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发帖人: 8680761     影响力指数:1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88 次点击 0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8680761 于 2011-12-4 12:12: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毛泽东打下江山后,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 “ 红卫兵 ” 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 “ 红卫兵 ” 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 “ 文质彬彬 ” 的彬后,就说了一句 “ 要武嘛 ” ,宋因此改名为 “ 宋要武 ” 。 风风火火的 “ 武斗 ” 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毛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 “ 黑五类 ” (地、富、反、坏、右)采取 “ 连根拔 ” 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 “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 ‘ 红卫兵 ’ 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 ‘ 红卫兵 ’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 ‘ 抄 ’ 一个 ‘ 地主婆 ’ 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 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 …… 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 “ 人 ” 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 ── )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 “ 批斗 ” ,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 “ 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 “ 人肉筵席 ” :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 ── 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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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1.23)——3500000000000,钱多也烦恼!

1 、据财政部数据, 2007 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 1.2 万亿元, 2008 年为 1.5 万亿元, 2009 年为两万亿元。今年最后两个月还有 3.5 万亿。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点评: 3.5 万亿,一个月时间,还不能花在正事儿上,还真是要点技术活。) 2 、近日上海医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因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犯罪,涉案 5100 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年奋斗,从大学生到国企高管; 10 年贪腐,从起初收钱“睡不着”到疯狂索贿。据称其遭调查期间还在索贿。 3 、 78 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以刑。” 4 、尽管反对党坚决反对,韩国执政党昨日还是单独表决通过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履行法案。对此,反对党议员感到愤怒,一人甚至在国会投掷了催泪弹,国会好像成了一个战场。一些议员擦眼泪离开现场,一些戴着口罩在场进行抗议。 3 分钟后,国会副议长郑义和重新回到座位上,继续召开会议。 5 、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要对美国保持信心,他以亚洲之行为例说,相较于中国,各国更指望美国。“他们在亚洲做了一项民调,‘与中国比较,你们怎么看待美国’,九个国家有八个都说美国是他们所指望的国家。” 6 、“蓬安县残联理事长涉嫌强奸公务员”新闻,在蓬安县干部群众心中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日前蓬安县举行了干部作风整顿大会,开始了为期 3 个月的干部作风整顿。会上,还宣布了“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共产党员须佩戴党徽”等干部管理办法措施。 7 、方舟子在微博上对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副教授的经历提出质疑。方表示,李开复在自传中称自己是“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但那段时间简历上显示的身份对应的却是“博士后”而非副教授。李开复随后通过微博回应,称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在导师的挽留下先做了 Research Computer Scientist ,然后转换成 Assistant Professor ,并提供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官网的资料作证明。 8 、中美之间上世纪 70 年代的“乒乓外交”如今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上演。 22 日,由设在摩纳哥的“和平与体育”组织发起,旨在通过体育促使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赛事在卡塔卡举行。组织者特意将美国和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选手配对搭档。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朝鲜和韩国的组合,并一举夺得男双冠军、女双亚军。 9 、乔布斯年轻时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九点半前把一天工作做完。他说:自由从何而来 ? 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先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表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时间都做控制不了,还谈什么自信? 10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按现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 11 、据广西新闻网,一台封口机,一台秤,广西柳州一黑窝点,女子李某用简单工具,把一些黄色颗粒物,倒进印有“太太乐鸡精”“豪吉鸡精”等字样的包装袋里,名牌鸡精随即出炉。该女子还能搞到合格证、打出生产日期。网友评——我勒个去,终于轮到鸡精了! 12 、 4 篇批判文章,让湖南省新化县一中老师罗美华失去了 15 天的自由。因他在境外互联网上写了 4 篇文章以及部分博文,新化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刑事拘留。回家 3 天后,罗美华的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现在不管在哪,都有一双老大哥的眼睛看着我。” 13 、负责审理桑兰案件的助理法官弗朗西斯签署了一项法庭建议。这份长达 31 页的文件全面梳理了桑兰案的全过程,建议驳回桑兰对当年其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刘谢二人律师莫虎等人的多项指控。这标志着桑兰案已经接近尾声。 14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口岸派出所 21 日抓获了一名贩卖婴儿信息的女子,其贩卖的信息当中记载了深圳 15 万名新生婴儿的详细资料。警方在这名女子家中还搜查出深圳楼盘业主、车主名单等数十万份个人信息。 15 、据台湾《联合报》 22 日报道,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表示,移民外太空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他预测地球上的生物很难“逃得过下一百年的灾难”。 16 、在联合国支持下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从周一起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讯。据估计, 30 多年前,有 170 万人在红色高棉不到四年的统治期间丧生。 17 、利比亚执政的国家过渡委员会司法部长阿拉奇今 22 日表示,临时政府不会将前强人领袖卡扎菲儿子塞义夫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阿拉奇说,审判塞义夫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殊任务,而且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权。此外,他强调,审判塞义夫也牵涉到利比亚对领土及公民的主权问题。 18 、今年 6 月份,两名 80 后男子用网上学到的制毒方法,从 800 多盒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即“新康泰克”)中提炼出制毒原料,制成冰毒 95 克 。昨天上午,南京市溧水县法院对这起江苏省首例感冒药制毒案一审宣判,两名男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19 、 @ 周立波脱口秀 _ :一个村长抱怨:“为啥首长的女人叫保健医生,省领导的女人叫秘书,市领导的女人叫情妇,县领导的女人叫相好,乡领导的女人叫二奶,和尚的女人叫开光。凭啥俺找的女人叫破鞋?”会计安慰村长:“叫破鞋不错了,我们找的女人叫失足妇女,连破鞋都穿不起。” 20 、余世存:民国在大陆的失败结局值得一切有识之士去总结经验教训,民国虽只是历史停留的一个站点,但它的政治教训并没有结束。从革命而言,它也只是一个“失掉的好地狱”。天地翻覆,大往小来,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上场,民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渐渐落伍并被抛弃,历史断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21 、汪洋【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 都交给他们】: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要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22 、傅一河《教育的失败是谁的成功?》: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却是当政者最大的成功。政府的根本是要政权稳定。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从教育每况愈下的现状来看,它做到了。这也被“钱学森之问”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不了蔡元培,出不了胡适,出不鲁迅。有的地方连一个盲人都不放过 ; 有的地方用偷漏税罪把有关人士做掉。 23 、杨恒均《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民主自由是大势所趋,不管他国喜欢还是讨厌,都应该是中华民族最终通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我们年轻人尤其要记住,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不能在战略上被这种“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心态牵着鼻子走。那样的话,将会是死路一条。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苏联东欧集团是自己倒掉的,中东那些独裁者的命运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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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胡平、郑义等人的“缘起性空”——兼别网友

我与胡平、郑义等人的“缘起性空” ——兼别网友 芦笛 前帖原是计划中最后一帖,本来的打算是此后便金盆洗手了。但刚才积习发作,忍不住进来看了一眼,看见小北以及nj180网友的精彩文字,继而看到五色旗网友的质疑,不再说几句就走,好像不大妥当,起码是不尊重网友。再说,《芦笛离开的日子》写得不太好,可能造成网友误解,以为我离开完全是为了怕误导后生,所以还得再追补几句。 先解释一下我为何要离开网络,这主要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沉迷网络是我的高效自杀之道。父母给了我个非常优秀的体质,如果善加珍摄,活到高龄丝毫不是问题。可惜我的遗传基因中偏偏没有自制力,于是自退休以来,我一直在效元龙高卧,每天24小时都在床上度过。这结果就是暴发性衰老,体力与脑力剧减,胃病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症,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有时甚至想自寻了断,结束无穷尽的折磨。这完全是我自己强加给自己的misery,为近两个月的经历证明。 上次度假前两三星期,我为了恢复点起码的体力,下床每日去散步,走了几百米就大汗淋漓,湿透重衣,一如大限将至,只好放弃。但出去被迫东奔西跑几天后,精力迅即恢复,胃病也不药而愈。开头我还每日服药,后来不痛也就不吃了,顽固性耳鸣也停止了,到后来居然能喝茶饮酒喝可乐,胃也毫无感觉。可惜回来后我立刻又躺倒不干,在床上坚持绝食斗争,回来第一天足足24小时水米不进,次日胃病便猛烈发作。即使如此,我也死不改悔,哪怕是今天,我的“午餐”与“晚餐”之间也相隔了14小时,如此下去,只怕熬不到2012年。 因此,为了活下去,我必须戒网。过去我没想到自己作丈夫的责任,因此任意糟蹋自己的身体,毫不惋惜,巴不得早死早清净。如今才想到,我不能在老太婆先死,必须熬到为她养老送终。再说,我还有几本书没有写出来,《治国白痴毛泽东》、《漫话中苏恩仇》、《中印边界冲突史话》等等,都是写了一部份就扔下来的未完篇,其中《白痴》已与出版社签约,可我拖到现在也没再度动工。我在五年前就打算要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就更是到现在没能写一行字。如果仍然泡在网上,把时间都花在谈论网友引发的话题中,反复说早就说过几万次的轱辘话,要写完那些书,就更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去。 所以,那封网友来信,其实只是触媒。我当然也有这种担忧,但毕竟不是主要考虑因素。希望那位网友不要因此产生什么想法。 至于老肚子那个帖子更是连篇屁话,只有两点成立:第一,他的猜测很准确,我丑得跟古龙似的,而这就是我害恐女症的原因。第二,我不装逼,从来实话实说,绝不在网上作秀,装得比我真人更高尚、更优秀、更聪明、更有学问。他没说的是,我不但不装逼,而且讨厌装逼者,更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装逼,见到就一定要去把那装贴上去的逼扯下来,而这就是我不断在网上打架,成了人民公敌的原因。这其实是毫无修养的表现。正因为此,他所说的第四点完全构成了对我的最大讽刺,任何一个中立的读者都能看见,芦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基本由“撕逼”构成,把各种各样神话“太极图”(据专家考证,太极图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图腾,其实是牝门)从神龛上撕下来。它的魅力与排斥力都在于此,知我、罪我、谢我、恨我者都是出于这一原因。而且,我写文章的presumption,就是读者都是傻逼,因此决不能点到即止,必须不厌其详地解释,响鼓也用重锤敲,轱辘话连轴说,否则他们不会理解。现在我能说的都说了,再说下去,别人不烦,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了,所以是鞠躬下台的时候了。 下面对网友的发言作个回应。 先纠正前帖的错误,前帖说,我从未听过世上有过“必要的革命”,这话错了,史上还是有过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的“正革命”的,那就是光荣革命,可惜那是唯一例外,而那唯一例外之所以能产生,全靠英国当时的革命党人富于妥协精神,见好就收,与保皇党共存共荣,相反相成,咸与维新。是这,而不是革命赶走了詹姆斯二世,甚至也不是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为英国从而为全世界奠定了民主的基础。这就是我特别佩服英国佬的原因,觉得如果世上没有英国人,如今也就不会有什么自由世界。这种奇迹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有一个富于妥协精神与契约精神的高度理性的精英阶层,而中国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个精英阶层,在这个精英阶层出现前,奢望中国能复制光荣革命,无异于做梦娶媳妇。 下面答五色旗网友: “1. 请问革命的定义是什么? ” 答:请看我的旧作《反革命书》。 “2. 请问一次大战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是不是经过好几次革命建立起来的? ” 答:请看我的旧作《反革命书》。 “3. 不讨论必要的革命。我跟你一样恐惧革命。关键是某个社会发生革命的条件是否太成熟了,以致无法避免?虽然这个问题太复杂。 ” 答:当然是这样。我深知一切反革命的屁话都是空谈,革命来不来,不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儒可以左右的。梁启超早就说过,专制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厂。只是他没能说清楚:专制政府之所以能制造革命,不是什么“有压迫就有反抗”,而是专制制度没有化解社会矛盾的设计,于是社会矛盾只能积压下来,做大做强,当统治者觉得再也混不下去,被迫减压搞改革时,就会诱发革命。以本人的一点管窥蠡测,未来中国必然要爆发革命,而且必然是毛式革命,使得中国再度堕入黑暗,我再说什么屁话也没用,但我秉承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不能不“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此而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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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癌症村遍布全国

中国大陆 生态上的破坏,不是几十年能恢复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他说为了保持 GDP 的增长,中国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把保护生态的钱也算进去,中国的 GDP 就基本没有增长。海外著名作家郑义,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生态环境报告》,历数大陆环境污染恶状,如造纸厂和化肥厂的毒气排放,完全没有按照台湾、美国的标准,因为他们要“节约”以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破坏的方法来强制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非常可恶。现在,内蒙古草原基本都快变成黄土高坡了,西藏雪地到处都是老鼠洞,鄱阳湖现在变成草地和一条小河了,过去洞庭湖是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洞庭,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眼望穿的池塘。包括建三峡大坝,也造成了各种的后果,现在党都承认了;甚至汶川大地震都和三峡有某些关系,因为对地壳断裂层造成了滑动,……。 这些都是毛泽东直接造成的后果。过去民间一直反对造三峡,反对植树造田,围湖造田。现在洞庭湖周围很多县都是平原,河床要比周围高出七八米、十来米,每年都有大水灾,堤垮的时候每年都被淹掉。但 1958 年大炼钢以前,这些地方都是郁郁葱葱的,山上都是树。 1958 年后山上都光秃秃的,树都被砍掉了。假如没有这种人为的大跃进的瞎搞,没有这种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顺其自然的话,天灾不会变成人祸,连带的灾难也会更少。 现在连空气都是脏的,连水都是可以致癌的。很多官员、商人都吹嘘“中国崛起”,但他们也知道现在形势越来越糟。因为现实告诉他们,在中国大陆官再大,再有钱,喝的水还是有污染的水,哪天得了癌症了都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癌症率很高。即使他们有“特供”,但空气却不能随时“特供”,他们同样要生活在这片漂浮着癌症气息的空气中。 据中国大陆第一健康门户网站“ 39 健康网”报道,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200 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 140 万;居民每死亡 5 人中,即有 1 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因环境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正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据资料显示,已有 197 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其中有 2 处分别描述为 10 多个村庄和 20 多个村庄,还有 9 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超过 247 个,涵盖中国大陆的 27 个省份。在中国大陆,由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已经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 45 岁左右。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海外著名作家郑义曾对中国大陆“癌症村”做过调查,他在“从癌症村走向癌症河”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污染之害正在从癌症村迅速走向癌症河。 另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六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 5 万公里主要河流的四分之三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污染最严重的大辽河、海滦河、淮河、以及黄河的相当多河段,已经可以视为癌症河了。 有资料收集者发现这些死亡之村地分布规律的,很多都是沿着河流而散布在两岸的。一位民间的收集者在网上写道:“比如淮河、沱江、海河、黄河、大运河等等,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江大河,或许还能找到很多歌颂这些河流的文学作品,歌颂她们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可是现在呢?她们带给沿岸的人不再是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个渐渐死去的“癌症村”,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村庄?谁也不知道。” 据大陆多家地方媒体的报道和民间收集整理出来的“癌症村”名单正越列越长,在这 200 多个名单中,绝大多数属于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矿山等污染了当地的水源、耕地和空气,患癌症死亡人数和比率正急剧增加。 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 10 月 10 日表示,全国 3 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 1/6 ,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 11% 左右。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粮食达 1,200 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 4000 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另有资料显示,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 11% ,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 77% ,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 12% 左右;在太湖流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北省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 40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0% ;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 37% 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蒋秋桃说,土壤质量的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比如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浩大的改水工程和搬迁工程,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地区重金属中毒现象。 在重金素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大陆,环保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大陆官方当局把重金属污染信息数据当成国家机密秘而不宣,民众被剥夺知情权;与此同时,大陆官方在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大前提下,相应的法规及监管严重失效,重金属污染将长期肆虐中国大陆。 早在 1980 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大陆官方更关心的是 GDP 的增长速度,而对于民众最需要知道的重金属污染高危地区却不予公开。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也包含了最近 5-10 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则秘而不宣。有环保人士指出,重金属污染信息不公开,导致高危地区民众被剥夺自我保护的权利,业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毫无疑问,大陆官方对 GDP 的疯狂追求是导致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与 GDP 、政绩挂钩,一旦涉及到地方招商引资,污染也就无人理会。 有业内专家表示,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自然无法制约创造 GDP 的污染企业,这也决定了只有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据民间环保人士透露,在大陆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中国处理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 1.2 ~ 2.0 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 2008 年 6 月之前最多罚 20 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据《中国经济报》报道,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等在调查了 7 万人 25 年的健康记录后发现,从 1965 年到 2005 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 2 至 5 倍。 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河套地区共有近 30 万人受砷中毒威胁,患病人群超过 2,000 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是砷中毒的重点区,该村病人多,而且死亡人数也多,主要是以癌症为主,大多在壮年时就由于病魔的折磨而过世。 距离包钢尾矿坝西约两千米的打拉亥村由于受尾矿水的下渗造成地下水以及粮食中的稀土元素、氟元素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的污染,使该村的居民受到严重危害。各种怪病多,以心血管病、癌症、骨质疏松为主。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王喜宽忧虑地说,尽管有国家相关部门很“重视”土地污染的调查,但由于不是“显而易见”的大问题,调查结果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 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最大的影响是,这里得癌症的人群比较多,年轻人死得多,单亲家庭多,社区去年死亡 14 人,其中 6 人死于癌症;今年 1 至 5 月死亡 5 人,其中死于癌症的 2 人。最小的死亡者年龄均在四十五六岁。 在目睹亲人一个一个离世之后,剩下的癌症村村民须要怎样才可能活下去?他们的希望在哪里?每一次给村子带来的污染总是简单又粗暴,修复治理却复杂又拖沓,对生命的救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完全被漠视的地步。对癌症村的治理该从何开始?成千上万癌症患者的生命又该由谁担起责?在一个个村子渐渐凋蔽冷落,人烟渐渐绝迹时,有没有一种信念可以带来希望,有没有一步行动可以带来福音?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内蒙古、辽宁、湖南三地土地污染地带职业病高发地区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多对发病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表现“漠然”。发病群众对此也习以为常,反映多次后再无下文后即过一天算一天,求诉无门。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村民杨三民表示,现在有很多人议论说,人们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肯定会生病。 46 岁的辽宁省葫芦岛锌厂职工高秀峰今年 2 月 2 日死于肝癌。他的妻子刘凤霞说:“对于锌厂的污染,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发生核辐射时,咱们一点儿都不怕,这儿的辐射可是要比日本厉害多了。”…… 而在中国大陆,重金属污染数据成国家机密,“癌症村”加剧扩散已无法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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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进入专题 :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 徐友渔 ( 进入专栏 )       我今天不是泛谈文化大革命,而是谈文化革命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两个文革”说,我本来是给大会提交了一个详细的提纲,结果没有打印出来。          我首先要说什么叫做“两个文革”说,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个文革是中国人民趁毛主席要搞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趁着这种社会控制松懈的情况下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打倒特权阶层,有这么一个文革,这个文革是意义重大的文革,而关于这个文革的说法对现在很有影响。          “两个文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两个文革”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所以大家对于文革研究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我们一般定义为1966年5月16日爆发——不久以后,西方的研究刊物《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以及美国的兰德智库,基本从6月份开始就跟进了,并且从1967年开始出版有关文化大革命专门的著作。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文革学,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有经典文献,有主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大学的教科书,研究中有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是在西方,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一个局面呢?有句话叫做“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国外”,国外形成了流派,有很多权威的学者和研究者,但这些情况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当然,最后这个情况是改变了,大概可以说从十几年之前,大约在上世纪末,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人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已经不能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我觉得中国人最终还是比较争气,文革学的主流力量现在也应该是在中国学者这里了。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我觉得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乌有之乡”的网站,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毛泽东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思想、关于打倒特权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打起的“社会公正”的旗帜,现在对中国很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现在介绍一下“两个文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自己的研究,最早提出“两个文革说”这个概念的人是王希哲,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写的,写得非常尖锐,我甚至认为是非常深刻的,他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叫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他在这篇重要的论文里提出,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相对的有一个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的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的加强。经过1966-1971年的感性的认识和积累,又经过了1971-1975年的比较理性的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经过仔细研究,觉得那篇大字报可能主要的执笔人是王希哲,他有很强的理论思考能力。那时候还是赵紫阳在广东执政,他们的这套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和文革中其他异端思潮不一样,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民主与法制问题,他们借口批判林彪,实际上批判的是毛泽东思想,批判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当初有一个很有意思奇怪的情况,毛泽东主张不杀他们,要批他们,赵紫阳在批他们的时候方法很不一般,以前批就是把你斗一通、骂一通,但是那时候举行了一百多场大辩论,让他们自由发言,自由准备,把他们的大字报印了几十万份到处散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效果,使他们的观点成为传播得最透彻的一种思想。这几个家伙水平特别高,每次辩论,当初请的人是广东理论水平最高的人,一批批地换,上去被这些人引经据典施展马列主义水平,每次打得落荒而逃。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刑了,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官方正式给他们平反,而且他们写的东西得到了肯定。那时候习仲勋也在广东主政,对他们是比较温和的,想把他们收编到体制内,结果他们中有人也就被收编了,但是王希哲就一直坚持在体制外,现在是海外民运里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还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走向黑暗》,我今天当然不是讲这个,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还是想说一说,他后来从事民运活动,尤其跟“天安门事件”、“民主墙”搅合在一起,就被判刑,一次十来年,他第二次服刑已达十一年的时候,在1991年,在监狱里,当他听到官方的广播,当他知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理想,过去的理想和现在的理想,那为了社会主义走到了这么一条路,他潸然泪下。          所以他提出这种“人民的文革”,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深度的。          郑义在1996年关于讨论“两个文革”的文章说中,不把“两个文革”说像我这样归结到王希哲,他说,实际上是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里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刘国凯是一个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个广东省一个工厂的小青工,他居然就写了一本将近十万字的著作叫做《文化革命简析》,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我当初是在国外,90年代的时候,研究文革时看到英文文献,看到外国学者给他翻译出来了,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文本,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里找到了比较原始的油印文本,这个文本非常珍贵,但是后来丢了。刘国凯才是十几岁年的青工,居然写了一本着作就叫《文化革命简析》,郑义说“两个文革说”和“人民的文革说”是在刘国凯这本东西里提到的,但是我仔细看过,我觉得他有这种思想的萌芽,但是不像王希哲正式提出两个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刘国凯后来移居到美国,现在在美国开大卡车送货,他是自己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现在跟王希哲打得一塌糊涂。有人对他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国凯这种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政党的创始人,因为一般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封自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刘国凯本人是体力劳动者,是开大卡车为生的。在美国,一般人中国人是要去争钱,争基金会资助,只有一点钱,大家都要去争,打个头破血流,他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搅和这件事,他就是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大卡车挣钱。但是现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闹得一塌糊涂。          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两个文革”说是脱胎于另外一个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文革研究的分期和发展大概可以这么说,一开始从1966年爆发文革的时候,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研究文革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哪个地方的省委书记被打倒了,省军区司令员被换了,还有就是研究权力斗争,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争论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而中国大陆的人想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怎么上当受骗的,我们怎么当初有个很好的社会理想,觉得这个社会理想可以寄托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上去,最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整个西方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大概从70年代起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就是它完全不研究这种问题,它觉得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或者我们的革命理想怎么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整个西方文化革命研究迅速地从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理想转到社会问题,他们觉得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逐渐变成是受压制的群体,这跟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受压制的群众为了打倒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文化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都是盲目的上当受骗拥护毛主席,文化革命其实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各种派别在斗争,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当受骗,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斗争,千军万马地互相在进行生死搏斗。实际上不同的派别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队伍的人员成分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跟中央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跟领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视角叫做社会冲突论。实际上文化革命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社会冲突论,这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人都是外国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中文名字,比如李洪永,韩国人,Hong Yong Lee, 陈佩华,澳大利亚人,Anita Chen,等等,他们这种社会冲突论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应该集中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不应该只是考虑他们的政策分歧,还应该研究文化革命中上亿人的群众是文化革命的主体,要研究上亿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之间的无休无止的甚至刺刀见红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     而在中国人里,那个时代研究文革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就是杨小凯,就是杨曦光,还有就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这些人,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杨曦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两个文革说”和社会冲突论的中国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人里最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父亲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的秘书长,本来是个老革命,后来受彭德怀、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影响,没有把他打成“彭德怀分子”,但是右倾,定了党内有处分的人,他是属于高干里不是很受重用但是也身居高位的人,杨小凯自己也是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中去了,文革中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杨小凯在文化革命中就非常著名,因为他就相当于写《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样,他在1968年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各个阶层进行分析,对中国的未来社会应该怎么变革有很多说法,他也因为这篇东西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在监狱里。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但是他是非常运气的,他在监牢里关了十年,等于上了十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那时候完全停办,对一般人来说是荒废了十年,实际上是荒废了十二年,但是杨小凯得天独厚,他本身是政治犯,关在政治犯监牢里,当初湖南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都在里面,他在里面学英语、学数学、学机械,学得很好。所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有知识的人了,后来社科院把他招考进来了,最后到美国留学,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大家认为最大的损失就是,他如果多活几年可能就得诺贝尔奖了。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人就把他当成是将要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人来待遇,给他的地位、经费非常高。          他威信非常高,写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文化革命中由此被判刑的《中国向何处去?》,他后来也一直研究文化革命,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牛鬼蛇神录》,讲他在文化革命十年,在监狱里学习的情况,学英语、学数学、学物理,什么都学。关于社会冲突论,杨曦光在一系列论文里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的理论框架有三种,一种叫做权力斗争说,用中共领导人物争夺政治权力为主线来分析文化革命——西方这方面说法最多,我觉得大陆一般不好意思赤裸裸地这么说,因为我们对于伟大领袖都是照着官方说的,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实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变成一种学说的不多——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西方学者是最多的,他们认为,说文化是胡扯,根本没有文化这回事,文化革命中根本没涉及到文化,要说“武化革命”还有可能,因为都是用机枪坦克在打仗。          但是你要说是“文化”革命,根本是毛泽东的遮羞布,这种理论着力于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杨曦光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分析有三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说,第二种是中国官方的阶级斗争说或者路线斗争说,或者两个司令部的说法,这是文化革命中官方的一种说法,比方毛泽东、江青这种文革派都是采取这种说法,说文化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有修正主义路线和革命路线之间在进行斗争,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而文革之后的邓小平、陈云也采取了路线斗争的说法,只不过在对错问题上刚好颠倒,文化革命时候毛主席代表的革命路线,防修反修,刘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          总之来说,文化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是路线不一样,有路线斗争。而后来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这一派也是同意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正确的路线是刘少奇的路线。这种说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立,比方现在说的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要坚持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不满意,他背信弃义,把自己庄严的承诺——即要搞新民主主义——背叛了,走另外一条极左的路线,过早地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以前文化革命正确的一方变成了错误的一方,文化革命受批判的错误的一方变成了正确的一方,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叫做路线斗争说。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杨小凯为代表的,在中国人里面有人提出,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叫做社会冲突说,杨小凯总结说,最后这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这就是社会冲突论。          其实比杨小凯最早更正式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杨小凯算是业余研究文革的,他主要研究经济,那个人叫陈佩华,是中国血统,所以她他研究起来比较方便,叫做Anita Chen,陈佩华说,1966-1969年的文革是反官僚运动(这种观点现在在中国老百姓里面非常有市场),她说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和理想所鼓动了,毛泽东说我们要解放群众,我们要尊重群众,我们有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造反派当初是受了这些东西影响,就积极参加到文化革命中间去。          如果说他们在头几年是被中央文革操纵,是拥护毛主席的话,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发展成为一支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计划的的力量。而杨小凯就说得更过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他把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准政党,他不好说是政党,但是是准政党。他把毛说的动员群众的手法叫做“毛打自由结社的牌”,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得过分了一点。照杨小凯的说法,1966-1969年毛泽东为了要打倒刘少奇,玩的是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的牌,那时候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上罕见的、例外的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时期,那时候办小报,发表什么言论是没人检查,可以发表的,说结社自由,人民群众是可以成立组织的。但是我很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他夸大了,实际上有限制和规定,比如有一个《公安六条》,规定任何言论若是攻击毛主席、林彪的,群众马上应该扭送到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杨小凯有点过头,但是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说法就使得现在很多人把文化革命想成是人民群众罕见地享受大民主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杨小凯就是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说那时候实际上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杨小凯断言文化革命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的统治不满意的人,他说1966-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军队以外,所有的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都要停止,允许市民只要经过向政府注册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毛主席是利用一般民众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指派工作组等)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他说那时候的运动是一场真正的造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在十七年来所做的事情都受到了民众的清算,在当时的中国,在1966-1968年,这两三年时间里,在那时候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有真正的学生运动,有真正的市民运动,表面上大家是听毛主席的话,是搞革命造反,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为什么是极右的?表面是跟随毛主席在造反,实际进攻的是党的组织,他们想改变的是党的领导,在这种意义上,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          有一个人说得更厉害,跟杨小凯差不多,法国有一个研究文化革命的,叫华林山,他后来加入了法国国籍,娶了法国人老婆,他是当初广东最著名的红旗派的一个造反派成员,他就说实际上文化革命造反派就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个说法,我跟他进行论战,而且我认为我把他批得非常厉害。至少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同时用我比较学术上的语言来说,还是有部分的事实根据,海外相信这种理论的人还是挺多的。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就是把那种程度和规模怎么考虑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有些事实根据。          另外有一个立场很正统、官方的人,现在一般把他叫做新左派的人,叫做王绍光,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做的论文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出了。他是一个社会冲突论非常重要的代表,他是在学理上来论证为什么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论而不是大家上当受骗,只是心甘情愿地拥护毛主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文化革命。他从那么一个角度来论证,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中群众的组织是有自主性的,不是只听毛主席的,这个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引证了毛泽东很多话,毛主席刚开始说文化革命搞三个月,搞了三个月以后,他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六个月,搞了六个月以后又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两三年,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还要搞下去,结果搞了十年都没有搞完。王绍光就根据这么一个论断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日程表一次一次地作废,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不是毛泽东掌握、控制了文化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根本控制不了,而是文化革命的进程推着毛泽东在走,毛泽东是被群众运动卷起的浪潮搞得团团转,不是毛在领导文化革命,不是像我们认为的,毛对文化革命是收放自如的,是他能够彻底控制的,实际上毛是在跟着运动后面走,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说两个月不行又六个月,六个月不行又两三年,两三年不行到了十年也在搞,群众运动这种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之后,毛泽东也收拾不住了,所以毛泽东是处在团团转的状况。所以王绍光说,这种事情充分说明了不是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的最大牺牲品。这就是王绍光的观点。          这种“两个文革”的说法是讨论最集中和最长期的问题,这种讨论到了文化革命三十周年,1996年的时候,关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就成为那一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三十年很重要的题目。到了2006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刘国凯在2006年文革周年纪念会上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叫做《论人民的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他在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清洗省市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官方文革的第一个说法叫做文革清洗,毛泽东要清洗刘少奇为首的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还发生了军队和掌权的文官对革命群众的极其残酷的镇压,在这种意义上,官方文革除了文革清洗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叫做文革镇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反对政治歧视,反对政治迫害,有一个群众要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运动,叫做文革反抗,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在09年发表的时候,大陆也有人回应。有个学者叫刘自力,据说他是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理论思考非常多,现在发表很多文章,他就反对这种观点。在“两个文革说”方面,与对于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和评价有关,有一个重要的也是极端的观点,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正义的力量,因为人民群众受到了欺压,他们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被官僚阶级、特权阶层所压迫,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出来反抗特权,反抗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文革说”涉及了对造反派的评价。在这方面,刚好在2006年出了一本书,是四川省的周伦佐写的,叫做《文革造反派真相》,就是说,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邓小平称为“三种人”,被说成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怀好心干坏事”的人,他说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人,他们是受欺压的人,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有很多这种说法。          我最后再说两点来。第一点,我自己也有观点,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争论,是一种观点的代表,当初我是比较持否定“两个文革说”立场的,我感觉到秦晖对我的观点不是太以为然,秦晖的观点没有“两个文革”说那么明确,有一点倾向于对“人民文革”说,我自己研究文革研究得很详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你把“两个文革说”的理论所说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与我们谈到文革的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讲文化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五大领袖”,讲当初的血统论,讲蒯大富这些人——涉及到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是随着现在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剧烈,我觉得“两个文革说”,关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的理论、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潜伏了三四十年之后,现在在中国这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下,我观点渐渐向秦晖靠拢了一点,我觉得在统计意义上,数量太小,它不能与第一个文革相提并论,但是它的意义现在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我的观点稍微靠近“两个文革”说一点,但是我基本还是同意“一个文革”说。          这方面的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重庆有一个何蜀,他是重庆党史杂志的主编,他的观点跟我大致一样,觉得造反派就是上当受骗,他甚至认为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只知道搞打砸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一点,大家可能还是感兴趣在这一点,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当初提出时,中国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影儿都没有,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后来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有那么多贪官污吏,现在说成是“走资派”,大家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泽东当年搞文化革命时宣传的还有道理。毛泽东当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显得有些荒谬,资产阶级怎么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里?大家觉得这个很荒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特权阶层,贪污腐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这套理论没有人信,陈云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来特权阶层越来越严重,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严重,尤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来越凸显,荒谬性越来越淡漠的情况下,大家就非常相信这种理论。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调查就知道,到了春节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群众、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他们打的旗帜是毛主席的旗帜,拿的画像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的口号也是当初文化革命那些例如“打倒特权阶层”的口号,这点很值得注意。我最近很关注重庆的事情,重庆的造反派的所有的头儿狂热地拥护薄熙来的做法。那些造反派本来就是后来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清洗,本来有一肚子气,认为我们当初是忠于毛泽东,等于是忠于共产党,最后把我们全部打下去了,受到秋后算帐。大家现在一看,觉得毛泽东说得越来越有道理,你们就是走资派在复辟,在搞反攻倒算,就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嘛!          杨帆:你觉得重庆这么干是真的假的?          徐友渔:我认为是假的。在重庆,据我现在的了解,最狂热拥护重庆的,甚至于可能愿意为重庆上刀山、下火海,为他去拼命的就是文化革命中那批造反派,尤其造反派的头儿。两派当初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是共同一致狂热地拥护重庆。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革命我们这种狂热参与的人后来因为秋后算帐,我们这种人是有反思的,我对文化革命基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在西方,1968年也有一个对应的造反,那批在文化革命中造反的巴黎学生、美国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本的、德国的学生他们有一个造反,西方学生68年的造反派跟中国的造反派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受到清算遭遇非常悲惨,他们在民主社会,没有人清算他们,他们后来成为学者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主流,他们有些在大学里是系主任和院长一级,他们坚持文革的观点,当中国抓了“四人帮”以后他们是非常愤怒的,他们说“毛泽东尸骨未寒”,他们把这种事情说成是中国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们一直持这种观点。          而很不幸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学习的人,尤其到美国去学习的人,现在也是精英分子,他们到那里去以后,他们的导师是西方的左派,把那种文化革命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这里最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崔之元,崔之元到美国去留学,他的导师是美国的左派学者,教他们赞美文革那一套,所以崔之元后来发表的观点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的一个原则”。对于我们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比我们老一点的知识分子,“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牛鬼蛇神要跳出来,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铁扫帚再把他们扫下去”,是非常恐怖和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位可爱的崔之元,这种新左派,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以后主张的,他民主的模式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文化革命中那种造反派的自认为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东西,再加上现在社会不公正,所以文革理论很有市场;又加上中国现在在名牌大学(崔之元现在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有一批这种从西方的左派老师那里学到文革理论的教授,他们现在给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的也是文化革命的这种理论。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而且“两个文革说”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所以我有一种估计,对于“文化革命那种大动乱和大斗争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如果局势是稳定的,将投身于文革这代人马上就要彻底退出舞台了——比如我早就退休了,经历了文化革命最年轻的人应该是五十七八岁,他们过几年就全退休了——这代人就没有了,类似文革的现象就不会重现;而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重新出现文化革命这样的东西,有人又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大动荡,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假定社会有可能失控的话,文革这个维度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文革的研究。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进入 徐友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评论研讨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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