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邓晓芒:我与小凯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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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惆怅是因为在乎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 2004 年 8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 2005 年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8 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 〈水浒〉四章 》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2010 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11 月 30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日 初稿                                                                                                                             2011 年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3 月 22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 16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易中天 2010年11月30日 初稿 2011年3月22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卷收录《帝国的惆怅》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011 年 7 月 12 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前言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   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te5.html ) - 惆怅是因为在乎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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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_

郭齐勇:《 之批判》序言 标签: 儒家伦理 批判 ● 郭齐勇 ( 进入专栏 )       一          关于孝道,关于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不过在民国以前与民国时期,学界与民间社会大体有比较平实的看法。蔡元培先生为国民修身进德而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在上篇家庭章等章节中,对此说得非常清楚。     蔡先生根据儒学的常识指出:人子要时常征求父母之意见,自恃其才,悍然违父母之志者必非孝子,“至于其子远离父母之侧,而临事无遑请命,抑或居官吏兵士之职,而不能以私情参预公义,斯则事势之不得已者也。”“人子顺亲之道如此,然亦有不可不变通者。今使亲有乱命,则人子不惟不当妄从,且当图所以谏阻之,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非特自罹于罪,且因而陷亲于不义,不孝之大者也。若乃父母不幸而有失德之举,不密图补救,而辄暴露之,则亦非人子之道。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其义也。”[1]     蔡先生的解释无偏颇,很全面。其实,他就是根据《论语》《孝经》说的。从《四书》《荀子》《礼记》等经典和《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中不难看出,先儒主张:(1)绝不能以私情参与公义;(2)绝不盲目听从父母之违反公义、公德、公法之命,以免陷亲于不义;(3)如有(2)之状况,则应不断地柔性地劝谏父母并在行动上补偏救弊;(4)又不贸然动辄在公开场合暴露、宣扬父母的失德之举。以上都是传统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孝道是一个整体、系统,所含内容丰富(下面还要详说),而以上第(4)点才是所谓“父子互隐”的原始之义。     儒家的“孝”的意涵不是盲目、绝对服从一个权威的父亲(家长)。在民国与其前,很少有人简单化地、强词夺理地把“亲亲相隐”的本来意思歪曲、夸张或妖魔化为鼓励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儒家与中国文化的孝道,鼓励的是怡养、弘大天赋的人的本然性情,恰恰是反对上述恶行的,因为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的行为,正是最大的不孝。请看蔡先生的解读:     蔡先生接着对孝道作了现代意义的系统诠释,在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后,肯定“亲子之情发于天然”、“爱与敬不可缺一”、“一生最大之恩在于父母”。他说:“爱与敬,孝之经纬也。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是故亲之为其子,子之为其亲,去私克己,劳而无怨,超乎利害得失之表,此其情之所以为最贵也。本是情而发见者,曰爱曰敬,非爱则驯至于乖离;非敬则渐流于狎爱。爱而不敬,禽兽犹或能之,敬而不爱,亲疏之别何在?二者失其一,不可以为孝也。”[2]亲情之爱超乎利害计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爱,此爱是可以推扩出来的。爱与敬是孝道之相互补充的两元,离开敬的爱,是溺爱、狎爱,离开爱的敬则是隔膜、乖离。溺爱、狎爱,是儒家伦理所不主张与反对的。     蔡先生认为,尽心图所以报父母之德,报亲恩,报本返始的爱,是每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性情的陶冶与人格成长的基础。他说:“受人之恩,不敢忘焉,而必图所以报之,是人类之美德也。而吾人一生最大之恩,实在父母。生之育之饮食之教诲之,不特吾人之生命及身体,受之于父母,即吾人所以得生存于世界之术业,其基本亦无不为父母所畀者,吾人乌能不日日铭感其恩,而图所以报答之乎?人苟不容心于此,则虽谓其等于禽兽可也。”[3]     蔡先生强调,孝亲是美德!作为人子,报答父母之德有两条途径:一是养其体,二是养其志。在养其体即侍奉父母方面,子女宜躬亲。养其志是本,养其体是末。父母之志,在安心而无贻以忧。假如子女的品性行为,常足以伤父母之心,父母哪里有安乐可言呢?养志,由养父母之志转化为子女继承父母之志及自养其志。为人子者保身与养志都很重要,尤其是养志。蔡先生说:“父母者,既欲其子之康强,又乐其子之荣誉者也。苟其子庸劣无状,不能尽其对于国家、社会之本务,甚或陷于非僻,以贻羞于其父母,则父母方愧愤之不遑,又何以得其欢心耶……是故孝者,不限于家族之中,非于其外有立身行道之实,则不可以言孝。谋国不忠,莅官不敬,交友不信,皆不孝之一。至若国家有事,不顾其身而赴之,则虽杀其身而父母荣之。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父母固以其子之荣誉为荣誉,而不愿其苟生以取辱者也。”[4]     在这里,蔡先生对儒家孝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孝的内涵并非只是私情,亦不仅限于家庭与家族;“孝”这一美德的浸润、养育,成就了一个人的健康的心理、性情与君子人格、质量,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义,使其为国家、社会,为公共事务负责任,忠于职守,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即蔡先生讲的“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严肃庄重、不讲信义,即是不孝。儒家一方面严格门内及门外,区别公私、义利,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强调私德的养成可以有助于公德的建树。这是从人格养成的角度来说的,不是说“忠”这个德目没有独立性,或“忠”只是“孝”的放大而已。     蔡先生重申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不仅表现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更重要的是“善继其志,善述其事,以无负父母,更进而内则尽力于家族之昌荣;外则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业务;使当世称为名士伟人,以显扬其父母之于不朽,必如是而孝道始完。”[5]这就不仅促使家族健康地延续,而且也促使国家、民族、社会健康地延续。注意,我这里讲的两种“延续”绝非只是物质生命的,而恰恰包含着历史文化、精神生命的。因为“孝”道本身,不能只从动物性、物质性来理解,故“继志述事”、“养志”是更为重要的内涵,涉及到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生命的开展。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都是这样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亲情、健康的家庭生活与孝道孝德,恰恰是君子,也是今天文明社会的公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有人不理解这一点,把孝道讲成纯粹是私利的东西,实在是太过隔膜。我曾多次指出,儒家的道德伦理是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或实践的理性,即具体的理性。这要靠生活实践与切身的体验才能认识。     蔡先生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指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此也。彼夫野蛮时代之社会,殆无所谓家族,即曰有之,亦复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以如是家族,而欲其成立纯全之社会及国家,必不可得。蔑伦背理,盖近于禽兽矣。吾人则不然,必先有一纯全之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和,一家之幸福,无或不足。由是而施之于社会,则为仁义,由是而施之于国家,则为忠爱。故家族之顺戾,即社会之祸福,国家之盛衰,所由生焉。”[6]私德不健全,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内部的爱的浸润、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爱推广到团体、社会、国家,此即为仁义、忠爱。     可见,家庭、家族与社会、国家有区别,私德与公德也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由己而人、由内而外,逐步加以推扩的。这里就有辩证法。故蔡先生甚至讲“不爱家则不能爱国”。“家族者,国之小者也……若夫不爱其家,不尽其职,则又安望其能爱国而尽国民之本务耶……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彼夫非常之人,际非常之时,固有不顾身家以自献于公义者,要不可以责之于人人。吾人苟能亲密其家族之关系,而养成相友相助之观念,则即所以间接而增社会、国家之幸福者矣。”[7]蔡先生在这里所指的家族即今天我们说的家庭,他认为家庭的幸福即社会、国家的幸福,亲子、夫妇、兄弟姊妹的伦理尤为重要。他平实地讨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尊重但不盲目鼓励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强调的是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亲情而养成社会上的相友相助,由人生、家庭幸福而间接增进社会、国家的幸福。     蔡先生进而以孔子之“仁”的内涵----忠恕之道谈公义与公德,由恕开出公义,由忠开出公德。他说:“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8]他指出,公义是不侵他人的权利。我既不欲有侵我之权利者,则我亦决勿侵人之权利。蔡先生认为,这还只是消极的道德,还没有尽个人对于社会之本务。对于社会之本务,又有积极之道德,那就是博爱。他指出,博爱、乐善好施、赈穷济困虽好,也没有穷尽公德。公德尤其在图公益、开世务之中。他指出:“吾人既已沐浴祖先之遗德矣,顾不能使所承于祖先之社会,益臻完善,以遗诸子孙,不亦放弃吾人之本务乎?是故人在社会,又当各循其地位,量其势力,而图公益、开世务,以益美善其社会。”“夫人既不侵他人权利,又能见他人之穷困而救之,举社会之公益而行之,则人生对于社会之本务,始可谓之完成矣。吾请举孔子之言以为证: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二者,一则限制人,使不可为;一则劝导人,使为之。一为消极之道德,一为积极之道德。一为公义,一为公德。二者不可偏废。我不欲人侵我之权利,则我亦慎勿侵人之权利,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义也。我而穷也,常望人之救之,我知某事之有益于社会,即有益于我,而力或弗能举也,则望人之举之,则吾必尽吾力所能及,以救穷人而图公益,斯即‘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之义也。二者,皆道德上之本务,而前者又兼为法律上之本务。人而仅欲不为法律上之罪人,则前者足矣,如欲免于道德上之罪,又不可不躬行后者之言也。”[9]蔡先生在这里全然用的是“推恩”、“推爱”、“推己及人”的方式。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详引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而在民国间影响甚大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主要是针对时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的一些提倡公民社会的公德建设的人,往往不重视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的创造转化。     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10]     令人赞佩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蔡先生真正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特别是理解后来如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所说的作为华人小区文化之基底的儒家伦理的精神,并以此为土壤接上西方现代价值。蔡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典范。我所引主要是该教科书家庭章、社会章的若干内容,蔡先生的这一教科书上篇有五章,分别讲修己、家庭、社会、国家、职业,下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四章分别讲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上篇注重道德规范与实践,下篇注重道德理论。蔡先生说修身以实践为要,所以上篇较详。他又说:“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11]在我看来,比今天任何一种大中学校的相关教材都好得多。此书好就好在作者有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     我很同意张汝伦教授的看法,张教授指出:蔡元培先生让中西文化彼此攻错,从中找一条现代中国之路;蔡先生秉承我国古代修身的传统,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不想提出一种与生活实践脱节的纯粹的道德理论,而是要切实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张汝伦又说:“蔡元培反对将私德与公德对立,而认为两者实不可分,所以往住言私德不离其公共效应;论公德落脚于个人。公德与私德间并无明确界限,区别只在于私德偏重个人努力,公德重在社会责任。然两者实相互关联,互为表里,体现了人的基本责任。”“现代是一切传统权威(包括最为牢固的道德权威)趋于瓦解的时代……尽管鼓吹‘新道德’不乏其人,但新道德并未随旧道德的瓦解应运而生。新潮人物比旧式士大夫更不讲道德,更无修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一触目惊心的现象。”[12]     今天我们建设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定要致力于公民道德的完善,按蔡元培先生的看法,道德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衡准和目标,而要做到这一切,还离不开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与健全的君子人格的培养。          二          195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朝野上下,尤其是知识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很多误解,基本上把这些文化精神资源统统作为现代化的负面与对立物,其流风余韵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也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     2002年,我偶然看到当时的同事刘清平兄发表于《哲学研究》等报刋上的文章,才知道清平兄等对《论语·子路》的“父子互隐”章、《孟子·尽心上》的“桃应问曰”章(简称“瞽瞍杀人”或“窃负而逃”章)、《孟子·万章上》的“万章问曰”章(简称“封之有庳”章)等文本,乃至对中国古代血缘家族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乃至认为儒家是现代贪污腐败的根源。这是沿习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时期对儒家的看法,且在此方向上更加发展了。     面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我们更迫切的任务是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建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因而需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理性思考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而且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已交织、融合很深,互有彼此。但改革开放后的全盘西化思潮,沿习苏化以降与传统文化全面、彻底决裂的教条主义,变本加厉,更加动摇中国文化之根,这并不利于中西文化的健康整合。我觉得需要抓住“亲亲相隐”这一个案,来从理论与历史方面展开辩论,通过此案例弄清真相,学会如何解读经典,如何全面体察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不能再信口雌黄了。何况“亲亲相隐”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社会史与法制史上对抗拒皇权专制主义与法家效率主义,保护私人领域与空间起过良性的作用,从现代人权的观念对“亲亲相隐”可以作创造转化,而现行刑法等制度中有一些沿习革命法、不许亲属容隐的不良法还没有根除与改善,因此从现实关怀上考虑,我觉得更有必要辩论一番。这场争论发生在2002年至2004年。     2004年,我把我与孟子专家杨泽波先生及同好丁为祥、龚建平、文碧方、胡治洪兄等人与刘清平、黄裕生、穆南珂等先生论战的文章搜集起来,又在朋友、学生的帮助下,广为搜集了中外学者的相关论文,编为《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于当年11月出版。这一论文集对于理论探讨与拨乱反正有积极意义,不少学者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对我等的论证表示信服与赞许。前不久见到云南师大伍雄武先生,他还对我说,在读到我主编的这本《争鸣集》之前,他还是持文革中流行的看法的,读了此书,觉得有道理,看法变了。他肯定《争鸣集》有正本清源之功。     由于搜集的文章很全,有理论深度,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即使将来再过几十年,人们讨论血缘亲情与相关道德、法律诸问题,只要是尊重、恪守学术规范的,仍然必须通过它而不能绕过它。     我在前面说到,对“父子相隐”“亲亲相隐”的非理性、非分析的挞伐,已成为某种新传统、思维定势或流行的看法,又被人衍为现代时尚的看法,有这些看法的文章在所有报刋上发表都畅通无阻。事实是先有刘清平兄等的文章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后才有我等的被动响应与澄清,而且鉴于有的刊物只发表批判的文章,不发表响应的文章,不得已我才主编了《儒家伦理争鸣集》一书。     这一论文集绝不仅仅只限于当时论战的文章。在这部论文集中也并非只有两方,还有对两方都持批评的一组文章,即第三方。其实还有不能归于以上三方的一组文章,即我考虑到读者搜集相关文献的不便,为方便大家,我把当时我与朋友所见到的数十年来海内外法学界与哲学界与此相关的论文与译文,搜集在一块。这些文章都不成于一人一国一时,观点各异,也并非只为了论战一事,与这场论战没有直接干系,不能归于哪一方。     我搜集了非为显学的、不容易看到的涉及讨论孝道、亲情与有关典籍的文章,如前辈刘家和、蒙培元先生的文章和青年学者陈明、贾新奇、徐嘉的文章等,这些文章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     我们还搜集了一组从法律文化史与制度史上讨论“亲亲相隐”与“容隐制”的范忠信等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大体早于我们的辩论,思考角度与我们做思想史的不同,很有启发性,但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范忠信教授的三篇长论文诸多观点与本人有距离,并不能作为本人观点的支撑,但本人特别尊重不同专业学者的探讨,把当时找到的法学界的诸篇文章全部收录。这些文章(主要是范忠信文)的篇幅占近全书的14%。     我们还安排了一组中外籍学者从基督教、西方哲学的学理的角度讨论相关问题的文章,藉以攻错。有哲学家罗蒂先生与比较哲学专家黄勇先生从中西宗教与哲学的角度探讨忠诚、仁爱的文章,有德国欧文·威科特先生与贺麟先生的老弟子、在美国拿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孙霄舫先生讨论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子告父的文章。孙先生在美国以化学为生,但钟情哲学,平常用中文写了一些哲学文章,无处发表,晚年把这些文章统统寄给贺师母黄人道先生。多年前,黄先生托我想办法,我推荐到台湾《鹅湖》发过一二篇,这一篇就用在我主编的此书中了。这一组中外学者所作中西比较的文章与此场论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针对清平兄等的。     当然,以上这些文章都与儒家伦理,特别是亲情、孝道、“亲亲相隐”有关系。收入《争鸣集》的郑家栋兄二文、吴根友兄一文,是与我的观点有较大距离或对双方持批评态度的。[13]     故我的另一位以前的同事、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工作的邓晓芒兄所谓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他指清平兄等)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他指我等),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云云,这些说法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可见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统计资料也会变样。     晓芒兄为清平兄打抱不平,当然更主要的是他自己一贯的文化立场使然,于2006年写了四篇文章批评我与我主编的《争鸣集》中我方的观点,要求《学海》杂志一次刋出。《学海》主编把这四文发给我后,我即请我的四位朋友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陈乔见兄分别回应晓芒的这四篇文章。《学海》编辑部说没有一人之四篇文章同时在一期刊物上发表的先例与理由,让晓芒把四文合成一长文,三万五千余字,在该刋2007年第1期发表。随之我的四位朋友与晓芒兄双方在《学海》等刋物上争论了几个回合。我的另一位朋友林桂榛兄也在《江苏社会科学》等刋物上与晓芒兄争论了几个回合。     双方争鸣的主要的、大一点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亲亲相隐”、“亲情”“孝道”乃至儒家伦理,甚至如何进行中西容隐制、乃至中西文化之比较,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双方争鸣的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吗?     关于后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晓芒兄当初以为只要说明了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就足以颠覆这场讨论,他所谓“以四两拨千斤”,并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在大标题上说我等“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又说我等仅靠道听途说,是所谓“典型的误读经典的例子”。这种想法、做法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即使苏格拉底与孔子在“子告父”问题上立场不同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人的亲亲相隐与容隐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的?难道我与同道的讨论只是建立在苏格拉底也不同意“子告父”上?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大专家晓芒兄读出来的是苏格拉底鼓励儿子控告父亲,而我这个西哲史的外行与同道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此意,我们读出的是相反的意思:苏格拉底不赞同儿子控告父亲。到底是谁误读了柏拉图呢?     关于前一个大一点、复杂一点的问题,晓芒兄比之清平兄,比之1950年代初至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流行的对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运动,更加严厉和离奇,扣的帽子更多。     他常常用来说事的就是权利意识、人权观念。其实,权利意识、人权观念,在西方不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吗?权利、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都是历史的范畴,在东西方都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亲相隐”观念及“容隐” 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就一定只是义务观,丝毫没有权利的观点呢?其实中外文化史上,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总是相对相关的。如何从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的维度讨论中国的古代的政治、法律、伦理的观念、制度、实践,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那么简单化地盖棺论定呢?儒家、儒学与专制政治可以直接打等号吗?“忠”的意思只是“忠君”一义吗?排斥“情”的理、法就好吗?儒家更多是反抗专制政治的,“孝”“忠”的意涵是丰富的,情、理、法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这都需要我们耐心地去研究、体会,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     晓芒兄把他的相关文章结集为《儒家伦理新批判》,于2010年7月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上印有他的一句话:“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 在我看来,这是言过其实了。封底上印有他的一长段大言不惭、自恋自夸的话,更加言过其实,这里就不去说了。与读他以前出版的有关评论中国文化的书,如《灵之舞》之类一样,我的感觉是:“不忍卒读”。从书中看不到有任何他所标榜的“理性”和“逻辑”,有很多地方倒是觉得可以把他挂在嘴边说别人的“胡搅蛮缠”四个字回赠给他。          三          针对《儒家伦理新批判》,我与朋友们也把我们响应晓芒兄的文章,学界其它学者批评、响应晓芒兄的文章,还有并非批评、响应他,但内容上有相关性的文章,汇总结集成《 之批判》,交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除我的两篇正面讨论的文章外,主要是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陈乔见、林桂榛等反驳邓晓芒的论战性的系列论文,问题即是上面我说到的双方争鸣的大一点的问题,核心是有关“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评价。双方争鸣的小一点的问题则移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与陈乔见、林桂榛、顾丽玲等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在亲情、家庭观上的共同性、呼应性方面的论文,指出晓芒兄关于柏拉图《游叙弗伦》等篇解读的错谬。     第三部分是中国法律文化与制度史及儒家法思想方面的著名专家俞荣根先生、中西法律文化与制度比较研究的著名专家范忠信先生与一些青年学者刘斌、留白(刘强)、欧阳祯人、陈壁生、林桂榛、唐文明、崔发展等关于中国容隐思想与制度研究的一组论文。     第四部分是我与罗义俊、徐瑾、廖晓炜等关于牟宗三先生的一组论文。因为晓芒兄把他在《康德哲学诸问题》一书中批评牟宗三先生误读康德的两文及以后又增写的两文一起放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中作为下篇,故我们不能没有这一组文章。晓芒兄动辄就说别人陷于误区或别人误读云云,其实以牟先生的哲学智慧,他何尝不懂康德?牟先生并没有误读,他对康德与中国哲学有甚深理解,他的目的是借康德讲儒家,讲中国文化,讲自己,尤其讲中国文化、中国儒学优于康德的内容。我们借晓芒的话,不妨说晓芒误读了牟先生。     在此文集中,我们继承《儒家伦理争鸣集》的风格,也收录了第三方与此有关的一些文章。俞荣根先生的文章探讨传统的“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和人权理念下的创新转化,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在当下中国的迫切性。范忠信先生的文章反思了我国现行法律废除亲属相隐,规定凡是知情人都有作证义务的荒谬性和反现代性。刘斌先生是法制新闻的专家,他所提供的若干中外“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正反案例以及法官判决和当事人的言论,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亲亲相隐”的人性基础。留白(刘强)先生是文学家,其文表明“反儒”未必就是真正的“现代”,这有助于破除西化派把“传统”与“现代”打成两橛的二分法。罗义俊先生是牟学专家,他的文章揭示了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依傍和超越。徐瑾等多人对晓芒所谓牟宗三误读康德的质疑,均提供了另外一种声音。顾丽玲的博士论文即是专门以《游叙弗伦篇》为中心,探讨苏格拉底的敬神观念的,她近来出版了《游叙弗伦》的新译本,其文有助于澄清苏格拉底究竟是赞同还是劝阻游氏控告其父的争论。同时,我们还收录了对两方的书评。秋风先生的书评,批评了西化派那种大而化之的对中西文化的漫画式解读,以及西化派极其偏狭的“西方”观念。高山杉先生的两篇直率的书评,也很值得一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完全亦无必要完全赞同第三方的观点,收录于此,只为读者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亲亲相隐”提供方便。     总括起来,晓芒兄的“儒家伦理新批判”并不“新”,仍然停留在文革大批判寻章摘句、打倒一切的思维水平上,可谓漏洞百出。本论文集诸文,至少指出了他的三重谬误。第一,对儒家“亲亲相隐”的理解有误,相应地,他对儒家伦理的定位和评价也随之而谬。第二,关于“新批判”赖于立足的西方文化参照系的理解有误。第三,有关牟宗三与康德哲学之关系的理解有误。     首先,晓芒兄对儒家"亲亲互隐"的理解从根子上就大错特错了。本来,在儒家看来,“亲亲相隐”既是义务,又是权利。说亲亲兼容隐在父子之间、亲人之间确属义务,是说如果不履行这一义务,或将这一义务置换为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孔子所批评的“一父而载(再)取名”(即告父而买名声)的现象,——从“反右”到“文革”的亲人相互揭发的惨剧也反复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儒家肯定亲属隐罪又是人的天然的权利。即使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亲亲互隐”也是个体的一种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承认这一权利,也是社会对个体人权的尊重;社会法律也不得不为之让步。秦用商鞅法,“鼓励告奸”,对民间社会与个体伤害甚大。从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的记载中不难知道,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文学(即儒生)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诘难,抗议专制皇权、官府“虐民”,抗议父子、兄弟、邻里“相坐”的律法,捍卫小民的权利:“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之相坐。”(《盐铁论·周秦》)儒家反对法家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强调仁爱与恩亲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申张老百姓有不容让渡的生命权、生存权、亲属权、容隐权、族权、自治权。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汉朝廷也在调整律法,至宣帝地节四年诏,“首次从人类爱亲属的本性上解释了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同时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了妻、子、孙为夫、父、祖隐罪在法律上的正当性(犹后世法所谓‘赋予合法权’);此外也首次开始间接或部分承认了尊亲属隐罪的‘权利’,父、祖、夫隐子、孙、妻虽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时可由廷尉报皇帝‘圣裁’,有减免刑罚之可能性。也就是说,从上一阶段的‘单向隐匿’开始转向‘双向隐匿’(但不平等)。” [14]尔后,我国传统容隐制更加系统、完善。“中国古代法并非如前些年传统批判论者所言完全不讲个人权利”[15]。在传统儒家型社会中,民间社会空间较大,自治成份较高,个体、家族、宗族、社团、地方的权利与皇权相制衡。     但在晓芒兄看来,对个体而言,“亲亲互隐”只是一种血缘私情,所以他就要强调“六亲不认”,并且认为只有“六亲不认”的人才能全心全意地担当社会公义;而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则只有彻底拔除了这种人伦亲情以至于“六亲不认”,才能全心全意担当社会公义。殊不知,对个体而言,这就成为一种完全无视人之基本权利的极端专制主义了,——个体也就完全成为社会公义的担当符号了。他所坚持的实际上是个体必须无条件地放弃这一权利。辩论到最后,晓芒兄又因为西方已经有“亲属容隐”的法权,所以认为应当从西方引进这种权利,而一定要死守他的底线:中国的亲属容隐观念与制度中丝毫没有“权利”的义涵。这就完全成为一种“只许州官(西方)放火,不许百姓(中国)点灯”的逻辑了,似乎凡是西方有的都是好的,而中国有的都是坏的。难道人类没有共性的东西?晓芒片面强调中国的、儒家的"亲亲相隐"没有权利意识,而只是单方面的"不得不遵守"的义务原则,这是把孔子针对"父攘子证"事例所说的一句话绝对化和不正当的普遍化,这与孔子"即事而言理"的言说方式相距甚远,也与孔子赞同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前后矛盾。他之所以这么做,与他大谈特谈的所谓的忠孝立国有关。他简单化地把"孝"("忠")等同于盲目、绝对地服从一个权威的父亲(君王),把"忠"理解为最大的孝亲原则。因此,在他看来,孝与忠、"亲亲互隐"与"大义灭亲"本质上都是家庭原则,而它就是中国体制性腐败的根源。然而,事实是,儒家处理家与国、亲情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是"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儒家区分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礼治中有不同的规矩与处理方式,而不只是一个家庭原则。所谓"家国同构",在历史诠释上应有限度。由于他的不理解,所以得出了"满门抄斩"和法家的"连坐"并没有破坏儒家"亲亲相隐"这样荒谬的结论。     在孔孟的三个例子中,关于“窃负而逃”的争论尤为激烈,这本不是历史而是儒家巧妙的伦理理论辨析之设计。晓芒兄把它定性为“损人利己、蔑视人权、践踏公义”,“利用职权逃避惩罚”,“是地道的腐败”,“是典型的徇情枉法的腐败行为”和“以权谋私”[16]。对于舜的行为是否为腐败行为,我们早已有所澄清,兹概其要略加说明。其实,《孟子·尽心上》中“窃负而逃”的文本可分解为两层:第一层,孟子答桃应曰“执之而已矣”、“恶得而禁之”,语气果断坚决,表明孟子具有相当的法治意识,肯定身为天子的大舜无权干预皋陶执法,这也蕴含了行政权(舜)与司法权(皋陶)应相互独立的观念。第二层,孟子的设计是,让大舜“弃天下”,然后“窃负而逃”。“弃天下”意味着大舜已然放弃了公权力,当然也就不存在腐败一说。晓芒对此案的“腐败定性”以及他的一些模拟,表明他要么是对这个文本及其义理全然无知,要么就是对它做了一种恶意的解读(目的当然是为了迎合其批判)。比如他把“今天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将自己有劣迹的亲属移居国外以逃避惩罚”(页31)来模拟舜“窃负而逃”,殊不知一直标榜以逻辑服人的晓芒在此恰好犯了一个“不当模拟”的逻辑错误,因为舜“弃天下”后并无权力可用,他逃往荒蛮的海滨,实际是自我流放。但是,这样说并不表明儒家对受害方的正义问题置若罔闻,而是在此案中,孟子意不在此。就其本意而言,孟子在此突出的是亲情、天爵比天子之位等人爵在价值上更重要、更值得追求,因为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就此而言,我们称赞舜的行为是一种美德,有何疑焉?至于孟子对正义和人权是否关注,我们只需引证他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问题,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此认为,统治者哪怕是行一件不义之事或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就可取得天下也不应当为;这是对个体权利的高扬,也符合康德“人是目的”的权利观念。总之,孟子不可能主张“蔑视人权”、“践踏公义”的观念。晓芒兄的定性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意上纲上线,又是什么呢?     其次,晓芒兄自诩其“新批判”绝不等同于以往启蒙学者对儒家的批判在于,他有一个“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参照系”(序言,页10)。所谓“数十年潜心研究”云云,大概是可以取信于一些青年学子吧,但是,康德的启蒙精神告诉我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怀疑权威。争论的事实表明,晓芒兄对这场争鸣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西方文化精神参照系即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的理解亦从根子上彻头彻尾的错了。他为了反驳“亲亲相隐”作为一种人性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竟然把苏格拉底非难和劝阻游叙弗伦控告其父解读为苏格拉底“赞同甚至鼓励”游氏控告其父,对于这样一个“惊人的误解”,他反复发文再三狡辩,最后总结时却闪烁其词地声称像这种“具体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理论问题”(页160)。晓芒兄一再宣称其“新批判”是“摆事实、讲道理”(页165),为何在涉及“新批判”赖于立足的参照系时,却反而抛开具体的事实问题而高谈阔论所谓的理论?这样建基于对中西经典及其义理精神双重误读之上的“新批判”,岂非空中楼阁?     由于大量的事实表明,西方乃至今天的许多国家确实存在着“容隐”观念和相关的法律建制,晓芒不敢公开违背这个事实,只好挖空心思证明中西“容隐”的本质差异,他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容隐”条款是一项“不得不遵守”的义务,而在西方则是一项可履行亦可放弃的权利。他总是把儒家的“亲亲相隐”和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容隐”有意误解为一项“不得不遵守”的义务,然后从中推论出其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他一再谈及的忠孝矛盾。如前所析,“隐”或“不隐”、“恩掩义”或“义断恩”,在儒家看来,应根据其当事人及其所犯事的性质来定,奉行中庸之道、主张经权相济的儒家岂能一概要求人们不得不遵守“亲亲相隐”的原则或不得不遵守“大义灭亲” 的原则?总而言之,争论下来,我们愈发认为,“亲亲相隐”是符合人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它蕴含了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家庭和邻里乡党等私人领域应当充分享有自治的观念,而这些深刻的思想实际上与现代人权、法治观念遥相契合。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呼吁,有必要修正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其实,晓芒也认可“引进或重建以新的法制原理为基础的容隐制度”,不过其前提却是“在取消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基础上”(页21),撇开他视传统与现代不可两立的思维惯性不论,他实际上又羞答答地承认了“亲亲相隐”和“容隐”的合理性。不过,这与他十分赞赏“大义灭亲”的思想观念以及“新批判”的初衷相违背,这一点,恐怕他并无自觉。[17]     晓芒兄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似乎有深仇大恨,他要把现实社会所有的罪恶都算到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身上,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负责任,甚至要现在同情儒学的学者来负责任。最近,他又在《南风窗》上发文,把交通肇事犯李启铭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亲亲相隐”联系起来。这扯得上吗?肇事者是在“隐”吗,分明是“扬”嘛。肇事者这样做是“孝”吗,分明是大不孝嘛。怎么连这都搞不清楚呢?可见他对“亲亲相隐”起码的本意都没有相应的理解,或者他一定要蛮不讲理地强加罪名。          四          晓芒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判断,如他常喜欢作一些全称判断,中国人、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包括近些年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云云),很多话是否站得住脚,颇值得怀疑,因为他有太多的随意性,太喜欢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抓来就打。作为多年的老同事,我奉劝晓芒一句话: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是要下苦功夫系统研读第一手数据,仅凭文革时的大批判文章与彼时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是非常不够的。     晓芒兄太想当“哲学家”,以为中西马尽在掌握之中,可以任意评说,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术业又有专攻,评说起来难免不捉襟见肘。有些活儿还是要有起码的知识准备,晓芒一上手就把“连坐”写成“连座”,一谈起中国文化就隔膜得很,尽是硬伤,即是教训。缺乏文字、训诂与文献之功夫,谈起中国文化来容易张冠李戴,似是而非,这不惟对晓芒,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及我的同道与晓芒兄的分歧还不只是某些具体文本解读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分歧,是文化立场、心态与研究方法论上的分歧。     晓芒兄在他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书中把中国文化贬低为“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的、只能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文化。他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只有亲情,而无感情”。什么是真正的情感?“亲情”不是一种“感情”是什么?恐怕谁也不会懂得他的这些语言与其中的所谓逻辑。他又说: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这些话,我们不知所云。简言之,他的看法是,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具有动物性。对此,我曾有文提出批评。[18]他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中,仍然坚持这些看法。他标新立异提出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中国文化极尽谩骂、诋毁之能事,与文革大批判相比,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如果勉强说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更加离谱,更加渲染、放大民族的劣根性,全盘否定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与道德价值。     1980年代中期,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19]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良根性”,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在亚洲东方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没有这些,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20]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     针对当时我国思想界就有的、类似晓芒兄近十多年来又不断重复的某些言论,张岱年先生批评说:“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贬低人的尊严的,是否认人的独立人格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失之于肤浅……古代哲学中却也有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的进步学说。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明确肯定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明确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观点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道家更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在儒家道家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这正是重视个人尊严的表现……理学家都强调‘立志’,也就是肯定人们应有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陆九渊说过:‘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 堂堂的做个人’即是具有独立的人格。”[21]     张岱年先生分析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例子,肯定孔子关于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张先生又分析了孟子的“天爵”“良贵”思想,肯定孟子揭示的“人人具有的天赋价值是‘良贵’,这价值与世间爵位的价值不同,是不能剥夺的。应当承认,古代儒家高度肯定了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观点。”“古代儒家肯定人的人格尊严的思想也就是认为人的价值在道德自觉性……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精粹的思想则能够对现代化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如果民族意识的内部完全缺乏促进现代化的契机,那末,现代化将是毫无希望的。”[22]     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民族性,是否仅仅是一些劣根性呢?如果中华民族仅仅是一些劣根性,那就证实了帝国主义者‘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的论断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过去的中国文明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难道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吗?是祖先低能,还是子孙不肖呢?”[23]以上我所引的张先生的这些话,好像句句都是针对晓芒说的。     对于内涵丰富的“孝”“忠”等传统德目,乃至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只要我们本着理性地、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的心态与原则,谨慎地批判、克服、剥离、剔除其理论的局限、历史的负面与在社会生活流传过程中的弊病,作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把其中的灵魂、精华纳入到现代文明的价值系统之中。愚忠愚孝随时代有所淘汰,但仍有遗存,这肯定是要批判、克服的,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历史上的“忠”全等于“愚忠”,“孝”全等于“愚孝”,也不能老是让祖宗、先儒代人受过,为现在的一些体制问题与不法贪官开脱罪责。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首先仍然要有孝心,仍然要忠诚,当然“孝”“忠”的内涵有了与时俱进的改变。不忠不孝的人,如何能做好公共事务?!中国现代文化与道德文明建设,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资源的“彻底决裂”“斗倒批臭”“信口雌黄”之上。这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遗产的继承。     晓芒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传统社会与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的区别,不分儒道法家的区别,以现代西方批判古代中国,以西方的优点批判中国的缺点,以他想象中的西方来批判他想象中的中国,他把古今之异全然当成中西之别,把时代差异全然当成民族差异,在方法论上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他处心积虑地矮化中国文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从本质上、结构上就是腐败的,不可救药的,否定中国人有人性、人格与道德价值,甚至说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具有动物性。在目的上,他是要把中国文化连根拔掉。     许多同仁认为没必要或值不得响应晓芒兄的一些说法,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响应,就是希望以后所谓的批判家不要动辄就信口开河,发表一些早已被澄清的陈词滥调。尽管晓芒兄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大多是外在的、不相干的、草率的、偏颇的、情绪化与非理性的,我们仍然欢迎他继续就“亲亲相隐”问题及其它问题来辩难,并愿意奉陪到底。我的办法还是照旧,只是拟请更年轻的学生朋友们去响应与反驳,权当练兵。     我非常赞赏蔡元培、张岱年等先生的文化立场与文化心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向博大谦虚的、有敬畏之心的、有远见与主心骨的这些老前辈学习。他们才真正懂得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真谛,并指出了我国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道德建设的中正不偏之路。这也说明,对于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政治、法律文化等),只有尊重她,完整、全面地理解她,才有可能真正理性地扬弃(既保留又克服、既继承又发展)她,任何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都是无益的。     胡治洪、陈乔见二兄协助我搜集论文、编辑此书,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庚寅与辛卯之间写于武昌珞珈山     --------------------------------------------------------------------------------     [1][1]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页。郭按:本书收有蔡先生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与《华工学校讲义》两种。前者系作者留德期间编写,商务印书馆于1912至1921年间共出十六版。后者有德育篇、智育篇,系作者为在法国的华工所写,于1916年为师资班讲授,1919年在巴黎印成专书,1920年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取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课文。     [2]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8-39页。     [3]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9页。     [4]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41页。     [5]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42页。     [6]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4页。     [7]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34-35页。     [8]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57页。     [9]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58-59页。     [10] 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1]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226页。     [12] 张汝伦:《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要求》,载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第222—223页。     [13] 以上详见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 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为隐”》,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603-604页。     [15] 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为隐”》,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617页。     [16] 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是书的前言,载《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第三十期。     [17] 晓芒对“大义灭亲”十分赞赏,比如他说:“至于舜如果真的能够‘大义灭亲’,那就是难得的美德了。”(页29)然而,因为“文革”的缘故,国人对所谓的“大义灭亲”一般都持怀疑态度,至少不会把它吹捧为美德。晓芒大概不敢公开违背这一社会观念,于是在他处又说:“不论儒家的‘亲亲相隐’义务还是‘大义灭亲’义务,我都是不赞同的。”(页107)。他显然为了逞一时之辨而没有意识到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通览全文,可知他确实倾向于“大义灭亲”式的绝对“平等”的刑法观。     [18] 详见郭齐勇:《评所谓“新批判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此文是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的邀请而作。此作为一组文章之一,当时编辑先生只给了我极有限的篇幅,故对晓芒兄的批评只能点到为止。     [19]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20]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48页。     [21]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53-54页。     [22]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61页。     [23]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78页。   进入 郭齐勇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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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资深流寇”易中天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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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文集》第五卷前言 标签: 易中天文集 ● 易中天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老专业(古典文学),先生是老先生(胡国瑞、吴林伯)。所受之训练,自然“传统”。理想,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做一个传统的学人。所以,毕业以后,甚至调入厦大以后,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做学问,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艺术人类学》。尽管该书写得并不“八股”,但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 但是到了1994年,我决定“另类”了。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比方说,失望。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这本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好书。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后,曾于1999年和2007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然而在1989年,我们那本《走出美学的迷惘》,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晓芒跟我说,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请参看邓晓芒《〈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 可惜,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又写了《艺术人类学》。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慧眼识珠”,两次获奖,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种原因,比如对“实践美学”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新实践美学”。而且,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关注,顶多也就看看“首都学界”有什么动静,或者“学界大佬”有什么说法。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外省学人”,研究的又是“传统课题”,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更何况,美学本身的境况,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自顾尚且不暇,哪里管得了许多?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事实上,也就在这两年,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既然如此,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很快我又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只能堆在库房里,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于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刚一出版,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那么,我们写它做什么?我们为所谓“学术繁荣”而砍掉的树,难道还嫌不多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意强加于人。你主张“曲高和寡”也好,他为了“养家糊口”也罢,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 不跟体制玩,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等于非得“落草为寇”,也可以当“吃皇粮的个体户”。办法,是种完生产队的“责任田”(额定工作量),再种一点“自留地”。这也不难。我和邓晓芒,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们都不是“黄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还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点是:霸蛮,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软不吃硬,等等。比方说,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就是他“匪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我是“流寇”,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分不明”,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 其实,“流寇”也有“路线图”。我读研究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选择《文心雕龙》,合情合理。这就从“文学”转到了“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合情合理。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但是,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品人录》已经在讲历史。以后有《品三国》,也不奇怪。不过,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这一路走下来,岂非顺理成章?只不过,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我的书,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内容和形式,统统“另类”。 所以,《闲话中国人》是一个开头。这个头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9月6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五卷收录《闲话中国人》一书。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2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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