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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8.8)——马克思的真正敌人

作者: 信力建   1、荣剑:昨晚一个马工程专家给我电话,对当前理论现状痛心疾首,他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教授这回冲在第一线批判宪政,让本来已经声誉不佳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声名狼藉;马工程已经完全沦为一些人的谋利工程,工程实施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内在危机;马克思的真正敌人不在外部,其实就是他的这些不孝子孙。 2、王林近日在网上以问答形式回答了众多焦点问题,称十多年前举报人邹勇听说刘志军拜访过自己,就找人认识自己并千方百计巴结,但邹勇拜会刘志军后态度改变。王林称邹勇攀附上刘志军,在刘的大力支持下暴富起来,之后便很少搭理自己。而面对自己巨额财产的由来,王林解释称是炒房赚的。 3、7·23动车事故后,沉寂两年的动车组即将开始招标。铁路总公司已确定为总计726辆客车、28900辆货车公开招标,预计招标额度为1000亿元左右。去年年底铁道部拆分前最后一次货车招标,一家民营企业以10.4亿元拿下2800辆的最大订单。 4、《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谈成长经历和教子经历的报道,文中提到:白岩松在儿子中考前说“你要是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我跟你急,你要是考了第一,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这固然是父子间的玩笑话,却颇能反映白岩松的教子观。 5、【四省空置五万套保障房频演“空城计”】一边是中低收入群体期盼实现“安居梦”,一边是大量保障房空置“遇冷”窘境。经过几年“高速”建设保障房进入“产出”高峰,但一些地方保障房入住率低。山东1 .29万套,广东1 .15万套,云南2 .3万套…多省份审计结果暴露保障房空置尴尬。 6、薛澜:刚从美国拜访客户回来,在一周里大约见了100个投资者。这次的感受是在我跟踪中国市场将近20年中,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负面情绪的最高点。几乎没有一个投资者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崩溃不是一个是否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新世纪周刊) 7、【唐朝如能上网会热搜哪些词】唐朝网民热搜关键词:无码春画、乡试真题、七律万能模板、武举科目二大纲、李隆基是基吗、实名举报安禄山、梨园学徒招生简章、李白杜甫拖手照、均田制傻瓜版详解、长安房价、西域自助游攻略、薛仁贵全球后援会、杨贵妃同款。 8、上海买春案爆料人说,在数月跟踪生活中,他发现赵明华和他的法官朋友们,频繁出入夜总会、歌舞厅以及各类男子会所,而请他们出入这些场所的,大部分是律师。老陈甚至列出了他们出入各个场所所用的时间表:饭店不会超过3个小时,按摩院4个小时,唱歌基本2个小时。 9、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需求达700万,其中近50%的毕业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工人或技术人员,而不是大学毕业生。 10、【江苏省疾控中心:已发现H7N9有限人传人证据】据悉,照顾父亲的女儿未接触活禽,但因没采取防护措施直接接触病人分泌物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传播发生传染可能与血缘也有关系。疾控中心发出提醒称,这种传播效力很低,大规模传染可能性不大,公众没有必要恐慌。注意消毒多锻炼。 11、万科董事长王石和总裁郁亮近日同时强调,万科不拿地王,过去没变过,现在没变过,未来也不会变。郁亮还表态,“我们目前在A股没有再融资计划。万科能够从合作渠道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海外融资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渠道。” 12、【中国首次批准大规模进口阿根廷转基因玉米】阿根廷官员周三表示,中国已经正式批准首次大规模进口来自阿根廷的转基因玉米,这批玉米已经开始向内陆目的地运送,将会用于生猪和鸡类的饲养,“情况就是,中国需要食品,食品,还是食品。”这将给统治这一市场的美国出口商带来挑战。(腾讯) 13、【江西6旬教师猥亵7名女童致其中6人染性病住院】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间,江西62岁教师陶表功以批改作业或让学生背书为名,将班上7名女学生叫到教室后排、休息的房间进行猥亵。据女童家长反映,事发时,年龄最大的女童9岁,最小的8岁。目前有6名女童被诊断患有尖锐湿疣。 14、@潘石屹:通过我大量实地考察发现:美国超市的蔬菜、水果、奶制品的价格都比中国超市便宜。为什么呢? ——神回复:@变态辣椒: 你以为那么多化学添加剂不要钱么? 15、【土改破冰:粤农村宅基地可一定范围内转让】近日广东省法制办正式就《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截止到9月4日)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称,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相关程序后可以购买本镇区域范围内其他成员的房屋,并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 16、据美联社: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的会晤。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称,俄方对奥巴马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仍然有效。白宫这次的表现证明,美国仍然不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关系。多年来,美国一直不与俄罗斯签双边引渡协议,俄方移交在俄犯罪人员的要求也总是被美方拒绝。 17、【日本经济景气指数时隔7个月恶化】近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6月反映经济形势现状的景气指数比上月下降0.8%,为105.2。因生产和出货状况低迷,日本经济景气指数时隔7个月出现下滑。但是,日本内阁府依然判断总体经济形势为“向上升方向变化”。 18、李昌平:全能经济政府体制、全能社会政府体制,一党全能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要改革的三座大山。 通过开发市场、发育多元经济建设主体,花了20年打破了全能经济政府体制。现在阶段要开放社会,发育多元社会建设主体,至少需要20年才能打破全能社会政府体制。打破一党全能政治体制需要有耐性和战略眼光。 19、【金观涛、刘青峰:宦官与外戚干政——皇权的放大】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20、【天则纵论·王军:重访菲律宾】菲律宾呈现出“拉美化”某些病症,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使得该国停滞不前,政坛动荡,社会矛盾冲突屡见;但总有些值得一提的东西——网速强劲,再加上没什么新闻限制,对于那些视新闻自由为生命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比今天的中国距离天堂更近的国度http://t.cn/zQ0SnWS 21、【问君能有几多愁?】住的愁,拼搏一生难买楼。吃的愁,防不胜防地沟油。病了愁,一生积蓄医院留。老了愁,无依无靠喝稀粥。婴儿愁,三氯氢氨替奶牛。毕业愁,找个工作难糊口。吃肉愁,涮个火锅假羊肉。活着愁,劳苦一生白了头。死了愁,一块墓地一座楼……「转」

爱思想 | 方朝晖: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重建王道

  内容摘要: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以“合”为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则以“分”为主要特征。但是多年来,由于“分”的方法不当,不能从价值方向上正确引导社会,不能有意识地推进行业与社会自治等,今天以“分”为特征的中国改革正面临着失控的巨大危机。如何保证“分”的改革不至于失控,达到以“分”促“合”,则是考验执政党的最大难题之一。儒家王道提出了解决分—合矛盾的一种理论方案。从儒家王道、特别是《春秋》正始之道看,当前中国改革的首要任务并非激进的政体改革,而是通过政府力量重建价值、重塑人心,引导行业与社会自治。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王道。   关键词:改革 重建王道 分—合矛盾 重建人心 行业自治   “十八大”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过去30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无疑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无疑找到了下一步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凤凰卫视》邱震海先生曾在2012年12月下旬以来的若干节目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城镇化,有的说是反腐败,有人说是缩小贫富差距,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有认为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有说是收入分配机制,还有人说是GDP增长,等等。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中,更具体地说是在《春秋》公羊学中。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   其中所谓“元”,董仲舒解释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这段话阐释《春秋》的“正始”之道,其精神是,天下安定系于“元”;“元”即天地之始、化生万物者,可以“生生之道”称之;这个“元”,可借牟宗三之语称为“人生宇宙之本源”[1];我曾称为文化的最高理想[2]。《春秋》学的核心之一在于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先确定价值理想,此即所谓“道统”;其次,让各行各业回归正位,即所谓“正名”,本文称为“行业自治”。这套治道,也被称为“王道”。   儒家这套王道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本文将说明,它是指通过重塑人心,重建价值和信仰,通过把人人能够接受的最高价值理想(即所谓“元”)贯彻落实到现实中去,即可找到中国改革的根本有效之路。    1、中国政治的千年死结:分与合的矛盾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认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集权和专制倾向,不能容忍多个权力中心并存并处于竞争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分权会导致帮派之争(factionalism),破坏和谐秩序。[3]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人重视集权,恰恰是因为分裂、离心的倾向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从来都是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权威;只要一遇到个人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渠道。[4]   白氏点出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内在张力,即分与合的矛盾。中国古代就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合”指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专制;所谓“分”,指社会的独立与自由,其中包括行业、宗教及地方的独立与自治。“合”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就是秦朝为代表的集权与专制。它不顾人民死活,不许行业自治,不给社会以空间,不让思想有自由。它对于地方的管理,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武力镇压。这种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体,为人们深恶痛绝,往往不能长久。“分”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则是以春秋战国所代表的分裂与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它的最大特点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地方势力各行其是;诸侯争霸,国无宁日,生灵涂炭。它的另一特点是“利”和“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由于道德价值为人不耻、人心个个唯利是图,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社会信任和安全感普遍丧失。这种状态,被儒家称为“礼崩乐坏”。   无论是“分”,还是“合”,哪一个走到极端,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悲剧,也是任何中国统治者必须严肃面对和绝力避免的。但是,“分”“合”虽相互对立,却又共同需要。道理很简单,只有“分”没有“合”,就变成了分裂与混乱;只有“合”没有“分”,就变成了极权与专制。“分”与“合”这种既共同需要、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处理不好容易导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主导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知道,希腊人喜欢分裂和自治,安于分裂和自治。古希腊同一民族据说有近千个城邦,小的只有几千人,大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希腊人并不认为国家越大越好。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第七卷探讨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人口和疆域的限制,以能在物质上自给自足、人际上相互熟识为原则,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不利于建立理想城邦。这种把“分”发展到极致的传统,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再次出现过。金观涛、刘青峰曾用“马铃薯”与“混凝土”来分别形容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之别。[5]然而,这种希腊式的分而不合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似乎走不通。春秋战国就是与希腊类似的分而不合,但由于长期战乱,人心思定,最终走上了“合”的道路。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是中国特色。   既然中国文化不适合走希腊式“分而不合”的道路,又不适合于秦朝式“合而不分”的道路,那么它是如何摆脱“分”与“合”的张力的呢?如果说,在现实中,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走的是一条“寓分于合”的中道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理论上,儒家的王道学说提供的就是彻底解决分—合矛盾的方案。我们都知道,儒家坚决反对无止境的“分”。孔子的《春秋》讲尊王、正名分,后世的“三纲”提倡君为臣纲,讲的皆是此理。那么,儒家既然要维护“合”,凭什么解决分与合的矛盾呢?儒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认为:如果你不搞专制和特权,老百姓就会真心实意地拥护你;如果你爱民如子、任贤使能,你的地位就会稳固,权威就更强大;如能真正顺应民意,尊重人民的尊严,天下就更统一,就“合”得更好。换言之,如果利用特权与民争利,凌驾于人民之上,控制人民思想,打压社会正气,人民就会背叛,与你“分”道扬镳。孟子曾经非常经典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天下顺之”,就是理想意义上的“合”,故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   我曾在有关地方论证说明:孟子的性善论会导致行业的自治[6];同样,孔子的“修文德”思想(《论语·季氏》)在今天也会导致行业与社会的自治,这可以从“正名”的角度来解释。儒家认为,仁政爱民、行业自治等等,由于让人们“各尽其性”,能导致“人心归服”、“天下一统”,所以能彻底解决分与合的矛盾。这就好比有的家长强迫子女服从,教育手段僵化,故与子女关系紧张;有的家长尊重子女意见,教育方式民主,故与子女关系融洽。前者是求合而导致分;第二种是由分而实现合。可见,分与合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关键是领导者、管理者能否认识到这个道理,实现思想的突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然而,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真正能按照孔、孟倡导的王道来做的王朝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因为王道本身不现实,而是由于帝王的心胸不够。朱熹在与陈亮的交流中,之所以说过去千百年都是“架漏牵补”[7],原因正在于此。现实中所存在的之所以多是王霸杂用,甚至外儒内法,问题就出在君王的心胸上。因为急于求合,即统合、控制天下,是每一个执政者本能的渴求;当他们遇到分的要求时,往往难免想到用霸道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在压制分的时候也扼杀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王霸杂用事实不能说明儒家王道理想不现实。正因为多数王朝没有完全抛弃王道,所以不会像秦朝那样短命;也正因为多数王朝不能完全行王道,所以往往长不过二、三百年。   大家可能说,王道既然是尊重人性的需要,实现行业和社会的自治,那为什么非要走大一统道路,而不走希腊式的分裂道路呢?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的。关于文化习性(the cultural predispositions),这里无暇多说,但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按照目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需要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这使人民愿意归附贤能之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际矛盾普遍,勾心斗角盛行。这种文化习性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在同一汉文化圈内,当分裂发生时,诸侯国之间相互觊觎、明争暗斗,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到最后,大家斗得筋疲力尽,人心思定,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国之间斗得越来越厉害,秦统一中国虽靠武力,与人心思定也不无关系。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从三国到隋唐的统一。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因为有多个异族王国兴起,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这里讲的统一主要针对汉民族内部而言的。    2、今日中国政治的最大困境仍然是分—合矛盾   现在我们来思考从清末到建国、从建国到现在的道路,就可从发现分—合的矛盾同样一直贯穿其中。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当中央政府不强大时,诸侯兴起、地方称雄,中国历来都是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直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前提。但是,不是谁都能建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符合民心,因为国民党的统一和集权也会带来专制极权、压制人民、特权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1949年后分与合的矛盾是如何演变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中,“合”的趋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经济领域,一切归党领导;在私人生活中,一切按意识形态宗旨办事;在学术、教育以及各行各业中,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无孔不入。这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式统治,与历史上的“合”的传统并无二致。可以想象,由于它把党/国家/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谈不上社会的自治,个人的自由,思想的独立,行业的自立。这从根本上是不利于合的,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极端,即彻底的分裂。因为这种做法会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感,激烈官民的强烈对抗。   改革开放以后,“合”的趋势被解禁,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放松了,学术和思想有了一定的自由度,经济领域更是实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化。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那就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官员失去信仰,群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事实上这早已成为执政党的巨大心结,担心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会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党和政府长期处在极端痛苦的两难徘徊中:一方面,不能再走回头路,必须允许社会一定的自由,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分”的终极方向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如何才能保证“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亦不得而知。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分—合矛盾是如何展现的:   首先,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矛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遭到了比较多的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受到严峻挑战。这不仅与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潮涌入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在行为方式上对人们的改变有关。今天,信仰真空问题已构成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巨大挑战,严重地妨碍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次,主流价值与利益驱动矛盾。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动机虽然是为了全民富裕,但却导致了全社会疯狂的逐利潮,摧残着社会道德的底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的现象:一方面鼓励人们去逐利,另一方面仍然要不断地宣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和脱节,对于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今天,对于教条主义说教的反感及其所导致的道德滑坡,已日益严重地瓦解着社会的秩序,阴碍着制度的实施。结果是违法乱纪很正常,坑蒙拐骗不可耻。   其三,特权争利与人民觉醒矛盾。中国人自古有强大的反特权、抗暴政的“革命”传统,这一点只要拿中国与印度、日本比较一下即可看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60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 | 程广云: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

程广云: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 进入专题 : 民国 政治遗产 人民主权 以党治国 政治协商    ● 程广云 ( 进入专栏 )       历史,并不仅仅是人物—事件的时—空表象序列,就政治史而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生成过程。如果不就历史的微观细节(“小历史”),而就历史的宏观轮廓(“大历史”)来说,民国史乃至人民共和国史是现代国家的生成史。在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民国三十八年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我将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主权,二是以党治国,三是政治协商。此即所谓民国三大政治遗产。所谓政治遗产,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所继承的政治(制度)资源。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为现行三大政治制度(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历史基础,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前提。           从历史到哲学:盘点民国政治遗产          在纪念辛亥革命和民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史学界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这就是《中华民国史》的出版。这套《中华民国史》总计36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撰,李新总编,中华书局出版。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从《史记》到《明史》,通称“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清史稿》,或称“二十五史”,或称“二十六史”。1除《史记》最后部分编本朝史外,中国正史传统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后朝编前朝史。因为在大陆看来,中华民国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后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蜕变为地方政权。所以按照正统史观,按照后朝编前朝史惯例,《中华民国史》可以被称之为“第二十六史”或“第二十七史”。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1956年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1971年列入全国重点出版规划,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1972年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负责。当时的编撰计划是:除《中华民国史》外,还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与《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2目前已经出版的是前面三个部分。《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81年出版,第二编第一、二卷1987年出版,第五卷1996年出版,第三编第五、六卷2000年出版,第二卷2002年出版。2011年出版全部《中华民国史》12卷(有的还分上下两册,共计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中华民国人物志》8卷,总计36册。至于最后一个部分《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至今尚未完成。     《中华民国史》将中华民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1905-1911)、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3),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1949)。起初各编各卷都有一个题目,现在都删除了。原来的题目是: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1),叙述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叙述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包括:第一卷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1912-1916),第二卷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第三卷直系军阀的兴衰(1920-1924),第四卷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第三编叙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包括:第一卷国民党政权的建立(1927-1930),第二卷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1931-1936),第三卷国民党走上抗战道路(1937-1938),第四卷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1939-1944),第五卷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1945-1946),第六卷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6-1949)。3这些题目褒贬明显,反映了当时的正统史观,现在都删除了,只有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一开始就有别于当时正统史观的视角,如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在叙述历史时,《中华民国史》与它们不同。譬如,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和北洋系是叙述的主线,当时反政府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作为副线叙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是主线,当时反政府力量——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作为副线叙述的。这就是说,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反面角色变成了主角,正面角色变成了配角。从中华民国史这一题材来说,这个视角应该是正确的。除了突出重点之外,《中华民国史》还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中华民国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线索的,但也照顾到了经济史和文化史的领域。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前后经历三十年。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的轨迹。若干分卷作者和全书总编李新之间,在指导思想上就有着明显的不一致。有的分卷主编在“前言”中就挑明了这一矛盾。4     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一元史观转向多元史观。例如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所谓一元史观就是突出革命党的贡献,尤其突出孙中山的贡献。这个一元史观就滥觞于孙中山的历史观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中,叙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史,突出个人作用,尤其认为“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5。《中华民国史》将起点设置于1895年(后为1894年),也是突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作用,因为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这样,辛亥革命似乎就仅仅是孙中山、革命党发动和领导的,其他派系——立宪派、北洋系,要么投机革命,要么反对革命。其实,革命党除了孙黄主流派之外,还有光复会、武汉革命党人;除了革命党之外,还有立宪派、北洋系,辛亥革命是他们之间互动的结果。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十年双十节演说时指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6这里只是提及革命党和立宪派的互动,其实还有北洋系的作用。这也就是多元史观。     除了这一观念性的问题之外,还有若干技术性的问题。譬如《中华民国人物志》竟然没有将中国共产党方面人物编进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人物志》里面没有他们,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民国三大政治遗产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更根本和更重要的)是哲学问题——从研究民国政治历史到研究民国政治哲学。     中国历史,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尺度来考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方国时期(夏商周三代,以周代封建制为典型);第二期是帝国时期(大致可以分为:秦汉第一帝国、隋唐宋第二帝国、元明清第三帝国,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大一统为特征);第三期是民国时期。梁启超曾有过类似观点,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又说:“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7自民国建立起,中国历史进入了共和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两次共和:民国是第一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第二共和国;两次共和分为四个时代:民国分为北洋政府(袁世凯和北洋系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共和国分为“文革”以前(毛泽东)时代和改革以后(邓小平)时代。这就叫做两次共和、四个时代。     为什么要研究民国政治哲学?换句话说,研究民国政治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们可以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现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以自由派为代表,主张学习西方的经验,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学说,因此着重研究西方的政治历史,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这种倾向的极端是“全盘西化”,之所以遭到主流意识形态抵制,理由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不讲中国特色。第二种思路以保守派为代表,主张回到传统,那个传统是“大传统”(几千年以前形成的)。这种倾向的极端是“本位文化”,动辄回到孔子,甚至孔子以前,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确是几千年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治国理念的角度来讲,回到那么遥远时代的理念和实践,完全忽视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和历史进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毫无疑问,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要研究现行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本质。打一个比方说,如果美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问题,要反思他们的体制,要批判他们的制度,他们会回到哪里去?可以想象,他们最多回到他们的开国时期(两百多年以前),回到他们的国父们那里去,像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麦迪逊、富兰克林等。同样,我们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问题,不能忽视我们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和历史进程,我们应该回到中国现代国家创立的时刻。所谓中国现代国家创立的时刻,就是辛亥革命和民国建国的时刻。这同样是回到传统,这个传统是“小传统”(一百年以前形成的)。相当于美国的那几个国父们,有几个人是特别应当注意的,像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不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的理念和实践在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影响深远。总之,研究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现行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前提,是我们研究民国政治哲学的理由。     研究民国政治哲学,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二是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以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就是这样两个基本方面(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另当别论)。梁启超说:“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8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当时存在两个方案:以孙中山和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汉民族国家;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我们今天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的不是单一民族的汉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既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继承了帝国遗产——清帝国遗产,例如清帝国版图,不是全部继承,而是基本继承,因为丢掉了一个外蒙古,还有其它一些领土。如果我们今天形成的不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而是单一民族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可以想象,我们国家版图要缩小到什么程度。现在某些国家还在梦想缩小中国版图,把“满洲国”划出去,把内蒙古划出去,把“东突厥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也划出去,把“大藏区”(包括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也划出去,再把台湾也划出去。可见辛亥革命以及民国建国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什么给予清帝逊位一个优待条件呢?这是有政治考量的,这并不是我们以往所谓革命的一种妥协和一种不彻底性,而是为了保存帝国遗产。保存帝国遗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西方条约体系建立前,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西方的帝国主义是以军事控制和政治代理为主要特点的殖民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以文化认同和政治承认为主要特点的“天下主义”,例如朝鲜、越南和东南亚某些国家,在历史上一度属于这个朝贡体系,是我们的藩邦。随着西方列强侵略,这个朝贡体系就解构了,但是它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影响力、地缘影响力依然存在。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和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这两个方面是中华帝国的主要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使命是:一方面继承帝国遗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推翻帝制革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不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预备立宪开始的,而是辛亥革命、民国建国开始的。其实,洋务运动、新政均未触及根本,戊戌变法遭到镇压,预备立宪亦未真正走向现代国家。满清王朝制定“皇权宪法”,成立仅仅具有咨询性质的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成立“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预备立宪的虚伪性质,但也为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改良的不可能,证明革命的合法性。不是改良、立宪,而是革命建国。但是,孙中山在总结“辛亥之役”时说:中华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9长期以来,我们延续这一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一个皇帝。其实,赶走一个皇帝,谁再想当皇帝就不行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失败了,这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就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成功。从那时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想当皇帝,中国人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可见辛亥革命以及民国建国在这一点上同样是相当了不起的。梁启超在总结“辛亥革命”时说:“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10你别要一天到晚说民国只是一个招牌,只是一个旗号,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名分定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谁也不敢再当皇帝了,想当皇帝他也不敢再当了,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功吗?他可以搞假民主、假共和,但是他不敢搞不民主、不共和,这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地方。     现在,我们不去讨论民国继承帝国遗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面,而来讨论民国推翻帝制革命和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方面。从先后的顺序来看,我认为它给我们留下了三大政治遗产:首先,民国创立伊始,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人民主权的观念,体现在约法、国会、议会式政见型政党甚至责任内阁等等制度上。但是,名义上人民主权,事实上军阀统治,是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特征。然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建立党国体制。名义上还是民国,实际上已是党国,是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特征。最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出现了国共两大意识形态型政党的对峙,并且出现了第三党的调和,便出现了政治协商的理念和实践,后来由于国共分裂,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就破产了。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民国三大政治遗产都以不同的形式继承下来了。我们今天认识和评价现行政治制度,探索和实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要忘记民国这段历史,这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前提。           民国第一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换句话说,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念颠覆了中国政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1的历史传统。中国没有民主传统,只有民本传统,譬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不是由民做主的民主主义,而是为民做主的民本主义。     从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去推溯,民主的制度和理念早在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智者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中就出现了。城邦是与“领土国家”相对应的“城市国家”。在希腊各个城邦中,并不是每个城邦都采用民主制度,它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最著名的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由于城邦疆域很小,——例如阿提卡(雅典)的领土面积为1000平方哩,是很大的城邦,——经济上自给,政治上自治,便于实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的制度。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公民团体。由于城邦人口很少,排斥妇女、奴隶议政参政,所以公民人数是很少的。这个公民集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轮番为治”,每个公民既有被统治的义务也有统治的权利。但是,除了智者派拥护民主制度之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他们所划分的政治体制的一种类型,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不坏的。他们不仅不倡导,甚至还批评民主原则。尤其柏拉图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将“‘最优者的统治权’让位给了一种邪恶的‘听众的统治权’。”13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除集中探讨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王治)外,还探讨了四种现实的政治制度:斯巴达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亚里士多德不探讨理想的政体,只讨论现实的政体。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资产制或共和制,三者由最好到最不好排序;每种政体都有一种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由最坏到最不坏排序。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三种统治:主人对奴仆的统治、家长对家属的统治、城邦宪政统治。在探讨城邦宪政统治时,亚里士多德将各种政体划分为两类:正当或正宗的政体、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亚里士多德说:“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14正宗政体有三类: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共和政体。而变态政体也有三类: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变态政体就是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主奴关系,或者君臣关系;正宗政体就是城邦公民政治,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     到了神权政治时代,“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的观念彻底埋葬了古典时代的民主观念。     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依据于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其中分为两派:一派是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主张集权论;另一派则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主张分权论。     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认为人人具有“自然权利”:一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二是“保卫我们自己”。15但是,每个人都行使自卫这一天赋自然权利就会导致普遍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同意将一切基本权利转让给主权者,主权者至高无上。洛克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区别开来:自然状态是自然的自由状态和平等状态。洛克区分了“人的自然自由”和“人的社会自由”,二者都与“法律”相关:前者以自然(理性)法为准绳,后者以人们所同意的人为法为准绳。人类的自由和理性推动了人类从自然状态,经过战争状态,最后到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洛克认为个人基本权利不可转让,为了捍卫个人基本自由,主张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洛克指出:“必须说明,我所谓财产,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都是指人们在他们的身心和物质方面的财产而言。”16这就是说,洛克所谓私有财产,不是狭义的、专指人们的物质方面的财产,而是广义的、泛指人们的身心和物质方面的财产,其实是指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人领域。洛克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议会具有最高主权,立法和行政的两权分立制度。洛克提出“三权”——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但是只提出立法和行政(包括执行、对外)的“两权分立”,未提出“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提出的。     卢梭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区别开来。他以家庭为自然状态的典型,分析了政治社会(国家)的起源和基础。从人的利己本性中,卢梭进而探讨社会契约问题。卢梭区分了“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区分了“仅仅是由于强力的结果或者是最先占有权而形成的享有权”与“只能是根据正式的权利而奠定的所有权”;强调了“道德的自由”。卢梭特别区分了“公意”与“众意”:“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7卢梭主张自然权利论,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张人民主权论,即主权在民,个人将一切基本权利转让给主权者——人民,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的、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因此,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相比较,卢梭是人民主权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民主权就是人民意志,就是公意,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摧毁。     人民如何行使主权?在通常情况下,人民不能直接行使主权,只能间接行使主权,这就从直接民主转变为间接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密尔指出:“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这种参加的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18代议制民主也就是现代西方议会制度。     我们可以说代议制就是代表制,但却不能说代表制就是代议制。因为有两种代表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间接民主,不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应该在一个面积很小和人口很少的基层范围内实行,今天你当家,明天我做主,轮番为治。但是,虽然都是间接民主,两种代表制仍然有根本差别。它们的不同点涉及分权和集权的差异。作为代议制的代表制坚持分权原则,议行分离,人民代表只议不行;而另外一种代表制则坚持集权原则,议行合一,人民代表既议又行。马克思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19列宁说得更加明确:“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20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制(如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等)和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的区别。     民国时期,人民主权观念主要反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孙中山在提出民权主义时,他的思想主要受到了卢梭的影响,但是他主要赞成瑞士(卢梭也是赞成瑞士)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是直接民权。孙中山并不赞成间接民权,既不认同西方的“代议政体”(议会政治),也不了解俄国的“人民独裁”,他自己主张所谓“全民政治”。孙中山认为人民行使主权包括四种,这是学习瑞士和美国民主制度的结论:两种是对于官制而言的,就是选举权和罢免权;两种是对于法制而言的,就是创制权和复决权。四种民权,就是四种政权;还有五种政府权,就是五种治权。孙中山提出一个原则,叫做“权能分别”,这是一个关键。所谓权能分别,就是说权属于人民,但是能属于政府;或者说人民有权但无能,政府无权但有能。人民好比皇帝,但是人民这个皇帝很幼稚,不成熟,没有什么能耐,就像《三国演义》里面刘备儿子阿斗一样,就是一个傀儡。政府好比宰相,政府是万能的,必须建立万能政府,政府相当于诸葛亮。这就是孙中山打的一个著名比方:人民是阿斗,政府是诸葛亮,阿斗授予诸葛亮全权,人民委托政府全权代理。孙中山认为政府行使权力包括五种: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孙中山设计了五权分立,他认为西方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而中国传统则有君权、考试权、监察权三权分立,两者综合,于是他把西方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体现中国国情、中国特色。21后来国民党就搞了五权宪法,还搞了五院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根据。总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最核心的一条,在处理人民的政权(主权)和政府的治权的关系时,最关键的原则就是权能分别。结果,人民的主权虚置,政府的权力万能,人民的主权通过这个原则就全部转化为政府的权力,政府全权代表人民。     民国历次立法都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临时约法》(1912)明文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22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颁布《约法》(1914,史称“袁记约法”)继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23后来各次立法都确认了这一原则,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最著名的1947年颁布的《宪法》,仍然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24     人民主权原则落实在制度上的最好时期是民国初期。召开国会,制订约法,成立议会式政见型政党,甚至建立责任内阁,形成了民国初期的“民主幻相”。之所以是幻相,是因为军阀统治是真相。1912年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同年转往北京)和临时参议院,制订《临时约法》;民初政党林立,最大的政党有两个:一是1912年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一是1913年梁启超组建的进步党;1913年首开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制订《约法》。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似乎破天荒第一次享有“主权”,一度激发了全国人民议政参政的热情。当时国会、总统选举非常热闹。每一党派为了竞选议员,竞选总统,玩弄各种政治花招,贿选、作弊,无所不用其极。最著名的像安福系、曹锟贿选闹剧等,对于民初民主实验,比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更具有破坏力、杀伤力。最后,国会也好,约法也好,议会式政见型政党也好,责任内阁也好,还有这一整套的人民主权观念的种种制度表现,在北洋政府时期内就彻底毁灭了。议员是贿选出来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民主制度走到了这一步,它的信用在人们心目中荡然无存。     因此,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它曾在中国实验过,几乎是照搬照套西方的模式,但是种种因素使它走向了毁灭的道路。当然,我们今天应该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境况去认识,去评价。失败了不等于是错误的,也许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也许是文化传统的障碍,也许是经济基础的薄弱,也许是社会环境的阙失。总起来说,民国伊始,人民主权名分既定,尚待落实。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当历史的机遇与挑战重新来临时,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要勇往直前。           民国第二大政治遗产——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或者叫做党国体制。这里的党不是一般的政党,而是特殊的政党。     中国古代就有“党”这个词,在古代汉语里,“党”这个词有褒有贬,习惯与“朋”连用,叫做“朋党”。北宋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25所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就是“立党为公”;所谓“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就是“结党营私”。晚唐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朝有东林党与三党(浙齐楚)、阉党之争,清朝有帝党、后党,跟光绪皇帝走的叫“帝党”,听慈禧太后话的叫“后党”。朋党还不是政党,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组织形式。在希腊城邦里,也有一些党派分子。柏拉图晚年把公民与党派分子对立起来,党派分子是为个人与集团谋利益的,而公民则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服从城邦法律。在《法治篇》中,晚年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寡头制、独裁制,“这些制度实际上是‘非政制’。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制,它们的恰当名称是‘党派的支配地位’。”26     现代政党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见型政党,二是意识形态型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绝大多数是政见型政党。美国早期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这样一种政党类型。但法西斯党却是意识形态型政党,最著名的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曾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亦即纳粹党),希特勒是纳粹党的党魁。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多半是政见型政党,比如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色彩并不鲜明,只是一般强调无产阶级的“联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7。因此,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并未形成意识形态型政党,还是政见型政党。然而,列宁为了将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反对自发性,强调自觉性,在《怎么办》中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28这种“灌输论”已经显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端倪。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典型,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团体”,建立“先锋队”。意识形态型政党最典型的范例是列宁创立的,这种意识形态型政党通常叫做“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通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发扬光大。金观涛、刘青峰指出:“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29所谓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是意识形态型政党,就是这个政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组织,通常叫做“战斗堡垒”。在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组织(战斗堡垒),其他党是一些自由联合。胜利必然是属于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的。     所谓意识形态和政见的区别,在于政见是具有宽容性或包容性的政治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的政治意识。因此,政见型政党不会形成党国体制,唯有意识形态型政党才会形成党国体制。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希特勒纳粹党,还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尽管其他方面根本对立,但是都形成了某种党国体制。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时,只要坚持一党专政,政党意识形态就会转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党国体制。     孙中山最早创立的政党是中国同盟会(1905),是一个自由联合的革命团体,指导思想相当混乱,组织成分非常复杂。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但是同盟会员有的只有一民主义(民族主义),有的只有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很少有人理解、同情、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生主义。在组织成分上,同盟会派别林立: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孙黄联合形成了同盟会的主流派,还有其他派,像光复会、武汉革命党人等。虽然孙中山的威望最高,但却并非人人服从。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盟会陷于瓦解。     袁世凯当政时期,1912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就是西方议会式政党和政见型政党,就是为了竞选,在国会中获取多数,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宗旨。1913年,梁启超组建进步党。这个进步党也是西方议会式政党和政见型政党。表面上,当时中国朝着西方议会政治方向发展,是迄今为止距离西方议会政治最为接近的年代。国民党、进步党,这两个党似乎极有可能形成西方式的两党轮流执政局面。但是,实质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控制了局面。袁世凯利用进步党打压国民党。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取缔。在袁世凯利用进步党清剿国民党后,国会遭难,《临时约法》被撕毁,被“袁记约法”取代。这样就证明了:国民党、进步党,这两个议会式政见型党其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而袁世凯则在消除一切障碍后,悍然称帝。袁世凯的最大悲剧就是:历史给了他最好的机会,他却没有把握。全国人民都希望他,他自己也声明要做中国的华盛顿,结果他不仅没有做成华盛顿,反而去做中国的拿破仑,结果不伦不类。因为拿破仑一度风光,而他则身败名裂。这是一个只知权术诡计,不懂世道人心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的下场。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认为同盟会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必须重新建党。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实行党魁极权制度,每个党员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附从孙先生”,以至于黄兴受不了,拒绝入党。因此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斗争中影响很小。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梁启超和蔡锷发动护国运动成功,最终推翻袁氏统治。     如果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国民党史的话,就会发现它的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一个是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应该是从中华革命党成立起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五四”前后确实是民国历史的一大转折。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虽然只是名义,并未实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人民对于胜利之后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抱有莫大希望。威尔逊十四条宣言、国际联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热烈反响。而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爆发,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人民的心理和意识,由美国转向了苏俄,由威尔逊转向了列宁。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尤其加拉罕宣言,声明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虽然只是口头承诺,并无行动兑现,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却为苏俄赢得了良好声誉。确实,与美国相比较,当时苏俄采取了更加友好亲善的外交姿态,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外交方针。为了打破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扩大苏俄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苏俄外交或者国际战略兼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寻找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同志,另一方面则寻找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朋友。在当时中国,这两方面战略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就。苏俄既通过共产国际帮助陈独秀和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又在考虑吴佩孚和冯玉祥后,最终锁定孙中山,帮助他改组中国国民党。     在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同时,孙中山晚年思想也在转向。孙中山晚年思考一个问题:俄国革命竟然成功了,中国革命竟然失败了。俄国革命发生在后(1917),中国革命发生在先(1911),孙中山(1866)比列宁(1870)还年长几岁,列宁成功了,他失败了。俄国革命一直就有列强干预,竟然成功了;中国革命一直没有列强干预,竟然失败了。孙中山一直在西方学习和生活,但却被西方所冷落,而苏俄则表示了热情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孙中山晚年两次改组国民党。1919年改组国民党,加上“中国”两个字,叫做“中国国民党”。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这时完全是在苏俄帮助下改组的。因此,严格地说,中国国民党,特别是1924年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也是一个列宁党,当然不如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接近列宁党的标准。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强意识形态型政党,而中国国民党则是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弱意识形态型政党。金观涛、刘青峰指出:“列宁主义政党(包括国共两党)的三大功能:保持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将党员转化为军人和各级干部;组织群众运动在基层确立新意识形态权威。这三项功能恰好是实现中国重新整合的必要条件。”30     党国体制是孙中山从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中发挥出来的。孙中山既有一个革命方略,又有一个建国方略,大致是说革命建国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军政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训政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宪政时期。首先实行三年军政;然后实行六年训政。训政的意思就是党治的意思。什么叫做训政?慈禧太后就是训政,因为光绪皇帝年幼,所以太后垂帘听政,这就是过去训政的意思。现在的训政是什么意思?因为人民还在幼年,还是小孩,政治程度很低,所以必须训政,必须组建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像太后对皇帝一样,这就叫做“训政”。但是,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包含两个约束条件:一是真正的训政要实行自治,要训练人民政治能力。不实行自治,不训练人民,由政党来包办代替,人民永远不成熟,永远长不大,政治程度永远不高。要训练人民实行自治,要实行县自治,以县为单位自治。村乡基层自治没有意义,省自治容易走向军阀统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大军阀强调“统一”,地方小军阀强调“自治”——“联省自治”),适宜的选择是县自治。二是真正的训政有一个期限,三年军政、六年训政,哪怕情况发生变化,就像太后总有一天要撤帘归政,皇帝总有一天要亲政一样,政党也总有一天要还政于民,人民也总有一天要亲政。军政也好,训政也好,是暂时的,是过渡性质的,最后的目的是实行宪政。31     晚年,孙中山针对“革命军起,革命党销”这一说法,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成”,主张“以党治国”,通过改组国民党的手段,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他说:“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党之于国家,即如棚寮之于洋楼。党有力量,可以建国,以党建国。”32我们通常认为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思想转向的核心是他的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认为这才是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关键。但是,孙中山晚年从民权主义到党国体制,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转向。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向是为时势所逼迫的,毕生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主义者最终成为实行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者,目的为手段所腐蚀,原则为策略所腐蚀,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一开始并不是蒋介石,代行孙中山大元帅职权的是胡汉民,记录总理遗嘱的是汪精卫,无论胡汉民,还是汪精卫,当时政治地位都高于蒋介石。尤其胡汉民发挥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提出党国体制。胡汉民的党国理论是比较极端的,他的党国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党外无党”、“党外无政,政外无党。”人们把胡汉民的党国理论叫做“训政保姆论”33,党是人民的保姆,人民处于幼年,需要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就是党。按照胡汉民的意思,干脆连宪法都不要,以总理遗教为宪法,总理遗嘱提出来的四部著作(《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叫做“总理遗教”。胡汉民主张以总理遗教或党义来治国,这就是所谓的党国体制。胡汉民提出党国体制一开始是针对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而言,蒋介石甚至在南京汤山软禁了胡汉民一段时间,后来在党内压力下释放了胡汉民,但胡汉民也从此在国民党政治中消失。     之所以蒋介石最终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是因为蒋介石掌握军权。蒋介石之所以掌握军权是因为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军之所以比小站练兵、保定军校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更具有战斗力,是因为他们按照苏俄模式训练了一支党军(但是另一支党军——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比他们更具有战斗力,他们几乎同样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蒋介石不仅主张“以党治国”,甚至主张以军治国,提出“四化论”:“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34可见蒋介石确实具有军事独裁乃至法西斯思想倾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1931),最终确立党国体制。     陈独秀曾撰写过“国民党四字经”:“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35“文革”时期,毛泽东曾引用过前面四句。36这大概可以算做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或党国体制的表态。     整个党国体制建立的来龙去脉是因为人民主权的观念和制度表现——约法、国会、议会式政见型政党、责任内阁等等,由于军阀政治干扰,完全失败以后,中国走向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型政党;而孙中山则改组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型政党。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向,提出“以党治国”,经过胡汉民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建立党国体制。民国变成党国,三民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一个退步,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进步。因为北洋政府时期名义上是人民主权,实质上是军阀统治。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对于军阀政治现实是进一步,对于民国政治理想是退两步。进一步、退两步,这就是民国政治的吊诡。           民国第三大政治遗产——政治协商          民国时期,与人民主权、以党治国相比较,政治协商几乎没有任何现成思想资源可资利用,它几乎是纯粹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无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是中国国民党改组,都是在共产国际亦即苏俄的帮助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同志,中国国民党是苏俄国家利益上的朋友。当时,苏俄认定自己双重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可以重合,希望国共合作,而国共双方则既依靠苏俄支持,相互也有所期待。在共产国际亦即苏俄的帮助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采取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从而出现了“党内有党”的局面。应该承认,合作对于双方多少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中国国民党元气恢复,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民国历史上,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辛亥革命是“小革命”即政治革命,国民革命是“大革命”即社会革命。关于“大革命”与“小革命”,张灏曾经指出:“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37与小革命相比较,大革命需要进行更多的社会动员,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弱意识形态型政党——中国国民党相比较,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强意识形态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显著的优越性。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战争进行中途,国共第一次分裂。国民党暴力镇压共产党,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党国体制即一党专政,放弃了大革命的目标;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继续大革命,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也就是十年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国共双方化敌为友,重新合作。这次合作采取党外合作方式,从而出现了“党外有党”的局面。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民族国家危机。鸦片战争以来,尤其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孙中山称之为“次殖民地”)。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则意味着中国可能进一步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幸而,依靠全国人民的奋勇抗战,依靠全国军队的英勇抗战,依靠国共合作,依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尤其美苏两国支持,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为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在民国历史上,有许多无谓的历史事件,譬如内战,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历史事件,只有辛亥革命可以与抗日战争相媲美,而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则比辛亥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辛亥革命仅仅是在名义上结束了封建和半封建时代,而抗日战争则是在实质上结束了半殖民地时代,并且避免了殖民地危险。这里应该指出,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估计不足。中国结束半殖民地时代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中国结束半殖民地的标志。抗日战争胜利确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与美英苏并列为“四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英苏法并列为“五强”,在国际安全体系中拥有否决权。这一切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不可估量的历史成就。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正如苏联支持共产党一样,是当时世界两个阵营对峙的表现,并不是半殖民地的延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担忧内战危险。国共两党总是在出现共同敌人(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时合作,一旦共同敌人消失,两大意识形态政党为了争夺胜利果实就会决斗。双方都不抱有幻想。但是,当时出现了第三党,第三党在国共第一次分裂后就开始出现,但是它形成国共之外第三种政治力量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自由联合的民主团体,没有实力,只有幻想。他们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走所谓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但是有的接近国民党,如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有的接近共产党,就是通常所谓民主党派。抗战胜利以后,第三党最担忧国共两党第二次分裂,因为分裂必然导致战争,无论哪一方赢,哪一方输,都没有第三党的事情。如果保持和平,第三党就可以充分发挥居间调和的作用。因此第三党力图促成国共继续合作。由于第三党的动力,由于国际社会尤其美苏的压力,以及全国人民的愿望,国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即使第三党幻想和平,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十分清醒,战争难以避免,而且不可避免。     当时,国共双方进行谈判。双方在观念上最纠缠的是两句话:一是“军队国家化”,一是“国家民主化”。国民党指责共产党实行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现国家统一;共产党指责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首先实现民主宪政。国民党强调“统一”,共产党强调“民主”。国共两党都说不服对方,第三党的工作也做不通。国共分裂了,第三党也分裂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原本接着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结果共产党以及追随它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1947年,国民党以及追随它的国社党、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在内容上,这一《宪法》是中华民国最为完备的宪法,起草人张君劢被称之为“民国宪法之父”,但是在形式上,立宪过程是片面的。1948年,国民党以及追随它的国社党、青年党更进一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主观认定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和平早已成为泡影,战争正在解决问题。     国共第二次分裂导致三年内战。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失败,撤退至台湾。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有关国共之间的斗争,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迄今为止,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解释似乎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他们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现代政治力量。作为两大意识形态政党,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是弱意识形态型政党,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是强意识形态型政党。强弱的一个表现是:国民党的干部力量大多具有西方知识背景,他们只能整合县以上城市;而共产党的干部力量则大多具有本土知识背景,他们还能整合县以下乡村。这样就解释了四个历史时期双方力量消长。在第一个时期——国民革命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城市,两种现代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胜利,共产党失败。在第二个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经过意识形态转型——创立毛泽东思想,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与国民党争夺乡村,由于国民党自身力量不能整合乡村,只能依靠传统士绅,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便利。现代政治力量与传统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士绅遭到沉重打击,共产党在乡村的依靠力量——农民得到广泛动员。在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所占领的地区只是城市以及交通干线地区(尤其东南富庶地区),这些地区恰好是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这又为共产党提供了便利。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认为日本人帮助了共产党。这个帮助当然不是主观意愿,而是客观效果。这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经过抗日战争强弱就迅速易势。最后在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38     两个或者多个政见型政党可以在议会制下并存(多党制与议会制并行)。但是,两个或者多个意识形态型政党除了要么合作抗敌,要么你死我活之外,可否和平共处?政治协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尝试。但是,这样一种协商政治的理念和实践,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党来说,都过于超前了。一个进行一党专政的政党,除了武力统一之外,是不知道其他的;一个进行武装斗争的政党,除了统一战线之外,是不知道其他的;而一个只有幻想,没有实力的政党,则只能是一事无成。           从民国政治遗产到现行政治改革          前文已经指出,民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基本的情况是:人民主权有名无实,名分既定,尚待落实;党国体制名实相符,效果显著,弊端百出;政治协商名实不符,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然而它们的理念和制度都被我们以不同的形式继承下来,保存下来。这就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前提。显然,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充分认识现行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本质,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每一政治遗产,都要辨别优劣,扬长避短,尤当考虑它们之间如何融合贯通,创造转换?下文阐明其中若干相关要点。     首先,国体和政体的关系。当年立宪派和革命派争论的要害就在这里。革命派着力于改造国体,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认为国体一旦改造,政体随之改变;立宪派着力于改变政体,推翻专制,建立宪政,认为君主、民主,只要专制都是坏的,只要立宪都是好的。立宪派认为,革命派改造国体代价高昂,而改变政体则代价低廉,因此反对革命,坚持立宪。但是康梁之间也有矛盾。康有为始终坚持君主制,反对共和制,保皇复辟;而梁启超则与时俱进,革命前赞成君主制,革命后拥护共和制,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方,就是一个偶像,一旦扔进粪坑,再捞出来再供起来就没人相信了。这是当时关于国体和政体的争论。一般地说,改良就是改变政体,革命就是改造国体。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重新界定了“国体”和“政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国体”“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39     其次,关于人民主权。“人民”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和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国时期,“人民”和“国民”、“公民”是相等的概念。人民共和国时期,“人民”概念经过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认为,人民是分为阶级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阶级都属于人民,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反动阶级不属于人民,劳动阶级、进步阶级、革命阶级属于人民。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0在新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了“人民”和“国民”的不同定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改造成为新人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1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经济标准来划分阶级就失去了效力,反右、“文革”时期,进而用政治思想标准去划分阶级,甚至用血统标准去划分阶级。这样一来,任一个人,一旦被宣布为阶级敌人,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了。这样,就为一切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提供了法理依据。不仅如此,“人民”作为集合名词,时刻存在着被抽象化的危险,任一具体个人都不等于人民全体,而每一具体个人又都可以打着“人民”旗号。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经常被“代表”。人民在哪里呢?在广场?在网络?历史证明,人民一旦由公共领域(例如媒体)来塑造,就会变得异常危险。因此,必须将“人民”重新还原为“国民”、“公民”。公民和国民,他们享受的权利、遵守的义务,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这样,“人民”这个概念就不会被抽象化,它仅仅是国民或公民的集合。     现行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将“人民民主专政”等同于“人民民主独裁”,指出:“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42人民既然是按照阶级划分理解的,就只有这样解释了。但是这个解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可能造成这样一个问题,有些领导人以我划线,站在我这边你属于人民,站在反对我那边你就是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中)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二、政治合法性的转变   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71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政治权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72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合法性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传统的基础、魅力(卡里斯马)的基础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三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卡里斯马)统治和法理型统治。73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统治必须具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74   1912年清帝的退位,宣告了传统世袭制合法性的终结。同时也表明“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开始。”75在民国初年,“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对王权统治正当理由的否认,是掀起巨大的反抗王权的运动,最终导致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无立足之地。这便迎来了以确定制度化国家为已任的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威合法化的途径也因之发生重大变化。”76这种合法性的变化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是民意,而不再是传统的天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77民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代议制。参议院、国会立法机关正是代表民意的机构。对此,《临时约法》、《天坛宪草》都规定了立法机构的职权。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无论是威权统治时期,还是准备复辟帝制,袁都承认国家必须存在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而没有延袭传统政治的做法。   二是统治权合法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制,而不再是传统的世袭制。《临时约法》要求参议院由各地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而总统、副总统则是由参议院选举产生。78《国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国会两院议员分别由地方议会与选民选举产生。在民初众多政治精英的眼里,国家行政元首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来自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参议院的合法性就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湖北省议会指出:“查参议院向系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79《时报》评论指出临时参议员“本系牵强凑合而成。其议员有由各都督派送者。有孙总统秘书员兼任者。有自由加入者。非出自民选,不足以代表民意。”80在众多压力之下,参议院自己也承认有必要依据《临时约法》重新改选。81民国早期历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都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1918年9月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新总统,10月冯国璋向徐世昌移交总统权力,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最高权力和平移交。   为了取得这种合法性,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是不择手段。1913年10月,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反抗之后,虽然持有绝对优势的军政实力,但为了获得当选正式大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对国会议员除威胁以外,还动用了贿赂、拉拢等柔性手段。821918年安福国会贿选与20年代的直系将军曹锟的贿选总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83从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非法的贿选现象。但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份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   虽然不能高估政治合法性转变的作用,但是与帝制时代的传统统治模式和1914年以后袁世凯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在人们的心目中,宪法、国会、总统、内阁这些形式,以及选举、立法等程序已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与符号”。841916年反袁斗争胜利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庆活动,充分表达了共和制度的拥戴之情,以及从心理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氏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85   三、政治参与的活跃   在民主转型进程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86政治投票与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是政治参与常见的途径与方式。87   民国早期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全国性议会选举的开展。全国共举行过四次中央议会选举与三次地方省议会选举。88第一次中央议会选举是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民意代表性遭到各省质疑后,临时政府遂决定依据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在全国各省进行临时参议员选举,重新组织北京临时参议院。这次选举从1912年3月下旬开始,历时三个多月。89选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议会互选参议员。互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整个选举过程不向外界公开。二是“公举”,即公开选举。这是一种选民间接选举议员的做法。当时直隶…省议会“召开选举会,当场举定员5人,计会外3员,本会2员。”90吉林也采用公举的方式,从12团体中选出了5名参议员。91“公举”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候选人更具有代表性,一些媒体给予好评,认为“参议员公举,共和国之通例也”。即使一时难以实现直接选举,也应当由国民选出的代表间接公举。92三是两地选举,主要是蒙古、青海议员,部分选自本土,其余在北京的地方社团中选出。   第一届国会选举筹备工作开始于1912年下半年。9月5日,北京政府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在1912年12月10日举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举行复选。同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议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于1913年2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在1913年1月20日举行。93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于1912年12月,直到翌年3月中旬结束。   在北京政府统一协调下,各地选举工作紧张开展。在竞选活动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已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选举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已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交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94“投票有热烈与冷落之分;有的地区显得热烈,有的地区甚为冷落。大体言之,沿海沿江得风气之先,趋向于热心,内地省份,风气闭塞,反应冷落。”95两院议员选举历时近四个月,最后结束是在1913年3月各省参议员选出。第一届国会虽然惨遭两次非法解散,但还是相继召开三届常会。1916年11月30日国会作出改选第一班参议员的决定,但由于政局动荡,迟至1922年10月,才完成参议员的改选工作。   第二届国会选举从1918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此次选举显著特点之一是贿选舞弊现象非常严重。皖系要人徐树铮直接插手选举活动,参加选举的17省,徐直接影响的就有13省。除了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安福系派遣干员携款到地方各省,大肆运作。他们吸收党羽,凡是愿意加入安福系的,立即可以取得竞选补助费用,当选后每月可以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整个贿选费用不下千万元。96在腐化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性行为。北京中央学会选举中,在一片贿选声中,工业家陈济华发起一个联欢会,邀请竞选者发表演说,令人印象深刻。97江苏苏州为了鼓励选民投票,每人发给两元路费。98有些地方非常热烈,如吉林众议员初选,“拥挤异常,且有将门窗玻璃挤碎者”。99有些地方投票人数稀少,浙江嘉兴县选举众议员,“白票及废票颇多。”100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因遭到直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全国举行众议员选举的只有苏、皖、鲁、晋、甘、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参议员选举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后,第三届国会遂告消亡。地方议会选举情况与北京国会选举基本相似。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国会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变化不少。   首先是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从历次国会选举法规定的条件与选后议员结构来看,选民基本上是工业、金融业资本家、绅商、教育新闻业者、小业主、中小官僚和农村地主、富农。最活跃的参与分子主要是新兴的市民群体,或者说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社会精英。101与此相似的是,美国在1820之前,选举权也是限于有产业的一部分人民的,或是地、或是房屋的所有者。102   其次是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103民初选民人数急剧增长。由于选举条件放宽,平均每省150多万人,总数达到3400多万,比例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104第二届国会选举的选民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总人口的15%,105远远超过清末谘议局的选民人数,那时全国选民不过170万,仅占总人口的0.4%,106丝毫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的政治参与程度。英国在1831年选举制度改革前选民仅有50万,占全国人口(2400万)的2.1%,一直到1869年第二次改革之后,选民人数才接近8%。107美国在1840年选民人数才达到总人口的16%。108此外,还超过当时的印度,印度在1921年选举中央议会时仅有100万选民,1935年才达到中国1912年的水平。109一些地区的选民政治投票非常踊跃。奉天省奉天府与江苏省江宁县两地的投票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及七十。110一些地方许多民间社团与志愿者也参与选举事务工作。一些选民在完成选举资格规定的纳税标准登记之后,才来到投票站投票,此时负责选举的官员仍然在恭候。111   再次是政治参与质量的变化。以往论著一般批评选举中出现负面现象,如贿选、冒名投票、行政干预、武力冲突等不时发生。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民主就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的记者与评论家抨击那些在学习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以此作为支持民主的公共精神见证。”112但这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113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所以美国学者ErnestP·Yang认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较,代议制度与独立政党之间竞争性选举在民国初年(1912-1913年)几乎获得了支配性地位。114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国会选举虽然贿选盛行,但是暴力事件却不多见,实属不易。而且还改革选区制度,以道为选举单位,消除了大选举区的弊端,与第一届国会选举以省为选举单位比较,有了新的改进。115   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气发扬,政党活动,非常发达。”116许多政党社团一经成立,人们就踊跃加入。1912年5月,共和党正式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外”,仅总部事务所办理的党证“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117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日附者率数千”。118在35个有突出性党纲的政党中,均都主张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中央集权、种族同化、政党内阁、两党政治。与此同时,各主要政党的整合进程也在快速进行。1912年秋,北京政坛上出现了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1913年5月,共和、统一、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两党争斗的格局。在国会中对立的政党又分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两种类型。激进派政党,“初有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继有国民党,嗣国民党因分裂而衰落,又有民宪党的出现。”119保守派政党,“最初有两个,一为统一党,一为共和党。到临时参议院后期,又有民主党的出现。正式国会时期,初有进步党,其后又有公民党和大中党。”120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政党政治一度消失。袁死后国会重开,政党政治再现,并且显现出派系争斗的局面。主要政党为旧国民党系的宪政商榷会,旧进步党系的宪法研究会,以及宪法协议会等。此后宪法商榷会又分裂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1917年初,对德外交问题发生,韬园派与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各一部分,合组民友社反对对德断交,拥护总统黎元洪;而宪法协议会等11政团,合组中和俱乐部,以赞成对对德宣战为号召,拥护段祺瑞内阁。其他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也都偏向内阁方面。北方新国会时期,国会党派主要有安福俱乐部、交通系、新交通系与研究系四大政团。南方非常国会主要政党有益友社、民友社与政学会。1922年8月,旧国会第二次复会,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大小政团已经达38个,在翌年贿选前夕,政团数目更超过50个。政党政治最后消亡是在1925年4月国会制度正式被废除。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政党政治运行方面,已有相当改善。党派间的对立状况较前缓和,已经能够采取谈判、协商、折衷、让步的现代政治手段,处理利害冲突的立法问题。如十年制宪最后完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党派妥协的结果。   党争激烈一直是过去人们批评政党政治的焦点。各政党多有阴谋诡计,并使用恶言谩骂、挑拨离间、造谣构陷、人身攻击、暗杀、冤杀等卑劣手段。121在湖北、贵州、上海等地,党争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领导人意见不和,1912年1月,同盟会沪军都督陈其美竟派人暗杀了陶。1916年国会重开后,党争愈演愈烈,12月8日在宪法审议会上爆发了研究系与益友社议员的肢体冲突,双方先后通电全国,互相指责对方。1918年9月,研究系要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在美国被国民党人暗杀。1919年11月-1920年1月广州护法国会宪法会议也因对立党派意见冲突,大起争议而陷于停顿。   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民初的政党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属正常现象,美国等先进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华盛顿就曾经批评当时美国政党斗争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22   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其中宗派期是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从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此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18世纪欧洲与美国许多政党团体都属于这种类型。123这种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民国早期的政党政治。所以政党政治发展的状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畸变政治,124也不是导致民主化失败的主因,“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125英美国家早期的政党政治主要也是派系政治。派系斗争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变态,它的缺点与不足,只是表明这种政治发展还没有进入制度化阶段。至于“一个政党不仅要有所主张,而且主张要与别党不同”,126这只是政党政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要求。而且民初两党政治雏形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政治发展的特色。   政治表达自由也是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其中日益活跃的言论自由让人印象深刻。新闻界继承了清末以来反对政府管制言论自由的传统,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曾暂定报律三条,为上海新闻界联合反对,指斥“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能承认。”127后来政府被迫撤销报律法案。媒体积极议政、批评政治人物、揭露政治内幕已是司空见惯。顺天时报抨击袁世凯“当道对于民国正道,悍然发挥野心,为所欲为。须知众心难散,视国事如秦越。”128袁世凯的作为就被论者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29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130   袁世凯死后言论自由继续发展,北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废除《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以后历届北京政府对新闻自由基本都能容忍。《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都设有政治报道与评论栏目,不断揭露北京政治的内幕。政治表达自由在地方政治中也很普遍,如安徽历任地方军民长官,“为民众及公团在报端为文批评、攻击、宣言驱逐之例,可谓所在多有。”131   政治抗议、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选举活动中,各种政治抗议事件频频发生。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中,江西爆发了选举风潮。该省临时省议会“本是揉合新旧势力的过渡性事物,未经普选的合法程序”,132所以临时省议会从成立之初,地位就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挑战。在选举参议员时,恰好又发生了投票舞弊事件,于是激起公愤。江西各界,包括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南昌府议会、国民党、商务总会等,一致反对临时议会的选举。133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安徽,当时安徽省议会互选参议员的做法受到了各政党的通电反对。134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发生过女同盟会员唐群英为抗议临时约法漠视妇女选举权,率众冲击参议院的事件。135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一些妇女界政治领袖也经常就选举权举行抗议活动。至于学界、新闻界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1361922年第一届国会复会后,针对参议员换届选举与议会立法活动,北京知识界还分别成立国民监督选举团与监督议会团,希望革除金钱贿选与议会腐败的弊端。137   青年学生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登上政治社会舞台,同时五四运动还标志着学生运动达到全国性规模,仅1922年重大学潮就有125次。138由于报纸的普及,学生很容易获知在大城市发生的五四、五卅事件等重大新闻。这种知识促进了学生中激进主义浪潮的发展。工运也开始出现,在河南新乡、滑县等地出现了许多工会与组织,工人们为提高工资与改善工作条件举行过多次罢工。“工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权力结构已经开始的多元化。”139“总的来说,大众激进主义的盛行,促进了各种社会参与活跃团体的增长。新的民众组织根本不同于在20年代以前建立的基本上是由社会权势人物掌控的团体。”140   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在民国早期一直非常活跃。民国初年针对选举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限制性规定。直隶商会在1912年10月底通电各地商会,指责参议院“如此剥夺商权,”此后“所有担负义务概不承认”。141同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也上书请求修改选举法。商界郑重表示“联合要求选举权”,并以不纳租税对参议院进行威胁。14220年代以后工商界政治表达活动更加频繁。作为全国工商界领袖的上海总商会面对内战乱局,多次向全国发出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政治通电。1922年国是会议在当时影响最大。1921年10月5日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17日教育联合会加入,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召开国是会议,至1922年3月,又有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3月15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1922年5月7日,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出席者有来自14省区的35名代表。根据与会者的讨论,由张君劢执笔,写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两种宪法草案均为联邦制宪法,专门增加国民教育与生计章。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未能实施,但是仍然对1923年宪法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6月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后,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工商团体坚决抵制,甚至作出成立商人政府,宣布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大胆行动。   民国早期的政治参与仍然是一种精英参与,而不是大众参与。有学者认为:“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优异分子。优异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143“民国早期的政治仍然是一种传统类型的中国政治,因为能够发出合法政治声音的群体仍然是少数特定的精英人物。”144与此相似的,欧美民主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也是精英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145精英政治参与当然无论是参与主体的数量、参与质量的高低,都是无法与大众政治参与相比拟的。但是经验表明,在制度化水准低下的情况,大众政治参与往往会引发政治参与危机,导致政局混乱。146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也表明:“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47   最后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民国初年的精英参与更多地表现为中下层精英政治参与。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表明,过高的选举标准容易产生上层精英代表,而过低的选举标准更容易产生下层精英代表。与晚清咨议局比较,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年龄、财产、学历等方面的限制并不严格,相当宽松。所以通过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普遍年纪较轻、经历简单,多为来自中下阶层知识精英,具有浓厚的激进色彩。国会议员群体特点对民国初年制宪与宪政选择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政治文化的变迁148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149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当然政治文化不等于政治心理学,它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内化的政治制度。150关于政治文化类型划分的情况同样复杂。在这里主要借鉴两种政治文化类型作为分析工具。考虑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在态度、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的事实,可以分为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151从何种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运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地域型、顺从型与参与型。152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依旧是一种精英的政治文化,但是其性质已经从传统的依附型文化—或者说臣民文化—向依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一组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其余大多数国民还继续适应于一种极权的政府结构和保持着一组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153   在政治取向层面,154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政治认知取向。清末新政以来大批政治、知识精英专注民主政治,热烈讨论政治问题的现象,在民国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宪法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北洋政府主张国权主义,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联邦主义,要求总统制度。国民党主张民权主义,认同地方分权,要求内阁制度。进步党多持中间立场,主张国权与民权的调和,反对极端的地方分权,同意内阁制。155此外,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讨论。或是主张宪法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或是强调宪法的效力,倾心“强力的宪法”,或是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借鉴各国宪法的长处。156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宪政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改造思潮不断涌现,政治认知呈现多元化格局。不过,“五四”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人们的兴奋点愈益移向苏俄和马列主义。兼具科学形式和人际激情的马列主义,以其大同理想和革命方略相统一的实践性魅力,吸引了急谋改造中国社会的‘五四’知识分子。”157以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例,明显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反对儒家伦理,其文章均以欧美思想文化为主导。1919年后,文章转变为宣传马列主义为主。158此外,“三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最后成熟,并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同。”159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认知取向。   其次是政治情感取向。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对欧美民主法治思想的积极鼓吹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60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都表示支持宪政,认为好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共和政体的保障。梁启超在清末就是一个法治国论者。民国成立后,梁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161进步党国务总理熊希龄也宣称:“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治国是也……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治国不可。”162在这种形势下,原先比较封闭保守的地区,社会的民主气氛也活跃起来。市、镇民众关心党派问题,加入党、社者社会层面日益拓宽。163清帝退位后,党、社问题迅速成为北京居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164众多的党派、政治团体都对民主政治表达了诚挚的好感。在他们的宗旨、纲领、宣言中,纷纷表示“拥护共和”、“谋求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建设会等激进型政党,还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在称颂民主制度、认同共和主义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民主政治试验不断遭到挫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对宪政民主政治日益失望,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张东荪提到中国政制问题就指出“人民方面,则厌恶国会的心理与对于代议制的怀疑却一天高深一天。”“断不能说已实行了十二年,却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满了五六十年,忽然大放其光明来了。……总之,说现在中国是假共和,是无论何人都一致承认的。”165顾维均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16619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中,关于信任国会问题的调查表明,相信者只有3票,不信任者666票。16720年代以后,“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168   最后是政治评价取向。上文已经谈到社会大众对共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只是少数革命者的理想与目标,而辛亥革命则使这种理想成为现实,并进而使少数人的目标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169具体到对宪政问题的评价上,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精英延续了晚清新政以来人们对宪政民主认同的主流看法,认为“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170当时的激进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纲领都主张政党内阁、两党政治。而主要的争论是对中国应该实行何种宪政制度模式的不同看法。   五四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从阶级角度重新审视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并不能体现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否定英美宪政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而与此相呼应的是从20年代开始,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士也开始否定英美宪政代议制度,鼓吹“直接民权”。孙中山从民国早期议会政治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他认为“年来俄国发生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的多。”1711923年1月国民党更是明确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在孙中山等人看来,真正民权是人民拥有选举、复议、创制、罢免等“直接民权”。而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帝国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才能实现真正民权。   同样地由于议会政治在起步之初的信誉扫地,一些宪政主义学者的思想也不幸发生转折,开始怀疑并否定代议制度,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2年9月,章士钊开始宣扬代议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代议制本是西方工业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并不适合代议制。而且“国会代议制之在欧洲,亦为历史上偶然之事实,并非学理上天经地义之制度。”172章抨击各国议会政治,“实益倾于少数者之独裁政治。”而“议员对于社会改造之大问题,殆毫无智识抱负。”173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变迁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政治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出现“民主完美论”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政党政治文化不完全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74它更多的表现出党派意识的极端对立、妥协意识的缺乏、敌对情绪的强烈,以及容易陷于意气之争和执迷于自己党派的利益,常常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不时引发混乱的党争,忽略和影响了重要的政治事务。对此人们认为政党政治文化应该是两党对立、公平竞争。梁启超曾提出:“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有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175他反复申明,政党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与本党利益相冲突者,未必与国家利益冲突。176还有人认为开国之初,各政党应该牺牲其权利,以政见为重。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又应该牺牲政见,以国家为重。177   其实这种认知是一种不了解实际政治的肤浅见解。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文化虽然表现出宽容、温和、妥协的一面,但是互相攻诘、利益争斗、黑幕交易也是常态,更不要说是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建国初期的众多政治领袖都对当时的政党派系斗争深恶痛绝,富兰克林认为:“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178但是麦迪逊等人却承认党争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它合乎人性,根源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他还形象的比喻“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179至今美国政党常常被批评为回避重大的问题,不能实现诺言,没有新的思想,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做舆论的尾巴。政党还是贪污腐化和治理不善的根源。180   其次,政治情感取向经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从清末新政以来,许多立宪派人士就认为“宪政主义已经成为医治中国各种顽症的唯一的灵丹妙药。”181这些政治精英的心态是“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182民国初年对宪政建设持盲目乐观与激进的情感取向仍然相当普遍。顾颉刚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183   在这种情感的指引下,人们很难容忍国会政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尽管这些问题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在民国临时参议院时期,《申报》就针对参议员议事违规现象,曾经不止一次激愤地指出:“此参议院不如解散,岂足以代表民意?”184《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参议院。仅在1912年7月份,它就连续发表了13篇评论,将参议员各种不良行为暴露无已。185正式国会成立以后,人们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同时也寄托了对民主政治试验的失望,认为各党“所争均无关政见,不过闹党而已。186此后“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187有学者在研究国会制度消亡时,特别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188   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宪政万能论”或是“宪政无能论”的政治情感取向非常不利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经验知识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宪政民主政治,包括对民主政治客观作用的领会,对民主政治建设艰巨性的认知等。对此,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在自传中检讨说:“在采用共和制政体中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和盲目热情,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中就成功建立起来,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和准备,因为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并非可以跳跃式来完成,而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189这样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会容易丧失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转向支持开明专制或者其他类型的极权主义。   政治文化变迁中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时人与今人都以当时广大民众不知民主为何物引以为憾。所谓“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致电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190因此,人们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力量薄弱和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应的“国民程度”是实行民主政治不可缺乏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191其实并完全不是这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广大选民个人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开始感兴趣之前,这种选举权对美国政治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自从革命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于选举漠不关心;除了偶而一次的州选举以外,参加投票者人数有限,仿佛乐意接受少数政治上杰出人物的领导。对于广大的乡村工匠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政治是那些与之利害攸关而且具有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经验的富豪们的事。”192在民主化早期阶段,出现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   至今人们对民初精英文化的评价却没有多少积极的看法。其实正如上文对精英政治参与现象的评价,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精英的关心政治并且态度积极,而大众则对政治较为冷漠和疏远。精英更倾向于参加投票、组成团体、甚至竞选官职。在政治信仰方面,精英有着较为确定、恒久的信仰,而大众的政治信仰则往往不甚明确,且漂移不定。193美国学者沃特·罗森堡姆(W.A.Rosenbaum)认为:“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最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市民生活的主要政治风格和社会风气,决定系统对内外压力的反应,界定一国的重要价值,以及形成大众未来的取向和经验。”194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政治发展阶段,精英政治文化的出现既合理,对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   7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筱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72毛寿龙:《政治社会学》,第60页。   7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1-242页。对三种统治类型的详细阐述参见第242-283页。   74同上,第239页。   75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22.   7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7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四条。   78同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79《鄂议会通告不认参议院》,《时报》,1912年3月15日。   80《北京人欢迎改组之参议院》,《时报》1912年4月19日。   81《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编》,《时报》1912年3月24日。   82关于袁世凯收买议员的情况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27-128页。   8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第198页。   84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5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86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王沪宁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87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2页。   88其中湖北、江西、江苏、山东、四川等11省在1921-1922年举行过第三届省议会选举。   89关于北京临时参议员选举的详细情况参见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第三章第二节。   90《大公报》,1912年4月21日。   91《吉林选举参议员情形》,《申报》,1912年4月10日。   92《大公报》,1912年4月23日。   9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37年,第77-78页。   94许秀碧:“民国二年的国会-国会的背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第88-104页。   95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页。   96选举情况详细描述参见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83-193页。   97《中央学会第一部之联欢会》,《申报》1918年5月23日。   98《苏州》,《申报》1918年6月18日。   99《吉林》,《盛京时报》,1918年5月25日。   100《嘉兴》,《申报》1918年6月8日。   101学者陶鹤山将当时城市中新出现精英阶层,如中小资产者阶层称之为市民群体。参见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第32-36页。   102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下册》,张慰慈等译,郭旭、付俊等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3页。   103美国学者帕里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由方式、程度、质量三个变量决定。本文采用了帕里的政治参与程度、质量两个变量。参见MichaelRush,“PoliticsandSociety”,Prentices–Hall,1992,p111.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04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10页。   105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60页。   106张亦工、徐宗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107数据来源参见龙天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政治参与-一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剖析》表一、表二,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10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8页。   109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81,P270-271。   110美国驻华领事报告。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48页。   111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P225.   112同上,P224.   113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   114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76.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下)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中)   五、宪政主义的兴衰   辛亥革命以后,主导民国初年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当属自由主义。195自由主义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思想与信仰系统,是民初政治转型的准则。196民初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核心是宪政主义。人们关于政体、地方制度、政党制度、公民人权等宪政要旨的争论,197则是宪政主义内部的分野。   关于政体制度的争议主要是民国应该实行美国式总统制还是法国式内阁制。最初的争论开始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当时同盟会内部存在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议。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198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在孙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度。南北统一前夕,当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同盟会内部意见又重新统一于内阁制的主张。国民党成立后,内阁制的看法一直没有再变化。从1913年初开始,国民党将内阁制内容归纳为“国家元首不负责任,而内阁完全负其责任是也。”199主要的理由是“采用内阁制有二长,第一在预防专制政体之复活,第二在使政治上富有弹性。”200内阁制的其他益处还有可以消灭党争于无形,清内患而御外侮等。201   主张内阁制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原立宪党人。康有为承认中国既已革命,英国宪法不复可用,因法国政制最接近虚君共和,所以在所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以法国宪法为蓝本,主张内阁制度。202梁启超是内阁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拟定的宪法草案中,梁特列“国务员”一章,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拥有对大总统发布文书的副署权。203张东荪则坚信“内阁为行政权之渊源”,“行政权由总统而转移至内阁,此吾人确信之主张也。”204当时持独立立场的章士钊也是倡导内阁制度。205   袁世凯是倾心总统制的,尽管他并没有公开表达。但是他提出的关于总统职权的意见,认为总统应该拥有宣布法律、官员任命、外交、解散国会、否决等重要权力。206所有这些都是实权总统的权力设计。还有一部分学者也表达了对总统制的支持。在《独立周报》、《东方杂志》上有论者认为议会制度容易引发国会专制,“夫智者怀抱野心,愚者不谙国政,激烈者遇事争攘,平和者凡百退缩。”人们容易为感情所激动,“当国势未大定时,尤便于感情用事。法国革命时其明证也。吾常谓法国革命时有强有力之独立行政部,以箝制国会,则所谓黑暗恐怖时代当不至发生。”207“若用总统制,则行政之权为立法所箝制。立法之权亦为行政所箝制。”可以实现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208 “吾国果用内阁制,则数年将日闻辞职解散不信任弹劾之声。而内阁制将为激励党争之具。”209   以上分析表明,宪政主义已经为民初各党派各界人士普遍接受。就是袁世凯后来的君宪运动,至少在形式上宣称遵循立宪主义。210但是国人对宪政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仅从知识水准来看,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精英,主要还是停留在学习西方宪政基本理论、法规的程度。对各国宪政历史经验或者了解不多,或者有所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他们只看到民主政治光明的一面,而不了解民主政治在现实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贿选、腐败、交易、不公正等政治现象在民主社会中也是不同程度不同地存在的。现代政治研究表明:“在所有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腐败、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操纵的现象。”211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君主立宪政体思潮再次流行。杨度、古德诺等人鼓吹“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君主”,只有恢复君主制度,才能实现立宪政治。袁死后,君主立宪思潮基本退出舆论舞台。与此同时,共和政体思想继续鼓吹。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杂志是《甲寅》,其中以章士钊著文最多。针对民初民主政治失败后,一些人鼓吹开明专制与复辟帝制,认为民主政治不适用于中国的言论,章反驳说共和政治相对于专制政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任何一种制度实行起来,都会有弊端,重要的是在实行中精心防止弊端的发生,并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章对民初民主政治试验的评价相当中肯。对重新树立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心,有着积极的作用。212   由于袁世凯独裁期间曾采用总统集权制度,袁死后,在历次政体讨论中,“竟不敢再说美制,一说美制,便以为行政权不免过大。”213在1923年宪法完成之前,内阁制一直是各界人士的主流意见。1923年宪法虽然受到直系操纵,最后并没有采用总统制度,依旧延袭《天坛宪法草案》的内阁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联省自治”运动期间,张君劢在1922年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中设计出一种新的政体。与过去不同的是,总统不再由议会选举,而是采取人民间接选举的方法。首先由参议院依法选举6名总统候选人,再由各省省议会与法团组织选举会,以二轮多数投票法,在候选人中选出大总统。联省政府总统除拥有外交、任免、军事、赦免、紧急命令、解散、否决权外,又增加了戒严权、直接任命国务总理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有论者认为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混淆。一方面总统自定政策,任命国务总理,不必经议会同意,所有国务员赞襄大总统,似乎是总统制;一方面又规定阁员由总理推荐,而不是由总统自己选择,并且内阁的进退全视国会能否信任,这又是内阁制的内容。214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于当代法国半总统制的行政体制。   关于地方制度的争议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一种看法是主张绝对中央集权,要求“全国统治于中央之下,庶能收指臂相使之效,而谋国运之发展” ,215不过这种意见是少数。即使是北洋派也不要求绝对中央集权。从1912年7月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省制草案说明书来看,其指导原则是外交、军事、司法权力专属中央,而内务、财政权力分属中央。216其中财政分税制度更是类似于联邦国家的做法。地方制度中焦点问题是省行政长官(总监)的产生问题。北京临时政府主张省总监由中央任命,依法律命令同时执行本省行政与中央行政事务。217   国民党坚持美国式的联邦分权。宋教仁认为:“准中国情形立论,有若干权应属诸中央者,有若干权应归之地方者,如是故吾人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218黄兴也认为应该效法美、法,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养成国民自治之能力,发挥共和活泼之精神。”219国民党籍宪法学者王宠惠在自己草拟的宪法草案中,极力主张对于各省权限,应取列举主义。军政、财政、外交、司法等权力归中央所有,而民政、产业、教育,则由中央委任地方行使。同时省为自治团体,省长由省议会选举,省内各官员也由省长任命。220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地方都督更是坚决反对中央集权,支持地方分权。   进步党更多地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调和。如梁启超提出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与地方权调和。他对进步党宪法草案第一条“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的解释是“共和加上统一大业两字,示别于联邦制也。”221张东荪批评王宠惠的宪法草案,认为:“王氏注重地方分权,然其于省制谓宜采用加拿大之制。夫加拿大各省,其权重行政方面,而不在立法方面。”222   一些民间学者则提出调和的看法。高劳认为:“以行省之大,事务之繁,中央政府,欲尽其监督之责,其势良难。惟区自治事务于官治之外。自治事务,听民选省长之执行,受民选议会之监督。”“盖集权云者,非收集地方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地方失其自治之能力。乃收集国家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国家得举其统治之实而已。”高主张效法普鲁士的地方制度,州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经国王认可。223著名学者杜亚泉也持同样看法。224   民初国会政治失败后,国民党人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联邦制,曾经主张调和的原进步党人也提出联邦自治。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章士钊、张东荪、李剑农等分别在《甲寅》、《改造》、《东方杂志》上参与鼓吹联邦制。对联邦制讨论的高潮是在1920年前后。蔡元培、熊希龄、胡适、王宠惠、徐谦、章太炎、孙几伊、王正廷、张继等各党派政学界名流都参与此一行列。225《太平洋》杂志第3卷刊出“联省自治专号”,《改造》第3卷“自治问题研究”与“联邦问题研究”两个专号。《东方杂志》第19卷的“宪法研究号”与《申报》、《民国日报》都刊登了大量的相关言论。人们围绕联邦制,广泛讨论自治问题、宪法问题、省区问题、地方制度与联省政府等问题。   学界以章太炎、李剑农为标准的联邦主义者。章太炎提出自治实行步骤:以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成立全国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自下而上逐步实行。而李剑农从1917年冬天开始,三次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说明中国由一个单一国家,成为一个事实上绝不统一的“联邦”状态。李指出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地方势力,已非中央所能制,而此统一之被破坏,非由联邦分权之说,实由中央集权之误,所以中国要想统一,必须“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而且“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226政界人士以陈炯明见解最为深刻,“国乱有年,非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于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再分裂。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权限不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分权者,中央乃改而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反令各省据为已有。今欲塞乱源,制治本,应从制宪着手,略取美宪法,定为联邦宪法。”227国民革命开始后,随着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一度盛行的联邦思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政党政治也为时人所非常关注。228人们讨论的主题是政党的概念、功能、内部组织、组党方法与两党制度的优点等。一般认为政党的概念包括6个方面的含义:1、部分国民之任意的结合;2、具有永久结社之性质;3、抱始终一致的政见;4、运用光明之手段和投票之方法;5、为政治上之共同活动;6、求获优势于政界以行其政见。229对政党作用的称赞言论也不少,“立宪国中政治策之行也,不能不重舆论,而舆论之为物,广泛无定,未易推求,有政党以标示政纲,为全国人民商榷,则其赞成反对之数,视其对于国中党派之赞成或反对而知之,而舆论因而实现。”230   学者张玉法认为当时一般政论关于政党组成问题约有三派意见,一为党魁派,一为党纲派,一为党纲党魁并重派。党魁派认为政党成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有全党崇信之首领,能指挥号召,唤起一党的精神。党纲派强调政纲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性。“政党集合多数之分子,为党纲之行动机关,党纲表现政党之意思,为团体之共同目的。无正确之党纲,则其政党不能成立。”231《东方杂志》刊文呼吁以政见之争代替意气之争,指出:“党争固至有价值而非常宝贵者,其争也,为政见而争,为国计而争,为力图党纲之进行而争。”232《独立周报》也有文章认为凡一政党,必有鲜明确实之政条若干事,公布于国人。此政条第一必不与他党雷同,第二必党员共同遵守,第三必深契国民心理,第四必以利国福民为归宿。233并重派认为政党有三种,以相同政见聚集成政治团体的,称作政纲政党;信任领袖而组成政团的,称为领袖政党;最后是参杂这两种性质的政党。234   两党政治思想兴起于晚清,在民初一度盛行。梁启超是两党制度的鼓吹者,认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235在两党政治问题上,进步、国民两党罕见的一致。进步党认为“宪法政治之下,则必有扶植政府之政府党,于一方面则又必有反对政府之反对党。故一党在朝,以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之不敢为恶。”236国民党在成立宣言中也同意“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237如何形成两党制,独立政论家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238章的观点指出了将革命党改造成议会民主党的理想途径。   20年代初,苏俄政党政治思想开始流行并运用于实践。国民党接受“以党治国”的思想,即由一党统治,一党独裁,政治取决于一党全体党员,以别于民主制度的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党治时期由一党独占政权,不仅不许他党过问政治,而且不许他党合法存在。239在“党治”下,国民党对政府实行控制,直至县级都设立党部,县政府的施政纲领须送到国民党党部审核,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将影响扩大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建立党组织。1923年孙中山就因为司法院长赵士北提出“司法无党”将其撤职。240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与过去不同,“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241学界中也有人认为国民已经觉醒,称赞国共合作是国民运动发展的标志,呼吁建立健全强大的政党组织。健全的政党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鲜明一贯的政治纲领不至中变;二是党员须经严格选择;三是纪律严明与内部团结;四是绝对不和敌党妥协或调和。242议会政党思想逐渐在20年代中期沉寂下来。   保障公民人权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政府与民间所拟的各种宪法草案中,公民权利一般都是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强调,都是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共识。公民有人身、财产、言论、宗教、集会、选举、请愿各项自由权利。243章士钊推崇英国的自由人权,在一系列政论中就特别提到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与司法平等。章曾批评临时约法中的人权条款只是虚文,认为宪法中关于人民自由权的规定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划定自由范围;保证自由;遇紧急时限制自由。临时约法对保障自由之法却没有规定。因此这种公民自由只是“猫口之鼠之自由”。24420年代初各省省宪(省宪草案)都重视人权、民生、教育条款。湖南省宪草案制定者认识到《临时约法》的不足,反对对人权条款作限制性补充规定,认为这样做其实是为政府剥夺民权制造借口。自民国成立以来,已经有政府制定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本草案对于人民各种权利之规定,力求其实际之明确,法文形式之参差在所不计。”245因此湖南省宪中人民人身自由权特别规定:“除现役军人外,凡人身自由被剥夺时,施行剥夺令之机关,至迟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以剥夺之理由,通知本人,令其得有即时提出申辩之机会;被剥夺人,或他人,皆得向法庭请求出庭状,法庭不得拒绝之。”246有论者评论湖南省宪内容促进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247   从20年代开始,宪政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其影响也日益缩小。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是这一时期宪政主义最后的挽歌。“直接民权”与“国民革命论”的盛行,标志着倡导代议制与渐进改革的英美宪政主义的衰落。在谈到欧美政治思潮对近代中国影响时,朱学勤先生特别强调英美思潮与欧陆思潮的相互角逐,“前者在时序上占先,以终局失败为结束,后者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终以压倒前者为胜。”248不久,国民党北伐成功,党国体制取代民国宪政制度,此后英美式宪政主义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以上是民国早期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况,同时也是影响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政治学家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发展,如社会从底层开始的多元化与流动性、社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政治活动的宪政化、官僚机构的自由化与可能的民主化等。249十九世纪北欧国家民主转型客观条件情况也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和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250   同样地,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些发展。与英美民主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主转型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点。其中既有一些促进民主化的积极因素,如分权制度的创建、政治合法性的转变、宪政主义的盛行等,也有不少制约民主转型成功的消极因素,如政体制度缺陷、市民社会弱小、政治参与激进等。所有这些外部条件构成了制约民国早期中国宪政制度选择的客观条件。具体而言,在民国初年、国会第一次恢复两个时期,民主潜流不断涌现,客观环境对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利的。而在其他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宪政试验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说:“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251邹谠也认为:“社会及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各种结构,只能用来说明它们对政治行为的制约和提供的机会。在这个结构性的基础上,关心政治的人物作出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改变政治关系、政治结构,运用社会和经济结构提供的机会,接受它们的制约,改变社会经济的环境,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252在邹看来,必须在充分重视结构约束和历史偶然事件重要性的同时,确认人的选择的重要性,包括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选择的重要性。253因此,本文在承认宏观结构背景重要性的同时,更多的关注是在转型进程中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其中与民主化失败结局关系最为密切的焦点就是国会的制宪活动。   195 薛君度曾指出辛亥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参见《辛亥革命新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5页。   196 自由主义具有丰富的含义,其政治含义主要是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对自由主义的阐述参见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197 下文有关民初政府制度、国家权力争议的论述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1983年)。   198 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199 《内阁制度论》,《上海民权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00 《告反对内阁者》,《民权报》,1913年1月6日,《民国汇报》第1期。   201 岑楼:《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国民杂志》第1年第2号,1913年5月15日。   202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康南海文钞》(上海:民国三年)。   203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庸言》1卷18号。   204 分别参见张东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略评》(《庸言》第1卷18号)、张东荪《行政权消灭与行政权转移》(《庸言》第1卷21号)。   205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06 《专电》,《中华民报》,1913年4月20日。   207  张申父:《内阁制果适于我今日之政情乎》,《独立周报》,第2年第18、19号。   208 《内阁制与共和精神》,《时事新报》,1913年1月5日。   209 《内阁制与党争》,《时事新报》,1913年1月7日。   210 杨格(Ernest P·Yang)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杨格(Ernest P·Ya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85页。   211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8页。   212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128-129页。   213  孙几伊:《制宪问题底理论与实践》,《东方杂志》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4  朱经农:《评国是会议所拟宪法草案》,《东方杂志》第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5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民国汇报》第2期。   216 《省制省官制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说明书》,《申报》1912年7月19日。   217 《省官制草案》,《申报》1912年7月28日。   218 《宋钝初先生演说辞》,《民立报》,1913年2月20日。   219 《在屋岑华侨欢迎会之演说》,《黄克强先生全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第99页。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56页。   220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转见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   221 《庸言》1卷4号、18号。   222 《庸言》1卷17号。   223  高劳:《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   224 伧父:《论省制及省官制》,《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   225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11-112页。   226  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227 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网络版,转引自刘军宁:《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   228 本文政党政治的争论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229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5页。   230 《国民协会干事长温宗尧演说辞》,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第61页,转引自同上。   231 《政党内阁之预备》,《国民日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32 沙曾诒:《论中国今日急待解决之三大问题》,《东方杂志》第9卷3号。   233 “严伟致独立周报记者书”,《独立周报》2年5号,民国2年9日。   234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8页。   23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民国元年4月,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77。   236 王灿:《党论》,《谠报》第3期,民国2年6月20日。   237 《国民党宣言书》,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83。   238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79-80页。   239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第189页。   240 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有学者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这方面基本形态类似。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275页。   241 《总理最近致海内外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期10,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专刊(57),1989年)第537-538页。   242 化鲁:《对于政党前途的希望》,《东方杂志》21卷4号,1924年2月25日。   243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第二章,转引自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81-85页。   244 行严:《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有关研究参见邹小站《章士钊社会   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40-58页。   245 《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太平洋》第三卷第一号。   246 湖南省宪第6条。浙江省宪第7条,广东省宪第6条均有相似规定。   24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第490页。   248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249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P6。   250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7页。   251  同上,第120页。   252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253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121页。    作者系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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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袁伟时 |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个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三十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1] 。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星,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刚才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开始的,是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他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利,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卓志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高华创作该书的来龙去脉

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虽然本书所谈论的历史事件已过去六七十年,但还被认为是涉及‘敏感’,及至内地某些着名图书馆也是有我书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尽管如此,国内外、境内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学科将我的书列为教学参考书,网络上也经常有我书的片断的转载,甚至还出现了几种电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学术书籍、论文中,也有许多对我书的引用。由于本书不能进入内地,2003年有读者带入被海关没收,还打了一场官司(按,可参阅李宗陶《“禁书”过关诉讼始末》,载《新民周刊》2004年6月25日)。前几年内地出现了我书的大量的盗版,遍佈全国各地,有读者写信或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宝鸡都见到我书的盗版,我自己在上海街头也多次发现。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我自然不满,但无能为力,非常无奈。”

方可成 | 别了,“社会恐惧症”

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别了,“社会恐惧症” □《南方周末》2012年1月5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很多事实表明,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重新建设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战略重点,中央层面动作频频,一些地方还通过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等手段为社会“松绑”。 这一年,公民力量继续生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积极理性地参与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年末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更显示社会与政府的协商对话、利益博弈渐成机制。 概言之,居庙堂之高者和处江湖之远者,都不再患有“社会恐惧症”,都在学会正视社会,并自觉组成参与社会建设的多方力量。 “社会并不是反政府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政府放开手,民间的社会自治,恰恰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道路。” “治安”变“管理”,究竟变了什么? 过去的一年中,“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中国热门时政语汇中的一匹“黑马”。 搜索引擎Google忠实地记录下了它的崛起轨迹:2010年,还很少有人搜索“社会管理创新”;到了2011年2月,这个短语的搜索量直线上升;此后,它已经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政治语汇的搜索量相差无几。7月至10月间,人们对它的关注度甚至超越了“和谐社会”。 容易发现,轨迹上的几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着中央的几番动作。 2011年2月19日,也即搜索量急剧增加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要“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胡锦涛是在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这番话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了开班仪式。这一研讨班,自1999年以来基本每年举办一次,近年来主题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执政党近期的重大战略。 7月至10月间,“社会管理创新”又因两件大事备受关注:一是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二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后者引发众多解读,“从单一强力控制到社会综合协调”的维稳思维之变,是论者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变化从官方文件的措辞转变就可以窥见:1991年3月综治委成立后,“严打”一直是核心词;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2007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 从“严打”到“预防”,再到“服务”,直至“管理创新”,这条线索亦显示出中共对治理方式的探索之路。 另一个观察视角是综治委的领导配置。更名后,主任依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但副主任序列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高法、最高检的一把手退出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也退出了,增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等领导。 在地方,综治委主任的任用模式也随之转向——越来越多的省由党委专职副书记取代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多个省份的宣传部长也跻身综治委副主任行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综治委能调配的资源将更加广泛,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将更“宽”,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公共服务、危机应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精神卫生等。 从最高层的讲话到省部级官员的研讨,从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到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的变化,2011年的时政新动中这些最抢眼的变化都指向社会管理创新。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是:各地政府、各行各业大力宣传自己的“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各方对中央新战略展开解读,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研究课题数量猛增……最新的消息是,浦东干部学院谋划成立“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 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少人将2011年称为“社会管理创新年”。 被“逼”出来的革新 在中国,以“社会”为中心的革新十分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被“逼”出来的。 “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强调,源于特殊的背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增加,并由此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乱”,而是“烂”。其区别在于:“乱”相当于被他人打伤,“烂”则是自身的组织、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孙认为,这种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以2011年触痛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分析说:“我不相信18个人经过小悦悦的时候都视而不见。如果他们内心有过挣扎,但最后因为怕惹来麻烦而没有伸手,那更多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好的植物。” 现实情况是:糟糕的土壤不仅孕育了冷漠的路人,更孕育了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评论说,中共厌倦了“打地鼠”式的维稳,因此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 对于社会建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也曾有一番解释:“我们这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使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有许多欠账。” 汪洋是在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这番话的,这是汪洋连续第四年邀网民“拍砖”。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之下,政府不与社会对话是不行的,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是不行的。”师曾志说。 但革新之后的“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此并无经验。 学者金观涛曾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他发现,“社会”一词是1900年左右“进口”的外来语,但引进时,背后的意思却存在微妙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私人领域稳定而坚固,国家权力受到监督,公共领域不会压倒私人领域;但在当下中国,家国意识浸润的绅士知识分子们并不了解“社会”与保护私人领域间的关系,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私人领域不断萎缩,“社会”最后只能代表“公”,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1949年后,社会更是无法发育,乃至有人称当时的中国是“有主义无社会”。社会学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干脆取消了近三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令社会的成长成为可能,一些人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一些人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社会”依然有贬义。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在人们的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次一等的存在,意味着危险、不可信任,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等。 社会控制,还是社会自治? 从视社会为“原罪”,到告别“社会恐惧症”,无疑是巨大的飞跃。不过,在各地纷纷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热潮背后,却暗藏着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筐”,到底该装些什么内容? 广东选择了学习香港。以省会广州为例,在该市“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香港“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还提出要逐步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而广东决定自2012年7月起基本取消社团双重登记的做法,更引发关注。实际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此外,《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认为,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对待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疏解方针,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今后解决群體性事件做了有益探索。” 杭州也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政府并未将政府职能外包,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中央编译局学者周红云认为:在社会复合主体中,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而且作为一个重要分子发挥应有作用,而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甚至商户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对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求是》杂志今年5月就刊文说:“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 但很快,人们就读到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 孙立平认为,对“社会管理”的不同解读值得关注,要防止偏离社会自治,走向社会控制。“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社会管理形成误解,将其片面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他提出,“社会管理不能片面理解为单向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积极的社会管理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和共治才能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主张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但也有人不全然认同,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就提出“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由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协同配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社会的逐渐强大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强大后的社会将使政府与社会间不平衡的关系得到修正。“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孙立平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从细节看中石化社会责任心的缺失 向内的探索 亚运微风吹过广州 别把法治打没了 无觅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下)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陈: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当局动员、利用汉族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强化其压力维稳与经济殖民的路线。任何对藏族、维族的处境还有些同情的人,似乎很容易就「被汉奸」、「被藏独」、「被疆独」,好像同情弱者就是主张分裂?那强者的责任呢? 许:中国现在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是採取发展经济、加强国家认同的方式。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问题。以西藏为例吧,西藏问题背后的核心是一个文化问题,即与伊斯兰世界相似的传统宗教与世俗化的衝突。解放以后,特別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给了西藏非常多的经济援助,铁路也通了,商业也发达了,给藏民们带来了与汉人一样的世俗化生活,使得过去政教合一、以藏传佛教为精神信仰核心的西藏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世俗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反弹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发现研究得非常不够。太多的舆论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独╱统或人权的立场,而没有从世俗化与超越世界失落这个层面去思考西藏的问题。 简单地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內在困境。藏族要不要现代化?当然要。墨西哥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问题在於,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如何处理超越世界的位置?作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对待宗教信仰的態度与汉人是不一样的。汉族的宗教感不强,我们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以人文代宗教;虽然许多人相信佛教、道家以及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態度正如杨庆堃先生所研究的那样,採取的是一种非常功利和现实的神人互惠態度。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思潮涌进中国以后,中国人以为科学、理性再加人文,可以完全安顿人的灵魂,解决信仰世界的问题;甚至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为世界上那些宗教信仰像中国民间信仰一样,都是愚昧的產物。殊不知在古代轴心文明之中,除了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外,其它文明都採取了宗教的形式。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都是高级文明。歷史已经证明,它们不会隨著现代性的到来而消解;在当今世界里面,反而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復兴。哈贝马斯说,今天是一个后世俗化社会,这个「后」,指的就是在世俗化的同时所出现的宗教復兴现象。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高级文明,这些年经过达赖喇嘛在全球的宣传,已经走出西藏,走出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今天的西藏虽然已经步入了世俗化,但对大部分藏人来说,宗教信仰依然是他们灵魂的支柱,这是他们的歷史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今天的汉人已经高度世俗化了,甚至比世界上其它民族都要世俗,相信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把占有多少物质、拥有多少名牌,看作人生快乐和人生成功的標誌。但我们切不要以为其它民族也会同样这样理解人生,不要以为我们给西藏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这也就是他们的「好」。不同文化传统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特別是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尤其是轴心文明,其中內含的人生和宗教哲理,拥有对现代性负面因素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资源,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丹尼尔‧贝尔也好,史华慈也好,他们对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物质救赎主义都深怀忧虑,都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和宗教中寻求资源。 五、霍布斯式社会的忧虑 陈:谈民族及周边问题,肯定谈不完。现在,可不可以把话题转到您目前特別关注的虚无主义、原子化个人的问题? 王: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更有机一些。那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原子化个人的问题呢? 陈:或是像您所说的自然状態,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態。 王: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已经提出来了吗? 许:关於社会秩序的重建,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洛克式的,通过自主性的社会建立自由主义的公共秩序;另一种是霍布斯式的,通过国家威权强有力的利维坦来维持社会的稳定。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走的是洛克式的道路,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1990年代初思想界开始积极討论市民社会的话题。然而,近10年却发生了逆转,主流意识型態不再提「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党与政府对经济、社会、舆论更不用说政治的控制力,大大强化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这样表述:一个自利性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社会,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当198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大我」乌托邦破灭之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便汹涌而出,但在1980年代,它与启蒙主义的个人有著复杂的弔诡关係。一直到1990年代市场化社会出现之后,原子化个人主义不仅具有了其社会基础,而且霍布斯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正当化。同时,这一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不是西方式的,而是社会主义以国家威权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无法有效地组织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面对整体化的国家;他们在私人领域享受发財和消费的自由(虽然最终来说並未获得法治秩序上的安全感),在公共领域则成为缺乏权利与责任、既无宗教、也无道德的个人。 当各种社会共同体持续失落,失去群的保护之后,个人只有孤独面对强势的国家。霍布斯式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便是唯我式的个人。这时的国家不再是大我,不具有任何价值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是各个分散的个人爭夺私人利益的场所,其与毛泽东时代具有神圣意义的国家有著天壤之別。而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维持稳定与秩序,才不致陷於「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麦克佛森分析说,占有性个人主义是对人性的一种理解:个人在本质上是其人身和各种稟赋的占有者,个人不是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他只是一个自利的人,关切如何合理地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人性本质上是贪婪的。而一切所有物,包括人的能力,都是商品,其价值是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中形成的,个人的价值取决於其在市场中的价格。霍布斯的理论,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因而,霍布斯需要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利维坦)来维护占有性个人之间的公共秩序。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以自利性的个人主义社会为前提。这套政治哲学以人性论为依据,它说求生存是人的本性,保全性命是首要的自然权利。动物只对可穷尽的客体本身產生欲望,而人则本能地怀有无穷无尽的占有欲望。为了避免自利性个人相互残杀而同归於尽,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將其交给主权者以维护社会秩序。但进入政治社会的公民並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而只是在法律范围內通过理性实现他们私利的利己主义者。在法律范围內,公民们可以在私人领域发財致富,主权者也有责任代表民生,保护公民们的私利。但公民们永远不要指望与主权者分享政治的统治权,那是由绝对的主权者代表民眾所独占的、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样一个利维坦的社会之中,没有宗教,也没有道德,更没有社会;联结人们相互关係的,只是利益。而市场与权力,成为人们私人利益交易的媒介。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与唯我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互为前提,互相补充,成为中国社会正在实践的一种「现代性」类型。目前所谓的「刚性稳定」,便是建立在这一威权主义与原子化个人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权力发生危机,將会连锁发生社会动乱,因为社会缺乏金观涛在超稳定结构理论中所分析过的「自组织系统」。 当前中国的社会一方面缺乏法治秩序中被正当化的合法组织;另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人为了生存、安全和获得更大利益的需求,又以各种各样非法或者半合法的利益共同体联合起来。如同中国古代社会那样,没有西方那样的自治传统,但从来不缺乏江湖社会。这种利益共同体通常是不稳定的,具有极大的顛覆性。一旦发生危机,就是社会动乱。 陈:有些人可能会说,近年来隨著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民间社会力也在萌芽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中国至少不完全是您所描述的霍布斯式状態。 许:告別了毛泽东时代以后,我们试图重建社会,而今天中国社会的確有了很大发展,比如NGO组织。但是为了维稳,政府最恐惧的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它不在乎你个人说了什么话,但一旦公民形成了组织,就会被认为具有顛覆性。因此,我一再说:在当代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 我在法国演讲时有学者反问我:难道现在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不算是社会组织吗?我回答她说,不错,今天中国有的確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社会的小团体,但他们只是「原子化的分子」,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繫,无法形成像东欧天鹅绒革命之前的「平行系统」。一旦政府失灵,这些「原子化的分子」无法站出来领导恢復秩序。2008年四川大地震,许多非政府组织到灾区去救灾,但发现自己的作用很小;因为当地並没有非政府组织,他们无法进入当地社会。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形成不了有组织的网路,所以很难发挥作用。 王:您意思是说,「组织」应该要与「社会」有某种对应关係?「组织性」意味著某种「社会性」,才能发挥作用,有社会影响? 许:非政府组织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否可以成为主宰社会的自主性力量,並与国家权力形成平行系统,要看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分子。一个社会要有权威。在西方,这个权威过去是教会;在中国,则是士大夫。张灝说过,传统中国有双重权威:一个是皇权代表的正统,另一个是士大夫代表的道统。按照儒家的学说,道统还高於正统。士大夫阶级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帝国政治的一部份,又是道统的承载者,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当旧王朝行將崩溃的时候,士大夫阶级会出来,用他们的威望迅速地重建一个秩序。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在於:不再有这些可以平衡正统的道统力量。儘管有精英阶层,但这些精英是分散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四分五裂,通通依附於政府,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追逐自我的最大利益化。当今中国最令人忧虑之处,是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威。人人都在爭权夺利,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却缺乏德高望重的社会权威,缺乏与权力可以平衡乃至对抗的道德与社会权威。 陈:於是,形成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被利维坦给绑票了? 王:那现在中国还有伦理秩序吗?全部是霍布斯式的? 许:霍布斯的这套利维坦思想在西方没有得到系统的实践,但在今天中国却被发扬光大了,再加上中国的外儒內法的歷史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威权政治无法实现长久的稳定,因为它缺乏正当性,不可能获得公民普遍的、內在的价值认同。利维坦无法建立起一个道德秩序,因此它一定需要浪漫主义为其神魅化。但国家作为世俗化的產物,本身是没有神魅性的,需要借助其它超越性的力量,比如宗教或者文明。宗教或文明的超越意志,在世俗化时代需要通过国家来实现。这就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必须骑在国家的马背上才能实现,那就是普鲁士帝国的国家意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过去是通过马列主义而自我神魅化的,因为拥有共產主义乌托邦的毛式意识型態具有世俗的神魅性。但当马列主义如今在中国只剩一个空洞的外壳之后,新的神魅化大概只能借助中华文明这具歷史的幽魂而借尸还魂。因此,现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鬼鬼祟祟、形形色色的政治神学。 如何抵抗霍布斯式的社会和可能出现的政治神学?在我看来,政治改革固然需要,但只是一个突破口,並非长久解决之道。民主制度一夜就可以实现,但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適应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中国之乱,不是乱在表层,而是乱在人心。是心灵秩序出了问题。 陈:您是否暗示某种渐进的出路? 许:我並不认为缓和急是真问题,我只是想打破一种制度决定论的看法,也就是那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就有希望」的看法。不是说制度不用改,但制度改变只是治標,那个「本」仍然是社会自身的有机化系统。哈贝玛斯区分了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由权力和市场主宰的,它的改变要通过制度的改革;但哈贝马斯讲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公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排斥权力和市场的逻辑的,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公共领域和伦理空间。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一个有伦理、有道德、有公民自主性的生活世界。这是问题之「本」。生活世界的僵局不破,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中国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来回震盪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就像民国初年那样。 陈:但换个角度来看,除非当前的政治经济路线能够有所调整,否则伦理秩序与精神秩序的问题可能只会一路恶化。所以说,渐进的政经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应该不是没必要的吧? 许:那当然,制度改革一定是突破口,治本首先需要的是治標,从止血开始。但止血之后,需要的就是长期的调养了。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不久我建议一家书评类报纸做一个主题,不要做辛亥百年,而是谈谈辛亥前的中国。题目我也给他们起好了:「山雨欲来」。一百年前的1910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到处碰壁,没有人想到一年之后,大清王朝会完。但是,危机正是在沉闷之中酝酿的。事后分析,革命似乎来得並不突然:朝廷財政危机、收回路权得罪了地方士绅利益、士大夫精英因为无法实现政治参与而同朝廷產生了政治疏离感、革命党在新军中的力量积累、满清的正当性形象在族群民族主义面前逐步消解等等。我对未来中国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並不认为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就可以解决危机。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一旦爆发,不会仅仅是社会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一定是整体性的危机。整体性的危机,无法用一揽子的整体性的方案解决,需要从基础部分慢慢改革。这个基础,一个是「重建社会」,另一个是「重建伦理」,让社会逐渐生长出自主性的力量、伦理和精神。这样当危机来了之后,有较大的缓衝和自我拯救的余地。 陈:要是中国没法逐渐形成自主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话,政治上就算有民主浪潮,也只会形成来回摆盪的局面。那您认为现在能做些什么?您说,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不能指望毕其功於一役;也不能把诸问题通通化约成是民主的问题,因为还有文明、国家、民族、精神伦理、社会重建等问题。但是今天,那么多力量不断想要去巩固现状,去巩固霍布斯式的秩序,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去「重建社会」、「重建伦理」? 许:我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不要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地化约为自由、民主或公正问题。自由派不应该忽略心灵秩序的重建、国家的建构、以及帝国与文明这些似乎是自由主义议题之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向来比较冷漠,好像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甚至觉得民主实现以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事实是今天这些问题一个个都在敲门,我们能够拿出与国家主义、新左派对抗的方案吗?自由主义如果要担当大任,就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缺席和沉默。在思想界,说到底就是爭夺话语领导权。中国自由主义的话语领导权不能说根本丧失了,但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缺席,不回应、不理论、拿不出方案,其话语领导权正在一点点流失。因此,中国的自由派要有更大的理论视野,要有全方位回应挑战的能力。我尊敬那些「微观维权」和「整体反抗」的同道们,但我觉得我的战场在思想界,这是我所自我理解的天职:积极地与新左派、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態对话,在对话和交锋之中探索一条既符合普世价值、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道」。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中) / 2012-01-02 17:51 / 评论数( 0 )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上) / 2012-01-02 17:39 / 评论数( 0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四) / 2011-12-26 15:00 / 评论数( 6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三) / 2011-12-26 14:58 / 评论数( 1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二) / 2011-12-26 14:53 / 评论数( 0 )

鱼宏亮:民族国家与价值边界

  2011年5月1日,当奥巴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远程视频中美国士兵击毙本·拉登的实时场景时,世界的另一端,一些“政权”也在接连倒下。从突尼斯开始的一场抗议活动,引发了一场规模最大的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游戏”: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也门……也许还有下一个。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不得不奔波于这些垮台政权之后的一片废墟上。迄今为止,美国的军事力量遍及世界各地:从远东到中东,从亚洲到非洲——军事基地、航空母舰、无所不在的全球卫星……星条旗四处飘扬,让人以为历史又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殖民时代。   1821年,美国第二届总统亚当斯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在什么地方,美国都总是站在自由人民的一边。“但是她不会到国外去搜寻魔鬼加以摧毁”。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她将用道义的支持,以自己仁慈怜悯的榜样,推荐其理想。”否则,美国“就会连累自己,无力摆脱”。亚当斯总统说:“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独裁者,但那样一来,她就再也不会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者了”。   我们相信美国的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但直到现在,这种“自由”看上去依然遥遥无期。事实上,无论是亚洲还是中东、非洲,都有大量历史悠久的国度,它们自有其信仰和传统。向这样有着古老历史的国度推销一种“自由价值”的半成品,美国如何做到?而从1776年(中国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建国到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中,美国总是恪守着一种“孤立”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称其为“遥远的事情”。直到1917年,美国才宣布参加协约国的战斗;1941年12月,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第五个年头的时候,美国才由于珍珠港事件而被迫参战。1944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谈到:“我国的政策并不指向战争,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战争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从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到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全球战略与美国价值观是一致的吗?抑或在全球的经济与军事利益的追逐中,美国是否坚持了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伟大理想。美国还是自己“伟大精神”的主宰者吗?   历史也许不会告诉你“真相”,但它至少可以告诉你“假象”是如何建构的。   1901年,一个中国人突然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生活在东亚大地上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族群,居然没有国名!他在《清议报》上撰文指出:“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这个人就是梁启超。   法国大革命发生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初次见识到“民族国家”这个携带着坚船利炮的“怪物”。一个世纪后,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成为“民族国家”。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是由纳税人组成的第三等级用自己的权利来合成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法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还引起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金观涛:《现代性及其困境》,《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所以,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国家,都是现代的产物。历史学家霍布斯鲍认为,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才导致法兰西民族的出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只有半数的法国人说一些法语,只有百分之十二、十三的法国人说“比较好”的法语。民族国家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新政体,它不同于传统的王朝,也不同于古代的帝国。它赋予自己一套独特的符号作为象征:宪法、主权、国名、国徽、国歌……这正是让梁启超感觉陌生的东西。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更为对后来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已经发生。这就是美利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声明:“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得以建立于人类之中,而且必须经被统治者同意,才能获得其正当权力。若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些目标,则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该政府,建立新政府。并使其基础原则,及其组织权力之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段文字,既是建立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完整表述,亦成为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中,才衍生出民主、理性、公正、正义等一系列现代价值。从这个宣言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民族国家这个新生事物相比于传统王朝、帝国的政体形式所具有的两种全新的品质:契约国家与民族认同。   大家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但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一起立约,这是一个问题。“孤立的个人面向上帝时,‘我’属于哪个共同体,不再具有明确的界限。何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金观涛)当“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被提出之时,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所以,民族国家具有两种最基本的元素:其一为契约国家所必须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契约伦理,它是民族国家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基础;其二,具有共同的认同基础的人民,即民族。这就意味着,只有共同立约的人民才有权享用他们所共同声明用生命去追求的基本价值,民族国家这种崭新的政府形式,仅仅是保障“这些”人民的外在载体。国家政权的疆界,也是民族共同体价值的边界,民族国家并没有义务对国界外的族群承担义务。如果说,就这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所诉求的价值确实是现代社会价值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这种价值只为本国人民专享。到今天为止,美国共存在着将近200个各有历史传统的族群。正是“这些”人,成为宣誓让渡其部分个人权利于政府,成为这个国家的契约公民。   奥巴马总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我”是美国人的总统,我只为美国人民的福祉而操心。这样的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民族国家存在价值边界。   1796年9月17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谢绝再次总统提名,饱含深情地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   “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难以割舍。……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他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他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够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战。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作出抉择”。   建国先贤的忠告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起源与依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一直奉行着这种“为自己而行动”的外交原则。美国的建国元勋们谨慎地将美国价值限定在美国公民身上,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孤立主义是民族国家价值边界的合理推导。   但是,孤立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利益的扩张。实际上,美国从建国到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正是一部美国利益扩张的历史。从东部到西部,从最初的十三个州,到如今的五十五个州,而对于拉丁美洲诸多小国,从来都奉行干预政策。甚至,在世界性的殖民浪潮中,美国国家力量的触角也延伸到世界各地。在与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保持小心翼翼的距离的同时,对太平洋沿岸则长驱直入。在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美国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咨文国会,要求派遣代表来华谈判建立贸易关系。在一支美国海军舰队的护送下,美国特使顾盛(CalebCushing)到达澳门附近,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谈判,于1844年7月签订第一个美中条约:《望厦条约》。顾盛利用清朝谈判官员不了解西方国际法制度的弱点,加入了一项关于美国单方面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些条款,通过中国与各方所签合约中都加以援引使用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从而无须谈判自动复制到各个列强的在华权益当中。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转交给幕府,信中提出开放双方贸易等要求。一年后,《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   孤立主义并不能限制国家力量的扩张,而在遭遇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时,价值边界就像一道铁幕一样,无情地将民族国家内部享有的价值伦理截然阻断。   1859年,51岁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书中首次以生物科学的原理阐明生物发生、进化的原理,否定了神造万物的宗教教义。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引起巨大反响。这一生物学演化的规律,被达尔文的朋友、哲学家斯宾塞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博学的斯宾塞大概不会想到,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被粗俗的应用的军事与外交领域,为“弱肉强食”的殖民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民族国家内部在分享着自由、平等、人类正义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使用的却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然,不仅仅是美国如此,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在干着这样的勾当。   这种双重标准的价值观,有谁能够论证其正当性吗?价值边界这条鸿沟,能够支撑民族国家无限度的利益诉求吗?   1860年,大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已经再也不敢小觑这些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了。此时,西方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已被英法联军抢劫一空,成为一片废墟。为英法联军担任翻译的,是一个叫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多年后,1862年他被聘为清朝官方的翻译机构同文馆的英文教员。两年后,他与中国同事合作,翻译完成了《万国公法》一书。《万国公法》是翻译美国外交官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而来。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之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这套新的游戏规则。紧跟其后的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外交文书中,多次记录了日本外交人员请求清朝的总理衙门赠予《万国公法》一书的档案。这显示,在“明治维新”的前夜,日本对西方求知若渴的态度。而短短几年后,日本就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将自己变成东亚第一个“民族国家”。   就十九世纪而言,《万国公法》所指的“万国”到底是哪些成员?这个游戏规则下的玩家都有谁?外交官们解开了这个秘密:对于为中国人翻译传播当时通行的国际法,法国代办哥士奇曾向美国公使蒲安臣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同样,美国副公使卫廉士也相信引进国际法将会使中国有可能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方面(如治外法权)的法律依据(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所谓的国际法,是民族国家俱乐部享有的专利,被殖民国家完全排斥在外。   民族国家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本身又具有了双重性:国内、国外两套标准,民族国家间与传统政权又是两套标准。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民族国家与传统政府的双重标准,正是当今西方与其它地区冲突的投射影像。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的民族国家,迟早会自食其果。   在日俄战争的前一天晚上,已经带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转变为民族国家的明治天皇作了一首俳句表达他对时局的心情:   “我们相信   世界各国皆为兄弟   那为何   波涛仍在澎湃汹涌?”   1918年1月8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国会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这个演讲提到处理战后事务的几个主要原则,嗣后被称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曾经是著名学者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2年总统大选中他以“新自由”主义赢得大选,成为总统。他讲道:   “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使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尤其要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那些向我们一样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一事业的共事者……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   尽管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基本上被《凡尔赛和约》所捐弃,但他最重视的“国际联盟”却得以建立。威尔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祸起欧洲内部,是因为欧洲各国处理事务的旧方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很显然,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安全,随着被殖民地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那么民族国家之间兵刀相见就成为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见。民族国家间也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一个国际性组织,来保证各国之间的基本权益。正如他们来保证其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样。这是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的宝贵历史教训。虽然“国联”的成立仅仅是个开始,并且参与各国都心怀鬼胎,它从始至终都令人失望,但却值得尝试。舍此而外有更好的办法来约束这些国家间的斗争么?但是,深刻的洞察与普遍的常识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鸿沟,即使你面对的是各民族国家的精英领袖们。尽管美国国会坚持孤立主义的基本国策,最终并没有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竭尽全力赴全国各地演讲号召国民支持加入国联,但他并没有坚持下来——他中风病倒了,从此再未恢复。   威尔逊的洞见是有依据的,因为“一战”阵亡的名单上,最终有十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名美国人的名字。   中国有句古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个世界上,上帝忙碌的时候,魔鬼也没有闲着。人类再次重蹈覆辙的时间,仅仅相隔不到十几年。先是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随后是德国、意大利踏平欧洲……罗斯福总统担心的是希特勒主宰的德国与日本主宰的亚洲,使得美国的自由处于两大独裁统治者中间……到那个时候,美国人民中立于各国想要保持的自由,还能实现吗?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三十二万二千人的死亡人数,换取了他们心目中一个“免受恐惧的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充其量只有半个星球,另一半是红色的世界——冷战的铁幕降临了。   1954年4月的一天,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用戏谑的口吻挖苦某些政府官员关于早期越南战争的说法:“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艾奇逊1952)、“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罗伯逊1953)、法国的胜利“不但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威尔逊1954)、“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他的戏谑给参议员带来一阵轰笑——因为法国最终以死亡一万九千人的代价从在越南惨败。这个参议员正是肯尼迪。十年后,他领导的美国开始武力介入越南……五十万大军和二战中美国投到德国和日本总和数量的炸弹,没有打垮赤脚行走在水田间的越南人。这真是一场自由之战,美国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保卫西方自由价值,越南人则为了获取独立和自由选择的权利。   1941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说道:“我们将努力保证未来的安定,我们期望世界建立在四种基本的自由之上:首先,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都享有发表言论和表达见解的自由;其次,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享有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免受贫困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如果将自由定义为最高价值,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人和制度都是敌对方。这种最高价值的心理很容易将与本国不同的政体与文化看作潜在的敌人(赵汀阳:《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跨文化对话年刊》第18辑,2006年)。事实上,著名的美国战略学家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就是这么写的。在一个将正当价值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而对他国实行丛林法则的星球上,谁又能保证贪婪和仇恨的魔掌不会伸向别人呢?而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不断扩大防御的边界,由此而导致结盟的不可避免。而当武力成为最方便的输出方式的时候,也正是它的效用最值得怀疑的时候。纵观美国为了捍卫“正义”事业而进行的战争,有哪一场让人欢欣鼓舞呢?在一次次果断出兵而又一次次艰难抽身的挽歌中,除了军火商和利益集团,有谁又是获益者呢!   我们讨论美国捍卫自由的历程,绝不是为了指责或者批评它的错误与偏见。我们所要认知的,是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产物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价值缺陷。而这种缺陷在现代社会中,被放大到各个领域,被目为各种冲突的根源。   美国是个新教国家,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的契约国家。而新教改革的最大不同,就是将宗教建立在个人之上,个人无须通过教士而直接可以与上帝对话。同时个人获得救赎的方式发生改变,个人只有通过在世俗生活中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来向上帝证明自己。这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工具理性——理性与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人的信仰与其社会行为的指导原则不再是统一的。所以,政教分离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国家的价值得以脱离宗教而进行展开。但是在伊斯兰社会中,伊斯兰教义规定建立公正的社群,宗教建立在社群之上而不是个人之上。信仰要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完全变成私人领域的事情。理性和信仰不能二元分裂,变成工具理性。因此,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的冲突,可以看成是伊斯兰教对工具理性的反抗。(金观涛)这样的抗拒,在文化上是抵制,保持宗教、语言、习俗的纯洁性。在组织层面,则相当容易形成“恐怖组织”,如果加上极端主义,则就演化成恐怖活动。针对恐怖主义的每一次胜利固然值得称颂,但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却也非常值得深思。   自由是一种值得我们永远去追求的伟大价值,但谁也不能宣称自己已经获得自由,并向别人进行输出。   1986年5月29日,欧盟悬挂起了蓝底金星的会旗。十二颗星象征着最初十二个成员,也象征着圣母玛利亚的十二星冠的庇佑。欧盟有自己的盟歌:贝多芬《欢乐颂》;欧盟的铭言为:多元一体;甚至也有自己的盟日。欧盟依照民族国家的模样塑造了自己的样子,但在这些表象后面,则是近三百多年来全新的创造。人类的争端并不始于民族国家,但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由于其先天所具有的价值边界与双重标准的属性,使得争端得以理性化,无论从国际法规、外交政策抑或科学技术的成就,都是以保障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毁灭他国与人类生命的技术迅速发展到极致……而这一切又都是非理性的。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体会是“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走向和平主义、对话理性与合作策略。而美国体会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从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竞争策略。”(赵汀阳)所以,欧洲在无休止的争端中,获取了伟大的智慧,并以罕见的勇气开始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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