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

天安门母亲在今年六四，在我被关押在警局时，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下，到万安公墓拜祭时所读：“三十二年来，我们心中的悲痛和思念丝毫未减。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会担起更重的担子，抗争到底，至死不渝！”八段证词，八个破碎的家庭，然而在六四之中，在一党专政之下，破碎的家庭又何止八个？其实这些难属才是这单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现在这场庭审的记录之中。听下这些正在被消灭的声音，或者法庭会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起码在香港，一讲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的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车上流血的 9 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多么得到全国上下甚至党政机关的人的支持，也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们的孩子都要面对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他们给我们写好了剧本，希望瓮中捉鳖。那么是选择乖乖地顺著对方的剧本，走向他们安排好的处境；还是设法破局，站稳话语权，把剧本改写？这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