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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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程翔:關於《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釋疑和辨偽

按:最近,《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先生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的傳記及回憶錄分別發表,不約而同地都提及22年前《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他們在表述自己的立場時,卻刻意中傷另外兩位當事人,即《文匯報》時任社長李子誦和前總編輯金堯如,而且還對後來發生的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有所歪曲。作為知情人士之一,我覺得有責任對這兩位的回憶錄進行釋疑和辨偽,既為了還李、金二人的清白,也為了保存歷史原貌。 一、 刊登在1989年5月21日的《文匯報》第二版上的「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中國報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四字社論,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當局的屠城準備,在當時起了足以比擬千軍萬馬的難以想像的威力。 這件事沉沒了22年後,最近忽然又再度引起關注,《縱橫》雙月刊今年第4期發表一篇題為〈回憶錄的回憶〉的文章,透露了當時的兩位當事人最近不約而同地出版了自己的傳記和回憶錄來論述這件事。他們分別是曾敏之先生的《曾敏之評傳》和張浚生先生的《親歷:回歸與合併》。我馬上找來看。本來這是好事,可以讓事件的來龍去脈更加清楚,可惜這兩位,前者為了爭功,後者為了諉過,這就使本來十分簡單清楚的事件變得複雜,讓人有點「羅生門」的感覺。 爭功與諉過 不論是爭功還是諉過,當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立場,外人無權干涉,但作者們在表述自己立場的過程中,一要尊重客觀事實,二不應該刻意貶損別人來抬高自己,這應該是寫回憶錄的基本守則,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如果作者們只是旨在自我吹噓,筆者完全犯不着花時間去做釋疑和辨偽的工作。可惜的是,回憶錄的作者們卻因為爭功或諉過而使本來很簡單的事件變得複雜,使「歷史愈說愈不清楚」,而且還傷害了別人,這就有點太過。 作為半個當事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自己所知道的,講清楚說明白,以呈現歷史的原貌。所謂「半個」當事人,乃因為該社論出台時,我仍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沒有參與其事,但卻親歷「六四」鎮壓之後《文匯報》的種種發展,所以就「痛心疾首」這個社論而言,我不是當事人,但由於這個社論而引發出來的後續事情,我則多所與聞,所以說,我頂多是半個當事人。 四個當事人 事情的經過其實很簡單:四個主要當事人及其在事件中的出場順序及角色分別是: 一,曾敏之:他當時是《文匯報》副總編輯、代理總編輯。他主動提出開天窗、主張用「痛心疾首」這四個字。 二,李子誦:他當時是《文匯報》社長。曾敏之向李子誦提出他的建議後,李遂與金堯如商量。 三,金堯如:他當時是《文匯報》董事,1984年前任《文匯報》總編輯。他既是李子誦的老拍檔,也是好朋友,兩人關係很好,所以雖然1989年時金已經不管編輯部,李遇到重大問題時仍然會找金商量。 李、金商量後,擔心「痛心疾首」太刺激,不容易為新華社(中共香港工委的外衣)通過,故建議改用一個措詞比較平和的成語「夫復何言」。曾敏之不同意,雙方決定把這兩個建議一同送新華社審批,由組織決定。 四,張浚生:他當時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主管宣傳、文教事務,是香港中共報章的總主管。他挑選了「痛心疾首」四字。 從這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個「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是集體創作的結果。如果是功,四個人都有功,如果是過,則四個人都有過(註1)。所以說,事件的來龍去脈本來就是這麼簡單。問題之所以變得複雜,是因為後來曾敏之和張浚生兩人的立場都有所改變,他們用改變了的立場來說話,就愈說愈複雜。 關鍵的轉變是1989年的6月9日(即開槍後5天),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充分肯定他們的鎮壓成果。這次接見向全世界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鎮壓是鄧小平親自負責的,他是總後台。 黨性與良知 這個信息對當時香港很多共產黨員以及長期追隨中共的左派人士來說,是考驗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課題。「黨性」要求他們「歸隊」,但有良知的人卻很難作出這個決定。具體在《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問題上,四個當事人的反應都不同(仍以他們在事件中的順序來排): 一,曾敏之:他痛苦地掙扎了好幾個月,終於向現實低頭,「歸隊」了。 二,李子誦: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電視機鏡頭前宣布從此不再跟共產黨。 三,金堯如:他也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退出共產黨,遠走異鄉。 四,張浚生:他迅速「回到正確的路線來」,並且製造出一起《文匯報》事件來,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錯誤(從中共立場看)決定。 這就是今天對《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竟然出現不同解讀的原因。在這篇回應文章裏,我將先談談曾敏之老總的傳記,重點是希望他能夠釋疑,放下一些對李子誦、金堯如等二人的誤會,然後評論一下張浚生先生的回憶錄,重點是辨偽,希望保留歷史真相,且還李、金公道。 註: 1. 其他當事人都不重要:《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文匯報》總編輯張雲楓等都只是附和派,沒有主見。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翌日才被告知此事。 二、 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 對《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回憶,曾敏之老總明確表示:「這由我負全責。」他略述了過程後表示:「有人證、物證可以證實歷史的真實」(見《曾敏之評傳》第312至313頁,以下簡稱《評傳》)。最後總結時,他說: 「往事不堪回味。20多年來,我從未對『六四』發表過言論、寫過文章,也未向人訴說過其中真實的情况。詩人邵燕祥一再勸我寫下真實的歷史,我從未動筆……『評傳』對這段歷史不能缺失,再說我也老了,也有責任將一些歷史事實說清楚。我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揭示這段歷史的真實情况,免得不明真相者往某些人臉上貼金,歪曲事實。我所說的一切,是可以查對的。我不為爭什麼,只交代事實,為對歷史負責。至於是非,還是讓歷史去做結論罷。」(第319頁) 沉默了20多年後,曾老總終於勇敢地出來承擔開天窗的責任,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他這樣做,顯然是因為不滿「開天窗」這件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功績被其他人所奪,以致「不明真相者往某些人臉上貼金,歪曲事實」。那麼誰的臉上因為這個社論而貼了金呢?從前文關於「痛心疾首」社論出台過程的四個直接當事人的描述(編按﹕刊於昨天),顯然他是在指李子誦、金堯如。誠然,社會上的確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社論是李子誦、金堯如兩人商量出來的,甚少知道當中還有曾老總的一份功勞。那麼為什麼曾老總的功勞會被掩蓋呢?這裏我想分三個層次來分析。 首先,曾老總不願意 別人再提這件事 首先,是曾老總自己不願意別人再提這件事,上引《評傳》他自己的文字已很清楚地說明這點。曾老總不願意再提這件事,這個立場一直堅持了20年。大概兩年前,有一位專欄作家潘惠蓮小姐因為知道曾老總在這個社論中曾經作出過貢獻,特意找到他本人希望做專訪,曾老總仍然拒絕了她,而且以央求的語氣向潘惠蓮說請她「饒了他」。我知道這件事後,還特意請潘小姐體諒他老人家的苦衷,不要刊登相關文章。我現在還保留潘小姐被我勸說後同意撤回的文章原稿,徵得潘小姐同意,我把該文有關曾老總與潘小姐的對話轉載如下: 曾:我20年來都沒有回答有關六四的問題,現在的態度也如此,希望你能理解! 問:但六四已過了20年,開天窗社論又是香港報業上的重要事件…… 曾:過了20年又如何?六四平反了嗎?有朝一日六四真的平反了,我便會原原本本的講這件事,現在不是時候。 問:那你對成立金堯如基金有何看法? 曾:我不知道這件事,總之一切有關六四的事,我目前的態度就是不接受訪問,希望你能理解! 對話就此結束。 所以很清楚,無論是曾老總自己的文字,還是別人記載他的說話,在在都顯示是曾老總本人不願意別人再提起他始創「痛心疾首」社論的舊事,而不是因為有人要奪他的功勞。 我可以肯定的說,從沒有人刻意去埋沒曾敏之老總的功勞,因為對於左派圈內人來說,他有份參與決策是眾所周知的,是誰都不可能抹去的事實,例如羅孚老總(前《新晚報》總編輯)在他兒子為他撰寫的回憶錄《我的父親羅孚》中,就提到「文匯開天窗是由李子誦、金堯如、曾敏之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官員共同研究決定的,由於官員身分敏感,至今仍要為他保密」(筆者按:這就是指張浚生)。「六四」時,羅孚還軟禁在北京,他不可能直接了解事件的發生過程,都是回港後從朋友中聽說的。換言之,在當時,社論的四個主要當事人是誰,大家都很清楚,並沒有刻意漏了曾敏之老總的一份功勞。 第二,為了保護曾敏之老總 第二,曾老總自己不願意說,為什麼李子誦、金堯如兩位也從來不公開述說曾敏之的貢獻?我的理解是,這完全是為了保護曾敏之老總,免得他受牽連,而不是為了「往自己臉上貼金」。 我上文指出,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後,每一個支持學生的共產黨員都面臨一個痛苦的抉擇:是轉彎還是勇往直前。讓我們看看曾敏之自己如何描繪自己當時的矛盾心態。 他寫到自己明知有被當局逮捕押送回北京的危險,仍然拒絕了好朋友的規勸出走美國或法國的建議後,作出如下的解釋: 「坦率地說,這是我的思想感情決定的。我對國家改革開放的總路線、政策、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貫擁護的,只是對鎮壓學潮持反對態度。我不想去美、法與一些民運人士在一起。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我也不想留港以免招來意外變故。我決定離開香港,以避免各種干擾。」(第315頁) 他既怕被押解回北京,但又不願意「豁出去」的這個矛盾,李社長、金老總都知道(事實上金老總本人也收到同樣的會被押解回去的情報,所以才被迫遠走美國)。金老總馬上安排他先到新加坡一個朋友那裏躲避一下,再作打算。曾老總在新加坡稍為安頓後,才找到他的加拿大朋友,能夠提供較長遠的出路給他。可惜傳記對金老總幫助他到新加坡避難的經過隻字不提。我覺得,曾敏之老總在誤會金老總奪其功勞時,是否也應該對金老總曾經在他最危險而又最彷徨無助的時候幫忙他到新加坡避難一事,有所感恩而客觀地補上一筆? 從上引曾老總自己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決定了他不會像金老總那樣大徹大悟地與共產黨割蓆,也決定了他耻與民運來往的立場。既然他在支持學生運動的過程中沒有「豁出去」的思想準備,對民運又很有保留,那麼作為朋友,李社長、金老總就自然不便向他施加太大壓力,老提出會令他尷尬的往事。 所以,在曾老總政治處境頗為難堪的時候,大家就不再提起他是「痛心疾首」社論的始作俑者。這坦白說完全是為了保護他,而不是為了奪取「開天窗」的光環。希望曾敏之老總能夠釋疑。 第三,曾老總為什麼 不願意別人提起 第三,歸根結柢曾老總為什麼不願意別人提起這件事?這就是因為政治和經濟上的現實原因。 我記得,曾老總加拿大避難回來以後親自找我談,希望除去《當代》顧問的名銜。他解釋說,他是外派幹部,如果不「歸隊」,就必須要調回廣州。他想繼續留在香港,所以不得不「歸隊」。既然「歸隊」,就不便繼續掛《當代》顧問的名銜。我向李子誦、金堯如報告了他的顧慮後,他倆同意曾老總不當《當代》顧問。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出,曾老總基於政治經濟理由,主動選擇與李、金分道揚鑣。既然如此,就只好由李、金二人承擔開天窗的責任。這是社會上覺得開天窗社論是李、金二人的功勞的原因。 曾老總有權作出自己認為合適的選擇,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我覺得他不應該不但不感激李、金二人對他當時的處境的體諒和保護,卻在20多年後反唇相稽怪責他的兩位老領導奪其功勞。 很不幸,曾老總這個誤會糾纏了他多年揮之不去。我記得,早在2002或2003年左右,有一次與曾老總共進晚餐。席間曾老總也不無暗示地對李、金二人有怨懟之情。我當時已經就我所知,告訴他大家不提曾敏之,主要是為了保護他,沒有別的意思。可能由於我是晚輩身分,我的解釋無法讓曾老總放下怨氣。我衷心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讓他徹底從怨懟中解脫出來。 嚴重的誤會蒙蔽了理性思維 曾老總對李、金誤會之深,更見諸他對李子誦社長一些嚴重失實的指控。老實說,如果不是看到這些純屬誣衊的文字,我也懶得動筆來規勸曾老總釋疑。 曾老總在書中特意寫了他不再與李社長來往的原因,讀起來頗有點像三國時期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因不齒朋友山濤汲汲於官祿而與之絕交。 曾老總在回應為何沒有再跟李社長來往的提問時說: 「這先要看一看李子誦在失去社長職位後的活動。李不甘於失去社長的損失,向新華社提出五點要求:一、社長的虛位保持;二、原領的月薪3萬多元照付;三、社長辦公室保留;四、汽車照舊可以派用;五、全國政協委員的名銜保留。新華社同意了他的要求。」(第317頁) 憑常識看,對中共當權派來說,《文匯報》「痛心疾首」地反對屠城,並且以開天窗社論的非常形式來表達抗議,是犯了大逆不道的嚴重錯誤。李社長作為一個闖了大禍的人,有什麼資格向中共提出上述要求?更何况新華社當時已經解除了他的職務,他憑什麼可以提要求?很可惜,曾老總被嚴重的誤會蒙蔽了自己的理性思維,以致看不到這些簡單的道理。 那麼李子誦是如何保持這些待遇不變呢?請看看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是如何記載這件事。許家屯回憶錄的第14章〈六四風雲〉說: 「我同意立即果斷處理,但不贊同開除李一切職務。李子誦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文匯之友』活動他不是主動者,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不解除他社長的職務,已無法解決問題,但要留有餘地。我主張《文匯報》董事長職務不動,一切待遇(政治的、經濟的)不變,得到大家同意。 我們又繼續討論了幾個問題,包括用什麼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有人提議:採『停止留用』的提法,較為緩和,大家同意。 最後,會議決定張浚生當晚代表新華社去文匯報社宣布決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誦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懷着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建議他外出休息,如去內地,我願意代為安排一切。我真誠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產黨的朋友。』(當時,我還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 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 許家屯寫得很清楚,是他在不得不解除李子誦職務的那一刻,即作出李社長一切政治經濟待遇不變的決定,而且「大家同意」,哪有李子誦向中共提要求之舉?曾敏之誤會之深,以至不顧事實,實在讓人感到遺憾。 為什麼許家屯「炒」了李子誦「魷魚」的同時要立即作出「一切待遇不變」的補償?道理很簡單,因為理虧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共的「六四」屠殺本身就是理虧在先,整肅反屠殺的李子誦是理虧在後。而李子誦在「六四」問題上,因為「痛心疾首」而站在道德高地,對中共來說是巨大的壓力,讓中共十分為難。所以許家屯要「懷着內疚」、「很抱愧」地「謹向李老道歉」。 李子誦婉拒北京邀請 事實上,因為有虧欠之心而想向李子誦「箍煲」的人,何止許家屯!甚至是最高當局。說到這裏,我不得不透露一個「秘密」。1989年六四後,我協助李子誦負責《當代》月刊的編務。大概是1990年中,有一天李社長把我叫去,告知我一件事。中共派了民革中央(即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李子誦的黨籍也是民革)的一個領導人專程來港看望他,代表中共中央邀請他到北京一行。這個使者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到了北京,您要見什麼人都可以。」很明顯,這個邀請是由鄧小平直接發出,否則來使不敢說這句話。 當時李子誦社長說:「即使見了鄧小平又如何?他能平反六四嗎?他不平反六四,那麼見了也等於白見。」所以老人家婉拒了這個來自最高層的邀請。 李子誦把這件事告訴我,是因為他很看重《當代》的工作。他說完這件事後,對我說:我要是去了北京,《當代》還想辦下去嗎?我聽了這句話,心中很激動。所以後來《當代》終於要結束時,我感到既對不起香港同胞的支持,也對不起李社長的關懷。 我當時建議就鄧小平親自邀請卻被李社長拒絕一事,在《當代》發一條新聞。李社長不同意,他強調這件事沒有張揚的必要。我謹記他這個訓示,為他保密了20年,終於在2010年他老人家百歲生日,《當代》同人替他祝壽時,我才向同人們公布此事。 懇請曾公釋疑和釋懷 現在,面對曾敏之老總對李子誦社長的誣衊抹黑,我感到很難過,覺得有必要公開此事,讓社會人士評論一下誰是誰非。假如李社長是像曾老總所設想的那種人,孜孜於一己的名譽地位和利益,則對於能夠與鄧小平合照握手言歡的機會,是斷斷不會拒絕的,因為這正是名利場中人士夢寐以求的「恩典」。可是他當時考慮見與不見的唯一因素是能否平反「六四」,既然自知無法改變鄧小平的想法,那就不如不見。 我不明白曾敏之對李、金二人誤會為什麼會如此之深,我也不想深究,但是我希望曾老總能夠徹底放下這些誤會,已屆93高齡的曾老總,難道不覺得帶着這些誤會終老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嗎?懇請曾公釋疑和釋懷。 三、 請張浚生先生尊重事實 如果說,曾敏之老總的傳記在「痛心疾首」社論中意欲爭功,則張浚生先生的回憶錄就謬在諉過。 筆者前文指出,「痛心疾首」社論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如果是功,張浚生絕對是「臨門一腳」的「功臣」,如果是過,則他絕對要背黑鍋。 但是在他的回憶錄裏,在他自詡「處變不驚、當機立斷」的第8章裏,他矢口否認,完全推卸了相關責任。他說: 「我一聽說『開天窗』的事,立刻就說,那不行,這麼大的事情鬧出來還了得!……我馬上拎起電話打給李子誦,我說:『李老,聽說《文匯報》明天要開天窗,這絕對不行。』……到了半夜兩點鐘左右,報社的幾個負責人陳伯堅、張雲楓、鄒平濤等到我家裏來,說那些人一定要『開天窗』,天窗上就是『痛心疾首』……他們說,不用『痛心疾首』,改用『夫復何言』是否可以。我說,不管用什麼字句,『開天窗』都不行,都是一樣的。大家僵持了一會,他們就回去了。」(《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3頁) 第二天《文匯報》社論出現了「痛心疾首」。張浚生說: 「這件事政治影響非常惡劣,在新聞史上這類事件也是很罕見的。當天一早,我們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幾個領導碰面的時候,我就給他們講了昨天半夜發生的情况。社長許家屯和其他副社長都知道在這種情况下誰也沒辦法,控制不了局面,大家都沒有說什麼。」(同上第194頁) 許家屯的回憶錄是怎麼寫的 在張浚生的筆下,他從一開始就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匯報》開天窗的。我們不妨看看許家屯的回憶錄是怎麼寫的。許家屯說: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5月20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14章) 在這裏許家屯清楚地指出,是張浚生選擇了「痛心疾首」四個字。對於許家屯這個紀錄,張浚生以許家屯記憶有誤作為解釋,他說: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說,《文匯報》開天窗的這件事,是李子誦他們請示我,我同意了。後來又報告了許家屯,他也同意了。其實根本不是這回事。那天晚上因為我堅决反對,報社的人在我家裏沉默了一會兒就走了,究竟怎麼做也沒有說,所以我並沒有向許家屯報告。他在回憶錄中那樣寫,好像是在承擔責任,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在《文匯報》的有關問題上,他有好些地方都寫得不符合事實,不知記憶有誤還是有其他顧慮。」(《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4頁) 曾敏之又是如何紀錄的 如果張浚生認為許家屯的紀錄有誤,那麼22年後站出來爭功的、當時4個主角之一的曾敏之又是如何紀錄的呢?根據曾敏之的傳記,當他提出開天窗的建議獲得李子誦同意後,兩人又商議在天窗上寫上什麼字,他說: 「他(指李子誦)提出『夫復何言』,我認為毫無抗爭意義。我提『痛心疾首』一詞,他同意了。我趁機向張浚生請示,他與許家屯當時是同情學生請願的,思想感情相通,在電話上贊同我的『痛心疾首』。於是我鄭重寫了這四個字,交王伯遙安排付印,當報紙大樣完成,由我簽字出版,《文匯報》的開天窗震動一時。這就是《文匯報》開天窗題詞的過程,有人證、物證可以證實歷史的真實。」(第312至313頁) 把許家屯和曾敏之這兩個發布時間相距十多年的回憶錄和傳記來互相印證,都可以看到張浚生的角色是非常清楚的。曾敏之更強調是有人證和物證,所以張浚生想不認帳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張浚生大概萬萬想不到,曾老總在爭功的過程中會把他的角色和盤托出。 張浚生當時為什麼會同意《文匯報》這樣做?上引曾敏之的傳記寫得很清楚,是因為「他(筆者按:指張浚生)與許家屯當時是同情學生請願的,思想感情相通」。 還有其他佐證 關於這一點,筆者還有其他佐證,可以說明張浚生當時的態度。 其一,金堯如的回憶錄中引述李子誦的說話﹕ 「李子誦說過『推動他一往無前的另一位共產黨員,是張浚生』。李子誦多次對我(筆者按:指金堯如)說:『張浚生很好,多次來我家慰問我。』張說:『李老,我和你心靈相通。看到愛國學生為爭取中國民主、改革,發揚忘我犧牲精神,我的地位,只好眼淚往心裏流。我希望你李老保重,等待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出來。局勢一定會改變,學運的希望一定會實現。』社論開天窗的『痛心疾首』四字是經他批准的;《文匯報》駁人大常委劉大年等的否認聯名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的聲明,是經張浚生審閱的。 李子誦說:『新華社副社長、工委副書記張浚生是我們的領導,他和我心靈相通,鼓勵我堅持下去等候黨的健康力量上台,我敢不奮勇向前嗎?』 我相信李子誦上述對陳伯堅、張浚生二人的讚揚是誠懇的、真實的。因為都是在學運期間,在7月14日張浚生宣布對李『停止留用』之前說的。若是後來才說,可以懷疑為誣詞。」(見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308頁) 其二,張浚生對我太太劉敏兒說的話: 「六四」前我在北京採訪。我太太出於事態危急自行跑去新華社香港分社找張浚生(我們和張浚生是舊相識,他在派港工作前已認識,因而在他來港後我們時有見面),希望新華社可採更主動的態度來緩和時局,向北京反映,並談了香港人普遍的反應。據我太太回憶,當時張浚生表示,「他的淚已流乾」,又說,「(從電視上)看到北京的學生便想起自己的女兒(相似地激進)」,可見張浚生當時的態度,是同情學生,和人民在一起的。 這段話由於屬私人談話,我們一直都沒有對外透露,從這裏可以看出,張浚生對我太太表述的當時他的心情,同他對李子誦所表述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可信這確是他當時的想法。只有如此,他才有可能批准《文匯報》的開天窗社論。 為什麼張浚生當時會同情學生呢?我認為,在大是大非面前,正常心智的人都會有理性和義憤;在預感一場屠殺即將來臨的情况下,大多數人都會有惻隱之心,這些都是人性的光輝。在「六四」屠殺前夜,很多中共黨員都在一剎那閃爍了人性的共有光輝。 「痛心疾首」社論發表20周年時我接受《信報》訪問時說:「(選擇「痛心疾首」的)那一刻,張浚生的人性難得地閃耀了一次。當人性戰勝了黨性的時候,他能夠作出正確、更能反映人民、群眾心聲的選擇。」 我至今仍然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其實我覺得,在那種環境下,張浚生有這種表現,才是一個正常的人。所以他實在沒有必要去掩瞞自己難得出現的人性。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張浚生實在不必介意當時自己曾經同情學生並支持過「痛心疾首」。當然,作為一個只講黨性不論人性的人來說,那就是另一回事。 四、 如果張浚生回憶錄的謬誤僅僅在推卸開天窗的責任,那就罷了,我也犯不着去辨偽。問題是回憶錄充斥着對所謂「《文匯報》事件」的錯誤描述,使我作為半個當事人,覺得有責任辨析之。 開天窗後接着發生的「《文匯報》事件」,包括3個相關聯的問題: 第一,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 第二,中央迫《文匯報》「限期轉彎」的問題; 第三,李子誦社長解聘陳伯堅副社長,卻反遭新華社罷免(以「停止留用」為由)。 這三者都是同一件事的3個不同方面,現在姑且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而不單獨叙述。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是一項子虛烏有的指控,藉此製造緊急狀態,以便解除李子誦的職務,從而完成中央定下的「限期轉彎」的硬任務。 張浚生把《文匯報》開天窗和「起義、獨立」兩件完全不同的事聯繫起來,硬說兩者都是金堯如一手策動,這樣他就不但可以把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還可以將功贖罪。 根據張浚生回憶錄,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是這樣的: 一,金堯如由於一直想當《文匯報》社長不成,於是就成為「六四」事件中「在幕後策劃搞小動作的主要角色」。他說:「金堯如覺得自己沒有希望再回報社去了,所以就利用政治風波這個機會拚命地搞小動作」(《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1頁)。 二,開天窗是金堯如提出來的,目的是「以此向中央的決策示威」(第192頁)。 三,開天窗後,北美劉賓雁、項武義、陸鏗等組織「文匯之友協會」策動《文匯報》獨立。張浚生憑金堯如給李子誦社長及曾敏之老總的一封信,就認定「金堯如在一個多月之前,就鼓動《文匯報》獨立」(第198頁),還說:「其實對於金堯如,我們一直保持着警惕,密切注意他的動向。」(第198頁) 四,他認為,該信說明,「《文匯報》開天窗是他們事先有預謀的,『痛心疾首』是金堯如提出來的……後來他們想淡化一點改成『夫復何言』也是金堯如的主意」(第198頁)(筆者提醒大家注意,張浚生在這裏多次用上複數「他們」,已經有意無意間把金堯如與北美「文匯之友協會」聯起來,用來構陷金老總)。 根據張浚生的邏輯,金堯如為了一己之私不遂,於是伙同北美朋友,「事先有預謀」地利用開天窗事件來策動《文匯報》獨立。由是觀之,金堯如確實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 大前提就錯了 對不起,張浚生的這個說法,大前提就錯了。剛剛出爐的曾敏之傳記就把他的這套理論的大前提戳破。曾敏之在自己的傳記中,承認開天窗和寫上「痛心疾首」都是他本人的原創,與金堯如無關(見早前刊出部分),那麼張浚生立論的整個基本前提就不成立了。既然他指控金堯如的基本事實搞錯了,那麼他的整個推理以及結論也就是錯的。 如果說金堯如是因一己之私而策動《文匯報》起義獨立,那麼我想請教張浚生先生: 一,香港新華社6月4日發表的以〈沉痛的呼籲〉為題的《新華社聲明》說:「我們對在首都發生的血腥鎮壓、殺害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暴行極度憤慨!我們呼籲,全港中資機構員工於6月5日以各種形式為死難愛國同胞沉痛致哀。」下款是香港新華社部分幹部員工。 這個呼籲可不可以說是新華社帶頭策動香港中資機構起義造反?那麼它又是誰為了一己之私而策動起來呢? 二,同一天,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登報〈啓事〉:「我無法接受中國當權者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血腥事實,這完全背離了共產黨過去所宣示的宗旨,我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 這個啓事,可以說是何先生「一個人的起義」,那麼又是誰去策動他呢?他是否又僅僅因為一己之私而造反呢? 何銘思先生退黨後,在霍英東先生的公司工作。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向霍英東施壓要他辭退何銘思。霍先生不但仗義拒絕,還親自陪同何先生外遊以避風頭(這個細節是何銘思先生親口告訴我的)。那麼按照張浚生的邏輯,可以說霍英東是何銘思的後台,策動了何的起義行為了! 《文匯之友》對於《文匯報》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就猶如霍英東先生對何銘思先生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如果張浚生覺得《文匯之友》的做法是策反,那麼按他的邏輯霍英東先生的做法又是不是策反呢(何况霍英東更是頂住楊尚昆的壓力)?如果張浚生不針對霍英東先生,那麼根據同樣邏輯他就不應該針對《文匯之友》了,更應該馬上停止繼續用這種邏輯來誣衊金堯如。 「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 事實上,在當年那種天人共憤的日子裏,即使是起義、獨立,甚或造反的想法,都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說,凡有血性的人,都會考慮這個可能性。我這裏可以舉兩個我親歷的事情。 其一,開槍後,香港左派內部很多人都在自覺考慮調整同共產黨的關係。六四後不久,左派中有多條戰線的年輕人自覺地走到一起,商量能否從左派拉出一支隊伍,組成「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主張獨立思考而不是唯黨旨意是從。我當年也被邀請參加籌辦這個組織。可惜開過3次會後,新華社察覺並說服主事人放棄這個想法。今天香港政壇上很多響噹噹的左派人物都曾經參與過籌組這個組織,希望將來條件允許時他們能走出來為歷史作一點見證。 如果從起義或者造反的角度看,籌建「良心左派」這類組織,至少是屬於「低強度」的起義行動了。請問張浚生先生,是否又因為有人要遂一己之私而策動部分左派年輕人出走呢? 其二,在當年,《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引起全球華人的關注,《文匯報》今後能否繼續堅持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這可以說是除了大陸以外整個華人世界的共同關注點。很多人都表達了想資助《文匯報》的願望,只是北美的「文匯之友協會」行動得比較早。他們之所以成為張浚生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因為主事者是中共不喜歡的劉賓雁和陸鏗,發源地又是美國,坐實了中共對美國策動「六四」的指控。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年主動接觸李社長,要資助他「獨立辦報」的還有徐四民先生,他代表大批東南亞愛國華僑的心願,希望李社長能堅持下去。由於徐先生已辭世,我不便多說一些當事人不能澄清的話,只寄望將來條件允許時某位當年奉徐先生之託來跟我接觸的朋友,同樣能走出來共同為歷史作一點見證。事實上徐四民先生十分關懷《文匯報》幾位負責人的安危和出路,這一點曾敏之老總在他的傳記中有所透露(第313和315頁),可以看到徐老當年對《文匯報》憂心忡忡的態度。 從美國和東南亞的華僑的心願可以看到,在《文匯報》遭到巨大壓力的情况下,很多海外華人都希望從資金上幫助李子誦社長一把,使《文匯報》能延續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如果按張浚生先生的邏輯來論罪,則劉賓雁也好,徐四民也好,都可以說是「策動」《文匯報》「獨立」的罪人了。 五、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則「《文匯報》事件」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一點都不複雜。 第一,最重要的背景是「六四」屠殺。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文匯報》事件」。這麼直接清晰的因果關係,張浚生先生都不敢坦然面對,真是懦弱得可憐。 第二,最直接的原因是北京強迫李子誦社長和《文匯報》「限期轉彎」。這一點,從十多年前許家屯的回憶錄,到最近張浚生的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我當年聽傳達時,聽到「限期轉彎」這四個字,即時的反應是要出事了! 一點都不複雜 事實上,張浚生也明知這個「限期轉彎」的方針會搞出事來,請看看他的回憶錄: 「6月18日,中央召集我們去開會……給我們下達指令,要限期扭轉過來。我發言時講,對《文匯報》、《大公報》我們盡量做工作,但限期扭轉我們做不到……我們不可能用命令的方式要他們轉變,做得不妥當,可能適得其反,只能一步步做工作。」(《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200-201頁)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張浚生自己也意識到中央的「限期轉彎」方針是會出事的。可是到真出事時,為什麼不把責任歸咎中央錯誤的方針,而是要歸咎金堯如的「策動」呢? 第三,引爆整個事件的導火線的確就是當時的《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逼李社長轉彎逼出來的。 雖然張浚生明知「限期轉彎」要出事,但從實踐上看,他是故意違背許家屯社長(當時他還沒有「旅遊休息」)的「慢慢轉彎」的方針,堅決執行了北京下達的「限期轉彎」這個錯誤的方針。 以上的結論,是我從許家屯和張浚生兩人的回憶錄記載的情况分析出來的,不是他們直接說出,雖然是我的推理,但我憑的都是兩人的記載,沒有添加自己的東西。 首先,請看許家屯在北京開完會回到香港後如何部署落實北京的方針。他在回憶錄中說: 「回港後,工委討論時,請兩報黨員社長、副社長楊奇、陳伯堅列席,傳達後,大家都感到壓力沉重,但還是堅持處理兩報既要『轉變』,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原則。『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要兩報黨內外工作一齊做。工委決議指定由張浚生出面告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有關北京和工委的意見,請他諒解,支持。」 很明顯,許家屯的部署原則是「不能急,也不要施壓」,對「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 筆者有理由相信,張浚生沒有依循這個方針,因為他知道中央不滿許家屯,準備調走他。根據許家屯的回憶: 「江澤民在工委的『反思』報告(筆者按:指香港工委就「六四」事件左派出現反對中共的情况向中央作的檢討報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 很可能張浚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就不再執行許家屯訂下的方針。而如果江澤民嫌許家屯「右傾」,那麼張浚生就自然懂得應該「左傾」了。這正正是核心所在。 「右傾」、「左傾」 張浚生拒不執行許家屯「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方針而自搞一套。他做了什麼呢? 其一,從組織人事上:為最終撤換李子誦、逮捕金堯如作準備。 對於李子誦,張浚生的回憶錄說:「『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我們那樣做工作還做不下來,看來最終還是要從組織上加以調整。所以,我就開始做準備。」(第202頁) 張浚生究竟做了什麼準備?他沒有直接說,但從他的回憶錄裏可以看到,一是查核《文匯報》的股權結構,看看李子誦持有多少股,其他股東是誰等(第204頁),二是到廣州取回李子誦申請退休的報告(第202頁)。這些都是為了日後撤換社長時的依據。他着人去取這些資料時說:「你們趕快去廣州拿回來,最近可能會用到。後來,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大用處。」(第202頁) 這就說明,北京回來後,張浚生已經開始準備撤換李子誦了,這是他一手炮製「《文匯報》事件」的一個重要的自供狀。所以,不管有沒有「獨立」或「起義」,不管有沒有「文匯之友」事件,在「限期轉彎」的命令下,張浚生已經在部署「炒」李子誦的「魷魚」。所謂「獨立」、「起義」、或者「文匯之友」,不過是他手到拿來的藉口而已。 對於金堯如,張浚生的回憶錄說:「7月14日上午,我去深圳,和事先約好的內地有關部門的同志談金堯如的問題……我帶去十份材料,每談到一個情况,就交給有關部門的同志一份材料,以便他們全面掌握金堯如的情况。」(第202頁) 熟知中共語言習慣的人都知道,張浚生筆下的「有關部門」,實際就是指國家安全部,是中共的一個專政部門。這就表明,張浚生已經在部署逮捕金堯如了。這是迫使金老總要在花甲之年遠走異鄉的一個原因。 其二,通過《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來完成「限期轉彎」的任務。 顯然,張浚生對陳伯堅的表現是滿意的,因為他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的評價。他說:「『六四』事件以後,陳伯堅同志倒是堅定起來了,接受了分社的意見,也在《文匯報》內部做了很多工作。」(第199頁) 那麼陳伯堅是如何完成張浚生的任務呢?我們不妨看看許家屯的記載。許家屯的回憶錄說: 「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筆者按:原文如此,應該是「口」)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變成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引起更大的矛盾。」 把兩本回憶錄合併來看,就得出清晰的脈絡。很明顯,陳伯堅自己首先轉彎,然後「接受了分社的意見」即張浚生的意見(張是他的領導),強行要《文匯報》其他人也轉彎(所謂「做了很多工作」是也)。 在這裏陳伯堅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因為: 一,他思想感情上原本是同情支持學生的,還表示準備為此而回北京坐牢。現在要轉彎,這本身就是一個很痛苦的抉擇(筆者按:關於陳伯堅在「六四」前的態度,許家屯和張浚生的回憶錄所反映的他的思想狀况都是一致的,篇幅關係這裏不能多引用兩人的話)。 二,他夾在不願意轉彎的《文匯報》同事和要求「限期轉彎」的張浚生之間,左右做人難,這導致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許家屯語),不但在報社每天和人衝突,還「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可見陳伯堅本人是承受了張浚生多大的壓力,又向報社其他人施加了多大的壓力,才能夠做到令張浚生滿意。陳伯堅之所以「過於心急」(許家屯語),完全同張浚生的壓力有關。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副社長陳伯堅逼李子誦召開社委會擴大會議,發表針對「文匯之友」的聲明。李子誦認為這樣不妥,因為「文匯之友」根本不是搞獨立的,不肯開會,結果陳伯堅背着他召開會議。一怒之下李子誦發布解聘陳伯堅的通知,而新華社當天晚上立刻發表「停止留用」李子誦的通知。這次事件的詳細情况金堯如先生已經在他的回憶錄裏巨細無遺地記載了(見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260至312頁),這裏不贅。 所以,發生「《文匯報》事件」,一錯在中共屠殺,二錯在屠城者要求反對者「限期轉彎」,三錯在張浚生執行中央「限期轉彎」的錯誤政策,刻意製造危機以便有藉口撤換李社長。 在這件事上,除了張浚生有點洋洋自得外(這種心態反映在他對本章所訂的題目:「處變不驚、當機立斷」),其他兩位當事人的態度又是怎樣的? 一,許家屯:他當時在張浚生謊報軍情下被迫同意罷免李子誦。他對此事深表抱歉,在回憶錄裏說: 「第二天上午,我懷着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筆者按:請讀者注意,他後來才知道有人在「文匯之友」問題上「謊報」了軍情。) 二,陳伯堅:他在報社裏執行了張浚生「限期轉彎」的指示。迄今為止筆者不知道陳伯堅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有文字上的反思,只知道他直接導致李社長被罷免後,患上了憂鬱症,最後得了癌症。他臨回北京治病時,親自到李社長家,向李社長道歉,希望李社長原諒他。兩年後,他在1991年4月13日辭世。凡認識他人生最後階段的人,都覺得他的死同晚年充當了某些人的打手這段不光彩的經歷有關。 走筆至此,但願張浚生先生勇於面對歷史、面對人民、面對自己的良知。

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傅国涌 |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2011年11月07日 15:47:53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傅国涌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 他 为“学界泰斗,人世 楷模 。”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闹声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想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     2011年11月3日     (首发于11月7日《南方都市报》)       上一篇: 《寻找林昭的灵魂》获第一届阳光...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作者:傅国涌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1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7 10:24:29 阅读量:136次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当时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在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     (作者系知名学者)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夛A

嗨!历史 | “亩产一万斤”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大跃进壁画 (当时)一位同学直言不讳: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说是精神有些错乱,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 作者:陈四益,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 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 毛泽东 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煌煌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 毛泽东 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时,他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也在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如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在却翻了脸,竟公然把鲁迅也当“右派”那样的敌人。 这件事是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公开披露的。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这段对话,却招来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的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为避免蹈周海婴的覆辙,黄宗英还郑重其事地向律师咨询。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更重要的是她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揭露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从未向它“猖狂进攻”,为什么要“关在牢里”呢?只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笔,要写;只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使毛泽东感到是一种威胁。对付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罗稷南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感到毛在“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 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 (二)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卷篇。该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2]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了单行本。现在我找到上述三种刊物所载的三篇《阶级分析》,它们在文字上作过一些改动,但所有观点都没有改变,而在收入《毛选》时,篇幅删去将近一半。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评论的文字,《毛选》版却全部删去;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删去。因此,《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 《阶级分析》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毛泽东这篇《阶级分析》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发表,并在两地发行单行本,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于众,并与1951年《毛选》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进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一文是根据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国青年》所载的该文作为原文。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选》版把第一类的阶级属性从“大资产阶级”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这120多字。文章结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取代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范围似乎缩小了,但“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并未交代;这顶“反动”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知识界的头上。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结束语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原文还说: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 《毛选》版这一部分主要改动的地方是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反反复复的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毛选》版对小资产阶级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和第五类“无产阶级”,原文都未涉及知识分子。《毛选》版改动不多,最重要改动的地方是: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毛选》版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综上所述,被《毛选》删改的《阶级分析》原文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原文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这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这一问题,1951年的《毛选》已作了改正。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毛选》只是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选》中虽然删去了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如故。 (三)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就狂妄自大,霸气十足。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5] 就暴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1936年他还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6]自视甚高的毛泽东,把这种遭遇视为奇耻大辱,屈辱感又转化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他们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毛泽东自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听话的人。1942年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最明显的是1945年发表的旧词作《沁园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远比秦始皇高超。 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下面对这些运动择要作些评述。 (四)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调整与各阶级的关系,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共产党对进步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 毛泽东对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于1942年2月开始,一些知识分子不知就里,积极响应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历来人们把发生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发表《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仍沿此说。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实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共产党权威的挑战,引起毛泽东恼怒。据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回忆:毛泽东深夜去看《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由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实味后,毛泽东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并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运动通过大小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用酷刑,在极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检举出大量“特务”。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而行政学院,他认为,“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大多是经过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如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运动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据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南翔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各单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实味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没有平反。不少人的历史问题当时没有作结论,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以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对这次运动始终没有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相反地,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却“留中不发”,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 对王实味的冤案,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自己搞错了,1962年还毫无根据地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 直到1982年共产党为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大力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平反昭雪。 (五)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据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经验,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同时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性争论变成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发泄了毛泽东的恼怒。 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训家乡进行所谓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 原来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复辟势力,当然要把他们打倒在地。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这场批判运动。被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影片编导、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进行检讨,接受批判。各报刊发表批判和检讨文章数百篇。不但影片《武训传》从此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创办的“武训学校”一律更改校名,有关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拆除。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 接着,《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发表文章咒骂自己。如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他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稍有辩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辱骂。为了“过关”,他们不得不颠倒是非地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时期军事科学研究,为抗日战争服务,却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上述“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但他们的人格却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视为反动。加上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号令全国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在中苏两国官方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实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上乘的精神产品。 (七)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为整风的靶子。胡风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屡遭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己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风的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表面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6月分三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为之写“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入狱。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性揭发批判、停职审查,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据1980年司法部门所作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1980年司法部门复查结论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坐牢25年以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存在不少不实之词,经过三次长达8年时间,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予以彻底平反。这已经是他蒙冤33年以后,胡风去世也已3年了。 继反胡风运动以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揭发出来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在性质上升级了。前者虽然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在思想批判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胡风运动则把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送进了监狱。从此,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程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 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动摇。为挽救极权统治危局,毛泽东提出缓和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一年后把它美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实际上是无比阴险恶毒的阴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 原来,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百花齐放”,不过是香花与毒草之间的“齐放”。而毒草必须被铲除,被统治者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2月27日),毛泽东抛出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5个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改动),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抛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开始了所谓“整风鸣放”,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并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29]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当他听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时,觉得一年来不断进行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已经可以考虑收网了。5月15日,他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也向一般党内干部吹吹风。他把鸣放中表示“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0] 在毛泽东亲手策划和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终于开始收网,全国开展所谓反右派斗争,把鸣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己作为“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之外,又加了第五类右派分子。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1l%。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和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辉煌战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并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1] 如今,他连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的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进入一个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在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以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就发动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的所谓“大跃进”。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钢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三分之—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同时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全国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和废铁渣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l年三年间,饿死4000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反右运动所施展的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的必然恶果。 (九)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大跃进”的美名,制造了4000万冤魂的空前大饥荒,由于已丧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无自疚自责之心,反而把这场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于“自然灾害”。事实上,这三年中国气候属于正常,并无大旱大涝。1962年1月,被毛泽东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泽东,当时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一场批判“翻案风”运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由于毛泽东已于1959年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为诛灭刘少奇,毛泽东采取双重大包抄策略。他盘算着,要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垮由刘少奇掌握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和除军队以外的整个国家机器;而要实现这一步,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入手,先向知识和文化领域开刀。知识分子就成为刘少奇的殉葬品。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第二个文件,8月8日抛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又再次提出,要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毛泽东一年后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2]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类革命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于是,知识成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毁灭知识和文化,还要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一场尊他为神的造神运动。通过他长期豢养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泽东被说成是“心中的红太阳”,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弄神装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泽东自己深为陶醉。他在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泽东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就寿终正寝。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 200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现在我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 《现代评论》发表张奚若《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1月),宇文《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2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1927年9月)等等。 [5] 邵燕祥《“咏蛙”诗的故事》,见《夜读劄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邵文介绍,这首诗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所载《毛泽东〈咏蛙〉诗》一文,署名张湘藩。同一家报纸在那年5月22日刊出黄飞英写的《〈咏蛙〉诗的作者是谁》,指出此诗出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少年毛泽东借郑诗略改数字,应付入学考试,并受到校长的夸奖。 [6] 爱德格?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7] 参见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8]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 同注释[8]。 [10]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388页。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217页、210页。 [12]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13] 同注释[11]。 [14] 同注释[11]。 [15] 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19] 《毛泽东着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页。 [21] 同注释[20]。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 《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6-47页。 [24] 《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 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2]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我们都沦落成记者了,还怕什么前途

今天早上,王克勤团队被迫解散,王克勤团队有很多优秀的调查记者,一直致力于真相调查,但长期处于被打压被限制被威胁被起诉状态,甚至还有同行猜嫉为搏出名,他们都没什么钱,团队成员分的房也成为集体房。有趣的是:他们正在为百万尘肺病人募捐时,解散令下达了……真相,才是中国最大奢侈品。 @谢文轩 :不久前一位知名艺术家到王克勤的报社去拜访他,并说要加入他的调查团队。王克勤笑而答曰:“月薪一千七,你干不干?”当然,王克勤作为首席记者、部门主任、报社仅有的两三位正高级职称之一,月薪要比年轻同行高些,但一般不超过3000元,况且近47岁他没有买过房子,在国内最知名记者中恐怕是最清贫的。 尊尼获加语路计划之 王克勤: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MjkwMjI4.html @傅国涌 :从《时代周报》彭晓芸、南都长平他们被清洗,到今日王克勤们在《中国经济时报》遭遇的一切都证明,一面是朝向新闻自由、开放社会的持续努力,一面是阻碍这种趋势的朽腐力量还在不断挣扎。尽管通往文明的路上布满荆棘,而我们万万千千的普通中国人依然可以把玫瑰花编织的冠冕送给这个时代的王克勤们。 展江的文章《 王克勤的清贫、命运与价值 》 @勤劳洛人 :一群记者去采访,当地接待官员说;你们一定要按我们的统一思想来报道,要不然小心你们的政治前途。记着们说:我们都沦落成记者了,还怕什么前途 【2】又是临时工干的 继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表示协会公章被冒用后,“中华脊梁”活动另一“主办方”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守家昨日表示,有人冒充该研究会伪造并发布“中华脊梁”活动文件。活动承办方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称文件是临时工伪造。 @作业本 :问:贵国7月份连续发生坍塌10多次,贵国人民害怕吗?答:不怕!因为有“共和国脊梁”顶着! 【3】阿玛尼 @CCTV今日说法 :【阿玛尼中国代工:1套西装用料最低仅90元】据记者调查,意大利知名品牌Armani部分产品在中国代工,在剔除设计成本后,实际上,Armani的代工成本是很低的。例如生产一套西装用料成本大约仅在90元至210元之间,市场价却达到了5000元以上。(理财周刊) http://t.cn/aWUqVc @徐宥箴 :为什么要剔除设计成本?是否还剔除了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如果这样都剔除,那还有什么意义?WIN7剔除设计成本和管理销售成本后,制造一个光盘的成本是2元,卖1000元,500倍差距。 @财经女记者部落 :比达芬奇更没诚意的阿玛尼!媒体18日捅出,红豆集团曾为阿玛尼贴牌加工西装,红豆每套收取50美元,但在阿玛尼专卖店,这些西装售价在500至800美元。一套在中国售价近万的阿玛尼西装,在华代工最低成本仅90元!比之阿玛尼,达芬奇好歹还先把东莞家具拉意大利,再“进口”回来卖,杨澜闺蜜哭得不冤啊 @连岳 : 除非证明阿玛尼像达芬奇一样,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否则它就是卖一百万一套,也没有问题。 【4】习近平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上讲话 @醒客-张 :先提三点意见:一是背景台搭得太汉化,布达拉宫很美,无需比拼;二是无需写“感谢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写点别的吉祥语更美好;三是以谁谁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样的句式是谁开创的?书记就是书记,无需转着说。视频:习近平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上讲话 http://t.cn/aWJ0MS @有报天天读 :新闻标题,腾讯的朋友已经改了 http://t.cn/aWihnj 【5】从昨天起,一个新的英文词汇诞生了:Obalama 【6】国内物价确实高了点 【专家:北京物价高过纽约系误读,不过“国内物价确实高了点”】据京华时报,近日一份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中,北京排名高过纽约。专家认为报告考察的是跨国公司海外派驻人员在各地生活成本,据此认定北京物价超纽约属误读。不过多名专家表示相对国人收入国内物价确实高了点儿。 【7】美联社称朝鲜提供洪灾照片疑似作假 美联社报道,问题照片是朝鲜中央通讯社拍摄并提供给美联社等合作媒体的。照片中大同江岸边公路被河水淹没,7名居民走在齐膝深的水中,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面进行了巧妙的处理,看上去好像江水已经漫到行人的大腿处。 【8】看看中国的动车司机怎么学开火车 @申鹏 :德国人需要两三个月学会开动车,中国人要求必须十天学会。德国培训专家称“只用10天时间要驾驶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中国的领导交代:培训10天,必须把第一列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 摘自铁道部主管的《旅客报》 2011年7月1日出版 【9】一张花了30年才完成的照片 @北京天文馆 :一张花了30年才完成的照片:Chris Bray和他的父亲在观看第一次航天飞机发射时拍下了左面的图片,30年后,他们父子俩又来看最后一次航天飞机发射,用相同的姿势甚至衣服拍下了右面这张基本相同的照片。为了这个特殊的时刻父子俩准备了很久,见证了航天飞机的辉煌30年。 【10】见到马英九“特激动”大陆正妹曝光 【11】 自从我妈学会发QQ图片后就变坏了。。。。( @八卦_我实在是太CJ了 ) 我只发图不吱声,剩下的你们来说 KTV众生相!你是不是想到了你很多的朋友??哈哈,我好像就是那个麦霸,你呢?太写实了! ( @吴琼琼爱画画 ) @友图 :是不是抱着益达更舒心,更安心,更放心啊~ 最激情邮政局 【12】义举?也有两难处 为挽救一名有心脏病在身的被弃男婴豆豆,丰都县31岁的高雪决定:打掉自己腹中5个月大的胎儿、与极力反对收养豆豆的丈夫离婚。高雪接受采访时称,她收养豆豆后,和豆豆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每当看到豆豆那双渴望生存的眼睛,她的母爱涌出,不想豆豆第四次被丢弃。(重庆晚报) 【13】国情班 @张闻文HK :在国家行政学院上了一周“国情班”。 总结:中国需要稳定,党很深入群众,社会矛盾存在,然而总能解决,台湾终会统一,美国是最大敌人。 老总 @陳景祥 评价:“非常好,你对国情有了深刻的认识!” 【14】炎黄春秋 @章诒和 :今天上午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了“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庆典。走进会场,抬眼望去,全是白发苍苍。发言者有106岁的周有光,94岁李锐,85岁杨汝岱,80岁的资中筠等。坐在我身边是张思之,邵燕祥。大家谈国事,讲现状……我想:也许他们当中有的人明天就走了,永远地离去,不禁悲从中来。 【15】鱼浮灵 【太活跃的鱼千万别买】去菜场买鱼,结果看到惊人一幕,摊贩往大水盆内加入一种白色粉未,迅速用手搅拌,一会功夫白色粉未就溶解了,将半死不活的鱼虾倒入其中,没想到,鱼虾一会儿就活蹦乱跳开,仿佛这些鱼都是才从河中捕回来的。这是一种能够致癌的催化剂,俗称鱼浮灵,也对智力有影响。 @谭飞 :英国《泰晤士报》15日报道:一家为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承担研究工作的实验机构最近公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该研究发现,访问中国的每28个游客中就有22人回国后从他们的血液中查出一定量的克伦特罗——剂量虽然不高,但足以让一名运动员禁赛两年。这条新闻让我无比同情在中国被查出服兴奋剂的选手。 【16】5月中国增持美国债至11598亿美元 连续两月加仓 美财政部宣布,5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债总计11598亿美元,名列各国及地区之首,超过4月的11525亿美元,环比增73亿。中国已连续两月增持美国债。据5月的数字计算,美国通过发行国债借得的每1美元外债中就有近2角6分来自中国。 【17】计生委出国干什么 @罗昌平 :【计生委出国干什么】 @林楚方 兄提出了一个真问题,摘网友高论如下:①出国看望自己超生的孩子;②测试国产安全套在西方复杂环境下的避孕效果;③输出计划生育政策;④参考“红十字”经验,成立国际计生委及各国分支机构;⑤考察杜蕾斯、杰士邦等制作工艺;⑥出国安置N奶或送牛奶(欢迎接龙) 【18】房价 图中以色列人,搭帐篷抗议房价过高。他们说:以前我们五年收入能够买套房,现在房价高的离谱,要15年收入才行。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可并不想移民到其他国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渴望世代在此居住,可我们这代人如何让年轻一代看到买房的希望? 【19】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堂塔也跳了 他是追捕里的矢村警长,那句经典的“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堂塔也跳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到是跳啊!?你的腿怎么发抖了?”正是出自他口。他今天走了,享年71岁。他是原田芳雄。( @新周刊 ) 【20】郭美美强势归来 @郭美美Baby :谢谢亲爱的美粉们 @美美baby美粉后援会 ,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自认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儿,从小到大总是闯祸,但经历过这次的事情我长大懂事了,以后不会再那么自我,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去做的事 【21】“为下一代建设美好的将来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发表个人意见,从而赋予权力。”——纳尔逊·曼德拉 @樊建川 :列宁被流放2次,布哈林被流放3次,托洛斯基被流放2次,斯大林更甚,被流放7次。他们为什么不流放沙皇一次呢?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鄢烈山 | 《评点江山——鄢烈山文化随笔选》前言 目录

广州出版性 2011年6月第一版,定价 29。8元   第一辑,“评点江山”之说,显然脱胎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自思无此霸气和“志向”,也就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一点感慨。虽是走马观花,却自信总有独特的感怀,哪怕千万人前往过的地方,我就是我,会有我的眼光和感悟。2009年春天在北京见到邵燕祥老师,他说起我纪游的文章有点意思。这给我信心,这种题材的文章是这本选集的主打。 前                言         2009年夏赴长沙开会,向继东兄就提议我编一本随笔选,只因杂事太多,到现在才了此心愿。       入道25年来我的写作,多是千字杂文和时评,一般取自新闻报道素材,其中也包括文化新闻的杂感和评论;至于文化随笔,大体有五种题材:       一是游山玩水的感悟,二是读书的心得。前贤说要做一个通人和好学者,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我相信。可惜既无相应的社会条件、家庭条件和工作便利,也没有李白那种仗剑远游的才气和勇气,我有的只是旅游和读书的爱好。可怜我的好朋友道是,你既不抽烟饮酒,又不泡吧泡妞,这也不能吃那也不愿耍,活一辈子有什么劲?我感觉徜徉山水之间,果真是“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寻访名胜古迹,神驰心追前人,也是一种精神享受;至于游览异国风情,更是赏心乐事。而读书,除了求知,也是避世而开拓精神生活空间的好办法。不必对付烦人的劝酒,不必讲礼貌的废话,有发现新知的乐趣,也有忘情烦恼的沉醉,抬头望见墙壁的挂钟,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明人李贽《读书乐》诗云:“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说得极是。         三是偶尔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观感。除了晚饭后散步前,坐在客厅里乱翻台有什么看什么,我一般只看有“定评”的电影和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我相信,凡是走红的影视就有它们走红的道理,如果没有审美和思想价值,至少可以从中观察世风人心,即社会时尚和思潮,最不济也可以是文化领域的公共话题。可以肯定,走红者仅有商业炒作是不够的,炒作失败者总是多数。         四是接近文化名贤的启示。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我不善交际,羞见名人,所亲炙的也就是几位杂文界的前辈。我是通过阅读传记来了解文化名贤的心迹,体察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及人生的经验。          五如文首所言,是就文化新闻素材发表的随感;不算这一种,那就是些回忆往事和纪念亲人的短章,虽然多是应约而作,也都是些凡人小事,但真相真情形诸笔端也是世相世情的纪录吧。       此前我出版的文化随笔选本有四种:《此情只可成追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8月版);《没有年代的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早春的感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和《毁誉之辨:鄢烈山历史随笔》(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版)。前三种其实是杂文、随笔和时评的合集,只有历史随笔是单纯的题材。我写的游记和书评本可以单独结集,但估计出版的机会很难有,所以这次将历史随笔之外的题材合选一册,也较为精粹;虽然文章都是自己的好,很难取舍,但以这几年发表的尚未结集的为主,限定在25万字左右,总算搞定了。有几篇是以前收过集子的,但自我感觉特别好,就又收进了,权当重版吧。       第一辑,“评点江山”之说,显然脱胎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自思无此霸气和“志向”,也就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一点感慨。虽是走马观花,却自信总有独特的感怀,哪怕千万人前往过的地方,我就是我,会有我的眼光和感悟。2009年春天在北京见到邵燕祥老师,他说起我纪游的文章有点意思。这给我信心,这种题材的文章是这本选集的主打。       第二辑,“揄揶影视”的“揄”是“揄扬”之“揄”,赞赏的意思;“揶”是“揶揄”之“揶”,批评嘲讽的意思;“揄揶”一词非我生造,有赞有弹也是实情。       第三辑所谓“访贤拜师”如前所述,多是纸上拜谒,即追慕前人,心向往之,也不乏探踪蹑迹,寻“失乐园”之因,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鹄的意味。     ……       160多年前,龚自珍有《咏史》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是讽世也是自嘲吧?反正我这个所谓“杂文家”、“时评家”,给报刊码字多是为稻粱谋的;不过希望自己的产品质量好一些,至少不自毁声誉,让读者有购买了假冒伪劣的上当受骗感。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公民写作”,希望做到“重大题材,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也就是说不媚官不阿世,关注公共生活领域,但愿能“在别人(古人和今人)思维止步的地方”有寸进尺取。说到底,这是一个杂文作家和时评作者的随笔,没有男欢女爱,没有花花草草,更没有“润色鸿业”,有的是沉思,也许还有几分沉重,但自以为有“思维的乐趣”——如果你喜欢思索,不同意我的观点没关系,这“不同意”便激活了你的思想。而这,就是本书的卖点吧。                 2009年12月18日    于广州  改定于2010/04/14        没有序号的是被删去的篇什         评点江山       ——鄢烈山文化随笔选       目  录 前    言       第一辑 评点江山 1.重庆“钓鱼城”:           悠游“上帝折鞭”古战场(外一篇)    2.西域与俄罗斯:           每个民族都有过辉煌史 3.浏阳文家市:           出乎意表的乡镇书院 4. 列宁墓与“中正纪念堂”及……:             处置政治图腾遗物要有智慧  5.登大雁塔怀杜甫 6.吊“京师大学堂” 7.浮光掠影记台湾 8.建川“中国抗俘馆”印象:              为战俘抗辩 9.鹦鹉洲头话祢衡 10.潮汕行:               历史的公道何在? 11.刘文彩庄园的“典型化” 12.毛泽东故居:梅岭一号 .        南岳风物过眼录 14.日本的国与民关系 15.日本人这般看待被“开港” 16.西风残照大寨行 17.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系马桩的文化根系 18. 利玛窦墓:       小园无径久徘徊 19.关于柬埔寨的碎片和感悟         第二辑 揄揶影视 20.《激》剧红火之猜想 21.《英雄》:暴君的知己 22.警惕“顺溜”们僵化的历史观 23. 汉武的大罪 24.一场游戏一场梦       —— 我看超女“五进三” 25.许三多是我们的白日梦 26.重看《阿信的故事》有感 27.由凯丰的“可爱”说到《长征》的可疑 28.《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           独夫民贼的政治哲学 29.《集结号》台湾获奖:         可堪欣慰的“两岸共识”       第三辑  访贤拜师 30.“桥园”里的下午茶                   ——听痖弦先生聊天 31.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                       ——读《牛汉自述》 32.“但愿留下的阴影散去”                       ——《一代报人王芸生》之憾 33.武汉杂文家陈泽群 34.叶公超的气度与才识 35. 我最敬佩的好学者         杨伟名的悲剧及其意义 37.诗文两样冰心一片             ——读邵燕祥的杂文自选集 38.一生颠沛半由己                ——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39.一个最可敬的女人 40.众所不知的废奴英雄:威伯福斯               ——改变世界的另一种途径       第四辑 论文议化 41.从《灰阑记》到《霸王别姬》 42.终于有了一个文化人的深切忏悔 43.“诱以官禄德” 44.“贪生怕死”的权利 45.“徯我后”、“大同”及其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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