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苏小和 | 不减税是一种无知

2011年07月15日 11:33:03   现在提出供给创造需求,提到供应学派,是很应景的一件经济学概念。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第三,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按照这样的陈述,萨伊定律显然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过去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过分注重需求而忽略供给,即忽略了运用刺激生产力的方法来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第一就是要减税,使企业和个人的税后净收入增加,以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生产力提高和供给增加,这样就可抑制以至消除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方面可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杜绝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心理,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从而使失业减少。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供应学派的书,显然不是在这里说一些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提醒一个事实,在中国经济的今天,政府既不会主动减税,也不会削减体制内的社会福利开支。这是一种经济学层面的无知,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不符合理论路径的经济现象。这也许就是所谓特色吧,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以特色之名,坚持莫名其妙的错误,背离常识的。比如我要推荐的第二本书,美国高等教育筹款史,读了之后,你会发现人家的大学和什么党派,什么政府,基本上一点关系都没有,高校像一个独立的世界,从筹钱,到传授思想,基本上都是民间在努力。相比之下,我们的高校处处都是党校,大学的校庆竟然类似于政府的生日或者是党的生日。所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不听话,能有官当么,能有饭吃么?       再推荐雷颐先生的《走向革命》,这本书看上去是历史学,但里面提到了一些经济史,可以一看。同样的道理,搞经济学的人和搞历史学的人,如果是真做学问,就得追求独立。近期刚好读到一本好书,《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这是刘广京先生75岁的祝寿论文集,郝延平、魏秀梅主编,开篇就是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余先生提到一个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资本主义萌芽。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这种说法不但是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公式,而且是直接为毛泽东的话作注释。毛在1939年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的大陆主流史学界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都是为了要证明毛的这段话是正确的。事实上,萌芽说在其理论上不能成立,国外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有系统的驳论。毛泽东并不是史学家,他的说法是从左派史学界捡来的,但1949年之后这个说法取得钦定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一个史学的假设,而成为一种骄傲的不允许他人发声的所谓“真理”。          我想说的是,所谓走向革命,在学术层面就是走向了一种对权力的恭维,思想绝对趋于单一,读书人彻底被奴役。而这正是革命的后果。       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 保罗•克雷•罗伯茨     象牙塔里的乞丐——美国高等教育筹款史 弗兰克•奥利弗     走向革命 雷颐     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 郝延平 魏秀梅     史学研究经验谈  余英时     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宇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的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 刘青峰     管理是项笨功夫  曾伟     流动中国,中国流动人口生存状况考察  陈旦  刘翔                      上一篇: 秋风:相信华夏之道   下一篇: 所谓福利,就是一种特权 阅读数(1305)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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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左右两派的新动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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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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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秦晖:晚清儒者引西救儒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认为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会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品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这样的增长率能使她变落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难道只是在抗战以后? 在政治方面,现在的“重新认识”倾向于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有人说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国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说法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从基层到国家整个就是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大家庭。 经济如此先进,政治又不专制,伦理道德那更是我们的专长,远非人欲横流的西方可比。这样看来,晚清国人何以要学西方就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来有些人说,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中国被打败后便“短视”起来,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俄国就难道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为什么清以前的国人不崇拜“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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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乌托邦(上)

秦晓:走出乌托邦(上)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5-16 16:44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 的 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 的 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 的 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 的 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 的 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文革”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文革”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文革”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 “《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继续阅读: 走出乌托邦(中)    走出乌托邦(下) 当地时间5月17日,泰国曼谷,佛教徒们举着蜡烛围绕一尊巨大的佛像进行祈祷。当日,曼谷上万名佛教徒聚集在一起庆祝卫塞节。卫塞节是南传佛教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祖诞生、成道、涅盘的节日。REUTERS/Chaiwat Subprasom 5月18日,昆明,一名身穿城管制服,驾驶越野车的男子在接受交警的酒精测试,该名男子被查出酒精含量达340毫克。而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毫克则被定性为醉酒驾车。当日,“醉驾入刑”后昆明首次展开统一整治行动。IC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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