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

博谈网|郑念:生死在上海

郑念(右)和梅平(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郑念《上海生死劫》(或《生死在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之后该书销声匿迹。前些天,无意中在豆瓣搜索,发现没有该书条目。 说来惭愧,知道郑念还是近几年,而读《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书时,原本以为不会很快阅读,没想到当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读到凌晨三四点,一口气读完,并且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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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朱大可: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郑念家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彿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2011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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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宇宙教打击全能教,都是奇葩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阜宁鞋摊摊主陈猛:出轨的叫文章,嫖娼的叫黄海波,吸毒的叫李代沫,杀人的就成了张某某。没有民主宪政,没有媒体自由,就没有事实真相。你所知道的,都是牠们让你知道的。偶尔在科技互联网的突破下漏出了一点,那不是你的侥幸,恰是你的悲哀。|相关新闻:《警方:招远故意杀人案6名嫌疑人系邪教组织成员》 2014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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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的上海生死劫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著,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绝,“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对热爱自己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离开故国后,她们两人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梅平之死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后终因其太高的门户,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现在也已七十来岁了。曾问过Y君有否后悔当年太理智斩断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缓缓说:“如果那时我还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       Y君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梅平有无听他劝告不轻率妄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没有妄动,也注定她是逃不脱这场厄运的!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过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当她青春的身躯从市体委大楼坠下,孤凄无助犹如一片落叶,迎着对面人民公园绿丛中一抹残阳,拥抱的是她从小就走熟的人来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坠时,会不会痛呼一声“妈妈”? 汇聚浦江       1989年,笔者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女士零距离接触。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她请我在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有趣的是,她带我走的是后门,从厨房穿进去,在一僻静的角落里,有张似是她专用的台子。她诙谐地说:“中国人就是会走后门,但美国的后门只是通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中餐厅在当地颇出名,且客人多为华人,从前门进来怕太注目吧。当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经她同意就与母亲合作将她书译成中文并在内地出版时,她爽朗地笑起来:“这不是很好吗,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她在餐桌边翻看起来,马上很认真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好。”我得到鼓励,老实不客气地说:“只有我们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富‘文革’时代特色的名词……”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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