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All

Latest

郭罗基: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 作者:李昌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5 14:53:41 阅读量:83次   本文早已写成,未曾发表。今惊闻重庆市的打黑司令英雄巴特尔、前公安局长、现副市长王立军,于6日化妆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24小时后又自动走出,随即被官方带走。网上盛传是被中央来人带至北京,接受审查。于是我想起了沈元。既然他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点,即私投外国驻华使领馆,因此旧事重提,说一下沈元还是可以受到许多启发。   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但是1957年,他打了右派,定为极右,第二年,在大三那一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点上,在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右派中,大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孤例。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现在大二的学生,照说已经学习英语8年,有几个人能够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呢?   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的姑母把他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沈元写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该文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汉代社会状况,颇有新意。那年头,要在这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多是皓首穷经的名家,年轻人只能望眼欲穿。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中科院的研究所的,何况是文科的学生,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历史学家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去年王储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讲话,说清华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叫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得不发问“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又红又专”是以“拔白旗”开路的。钱伟长、黄万里,那时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今天中国的钱伟长、黄万里在哪里?沈元又在哪里?   近代史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说: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沈元留下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这部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着《〈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剎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从沈元到王立军,虽然他们同样是投奔外国使领馆,但历史并没有轮回到原点上,而是沿着螺旋形的轨迹在前进! 至于王立军的结局,尽管大幕远未揭开,真相我等百姓恐怕永远难明,但我估计他不至于步沈元的后尘,因为中国已经不是沈元时代的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主要参考韩三洲辑《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信力建 | 信孚要闻(9.2)——“中国逻辑”症侯群:乌贼、疯狗+脑残

1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现在最爱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2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日前称悬赏百万找“幕后黑手”,日前“落魄书生周筱赟”主动自投罗网,发微博称自己就是幕后黑手之一,不少网友致电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举报“领赏”。 3 、据大河报,又是一年新生季,河南纤维检验局在当地某高校查获大量热卖的“黑心棉”。执法人员说“据我们多年掌握的情况,黑心棉很多都是由医院病人、殡仪馆逝者的废旧用品二次加工而成。” 4 、今年 5 月发端的微博独立参选浪潮遭受阻遏,近期有多名独立参选人先后宣布弃选。但 9 月 1 日 ,兰州的独立参选人余男通过微博宣布,他已经成功登记为正式候选人。余男称,成功登记之后,下一步要迎接新的挑战。他的选民分布在近 20 平方公里 10000 多户,从现在开始至 9 月 15 日 之前,他将征集志愿者开始“扫街扫楼”全力拜票。 5 、兰世立公开举报武汉副市长袁善腊,湖北省纪委回应称,已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昨晚 10 时许,武汉市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雷楚斌回复媒体称:“举报信内容基本不属实,不会发布通稿,也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9 月 1 日 发布通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与此同时,离婚会否针对房产证“除名”征税引起热议。 7 、继去年发生轰动一时的 iPhone 4 原型机丢失事件后,苹果的一名雇员再次弄丢了一部 iPhone 5 原型机。然而,这部手机的丢失过程如同侦探小说,可信度令人怀疑。 8 、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廉洁教育将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 18 节课。家长质疑“对中小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不是搞错了对象?” 9 、落选院士饶毅日前向同行挑战,提出“以身殉职”竞赛建议:“在 10 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所谓“殉职”是指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他自己,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自己好的人。 10 、有人担心身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正面临急剧衰退,这种衰退可能会深化欧洲的债务危机。然而有数据显示上个月失业率仍处于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而 7 月制造业订单同比增长了 9% ,这些乐观的数据提振了欧洲复苏信心。 11 、到 9 月 1 日 , “手机实名制”已在全国实行满一年。这一旨在通过对用户的有效身份进行登记 , 减少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措形同虚设,无名手机卡”依然充斥市场。 12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称,你在 ATM 机上键入的密码会以你手指余温的形式留下线索。他们研究发现,紧随其后的 ATM 机使用者用一个数码红外摄像机就能确定你按了哪些键,准确率在 80% 左右。即使在 1 分钟之后摄像机也能有 50% 的准确率。 13 、据南方都市报,广州番禺一黑作坊被端,查获约 3000 斤毒牛杂。知情人称窝点已存在 3 年,产品流向珠三角各地。硫化钠与胃液接触,能引起硫化氢中毒。 14 、目前不知所踪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于当地时间 9 月 1 日 再度在电视中现身。他通过录像带在一家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节目中讲话称,即使利比亚被毁灭,他也会与北约支持的反对派长期战斗下去。 15 、据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份统计, 2011 年铁道部至少要还本付息 1800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 2 倍以上;而 2009 年、 2010 年大量建设的高速铁路,也将在 2012 年开始支付利息。有分析人士称,铁道路年度亏损或成定局,难以改变。 16 、“谭书记,阳朔人民永远和您在一起 ! ”近日,阳朔交通要道、闹市街头等处出现不少歌颂县委书记的横幅。另有“感动你我心系阳朔,感动阳朔情撒热土谭峰书记辛苦了!”等标语,落款多为下属乡、村委员会。据悉,此前一个多月该书记被指制造“谋杀”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假案,将四名无辜群众非法羁押数月。此案经媒体曝光后,一时轰动全国。 17 、中秋将近,各色月饼纷纷上市,但今年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中国大陆月饼进口,且对邮寄或携带中国月饼入境严格限制,特别是蛋黄和肉馅月饼更受到重点防范。据一些国家解释,此举是为了避免传入禽流感等疫情。 18 、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地球轨道上目前已有 2.2 万余件可以侦测到的太空垃圾,其中不少是发射导弹后被摧毁的卫星碎片,数目已达到临界点,相撞的机会大增,并威胁 1000 个人造卫星的安全。 19 、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没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间,中国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就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20 、梁文道:大陆官员到香港玩,住的都是山顶酒店,一晚 7 、 8 万,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拿他们的名片一看,只不过是一小官而已,问他们你们什么有钱住这高级的酒店?他说:这个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陆官员好像把贪污当成平常事,在大陆,如果有一个清廉的官员,只能说你不正常…… 21 、信孚研究员童大焕《未能兑现的承诺是城市的伤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以什么,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将给社会以什么。这就是因果。故乡不再是孩子的出生地,而是孩子的未来处。今天我们的城市关闭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天可能就必须多一所监狱。这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警世危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你不让城市敞开微笑的胸怀,明天你将准备为这个城市放声大哭。 22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爱思想 |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  

王霄:回到胡耀邦(中)

兼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 第5点: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何方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开放二字一次未提。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35]。 文革前和文革中,胡耀邦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非法(关健)短信字符集》2010全新更新

根据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公司对短信内容中禁止的规定,我们对短信内容里不能出现的字符进行了整理,请博尔用户认真核对,避免出现无法发送短信的情况,同时也谢谢您长期以来对博尔的支持。

[访谈实录]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核心提示 : 11月27日 13:00-14:00 (北京时间)1984talk、推特电台主持苏雨桐专访《零八宪章》的英文译者林培瑞教授,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直播被反复干扰,但是仍然坚持完成,以下是本次访谈的MP3录音下载和文字稿。 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受访人确认。 访谈要点: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属于全球的文件,它比《七七宪章》更有系统;他不是求共产党怎么样,不是求政府,不是一个申请书(petition),我们求你怎么样,是公民跟公民之间设计一个将来的理想蓝图。《零八宪章》的理想不会一下子变成事实,不可能。但是一步一步来,一个先来,一个后来,慢慢的可以有进步,而且我觉得肯定会往那个方向走,只是早晚的问题。 林培瑞谈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奖最大的对中国的贡献,它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不止是那些活跃分子、博主,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可以作为一个“我做中国人”的一个认同对象;中国跟共产党是不同的东西,中国能够有一个《《08宪章》》作为蓝图,这是一个不同的选择,你完全可以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而不跟着共产党走,这个我觉得时也许是它最大的意义;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将出现的两把空椅子会对全世界说明一个问题,很多西方人还没有看透中国的极权制度的那种恶劣的性质,但通过这两把椅子能够看得更清楚; 林培瑞谈中国的青年一代和网络信息: 要是回顾20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年轻人,一代一代,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日、到抗战的所谓“解放”的时候,一代一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而且都愿意说,摆在前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社会理想,都在那儿。这一代呢?看不到,我失望的是这个……我觉得在最近两、三年来,网络它控制不住。而且网络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些民众的意识,公民社会的兴起。我对中国的将来,现在比五年前、十年前还乐观一点; 本次访谈的录音下载MP3,点击 1984TALK 林培瑞谈《08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 收听,右键单击 这里(MP3 22.1MB) 下载 苏雨桐: 在我们这次交流之前,美国的另一位吴仁华老师告诉我,林先生的中文好到可以说北京的相声,虽在这里也欢迎中国的网友提出问题,来试试林先生的中文水平。另外吴先生也提醒我,林先生是89民运的女婿;在这里我还要向网友介绍林先生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他是《08宪章》的英文翻译者,林培瑞一直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持续地观察与思考,有很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次的访谈之前告诉我,说他博学、清醒、而坦诚,当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主题是请林先生来和大家谈《08宪章》和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里还是再次欢迎大家能够在网上提出问题。 苏雨桐: 林先生,您好!我自己也是《08宪章》的一个签署者,所以我们想今天的话题从《08宪章》谈起。应当是在美国旧金山民主基金会评选《08宪章》作为当年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候,曾经说过《08宪章》是属于全人类的,您曾这么说过对吗? 林培瑞: ……[此处语音断续]它的言词是从世界各地借来的,很多是从一九四八年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宣言》中的,可是也有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台湾党外派、南非曼德拉运动中来的,最重要的是捷克《77宪章》中的一些言辞,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文件。 苏雨桐: 所以说网友就发来一个问题,问您《08宪章》与77宪章的比较,有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林培瑞: 那当然相当不同了。《77宪章》读起来和《08宪章》不一样,《77宪章》没有《08宪章》那么有系统;《08宪章》真是从各个方面—法律啊、民主啊、选举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环保、军事、包括经济问题等很多问题,非常有系统;《77宪章》主要是提出一些基本人权,在东欧的时候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当然我很佩服《77宪章》,但说客观的话,《08宪章》要比《77宪章》更有系统。 苏雨桐: 也就是说涉及到社会的一些实际层面的问题,说说您刚才提到的环保问题我记得是在第17条;那您以前也提到过《08宪章》,认为以往在中国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为对话的目标,但是在《08宪章》转为了公民和公民的对话。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网友提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什么? 林培瑞: 这个据我理解,本来起草《08宪章》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用这一精神去起草的,不是求共产党怎么样,不是求政府,不是一个申请书(petition),我们求你怎么样,是公民跟公民之间设计一个将来的理想蓝图。你说是一个比较远的理想,那当然是比较远的,不是一个切近的、能够马上做得到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远的蓝图,而且是公民跟公民交流的层面上设计的蓝图,这个意义非常大;尤其是因为它的内容那么合理,你在里头找不到任何不合理的东西,就是非常有条有理,而且公正,我觉得作用很大。 苏雨桐: 非常感谢,那你也指出《08宪章》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抽象的理念和价值,但同时也指出它开启了公民对话,从《08宪章》到公民对话再到我们公民把它的理念践行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林培瑞: 这个很难说,我也很难预测将来。可能明年后年就有效果,可能20年以后、30年以后才见得到,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东西。《08宪章》的理想不会一下子变成事实,不可能。但是一步一步来,一个先来,一个后来,慢慢的可以有进步,而且我觉得肯定会往那个方向走,只是早晚的问题。 苏雨桐: 也很高兴您提到《08宪章》当中的这些价值和延伸,能够践行在我们公民生活层面的这种可能和未来,我记得您在这个英文译本发表以后,中国有一位自称为知识分子的司马南,您知道他吗? 林培瑞: 我稍微有印象。他是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苏雨桐: 要反对普世价值。而且他当时在您的英文译本翻译出来发表以后,他曾经跳出来又以“颜色革命”来攻击了你,另外还报出您的隐私,我不知道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国的象司马南、何祚庥这样的人? 林培瑞: 这些细节您告诉我第一次知道,所以你得告诉我他怎么写的,我才能够给一个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或者是御用学者,或者是教育不够十足的受到了共产党太久的一些片面的教育的一个人,这两种可能都有我觉得。你再详细地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我再答复,好不好? 苏雨桐: 没问题。司马南当时说《08宪章》是颜色革命的宣言,而且是明显的策划好的响应,说道您知名的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第一时间将这个文本翻译成英文,配上导言,发表在《纽约书评》网站,他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策划好的一个颜色革命宣言。我觉得通过他这样的反应,我个人的判断是他是御用的,而非经过共产党洗脑后形成的他自己的认识。 林培瑞: 他提到颜色革命我觉得有点背景,因为香港的《开放》杂志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我觉得可以靠得住的文章,报道说2005年胡锦涛有一个报告说防止颜色革命是副题,正题好象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记不太清了,反正这意思是用颜色革命提出来的,05年,而且说中国政府要反对颜色革命的出现。报告里面提了四个例子,一个是波兰的瓦文萨,一个是南非的曼德拉,一个是缅甸的昂山素季,第四个是俄国的叶利钦;这四个,它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反对这个,我们要“枪打出头鸟”,在报告里用了这个成语,这已经提到了颜色革命的危险,所以这位司马南不约而同,好象是“有约而同”地提到了颜色革命,把《08宪章》说成是颜色革命,而且,据同样的《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里说,《08宪章》刚要出来的时候,大概是08年的11月,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把《08宪章》定性为“颜色革命”。所以这个本来都是官方的一些说法,所以我怀疑司马南可能是御用的,这是一点点证据;当然我不认识他,我不能说得很有把握,这种说法,我就从这种角度很怀疑他。 苏雨桐: 既然司马南您不是很熟悉,我想您可能比较熟悉的是《08宪章》事件出现之后,崔卫平发起了“午夜凶铃”这个活动,您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呢? 林培瑞: 哪个活动? 苏雨桐: 她发起的一个打电话的活动…… 林培瑞: 对对对对,知道这个活动 苏雨桐: 我们把她打的这个电话称为“午夜凶铃” 林培瑞: 好极了,关于这个电话我写了一篇纽约书评的博客文章,呵呵,我听说过。 苏雨桐: 好多人把这个称为“照妖镜”,说一大批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现了形。我对你的文章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您怎么评价崔老师的这一行动,和其中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反应? 林培瑞: 这个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我的文章主要是提到一些说得很好的一些人,崔卫平,纽约的李劼也有反映等等,只有一个,只有一位是比较负面的反应,是一位作家…… 苏雨桐: 莫言,对吗? 林培瑞: 莫言,对,莫言,因为据崔卫平的报道说他弃权了,他说不方便发表看法。我听到这个有一点失望,因为莫言的小说我开“当代中国文学”课,前几天跟学生还讲了莫言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个作家在文学领域里我相当佩服,我觉得有才气,可是他在这一方面恐怕缺乏一些骨气。 苏雨桐: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在作家这个层面,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作家廖亦武,他来到了德国,我去作了采访,他其实也提到中国作家,他说没有什么专制能管住作家的笔,而更多的问题是出在自我审查,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自我审查? 林培瑞: 对,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纽约书评》上,大约十年、八年前发表过的,叫《吊灯里的大蟒蛇》,我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自我审查,我觉得这个道理对外国人也起作用,对中国人也起作用,对作家也起作用,所以我觉得自我审查对作家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但是相配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教育,我尤其担心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还有老百姓,包括受过教育的,因为90年代以来受的民族主义的教育等等,对许多问题认识不够,看法比较有片面性。有片面性很难怪他自己,因为是受教育受的,这是个因素。 林培瑞: 年长的一辈也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提王蒙做例子吧,王蒙本来他到美国来,住过我家,我很喜欢王蒙,也很喜欢他的一些小说,他很清楚,他当然脑子很清楚,中国的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等等,他很清楚,完全清楚,但是这一辈,包括张贤亮,也包括我敬佩的一个刘宾雁,前几年过世的,这一代有有一个问题,他们在40、50年代参加革命,是真正有他的理想,他真的为中国社会好,他真的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然后57右派一来,什么大跃进、大饥荒一来、文化大革命一来,一直到64屠杀一来,他们这些一帮、一帮、一帮的受很大的打击,他不能坚持原来的那些理想,可是也很难放弃它,我觉得可以理解。我爸爸也是这种例子,我爸爸是一个美国老左派,嘿嘿,他30年代大学生带到苏联去看新世界,然后斯大林的消息一出来,毛泽东闯祸的消息出来,他一辈子,他知道这些事儿,我也告诉他,但是很难脱胎换骨,这是人性的问题。所以王蒙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不能谴责他,我理解他,当然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徘徊彷徨,但是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些自我审查,和受教育受得很糟糕,和这种一辈子的理想很难改,这都是一些影响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 苏雨桐: 对王蒙这一带的可以说是老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像您所说的还有这些价值观,还有他们最初坚持的这些理想的影子存在;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一代来说,比如说在崔卫平老师打的电话当中,其中有一位导演贾樟柯,当时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分裂”。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导演,他其实对于社会问题有很清醒的判断与认识,但是他在表达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为新的说出另外一个答案,非常的分裂…… 林培瑞: 是,对,这个肯定是有意识地自我审查的因素最大,我提得的那三种理由,自我审查的因素是最大,这个没话说,我同意你的分析。 苏雨桐: 关于《《08宪章》》,有一位网友,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指出在英译本当中删除了有关打压法轮功的言论,加入了64敏感话题,请您给出一个解释? 林培瑞: 这不是我删的,本来我第一次看到《08宪章》大概是08年的十月底,然后我开始翻,翻得比较仔细、比较慢,而且越翻越跟国内的一些朋友有来往,他们说要加这个,删那个,改了许多地方,包括刘晓波,刘晓波告诉我们怎么改,他告诉我要删这儿或者加那儿,所以我的英文版本和在网上发表的中文版有不同,不同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换来换去,到最后我发表了我的那个之后他们又改了一些…… [出现回声] 苏雨桐: 这可能是有干扰,我觉得这个干扰我们等会儿还可以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谈。因为在我们谈话开始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网站遭到了攻击,一种可能是技术故障,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局有意为之的行为。 林培瑞: 我刚才说的《《08宪章》》的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的不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到最后刚要发表的时候改得比较多,甚至于我发表了我的之后又改了一些,所以比如“法轮功”的问题,我的版本里头没有,我记得中文的版本里头也没有,是删了,可是这不是我主动的,这是国内的起草者告诉我要删的,我岂敢自己去删人家的意思,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第二个原因英文的版本之所以和中文版本不同,因为有些说法,英文读者根本莫名其妙,你要是不解释的话,比如“六四”两个字,你得解释是什么意思,或者户口,户口这个词儿中国人当然很清楚,外国人你得加一两句话说明户口是什么东西,所以这儿、那儿几个地方我是加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加的东西,都是先让国内的朋友过目、批准,你要是问问国内的朋友的话,他们跟我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林培瑞站出来,改了他们的意思的问题,没有,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苏雨桐: 确实,《《08宪章》》原来发表这个文献,其后也是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因为《《08宪章》》在我自己看来不仅仅是有文本的意义,大家如果就文本的细节反复提出问题,我觉得不如去思考里面的一些价值以及如何去做我们自己的行动,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接下来丛《《08宪章》》这个话题我们还是想转到诺贝尔奖话题,我记得刘晓波获奖的那天我是在办公室看大屏幕,一听到名字我就狂奔到外面的屋子里给崔卫平还有莫之许、徐友渔老师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那头全哭得唏哩哗啦,就是泣不成声的样子,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周围的朋友的是什么感受? 林培瑞: 我是早晨加州时间6点半知道的,我的儿子打电话来我把我叫醒,说爸爸,刘晓波得了奖,你知道吗?当然我很盼望他能够得到,所以我没有十分吃惊,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而且那一天是个星期五,我有课,我上学要教课,可是一下子有很多方面的外国媒体要找我,因为媒体知道我是《《08宪章》》的译者,所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全国电台、电视台都劈哩啪啦的找我,要访问或者出些文字可以发表等,所以我一天忙得一塌糊涂,忙得不得了,可是也高兴,当然是很高兴的。 苏雨桐: 当时崔卫平说“坚守价值是有价值的”,她觉得这些“《08宪章》人”,包括刘晓波都在坚守一些价值,她的评论就是坚守价值是有价值的;然后莫之许的一个评论,我是非常赞同,而且在和建立以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反映中也证实了,他说获奖以后中国政府会收进,这个《《08宪章》》和中国异议人士的努力在短期内不会有一个呈现,但是经过发酵它长期会给中国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不知道您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吗? 林培瑞: 对啊,我自己的分析,因为那天媒体也问我,都是问这个问题,刘晓波得奖的意义在哪儿?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意义在哪儿?我一般的回答是说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自己观察到过,崔卫平、徐友渔这些战士,还有很多全国许许多多的博主,有理想的激……[回音],对这些人的鼓舞是很大的,这个很容易判断,很容易预测;同时我说大概官方的压制肯定会来,这个也没话说,但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长远的影响,这个是我现在一直希望,也觉得可能是诺贝尔奖最大的对中国的贡献,它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不止是那些活跃分子、博主,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可以作为一个“我做中国人”的一个认同对象,因为共产党,尤其是20年来,它强调,“中国是我,我是中国”,奥运会、世博会,甚至于和日本闹问题,或者与西藏闹问题,中国人什么叫民族主义,“要通过我,我代表中国”,这个意识很强,而且相当成功。共产党的宣传做得相当成功,可是呢,有这么一回事儿的话,有一个诺贝尔奖,全球公认是一个可资敬佩的一个奖,而且他背后是《《08宪章》》,是刘晓波那种民主理念,这个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变成中国人认同中国的的另一个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苏雨桐: 我明白。 林培瑞: 中国跟共产党是不同的东西,中国能够有一个《《08宪章》》作为蓝图,这是一个不同的选择,你完全可以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而不跟着共产党走,这个我觉得时也许是它最大的意义。因为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过去的事情,不是一、两年之后就可以被忘记的事情…… 苏雨桐: 那是要写的历史当中的。 林培瑞: 而且20世纪的历史有多少伟大的和有对自己国家很有贡献的人,[此处不清,哈维尔?]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瓦文萨在波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很多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你找不到一个完全可以否认的,都是有他的历史价值。所以共产党目前它想做的是把这个消息完全地消失掉,把这个事情否决掉,这个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苏雨桐: 我也认为真的做不到,因为刻在历史当中的怎么可能通过打压言论,限制媒体来抹煞掉,这是不可能的。我非常认同您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诺贝尔奖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一个目标;在谈《《08宪章》》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这是精英们谈论的,精英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老百姓中可以看到的切实的点就在前面。当中国政府一直在说是刘晓波背道而驰的时候,突然看到,哦,原来,全世界都往一个方向驶,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辆车子在背道而驰,那么觉得它的意义实在这方面非常明显。您刚才也提到审查和对中国媒体的打压的局面在国际上也是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包括对华文报纸威胁不要发表等等,网友莉莉有一个问题,他说这样的现象说明中国有强硬的底气、强硬的理由、或者说强硬的资本吗? 林培瑞: 我不清楚我明白他的问题了没有。我觉得中国高层的领导不喜欢《《08宪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提到不可能一党专政,任何政党要自由竞争,等于是结束了它的一党专政的霸权的位置,它怕的是这个。它生气的、反对的主要是这个。底气多大?我不完全明白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苏雨桐: 我还记得您的一个好友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写的《威权体制的韧性》,他提到中共从意识形态到了现在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这个模式是否有一定的稳定性? 林培瑞: 我和黎安友是很好的朋友,他这个理论我认为分析地对,不过我对这个制度的韧性的估计没有他那么高。你比如说苏联,92年就垮了,91年有多少人能预测呢?我觉得它比较脆弱,当然他是一个大利益集团,这是对的,它在各种方面、使用各种手段维持它的利益。共产党有共产主义理想吗?现在没有,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它的组织,有它的各个方面……控制媒体啊等等,但是内心我觉得它心虚,我觉得比较脆弱。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丁子霖老太太,她现在74岁,她说每到六四前夕的时候,有几个陪她的便衣,陪她去上街买菜,74岁的一个老太太上街去买菜,便衣也必须陪她吗?这说明高层官方的什么样的一种心理?他没把握,他怕就怕到这个地步。我前不久发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是我最佩服的也是我最老的一个朋友刘宾雁,05年在美国过世的,他过世的时候我都在,他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来了,火葬之后,他女儿拿他的骨灰想带回中国去,人家愿意带他的骨灰回国埋葬,所以她就把骨灰秘密地带回去,连我都没告诉她是怎么带的,因为怕到边境的时候官方会没收,连人家的骨灰都怕。可是带回去了,也都埋葬了,在北京的一个墓地那里,然后要求那个刻墓碑的工人刻一个给他,文字本来也是刘宾雁先生自己定的,说“长眠于此是一个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说的话,曾经做过一些一个人应该做的事的人”,大概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准确,是这个意思。刻在他的墓碑上,刻墓的工人答应了,给刻,3天以后回来说抱歉,跟他家人说,抱歉我不能刻,因为上面不允许,那些话不允许,只能说刘宾雁三个字,哪年出生哪年过世而已,不能写别的。家人就考虑我们怎么办呢?先生要刻这些字,但是不能。他们暂时决定不刻字,就是一个白板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可是又说明官方的心理这么脆弱,死去的人,骨灰埋了以后,不能把一句话刻在上头,而且它管这个事儿。去年,不,是今年六月我看到上海社科院出来的一个报告说,维稳的费用已经达到51万…… 苏雨桐: 是5000亿,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林培瑞: 对,我对中文的数字是很……我看到这个报告也让我想到这些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在中国大地上大概哪儿都有,所以总的数字才这么贵。从这些来考虑,我的朋友黎安友的那种说法,他分析地对,可是我觉得中共的内心比他所估计的还脆弱得多。 苏雨桐: 我也是认同您的观点,他把这威权体制整个的架构分析得很透彻,包括现在中共形成了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任何一个节点上的闪失他们都不敢让它出现,比如说有的地方当公共事件出来,他们就疯狂地把言论封杀,把这个消息封杀,包括镇压,包括此次上海大火等等这样一些事件,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体现了他们的脆弱。我想把刚才您说过的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里的那句话再和我们的网友重复一下,刘宾雁老师的这个墓碑上的这句话,“刘宾雁长眠于此,说过一个人该说的话,做过一个人该做的事”。我也想拿这句话和我们的网友共勉吧!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进行我们的话题,这次刘晓波获奖以后,他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敌人”这个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轮,在海外的一些异议人士也提出了对他的反对意见,一些人认为他和中共合作,特别是魏京生在他获奖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或将有更合适的人,您怎么看他获奖以后引起的争议? 林培瑞: 我记得他那句话出来,我也吃了一小惊,不是吃了大惊,因为我觉得他,他很显然是有敌人嘛,呵呵,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可是我理解,我觉得我理解,他,80年代,他还是“黑马”的时代,他常常把话说得过火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来,包括他对《《08宪章》》的改词儿的贡献,都是把它合理化,把它甚至于说软话,拿掉了一些比较刺激对方的一些话。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有那种和平主义在里头,这种话让我想到印度的甘地,甘地一方面是非常坚强,他在原则上非常坚强,可是在策略上是非常和平的,这种坚强的与和平相结合,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刘晓波那句话。至于是海外其他一些异议人士对于这句话有意见,甚至觉得有更合适的人呢,当时得奖的那天美国媒体也问我这个问题,我那天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哎呀,说穿了,听起来不好听,妒忌心理。可是我也可以理解,都是有很强的看法的人,很有理想的人,他看到一点小毛病,有点过分愤怒,我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不觉得他们最后的理想有什么不同,比如在波士顿那位郭罗基先生,他也参加反对“我没有敌人”这句话,他也赞成说他说胡杰,其他的一些坐监的人更适合得诺贝尔奖,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你把郭罗基坐在这个椅子上,刘晓波坐在这个椅子上,对面谈谈对中国的将来、中国的蓝图,中国的《《08宪章》》的原理,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不同,这是他们的一些比较啊,看谁的言论最恰当啊…… 苏雨桐: 这也符合诺贝尔奖的一个理念,怎么选……也有人家的考量标准。 对,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无论是谁坐在这把椅子上,他使我们所有国人见到了一个可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不远处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示范意义都在,为什么要去争呢?这是我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还是把这个,他们的争议搁置吧。放在这里,大家也都看得到。我不知道您要去参加诺奖的颁奖典礼吗? 林培瑞: 我想去,我大概会去的。 苏雨桐: 那我们会见到,我也会参加诺奖的颁奖典礼。[林:好极了。]因为前段时间我和伦敦的……[此处不清]打过电话、做过联系,他就谈到中共施压了很多,但是诺贝尔颁奖典礼一定会如期地举行,而且据我所了解,参加的人呢,目前在国内很多人是被控制了,所以说参加大多的是海外的一些人士,[林:对。]而且在颁奖台上将会挂有大幅的刘晓波和刘霞的照片,并且摆上两把空椅子,[林:好。]那我想中共面对这两把空椅子的感受我们此时可以想象一下,聊一聊。 林培瑞: 我觉得这个是“塞翁失马”的事情,有好有坏,当然他们不能出来是很可惜的事情。我愿意他们出来,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出来,但是呢,他们不出来,也有好处,因为那两把空椅子对全世界说明一个问题,很多西方人还没有看透中国的极权制度的那种恶劣的性质,他们还是,哎呀,中国经济发达了,中国现在变成大国,中国如何如何好了,看不到这个,看不到,但是有那样两把空椅子很说明问题。比如说前几天,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美国的《纽约时报》最大的报纸,有个社论是支持刘晓波的,这个社论写的,就说到点子上,而且说明那两把空椅子对美国的舆论,对国际的言论是上了一堂课,它怎么说?他说,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只有4次得奖者不能;而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坐监,一个是波兰的瓦文萨,一个是缅甸的昂山素季[苏:嗯,昂山素季91年得诺贝尔奖],一个是苏联的萨哈罗夫,第四个呢,是那纳粹化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苏:大概是1937年,36年,不确切了。] 他是个德国的记者、和平主义者。得了诺贝尔奖,所有有这四个前例,四个当中都有三个可以派家人出去——萨哈罗夫的太太,苏联允许她出去,昂山素季,她的儿子已经在英国,而瓦文萨的亲戚也可以去,波兰政府允许他的亲戚去,只有纳粹化德国,连亲戚都不允许。那现在中国跟纳粹化德国相提并论,这个《纽约时报》的社论就说,它最后一句话是“The desire for freedom transcends any political boundaries or system. China’s people should be proud of their Nobel laureate.[译文:对自由的渴望会超越任何政治疆界或体系。中国人民应当为他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感到自豪。全文中译]”,我现在正在读,还有一句话,他说“That historical comparison to Nazi Germany is chilling — and should shame Beijing.[译文:中国与纳粹化德国可以相提并论,这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北京应感羞愧。]”这个在《纽约时报》史上我没有看到过,这么,把话说到点子这么深刻的评论。为什么有了这么深刻的评论呢?也就是因为有那两把空椅子。所以呢,我说有好有坏。 苏雨桐: 对,两把空椅子,而且是完全的在获奖者连代表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想更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专制者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满重要的,您刚才提到中国目前经济上的表面上的腾飞和发展,包括前段时间我在德国,遇到了一位华人,他也提到,我们中国发展得多快啊,如果没有专制,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呢?那我想这两把空椅子可以解答很多的疑问。我看到您在Twitter上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条推文,是谈到苏联以前的一位异议分子沙兰斯基说的一句话是吗? 林培瑞: 我不记得。 苏雨桐: 他说35年前萨哈罗夫得到诺贝尔奖时,引起国内的一片批评声,一般专制政权运用的手法就是把外国威胁论和比如历史上自己的“国耻”来合法化地压抑国内的声音[林:对,对。],但是苏联没有办到,那我相信今天的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非常喜欢您那句话。一会儿访谈结束后我会把它转推给其他推友们。 林培瑞: 我不记得这个话,是推特上推出来的吗? 苏雨桐: 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林培瑞: 我没有推过,大概是我的朋友帮我推出去的,我不记得。 苏雨桐: 其实抛开刚才我们说的《《08宪章》》和诺贝尔奖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我还是想回到我们中国当前的社会运动当中,普通公众这个层面,您当时在接受“南都”的一个访谈当中,曾经说过对中国的年轻人比较失望,但是对韩寒比较喜欢,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就是韩寒当了爸爸。 林培瑞: 呃,我不知道。好极了。 苏雨桐: 对,他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好。就是韩寒身上的哪些品质能让您喜欢,这些品质我们这些其他的年轻人如何从他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林培瑞: 韩寒说实在的,我没有读过那么多,只是那天跟石扉客作访问的时候,石扉客也很喜欢韩寒,他就问我,让我把韩寒和王朔、王小波这些作家做比较,在年轻一代我很喜欢韩寒是因为他……[此处不清],我读得比较多的是他的时事评论,他的时事评论能够用很妙的一种语言,非常简短可是又深刻的一些看法,但是想一个稍微绕弯,可是意思很清楚的法子把意思说出来,对文字也是很机智啊,我喜欢他的文字,也喜欢他的评论,可是《南都周刊》的那个标题啊,说“林培瑞对年轻一代都很失望,除了韩寒以外”,这个是过于简单,在访问里头我没有把话说得那么清楚,我对年轻一代的质疑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教育问题,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遇见的这些中国过来的研究生跟80年代的很不一样,80年代的都很有理想,而且他到美国好像都是一种逃命的态度,现在是,嗯,就是我觉得,这种研究生现在他不愿意提这些,不愿意谈理想,甚至于不愿意说,中国国内的问题,避免这些东西,而且要说的话常常很容易就跟着官方的言语走,想打破他们的那种……想打破了,知道他们真正的想法不一定很容易,偶尔发现一个,能够跟他沟通,但是别的我觉得常常跟我说话都是玩一种语言游戏,不愿意说诚心的话,所以比较失望。 苏雨桐: 是,比较失望。其实有您提到的专制的这种教育的问题,还有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太功利了,我觉得是看到利益集团的这个巨大利益,人人都去抢,想分享。其实他本身,我觉得他内心也许有自己的理想,或者是愿望啊,我觉得是有这样,但是他要分享这些利益,这个底线就得破掉。他就得把那些思想扔掉。那我觉得做出这种选择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的。之所以刚才问您关于年轻人的想法,其实也没有逃脱开今天我们的话题,包括《《08宪章》》,包括诺贝尔奖,我作为我们中国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我是特别希望我们这一代能把《《08宪章》》的精神,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它带来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贯彻到我生活当中,我们个体生命要成长,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我们无法成长,所有说我刚才问到您这个问题。 林培瑞: 我在研究所里头研究的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我的博士是历史,不是文学,我后来改文学,但是要是回顾20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年轻人,一代一代,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日、到抗战的所谓“解放”的时候,一代一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而且都愿意说,摆在前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社会理想,都在那儿。这一代呢?看不到,我失望的是这个。我觉得你说得对,潜在的很可能有,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包括也许一部分是因为专制教育,[苏:被洗脑。]洗脑的问题和利益的问题把他掩盖了。我不敢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理想,但是,不在上面,不再表层上,你看不到。但是20世纪,一代一代的其他的各代的中国年轻人,这是他的特色啊,呵呵,包括“文革”,“文革”时候很多年轻人被误导,但是他们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参加文革是根据理想,“我们有理想”。哎呀,现在理想看不到。 苏雨桐: 是,太模糊了,这一点是特别让人失望,不过非常高兴地告诉您,其实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在国内,包括现在推特上,您的跟随者朋友,其实他们是非常积极的行动者,所以说,还是应该对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一些希望。 林培瑞: [激动地]对啦,对啦,所以我说我对《南都周刊》的那个标题写在那儿我有意见,我本来的话不是那么简单。 苏雨桐: 我明白,我会转达给他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林培瑞: 他们知道。石扉客很清楚这个问题。 苏雨桐: 对,这个时间虽然很长了,我还是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最近艾未未正在做上海大火的调查,我想这是推特上一批公众,就是成长起来的公民他们不断地在发起一些公民的行动,您怎样评价这种公民行动对中国未来可能带来的改变? 林培瑞: 你是说推特这种技能? 苏雨桐: 不是说网络技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推特的这一批人,目前是比较清醒的,一批正在成长当中的公民,象艾未未,他在推特上是很有影响力,他现在正在发动一个对上海大火的公民调查,另外在推特还有很多其他公民发起的行动,包括围观行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公民行动对中国未来的改变? 林培瑞: 现在你的声音我听得不甚清楚,我想我明白了你的主要的问题,这么说吧,十年前在网络出现的时候,有人问我网络会不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不敢说,我觉得向来的各种媒体,共产党都有法子控制,从无线电到电视到报纸到杂志,什么都有,然后呢网络一出现,他也有一套方法,有很多网络警察呀,很多方法来管理啦,可是呢,我觉得在最近两、三年来,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它控制不住,它没办法控制得住。而且这个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些民众的意识,公民社会的兴起,通过网络我觉得有希望。我对中国的将来,现在比五年前、十年前还乐观一点,是因为从底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控制不住。 苏雨桐: 是,这种社会公民的形成,而且是自下而上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我自身的感受是特别大的。对于您提到的这个网络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有人也说过,“上帝送给中国互联网作为礼物”。我想在专制条件下这种礼物来的是特别、特别地及时,而且在推特这样的平台上,因为它需要翻墙,而那种有愿望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才愿意翻墙,才愿意到这里来和大家找到共同的同类、同道,一起来探讨公共事务,所以说我看到这里特别地有希望,也希望林先生能够经常和我们在推特上交流。 林培瑞: 呵呵,我的技术不是很强的,我的孩子都比我灵得多。包括Skype,我是靠家人安排的。 苏雨桐: 没问题,您到奥斯陆之后,我来和您交流关于推特的问题。[林:你的姓名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我是苏雨桐,我是今年8月份来到德国,我现在在德国之声做记者。 林培瑞: OK,好,好,那我们在奥斯陆见。 苏雨桐: 对,对,那我们今天还是想和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我在和您交流的过程中,1984bbs.org这个网站已经被攻击,还有就是我们的直播一直在中断,我想共产党面对我们这样一个话题,依然采取的是强制打压的态度,想压制这种言论。所以说我最后还是想把您的那句话,就是苏联的前异议分子沙兰斯基35年前祝贺萨哈罗夫获得诺将的时候,他就说过,一直在打压言论,执政党用外国的威胁些和历史的耻辱来合法化地压制我们的言论,他们做不到,所以今天在中国也做不到。一起来鼓励我们的网友,也希望诺奖的空椅子昭示的意义以及背后的原因让更多的人能够清醒地看到,我们大家一起来通过向我今天和林教授的这样的交流,来慢慢的来寻找我们人性当中的温暖、审美、价值,看似很空洞的词汇后面的真正的生命力吧,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林教授,也期待在推特上和我们多交流,谢谢。 林培瑞: 谢谢。 相关阅读 [访谈预告]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与诺贝尔和平奖 纽约时报:中国不想得的诺贝尔奖 卫报 中国推友因支持刘晓波而被抓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魏京生谈习近平、刘晓波等 纽约时报 刘晓波和中国民主 经济学人 铁窗里的折桂者 纽约时报 方励之 刘晓波和中国幻象 外交政策 中国不能承受之耻 福布斯: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了什么? 德国时代在线 中国当局回应:“刘晓波是个罪犯” 安装适合你的浏览器的 红杏插件 一键翻墙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email protected]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作者:郭罗基/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在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着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遗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2006年4月于哈佛大学,  

南都周刊专访林培瑞之完整版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