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

水利政治與旱災經濟 三峽生態之變，也影響政治生態。水利政治與旱災經濟交纏，也在全球華人心中交纏…… 長江沿岸的旱災，意外地再度引爆了三峽的爭議。反對派赫然發現，國務院首次對三峽所引起的問題予以公開承認，並強調盡快克服。過去長期以來官方對三峽的「政治正確性」出現了鬆動。龐然大物的巨壩，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聖牛」，而是需要接受全民的公開檢驗，要發現它在設計上的罩門。 但最敏感的還是現實政治的罩門。三峽是九十年代初的決策，也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重要舉措，展現舉國體制的優勢，揮別天安門事件的痛苦。但不到二十年後，三峽的種種危機的陰影，籠罩在神州大地的土地上。那些讓人痛苦的旱災，是否三峽所引發？中國的氣候突變，是否與三峽的興建有關？甚至汶川大地震，也是否與三峽有莫大的關係？ 這樣的爭辯，其實已經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牽涉到政治的責任問題。也許某些因果關係不是那麼直接，但卻引發中國公共政策的品質問題，它們的透明度與決策過程，都受到了巨大的質疑。 但如今國務院開始正視三峽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正顯示政府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不再僵硬地官官相衛，而是開始實事求是，返回工具理性的軌道，以科學的精神，來破除政治和心理上的障礙。 這也是胡錦濤施政所強調的「科學發展觀」，排除了不科學的思維，勇敢地面對困難，在這種關乎千萬人福祉的問題上，落實他所倡導的「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 尤其胡錦濤學的是水利工程，他一九六五年在清華大學畢業，也長期關注這方面的問題，但他對三峽之爭，並沒有捲進李鵬時期的政治爭論中，因而可以更客觀地看待這問題。 溫家寶和胡錦濤都是一九四二年出生，溫家寶六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對三峽工程所引起的水土巨變，當然點滴在心頭。這次國務院在五月十八日所發布的三峽文件，似代表溫家寶對三峽問題已有新反思和對策，不再困於過去官方的鴕鳥心態。 更深一層看，從胡錦濤到溫家寶，都對胡耀邦有深厚的感情，也曾在中國官場中力排眾議，紀念胡耀邦，因此他們對當年參與六四鎮壓的李鵬，都會在內心深處不以為然，也自然要保持距離。更何況他們有水利與地質的專業背景，更能了解三峽問題的嚴重性，而他們作為繼任的領導，雖然不用為前任的決策負起直接的行政責任，但卻要面對收拾爛攤子的挑戰。 事實上，三峽大壩在二零零六年竣工典禮時，胡溫等中央領導都沒有出席儀式，予人要撇清責任之感，也顯示三峽的功能和功過，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還會投下難以預測的變數。 因而三峽的生態之變，也微妙地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態。長江旱澇的變幻，也造成政壇的變幻。更不要說這次長江流域的旱災，已經衝擊到經濟，讓糧食價格上升，再加上電荒的危機，使股票市場連續下挫。水利的政治與旱災的經濟交纏，也在全球華人的心中交纏……■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利比亞之戰啟示錄 利比亞之戰的特色，就是它充滿了偽善和權力的算計。戰爭的真相也許永遠都是輸家。 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就是真相。利比亞之戰的真相，從戰情到戰爭的動機，都是遍體鱗傷的受害者。 西方領導的聯軍究竟是正義之師還是侵略的鐵蹄？卡扎菲到底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暴君，還是保家衛國、抵抗列強的人民領袖？這一刻的新聞都沒有黑白二分、斬釘截鐵的共識，而只有各說各話的版本。但更深層的理解，則是一個充滿了道德曖昧的灰色地帶。 這樣的灰色，就像新約聖經《啟示錄》那匹灰色的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這匹灰色的馬走進了國際權力的競技場中，帶來震撼，也掀起了全球權力板塊的移動。 利比亞之戰的特色，就是它充滿了偽善和權力的算計。一馬當先的法國曾經和利比亞如膠似漆，總統薩科齊的政治獻金不少就來自卡扎菲，也曾經是卡扎菲的座上客。更傳奇的是聯軍空襲的戰機不少就從意大利的機場起飛，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的淫亂派對，往往是卡扎菲派出美女「壓陣」。但不旋踵間，法意兩國都成為攻打利比亞的急先鋒——似乎要以今天的強硬，來漂白昔日的黑幕。難怪利比亞會認為，西方都是恩將仇報、兩面三刀出賣了朋友。 當然卡扎菲自己也是兩面三刀，他從來都不是天使。對反對派來說，他是冷血的魔鬼，屠殺了多少老百姓。西方社會更不會忘記，他在一九八八年所發動的泛美客機的恐怖襲擊，導致兩百多人死亡，史稱洛克比慘案。卡扎菲雖然後來為此道歉和賠償，並歸罪於手下，但沒有人會相信這樣的謊言。 美國也急於擺脫謊言的歷史陰影，奧巴馬介入利比亞之戰，從一開始就要避免出師之名是謊言的指控。昔日伊戰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謊言為藉口，後來被揭發，讓美國在全球的顏面盡失。奧巴馬向全國演說，企圖將利比亞之戰與伊拉克之戰分開，說出兩者性質的不一樣，也想說出自己與布殊的不一樣。 但利比亞之戰和伊戰的核心價值，其實都是回歸美國歷史上「替天行道」（Manifest Destiny）的論述，強調美國在對外關係上不可迴避的責任，以及道德上的自我期許。不管是否有具體利益，都要呈現美國制度優勢和價值優勢。 也許美國對外戰爭的道德曖昧，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美國不少史家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最後一次黑白分明、正義與邪惡完全對立的戰爭。這是歷史的絕響。但之後美國介入的所有戰爭，都充滿了道德上的曖昧，都有不斷被挑戰的灰色地帶。從韓戰、越戰、伊戰、阿戰，都是如此，更不要說這次利比亞之戰，都有太多「機關算盡太聰明」的痕跡。戰爭的真相也許永遠都是輸家，但這次戰爭的贏家，則肯定是西方的軍火商和坐享油價飆升的俄羅斯。■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追尋免於恐懼的世界 日本核危機暗藏悲劇的悖論。日本處變不驚的現代性，也源於二戰原爆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 到底是現實模仿想像，還是想像模仿現實？也許只有在科幻電影中，才會有這樣的連綿不絕的驚愕。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不僅是一場地震，還帶來了一場不知伊於胡底的核子災難。而痛苦的場景，竟是從科幻作品的幻境移植生活中。 從黑澤明的《夢》到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 都曾經想像那種恐怖的錐心之痛，但卻不能想像這些場景是在哪一天來臨。 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二次大戰以來日本最大的災難，也成為全球第一次實時觀看的大自然災難，在電視、互聯網、智慧型手機的平台上，展現巨大的戲劇化效果。 但最戲劇性的還是核電危機所展現的悲劇意識。一個原本最先進的、最造福民眾的核電廠現代化設施，卻導致揮之不去的焦慮——核電洩漏會帶來最殘酷和最不堪設想的結局。這是一個「現代性」的悖論﹕為了發展的榮景，竟面對可能自我毀滅的陰影。 尤其核電的發展，本來是可以有「減碳」的效應，不用依賴火力發電，也減少石油燃燒的廢氣。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傳統的環境污染，總比引發輻射和殺傷力強大的核能更能被民眾接受。這也是本次核災難所帶來的悖論，困擾全球支持環保的團體。 另一個悖論暗藏於歷史的回顧。對於日本在這次災難所展現的冷靜、秩序等「現代性」，要有一個歷史的深層認識，了解這是歷經演進的結果、而並非日本社會從來就是如此。 史家不會忘記，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發生後，十四萬人死亡，而災後民間的謠傳四起，指責是居日的朝鮮人帶來惡運，誣指他們災後在井中下毒，於是民間的暴徒四起，將六千名朝鮮人虐殺死亡，連旅日的中國人也被波及，共約七百名溫州人慘遭殺害，史稱「東瀛慘案」。這段歷史湮沒多年，日本作家仁木富美子鍥而不捨的追查，才有更多的細節浮現。一九九三年，溫州也立碑紀念。一些歷史學家會認為：今天日本人民的「現代性」，是歷經二戰失敗後的產品，告別昔日的種族歧視和暴力崇拜，才變得文明和認同普世價值。 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日本戰敗的關鍵是原子彈。只有歷經這樣的核子慘痛，才使日本脫胎換骨，躍進文明社會的廟堂，發展舉世敬重的軟實力。 巧合地，今天日本的核危機，也刺激日本和全球反思核能的兩面性，要擺脫核能崇拜、科學萬能的心態。在大自然面前，要有謙卑的心。無論多麼現代的科學與先進的設施，都不能低估大自然的反撲，更不能低估環境公害的後遺症。 在福島核電廠連續驚爆的過程中，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心連心，重新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也重新發現飄遠了的人文精神——一切的科學發展，都是為了提升人的尊嚴和價值。今天日本的核子之痛，也許和六十六年前的原爆一樣，可以換來更多的普世價值，也為全球換來一個免於恐懼的美麗新世界。■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要演變不要革命 只有靠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發展，才能扭轉統治正當性流失的危局，才可以化解茉莉花挑戰。 中國不會出現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但卻有茉莉花演變(Jasmine　Evolution)的效應。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並沒有爆發的條件，但這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的殿堂和江湖，都帶來巨大的衝擊，也立竿見影地對當下的人大政協會議帶來影響。 要演變，不要革命，也許是當下中國朝野最大的共識。大部分中國人都同意，中國沒有動亂的本錢，從文革到六四，都留下了痛苦的、深刻的烙印。 但「穩定壓倒一切」的論述也不能綁架改革，讓一切不動如山，讓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最後反而會造成了「一切壓倒了穩定」。 從速改善民生，就是消除導火索。民生已經成為當前最大的政治，也成為這次兩會的主旋律。這反映執政黨的危機意識升高，要將任何的星火撲滅，避免了燎原之勢。中國經濟超越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但通脹也上升到最高點，糧食價格急升，也等於在窮人的口袋搶錢。 因而這次兩會所提出的種種紓困政策都有針對性，要透過具體的民生措施，化解矛盾，但一些關鍵的問題卻是牽涉到權力結構，積重難返。 典型的例子就是陽光法案。人大代表韓德雲連續六年提出，但都不能通過，反映兩會高層的權力結構，沒有反對貪腐的決心，沒有從自身做起的道德勇氣，而只是借詞推搪。殊不知要求官員公布自己的財產，要將高官個人的財務透明化，已經是香港、台灣、英美廣泛實踐的政治規範。這也是一種全球所認同的普世價值，但中國的民意機構卻是不敢通過，讓中國的陽光法案見不了陽光。 但這些被掩蔽的改革陽光，總會穿越重重的權力盔甲。那些每週在全國聲稱要舉行的街頭「行動藝術」，奇異地成為一種強大的無形壓力，鞭策執政黨要不斷加強改革。這個沒有領袖、沒有組織的「革命」也許只是一場惡搞，一場和權力者開玩笑的遊戲，但它也是六四之後讓執政黨第一次感到民間壓力的行動，讓高層坐立不安。但化解的方法不是靠更多的警察和便衣偵探，也不是靠網絡上更嚴厲的封鎖，而是要靠自身的改革，扭轉統治的正當性流失的危局。 最有效和最快可以實現的是黨內民主，重返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的理想主義的精神，落實學者曹思源所強調的黨內三權分立，讓權力得以制衡，讓絕對的權力不能絕對地腐敗。特別是人大政協的民意代表，必須避免由行政官員兼任，防止以加強效率之名，實際上就是自己監督自己，破壞了中國憲法的原意。 只有黨內落實民主，才可以確保執政黨千秋萬世地執政。新加坡的例子就是鏡子，儘管一黨獨大，但卻能維持法治及黨內權力制衡，避免貪污及權力過度集中之弊。 這也是中國政治的陽光。讓中國共產黨理想主義的陽光，衝破當前權貴資本霸權的烏雲，尋回老百姓被搶奪了的天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就沒有新中國揮別腐敗的希望。這是茉莉花事件的啟示，也是中國在全球政治變幻中的最新行動座標。■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