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

纵览中国 | 邱立本: 解讀時代悲涼的密碼

這不僅是年份的數字,而是隱藏著中華民族悲涼的密碼。一九四二、一九六二,相隔二十年,神州大地兩次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一九四二年三百萬人餓死的慘劇,終於在今年冬天搬上中國銀幕。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導演的作品,讓多少觀?熱淚盈眶,刺激更多人去探索一九六二年三千萬人餓死的秘密。 因為一九六二年是更荒誕、更慘烈的饑荒,至今仍然隱沒在共和國的官方史頁中。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的扛鼎之作《墓碑》是中國的禁書,但有心人都可以在中國網絡上找到它的電子版。讀者會赫然發現,一九六二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沒有天災、也沒有外敵入侵,沒有戰爭;但不少餓死的人,就倒在儲滿糧食的糧倉附近。 這都是人禍,也是一個僵硬體制中官僚自欺欺人的惡果。這觸發了中共高層的鬥爭,為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埋下了伏筆。 而重要的是信息的不透明。媒體在這重大的時刻,都面臨重大的考驗。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殘酷事實並沒有出現在媒體,新華社記者連內參都不敢寫,怕會被批鬥,因而彼此說謊,不斷吹噓形勢如何一片大好。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被官媒所隱瞞,城市居民大多不曉得情況,但是最後民間的《大公報》敢於揭開真相,總編輯王芸生發揮太史公「筆則筆、削則削」精神,報道河南飢荒的慘狀,並質問當局,震動全國。 率先向國際揭露河南真相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re White),在兵荒馬亂中,到災區現場採訪,拍攝照片,讓國際讀者了解本來被隱蔽的苦難。 今天回顧這兩場飢荒,更有一種對新聞自由的飢渴感。今天中國媒體的生態,是否還比不上當年的《大公報》?中國政治一些被隱瞞的秘密,是否還需要外媒來揭發? 越來越多的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了解這樣的新聞自由不僅是公民的權利,更是一種巨大的公民責任。 這項公民的責任,就是堅持對權力說真話,不容一元化的權力扭曲事實;不容社會的發展,是在一種「信息結構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導致了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被扭曲和被犧牲。 但說真話的權利,必須要有制度的保障,才不會被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夾殺,被權錢交易的巨獸所吞噬。 在二零一二年的尾聲,在歷史與今日交纏的光影中,解讀時代悲涼的密碼,中國人都在期望新一屆領導人的新氣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與民間自下而上的力量「會師」,融合為一股政治改革的洪流,衝破專制的愚昧,讓七十年前和五十年前消逝的千萬亡靈可以安息,讓中華民族衝出悲痛的歷史門檻,告別肉體死亡的絕望,迎向制度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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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 邱立本:中國政治改革三種模式

緬甸、新加坡、南非三種模式都對中國政改有重大啟示,但也需「創造性轉化」,讓全球驚艷。 政治改革是關鍵詞。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功虧一簣,維穩也越維越不穩,中國也就不能真正崛起。這是中國民間和政府之間越來越強的共識;也是民間精英停不了的焦慮感。如果中國還是按照目前這樣的路子走下去,很可能就會走到死胡同中,前無政治去路,後有經濟追兵。 經濟追兵就是避免高速經濟失速,可以持續發展,並且要落實公平的分配,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 但政治改革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著手?這就像電腦的操作一樣,要有正確的路徑(Path),才不會陷入線路的迷宮中,茫然不知身在何處。 緬甸最近的政治改革,就成為中國的重要參考。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由高層發動,向下推動,也立刻和民間的公民社會力量連接,匯聚成一股改革的洪流,衝破長期以來專制的枷鎖,開創全新氣象。 緬甸的改革動力,源於一種信心,也源於對民間社會的信任,當局對猜忌多年的昂山素姬,也安然「一笑泯恩仇」,共同為國家的建設而打拼。而這個長期和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默默地、平和地走上民主化之路,也肯定對中國帶來心理上的衝擊——緬甸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另一個衝擊是新加坡模式。它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在印尼、大馬等國的包圍中,卻可以脫穎而出,勵精圖治,並在法治方面成為全球華人社會的楷模。它同時又是一黨獨大,和中國在政治上有某種「可比性」,但新加坡的高官重視反腐倡廉,不是空談口號,而是落在實處,讓法治的陽光照到高官的錢包,展現透明度,對貪污零容忍。事實上,近年中國派遣官員到新加坡學習,已經越來越多,對於新加坡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法治,也了然於胸。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點滴在心頭——新加坡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但最後的一個重要的他山之石,則是南非模式。這個曾經被黑白種族紛爭所牽繞的國家,終於衝出歷史的重圍,就是靠「既往不咎」,不要被歷史的恩怨情仇所困擾,而是將仇恨切割,不再冤冤相報。這也促使那些既得利益者和當權派拋棄恐懼,全心全力參與改革,而不是聞改革而驚惶,害怕陷入報復的血海中。 這也需要歷史的度量和智慧,全國往前看,走出過去的陰影,走出惡性循環。當年南非就是這樣才徹底揮別歷史的仇恨,才使國家快速發展——南非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這三個模式對中國都有巨大的參考價值,但卻難以直接拷貝,而是要「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以和平的、制度的、但也堅決的方式,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推動高效的行政力量,創造中國政治的優勢。 中國需要開創自己具有操作性的政治機制,既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又有清廉的政府,也找回長期缺席的社會公正,拒絕權貴資本主義的誘惑,讓民心暢順,讓全球中國人感到驕傲,發現一個讓全球驚艷的「中國模式」。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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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 | 台灣保釣是政治春雷

台灣漁民保釣是政治的春雷,驚破美日強權政治的美夢。兩岸聯手,可以不戰而屈日本之兵。 在九月下旬秋意襲人之際,台灣的民間保釣卻如一聲春雷,讓台北、東京、北京和華府都嚇了一跳。由台灣漁民和地方漁會所發動的保釣船出海,聲勢浩大,共約八十艘漁船,開到近年被視為台灣漁船禁區的釣島水域,讓馬政府不得不派出海巡船護航。這是民間保釣的最大的一次突破,也展示保釣必須回到民間草根,才能尋回它近年所失去的動力。 漁民保釣的動機源於樸素感情,保護祖輩傳下來的漁場,不能因為國際強權的合縱連橫,就讓釣島水域被日本巧取豪奪,損害台灣人的具體利益。漁民同仇敵愾,士氣如虹,而地方的民意代表挺身而出,在於民主政治須尊重民意,順應民心,才能在地方上立腳,才能連選連任。 馬英九政府也在民主政治的壓力下,不能掉以輕心。事關國家主權,就要讓公權力在關鍵的時刻,保護人民的利益,才能避免國格受損。 因而台灣海巡署派出大噸位的艦艇護航,和日本的艦艇互射水砲,可說是抗戰勝利以來,中華民國的武裝力量首次與日本武裝力量交手,寫下了現代史上的重要一頁。 而這次台灣保釣,也呼喚超越藍綠格局。綠營的地方政治人物也要對此表態,不能落在藍營之後,民進黨的宜蘭縣長林聰賢,曾經豪氣干雲地說要到釣魚台上掛上宜蘭縣的地址門牌,但不旋踵間卻要對此低調,因為黨中央對此並沒有共識。不過民意不可拂逆,保釣如今已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李登輝之流所說的「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言論,被絕大多數的民意所否定,也開啟了台灣政治必須保釣的「政治正確」。 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役,台灣的保釣可以吸納更多年輕的新血,改變了近年保釣力量出現斷層之弊。七十年代的保釣,改變了台灣一代留學生精英的世界觀,從張系國的《昨日之怒》、劉大任的《浮游群落》到鄭鴻生的《青春之歌》,都對台灣知識分子的保釣心路歷程,作出深刻的描繪。但這樣的歷史烙印近年似有逐漸磨滅的悲涼,新一代大多對此毫無興趣,昔日的激情已被遺忘,甚至成為取笑的對象。但今天漁民的奮起,卻扭轉了保釣的途徑,不再是靠海外知識分子的吶喊,而是落實到民間的人民力量。這是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也對彼岸帶來巨大的啟示。 因為大陸的千帆並舉還是當局操控,也至今沒有和日本艦艇短兵相接;逼近釣島的距離也比不上台灣的漁船。因而台灣民間保釣的突破,對中國大陸也有強大的示範作用,台灣可以,大陸為何不可以? 而關鍵是兩岸聯手的龐大力量,可以不戰而屈日本之兵。保了四十年的保釣,終於在二零一二年的秋天出現突破。這是政治的春雷,驚破日本與美國強權政治的美夢。只要兩岸中國人團結起來,光復釣島就不再是夢。 邱立本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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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邱立本: 朝鮮與中國的前世今生

沒有兩個國家,會有中朝這樣密切而有奇特的關係。中國前往朝鮮的旅客,都依稀看到昔日中國的影子,他們不禁會問:今天的中國,會是朝鮮的明天? 從中國今天尖銳的階級矛盾來看,從那些熱衷毛澤東思想的新舊「左派」來看,朝鮮似乎保持了社會主義的理想性,他們的學校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而這恰恰是今天中國兩億五千萬農民工頭上的「三座大山」,因而朝鮮具有某種奇異的吸引力,喚回了中國人對平等主義的追求,也突顯中國今天的痛苦與缺點。 但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都會對今天朝鮮嚴厲而又僵硬的社會控制,不敢恭維。他們覺得很多方面仿佛回到文革年代,到處都是「馬列老太太」與「小腳偵緝隊」,剝奪了個人的自由與抉擇;人就像一個機器的螺絲釘,只能不斷為一個偉大的社會而努力,只能不斷犧牲自己來完成大我,以建設一個偉大而又平等的國家。 但問題是「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正在平壤興建的高樓,宣稱都免費提供給很多的居民,但在平壤以外的人民,並不能進入首都,比以前中國嚴厲的戶口控制更嚴厲,在首都的街頭,都有密探來查核路人的身份,慎防首都以外的人闖進來。更不要說誰可以搬進這些房子,也在於誰來決定誰更平等。 同時,在朝鮮社會,「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偉大」。「偉大」的金氏家族已經兩代世襲,建國領袖金日成,沒想到孫子金正恩都「登基」了,變成了一個王朝。看在中國人眼裏,毛澤東沒有讓自己的兒子繼承權位,似乎高尚多了。當然毛澤東最疼愛的兒子毛岸英,就是在朝鮮戰場中被美軍飛機炸死,也讓這位「偉大領袖」感到莫大遺憾。 但今天中國的官二代與富二代,也是另一種世襲。權力與財富,都在不斷延伸自己的生命,也不斷腐蝕政治組織的生命。由於社會上的機會不平等,「龍生龍,鳳生鳳」,階級流動的不順暢,底層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會造成社會上的怨恨。 其實朝鮮和中國都面對轉型的危機。從馬列模式向一個市場經濟與開放的社會過渡,也走進一個難以預知的世界。中國今天變成了全球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切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可說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尤其是沒有法治與政治的制衡,也沒有媒體的自由,因而導致社會上亂象百出。穩定壓倒一切,結果是一切壓倒穩定,成為今天中國的危機。 中國的希望也在於夾縫中的自由和媒體的力量。微博上數億網民的能量,總可以讓一些被壓制或被淡化的新聞曝光,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制衡。中國的網絡是世界上最能煥發青春權力的空間,讓中國人找到制度改革的曙光。如果朝鮮有一天也有微博,那麼朝鮮的蛻變就會成為巨變。 朝鮮與中國是彼此的影子,在對方的前世今生中,看到了更真實的自己,也看到權力與財富世襲的自我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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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 天上人間的後發優勢

太空世界的榮光,是否會帶來神州大地的進步?還是剛剛相反,讓璀璨的航天突破,掩蓋了中國人間的痛苦? 中國神九升天之際,在網上引來眾聲喧嘩的評論。不少網民或義憤填膺、或冷言冷語地批評,中國政府花了巨款、匯聚多少的智慧,取得了太空的成就,但為何面對中國尖銳的貧富懸殊、法治不彰的情況,卻是無法解決,成為中國人胸中難以化解的痛。 但天上與人間並非絕緣,兩者之間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從歷史來看,航天的科學成就,會刺激社會的種種變革。因為航天事業永遠需要一個開放的系統,不能鎖國,重視人才的培養與全球吸納精英,爭取資訊自由流動。這也讓社會的氛圍產生改變,走向理性與進步的方向。 中國在七八十年代開始的航天計劃,其實體現了「舉國體制」的特色,舉全國之力,集中一點突破,二十多年以來,終取得一定的成就。這也帶來改革過程中的爭議,因為不少反對派認為,中國今日禍害的根源,就是這種「舉國體制」,國進民退,造成了資源的壟斷,也造成了權力的壟斷。他們指出中國的足球發展,就是因為被足協所壟斷,貪污腐化,弄虛作假,傷透了廣大球迷的心。 但太空發展不是足球。這也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遊戲。太空世界需要紀律與嚴謹的長期策劃,而足球天地往往重視個人的創意。從實踐的過程來看,中國的「舉國體制」應用在航天事業上,過去二十年間發揮了加速器的角色,凝聚了全國的資源,無論是在軍用或是民用領域,都讓中國航天事業可以後來居上,形成了後發優勢。 天上的後發優勢,也刺激體制內的精英階層思考,為何中國可以克服航天的挑戰,卻不可以解決人間的挑戰?尤其航天科技的發展,就是「工具理性」的落實,重視尋找「最合適的路徑」。處理複雜的航天系統工程,也必然對政治改造的工程,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 不可否認的,過去十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是黨國體制內要面對的棘手問題。二零零三年胡溫上任之初,也曾提出回歸憲法的思路,當年神舟五號升空,也使民間一度對胡溫推動憲政有極高的期許。但如今胡溫即將鞠躬下台,憲政卻還是很遙遠。十年以來,中國回歸憲政還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玉人來」。 對中國改革派來說,他們沒有悲觀的權利。他們期盼天上的神九、神十,終會迎來人間政治的「憲一」、「憲二」。因為舉國體制自上而下的航天工程,也將刺激舉國體制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避免自下而上的政改所帶來的巨大震盪。胡錦濤溫家寶醞釀政改的「樓梯響」,將會迎來習近平李克強落實憲政的「玉人來」。那些飛向浩瀚星空的航天後發優勢,也將成為煙火人間的後發優勢,衝破政改長期滯後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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