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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薄熙來 成龍 遭列人渣榜 (附上榜原因全文)

薄熙來:「我夫人多年來就是看書做家務」 【大陸中心、娛樂中心╱綜合報導】中國網友近日票選「2012年中國人渣排行榜」,引發話題,涉貪去職下台的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高居榜首,被選為人渣第一名,第二名是標榜打假的作家方舟子,第三名是大力吹捧薄熙來的學者司馬南。曾說過「中國人是要管的」引起爭議的影視巨星成龍,獲選為第14名。 這份榜單是新浪微博網友於去年7月發起,歷經近半年的投票,最後選出100人,進榜的有政壇官員、大學教授、企業家、藝人、體壇明星,因爭議言論和行徑被網友視為「人渣」,榜單還摘錄他們的「出位言論」。 方舟子品格遭質疑 高居第一名的薄熙來,曾說過「造謠說我兒子有紅色法拉利,完全是無稽之談」、「我的夫人這麼多年來就是看看書、搞些藝術、做做家務,默默地陪伴著我。」薄案爆發後,薄家被揭發貪污達30億美元(約870億元台幣),薄妻谷開來倚仗權勢殺人、洗錢,網友痛罵薄是「人渣一號」。 第2名的方舟子被抨擊以打假鬥士自居,卻涉嫌抄襲論文、誣陷北大教授賀衛方、作家韓寒等,品格令人質疑。 司馬南猛抱薄大腿 第3名的司馬南曾大肆吹捧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提倡左派、打擊黑幫):「重慶重慶,逢九至幸,零九掃黑,熙來熙嚷,救民水火,吾黨真誠。」 至於薄熙來的心腹、重慶市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選為第6名,網友說他「助紂為虐、罄竹難書」。 成龍挨批奴才演員 排名第14的成龍,爭議言論除了「中國人是要管的」,還說過「如果要買電視機,一定要買日本電視,中國的電視機可能會爆炸」,被網友抨擊是「天生的奴才演員」。《蘋果》昨致電成龍經紀公司,對方並未回應。 此外,排名第17的奧運乒乓球金牌選手鄧亞萍,目前任職人民網總裁,她是運動員在政壇發展最好的一人,曾表示「《人民日報》62年來沒有假新聞」,被網友視為大笑話。知名作家余秋雨也榜上有名,排名第21,網友認為他是「御用的文革寫手」、「身家過億,汶川大地震居然假捐20萬(他在部落格自稱捐了20萬卻拿不出證據)。」 網友還選出另一個「人品最差榜」,曾辱罵「香港很多人是狗」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及被視為仗權雄霸中國電力系統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均榜上有名。 成龍:「中國人是要管的」 余秋雨 「文革寫手」 王立軍 「助紂為虐」 人渣排行榜部分名單 1.薄熙來(重慶市前市委書記) 2.方舟子(打假作家) 3.司馬南(薄熙來御用學者) 4.張宏良(時事評論家) 5.吳法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6.王立軍(重慶市前公安局長) 14.成龍(影視明星) 17.鄧亞萍(奧運乒乓球金牌、人民網總裁) 21.余秋雨(作家) 46.倪萍(央視女主持人)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蘋果》G+叫我穆瓜霞!! 你+1了沒?

信力建 | 信孚电讯(11.13)——读懂“中国特色”很重要

作者: 信力建   1.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长期以来,紧跟时代是华西村的重要特色。如今华西已达到“五有”:空中有飞机、江边有码头、海上有巨轮、城里有银行、村里有高楼。只要真正弄懂了“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中国就不会只有一个华西村,而会有成千上万个! 2.中国少年报的记者张佳鹤对住建部长姜伟新说,“房子太贵了,很多同学的爸妈买房把钱花光了还向银行借了钱,都没钱给孩子买玩具了。”他想请教部长伯伯怎样能让房价降一点?姜伟新的回答是:希望小朋友好好学习,房价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3.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近日在伦敦商学院首届中国商业论坛露面。现场有人问他:“中国人买房其实就是种投资方式,可谁也保不齐房产泡沫不会破裂,这个问题怎么办?”王石答:“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可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要问国家总理才行!” 4.十八大代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中,未来销售盗版光盘处罚门槛将大幅降低,盗版的处理判刑可能要再增加;过去销售600张盗版光盘才判刑,以后销售一张两张就会判刑。 5.贵州一年过七旬的老汉,因对儿女赡养不满,身绑“炸弹”扬言要与儿女同归于尽。老汉称,自己养育了4个儿女,现在没了劳动能力,儿女们对他不管不顾。在民警的劝说下,老人解下竹筒,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警察发现,他的“炸弹”其实是装的泥沙。 6.《坛经》,又叫《六祖坛经》或《六组法宝坛经》。这是中国僧人唯一的一部被尊为经的传法记录。其原型是六祖慧能的讲经记录,虽经后人附会增删,仍是研究禅宗的基本经典。 7.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对于裸官的情况表示,广东正在研发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将与其他部门的系统联网,随时掌握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做到及时发现,事先防范。 8.据香港《东方日报》12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上月中进行民意调查,发现“80后”选择认为自己只是“中国人”的只有2.4%,但非“80后”的比例却有15.9%。 9.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预计今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可达到5%左右,主因国内股市低迷影响整体投资,长期看社保基金年均投资回报率高出同期通胀率6个百分点,料明年国内股市表现较好,同时向好的概率较高,目前股市已经到低点。 10.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决定在13日宣布正式成立新党。13日,石原还将和“奋起日本”党党首平沼赳夫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确定新党名称。据悉,石原一直倡导联合其他势力,形成可以和民主党、自民党抗衡的第三极。 11.内蒙古的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际上蒙牛、伊利没有任何毛病,问题出在源头。蒙牛和伊利要建很多大型的养牛基地,这样把源头堵住,把添加剂或者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堵在厂外。 ” 12.12日歌手 @李琛 称自己的拐杖在机场无法带上飞机,“坐了20多年飞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网友认为是十八大加强安保所致,但萧山机场和首都机场表示,不许携金属拐杖上飞机是一直存在的规定,对其他材料如木拐杖则可网开一面。 13.德国鲁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试验发现,咖啡因在简单的脑力劳动中有助于提高反应、减少错误,使人们更快、更准确地辨认出“快乐”等积极单词。此前研究已显示,咖啡因很可能通过提高大脑化学物质多巴胺的活性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14.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称,一方面养老金面临的支付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基金却在贬值。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自从2001年到2011年间“缩水”近6千亿元。他建议养老金投资运营设计一个独立运营机构负责,可以打破部委条块分割,发挥合力。 15.性学家彭晓辉认为,现在大学生谈恋爱不稀奇,但校园里没有一个真正私密的空间独处,不少情侣为避免被抓现行,不得不走进黑暗的、安全性低的隐蔽处。“这是不科学的,学校可以把活动中心腾出来,开设成一个公共恋爱场所。” 16.日媒认为,“中国制造”全拜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所赐,中国产品技术含量低,根本无法同日本和美国竞争。日媒还认为,“中国制造”包含了许多外国品牌和合资股份,“原创的产品几乎没有,模仿的却遍地都是。这样发展下去非常危险。” 17.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接受南都专访,谈到“征地拆迁”时说,第一必须尊重土地是农民命根子,第二是不要在兑现征地补偿过程中贪腐。“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征地拆迁各地有各地方法,但这两点汕尾落实得较好。 18.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就好。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相信未来。—— 白岩松 19.星云大师语录:1. 敢于发问,问出智慧;长于听闻,闻出对话;善于沟通,谈出共识;勇于思考,想出创意;受于锻链,磨出实力;安于静修,修出道德。2.信其言,不察其行,是智者之愚;信其行,不察其言,是愚者之智;察其言,亦察其行,是智者之智;不察言,亦不察行,是愚者之愚。3.自学,是成功的动力;自律,是成功的条件;自信,是成功的方法;自尊,是成功的要素。

信力建 | 信孚要闻(11.13)——“平均”的幸福,是不是真幸福?

作者: 信力建   1、近日,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中国正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毛振华还称再经过十年发展,中国有望正式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按照平均汇率折算,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据世界银行2011年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2、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日前表示,中国的医改已经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医保伞,“十年前,在我国能够站在这个保护伞下的只有9401万国有企业的职工;2003年,农民站进来了,城乡的困难群体站进来了;2007年,城镇没有工作的老人、儿童、大学生也都站进来了。如今,基本医疗保障已经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人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 3、中共十八大14日闭幕, 11月15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于上午11时许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集体亮相,与中外记者见面。 4、《商界评论》杂志近日发表了一篇猛料十足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中国彩票的种种弊端: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是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彩票经济最大的赢家是政府相关部门,净得30%以上;开奖兑奖各种不透明,致使舞弊轻而易举。据悉,中国各类彩票2011年销售额2216亿元。 5、日前,塘厦召开2013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动员全镇上下齐心协力做好2013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确保完成各项征订任务。该镇提出,将在扩大党报党刊覆盖面上狠下工夫,将《东莞日报》订阅到镇内酒店、卡拉OK歌舞厅,甚至订阅到每个客房。 6、浙江温岭“幼儿园老师虐童案”以公安机关撤回批捕申请、补充侦查方式告一段落。有专家对检察院“暂不批捕决定”予以肯定,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肇事老师的行为入刑确实有些牵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应坚守的底线。 7、住建部部长姜伟新12日表示,房地产调控政策现在还没想放松。他介绍称,保障房的建设进展顺利,中央政府定的是“十二五”期间要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2011年已经开工1000万套,今年开工了700多万套,明年不会低于500万套。 8、斥资亿元、50层楼高、1.2万只LED灯、用钢3000吨,这座位于抚顺的建筑叫“生命之环”,被誉为全球独一无二。它有什么用?沈抚新城城建局李局长表示,由于生命之环太高,之前提出的蹦极项目夭折。至此,这个庞然大物仅剩“观赏”这一功能。(沈阳晚报) 9、民政部昨日启动实施首批民政部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按照项目规划,民政部计划年内在福利、假肢、殡葬、救灾等民政社会服务领域,选拨一批技能大师,并资助其建立工作室,以“师带徒”形式,培养更多民政技能人才,年均为企业或社会培养8个以上青年技术技能骨干。 10、据俄新社11月12日消息,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当天表示,为增强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俄将批准私人公司参与核武器的开发工作。他解释说,在美国,60%的军工系统企业掌握在私人手中。而俄罗斯的国防系统传统上是强大的国家部门,有1350个企业,所以私人资本的占比将低于美国。 11、近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就美国亿万富翁托马斯·J·斯图尔特全家2010年死于直升机坠毁一事的真相向媒体作了公布,原来这场惨剧竟是由托马斯5岁的女儿引起的。托马斯的女儿执意坐在副驾驶位置,托马斯宠爱女儿,就抱着她坐在膝盖上,没想到会酿成惨剧。 12、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接受南都专访,谈到“征地拆迁”时说,第一必须尊重土地是农民命根子,第二是不要在兑现征地补偿过程中贪腐。“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 13、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马英九办公室接见日本访宾时,礼物袋中还包括一份钓鱼岛文宣。到马英九办公室拜会的日本访宾收礼时不知情,事后打开礼盒才发现,文宣上写有“钓鱼台列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在1895年非法占据”等字眼。 14、印度11日发布一款名为Aakash 2的7英寸平板电脑,出售给学生的政府补贴价仅为1130卢比(约合20美元,或128元人民币),号称全球最便宜平板电脑。目前,印度已有250所高校的1.5万名教师接受了将Aakash应用于教育的培训。若无政府补贴,Aakash 2的商业售价为64美元。 15、来自美国20个州的10万多名美国公民发起联署,要求脱离美国联邦,联署发在白宫的“We the People ”网页上。联署的20个州中,大多数的州是上周总统大选时,罗姆尼拿下的州。 16、据称中国足协目前所在的东玖大厦风水不好,东玖大厦地处夕照寺街,被认为有日薄西山的意思,所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近日,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到亦庄看楼,买楼计划再次启动。网友调侃称“不如搬去德胜门”。 17、据《印度时报》11月12日报道,肯尼亚一名政府官员证实称,武装偷牛组织10日在该国北部偏远地区萨布鲁(Samburu)伏击警察,至少造成32名警察死亡。此前官方公布死亡人数为12人,当地媒体报道称至少40人死亡。 18、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政府债务创历史新高,超过983万亿日元(约合77.3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一负债国。专家认为,日本负债虽高,但仍有别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 19、林达《社会最重要的是正义》: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有一种苦闷,盼着国家变化,但总觉得变化迟迟不来。” 20、斯伟江《红旗下的蛋〉:FREEDOM IS NOT FREE。没有风险的事情,大概是没有收益的,吃祖宗坐吃山空,银行都可能会倒闭。如果真要谈中国复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坎!归根结底,都是为保障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力不受约束,被害的人是随机的,没有人永远是赢家!想想西南王,恐怕都如李斯一样,携儿子,牵黄犬,出东门,皆不可得。正常的制度下,做一个平常人,生老病死,不怨天尤人!噫!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林祖恋谈乌坎破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12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屈运栩 2012年3月3日,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第五届村委会重新选举,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当选为村委会主任。CFP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恋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恋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恋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恋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恋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恋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恋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恋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恋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恋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 :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恋 :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 :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恋 :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 :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恋 :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 :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林祖恋 :对于如何协调、处理和解决目前乌坎内部不同的声音,我一向主张接纳不合流——接纳就是接受不同意见,不合流就是坚持依法依规。 乌坎个别群众的说法和行为,不代表村民的主流思想。但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因为这些是镜子,可以鞭策我们。 比如昨天(3月6日)下午开会时,有人贴了一张告示,向我讨40万元钱和宅基地,说这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当然没这么回事。其实只是有村民代表曾经向村民解释过说有多少地,如果分能分多少。但不能说是我承诺要分地。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我们要把群众的忧虑和责怪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   财新记者 :土地问题是乌坎事件的根源,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如何?是否有方案?   林祖恋 :土地问题要解决是有阻力的。从工作组到市到镇都有阻力,但是只要村民团结、依法依规就会有办法。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这些土地应该属于乌坎村民。 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工作组提出对土地处理的看法。我提出,工作组将乌坎土地面积初步认定为9000多亩,与实际面积约25000亩相差甚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乌坎村周边各村的土地资料,查清土地“四至”边界。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乌坎村民的权益受侵害,诉求于政府,如果只用中介解决,而不用政府裁判解决是不公平的。村民强烈要求查清侵害我村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查出相关责任人。 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解决问题也是。所以不能够着急。   财新记者 :如果土地最后能够交回给乌坎村,你和村委会如何避免以前的不公平再度发生?   林祖恋 :首先是确保不买断,以土地养活村民。分配土地要慎重。需要宅基地的村民要分地,但要防止比较穷的人家分到地就卖。如果建房钱不够,村委会可以提供相应的资助,但不能相互转让土地。 分配宅基地的好处是可以相对集中,有利于整个村的建设。每人分40平方米宅基地,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到120平方米,按我们这里一户宅基地为142平方米标准,缺22平方米的村民家庭可以购买。如一家四口可以分到160平方米,那么多出来的18平方米可以出让。 原则上村民不可以买卖宅基地。对于分到宅基地的村民,原有的旧房子要回收。避免浪费也有利于整个村的规划。 宅基地分配之后,剩下的土地可以租借给愿意来办企业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也解决劳动力输出的问题。对于是否租让土地,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样才能确保公平公正。   财新记者 :基层民主和农村土地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参与到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林祖恋 :从参与到现在,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家庭生活也较宽裕,不该找烦恼给自己。但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是全部的意义,要大家生活好才有意思。既然他们信任我,我就下决心出来参与,让乌坎平稳下来,机制落实,发展起步,我再考虑隐退的事。 其实在最初,我参与不是完全自觉的。当时,去年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有电话打进来说有群众受伤,我才说一定要安置、治疗受伤村民。我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我迈出了第一脚。 到9月23日,冲突激烈,场面失去了控制。同乡会的人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跑到我家,要我出来维持场面和稳定群众。于是我又迈出了第二脚。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仅是一两天的时间,来不及细想。   财新记者 :乌坎事件的最终解决,与省委工作组到来有很大关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林祖恋 :2011年12月19日,有联系人来说,当天晚上省工作组有专人来沟通。 19日晚没有谈。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当天晚上,我通过多方面判断,省工作组来的人较多、职位较高,应该像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把路障拆除,并交代村民做好撤标语的准备。当时好多群众不愿意,有担心。 20日上午9点,我在市政府信访室和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朱明国的秘书,和我们村的联系人张水金。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求放出被带走的三位村民,交还薛锦波的尸体,入土为安。但对于他的死因和善后工作,在时间上留了余地,承诺可以在适当时间解决。 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警民摩擦后产生的临时代表的合法性。那时上面把临时代表定为违法的。 我说,当时临时代表产生是经汕尾市政府和东海镇政府同意的,并且派了联络员和研究员来指定选举办法。整个选举的方式、方法都是和他们交流商定的。各姓氏按大小推选1到5名代表,共117名,再推选出13位村民代表。整个推选过程也是合法的。既然政府同意安排,代表们配合了几个月的工作,发了两个月的生活补贴,怎么说违法就违法?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你们要和村民谈,就得首先和村民把情感拉近。不把情感拉近,都看成是敌人怎么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关于土地问题,我说很简单,依法依规来办就好。 我说了后,他们说要讨论一下。然后朱明国表态说支持。这样整个僵局就打开了。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孙立平: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峰回路转。一度令有关方面陷入困境的乌坎事件,在经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后,步入了良性的轨道。新的村党总支组建了起来,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经由村民认可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村委会的选举也正在酝酿之中。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   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有的做得比这个更好。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   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件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和博弈之后,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用选举这种民主的过程,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   可以说,这个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乌坎用自己的实践,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乌坎事件的意义。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乌坎实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智慧的挑战。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   尽管媒体对选举的报道大都强调选举的独立与透明,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之后,当局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参加示威的洪睿超,是去年12月被警方拘捕的五人之一,现在被选为选委会成员;曾带领乌坎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后被警方抓捕后去世的薛锦波之女高票当选为村民代表。这个事情是异乎寻常的。在过去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即使承认群众要求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上做很大让步,对维权领袖也一定会给颜色看。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秋后算账”,其道理是对以后的维权者产生事先威慑。当这次乌坎事件出现初步转机的时候,人们也是担心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担心可能的秋后算账造成事态的再次恶化。事实表明,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再如果说,在发生官民矛盾之后,用选举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话,将抗争领袖任命为村庄领导人,同时村民将抗争领袖(或家属)选举为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对“民众的利益要求是正当的”一次实实在在的确认,是对民众争取自己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是对“秋后算账”这种屡试不爽的模式的一种有诚意的终结。而恰恰是这些,体现了一种解决涉及官民关系的利益冲突新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当然,这当中,既有民众抗争的力量,也有官方的开明。   容错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种突破的意义,如果放到广东近来的一系列尝试中去观察,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在近两年的广东,有两点很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广东最近群体性事件比较多。我觉得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广东是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社会中最典型的问题会在广东最早最集中地暴露出来。比如,目前广东省1.1亿人口中,大概有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由此形成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其次,在广东这个地方,不说公民社会,至少民间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可以说是最深厚的。广东人务实,不容易被忽悠,家族的力量根深蒂固。而且,尤其是在粤东这样的地方,民众权利的意识在历史上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事件多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将来整个中国社会也要面对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问题。   第二,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官方近来在有意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以期形成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新模式。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可以看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表示,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更早的,在2009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就提出,罢工并不是违法行为,因为目前罢工行为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希望能够就工人罢工问题进行立法。我还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广东官方对一些影响不是太大的游行示威(包括乌坎最初的抗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在出动警力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此外,广东近些年来着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等。我们可以将广东的这种思路概括为,通过建立社会性的机制,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这两个因素告诉我们的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开始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开明的新模式,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的容错空间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前些年,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失业下岗”,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取消掉,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大规模地用非规范的、甚至野蛮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也只是引起了零星的个体性的反抗。但必须看到,社会中能够容纳这些问题的空间已经在日益缩小。   合法性基础的脆弱,严重腐败引起的社会向心力的丧失,社会结构固化导致的希望感的破灭,民众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手段的缺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日益脆弱,社会的容错空间在不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拖延、不作为或强力压制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可行性已经越来越小;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模式,已经是势在必行。   纠错困境:不仅是乌坎面临的挑战   乌坎的探索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其现在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更重要的是,乌坎事件实际上提出了有关中国在解决社会矛盾上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重要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纠错困境”。现在,在体制内外,都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陷越深,有许多抱怨。如果仔细分析,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面临的一种深深的困境,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困境我将其称之为“纠错困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走远了,想回头都难。   这种纠错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民众的要求如果是错的,你不能解决。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因为以前造成的类似问题太多了。   对于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包括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人们都呼吁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殊不知,如果开了一个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先例,由于连锁反应,一系列此前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出来,而很多问题已经是无法解决了,至少是无法在法治的基础上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真正困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困境会日益严重化。   乌坎事件给我们理解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乌坎事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村民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原来被村领导人转让出去的土地。如果回到法律的层面,这涉及的是原来土地转让协议(即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凡是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凡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都是属于无效合同。   而对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恢复原状,二是进行赔偿。我们注意到,去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原先已冻结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用地,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尽管在由市委来决定土地收回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争议,但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对村民最主要要求的一种正面回应,也是解决乌坎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逻辑上来说,这等于宣布原来土地转让的合同是无效的。其道理,可能是在当时土地转让时存在可以判定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情节。   对于无效合同的判定根据和程序可能产生的争议,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一边,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下面由此而导致的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无效合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坎是幸运的,因为那404亩土地还没有开发,可以恢复原状。但如果已经开发了呢?那就只能用赔偿的方式。问题是,谁来赔偿?拿什么来赔偿?答案只能是政府用财政来赔偿。且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汕尾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就是有能力赔偿,财政也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对市场中的无效合同进行赔偿,有法理基础吗?其实,就乌坎村来说,情况比这个更为麻烦,因为近些年来该村转让出去的土地共有3000多亩,这次能收回来的只有404亩。其他的土地能依此办理吗?   第二,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近些年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中,不规范的情况甚多,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属于无效合同的不在少数。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乌坎的案例回到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其他的地方如何办?有可能按照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个案式的摆平甚至纠错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上升到一种模式,就必须对这种困境进行有效的拆解。事实上,在诸如上访截访、失业下岗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上,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纠错困境”。如果复原,复不了;如果赔偿,赔不起。可以说,如何拆解这些问题,是对中国改革者真正的考验。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造就了很多问题。前一段时间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转型陷阱”的概念。所谓“纠错困境”就是“转型陷阱逻辑”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这种转型陷阱中,我们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弊端。现在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二是没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以乌坎事件为例,当时实际上就存在这两种选择,或是用旧的模式解决问题,把村民的正当利益要求压下去,以换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或是开启一种新的模式,不但解决导致这次事件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为解决以后的问题开辟法治化的道路。实际上,在当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是另一种可能成为现实,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如何走出“纠错困境”,走出“饰错依赖”?除了勇气,还需要魄力和智慧。这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如何斩断纠错的责任链条。有人认为,台湾解决“历史共业”的办法,可供我们参考,即对于历史追溯的时效做一些限制,承认一些既成之错误不予追究。这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需要讨论的是,社会接受这种切割或时效限制的条件是什么,包括特定的社会氛围如何形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真话对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正视当前的问题,不回避过去30年改革的失误与局限,坦承目前面临的困境、制约因素与难处,打通全社会同心同德之路,展示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解决问题难度的宽容,以社会和解的氛围,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建向前寻求出路的共识。由此,中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作者: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来源: 经济观察报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乌坎模式的意义   峰回路转。一度令有关方面陷入困境的乌坎事件,在经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后,步入了良性的轨道。新的村党总支组建了起来,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经由村民认可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村委会的选举也正在酝酿之中。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   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有的做得比这个更好。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   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件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和博弈之后,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用选举这种民主的过程,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   可以说,这个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乌坎用自己的实践,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乌坎事件的意义。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乌坎实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智慧的挑战。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   尽管媒体对选举的报道大都强调选举的独立与透明,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之后,当局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参加示威的洪睿超,是去年12月被警方拘捕的五人之一,现在被选为选委会成员;曾带领乌坎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后被警方抓捕后去世的薛锦波之女高票当选为村民代表。这个事情是异乎寻常的。在过去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即使承认群众要求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上做很大让步,对维权领袖也一定会给颜色看。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秋后算账”,其道理是对以后的维权者产生事先威慑。当这次乌坎事件出现初步转机的时候,人们也是担心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担心可能的秋后算账造成事态的再次恶化。事实表明,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再如果说,在发生官民矛盾之后,用选举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话,将抗争领袖任命为村庄领导人,同时村民将抗争领袖(或家属)选举为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对“民众的利益要求是正当的”一次实实在在的确认,是对民众争取自己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是对“秋后算账”这种屡试不爽的模式的一种有诚意的终结。而恰恰是这些,体现了一种解决涉及官民关系的利益冲突新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当然,这当中,既有民众抗争的力量,也有官方的开明。   容错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种突破的意义,如果放到广东近来的一系列尝试中去观察,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在近两年的广东,有两点很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广东最近群体性事件比较多。我觉得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广东是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社会中最典型的问题会在广东最早最集中地暴露出来。比如,目前广东省1.1亿人口中,大概有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由此形成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其次,在广东这个地方,不说公民社会,至少民间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可以说是最深厚的。广东人务实,不容易被忽悠,家族的力量根深蒂固。而且,尤其是在粤东这样的地方,民众权利的意识在历史上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事件多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将来整个中国社会也要面对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问题。   第二,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官方近来在有意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以期形成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新模式。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可以看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表示,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更早的,在2009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就提出,罢工并不是违法行为,因为目前罢工行为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希望能够就工人罢工问题进行立法。我还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广东官方对一些影响不是太大的游行示威(包括乌坎最初的抗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在出动警力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此外,广东近些年来着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等。我们可以将广东的这种思路概括为,通过建立社会性的机制,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这两个因素告诉我们的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开始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开明的新模式,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的容错空间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前些年,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失业下岗”,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取消掉,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大规模地用非规范的、甚至野蛮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也只是引起了零星的个体性的反抗。但必须看到,社会中能够容纳这些问题的空间已经在日益缩小。   合法性基础的脆弱,严重腐败引起的社会向心力的丧失,社会结构固化导致的希望感的破灭,民众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手段的缺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日益脆弱,社会的容错空间在不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拖延、不作为或强力压制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可行性已经越来越小;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模式,已经是势在必行。   纠错困境:不仅是乌坎面临的挑战   乌坎的探索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其现在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更重要的是,乌坎事件实际上提出了有关中国在解决社会矛盾上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重要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纠错困境”。现在,在体制内外,都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陷越深,有许多抱怨。如果仔细分析,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面临的一种深深的困境,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困境我将其称之为“纠错困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走远了,想回头都难。   这种纠错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民众的要求如果是错的,你不能解决。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因为以前造成的类似问题太多了。   对于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包括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人们都呼吁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殊不知,如果开了一个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先例,由于连锁反应,一系列此前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出来,而很多问题已经是无法解决了,至少是无法在法治的基础上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真正困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困境会日益严重化。   乌坎事件给我们理解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乌坎事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村民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原来被村领导人转让出去的土地。如果回到法律的层面,这涉及的是原来土地转让协议(即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凡是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凡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都是属于无效合同。   而对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恢复原状,二是进行赔偿。我们注意到,去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原先已冻结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用地,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尽管在由市委来决定土地收回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争议,但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对村民最主要要求的一种正面回应,也是解决乌坎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逻辑上来说,这等于宣布原来土地转让的合同是无效的。其道理,可能是在当时土地转让时存在可以判定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情节。   对于无效合同的判定根据和程序可能产生的争议,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一边,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下面由此而导致的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无效合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坎是幸运的,因为那404亩土地还没有开发,可以恢复原状。但如果已经开发了呢?那就只能用赔偿的方式。问题是,谁来赔偿?拿什么来赔偿?答案只能是政府用财政来赔偿。且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汕尾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就是有能力赔偿,财政也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对市场中的无效合同进行赔偿,有法理基础吗?其实,就乌坎村来说,情况比这个更为麻烦,因为近些年来该村转让出去的土地共有3000多亩,这次能收回来的只有404亩。其他的土地能依此办理吗?   第二,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近些年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中,不规范的情况甚多,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属于无效合同的不在少数。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乌坎的案例回到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其他的地方如何办?有可能按照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个案式的摆平甚至纠错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上升到一种模式,就必须对这种困境进行有效的拆解。事实上,在诸如上访截访、失业下岗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上,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纠错困境”。如果复原,复不了;如果赔偿,赔不起。可以说,如何拆解这些问题,是对中国改革者真正的考验。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造就了很多问题。前一段时间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转型陷阱”的概念。所谓“纠错困境”就是“转型陷阱逻辑”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这种转型陷阱中,我们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弊端。现在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二是没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以乌坎事件为例,当时实际上就存在这两种选择,或是用旧的模式解决问题,把村民的正当利益要求压下去,以换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或是开启一种新的模式,不但解决导致这次事件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为解决以后的问题开辟法治化的道路。实际上,在当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是另一种可能成为现实,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如何走出“纠错困境”,走出“饰错依赖”?除了勇气,还需要魄力和智慧。这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如何斩断纠错的责任链条。有人认为,台湾解决“历史共业”的办法,可供我们参考,即对于历史追溯的时效做一些限制,承认一些既成之错误不予追究。这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需要讨论的是,社会接受这种切割或时效限制的条件是什么,包括特定的社会氛围如何形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真话对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正视当前的问题,不回避过去30年改革的失误与局限,坦承目前面临的困境、制约因素与难处,打通全社会同心同德之路,展示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解决问题难度的宽容,以社会和解的氛围,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建向前寻求出路的共识。由此,中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法广 | 中国/社会/乌坎: 乌坎事件官威“雷人”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获选人大主任

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除了郑雁雄当选汕尾人大主任之外,吴紫骊当选汕尾市市长;邓海光当选茂名市人大主任、梁毅民当选茂名市市长;葛长伟当选清远市人大主任、江凌当选清远市市长。 汕尾市乌坎村由于村民反对村干部非法售卖耕地予发展商中饱私囊,从去年9月开始触发群众抗争活动,地方当局因处理不善,抗争一直断断续续维持了3个月,直至12月当局进行封村行动,并逮捕村民代表,在拘留期间一名村民代表猝死,触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群众抗争,吸引多个境外传媒争相报道。 郑雁雄后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香港有线电视取得的录像显示,郑雁雄在会上不留情面批评村民引进境外媒体挑拨生事。郑雁雄会上的名句包括:「不再闹,不再违法,让政府觉得靠谱,估计不会再乱来,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你以为请武警不用开销啊?」、「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的?什么事都得管,权力一天比一天小,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他的讲话经香港传媒广泛报道之后,成为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话柄。

磬无语:有没有“敌对势力”能搞垮中国?

“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总是位列其中。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12·19乌坎讲话实录中这样描述“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他还说“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麽责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译者 | 每日原文推荐 – 2012/01/02

2012,新年好!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突发】 美联社: 赖昌星承认犯下中国最大的腐败案件  提到中国曾经保证不会判决赖死刑  法新社:据其兄透露, 高智晟被囚于新疆   法新社: 数千名回民因为抵制拆迁一座清真寺而与警察对峙,有数人在这起“暴动”中受伤 《纽约时报》转述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新疆被警察击毙的7人 中有2名女性,被抓获的四名“恐怖分子”是7-17岁之间的中学生,他们希望逃到可以自由信仰穆斯林的地方,不是“恐怖分子”。报道未获第三方证实。 【专题・乌坎评论】 《纽约时报》 汪洋测试新的政治手段 ,也是谈乌坎事件,也引用了郑雁雄的话。 《纽约时报》观点: 中国的经济基础不稳 评乌坎事件 。北京总是拿地方官员当替罪羊,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基于不公。 外交学者: 乌坎究竟意味着什么? 将阿拉伯之春与乌坎做比较是不对的。尽管乌坎抗议和平收场,但地方领导们还是在想方设法稳定局势,乌坎体现的是中共在保持稳定和合法性方面做得有多好。 【专题・后金正日的北韩】 中美焦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朱锋教授认为对金正恩来讲,最好是能去核化 ,这样对于他的未来掌权的稳固有好处。 【新书】 《纽约时报》89事件的亲历者,英国记者 Jonathan Mirsky撰文介绍刘晓波的书《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英译本 ,文中回忆了1989年的刘晓波 【观点】 《华盛顿邮报》 中国对于过去避而不谈,可能会扼杀其未来  一位在宁波的诺丁汉大学教授历史的外教老师说他在中国的最聪明的学生对中国的近代史所知甚少。他们订的英文的中国历史书也被海关没收了。 “中国先声”博客: 我不相信中国会崩溃 ,认为章家敦只是耸人听闻,好卖他的书,他对中国崩溃的预测时间点一改再改,让人难以信服。 【访谈】 WSJ: 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WSJ访谈 ,有录像,谈保障房时说,这个是有指标的。访谈以他点燃一支大雪茄收尾。 【经济】 《印度时报》 印度制造,中国仿造 ,每年印方有50亿美元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到50以上, 缓解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衰退的忧虑 东亚论坛:中国新年:缚龙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可能会下降到8.1% ,通货膨胀也会回落,提到了黄益平的观点,另外,他自己在东亚论坛也写了一篇经济主题的文章, 2012不会是2009的重演 【军事】 外交学者: 中国的空军在缩减  过去一年,中国的战斗机从3400架减少到了2600架,缩减了近1/4,减少的都是60年代的老机型。 外交学者: 中国的网络司令部  中国认为,军民混合的网军更有优势,因为这是“全民性质”,充分利用了网络的特性,有趣的文章 【环境】 《纽约时报》 随着中国人变得更富裕,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交易也更频繁了  【社会】 印度HINDU: 褪色的神  中国在重新评价毛和定位政治未来的时候,对毛泽东的成败出现了一场新辩论 《纽约时报》中国的相亲选秀节目越来越受欢迎,不过 有时会带点儿色儿,并遭到了审查 BBC:  成千上万的中国古迹“消失”了 ,已有44000的寺庙和其他文化遗址消失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实名制“被盛行” 为什么官员财产不实名制?

实名制“被盛行” 民众要求官员财产实名 骆亚        近日大陆民众评出岁末年终最热词:实名制。如今不但买火车票、买菜刀剪刀要身份证,连购买自行车、避孕药都要凭身份证。不过7.23高铁事故曝光出:火车票实名制其实只是给警察拦截异议人士用的,并没有将乘客名单记录下来。民众表示,中国最急需的是官员财产的实名制,为何用实名制把百姓关在笼子里当敌人,而不用实名制约束官员呢? 今年继火车票实名制后,前不久又推出微博实名制。微博实名制尚未降温,福建又推出买避孕药实名制,令外界瞠目。天津昨天再推购买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实名制。2012进入倒计时,最火爆的要数实名制的火车票,一时间实名制漫天飞舞,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引发网络聚焦和热议。因此有民众感概表示,2012的最热词汇已经提前出炉:实名制。 有专家认为最该实名制的是官员的财产实名和公示制度,目前这种做法是将民众关进笼子里。有民众认为这是当局自己在不断塑造“敌人”,越是这样搞越会引起民众反感和对其认识越深刻,也有学者认为说话实名制应该提倡,现在是民众到了说真话、摆脱恐惧的时候了,民主要靠自己争取,而不是别人的施舍。 天津买自行车将实名制 福建购买避孕药实名制 据南都讯,天津市公安局公布2012年元日起,全市将实行非机动车“实名制”销售制度,并认为此举可实现降低非机动车被盗案件发生的工作目标,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自行车被盗这个全国性的难题。 另据当地媒体报导,福建省三个城市(福州、三明和厦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下达规定,药店出售紧急避孕药时需要“实名制”,要检查登记购药者的身份证,建立真实完整的紧急避孕药品购销记录。 由此引发人们担心隐私外泄问题。特别最近接二连三的一些大网络公司频频外泄个人资料,甚至今天大陆媒体再曝光广东400万出入境用户信息遭泄露。因此很多人质疑如何保证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不会被店员泄露。 专家:实名制正陷入重大误区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的一条微博《实名制正陷入重大误区》,对跨年度的实名制现象给出的短评赢得了很多人的共鸣,被大量转载。微博说,“不知道是搞笑还是脑残,福建买避孕药竟开始实名制;天津也不甘示弱,推出了购买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微博实名制,最该实名制的是什么?是官员的财产实名和公示制度。中国最健全的机制是扭曲机制,舍本逐末的最直接后果不是把官员而是把民众关进了笼子里。” 新浪微博的寇兵峰则表示,民众本来就在笼子里,从来就没有出过笼子。应该是在装着民众的小笼子的外面加上大而坚固的笼子。 而安徽的“老树兜”则对中共官员财产实名制跟其他地区作了比较,得出大中华区只有大陆未实行财产公示,财产公示是一道“紧箍咒”。“1993年,台湾颁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实行财产公示。香港在回归前就实行财产申报,现行财产申报制1998年实施。澳门立法会刚刚通过法律,明年开始所有副局级以上官员要公示财产”。 上海市民“威风华南虎”表示,“实名制”已像鸦片一样,成为某些人的嗜好和依赖。银行存款实名制、手机实名制、买菜刀实名制、买消费卡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微博实名制、买避孕药实名制......实名制是灵丹妙药吗?非也!存款实名制实行后,贪官减少了吗?倒是希望政治人物能像马英九上街、下乡时一样,在衣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而浙江的“路人9835”表示异议说,实名制怎么就能打击偷盗自行车了呢?漏洞百出,地下非法交易市场很难有效打击,核查很不方便,增加了不便和管理成本。里面是不是也是有利益输送,有人大赚一笔的? 还有民众说,除了违法犯罪行为无需实名(如贪污受贿、卖淫嫖娼、走私贩毒等),其他一律实名制。 前村长:中共给自己制造敌人、制造恐怖 当过五年村长、有21年上访经历吉林的项守信老人告诉大纪元记者,实名制是管理民众的一种措施,在网络上官员怕民众说真话,他们以为实名制人们就不敢说话了,其实是妄想。我发的所有文章都是实名,我根本就不怕他们。官方只是能吓唬那些胆小的人。购买自行车、避孕药实名制,他认为这是中共的特色,就像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及深圳大运会等,连菜刀都要实名制了,这是当局神经错乱,草木皆兵。 他还认为当局越折腾,民众越反感、越不信它、越反对它,自己给自己制造敌人、制造恐怖,菜刀谁家没有?连菜刀都实名制,这实在太蠢了。乌坎的汕尾书记创造出来“母猪会上树”也算是一种“奇迹”了。这些现象能逐步帮助民众认识、认清共产党。中国未来方向借用汕尾书记郑雁雄的话来说,人民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了,这也是官吏的普遍心态。 7.23高铁事故曝光出:火车票实名制其实只是给警察拦截异议人士用的,并没有将乘客名单记录下来。 学者:实名说真话自己救自己 大陆作家、学者江棋生认为说话应该真名,他告诉大纪元记者,根据10天前逝世的思想家哈维尔的理论,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改变自己的活法,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让自己生活在真实中。对大陆民众有启迪和推动作用。 他认为民众就是要用实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根据自己心理的承受能力,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可以不说。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匿名在网络上并不保险,当局要查也一样能查得出来。但用真名表示一种做人的态度跟匿名说真话是不可比的。从匿名说真话到实名说真话,是一种质的飞跃。 他建议有几分勇气说几分话;无论是在墙外还是墙内,网上还是网下,说出自己想说和敢说的真话,亮明身份说,承担相应的风险,负起能负的责任,活出应有的尊严。实名说真话的人愈多,靠恐惧、谎言和收买来维护统治的人就愈不好混,官员怕真话,再躲起来是太没有出息了,还要躲到什么年代?这么大的国家转型,就得自己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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