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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23)——“拼爹”是人之常情

作者: 信力建   1、人民日报:其实说到“拼爹”,只要不违法乱纪,也是人之常情。不光中国,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拼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子女花父母的钱,父母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帮助子女发展,在哪个国家都合乎情理。与其对别人拼爹“羡慕嫉妒恨”,不如趁年轻好好奋斗拼搏。 2、23日上午9时,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在谈到对这次考察点的印象时说,“武汉市民之家”很恢弘、很宽敞。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我看着心里舒服。如果是“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舒服。 3、每年的七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最为忧心的时期。因每年此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出意外地“上调”,由此这一月被戏谑地称之为社保的“涨价期”。“涨价”依凭于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而进行的上调,这每每让中低收入者抱怨“被平均”。有北京企业的员工称,算上医疗等其他项,工资总额的1/4没有了。而享受似公务员待遇的,却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 4、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巡视组注意到了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在狱中的举报。2012年6月20日,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胡健勇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在狱中写举报信,交待了300多人许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什么人什么时候送给他什么东西,他曾经给谁送过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 5、清华大学 《2013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广东省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做得比较好。前30名中,广东省占据10个席位,安徽省占据5个席位,山西、贵州、广西各有3个城市上榜;而得分超过100分的城市仅有46个。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289个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便是排在前30位的市级政府的财政公开情况也远未达到良好披露的水平。 6、根据调查显示,在广东,无论是高中生、职校生,还是大学生,每100个男生中,就有2-3个有被迫性行为,是女生的2.2-2.3倍,其中100个大学男生有5个曾在大学期间被迫性行为。省疾控中心专家称广东男生性危害防范意识比女性缺乏,“可能与女性的性生理发育和成熟相对较早有关”。不过,对于在高中生和职校生中,有性行为的比例为5.6%,其中男生(8.6%)的比例远远大于女生(2.9%)。 7、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其中涉案金额5万元以上案件7610件,占78.1%。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征地拆迁和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犯罪严重,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发案较多。 8、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 9、调查显示,中国城市供水管网质量普遍低劣,不符国标的灰口铸铁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镀锌管等占6%。老旧管网漏水严重,经常爆管,从水质角度讲,容易发生二次污染。2000年至2003年,中国184个大中城市管网水质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二次污染物主要为微生物,烧开水可以灭杀。 10、今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引入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该指数根据各国关于生殖健康、妇女赋权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方面的数据,用于衡量性别不平等状况。统计结果表明,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名列榜首,即性别不平等现象最轻微。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中国排在第35位,位于前列。 11、英国一家公司日前研发了一种可以防弹的iPad面板。这种仅厚3厘米的面板让iPad化身可随身携带的防弹盾牌。这款防弹面板设计小巧轻薄,重仅142克。这家公司利用一种替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士兵制作设备和装束的军事技术,研发这款iPad防弹面板。经过测试,这款面板得以抵御发射速度为每秒358米的9毫米全金属包覆子弹,以及每秒速度425米的.357左轮手枪半金属包覆子弹。 12、英国凯特王妃当地时间22日在伦敦市中心一间医院内产下一名男婴,母子平安。新生宝宝将是继查尔斯王储和威廉王子后,排名第三顺位的英国王位继承人。据著名财富研究公司估计,这位王室婴儿将可继承高达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亿)的财产。 13、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核电站管理人员22日首次承认,放射性地下水已泄漏至大海。而在本月初,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核电站的地下水样品显示,可能会导致癌的铯-134在几天内急剧升高110多倍,但已将有毒的地下水通过混凝土和钢板控制。 14、英国首相卡梅伦7月22日宣布政府将严打网络色情,向每个可连接互联网的家庭提供自动网络过滤器,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所有网络服务提供部门都会与用户联络,调查其是否愿意放弃浏览色情网站的权利,并提供他们自动网络过滤器。不过,如果已申请新的网络账户,或是更换了网络服务部门,用户们在今年年末前可以暂且不用安装过滤器,但是最晚也要在2014年年末落实全民安装过滤器的计划。 15、罗马教廷近日宣布,成为教皇Twitter帐号“@pontifex”的粉丝后可获得大赦。但是成为“粉丝”并不是简单的加关注,要获得“赦免”,信徒必须要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行,进行祈祷,出席弥撒活动。 16、茅于轼:普通人要致富、包容,不是仇富而是向富人学习,大家都去致富,社会治安、法律、政治安排各方面都要取消特权。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贫富差距,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垂直流动性”,贫富差距太大不好,但没有也是不行的。我们过去试验过,结果是很糟糕的。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谁都不会愿意干活,所以一定要有差距。人类才能的发挥,漂亮的人和难看的人都是有差距的,这个社会是有差距才形成多样化,才使得我们生活丰富起来。 17、邵建:承认公民的不是政治而是法律,因而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概念。公民社会没有敌人这一说,它有的也只是罪犯。敌人主要是指外族入侵,罪犯则指一个人刑事上侵害了他人。政治权力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把任何一个公民打成敌人,正如罪犯也只能由法律制裁而非由政治裁定。再者,政治权力在侵害一个人的利益时,还可以声称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为你不是人民。但它却无法借口以公民的利益侵害你,因为,法律上,你就是公民。 18、袁绪程: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还包括道家、墨家以及后来的佛教等流派的多多少少的影响。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研究了元哲学的问题,但从来没有系统化。实际上处于猜测阶段,没有在自然科学中走的很远,没有深入探讨天、地、人的内在机理。道家走向了道教,道教里头的科学技术就是炼丹术。所以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轻视了科学。中国文化里面,数学一类的东西,发源的非常早,但从来没有在自然科学里得到很大的长进。中国的能工巧匠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发明,但从来没有上升到科学,很少对“是什么”进行研究,因为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能工巧匠去世以后,技术往往就失传了。 19、易中天:一个人,只要当了领导,尤其是当了一把手,就俨然是“十项全能冠军”,是“真理的化身”。政治他懂,经济他懂,科学技术他也懂。结果,不是“人命关天”,是“长官意志大于天”。这其实是惯出来的。因为他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不同意见。结果,是楼塌桥断,车毁人亡。老百姓遭殃,长官自己也倒霉。 20、肚量多大,事业就有多大;要空出所有,才能建设一切。从管理上来说,我们的心能包容多大,就可以领导多少人。如果容得下一家人,可以作家长;容得下一村人,可以做村长;容得下一国人,就可以做国君。“管事容易,管人难;管人容易,管心难。”——星云大师

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12期:沉默的语言

如果没有语言,人们将如何表达、沟通和理解周遭和自我?本期月末版我们尝试从嘈杂的现实生活中走出,与大家一同进入静默的世界,体会无声语言传递的力量。 人类的肢体语言会不经意地“出卖”我们。对于政客来说,他们的肢体语言或许比话语来得更坦诚。 所以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私人顾问,帮助他们借助肢体语言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真诚、正直、富有同情心。 在21岁就成为全澳洲最年轻的百万保险销售员亚伦·皮斯看来,人们还是低估了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他在《身体语言密码》一书中写到“话语的主要作用是传递信息,而肢体语言则通常被用来进行人与人之间思想的沟通和谈判。而在某些情况下,肢体语言甚至可以取代话语的位置,发挥传递信息的功效。” 比起下意识或者“刻意”的日常身体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显得很加复杂和神秘。电影《风声》里密码学女博士李宁玉破解谍报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解读密报需要密钥,而当无法获得密钥时,信息便无法获取。所以如何破解密码,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就算没有密码,也不见得我们能够真正或者“正确”地理解这些文字符号语言传递的讯息。 无声的语言,似乎不如话语来得直接,但一样可以表达自我,甚至更易直达人心。菲利浦·比佐的哑剧,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却神奇的打破沟通的疆界,他可以在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群中表演,而观众也能够因欣赏这种沉默的艺术。而肢体的情感和语言的表达力量,比我们想象得更加猛烈。白妆、诡谲扭曲的肢体动作、缓慢与失序的节奏,甚至暴力与色情的舞台意象,由日本“暗黑舞踏”发展出来的舞蹈形式——舞踏,不仅通过肢体表达直面真实的自己,更反映人性的黑暗,批判当下,甚至介入社会异议。 反观自我,在众生喧哗年代,周遭充满着有声语言,我们需要的也许就是偶尔地静止不语。尝试一下,坐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比起双目,意念摒除一切杂念或外部世界的牵累,体验从话语、欲望、思绪的静默,直到一种完全静止的精神状态。 目录 编者的话   【引子】 Marc Ettlinge:语言诞生之前,人类如何在头脑里独白?   【小心你的动作和表情】 章田、雅龙:政界人士有趣的身体语言 亚伦·皮斯、芭芭拉·皮斯:意在言外(节选) MARC CHERNOFF:25种应该避免的身体语言   【神秘的符号】 Albert_JIAO:杀人不见血的密码大战 邵建:法西斯公式 荐书:《零ZEЯRO》 荐书:《地书》   【沉默地表达】 孔锐才:用肢体伸展似水年华 陈赛:魔幻哑剧:我们想触动世上所有的心 周澄:暗黑舞踏之前世今生  社会运动中的身体反抗 张海涛:潜默 • 静默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doc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pdf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mobi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epub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下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9202  

信力建 | 信孚要闻(6.20)——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 2.茅于轼:资本非但不会伤害别人,还能造福社会,帮助社会生产财富。可怕的是资本和特权相结合,欺侮普通百姓。有钱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也能够组织企业雇佣工人。但企业不能强制别人。被雇佣者可以自由选择不被雇佣,比如摆小摊。如果他感觉摆小摊还不如被雇佣,他会选择被雇佣。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谁也不能干违法的事。这样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但没有权势的欺压。 3.邵建:一代代青年都只知道民主,辛亥那代人知道的是共和,民主即共和,但正是它们延误了我们一个世纪。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宪政,民主、共和,如果要做价值排序的话,应该是先宪政、后民主,在宪政的框架内才能推进共和民主。 4.【范泓:你所不知的雷震与台湾威权体制】胡适谈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转变,说陈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所以不能不反对d裁政治,从他痛苦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派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想推行民主政治的话,没有反对派是不可能的。 5.东京大学中内启光教授团队,将猪的受精卵和人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培育出“嵌合胚”,希望将它植入猪的子宫。这意味当猪完全成长后,可从其体内摘取器官植入人体。有专家建议考虑道德和人类尊严等问题。 6.今年广东高校招生大打“亲民牌”。 2013年,华工将针对广东省考生试点实施专业志愿“6+1”政策,所有报考华工的省内考生,除填报6个专业志愿外,还可填写“第七志愿”——1个自己最不愿就读的专业,学校在调剂专业时将为考生规避掉该专业。 7.19日,李登辉在绿岛人权园区与政治受难者座谈时表示,他大四時,曾组织新民学会推动台湾民主,后来这个组织一部分被共党吸收,他不喜欢共党掌权方式,交代清楚就退出。一起参加的5人,2人后来被枪决,一人被判刑,一人跑到北京,他自己后来赴美留学。 8.人民日报:强奸幼女、猥亵下属、写性日记,某些官员令人咋舌的“性癖好”,照出有权欲无边的污浊戾气。尽管只是个案,却显出威力无比的公信杀伤力。面对性堕落、性腐败,要杀一儆百,更要锁牢支撑淫欲、自认不受制约的官权,用制度和监督斩断欲根。清正、清廉、清白,才能为官! 9.香港《争鸣》报道,王岐山与黄树贤、马凯、赵乐际等分五批会见中央、省二级金融系统包括驻外中资机构高管共950多名。王岐山和国务院、中组部负责改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党政班子和银监委、证监委党政班子。12名行长、副行长被责令退休,9名副行长及银监委、证监委副主任被免职待审查。 10.据国外媒体报道,人类的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存储。美国科学家最新一项实验可通过电子信号刺激老鼠大脑海马体,在老鼠大脑中植入记忆。科学家表示未来几十年或许人类记忆能够像计算机数据一样上传和下载。 11.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30年间,我国公费、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39万人,而仍然留在海外的有近100万人,只有39万人归国。中国博士生选择留在美国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65%增加到2007年的92%,在2001年高达96%,几乎所有博士生都留在了美国。 12.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今日美国》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释放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49%的公众认为期诺登的行为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 13.据了解,今年获批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共包括三种大豆、两种玉米和两种棉花。三种大豆转基因特征分别为抗除草剂、抗虫和抗虫耐除草剂,获批时间为2013年6月6日。至2012年,进口大豆的总量已达到5838万吨。而从1997年至今,我国一共已批准八种转基因大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 14.民政部昨天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有310.4万对,增长8%。此外,根据统计,全国办理的孤儿家庭收养登记共27278件,其中,外国人收养登记4121件。 15.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一八综合机械厂,因该厂两年多尚未建成革命史迹教育室,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称其真不像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勒令道党委进行检讨,吸取教训。他严肃指责道,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工厂的生产设备陈旧,文明生产、文明生活也比其他工厂企业落后。 16.一份研究纽约市新移民的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更远高于其他纽约人。中国新移民的血铅含量比亚裔高出24.3%,比纽约人高出48.6%。中国移民体内的镉含量超标更加严重,分别比亚裔和纽约人高出35.4%和74%。更加惊人的是中国移民体内的汞含量,是亚裔的1.8倍,纽约人的2.7倍。 17.东京电力周三称,旗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下水中发现超标剧毒物质锶-90。东电公司人士称,对2号反应堆机房外的地下水进行检测发现,至今年5月,锶-90水平较去年12月上升了逾百倍,而此次检测出的锶含量是法定上限的逾30倍。 18.据媒体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当有人开始鼓掌,便会“传染”其他人,全体观众平均3秒内便会因“本能反应”跟着鼓掌。 19.美国富国银行公布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华人在美国的储蓄情况遥遥领先,未退休华人自述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0万美元,是全美未退休人口退休储蓄中值的两倍多。这一调查结果再次证明了华人对“中国式存钱”的偏爱。而储蓄习惯有助于华人家庭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并对未来生活保持信心。在美国,近63%的华人相信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仅48%的本土美国人这样认为。

作为训政年和知识分子人权年的1929年

  邵建       1929即民国十八年,从官方角度,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训政岂能由党来训,居然还不谈约法!        “目前留心国事的人,大概把视线都集中在西北与东南两方面,都认这些自相残杀的内战,是中国目前极重要的事端,都认这些内战有极可注意的价值。其实,百年后读史者,翻到民国十八年这几页史的时候,寻得着一条纲目,提到这些自相残杀的事件否,仍为问题。我预料后人在民国十八年的历史上,除了俄人侵入满洲这奇辱极耻外,定还可以寻得出这样一段故事。”        这是罗隆基写于民国十八年的文章《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的开头,他的预料没错,此刻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后来的“读史者”。而我也果然记不得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战事,正如鲁迅所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相反,这段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尽管罗隆基尚未提及,但在我看来,却正是要推翻这地狱的统治权。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罗在当时就预见其重要,并算定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十八年时有胡适其人,做了《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一类的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侮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        读完这历数罪状的一段,似乎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西历1929年的事了,1929即民国十八年。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一个值得咀嚼和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从官方角度,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就在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罗隆基上文所言及的民国十八年的“故事”。        当然,把1929年的这段故事说成是“人权运动”,这在规模上有点夸张,因为就那三几个人。准确地说,是“人权抗争”。抗争的两造,一是刚刚打定天下的国民党,一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知识分子。从国民党那方来说,北伐胜利、清党成功、东北易帜,天下一统,于是,国民党欲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思路试图结束军政而行训政。训政事务由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设计并总理。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日,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训政时期”由此开始。从“新月”这边来说,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十余人在上海成立了“新月书店”(早在1923年就先行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一年左右的时间,新月同仁在上海又创办了《新月》月刊。1928年3月10日,出版了创刊号,该杂志由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任编辑,刊物以发文艺性文章为主,包括翻译。又是一年以后,即1929年4月,《新月》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从这篇文章始,新月举起了反国民党训政的义旗。        所谓“训政”是孙中山规定中国革命三段论中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第三阶段是“宪政”。作为一种革命方略,天下大乱、军阀纷争时,当行军政,即由军人执掌政柄,并用军法统治。这一阶段,孙定为三年。天下平定,则行训政。依然由军人执掌政柄,但军政府和民众约法三章,彼此划定权利义务,各遵循之。这一阶段叫约法之治,孙定为六年。以这六年为过渡,然后军政府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即宪法之治。        军政宪政两不论,问题在训政。那么,训政的问题又在哪儿?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出在孙中山,实践上的问题出在胡汉民。就前者言,孙中山在临死之前公布的《建国大纲》中已经取消了约法之治。理由是,辛亥革命后,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但国事搞得一团糟,原因在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既如此,训政阶段的约法,也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所以不要约法的深层原因,更在于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因此,训政不是别的,就是革命政府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用以培养自治能力,并以此作为“专制入共和的过渡”(上引孙中山之语俱见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从实践上说,胡汉民1928年从欧洲回国即一头扎入国民党的训政事务,并以国民党化身自居。他的训政思路即“以党治政”,党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党权高于一切”、“党政不可分离”、“一党专政”等一些熟悉的字眼,大抵是胡汉民的作业。胡的这一思路,当然也是来自孙中山,孙中山越至晚年越发感受到苏俄的“党治”比英美的“宪治”更重要。但胡在当时弘扬党权,其私心在于以此平衡蒋介石的军权。对此,胡适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而他们之所争,不过是“关起门来的妯娌口角之争”。(《人权约法的讨论》)        训政居然由党来训,且又不谈约法,胡适按捺不住了,便开始在《新月》发难,嗣后,罗隆基又紧紧跟上。胡罗二位,似有分工,胡力批晚年孙中山要训政不要约法的理论,罗则盯住国民党的党权论不放。当然,两人既有分工,又有交叉。其基点是一致的,即从“人权”出发,对抗国民党的“党权”。        胡适首发其难的文章是《人权与约法》,它所面对的是人权与党权的紧张,亦即党权对人权的侵犯。虽然国民党一纸命令,要保障人权,但胡适分明指出:对人权造成侵犯从而使我们感觉痛苦的正是“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他在文中举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当时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责骂蒋介石因而被蒋关押,一个是唐山商人因被当地驻军怀疑收买枪支从而被监禁拷打。就前一个事实,胡适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关于人治与法治讨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强劲的一种声音,可是这声音早在70年前就由胡适率先发出了,可见历史有着多么巨大的惯性。        以上两件事都是人权受到侵犯的实例,而侵犯者不是别人,正是政府首脑和军方。为使人权不被侵犯,胡适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法治。因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二十五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所以胡适呼吁:“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上述引文俱见《人权与约法》),在其后与读者就人权展开的讨论中,胡适进一步指出:“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如果说胡适是反国民党训政的先锋,那么,罗隆基无疑更是一个干将。由于气质、修为,乃至学历的不同(胡学的是哲学,罗学的是政治学),罗隆基比之胡适锋芒更锐、态度更激、文章更檄、溯源更深远,同时也更到位。就后者言,反训政、反党治,胡适追溯到孙中山,罗隆基则更往上行,一直把根子追到苏俄。《新月》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        因应于胡适强调训政必须约法,罗隆基则干脆消解训政本身。当孙中山和国民党认为训政就是训民时,罗隆基一连用两个比喻以驳斥。第一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股份公司,国民则为其股东,他说:“我们不相信一个公司,要先让经理专政几年,加股东一番‘训政’,而后股东才可以参与公司的事务。”第二个比喻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辆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在罗看来,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是“学到老,学不了”的,“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的态度很明确,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宪政前搞什么训政根本就不需要。        以胡、罗为代表的人权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挑战终于惹怒了国民党。它开始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了。1929年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警诫,十月份,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签署了一个教育部的训令给中国公学,指:“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同月21日,针对胡适事,国民党下文要求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研究党义,规定“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之研究”,从而开20世纪中国政治学习之先河。1929年底,胡适将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三人在《新月》上发表的有关人权讨论的文章编为一册出版,名为《人权论集》。次年春,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宣布查禁此书。年底,胡汉民亲自作文,既不指名责骂胡适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又声称“不与其共中国”,对胡适大有视若寇仇、不共戴天之势。        和胡适相比,罗隆基的命运更上一层楼。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终于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这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末,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营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罗隆基一生都是个斗士的形象,但即使是斗士,也会有正常人的恐惧心理,此时他会倍感自由的可贵。同时,这也促他以后加倍为自由奋斗。罗出来后,果然没有学乖,还是那么不依不饶,在该文中,他先述被捕经过,后表对被捕的反感:“‘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有了‘党高于国’的党权,用不着人权;有了‘人高于法’的党治,用不着‘法治’”。因此,以法治痛批“党高一切”,依然是罗文的用力,且锐气丝毫不减。罗的态度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因为“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最后,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一场人数不多但声势不小的人权运动或者说人权抗争终于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被迫划上了没有封口的句号,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就这样定格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在收笔之前,我想,我还应该花上点笔墨表示一下我对《新月》的歉意。由于受鲁迅影响,还未接触这刊物时,我已经感冒先行了,认为它过于徐志摩似的风花雪月,甚至有点帮闲。现在看来我是错了,我不该用他人之眼去看对象。其实,《新月》非但不帮闲,其表现甚至恰恰相反。以上我所引用的批判国民党的文字,全部来自它。从《新月》的发展过程来看,开始是文学文化性质的,但愈往后愈发政论化,它不仅成为当时人权运动的一个基本依托,同时更像一柄利剑,直指国民党的要害。要不,国民党为什么屡次对它封杀和查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新月》最后自己停刊了,它没有像其同仁所希望的那样,从“新月”走向“满月”,而是变成了“流星”,只是在20世纪黑暗中国的长空中一划而过。但,一划就是存在,短暂即为永恒。至少,在历史没有终结的今天,有谁能轻率否定它的价值?

胡适 此生粘着“自由”行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说有易,说无难——向胡适先生道一次歉 向江勇振先生

  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潘采夫 | 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2012年03月07日 07:10:04   (这篇为凤凰网写的专栏,原题为《向胡适说感谢》。)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向胡适说感谢

  潘采夫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风雨苍黄五十年——胡适辞世50周年祭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用民主解放思想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 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多数人的暴政”看胡适论民主的真意义

  作者:邵建       200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私人生活要自由 公共生活要民主》,是针对当年北京某地区危改拆迁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做决定(当时是2451票同意,1228票不同意)。之所以写那篇文章,是一位朋友称赞这种拆迁方式,说它体现了民主,因此要比行政强制好得多,毕竟大家的事可以由大家自己决定。我当然觉得这种看法有问题,因为拆迁牵涉到的是私人财产。别说那2451户有什么权力,可以当那1228户人的家;就是只剩一家,前者也不能因为大家都同意就强制执行。这里的道理很明显,财产之类的个人权利属于私权利,它只适用于自由而不适用于民主,因此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拆迁民主是坏民主,“坏就坏在此处根本就不能启用民主。一旦启用,则不免一些人可以利用投票所形成的力量公然侵害或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尤其当后者处于少数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所谓民主便成了当年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       没料到,几年以后,我们真的目睹了由拆迁所上演的“多数人的暴政”。这是近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2010年,佛山南村经济社将旧村土地卖与开发商,并承诺在规定时间内搬迁。由于面临承担2000万元违约金,该经济社近日组织已签约村民对同村的16户钉子户进行强拆。该村是以村民大会的方式,同意将旧村腾出来集体拆迁搞开发,但在大部分村民已迁出的同时,有16户村民因补偿问题不愿意签协议。16户相对于那些已经搬迁的大多数来说,显然属于少数,但是,在私人权利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搞少数服从多数?换言之,该村村民大会的集体决定或民主决定,如果可以决定属于集体公共财产的话,那么,属于个人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建筑等,难道也可以由你一票我一票来定夺?或者,这种定夺如果发生,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很显然,这16户人家对于自己的宅基地拥有绝对的处分权,他们愿意或不愿意拆迁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别人无从为他们决定。任何对象都不能以多数或民主的名义侵犯这16户的权利。       但,侵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由于要赔付巨额违约金,村民们开始行动,结果16家的房子一下子被拆掉了15家,还剩孤零零的一家。村民的行动中夹杂了暴力,有钉子户被同村村民打伤。请注意,这不是政府主导的拆迁,而是一部分村民对另一部分村民的拆迁。这样的拆迁,把当年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担心,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一幅民众撕裂的图景,令人触目。网上有图片,开发商在拆迁现场摆起了一桌桌餐宴,宴请已经签约的村民。然而,一围之隔,那十几家被强拆的人,却聚集在唯一尚未被拆的钉子户门口。利益对立如此,它让我们警醒,民众中的群际分裂将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日后民主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毕竟利益不是整体的,而是分众的、个人的。除了私人领域民主不能插足外,我们自己对民主的边界及性质也应有必要的省察。针对佛山南村发生的这一幕,我很愿意介绍一下胡适先生1950年代发表的对民主的一个看法。胡适说“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观点),它“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它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杀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所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尊重少数人的自由,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 这种生活方式才是民主的真意义。”(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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