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2012年05月11日 18:13:05 　　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   　　 “利己”不该还是污名 　　 鄢烈山   　　 　　这些天两个外国青年的善行义举，触动了国人的神经敏感点，引得媒体议论纷纷。一个是南京大学美国留学生JASON，在麦当劳买了两包薯条，分给街头乞讨的老妇人一包，与她席地并坐而食。另一个是在广东东莞经商的巴西青年MOZER，在马路上眼见一名女子被扒手划包，他出手阻止，遭盗窃团伙群殴得头破血流，现场围观者众却不肯出手帮他。   　　国人的相关议论与后续的新闻报道，已经模式化，这里没有必要重复。我颇为感动并想借题发挥的是这两个外国青年的说法。   　　美国留学生JASON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我们去尊重，坐下来陪老人聊聊天，可以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是在乎她的”；他在博客中写道：“从来没想到这么平凡的一件事会引起像这几天的反应”。   　　巴西青年商人MOZER在病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可我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去阻止，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妹妹。我的妹妹才19岁，如果她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也希望有人帮助她。那么，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广东省与东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给他5万元，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内心的爱”。有企业家要捐给他10万元人民币，他说那将款转给他资助的那个汶川地震孤儿吧。   　　这两个外国青年可能还不懂什么“国学”，根本读不懂“四书五经”（报道说MOZER的“中文很烂”），但是他们的“信仰”却与孔孟之道有十分契合之处。他们的爱基于“恻隐之心”，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信条的完美践行。请注意MOZER提到他才19岁的“妹妹也需要被保护”，他的妹妹并未随他来中国而是在巴西；乍听起来他的话是功利的，其实是一种爱的信仰，人类社会互助的信念。   　　孟子讲的“恻隐之心”，据说是人的本性，也叫“不忍之心”，也就是目睹某种情境，觉得自己不做出某种反应就会内心难受。这种出于自己免受良心折磨的动机，你可以是说自私自利的，而它的满足却是以利他为条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护自己的妹妹，因而无畏地保护别人的妹妹，这种“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律令，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是符合人的天性的，符合道义的——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嘛。   　　可是，在乌托邦思想盛行的时代，在极左思维占据社会主流的年代，我们所提倡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们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政策，都是与这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思想信念对着干的。   　　信奉《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基本论点“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的学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并与传统的观念决裂。于是，政治上搞“兴无灭资”，经济体制搞“一大二公”，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乃至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拿自家菜园的菜去卖也不允许；于是，思想上大张旗鼓“斗私批修”，要改造有七情六欲的人性，让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培养“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把“利人”与“利己”绝对对立：一般性的“利人”还不行，还要“专门利人”。何谓“专门利人”？那就是“毫不利己”呀。这是讲动机，还是讲效果，抑或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无论讲什么都讲不过去吧：“助人为乐”，不是在利人的同时利己了吗？雷锋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难道不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吗？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极端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退出了社会统治地位。从宪法上我们承认了多种所有制，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法律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思想文化上更多元。特别是，我们搞市场经济，承认“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当然是以承认人有逐利的本能为前提的，只是要把这种逐利限制在正当、合法的范围内。国家开股市、卖彩票，当然是利用了人们的自利心而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筹资，而不是要人们无私捐款的。   　　这样说来。在当今，不论是“主观为自己（赚钱谋生），客观为社会（提供商品与服务）”，还是搞慈善与公益的“助人为乐”，总而言之，都是承认了“合理的利己主义”——“利己”不再是污名，“利己主义”不再是罪名。   　　然而，旧的话语体系可能崩溃了，但是荷载旧观念的词语可能还残留在我们的头脑里，不经意间就涌出来了，就像中国早就是和平年代了但战争年代的词汇还很常用。     　　这就说到了我写这篇短文的心理动因。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最近在一个民间教育论坛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定语“精致”变成了贬义，算是反讽，即极为狡诈、极其伪善的意思；“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贾宝玉说那样的学生是“禄蠹”；李贽说他们是“口谈道德，志在穿窬（为盗）”的伪君子；秦桧严嵩之辈奸诈得再“精致”，最终逃不过历史的惩罚，这些是另外的话。结论是：“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       　　 上一篇： ZT @微笑·段子(来源:南方都市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5月07日 11:31:38 　　有了这些对官员的“人性化关怀”，“吃空饷”的副职怎么能不动辄以十位数计？   机构精简多少轮，官员越简越多，为什么？为官员的得失考虑得太周到，为纳税人减负考虑得太少，丢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追求特殊利益的宗旨呗。   　　 制度性“吃空饷”原因何在 鄢烈山   　　 　　古已有之的“吃空饷”，原是旧军队的积弊；在民间，我老家湖北江汉平原有“报水灾”一说，指有关衙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二者都是当官的搞朝廷的鬼。如今的“吃空饷”有所不同，固然也是搞“朝廷”（国家财政）的鬼，贪污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官员，有可能是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是普通老百姓（比如人死了还冒领工资的）。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学校等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吃空饷”早已不是新闻，这两年特别引人关注是“官二代”吃空饷的案例。比如今年曝光的山西省4起“吃空饷”，有静乐县县委书记之女王烨，有长子县教育局局长李福刚之子李楠。其所以特别激起人们的义愤，是因为人们对“拼爹”的社会不公痛心疾首。     　　现在浙江省永康市向“吃空饷”宣战了，在《永康日报》通报了机关事业单位自查出的192名“在编不在岗”的人员。报道说永康市委把这些人分成8大类。我看这些人有些是“吃空饷”，有些则未必。如那个“姓胡的初中教师”，如果真是长期“因病请假”，工资还是应该按病休规定比例发放的吧。“第三类，是借用、借调、抽调人员，共23人”，这些人有什么错？肯定是经上下级机关同意的。“第四类，是‘上班不够正常’的中层正职退二线人员，共9人”，这不是全国通例吗？     　　所以，我们说，“吃空饷”有两种，一种是少数人搞鬼，形同贪污，见不得阳光；另一种是制度性的“吃空饷”，光天化日，甚至理直气壮，甚至人家还有“顾全大局”的牺牲。     　　所谓“制度性”吃空饷，若要寻根究底找弊病，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至少有三条。     　　一条是制度性漏洞，主要是财政支出不公开。如果各级财政的预决算是公开透明的，不要说工资薪酬支出，就是每一单公务招待都是上网可查的，吃空饷的人和事就没有可能隐藏。遗憾的是，“公共财政”、“财务公开”虽然早已写进中央文件，实行却步履维艰。新民网去年曾报道，湖南永州零陵区有校长对教师停薪留职隐瞒不报，截留其工资吃空饷，区教育局长竟称：“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     　　第二条，制度性特权所造成。这里且不谈违反党纪国法而倚仗各种时行的“潜规则”造成的个案，比如山西省文水县那个商人变身女副县长的王辉，她的当选是吕梁市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县委书记也不敢抗命，有这么硬后台的她“吃空饷”更不在话下。最严重最普遍的，通常的表述是，“官本位”和“权贵利益集团”，宠出了“吃空饷”的毛病。     　　所谓“停薪留职”，对机关和有行政执法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人员来说，当初是要搞机构改革，精减机构与编制人员，而与国有企业的改制职工大量下岗大不同的是，不能损害干部的既得利益，分流的人员有的去国企做官，有的送去公费读书，也可以选择停薪留职——不占编制而保留一应“档案待遇”，爱干啥干啥到年纪正式办退休手续。这就给其中有人“下海”了还领钱，提供了可能。     　　所谓退居“二线”，就是像永康市说的中层干部，到了一定年限必须让出行政岗位，给年轻干部升职机会。通常在省级机关，厅级单位的处级干部只能当到55岁；市县局级机关科级干部干到50岁。还有那些官封“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基本是闲职，吃茶看报，不想来的可以不来。在有的机关，“知趣”的，或“自暴自弃”的，就成了“吃空饷”的，即永康市所说的“上班不够正常的”。孔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看这些人“上班不够正常”很正常。     　　曾有报道说：福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有19个领导除了一个正职秘书长，其余是18个副职，有副秘书长、副主任和副调研员等；河南新乡市曾设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辽宁铁岭市曾设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说设这么多官职，是工作需要谁信？俗话说“人多不洗碗，鸭多不下蛋”，他们中有人回家“吃空饷”，领导间少扯皮拉筋搞内耗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让“下边”单位少出招待费嘛。     　　还有就是照顾性安排职务越来越多。在一个市县里当了多年正局（科）级，没有功劳有苦劳呀，到了退休年纪，让人家再当五年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级别就上去了，有面子了，心理也比较平衡了。——有了这些对官员的“人性化关怀”，“吃空饷”的副职怎么能不动辄以十位数计？     　　机构精简多少轮，官员越简越多，为什么？为官员的得失考虑得太周到，为纳税人减负考虑得太少，丢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追求特殊利益的宗旨呗。     　　说到这一步，最后，不能不提及制度性无奈：干部的年龄非常重要，进退一刀切（虽然依职级高低略有不同）。没到退休年纪，甚至正当盛年，就要你退岗赋闲。谁不知道这样不合理？没办法，互相攀比，谁愿意让贤？ 没有公开公平的竞争规则，谁服谁？只有年纪是   　　硬的杠杠！什么时候，官员的进退凭大家的选票说话，何愁摆不平而要用官职照顾某些人的情绪？     　　2012/05/05     　　 上一篇： 从反海外腐败看美国人的“利益”…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5月04日 12:00:45 　　这样说来，美国人的利益观，其实是义与利的统一，即“利益”的考量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内。美国人认为他们搞“价值外交”，推广民主价值，与他们开口就讲“美国利益”，并不矛盾。因为决策透明、过程公开的“民主国家”，行动可预测，决策较易谈判，不会像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猜不透它下一刻会使什么绝招     　　 从反海外腐败看美国人的“利益”观   　　 鄢烈山   　　 　　一则“大摩前员工行贿中国官员”的新闻正成为网络上热点。事起4月2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官网刊发新闻稿与起诉书，宣布起诉摩根士丹利地产基金中国项目主管彼得森（Garth Peterson）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指控称彼得森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前董事长有秘密业务关系，后者为摩根士丹利招揽业务；彼得森将支付超过25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放弃“他通过不正当行为秘密获得”的价值340万美元的位于上海的房产。   　　财新网有起诉书译摘，也有专文“详解大摩前员工行贿中国官员案”。本人无力解读这种财经法律案例；即便有财经和法律方面的专业训练（据我所知，新闻界这方面的人才并不缺乏），也不大可能对这种案件“接力”美国起诉者，追问涉案美国腐败分子究竟和哪些中国官员勾结了，因为此前美国反海外腐败案已多起涉及中国官员，我们的新闻界都仿佛事不关己，作壁上观，其中缘故只能说“你懂的”。   　　且说美国这种“反海外腐败”并非针对中国的。余波未了的是，全球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沃尔玛陷入“行贿门”，其墨西哥分公司涉嫌在当地以行贿方式换取开店许可。 当然，更不是专门针对摩根士丹利及其中国项目的。据《参考消息》5月2日译文说，近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纷纷加强对可能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的审查。在新一轮行动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美国电影工作室及其在中国的生意进行调查。在过去两个月里，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向5家电影公司发出调查信，包括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迪士尼公司和梦工厂动画公司。化妆品公司雅芳2008年曾宣布，它对中国分公司是否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发起过内部调查。但这个第一家在中国获得直销许可证的外企，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它凭什么获得了这种优势？）。   　　香港《南华早报》5月1日发表述评《对于外企来说，中国是布满贿赂风险的雷区》，说“在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外企必须在贿赂盛行的企业文化中小心前行，找到既不违反内地或本国法律、又能扫除障碍在中国市场扩张的办法。业内和司法专家表示，特别是在和负责项目批准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时候，贿赂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企业往往用现金或非法礼物来换取地方官员提供必要的许可证。”这就是我们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所谓“潜规则”。   　　但是，请注意，“司法专家说，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规定，就连国营医院的医生或国有企业的雇员也可以被视为政府官员。”美国人的反海外腐败真是够严够厉的！正如《南华早报》引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格·厄特巴克的话说，“这很不容易，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有如此多的准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参与其中。”那么，美国立法与司法者，为什么要这么严苛地对待本国企业呢？你看，金融和经济危机尚未结束，它不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受挫，反而发起了新一轮的强力反海外腐败行动。有财新网网友对前述新闻发表评论说：“美国人不想美国公司赚钱，按汉文化不好理解”。   　　在我看来，并不是美国人有道德洁癖，也与新教传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这样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政客的口头禅，说起来不仅不羞羞答答，而且义正辞严，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须知，他们首先是说给美国人及其国会听的，要取得纳税人和议员的支持，才有可能付诸实施嘛。   　　就反海外腐败而言，如果容忍某家美国公司在海外竞争中“入乡随俗”，用行贿等腐败方式取得成功，那么对不愿堕落通过腐败方式竞争的美国同行来说，就是不公平，起到劣胜优汰的坏作用。如果容忍美国公司在海外经营时竞相采用腐败方式展开业务，势必败坏人心，破坏到美国本土的游戏规则，这对美国的长远利益（软实力，包括道德观、价值观和创新能力在内）将产生可怕的腐蚀作用。   　　这样说来，美国人的利益观，其实是义与利的统一，即“利益”的考量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内。美国人认为他们搞“价值外交”，推广民主价值，与他们开口就讲“美国利益”，并不矛盾。因为决策透明、过程公开的“民主国家”，行动可预测，决策较易谈判，不会像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猜不透它下一刻会使什么绝招。   　　美国人的这一套“利益观”，其实与中国先贤的义利观非常契合。我们的先贤讲“义者，宜也”，即义，就是合宜的，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孟子强调“何必曰利”，只是教人不必说出来，他认为国王施仁政而利益就会自然获得；司马迁强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是针对世风的虚伪矫饰。孔子就说得很周全：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甚至说了“勿友不如己者”——交朋友也要考量利益的，不仅不要被坏品性影响自己，还包括考虑交友的“机会成本”，多向高于己者学习，而这与“三人行，必有我师”并不冲突。   　　写下这篇不算正宗时评的感言，是有感于不少国人根本不明白何谓“利益”，却在鹦鹉学舌地讲“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论谈国际关系，还是说社会交往，都赤裸裸地或洋洋得意地，鼓吹不择手段、成王败寇、弱肉强食、背信弃义。——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贿赂盛行，“潜规则”当道，成为一种所谓“文化”的观念误区吧？   　　2012/05/02       　　 上一篇： “孝”文化的当代困境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4月22日 10:25:00 　　   　　就像我们批评讨薪的农民工即使屡讨不到，也不能身绑炸药包去闯老板的办公室，保安和警察应该制止讨薪者的极端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说，这农民工素质太低，老板与劳动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就该更强硬些吧？一码归一码，农民工素质再低，起祸之因欠薪赖债总是该谴责的。   　　 并非为闯跑道拦机者张目  　　 鄢烈山     　　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接连发生两起旅客用闯跑道拦飞机方式维权的事件。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主流的意见是此风不可长，对此观点我也表示赞成；本不打算掺和此事，但读了本周出版的《南方周末》评论版，谈论此事的一篇短评和两篇微博选载，只字不提前因后果，几乎是一边倒地厉声谴责旅客的行动违法（若有严重后果就是犯罪），而要求航空公司更强硬对待旅客，我感觉表达太不平衡，有失公平，忍不住要站出来说几句。     　　我当然反对旅客用闯上飞机跑道把事情搞大的方式来泄愤，来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而达到讨回公道的目的。一般地说，旅客与机场的纠纷是民事纠纷，闯跑道逼停飞机那就属于治安管理乃至刑事问题，恰如民事和经济纠纷中不论对方有多么无赖欠你多少钱，你一旦绑架对方做人质就是刑事犯罪，再有理的讨债也退居第二位，警察先要解救人质并逮捕动私刑威胁他人生命权的绑架者。具象一点说，不论杨佳在上海旅行受了多大委屈，他冲进闸北区公安局杀人就是犯罪。     　　有了这个基本前提垫底，我们再来说旅客为什么要闯跑道。这些人再傻，也知道冲上飞机跑道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就像古代有秦香莲们拦轿喊冤，现在一个村妇也知道冲上大马路拦领导行进中的汽车是找死。不难想像，这些并不认为自己命贱的飞机乘客，他们要积累多大多深的怨愤而无人理睬，才会出此鱼死网破的下策呀！决不可能是那个微博作者说的“以为自己是顾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以我的生活经验，深圳航空公司不可能没有法律顾问，不可能不明白旅客这样做是无理的乃至违法的；航空公司的人不会像短评作者所说是受“乘客总是对”的观念束缚，他们没有那么善良和“迂腐”，他们一定是觉得自己确是背了理，才肯赔偿旅客每人一千元。     　　虽然还说不上什么“官逼民反”，有些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服务确实非常令人愤怒。2010年12月，我在绍兴开完全国杂文年会返回广州，适逢初雪。傍晚在萧山机场正点登机，却在机舱里呆了6个多小时，期间，机场没有任何解释，根本没有播音，空姐只说可能是除冰机不够用；既不供餐，也不供水，饥肠辘辘，大人叫小孩哭。我通过浙江省政府当官的朋友问到有关部门头头的电话，打通了也不接。搞到深更半夜让我们下机回杭州。没法信任机场和航空公司，第二天我坐火车转道武汉飞回。自然，是天要下雪，我连一声道歉都没得到，更不可能被人家多情地用人民币“摆平”——今天重提这段往事，你知道我对有关人员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心里仍然有强烈不满。也自然，再怎么愤怒，我也不会冲上跑道维权，我怕死。     　　茅于轼先生认为，对于现阶段的改革，不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有个提纲挈领的关键词就是：反特权。可不是吗？社会主义讲人人平等，市场经济讲公平竞争，特权制度是“封建遗毒”，特权观念是民主法治之敌。可是，航空公司呢，反其道而行之，特权越搞越来劲。有真搞特权，所谓“让领导先飞”的航空管制；有将自己的调度不善和管理无能，理直气壮推诿给“航空管制”的。常做飞机的旅客，一定领教过无数次“航空管制”的延误。只有国际航班是比较正点的，外国人不好糊弄。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出行，不论是来华的国际航班，还是在我们国内航行，都坐经济舱，不想当什么“要客”。不论是美国的报销制度，还是他本人，都不追求特权，这种意识是代表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且不论。我所知道的是，我们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喜欢搞“看人下菜碟”，把人分成许多等级对待。这就是所谓“差异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今年几次乘机，我注意到，空乘服务人员手上捏了个“要客”资料表，姓名，职务，单位什么的。另外，有趣的是，有回一个美丽的空姐，跑到我坐的这一排，对我左边的乘客说，某某某先生，欢迎您选乘我们的航班，您是我们的金卡会员，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那位乘客假装没听见。她又对我右边舱中一位乘客叫姓名，说类似的话，那位乘客也不理会。他们为什么对这种特别关爱不领情，甚至觉得讨厌？我想，人家既然跟我同甘共苦坐经济舱，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哪要你提他是什么金卡银卡会员。——这是我今年才见识的新花样，什么玩意儿！心思不用在正道上，还自以为在开发中国特色呢。     　　就这个事而言，正如俗话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乘客的低素质与航空公司的低素质有难分难解的关系。闯跑道“维权”的乘客无论如何是不对的，就像我们批评讨薪的农民工即使屡讨不到，也不能身绑炸药包去闯老板的办公室，保安和警察应该制止讨薪者的极端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说，这农民工素质太低，老板与劳动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就该更强硬些吧？一码归一码，农民工素质再低，起祸之因欠薪赖债总是该谴责的。     　　2012/04/20   上一篇： 揭黑新闻如何才有正效应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