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郭罗基: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 作者:李昌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5 14:53:41 阅读量:83次   本文早已写成,未曾发表。今惊闻重庆市的打黑司令英雄巴特尔、前公安局长、现副市长王立军,于6日化妆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24小时后又自动走出,随即被官方带走。网上盛传是被中央来人带至北京,接受审查。于是我想起了沈元。既然他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点,即私投外国驻华使领馆,因此旧事重提,说一下沈元还是可以受到许多启发。   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但是1957年,他打了右派,定为极右,第二年,在大三那一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点上,在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右派中,大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孤例。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现在大二的学生,照说已经学习英语8年,有几个人能够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呢?   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的姑母把他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沈元写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该文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汉代社会状况,颇有新意。那年头,要在这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多是皓首穷经的名家,年轻人只能望眼欲穿。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中科院的研究所的,何况是文科的学生,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历史学家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去年王储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讲话,说清华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叫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得不发问“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又红又专”是以“拔白旗”开路的。钱伟长、黄万里,那时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今天中国的钱伟长、黄万里在哪里?沈元又在哪里?   近代史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说: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沈元留下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这部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着《〈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剎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从沈元到王立军,虽然他们同样是投奔外国使领馆,但历史并没有轮回到原点上,而是沿着螺旋形的轨迹在前进! 至于王立军的结局,尽管大幕远未揭开,真相我等百姓恐怕永远难明,但我估计他不至于步沈元的后尘,因为中国已经不是沈元时代的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主要参考韩三洲辑《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阅读更多

信力建 | 信孚要闻(9.2)——“中国逻辑”症侯群:乌贼、疯狗+脑残

1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现在最爱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2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日前称悬赏百万找“幕后黑手”,日前“落魄书生周筱赟”主动自投罗网,发微博称自己就是幕后黑手之一,不少网友致电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举报“领赏”。 3 、据大河报,又是一年新生季,河南纤维检验局在当地某高校查获大量热卖的“黑心棉”。执法人员说“据我们多年掌握的情况,黑心棉很多都是由医院病人、殡仪馆逝者的废旧用品二次加工而成。” 4 、今年 5 月发端的微博独立参选浪潮遭受阻遏,近期有多名独立参选人先后宣布弃选。但 9 月 1 日 ,兰州的独立参选人余男通过微博宣布,他已经成功登记为正式候选人。余男称,成功登记之后,下一步要迎接新的挑战。他的选民分布在近 20 平方公里 10000 多户,从现在开始至 9 月 15 日 之前,他将征集志愿者开始“扫街扫楼”全力拜票。 5 、兰世立公开举报武汉副市长袁善腊,湖北省纪委回应称,已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昨晚 10 时许,武汉市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雷楚斌回复媒体称:“举报信内容基本不属实,不会发布通稿,也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9 月 1 日 发布通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与此同时,离婚会否针对房产证“除名”征税引起热议。 7 、继去年发生轰动一时的 iPhone 4 原型机丢失事件后,苹果的一名雇员再次弄丢了一部 iPhone 5 原型机。然而,这部手机的丢失过程如同侦探小说,可信度令人怀疑。 8 、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廉洁教育将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 18 节课。家长质疑“对中小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不是搞错了对象?” 9 、落选院士饶毅日前向同行挑战,提出“以身殉职”竞赛建议:“在 10 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所谓“殉职”是指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他自己,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自己好的人。 10 、有人担心身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正面临急剧衰退,这种衰退可能会深化欧洲的债务危机。然而有数据显示上个月失业率仍处于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而 7 月制造业订单同比增长了 9% ,这些乐观的数据提振了欧洲复苏信心。 11 、到 9 月 1 日 , “手机实名制”已在全国实行满一年。这一旨在通过对用户的有效身份进行登记 , 减少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措形同虚设,无名手机卡”依然充斥市场。 12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称,你在 ATM 机上键入的密码会以你手指余温的形式留下线索。他们研究发现,紧随其后的 ATM 机使用者用一个数码红外摄像机就能确定你按了哪些键,准确率在 80% 左右。即使在 1 分钟之后摄像机也能有 50% 的准确率。 13 、据南方都市报,广州番禺一黑作坊被端,查获约 3000 斤毒牛杂。知情人称窝点已存在 3 年,产品流向珠三角各地。硫化钠与胃液接触,能引起硫化氢中毒。 14 、目前不知所踪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于当地时间 9 月 1 日 再度在电视中现身。他通过录像带在一家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节目中讲话称,即使利比亚被毁灭,他也会与北约支持的反对派长期战斗下去。 15 、据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份统计, 2011 年铁道部至少要还本付息 1800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 2 倍以上;而 2009 年、 2010 年大量建设的高速铁路,也将在 2012 年开始支付利息。有分析人士称,铁道路年度亏损或成定局,难以改变。 16 、“谭书记,阳朔人民永远和您在一起 ! ”近日,阳朔交通要道、闹市街头等处出现不少歌颂县委书记的横幅。另有“感动你我心系阳朔,感动阳朔情撒热土谭峰书记辛苦了!”等标语,落款多为下属乡、村委员会。据悉,此前一个多月该书记被指制造“谋杀”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假案,将四名无辜群众非法羁押数月。此案经媒体曝光后,一时轰动全国。 17 、中秋将近,各色月饼纷纷上市,但今年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中国大陆月饼进口,且对邮寄或携带中国月饼入境严格限制,特别是蛋黄和肉馅月饼更受到重点防范。据一些国家解释,此举是为了避免传入禽流感等疫情。 18 、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地球轨道上目前已有 2.2 万余件可以侦测到的太空垃圾,其中不少是发射导弹后被摧毁的卫星碎片,数目已达到临界点,相撞的机会大增,并威胁 1000 个人造卫星的安全。 19 、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没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间,中国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就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20 、梁文道:大陆官员到香港玩,住的都是山顶酒店,一晚 7 、 8 万,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拿他们的名片一看,只不过是一小官而已,问他们你们什么有钱住这高级的酒店?他说:这个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陆官员好像把贪污当成平常事,在大陆,如果有一个清廉的官员,只能说你不正常…… 21 、信孚研究员童大焕《未能兑现的承诺是城市的伤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以什么,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将给社会以什么。这就是因果。故乡不再是孩子的出生地,而是孩子的未来处。今天我们的城市关闭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天可能就必须多一所监狱。这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警世危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你不让城市敞开微笑的胸怀,明天你将准备为这个城市放声大哭。 22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  

阅读更多

王霄:回到胡耀邦(中)

兼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 第5点: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何方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开放二字一次未提。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35]。 文革前和文革中,胡耀邦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阅读更多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