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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南桥人:金棕榈和流亡中的坚守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葛底斯堡是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一八六三年夏季在这里发生了南北战争决定命运的关键一仗,也是双方伤亡极为惨烈的一仗。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林肯总统亲临此地,发表了著名的“民享、民治、民有”的演讲。现在,昔日战场被保留为国家军事公园,成为美国的历史圣地。五月二十二日,百余位中国人在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博物馆聚会,首映根据作家郑义长篇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所制作的影视片,借此庆祝我们在自由土地上的流亡,庆祝我们的自由。葛底斯堡赋和失败者的叩问郑义和我是同代人,八十年代初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郑义的小说并为他笔下人物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悲剧性命运而久久难忘。他创作于一九七九年的处女作《枫》,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老井》、《远村》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郑义遭到中国当局通缉,他和妻子北明四处逃亡躲避,在逃亡中带着过去调查的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资料,写下纪实作品《红色纪念碑》。一九九二年抵香港,翌年来到美国,加入了在美国的政治流亡者群体。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人是在自由的国土上流亡,美国给了我们自由和安全,给了我们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流亡并不轻松。家乡常常在梦中出现,我们却只能遥想家乡亲人。我们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奋斗,天安门的枪声和血迹仍时常让我们在睡梦中惊醒。在自由的土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们是否还紧紧抓住心中那一份坚守?当年的流亡者,纷纷作出了各自的选择。郑义的选择是坚守手中的笔。在人身和作品都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情况下,坚持做一个中文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次首映会上,郑义只说了五分钟话,首先感谢妻子北明,是北明养活了一家人,郑义不必放下手里的笔去赚取生存的面包。二十多年来,流亡中的郑义一直在写作。他写出了关于中国环境和生态危机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他还在创作有关中国抗战的长篇巨作。在如农夫般日日辛勤写作长篇的间隙,他写下了一系列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就是其中之一。据读过所有这些长篇散文的王康说,郑义的散文,篇篇精彩,字字珠玑。王康给这些散文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神曲》。《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是郑义二十多年来近百次访问葛底斯堡战场,被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将士们的奋斗和牺牲所深深打动、深思再三而酝酿出的肺腑之言。在美国历史上,葛底斯堡是一个圣坛,它因林肯在此诠释民主本义的演讲而闻名,而这块浸透士兵鲜血的土地所象征的恰是郑义个性深处的一个硬核:理想和牺牲。理想和牺牲的主题,在他初涉文学的《枫》中就已经出现,在《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中再次展示:美国的先贤们,为了自由的理想而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牺牲,他们最终胜利了,胜利女神手中的金棕榈,象征着牺牲者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的象征,触动了流亡中的郑义:“我的葛底斯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一九八九年席卷全球的风暴将苏东共产主义集团摧枯拉朽般扫荡,可是,“为什么我们失败了?”郑义这一“失败者的叩问”,和“理想与牺牲”的主题交替出现,让我们这些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美国的过来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但是,《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最后的旋律是明亮而欢乐的,郑义从约翰‧布朗和美国历次战争牺牲者身上,看到了葛底斯堡战场对自由的又一诠释:为他人苦难而战。于是,郑义写作生涯中的理想主义主题,终于和美国先贤们的自由概念衔接了起来。让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在我心目中,重庆人王康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能够把我不敢想象的事情做成现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王康被通缉了很多年,后来,他念念于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抗战的辉煌史迹将被后来人遗忘,创立了重庆的陪都文化研究机构。他产生了一个主意,要将抗战史迹和人物用绘画记录下来,表现出来。他要把中国抗战时期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所有知名人士都画出来,而且,是真人大小的尺寸。这是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计划,也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换一个人,换一个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想象力,即使梦到了也做不到,王康却做到了。王康召集了几十个画家,历时数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个名之为《浩气长流》的长卷。这幅长卷,全长千米,裱后重达几吨。参与绘画的几十个画家,都是义务的。就我有限的世界美术史知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王康领着一群画家描绘着《浩气长流》的时候,郑义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传到了王康的邮箱里。王康想象力的火花瞬间点燃,他要把这篇散文做成一个“电视片”。它不是一般的电影或电视,它仍然是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但是它要让文字在画面、音乐和朗诵语言的辅助下表现出来,使得读者用更多的感受和体验方式来领悟这篇散文的涵义和情绪,激发共鸣,从而又反过来促使读者思考。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可是怎么实现呢?他先跟北明商议,北明不久就以她对此文内容与风格的精到体悟、富于表现力的专业朗读和音乐天赋,再度塑造了这篇文字,使之变成了一个音乐铺垫下的朗读版本。有了这个声音版本,剩下的事情,就是根据它来编辑视频。这使得制作程序简化了,但并未对编辑技术的复杂性消减分毫。王康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是影视界的专业人员,王康也没有钱财可以投入这样的项目,缺钱缺人,这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王康能把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他找到了一个同龄的“电脑高手”,把他的主意说了,也说明了这篇散文涉及天安门事件,是“危险”的,而且,做这样一件事他没有能力付出应该的报酬。他的朋友听了他的叙述,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就这样,王康和他在重庆的朋友,拜互联网之便利,和美国的郑义与北明,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合作。他们没有资源,而且,他们还必须秘密地进行。薄熙来在重庆到处唱红歌的热潮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关门闭户,悄悄地收集影像资料,反复裁剪合成,把变成动人心魄之声的郑义的散文,再一句一句地变成一秒一秒的影视片。郑义从不写不感动自己的题材,北明从不朗读不感动自己的文字,而王康绝不在不感动自己的作品上浪费时间。王康虽然没有制作技术,但是他拥有视觉审美天赋,足以担当视频制作的导演职责。他们三个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古典审美观,他们多年出离思想奴役而自我放逐,拥抱普世价值、终极关怀,他们的合作体现了北明说过的话:我们追求自由的人和专制的对峙,迟早会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峙,或者这种对峙总不出现,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真正被摧毁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好多次为了躲避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鹰犬而仓惶转移,把收集的素材和已经完成的影音文件分散收藏,狡兔三窟以备一旦暴露而不至于前功尽弃。如今,王康也被迫流落美国。完成于二〇一〇年的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终于在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在昔日葛底斯堡战场所在地,举行首映式,并随之上网呈现给公众。看过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你也会明白,它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当代中国作家在流亡中的写作,象征着我们在流亡中的坚守。《动向》2016年6月号

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自由亚州|再评无知无畏的水电闻人张博庭(郑义)

最近,一位叫张博庭的水电专家发表了一篇宏论,说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此话是针对《长江上遊联合科考报告》和农业部渔政官员赵依民而发的,并非无的放矢。赵依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张博庭则说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科学考察报告说金沙江固有的鱼类绝大部分已经消失,而长江中的主要鱼类数量也急剧减少,鱼苗数不足过去的1%了,张博庭则说“和世界上的任何江河开发一样,长江生态系统的文明进化,也是难免会伴随着某些濒危的鱼类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代价的。但不能把保护生态的理念,教条地用到某一个子系统上。用保护某一条鱼、某一棵草的理由,反对整个社会的进化。”在我看来,张先生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起码是不合逻辑,他怎麼就敢说“世界上的任何江河开发”,只要别人找出一条河流的开发并没有“伴随着某些濒危的鱼类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代价”,他的立论就崩溃了。另外他还偷换概念,人家说的根本无关“某些濒危的鱼类”,而是最常见的鱼类,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除了逻辑问题,张先生最基本的错误在於他完全不懂得生态平衡的常识。他首创了一个概念,叫做“生态系统的文明进化”,殊不知生态系统讲究的是“平衡”而不是“进化”。因为我们人类生存其间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山水江河海洋空气这样的动植物所构成的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延续,所以,维持住这样的平衡就是维系我们的生命。张先生要“进化”,您打算往哪儿进化呢?您不是自以为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吧? 如果张先生要做“减法”,正如他所说的,不惜以某些物种“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代价”,我想那是得不到多少人拥护的。那麼,能否反其道而行之,做一做“加法”,增加点什麼物种呢?这同样是灾难。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海关,都严禁外来物种入侵,比如,一种亚洲果蝇随进口水果箱进入美国西岸,曾对加尼弗尼亚的水果种植业造成沈重打击,以至於后来发现几只死去的果蝇,政府当局都调动巨大力量四处搜寻是不是有活着的入侵果蝇。比如在马里兰州一个池塘里发现了中国的黑鱼,因为它是美国本土没有的兇猛鱼类,警方出动,在附近的池塘里投放大量毒药,斩尽杀绝,不惜本地鱼类为它陪葬。再比如中国鲤鱼入侵密西西比河,迅速繁殖,使本地鱼类难以生存。相反,由於中国对外来物种入侵防范不足,现在已经造成巨大灾难。以水葫芦为例,最早是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中国的,养在花园里很好看,不幸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作为猪饲料推广,其后,水葫芦氾滥成灾,迅速成为优势物种,打破以致摧毁了中国固有的水生态平衡,使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水葫芦覆盖了南方的江河泊泊,覆盖了滇池,遍布珠江水系,并且每十年数量增长10倍。 张先生对长江鱼类之不在乎,之轻蔑、傲慢,不清楚是否关涉利益,至少是相当无知的。他认为动植物是“子系统”,也是无知的一个表现。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性的“巨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不是许多“子系统”的叠加,不是一部可以随意拆卸、修理、改进的水轮发电机! 1981年,罗马俱乐部在《关於财富和福利的对话》一书中提出: “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筹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法广 | 中国六四: 王丹等筹划“天下围城”行动纪念明年六四25周年

文告并同时列出天下围城的发起人名单,当中有「海外八九学生」的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以及李进进等;「海外八九参与者」的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等;「海外香港社团代表」的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和周盛康。 王丹在文告中表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中共党魁邓小平以装备着坦克机枪的精锐现代军队镇压了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 文告又指出,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如能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但王丹说:“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他说,今天大家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王丹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在明年六四那一天,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门前(尤其是使领馆),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说,他们将在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5周年之际公布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并将在2014年六四25周年之初的元旦,公告行动的纲领、组织和具体项目计划。  

白衬衫 | 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王冀豫/口述,纪彭/整理                                                                                                                                          -----白衬衫  

纵览中国 | 郑义: 河南平坟运动背后的秘密

今年春天以来,河南兴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平坟运动”,从南阳到周口,数百万座坟头被夷为平地,影响人口数千万。这件事在网上已经沸沸扬扬地闹了好几个月,一般的意见都认为强行平坟太缺德,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在中国悠久的传统中,礼葬祖先并四时追祭有很深刻的意义。这种围绕丧葬祭祀的礼仪体系,强化了忠孝仁爱等核心价值,成为中国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的一种象徵。在传统社会裡,出去做官的人,父母亡故也要回家守孝,就是辞去官职,到亡父亡母的坟墓边上搭个草庵,怀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官做得再大,工作再重要也要回乡守孝,否则官场上要遭白眼,舆论也不容,就连需要你继续办差的皇上也心裡要起疑惑:连父母都不孝的人,谈何忠君爱国!这种以孝道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及礼仪制度,在民国时代还保存的很好,比如蒋介石,母亲去世,就放下政务,回到他溪口的老家,在母亲坟墓边上的小房子裡住上一段时间。直到中共建政之后,才不讲究这一套了。一切都归结于阶级和利益,亲情仁爱都成了批判对象,于是就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平坟运动”。那麽,眼下这一轮新的“平坟运动”又是为什麽呢? 河南省周口市市长岳文海说,坟多了机器下不了地,“平原地区,粮食主产区,地不增加,人口却在逐年增加,有的农民已经把道路两边的路肩都种上小麦了,惜地如金。现在还没来得及进行殡葬改革的村,村前村后的坟头一波接着一波,机器下不了地,人力种植成本又太高,有的就撂荒。”这话听上去有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有谁相信吗?过去搞合作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由就是各家各户的耕地面积太小,无法实现机械化,结果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去。现在又拿“机器”来说事了,谁信呢? 那麽,“平坟运动”背后的隐秘的动机到底是什麽呢?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是政府要“卖地”,就是把平坟复耕增加的面积与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样政府手中就有了更多可卖的土地。周口市的官员出来信誓旦旦地否认,一位周口市国土资源局的孔雪梅说:“周口市坟地大部分占用的是农用地,平坟复耕后能够实际增加耕作面积,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和提高粮食产量;按国家政策规定,只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后才能用于增减挂钩 ,所以,我市没有将平坟增加的耕作面积用于增减挂钩。”听上去很有道理,但不到半个月,《法制日报》记者给他们算了一笔土地账,披露平坟运动背后,政府可获利百亿元卖地款。 《法制日报》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南官方删去了可强制平坟的规定,“对外宣称平坟暂停,对内却高度认可这一行动,并无纠偏之意。置民众传统情感的伤害于不顾的背后,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实际另有更深层次的谋虑。”跟坟地过不去,是因为除坟地之外再也找不出可以以权力来掠夺的土地了。国务院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规划做过一个批复,明确限定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但河南各级政府又存在强烈的“土地渴求”,不倒腾土地从哪儿来钱呢!先是搞了个“新型社区建设”,打算把农民赶到一起去居住,腾挪出更多的建设用地,但农民抵制很强烈,办不成。挖空心思再盘算,办法就想到了死人头上。《法制日报》说:“此次,地方政府通过平坟复耕与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找到连接点。目前,周口等地已将平坟面积上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以此作为‘新增耕地’,交换建设用地指标。” 不知道这一回河南官员们又该作何解释? 2012年12月18日

爱思想 | 黄文治:徐向前、徐立清1958年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绝密”谈话

黄文治:徐向前、徐立清1958年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绝密”谈话 进入专题 : 徐向前 徐立清 鄂豫皖苏区    ● 黄文治       2009年7月份,我本人曾有幸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近代史暑期班,培训期间也曾借此机会去湖北省档案馆寻访鄂豫皖苏区史的一些未刊档案及资料,记得当时自己的确收集到一些手头未有的东西,比如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六篇《郑位三谈话录》等珍贵资料,这些东西不但能查阅而且还能复制出来。但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当我抽调《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这份档案时,管理人员给我的答复却是,这份档案文件是“绝密”文件,因此不能同意查阅。虽然当时自己也反复说明来意并通过管理人员向其馆长请示,亦未得到满意解决,最后只得悻悻然离开。          时隔一年之后的201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李老师这辈子基本上都是无怨无悔地扎根于深入调查、研究地方史、党史等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她是中国当代真正的地方精英。在她的帮助下,我有幸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然而更加幸运的是,其间我发现了徐向前元帅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绝密”谈话的复印件。非惟如此,我还查阅到徐立清部长的《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等未刊资料。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          这两份谈话录,都是由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1958年11月份先后采访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之后成稿的,成稿时间比较早。          徐向前元帅,作为亲历者,其一生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写过很多单篇回忆文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的《历史的回顾》回忆录,2005年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在解放军出版社得到再版,也有大篇幅涉及鄂豫皖苏区史。就这篇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录而言,尺度较大,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较中肯,这里全文收录:               徐老:在“七大”以前,很多老干部都到延安去了,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座谈过,组织过人写材料。因为这是历史问题,人逐渐要老要死,不把它搞出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写了一些材料,但是写的不多。那个时候大家笔记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就是凭脑子的记忆,大家也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不大完全。当大家分头写出来这些材料之后,我病了,大病一场,病了二、三年,病好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不是正确,好不好,我在延安时把它油印了一下,分批保存下来,一直带到北京。但是因为我常常有病,工作一个时期又垮下来了,所以有些材料没有再好好修改。最近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所以那些材料还是放着。          去年“八一”建军节时发动大家写文章,那些都是军事方面的东西,是短篇的战斗故事,或者是一个时期内的一些东西。写军事上打仗的事多。地方上的活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这方面写的很少。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这些作为一般的描写是可以,但是太笼统了,这些东西记住的不多。老实说,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要找笼统的说还可以,具体的说就不行了,回忆不起来了。亲手搞过的事情,印象很深的还记得,印象很浅的就记不起来了。          在鄂豫皖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志被杀了。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罪名,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我们都不知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都是陈昌浩逮捕的。“七大”以前在延安时找到了一个同志,他当时在保卫局看押犯人。我们问他:究竟张国焘为什么审讯这些人。被擒的有我们军队里的师长、军长,地方上的有县委、区委的干部。有些区委的同志我不大认识,但是县委的同志我都完全认识。因为常找他们要饭吃,都很熟悉。这些同志在一起都很好,以后不在一起了,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找到这个看押犯人的人问了一下。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说我是反革命的,我就是改组派”。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肃反了。那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给许继慎,我们把信交到了军部。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我们怀疑,也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人(指许继慎—引者注)比较复杂,要注意些。但是这个人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这个人打仗还是好的,打得不错。我们就想到肃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说:搞了半天也没有证实许继慎就是一个反革命。抗日时期在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冷欣对陈毅同志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我们分析在那种环境下,他仍然坚持斗争,证明许不可能是反革命。          杀了这样多的人,今天我们说究竟哪个是反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整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好,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很难考虑这里面有反革命。这里主要是主观主义,逼供信加上教条主义。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劝过他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          我们在军队里作过一次调查。我们有五个师,再加上地方干部有六、七个师,师一级的干部没有剩下来几个。现在只有倪志亮、王树声还在,地方上也杀了一批。          反四次围剿以前,地方上在反对富农路线,也是杀。有一个时期苏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口号。本来那里就有“左”的倾向。以后去了“洋包子”陈昌浩、张国焘、沈泽民三位大将,去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搞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有很惨痛的教训。          这样的肃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群众离心,把真正和群众有血肉关系的干部杀掉了。讲起全部历史过程就很复杂,讲不完。开始游击战争搞起来了,经过扫荡之后,部队慢慢的扩大了,以后张国焘他们到了鄂豫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些比较大的胜仗。这个时候,一个肃反,一个是“左”的政策,肉体消灭富农,不是搞统一战线。说是反富农,实际上不是反富农,而是把贫农也反了。开始就“左”,以后更“左”,在内部大搞肃反。          再就是对军队不注意休整。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干的很疲劳。我们部队的干部真是想休整,半年多来就在战争中生活,紧张的很。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着四次围剿就来了。对粉碎三次围剿不是很彻底,但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好好休整。扩大苏区,那么四次围剿来的时候,利用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盲目,利用我们的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四次围剿是可以粉碎的。以后我们在延安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认为四次围剿还是有条件粉碎的。我们只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把一路彻底击溃,消灭他的主力,使他溃不成军,不能够马上作战,然后我们再打第二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三、四次围剿我们没有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关。          调查员问:一、二、三、四次围剿,下面的说法不一样,哪个算第一次?          徐老:徐夏围剿不算第一次围剿,在鄂豫皖只有四次围剿最清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他要各个击破,先打湘鄂西,再打鄂豫皖,然后打中央苏区。鄂豫皖地区在津西、京汉、陇海路之间,距离武汉近,对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威胁很大。粉碎三次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小的,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第一次围剿时是三个地方的敌人,河南是利用一些土匪,以后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部队。湖北是利用夏斗寅,再就是河南的部队调一些到湖北。安徽是陈调元,他们有的时候两面都来了,东面、西面都来了,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但他们是有配合的。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安徽打了陈调元,河南打了吉鸿昌,以后活捉了岳维俊。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第二次围剿比较清楚。我们过去研究这个东西时不很明显,有的时候它是几个方面都来,有的时候从一个方面来。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有时敌人进攻的快,很快就来了,中间没有间隔,不很明显。我们写材料时把这个东西区分了一下。但是当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好好的总结这个东西。          调查员问: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贯彻的怎么样?          徐老:那时候各个地区是分割的,各个区互不联系,一些文件都是经过上海中央来的,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到达鄂豫皖,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到了上海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当然就到不了我们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一些情况呢?有时找到一些报纸看到一些东西。那时上海经常派人来到鄂豫皖,而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作介绍,而是有时谈一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毛主席一个报告一下就贯彻下去了。那个时候都依靠自己。那时主席的指导思想,在张国焘来了之后更不讲这些东西了。那时看到苏维埃工会组织法、军事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没有根据我们军队的特点,完全搞的是苏联的那些东西。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是可以的,但政治委员有权逮捕指挥员,对这一个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并不比政治委员低。在苏联军队中有不少军官是些白军,须要拿着枪逼着他打仗的。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把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对立起来呢?这就是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东西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一点我很不同意。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央都是反毛主席的,不可能把毛主席的东西给我们搞来。          1930年初,许继慎派到鄂豫皖来了。那时正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派了军长、政治委员全套人员来,直接归上海指挥。他们把地方党和军队分开,规定前委直接归上海领导。前委和特委研究工作要开联席会议,真是自找矛盾。他们把鄂豫皖原来的人马都换下来。开始许继慎搞得不坏。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从上海派邝继勋来。原来的人又将了一级,我搞参谋长,许继慎搞师长。所以,如果说上海中央对鄂豫皖地区有帮助的话,就是派了一批干部去,换下来那些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像戴克敏、曹学楷这些县委以上的干部,我们在一起搞的比较久。这些“土包子”他们和群众是有紧密的结合的,由这些人掌握政策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肃反。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搞肃反,不是搞有真凭实据的肃反,而是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逼供信,结果肃反扩大化了。          四次围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打仗紧张的时候,我要警卫员把袜子送回家补好,准备走很多路。警卫员回来后说:把我老婆(程训宣—引者注)抓起来了。到了延安后我问他们(指周纯全---引者注)为什么抓她?她有什么罪过?他们说:没有什么罪过,就是为了找我的材料。他们就是主观的拉人来找口供,拉去问是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不是就不行,如果说是,就把你挂上钩了。你说我老婆有什么呢?她的兄弟在我们的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也被杀了。她家里弟兄四个,有三个参加了革命。她进去后究竟受什么刑法我不知道。大概她没有什么口供,如果供了,也就把我连进去了。所以鄂豫皖那个地区真是多灾多难。那个地方的群众很好。我到过的苏区有四川、陕北、海陆丰、鄂豫皖,但是要数鄂豫皖地区的群众最好,革命最彻底。为什么呢?就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和群众有血肉的关系。那么按照他们看来,外地干部应该可靠了,但是也不行。统计一下,就是连莫斯科回来的人,也没剩下来几个。上海中央派去的人,有不少也被杀了。被杀的名单里,主要的人我还记得,次要的人我就想不起来了。在延安的时候搞烈士簿,我们凑了一下,那些材料我没有带出来。前一个时期安徽来信了解许继慎的材料,我写了一些,但是有些东西记不清了。有些同志的确是为革命忠心耿耿,如果是被敌人打死了也值得,但是被自己当作反革命杀了。          调查员插话: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一些家属一定要我们向上面反映,恢复他们不是反革命。          徐老:恢复是没有问题的。          调查员插话:周维炯的家属现在地方上还是被当作反属看。          徐老:这是不对的。在豫南,周维炯和地方党结合起来搞暴动。有周维炯、肖方、漆海峰(这个人被我们枪毙了),还有一个漆德伟太软弱了,中央没有办法处理他,以后送到中央苏区,在路上牺牲了。肖方这个人我的印象不太深。周维炯,许继慎是陈昌浩逮捕的,这个我知道。周维炯这个人有毛病,但是打仗很勇敢,人很聪明,就是有一点英雄主义。我是1929年5月端午去的。以后听说,徐其虚到了豫南之后和他们联系想把鄂东北与豫南统一起来。徐其虚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可是派他做三十二师党代表,周却把徐枪毙了。再以后又派吴光浩去,被屯家堡民团逮捕,在半路上牺牲了。又派刘英,郭述申同志到鄂豫皖,一个搞军队工作,一个搞党的工作。这些人去的时候周又想整他们。刘、郭知道后就跑掉了,没有整到。周维炯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在旧社会流氓习气很多,但这个人并不是反革命。把他抓去之后,也没有问出口供,他只是说:“老子再过二十年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表现的很坚决。据看犯人的人讲,这些人是被绳子勒死的。应该肯定周维炯搞革命工作有功劳。以后做师长、副师长作战很勇敢,就是作风不好,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在1929年中央决定我们这里三十二师和三十一师会合。他们在山里活动范围小一些,弹药缺乏。我们给他们一些枪、子弹。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我们对其也是不大放心,一方面要配合,按照党的原则谈问题,一方面我们思想上也有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子弹上好,带着枪,怕这些人乱搞。如果他们乱搞,我们就不客气。那时山区很困难,他们来之后,给他们子弹、枪,配合行动。这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服从军部指挥,以后打仗中没有看出来什么。以后鄂东北三十一师改编成为第一师,到豫南,没有看出来周维炯有什么变化,他是服从指挥的。以后一、二、三师互相调配了一下,第一师人多枪少,二、三师人少,战斗作风差一些,把我们第一师的调了一部分到那边,他们那边又调了一些到我们这里。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平衡发展。在这期间,周维炯都没有什么,所以不能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他的家属不应该按照反属待遇,而应该按照烈属待遇。1929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暴动,应该受到高级干部烈属待遇,受普通烈属的待遇都不应该。           周维炯和漆德伟是姑表兄弟。漆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成分不好。李梯云和肖方是亲戚。我对李梯云的印象比周维炯好。估计李在那种肃反的情况下不会在了。如果还活着的话,可以说是虎口脱生。有这些人在,豫南的工作就好搞多了。我对这些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了解,你们还可以找徐立清同志谈一下。          调查员问:豫南这方面的材料不好写,周维炯、肖方这些人都没有了。还有个王孝亭当时成立了一个三十四师,他是师长。          徐老: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          调查员问:当时有没有三十四师?          徐老:我们只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不记得有三十四师。是不是由地方上搞起来的,就不清楚了。          调查员问:红三十四师1930年春成立起来后不久就失散了。它曾经和三十二、三十三师配合打过仗。          徐老:那时候已是第一军了,1929年以前是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1930年春就改成一、二、三师,那么在30年春怎么会跑出来三十四师呢?这个就不清楚了。          你们三个地方搞协作这样很好,因为过去它就是一个整体。关于地方上的情况,位(郑位三)老了解的多一些,军队里的情况我了解的多一些。过去在延安时用了二分之一的时间搞这方面的工作。搞了之后总觉得不像个东西。反正作为一个材料还是可以,你们拿去看看,这上面有些东西在群众那里是调查不到的。但是这里面有些提法是不对的,有些观点还要修改。          调查员问:四川方面的情况徐老是不是能谈一些?          徐老:四川方面的材料写了一个东西,比鄂豫皖的材料写的还要好。二十八军方面的材料,有些观点很不负责任,只是作为材料参考。          1958年11月21日。                    徐向前元帅这份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随兴谈话录,基本围绕的是肃反、反富农、反围剿等问题来谈的,而肃反是重头,正因为此,它在档案馆才享有了“绝密”之待遇。          相较徐向前元帅,徐立清部长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却着墨颇少。《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一文,是在徐向前元帅指引下,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随后采访徐立清部长后才成文的,这也是笔者唯一见到的徐立清部长谈及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徐立清部长谈话录的全称为《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谈豫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其因1950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第三、第二副部长,因此调查员呼其为“徐部长”,应该说徐部长的谈话有关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及肃反谈的要详细些:                    徐部长:在北京了解鄂豫皖方面情况多一些的,第一是位老(郑位三---引者注),第二是徐向前同志,第三是徐海东同志,第四是王树声同志。这些同志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有些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没有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才去红军的。地方工作也没有参加。军队工作现在有很多东西记不起来了。最近病了几年,搞得记忆力非常坏。过去也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搞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就在一个麻袋里装着,丢了好几次。现在什么文字的东西都没有了。有些东西有印象,但是记不清楚,也不具体了。          关于鄂东北方面,现在人多,材料也比较具体。材料少的是商城、固始、光山、罗山这是在一起的。商城一代和皖西北的材料少一些。少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时候参加暴动的老人,过去肃反时都杀了。在豫皖一带,不要说是领导暴动的,就是参加暴动的人,现在我知道的也没有几个。有个别的人,现在岁数大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所以,豫皖方面的材料更少了。          在鄂豫皖参加军队的人还是不少,我知道的人还有好几十。但是,这些人都是以后参加军队的,都是在1930年左右参加的,那个时候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对鄂豫皖的情况就了解的很少。          还有周纯全同志可能了解一些情况。苏井观,他是潢川人,以前在北京、天津念书,学医的。在28年到了鄂豫皖,就在红军里,一向在红军里搞卫生工作。          你们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出一些题目,我们把情况凑一下。          调查员问:我们在金寨调查了一个多月,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很少,我们想请徐部长把这个地方暴动之后党组织的情况、武装斗争、军队编制的情况谈一下。还有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也不清楚。那个地方是豫南党委领导还是属于皖西北党领导,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最近在中央秘书局看了一些材料。从材料上看商城好像是归皖西北,但是在下面调查时,他们都说商城归豫南。从材料上看,有一个党委领导同志叫方英的,他在报告中说归皖西北。这个区划我们不清楚。          还有,有的材料上说十二师在豫南、皖西北叫做三十三师。但是方英的报告中十二师在皖西北,师长是肖方。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十二师的师长是周维炯。          徐部长:1931年以后才成立了党委,以前是特委。十二师的师长是肖方。          开始时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暴动的时候我没有参加。我记得情况是这样的:          暴动以前的大体情况知道一些。在商城这一带,在大革命的时候搞过农会。农会搞了三个月就失败了。大概是27年的5月到8月这个时间,公开成立了农会。当时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多少人,什么人负责,现在搞不清楚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念塾书,有一个洋学堂的洋学生和我们谈过一次话,意思是要介绍我们入党。他讲得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就是要土地革命。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所以,那时有党组织,但是什么人搞,就不清楚了。          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在我们那里也杀了一些人。杀的这些人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打菩萨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打菩萨是最不得人心的。大革命失败之后,周维炯、漆德玮不在那里,而在武汉军校学习,估计他们是在那里入党的。武汉失败之后,他们回家了,就进了民团,这主要是漆德玮的关系,因为他的家庭是土豪劣绅,他的伯父是漆二老爷,他父亲是漆五老爷。由于这个关系,他们进了民团。漆德玮做了中队长。周维炯和漆德玮是亲戚。因为这个关系,周维炯也进去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主要负责人还是周维炯、漆德玮。          到了1928年,虽然党没有公开活动,但是还是有秘密的活动。我记得老百姓叫作黑杀党。活动的办法就是晚上出去到处贴标语。由商城到金家寨,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最坏的土豪劣绅,我们一个晚上就把他一家都杀掉。这是1928年的情况。          1929年2月27日晚上暴动了。这个暴动主要是民团。这个时候民团住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晚上暴动的。在暴动之后,我记得大概是4月间就在南溪、丁家埠一带活动。开始的口号还是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分土地,也没有成立苏维埃。这个时候成立了赤卫队、少先军。4、5两个月就在这一带,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在暴动之后,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那个时候叫三十二师。开始暴动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大队,好像是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大队。暴动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叫关云山在固始附近起义了。本来,我们给他钱让他回家,但是他没有要钱,他的六七十人全部参加了红军,改成九十八大队,关云山当大队长。这个时候周维炯领导三十二师。这是五月间的情况。          到了6月间,夏斗寅部从麻城经过。三十二师就到了光山和三十一师会合了。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是两个地方的,互相不大了解,不太团结。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三十二师引起来的。开始暴动时,派徐其虚领导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成立了三十二师,由徐其虚做党代表,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就把他杀了。为什么杀,就不清楚了。杀了之后,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会合时,就问徐其虚为什么被杀了,三十二师说他是反动派。结果三十一师不满意,这样搞的就不团结。三十二师就回来了。夏斗寅的部队走了之后,就剩下了民团。这一次三十二师回来之后,苏区就有扩大,打开了金家寨,以后打到燕子河、霍山、英山,在这里打了胜仗后又回来了。          到11月间就打商城。那时商城有一个民团,和一个豫南的军阀任应歧。打商城时,参加的部队不过一、二百人,都是化装进去的,有卖油条的,有卖柴的。卖柴的就带着长枪,卖菜的就带着短枪,很快的就把民团和任应歧部杀掉了。商城打开之后我们占了三个多月。          商城打开之后,有一段这样的事情:(中央---引者注)派了郭述申到那里去,那时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不团结,他们计划要杀他,他听说之后就跑了。          调查员问:那个时候的商城归哪里管?          徐部长:我记得归皖西北管。凡是属于皖西北的是一个党委,不记得有两个党委。这个情况苏井观可能知道一些,因为他在这一带住的很久。          调查员问:我们在下面了解,三十二师到了鄂东北之后,位老主持的一次会斗争了一个漆海峰,把他杀掉了。          徐部长:这是以后的事情,是30年初的事情。30年1、2月间,我们把商城放弃了。那时红军又回到了金家寨一带。就向六安、霍山一带行动。我记得这时在这一带已经有一些武装暴动了。到3、4月间,三十二师又改了漆姓,周维炯就走了。他到了霍山又成立了两个大队,一个是一0六,一个是一0七。六安这里还有一个毛正初,是一个青红帮,也有一些武装,也改变成为红军。以一0六、一0七两个大队为基础,又在六安成立了三十三师。30年4、5月间成立了三十三师,周维炯做师长。          三十三师成立之后,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一起行动,打了霍山、英山,以后又到了罗田。这个时候,肖方就来了,以后六安的暴动他就参加了。三十二、三十三师就在霍山、英山、麻城、滕家堡一带。          快到7月时,许继慎来了。这时成立了工农红军,许继慎当军长,他是中央派去的。他带着上面的人到了金家寨。这个时候正是李立三路线统治着,决定全国红军打到武汉过中秋。中央决定成立第一军,他带着军部到了金家寨。以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也到了金家寨和许继慎会合了。这时还成立了一个独立旅,有一百多人。          八月间,由许继慎带着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经过光山,到了红安和三十一师会合,后又到了孝感、花园,这时再打武汉不行了。所以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就顺着京汉路北上,到了信阳。信阳被打开之后,国民党虽然从武汉那里派来了铁甲军,但是,潢川、光山、罗山还是被打开了。在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上面说的漆海峰就是在这里杀的。进去之后,把三十二、三十三师整编为一个师。因为这两个师的人少一些,三十一师的人比较多。整编以前开了一个斗争会(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是以后听说的),听说黄麻斗争皖西北的人,以后就把漆海峰杀了。把漆德玮送到上海去了。周维炯做三十二师的师长。          我们的三十二、三十三师到了黄麻之后,敌人占领了金家寨。这时蔡申熙的十五军还有一些人。当时群众要求打金家寨,但是他们武器少,没有打开,群众对他们不满意,他们就到了黄麻。然后我们打开了光山之后就会合了。会合的时候还有四、五百人,编到了三十二、三十一师里面去了。这时就改成第一军的第一、二师。          这个时候把漆海峰杀了。这个人不算顶好。他是三十二师的参谋长,军阀主义厉害的很,打人骂人。过去在民团里他也很有力量,暴动的时候他起了作用。这个人也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有自己的野心。漆德玮也送走了,主要是家庭成分不好。周维炯的成分好一些,所以当师长了。          整编之后,到了1930年的10月,又从罗山走了,又到黄安、麻城,打开了宋埠。这个时候就开始反立三路线。从罗山之后,就再没有向外发展,又从黄安、麻城、宋埠回到金家寨,把豫南、皖西北的苏区会合了。然后继续打霍山,但是没有打开。以后又经过金家寨,到了商城。在商城附近遇到了吉鸿昌的部队。          这时,邝继勋来了。中央决定成立第四军。邝继勋做军长,许继慎做师长,周维炯做团长。这是30年底,31年初的事情。成立第四军之后,又回到了黄麻。这时敌人把这里占了,我们打回来,又恢复了这里的苏区。以后黄麻、黄陂、光山都扩大了。过去很多地主占的寨子也打开了。把很多苏区连成了一片,把敌人的反动武装扩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扩大了,成立了十二师。在四军的时候,就叫作十师、十一师和独立师。到31年成立了十二师。          31年的夏天,张国焘就来了,陈昌浩也来了。他们来后不久,四军就南下到了英山、蕲水活动。这个时候,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圣(曾希圣的哥哥),他们坚持要到湖北,要和湖南打成一片,张国焘就不同意。这个时候有一个路线的争论。过了一个多月,张国焘坚持要四军回来。四军回来之后,到了六安,张国焘就开始肃反了。一到六安、英山就开始逮捕一些人。这时逮捕的还不是主要负责人。我记得不久就把许继慎逮捕了。因为发现国民党给他的一封信,要他来投。这封信给了张国焘,就把他抓去了。以后部队就住下来,开始了大肃反。部队里班长以上的干部杀了一、两批,排长、连长全部都杀了。周维炯这些同志都杀了。鄂豫皖暴动的领袖都杀了。有的不只杀一批,杀一批之后,提拔一批,然后把提拔起来的又杀了。肃反搞了一、两个月,有一点文化的都被杀了,没有杀的只是个别的,平常表现非常老实的。所以,鄂豫皖的干部里,文化高的很少。在豫南、皖西北杀的更厉害。          肃反搞了一、两个月之后,红军里要增加工人成分,就由地方上调了一些工人到军队里来。只要是工人成分,都可以做干部。在这之后,就成立了四方面军。陈昌浩做政治委员,徐向前做总指挥。成立之后,就打黄安,包围了一、两个月。我们那时候还有一架飞机,用来散传单、扔炸弹,配合着把黄安打开了。赵冠英也被活捉了。这个时候的红军就多了。这时除了一个独立师、十二师之外,还成立了二十五军,包括七十三师、七十四师。          32年春,四方面军又到了豫南,打到了苏家埠。这次战役打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十师包围了苏家埠,十一师包围了□□□,包围了一个多月,那一次兵派的最多,结果把敌人大部分消灭了,少数人跑掉了。包围的敌人没有饭吃了,把树皮都吃光了。以后敌人都投降了。胜利之后,又从皖西北到了麻城。这时敌人就搞四次围剿了。这一次围剿我们事先没有很好地准备。结果我们打到麻城,敌人一下跑到红安来了。敌人有七个军,分成好几路,蒋介石亲自在武汉指挥。敌人来了,我们措手不及,很慌忙。从麻城到红安是一百多里路,可是我们半天就走到了。匆忙打敌人,消灭了一些,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跟张国焘跑到了四川。上面这些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印象。          调查员问:以后三十三师有一个师长是徐百川?          徐部长:最早不叫三十三师,那个时候叫独立师。所谓师,也就是一、二百人。有徐百川,还有毛正初。这些人都死掉了。还有一个姜镜堂,共产党员,在三十三师做政治委员,也是早就被杀掉了。          调查员问:和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明显的有哪些?          徐部长:那一次斗争曾中圣之后,就不敢斗了。张国焘是主席,要人喊他万岁,不喊万岁就杀人。肃反期间,很多地方是有斗争的,但是结果都是被杀了。到四川之后还又杀了一批人。这个时候有些斗争,主要是中央派来的一些人,他们不同意到四川去,和张国焘有斗争。中央派的人开过几次会,大家认为张国焘违反了中央的路线。说张国焘不好。以后张国焘知道了,就把这些人也杀了。          调查员问:肃反是从30年开始的,扩大化发生错误是张国焘来了之后吗?          徐部长:在张国焘来以前,下面是有扩大化的。但是,大批的杀,是张国焘来了之后的事情。          调查员问:AB团、改组派当时在党组织和部队里有没有混进来?          徐部长:这个问题我看完全是扩大,这个完全是王明搬来的,哪里有这些东西,我看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分不太好。有文化,有的是作风上不太好,更多是这样一些毛病。现在这些帽子都要去掉,都承认是烈士。在鄂豫皖许继慎这些人就弄清楚了。漆德玮、周维炯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          调查员问:笔架山暴动以前是不是有党组织?          徐部长:是有党组织的,但是不清楚是谁领导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就记得是有些学生回来了,找我们谈话。          调查员问:张国焘来了之后,很强调打通皖西北,反对截断长江的计划。从文件上看,这件事在党内有斗争。有的人主张截断长江,张国焘主张打苏区内部的敌人,我们对张国焘的军事计划应该怎么样评价?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徐部长: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          有些情况周纯全知道的多一些。过去他在鄂豫皖做保卫局长,比现在的公安部长更有权力。所以,肃反时谁杀、谁不杀,他大体上知道一些。我们现在对他有意见,就是乱杀人,听张国焘的话。          调查员问:徐部长是在豫南、皖西北活动吗?          徐部长:我家就在商城以南。29年暴动时我没在家。29年7、8月间回去之后才参加了红军,以后就没有离开。          调查员问: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访问哪些人?          徐部长:人是不少,但是知道材料的不多。苏井观、张琴秋他们可以谈一谈。还有吴京天不在苏区,在河南白区。徐海东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四方面军走了之后,他在廿五军。          把鄂豫皖的党史整理出来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各个苏区的历史都是光荣的,但是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历史更光荣。从大革命起,一直到解放前,三十多年来斗争没有停止过。人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始终没有妥协过。张国焘的肃反路线杀的那么厉害,但是你杀好了,我还是革命。大家也知道说不定有一天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但是也没有人打算逃跑、叛变,反正是革命,死也革命。我们那个时候小,比较老实,没有被杀。          现在北京招待所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参加革命很早,但是他的记忆力不好。有很多人和他谈起过去,他谈的都不对头,所以了解情况的人不多了。                    1958年11月27日。                    以上就是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未刊谈话录,重点都落脚在肃反问题上。不过,他们在谈话中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挖掘的其实并不深刻,比如徐向前元帅这个时期就认为张国焘进行大肃反与张个人品质及恩怨有关,这其实未能很好地反思党文化中的一些“左”的劣质基因。根据我这几年的研究经验来看,肃反其实与反富农是勾连的,其中的原因更多在于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方面。本文这里全引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的谈话,不仅为立此存照,保存两份珍贵档案,我亦想关于苏区肃反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我们都知道,鄂豫皖苏区革命是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展开及深入,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中共革命的地方领导群体。鄂豫皖苏区革命从1927到1932年间,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除了革命牺牲的(比如王幼安、王志仁、刘文蔚、蔡济璜、刘象明、汪奠川、詹谷堂、桂步蟾、吴干才、李梯云、薛卓汉、赵赐吾等),或内斗被杀的(如徐子清、徐其虚等),而因肃反牵连的就有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雷绍全、陈定侯、肖方、姜镜堂、王培吾、王效亭、吴荆赤、徐百川、李荣桂、桂伯炎、舒传贤、江子英、凌柱中、罗炳刚、王秀松、曹大俊、方英等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陈明义:《陈明义关于1931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麻城市党史办,第8页,C4-03-25)。从这些列举来看,在鄂豫皖苏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及中共肃反的赤色恐怖,最终致使该苏区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几乎洗涮殆尽,其中的缘由值得进一步深思,这里尤其要检讨中共自己的肃反问题。          关于苏区的肃反,我认为这是一种保护性革命高压手段,最初在苏区还是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这方面,徐立清部长在谈话录中就已经说白,他说:张国焘肃反,“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这能证明苏区群众最初因害怕有“反革命”而拥护张国焘的肃反政策的。而我们都知道,张国焘曾在苏俄滞留过三年左右时间,他深谙苏俄肃反内情。1931年7月,其来鄂豫皖苏区不久,即着手成立政治保卫总局,随后各县亦相继建立政治保卫局。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还专门通过了《肃反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供给保卫局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来担任肃反工作”(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专题报告集)》,内部资料,1985年,第119页)。当时,张国焘正是依托政治保卫局这套组织体系,进行大规模肃反来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之目的的。          1931年10月,苏区刚好发生了“许继慎、周维炯事件”。这个事件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中也说及,因为他们不受张国焘所代表的中央控制,因此张国焘找个“反革命”借口对他们进行整肃。随后这个事件处理即迅速扩大化,其原因又与苏区早期动员模式正相关,苏区早期动员多是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动用传统“社会资本”及“日常行为轨制”发展起来的,苏区一旦大兴肃反,这些存续相连的传统“社会资本”、“日常行为轨制”及后来革命中形成的同志式的革命关系都会成为牵累,就会造成颇多“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牵连一大片”(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因此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颇多都受到这个事件的牵连。当时苏区正盛行反富农,在处理的过程中,这个牵连一大片的轰动事件又跟苏区的反富农政策勾连起来。张国焘也即刻抓住了这个契机而见风使舵,他的见风使舵方式就是扬言苏区破获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然后借力打力进行大规模审查、标签化定罪,而带有原罪感的富农,其贱民身份即马上弥补了反革命组织与成分论之间的断链,而从成分上寻找反革命定罪的理由与线索即成理所当然。我们可以从张国焘1931年11月份底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中看出端倪,他说:“淘汰富农地主成分及一般党内异己分子,与坚决开展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成为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37页),因此“要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和扩大苏维埃机关内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反富农和淘汰革命异己分子的斗争”,对那些“即使自身没有加入反动组织,他们也有千条线索与地主富农阶级及反动派别联系起来,成为反动活动的基础”,而那些“凡是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没有一个好的成分”(《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40页)。这样,肃反内容即发生转向,转移到落脚到唯成分论上来进行“无限上纲”,认为成分不好的分子必然趋向反革命。职是之故,肃反、富农贱民身份及反革命罪三者之间即相互牵连、验证。如此,革命队伍中,成分不好的都要受到审查、清洗与整肃,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及血腥泛滥,也就在所难免。          据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张国焘肃反审查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第一种人被审查,有残酷的武?斗争必然招致的疑神疑鬼有关,不用讨论。第二种人被审查,是唯成分论,与反富农政策有关。笔者这里可举两例反映概貌:据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周希汉将军回忆,他参军时,还是个十五岁的红小鬼,但其刚参军即碰上张国焘整肃富农,他因被划为富农出身,遂被开除军籍,还好后来有贵人作保,才免于罹祸(周希汉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著:《周希汉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900页)。周希汉将军还算是幸运的个人,而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就不那么幸运了,据文史专家陈克非整理资料记载,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都被定成地主、富农成分而被打成“第三党”,并受到全盘整肃(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英山革命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6年,第7、141-148页)。第三种人被审查,同样也与反富农政策有关,因为在乡村,能够读得起书的基本都是富裕家庭子弟,他们之中颇多后来都成为鄂豫皖苏区地方精英党员,有主见,有地方经验,但他们地方及富农意识也很浓厚。关于知识分子的审查,张国焘在苏区曾多次强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因此张国焘对他们的审查、清洗与整肃,则更为严格,这无疑会造成颇多反智主义恶果。关于这种恶果的史料颇多。据韩熙型撰文说,张国焘肃反整肃知识分子,使整个苏区找不到能够写得出清楚文句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这不免有点夸张,因为就笔者所见,当时苏区确实还存在颇多因恐惧等原因而假装不识字的人。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董洪国将军就说,他识字、写字都没问题,但却因张国焘肃反整肃识字的人而恐惧、害怕,因此也就装着不太识字,连写个请假条,也错字连错字(董洪国:《从铁匠到将军——革命艰苦历程》,内部资料,麻城市党史办藏,1990年,第70-71页)。另外,据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的夫人杨文局回忆:当时“为了避免嫌疑”,苏区“不少同志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杨文局:《红色的好管家》,《星火燎原(5)》,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页)。笔者这里难以统计这种假装、隐藏之人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这甚至会降低苏区领导及红军作战、指挥水平。关于此点,建国后徐向前元帅、倪志亮将军有深刻总结,他们说“由于这一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还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变为一支愚蠢的军队”(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          或许张国焘当时还不太清楚如此肃反会招致多种恶果,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却非常明晰。          张国焘肃反,进行大规模审查、整肃,轻则清洗,重则杀头,确切地说用了不少反人伦、人质等极端杀手锏。而最终达到的效果,据陈昌浩内部通告讲肃反“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7页),而在其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本,第129页)。这还只是个模糊的数字通告,实际情况,比这残忍的多。当时苏区肃反,“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据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原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常毅将军回忆说:“张国焘在军队和地方上大量逮捕和杀害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革命初期有文化的领导人。他们不少都是成份不好、后来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学生,却以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5)》,内部资料,1991年,第108页)。如此,人的性命一旦被视为建构美好社会图景及捍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工具及原材料时,造成太多覆盆之冤即在所难免,革命即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          但是,事情发展的逻辑却并非如此简单。应该说,全面肃反过程中,“淘汰”与“引新”又是并举的。当时,在张国焘肃反乱贴标签、大搞逼供信面前,苏区党上层领导人及红军将领都难以、也不可能避免、逃脱被杀的命运,同时这股风潮也波及到地方。1931年10月,当鄂豫皖苏区肃反正紧锣密鼓之时,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就为肃反曾致各县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努力告诫地方党:肃反主要是“淘汰异己分子”,而“异己分子内容主要的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方法是“在党员中选择工人雇农成分、政治坚定勇敢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支配他们特殊的工作,就是去查察党员中异己分子和反动分子,用种种法子刺探反动活动的内容来将他们的秘密活动发现,和将一切异己分子驱逐出党去”,并且“要在群众面前去开除他的党籍,对群众说明他的罪恶,并且让群众参加意见”,目的是“好让党员群众都了解这一斗争来积极参加”(《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99-400页)。应该说,地方肃反带来不少受益者,他们文化水平及判断力都很有限,但他们因为政治忠诚及自己的积极勇敢而获选拔、重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蛮干,因为只有这样,才会配得上领导的信任,而领导才会肯定其是个好党员、好干部。此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要让更多的党员群众参加肃反大会,无非是增加同仇敌忾之心,亦与民众动员有关。职是之故,地方上肃反就更简单化、扩大化,杀的人也就更多。不过,光杀而没有民众动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同一封信中,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又进一步强调:“要公开征求党员,在群众大会上积极勇敢的工人雇农分子,不必他有文字知识,不必他懂得多少关于党的事,不必问他是否有布置能力,只要真要革命,有好的斗争表现,可以自动要求入党,加以个别的考察,即可吸收入党”(《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01页)。正因为如此,当时“除极少数的富农分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真正表现了长期的忠实勇敢投降无产阶级不断反对富农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子应一律淘汰出去,绝对与对富农分子留恋的倾向作斗争”,而“大批富农流氓分子驱出之后,红军中的成分得到大的改造,大批工农干部提拔起来了”(《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8页)。所以,肃反使大批富农出身、温和而又富有有异见的地方精英党员被整肃了,替代的是更加激进、更加顺服的工农干部,这大体能够体现鄂豫皖苏区左倾化不断升级及民众再动员能力不断提升的连贯流程,但是,革命高举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在消退、渐弱。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反富农一旦与肃反浑然而成,标签化暴力及民粹恐怖就成为民众动员的必要手段。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只要革命的理想是高尚的,手段是可以非道德化或者非是非化,而富农在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革命“异己分子”,通过妖魔化、污名化及标签化,然后进行民粹化整肃。当富农成为反革命的阶级敌人时,肃反手段的暴虐性必然取代保守性,反富农形成标签化暴政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会侵蚀革命理想的道德幌子,但只要非理想化的目的达到,必要的阵痛是必须承受的。因此,为民众动员而反富农,而反富农利用富农标签进行肃反,遂通过剪除“异己分子”达到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及政治控制。这样,某种程度而言,不但彻底整肃富农及富农出身的地方精英党员,还达到了树立张国焘所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及控制力,而这种权威控制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会反作用民众动员的力度与效果。可见,反富农、肃反、民众动员及加强权威权力,几者之间,无形中又具有了某种微妙系络。          历史真相其实是有正面、侧面及背面的,透视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背后的历史机密,我们或许应该对党文化及其其间的左稚基因做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警惕。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邮箱:huangwz80#gmail.com(#[email protected])。    进入专题: 徐向前 徐立清 鄂豫皖苏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5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北京一起车祸将“法拉利”变成敏感词,车主身份引网友猜测

图:新浪微博上搜索法拉利却未有结果 北京,中国——3月18日凌晨北京四环保福寺桥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法拉利撞上墙壁导致车体分离,事故造成车上一男子死亡,两名女子受伤,但是随后人们在微博上搜索此条新闻时,却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据北京晚报的报道,当日凌晨4时左右,一辆法拉利跑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角时,突然撞到桥体南侧的墙壁上,随后又撞向北侧护栏。等失控的法拉利最终停下时,车身已严重分裂。事故造成1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车祸发生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双榆树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路面已经被散落的汽车零件铺满了,一辆面目全非的法拉利跑车停在马路北侧,发动机则位于路中央,已经起火燃烧。车上包括司机在内共有3人,一男两女,全部被远远地甩出车外。 120急救中心的医生确定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与此同时,消防队员对起火的发动机进行灭火。两分钟后,起火的发动机被完全扑灭,随后消防队员与民警又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处理。 报道中还有一位目击者沈先生描述了事发经过,他发现出事的是一辆黑色法拉利跑车,已解体,发动机等设备落在了他车的右后方,车头和大部分车身横在他的左前方。“车外碎片砸在我的车上,噼里啪啦地响。这时,一辆车在我的左前方,轰地一声着了起来。”同时,地上躺着一名年轻女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发出轻微的哼哼声。”随后,沈先生报了警。 但是同其他车祸报道不同的是,这则新闻被搜狐、凤凰、中新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后,又被悄然删除,法拉利在微博上也成为了屏蔽词,而且据一些人测试表示,发布了这三个字的微博后会被网站删除。车上三人的身份也是众说纷纭,且同中共高级官员有关,目前仍未有相关部门对信息予以核实,只能确定的是,价格不菲的法拉利驾驶者身份属于敏感领域,因而相关信息被屏蔽。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19 -- 新浪微博搜索禁词: “北京法拉利车祸”相关 2011/12/16 -- 月光博客:北京实行“微博实名制” 2011/07/28 -- 北京东城警方强装WIFI监控软件遭质疑,“让一家外资企业保护北京的互联网安全?” 2012/03/19 -- 蘋果日報:因司機身份特殊,當局禁止網民議論,在微博上禁止搜尋「法拉利」 2012/03/19 -- 传北京法拉利车祸事主为贾庆林的私生子 2012/03/19 -- 凌晨发生在北京的神秘车祸,”法拉利撞桥事件”在互联网上迅速被和谐 2012/03/01 -- 微博实名制,简直就是焚书坑儒的“文字狱” 2012/02/23 -- 北京2月22日傍晚突然大风,揭露中国环保部污染数据欺诈。 2012/02/18 -- 郑义:谈镇江近来发生的水污染问题 2012/02/16 -- 孙旭培: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

自由亚洲 | 镇江民众市府广场“散步” 抗议隐瞒污染水源的真相

参与网消息说,有民众在星期天下午冒雨到江苏镇江市政府前的广场“散步”,抗议当地政府之前向公众隐瞒苯酚污染水源的真相。 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说,2月3号,镇江市民发现自来水出现异味,纷纷去超市抢购矿泉水。镇江市政府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和镇江市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员2月4号则向媒体表示,因为近期天冷,自来水厂加大了自来水中氯气的投放量,以达到灭杀细菌的效果,来保证水质安全。镇江市政府应急办还在2月4号向媒体表示,该市自来水公司已加大了活性炭投放,截止到4日清晨3时,自来水厂出水及主城区管网水质已消除异味,恢复正常。 不过,2月7号,镇江市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确认在2月2号下午到2月3号凌晨,发生苯酚污染水源事件,造成镇江市饮用水异味,初步排查显示,一艘曾停靠镇江的韩国籍船舶排口管道阀无法关严,有重大嫌疑,相关部门正调查取证。镇江市政府还在当天发布的通报中称:该市相关部门及时处理了饮用水异味事件,保障了居民饮水安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认为,镇江市检测出的苯酚含量远低于队人体造成危害的最低浓度;镇江市政府局决定对所有市自来水公司供水居民户2月份当月水费减半收取。 2月11号晚间,镇江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武汉海事法院已向涉嫌非法排污的韩籍货轮“格洛丽亚”号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扣押船舶命令,要求其向法院提供2060万元人民币进行担保。镇江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还表示,连日来,经过每日多点检测,市区自来水水质稳定达标。 参与网的消息说,2月12号下午两点到五点期间,有部分镇江民众到大市口政府广场冒雨散步,抗议镇江市政府隐瞒和封锁自来水被苯酚污染的事故真相,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抓走了不少抗议的民众。 镇江居民王女士星期天晚间向本台记者表示,她没有听说星期天下午的抗议活动,不过,因为自来水有异味,她从2月3号开始,一直在喝矿泉水。 “有味道的,我都是喝的矿泉水,我目前还喝的都是矿泉水。” 王女士表示,在当地政府正式承认发生了苯酚污染前几天,她就收到了一条不知是谁发的短信,说当地水源受到了污染。 王女士:“我是4号才知道的,是通过短消息知道的。” 记者:“您当时收到短消息上已经是说到苯酚还是只说到污染?” 王女士:“污染。” 记者:“这个短消息是朋友之间发的还是有关部门发的? ” 王女士:“我也不清楚,是10开头的(号码)。” 现在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一直关注中国的环保问题。对于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的瞒报行为,郑义评论说: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困难,它基本上没有新闻自由,然后各级官吏和环保部门他们权利来源也不是老百姓手里的选票,所以他们是不怕老百姓的。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新闻,因为新闻是被他们捏着喉咙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自由亚洲 | 广西河池多名官员被撤职

广西龙江河受到镉污染的事件继续发酵。广西监察厅星期五公布,撤销河池市副市长和环保局局长等九名官员的职务。有评论认为,中国许多地方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并不是政府监管不利,而是因制度缺陷导致官商勾结谋利的后果。 这次被广西监察厅宣布撤职的官员,除了河池市副市长李文纲和环保局长吴海悫之外,还包括该市金城江区区长和副区长、工商局副局长、环保监察大队队长以及一名经贸局副局长。中国媒体报道说,当地镉污染造成的损害远比预期严重,受污染河水有三百公里长,最少要一个月时间才可能完成应急处置。虽然在龙江河受到镉污染被曝光的初期,当局已经宣布拘捕了八名两家企业的“涉嫌责任人”。但实际上,在十多天之后,当局仍然没有确认真正的污染源在哪里。香港《明报》引述中国环保专家的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不可思议,因为按照中国的有关法规,所有排污企业都必须向政府提交排污数量和浓度等资料。 在广东的环保人士董先生就此表示,中国许多地方存在非法排污问题,有毒气体和污水排放的问题非常严重。 “任何排污的处理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直接排了。那些有毒的东西在国外根本就不做了,企业都不敢做,成本太高(环保的成本),还要拿回来做。早年,在广东珠三角一带生产,现在都不能做了,一直往里面小山村里搬,那里经济不好就直接生产排污了。污染都是很严重的,几公里外都能闻到一股臭味了!” 广西河池市是中国有名的有色金属矿区,多种有色金属矿产的储量排在中国前列,有色金属生产是当地最大的经济来源,2011年产值接近两百亿人民币。中国媒体报道说,河池市有七十多座尾矿矿渣库,其中十二个为危病险库。2009年中国138个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河池市有三个。河池市去年九月对当地农产品的抽样检测发现,该市食品样品中铅超标样品接近一半,镉超标样品有百分之十一。 过去十年,河池市发生过多起严重污染事件,多家企业受到警告处罚。2008年,该市发生砷污染,四百五十人尿砷中毒,环保局长被撤职。2011年,河池市南丹县有31名儿童被查出患有高血铅症。去年十月底,河池市召开重金属企业专项整治。当地政府声称,该市五十六家企业安装了八十二套自动在线监控设备。而中国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到场督查,距离这次镉污染事件发生只有四天时间。 长期关注中国环保问题,现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郑义表示,中国环保问题本质是制度问题。 “中国每一次都有许多的会议,还有一些运动。就是三令五申,通过行政命令,然后规定时间要限时治理,治理哪一条河或者哪一方面的问题要开一个大会来进行动员。这些东西美国没有。他说明了中国在制度上的一些弊病。它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制、执法不力、或者是执法太软,当然应该包括言论自由、言论方面的监督、结社自由。就是说民众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郑义认为,许多对环境污染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的问题根本不是失职,而是在利益驱动下的刻意犯罪。 “现在不是说他看到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是和官商勾结起来掠夺老百姓。比如本来它应该出多少钱来防止和治理污染。那么他不用出这么多钱。他只需要和环保管员及地方的首长勾结起来,花很少的钱来贿赂这些人。于是他就可以把大量的钱省下来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环境污染的问题应该是官商勾结的结果。” 中国媒体透露,龙江河受污染水体已经突破了广西柳州市柳江上游的最后一段封锁线,进入柳州水源地。当局称,目前柳州河水镉浓度没有超标。 中国环境保护部去年公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多亿元,比上年增加9.2%,已经超过当年官方公布的8.7%的GDP增幅。目前中国土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占耕地的六分之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发帖人: 8680761     影响力指数:1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88 次点击 0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8680761 于 2011-12-4 12:12: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毛泽东打下江山后,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 “ 红卫兵 ” 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 “ 红卫兵 ” 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 “ 文质彬彬 ” 的彬后,就说了一句 “ 要武嘛 ” ,宋因此改名为 “ 宋要武 ” 。 风风火火的 “ 武斗 ” 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毛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 “ 黑五类 ” (地、富、反、坏、右)采取 “ 连根拔 ” 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 “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 ‘ 红卫兵 ’ 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 ‘ 红卫兵 ’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 ‘ 抄 ’ 一个 ‘ 地主婆 ’ 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 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 …… 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 “ 人 ” 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 ── )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 “ 批斗 ” ,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 “ 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 “ 人肉筵席 ” :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 ── 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信力建 | 信孚要闻(11.23)——3500000000000,钱多也烦恼!

1 、据财政部数据, 2007 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 1.2 万亿元, 2008 年为 1.5 万亿元, 2009 年为两万亿元。今年最后两个月还有 3.5 万亿。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点评: 3.5 万亿,一个月时间,还不能花在正事儿上,还真是要点技术活。) 2 、近日上海医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因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犯罪,涉案 5100 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年奋斗,从大学生到国企高管; 10 年贪腐,从起初收钱“睡不着”到疯狂索贿。据称其遭调查期间还在索贿。 3 、 78 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以刑。” 4 、尽管反对党坚决反对,韩国执政党昨日还是单独表决通过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履行法案。对此,反对党议员感到愤怒,一人甚至在国会投掷了催泪弹,国会好像成了一个战场。一些议员擦眼泪离开现场,一些戴着口罩在场进行抗议。 3 分钟后,国会副议长郑义和重新回到座位上,继续召开会议。 5 、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要对美国保持信心,他以亚洲之行为例说,相较于中国,各国更指望美国。“他们在亚洲做了一项民调,‘与中国比较,你们怎么看待美国’,九个国家有八个都说美国是他们所指望的国家。” 6 、“蓬安县残联理事长涉嫌强奸公务员”新闻,在蓬安县干部群众心中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日前蓬安县举行了干部作风整顿大会,开始了为期 3 个月的干部作风整顿。会上,还宣布了“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共产党员须佩戴党徽”等干部管理办法措施。 7 、方舟子在微博上对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副教授的经历提出质疑。方表示,李开复在自传中称自己是“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但那段时间简历上显示的身份对应的却是“博士后”而非副教授。李开复随后通过微博回应,称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在导师的挽留下先做了 Research Computer Scientist ,然后转换成 Assistant Professor ,并提供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官网的资料作证明。 8 、中美之间上世纪 70 年代的“乒乓外交”如今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上演。 22 日,由设在摩纳哥的“和平与体育”组织发起,旨在通过体育促使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赛事在卡塔卡举行。组织者特意将美国和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选手配对搭档。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朝鲜和韩国的组合,并一举夺得男双冠军、女双亚军。 9 、乔布斯年轻时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九点半前把一天工作做完。他说:自由从何而来 ? 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先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表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时间都做控制不了,还谈什么自信? 10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按现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 11 、据广西新闻网,一台封口机,一台秤,广西柳州一黑窝点,女子李某用简单工具,把一些黄色颗粒物,倒进印有“太太乐鸡精”“豪吉鸡精”等字样的包装袋里,名牌鸡精随即出炉。该女子还能搞到合格证、打出生产日期。网友评——我勒个去,终于轮到鸡精了! 12 、 4 篇批判文章,让湖南省新化县一中老师罗美华失去了 15 天的自由。因他在境外互联网上写了 4 篇文章以及部分博文,新化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刑事拘留。回家 3 天后,罗美华的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现在不管在哪,都有一双老大哥的眼睛看着我。” 13 、负责审理桑兰案件的助理法官弗朗西斯签署了一项法庭建议。这份长达 31 页的文件全面梳理了桑兰案的全过程,建议驳回桑兰对当年其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刘谢二人律师莫虎等人的多项指控。这标志着桑兰案已经接近尾声。 14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口岸派出所 21 日抓获了一名贩卖婴儿信息的女子,其贩卖的信息当中记载了深圳 15 万名新生婴儿的详细资料。警方在这名女子家中还搜查出深圳楼盘业主、车主名单等数十万份个人信息。 15 、据台湾《联合报》 22 日报道,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表示,移民外太空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他预测地球上的生物很难“逃得过下一百年的灾难”。 16 、在联合国支持下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从周一起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讯。据估计, 30 多年前,有 170 万人在红色高棉不到四年的统治期间丧生。 17 、利比亚执政的国家过渡委员会司法部长阿拉奇今 22 日表示,临时政府不会将前强人领袖卡扎菲儿子塞义夫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阿拉奇说,审判塞义夫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殊任务,而且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权。此外,他强调,审判塞义夫也牵涉到利比亚对领土及公民的主权问题。 18 、今年 6 月份,两名 80 后男子用网上学到的制毒方法,从 800 多盒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即“新康泰克”)中提炼出制毒原料,制成冰毒 95 克 。昨天上午,南京市溧水县法院对这起江苏省首例感冒药制毒案一审宣判,两名男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19 、 @ 周立波脱口秀 _ :一个村长抱怨:“为啥首长的女人叫保健医生,省领导的女人叫秘书,市领导的女人叫情妇,县领导的女人叫相好,乡领导的女人叫二奶,和尚的女人叫开光。凭啥俺找的女人叫破鞋?”会计安慰村长:“叫破鞋不错了,我们找的女人叫失足妇女,连破鞋都穿不起。” 20 、余世存:民国在大陆的失败结局值得一切有识之士去总结经验教训,民国虽只是历史停留的一个站点,但它的政治教训并没有结束。从革命而言,它也只是一个“失掉的好地狱”。天地翻覆,大往小来,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上场,民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渐渐落伍并被抛弃,历史断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21 、汪洋【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 都交给他们】: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要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22 、傅一河《教育的失败是谁的成功?》: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却是当政者最大的成功。政府的根本是要政权稳定。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从教育每况愈下的现状来看,它做到了。这也被“钱学森之问”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不了蔡元培,出不了胡适,出不鲁迅。有的地方连一个盲人都不放过 ; 有的地方用偷漏税罪把有关人士做掉。 23 、杨恒均《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民主自由是大势所趋,不管他国喜欢还是讨厌,都应该是中华民族最终通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我们年轻人尤其要记住,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不能在战略上被这种“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心态牵着鼻子走。那样的话,将会是死路一条。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苏联东欧集团是自己倒掉的,中东那些独裁者的命运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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