和痛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民族文化深层次的那些要点当中进行挖掘和反思。刚才那位作家女士,她说因为二千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这种教育,我想在她的基础上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当然从秦始皇那个地方是一个断代,他之后的文化都是悲剧性的文化,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其实只教会了中国人如何去向善,如何去审美,但是忘教了中国人如何去求真。卢梭曾经说过“人性是发展的”,但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在漫长历史当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人的本性,恶的那一方面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是善的那一面,是发展出来的,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连续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革以及在文革之前,大跃进之后的那个自然灾害,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其实是一段悲剧历史的延续,在这之前,是别的民族在屠杀中国人,在这之后,是中国人自相残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应该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反思,才能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掌声)   答:谢谢你的发言,我申请把这位同学的发言加到我今天的整个讲座当中去,作为它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太展开,我开始讲了,研究文革要从五四起。它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十年动乱,它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要细讲的话,可以讲到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打倒”这个词,就是从五四开始的,或者说从五四以来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流行的词汇。“打倒孔家店”,打倒某某某,这个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先生都没有逃脱这种左倾的极端主义的这样一个情绪。他当时跟许广平在谈恋爱,许广平有时候就把她在北京女师大当中的一些情境告诉鲁迅先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了杨荫榆校长,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激动起来了,我就喊一声“打倒杨荫榆”。鲁迅先生是赞同她的,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激烈的方式,我们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用怎样的方式是次要的。那么这样一种目的论,不计手段的目的论,最后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激进青年和激进的政党他们天然的一个原则。包括文革当中戴高帽子、游街、示威、画鬼脸,这个我们在文革以前的很多电影中都看过,在描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时候,就把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沿着城市乡村的道路,到处游街,批斗,最后枪毙。那么,红卫兵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给走资派戴高帽子,这样的东西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是他们的前辈告诉他们的,所以一类的东西,我们都从我们的红色革命史当中可以找到他们的老师在前面怎么教他们的。对于文革当中的暴烈行为,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它已经被赋予了一种革命的合理性。当它这种合理性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大义凛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个红衣帅哥的说法,愿意作为今天我讲课的补充。完全赞同。(掌声)   我最后再抽三两个条子。对于大伙的热情,我确实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打住才好。今天是周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我的作品。(念纸条)老师您好。您的《如焉 @sars.come 》据说被禁了,图书馆也借不到,你能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答:这本书应该说是禁而未禁的一本书。是我们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打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破产的禁书事件。因为这本书在 06 年在江南杂志上发了以后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在武汉还召开过有全国各地来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你们学校的邓晓芒、程亚林、李工真、赵林也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当时全国媒体一片赞扬声。但是我估计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还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不大看刊物。但是 06 年 10 月份出了书的单行本,出了书的单行本之后,他们比较重视看书,后来据说是专门有一批老人,退休的一些老人,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没事在家看书啊,哪部书有问题,给我们写一个报告。(笑声)我的书呢,不幸或者说有幸进入了报告。进入这个报告的一共有 8 本,有老共产党人、人民日报原副刊部主任袁鹰的一本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说到一些五七年反右的背景,就是当时他不愿意写反右的文章,但是上面要他写,他就写,写了以后呢,还要他署名,那么他就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我说这是一个老报人、老共产党员的良知的发现,起码是对自己某一段历史的解脱。然后还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批旧社会的戏子在人生经历上的遭遇。应该说这样的东西也不犯大忌。有中央电台的一个记者写的关于我们湖北的一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的故事,因为这个人给地方政府惹了麻烦,所以也是一个敏感性问题。这么样的七八本书,就被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的副处长顺口一说,就点了名,就是说是禁书,不准出,出版社要怎么样。但出版社现在既是党的一个喉舌,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单位,一下要把这么多书封了,他心里憋气不说,还要受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一透露出来后,章诒和首先发难就写了文章——《我反对》,立刻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它把我们一个本土作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因为当时有些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一些各大电视电台媒体也都来采访,当时我们也都说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像田英这样的老共产党人也耐不住了,他说,你们说我这本书泄漏了国家机密,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大半辈子,我有六十年党龄,我的党龄比你们署长的年龄还大,我不知道什么是泄露国家机密吗?我只是说了反右那段时间,你们强迫我代表你们的意思写批判人家的文章,我觉得说不过去。那么这样一来,迫于国际上的压力,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宣称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就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这种尷尬处境,出版社就说没这回事我们的书照卖。但是我们一批人呢还不依不饶,我拿到了当时他们的会议记录,然后就把会议记录拿出来了,你说没有这个事情,某某某哪一天记录的什么话都在上面,你们干的那些事情,以为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秘密可言了。所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我说共产党原来曾经是一个地下党,所以很多工作呢都是要口口相传,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了,上级给下级一个指令,你要背下来,万一这张纸上写的,你看了记好,然后呢,要咽进嘴里,吞掉,所以现在还是那一套,就是一个电话打来,你是谁,你不要问,这本书不能出,有问题……还是地下党那一套,我说你现在成了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干地下党呢?我就说,你们 57 年, 66 年那种虚妄的到的崇高感都没有了,你知道自己的话拿不出去,见不得人,所以就用地下党的方式。我说类似于暗夜里的背后打闷棍,这些话亚洲周刊都照发了。我还说,你如果说发现问题了,你直接跟我说,胡发云,你的《如焉》有哪些问题,一二三四,告诉我,你还得允许我反批评。我说这样才是一个有气度的国家。不能说你说了,不让我说,你得让我说。所以《如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解禁了,但还是不许上媒体,不许评论,不许介绍,在一段时间里不许介绍我这个人,不许采访,但我发现他们控制力还是非常低,就在他们发出这个禁书令不久,就有电台找我做一个直播节目,我说《如焉》你们最好不说,说了把你们给连累了。但说着说着她就提起来了,我也就只好说了,因为是直播,当时就出去了。(笑)就在几个月之前,湖北台专门做了一个节目,也说到《如焉》今年的珍藏纪念版面世的事。所以我想,要就是我们这一局面的松动,要么就是他们的控制力在减弱,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声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后的一次信心,在这样弱小的空隙当中,在顽强地生长,我希望他们和在座的一样,都长成参天大树。(热烈的掌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2009年5月22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作者:胡发云 来源:大风网 来源日期:2010-4-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 13:33:29 阅读量:36次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一)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 1966 年 5 月 16 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 5?16 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 5?16 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 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 6 月初被揪出来的, 6 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 24 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 49 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分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 13 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有十大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革命造反这一个阶段发展到 1967 年的 1 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夺权。武汉也开始夺权,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个地方做后台,夺权做得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 1949 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 1967 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笑),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的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 1969 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五十岁往上头,你看那个履历, 1969 年入党, 1972 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 1975 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1969 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 1976 年,这 7 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说,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 1965 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力,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类似的这样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组织,“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文革结束以后,上面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尽管这两个集团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时候还是互相斗争的,互相有些牵扯的,但是一旦形成这样一种话题,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会得罪现任的领导,因为现任的领导为他平了反,给他恢复了工作,你不能说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么很可能还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还要穿小鞋,所以这样一种历史的迷雾,就被这些人一直就这么吞吐的,到今天就越来越浓厚,越来越迷蒙,让后来的人可能永远在他们的叙述语境中走不出来。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是 1976 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德国战后,他们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为他们的纳粹运动,做了极其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我说,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他的价值上是被彻底摧毁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尽管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倾向的群众小团体,但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我说,你要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以一次宫廷政变完结的,类似于玄武门之变。那么这样的一次政变,他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而从上到下的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的各个时间是互相交错互相叠加的,这样一支队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这样一个队伍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号,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就像华国峰,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以后,他依然是要执行伟大领袖的遗愿,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一切去做,尽管后来邓小平把他作为凡是派打下去了,邓小平坚持的,从骨子里面,从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还是这个执政党的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它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我们觉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这么一段岁月。    73 、 74 年的时候,当毛泽东发起第二次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就是因为 1969 年之后一批干部复职,而他们因为在 67 、 68 年受到一些冲击,复职以后呢,一个想出气,一个想张扬,第三个要想补偿损失。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滥用权力最多的时候。所以不久之后,毛泽东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掀起了一个反开后门的运动。开什么后门?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些好处,这个同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说大伙都下农村了,去东北,去建设兵团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弄去当兵了。别人的孩子是到厂里当翻砂工,他的孩子可能是化验员。别人的孩子入伍三四年还提不了干,他一两年提干了。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占小便宜,或者收受一包烟啊,一瓶酒啊,在当时那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这种事情都被人家看作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有招工的权力,你收了人家的一块表,一辆自行车,那就是犯了大忌了。所以当时这些干部一出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对我说过,这些人回来要‘巴本’的,武汉话就是说,把失去的东西要加倍地抢回来。到了 1976 年以后,又有人说过,这些人出来又要巴本了,那么这样的话在后来的 30 年当中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证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地循环、反复,而在等到下一次另外一个非理性的运动,甚至是暴力的运动,我们才做另外的一种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文革,是谈历史,也是在谈我们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对文革的一个粗略的认识,能引导我们把握文革的命脉和它的走向,同时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今天有一个更加深厚的了解,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了解。如果说,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很可能还要面对一次文革。前几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左派网站的(笑),它的题目叫《特大新闻》。这个新闻有点搞笑,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些人的那种思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同志,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 50 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笑),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神社(笑),并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属中国(笑)。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名称,蒙中历来是一个国家(笑)。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笑),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大笑)。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 Lai 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 24 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 980 万亿(笑);企业主动改制归公; 129 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 2500 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大笑);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 60% ;房地产商纷纷跳楼自杀(大笑)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些东西在网上流行,好多网站都有。它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弱势人群,当他感到极度的无力感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君主,来解救我们,那么这样一种思路,依然是有可能暴发文革的思路。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大学生跟当初红卫兵一样的权力,你们可以把校长打一顿,你们可以把老师赶出校外,让他们去给你们扫街,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到美国串连,到北京串连,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管什么什么,我想在座的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为这样的读书,这样的就业,这样的人生,它在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种公正,看不到一种法制,看不到一种非常光明的前途,那么他积累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没有一种适当的理性,他最后也会变为文革的一种基础。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想剩下的时间给大伙提问。大伙可以随便提,我尽可能坦率地答。   后半场与学生对话开始:   一女生:我听我父母说,我们这一代人好高骛远,我们上一代人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性格当中有激进的成分。但是我们作为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安定比较舒适……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我们这两代人的差别?   答:刚才那位小学妹啊,提的问题挺有意思。她说有人提出来他们父母这一代——也就是和我们相接近一点吧——是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不管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冲动。而你们这一代呢,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富裕的,平和的环境中,所以不可能有参与这种运动的冲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与文革同时发生,或者稍后发生,有世界范围里的几个大学生运动,日本的,香港的,拉美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 68 年的“五月风暴”那种红色运动,法国的那些学生都很舒服的,也很浪漫的,国家对他们非常宽松。他们在追求一种信仰,追求一种理念,有的时候,人并不是非要因为个人的某种利益得失,才去干什么事情,特别是年轻学生,他有一种崇高感。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为自己,他在为别的东西,在那儿奋斗,在那儿冒险,在那儿吃苦。所以在这样一点上,我不太相信物质决定论,有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比较舒适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种道德感崇高感的鼓励,有时候会做出比别人更冲动的事情。   (念纸条)老师请问您对入党一事怎么看?(众大笑)   答:纸条很多,我就简单一点说啊,我没有入党啊,所以我只能从旁边看。我的一些亲友也入了党,但是我知道他们入党不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主要是因为利益。我只能说,你尽量做一个不坏的党员。(掌声)   (念纸条)老师您好,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把许多他当年的战友们抛出来了,说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是赫鲁晓夫,是野心家,说彭德怀是苏修特务。他们就没有一点别的办法了吗?   答:数十年当中,包括刘少奇,包括彭德怀在内,他们自己也出了力,把毛泽东捧到神的位置。当他们发现圣上也对自己发威的时候,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少奇最后说了一句非常苦楚的话,当红卫兵要把他赶出中南海,要揪斗他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知道是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吗?是他最先在延安带头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依然没有放过他。最后怎么迫害死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事情,没有自由了,然后不断地被批斗,然后没人管,最后以一个化名死在河南开封,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彭德怀也是这样,彭德怀也是最后被折磨而死。所以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是极端残酷的,有的时候比封建宫廷的斗争还要残酷。   (念纸条)老师您好,我对江青这个人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她是怎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又是怎样在文革中翻云覆雨,很想听听您对她的看法。   答:江青是个很复杂的人(笑)。江青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江青是一个懂艺术的人。同时江青也是一个残害过很多人的这么一个人。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自己说了一句真话——“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那么,她实际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作为爱着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妻子,她跟着毛泽东干,努力实现毛泽东的意图,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我觉得在对待江和毛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我们这个策略做得不是很合适。以后我想会对他们都有一个更加合符真实的、更加公正的评判。江青后来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罪名,她就自杀了。   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念纸条)我想问一下毛泽东在文革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文革的错该不该怪毛泽东?   答:如果不该怪他的话,很多人都不要怪了,因为他是一个决策者发动者,从头到尾的领导者,那么文革当中,可以说任何一个步骤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当中有好的,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不好的。我刚才说到了,我不想从政治上去简单否定这么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是一个有干大事业的宏伟理想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有极大的历史局限的人,再加上他个人性格上的问题,性格上的毛病,他对当今世界上所有现代的知识文化的疏远,或者说拒绝,对英美的文化西方文化,他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他对中国的封建文化了解和吸收的是非常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如果说, 49 年以后他携宪政之风,能够走一条新的宪政之路,那么,他将是我们国家三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现在他自己把他自己打倒了。以后对他的分析可能有更多的批判的东西,只是我们当局还要用这面旗帜,用他的威望,来维护一种稳定。说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掌声)   文革与 89 学潮有相似的地方吗?   答:文革和 89 ,可以说文革的某一个阶段和 89 是相似的,就是当毛泽东在 1966 年 10 月提出来向一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时候,有一批学生基于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可以说公平,比如说求真,比如说理性,比如说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比如说对特权的憎恶,他们去反对一些原来奉为圣灵的那些党政军高级官员。就我个人来说,我对那些运动初期被批判被打倒的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黑手、黑帮,我并没有太多的恶感,我甚至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包括写《苦恋》的白桦,包括我们市里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领导人程云,包括写《九九艳阳天》歌曲的作曲家高如星,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十多年以来一直被打的一个人,而今天用权力的力量,用从上到下的方式把他们再拖出来打一顿,最简单说是不够厚道。第二,他们已经被他们当年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所以当后来把矛头对准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的时候,我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整人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不在于他们的路线对不对,比如我看陈再道的大字报,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他看病的时候摸人家护士的屁股,这个我就想,你原来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你看病的时候摸了护士的屁股,还奸污了多少多少人,而且还有当事人出来揭发,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底线你冲破了,我就认为你不是个好人。我想很多人当时起来造这样一批人的反——比如说你拿高工资,你多吃多占,你给自己子女谋利益,你还有很多超越了做人最简单的底线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你的错误路线更令人厌恶,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掌声)   (念纸条)老师我想多知道一些李达的事情。   答:我想作为武大学子,知道武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老校长李达,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李达的故事很长,我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乡,比毛泽东长三岁,学问、资历、家世都比毛泽东强(笑)。后来因为在党内和某些领导人关系不和,退了党,去教书去了,到湖南师范大学教书。 49 年以后他重新又回到了公职人员队伍。 58 年到武大,当时他是湖北省官职最高的一个人, 6 级。另外一个 6 级我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李达是 6 级。李达当时因为和毛泽东这样的关系,对某些人吹捧毛泽东的哲学到达了顶峰,他是坚决反对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坚持这么一家之言是得罪了毛泽东的。他和很多人都争辩过,他说哲学没有顶峰。在这样一点上,李达还是坚持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但是李达又是一个诠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毛泽东思想最后得到这么广泛的传播,并且这么富于学术的力度,我想李达功不可没,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李达在 57 年反右的时候,从学术的角度对右派进行过非常犀利的批判,但他都仅仅止于学术,但他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机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所以当 1966 年他陷于自己所钟爱的、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政权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痛苦万分甚至是死不瞑目的,这就是一个一代中国哲人的悲剧。他不如当年一起共同学过某种专业或者也当过武大校长的王世杰,人家到了台湾,下场比他要好一点。(掌声)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毛泽东是这样一场运动的策划或者说领导者,所以我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首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如果把它归结为一个人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不能认可的,有些就像您说的,文革在那之前有它的起因,毛泽东这个人,比如说党内,或者说社会的环境造成了他后来的一种错误决定,所以我觉得在面对毛泽东是否是一个文革的策划者,或者说是一个煽动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才造就了毛泽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是不是因为党内的环境,社会的环境,造就了毛泽东的错误决定——   答:我来先把第一个问题答了,要不然忘了,一会儿你还可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实际上文革是一个机构所操作的,但是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策划的,在文革的整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整个政治机构并没有瘫痪,它最高的那一部分依然在有效地运行,包括周恩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局的常委,包括军队。他们都在有效地运作这台机器,中共这台机器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有时候一百个人就剩下五个人,它还在那儿运转。那么文革之前呢?我想,你们如果了解一下“四清”史,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你就知道刘少奇一行,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前搞过三年的小文革,就是在我们的农村,清干部的思想、经济、组织、作风。当时所有的做法和文革一段时期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刘少奇在本质上说,如果毛泽东不打倒他,他绝对是一个文革的好干将。邓小平不打倒他,也是个好干将。那么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个人的品质,这确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一个政党的框架造成的,所有的人进去了,你都没有办法逃脱,你除非灭亡。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问:第二个就是说,很多问题提到了,文革当中,群众参与的热情这么高,主要是当时的那种境遇和欲望的矛盾,我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比如你们那个时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一种教育和禁欲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对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对爱情的追求,或一种教育上和经济上的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想法,比如说,像今天这种竞争吧。但是您那个时代可能是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种权力的争夺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在一种经济的追求上,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出现文革,现在这种新的矛盾,也是造成一种文革的原因吧。我想请问您一下,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何去何从?比如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入党,入党获得即得利益,比如学分加分,保研啊。但是这种既得利益会和理想有冲突。   答:我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入党。我刚才说了我的亲友很多都入了党,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党内的好党员,而且希望做党内的健康力量,以后能让一个党改革得更好一些。不管以后依然是一党专制还是有多党共存,那么只要有一些基本价值认同的成员在各个党派里边,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合作,这样的竞争,甚至这样的 PK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现在我们从西方政治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良性的例子。包括南非,包括解体之后的前苏联现在的俄国,包括整个前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都做得比较好。你刚才说到了年轻人,他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现在关键一点,就是要寻找到一种最基本的价值方向,如果说整个社会在迅速地犬儒主义化,功利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保留自己灵魂当中最后一点纯净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底线,我们不可超越,不能践踏,那么,我觉得这样做下去还可以自救。如果说,一个人干的坏事,干的超底线的事情太多,他最后就会放弃掉自己的所谓精神追求。我们现在所以有那么多官员成批地、前仆后继地腐败、堕落、贪赃枉法,就是他们在不断地这种自我消蚀当中。他们最后的一点底线自己都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你做了一次,做了二次,你就再没有一种道义感去坚持那个所谓的普世的价值。今天的学生,我觉得还没有踏上社会,你们会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你们一旦工作,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学校的生活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当你们进入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你们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那个时候会面临很多人生的痛苦,会有新的选择,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降。(掌声)   问: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刚才您讲的那个,我觉得我受到的启发就是您讲到的解读文革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它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么当时十二三岁的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时候是受到压抑的,所受的教育是缺乏真善美的,您是这样讲的吗?(答:对。)那么我想结合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您觉得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当中,“美育欣赏”是叫美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叫真吗?“思想道德法律基础”是叫善吗?如果是的话,您对我们这样受过真善美教育的学生满意吗?您觉得我们还会去发动第二次文革吗?(掌声)   答;我想,你自己已经回答了。是叫真吗?是叫善吗?是叫美吗?就像我听到的一首歌一样,把《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改成了——(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吗?”一样的。(掌声)那么我想,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感受和选择。这种强加给学生的科目,是我一直深恶痛绝的。我可以赞同在学校里面开设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课程,但是学校也要开设另外的课程,让学生在自由的学习和思考当中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只接受一种理念,一种学问,有的甚至是伪学问。(掌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转载]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原文地址: 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作者: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见证人合影。后排左起: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叶选基、胡德平;前排左起:法学家张思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法学家贺卫方、学者易中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精彩视频集锦   昨天,也就是 2011年5月22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在北京御园汇会所联合举办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   让我极为感动的是,84岁高龄的法学家、大律师张思之先生,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夫人赵燕玲女士,81岁高龄的法学家江平先生、历史学家资中筠先生,78岁高龄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以及叶剑英元帅之侄叶选基先生,陶铸副总理之女陶斯亮女士,胡耀邦总书记长子胡德平先生,都亲临现场,见证首发,刘道玉先生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实际上,这八位见证人,都是我一向极为崇敬的前辈或长者。他们的到来,是我受之有愧、终身难忘的荣耀。更让人感动的是,八位老人和其他嘉宾一起,坚持两个半小时之久,全程见证了整个流程。这太不容易了。在此,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没有想到的是,合影留念时,按照原定的方案,是八位见证人站成一排,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主持人和我,蹲在前面。然而,最年长的张思之先生,却也坚持要蹲在前面。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这将成为一张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故不能出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姜文、李承鹏、韩寒,则发来视频祝贺。吴老的视频,是在上海录制的。据工作人员说,当时吴老正在给中欧商学院EMBA学员讲课。课间休息的时候,81岁高龄的吴敬琏老先生,从容坐定,娓娓道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不但让人肃然起敬,而且让我们感到惊异、惊叹、惊喜!   我的好朋友、法学家贺卫方友情客串,担任了首发式的主持人。他的主持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儒雅风趣,让人叹为观止!我谢谢卫方!   到会祝贺的其他嘉宾,也都是我素来敬重的人。仍以年龄为序,他们是:政论家马立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秦晓,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何迪,哲学家邓晓芒,文献学家李零,教育学家杨东平,出版家贺圣遂,历史学家秦晖,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张鸣,企业家冯仑,媒体人万卫,社会学家于建嵘,出版家刘瑞琳,批评家五岳散人。他们的光临,以及在现场发表的精彩谈话,为首发式平添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含量。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正在青岛调研的于建嵘先生,特地匆匆赶来,又在会后匆匆飞回青岛,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如此仗义,实当涌泉相报!   因故不能出席,但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历史学家雷颐,歌唱家王宏伟,媒体人柴静。我已将全套签名本《易中天文集》分别寄给了他们,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发表的讲话,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文集责任编辑赵南荣的光临,感谢海淀区西苑小学李一桢同学向我献花,感谢许多媒体的朋友参加和报道首发式,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Mix match乐队,他们真是棒极了!   专题地址: http://book.sina.com.cn/z/yztwj/index.s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轰动中国的万言帖 揭秘最露骨的大学生活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思與文-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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