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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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要想成为雷洋案第二,很难

看到有网友说,下一个雷洋,正在路上。这话可能没错,有人说,国人活得苟且,死得莫名。虽然有些极端,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下一个雷洋式遭遇的人,你可能未必会知道,因为未必会引起舆论关注。正如钱云会案,或许是第一起被舆论关注的拆迁引发的死亡案,现在,拆迁死几个人,被当场压死的,压死在教堂下面的,关注度都在下降,盖民众“审冤疲劳”。以前温州於其一双规死了,当时舆论也很关心,现在呢?...

RFI | 艾未未自拍影片追念钱云会之死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昨天宣布,他针对浙江省寨桥村村委会主任钱云会之死拍了一部长102分钟的影片。 钱云会是替土地遭能源公司没收,以建造发电厂的农民争取赔偿的维权人士。2010年圣诞节时, 他遭卡车撞死,享年53岁。 浙江法院2011年判决钱云会的惨死属于意外,引发民众不满,民众质疑官方说法,他们怀疑钱云会是因替土地遭充公的农民发声,而遭杀害。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EWaP6_p62w]...

【河蟹档案】| 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1-5月更新)

钟石《私有化不是社会主义》2012-05-22 綠蟻醅酒天欲雪《非官方温州动车事故分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2012-05-12 潇湘夜雨专用《[转]“杨佳刺警案”上韩国银幕》2012-05-21 潇湘夜雨专用《李承鹏:贫贱不能移》2012-05-20 潇湘夜雨专用《我们现在还有集会、游行、示威的全力吗?》2012-05-20 潇湘夜雨专用《党和我们心连心》2012-05-20...

OhMyMedia | 时代周报:钱明奇案一周年

发自江西抚州临川 《时代周报》第182期 熊小兰和父亲熊文生,因钱明奇一案提前拿到补偿,但新修的房子或许仍将被拆。——本报记者 洪若琳 摄   过去的整整一年里,钱寒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他说,梦中总看见父亲慈祥的面容,父亲对他说,孩子,带着弟弟妹妹,好好活着。   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去武汉见他时,对他重复说起的话。当时不以为意的钱寒勇,不会想到,这句话竟变成他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父亲已经不在了。每每在梦中忆起这个细节,钱寒勇的内心就荒凉得无法承受,遽然惊醒。钱寒勇心中,有着对父亲的深深愧疚,但更多的是仇恨。   钱寒勇出生于1981年,2011年,本是他的而立之年,但这一年中,他却遭受了有生以来的最大打击。那一年5月26日,父亲钱明奇在自己的家乡抚州临川,制造了严重的爆炸事件,目标直指抚州市检察院和临川区政府大楼,而钱明奇本人,也在那场爆炸中当场身亡。   除钱明奇外,两名无辜的保安也死于这场爆炸案。   这起因拆迁而针对政府的爆炸事件,在新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    强拆之祸   就算没有制造举国震惊的爆炸案,钱明奇在抚州,也是个名人。   自2002年房子被拆,每一年,他都会用红漆在自家门口上写控诉对联,一直写到2011年。爆炸案后,人们路过那栋被警察日夜看守的房子,讨论着它的主人,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太不值得。   一年后,这栋古旧矮小的房屋,墙面已被刷白,在路边并不显眼,没有生气,一如钱家人这一年来的沉默。   “5·26”爆炸事件发生后,钱寒勇没有当众流过泪,但他经常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梦湖边坐着,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失声痛哭。   这是钱家人共有的性格。爆炸案后第三天,钱寒梅单独面对媒体记者时,并未表现出遭遇这种经历的人常有的激动情绪,甚至看不出是否悲伤。但接触过钱家的人说,这一年,钱寒梅变得不爱说话了。但她有一个公开的微博账号,叫“钱明奇的女儿”,关注的仍然是各地被强拆的信息,话语中满是愤怒和不平。   时隔一年后,时代周报记者尝试给钱寒梅发私信,但没有收到回复。钱寒勇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妹妹需要安静的生活,不想被打扰,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作为长子,他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和压力。   钱家现在有两栋房子,一栋是钱明奇生前居住过的;与此相隔不远的,是一栋刚刚封顶的七层楼房。爆炸案后,钱寒勇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和当年的父亲一样,立志要给家里人盖一栋最好的房子。   “这也是我父亲的遗愿。”他说。这个长子处处透露出和父亲一样的倔强性格。   钱明奇出生于1959年,在爆炸案中身亡时,年仅52岁。上世纪80年代,钱明奇就在抚临路鱼苗塘公路边盖起三间临街门面房,经营小本生意。后来,钱明奇成为当地第一个经营殡葬用品、卖冰棺的人,钱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钱家不缺钱,钱寒勇说,父亲一年能赚20万元,“我父亲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寻找一份所谓的真理,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   如果不是连续遭遇拆迁,钱明奇也许不会那么执著。    1997年昌抚公路改造,钱家三间门面房在拆迁之列,按当年补偿标准计算,钱被拆迁的房屋补偿应该为460元/平方米,但实际上他只拿到106元/平方米的补偿费。   这是钱家遭遇的第一次拆迁。当年的钱明奇自认倒霉,拿着不多的补偿款,和其他村民一起被安置到邓家村。   2000年,他倾其所有,又借了一笔债,在安置地上盖起一栋5层的商住楼,房子甚至修有地下室,总计6层。钱寒梅说,盖房子花了50万元,是附近一带最好的建筑。“我爸爸说,这一辈子就打算做这一栋房子,是按照可以防地震的标准来做的,根本没想过会拆。”   好景不长,两年后,钱明奇再次收到一纸房屋拆迁决定书。    十年上访路   这一次还是为了修公路。2001年12月6日,抚州市召开京福国道主干线温家圳至沙塘胰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该项目建设征地2812亩、拆迁房屋逾12万平方米,投资47.33亿元,是当时江西省公路建设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之一。   建设投资巨大,但给拆迁户的补偿标准,却让所有人不满。当年赔偿标准是,混钢结构房屋360元/平方米,而且,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向拆迁户提供安置土地的条款。   钱明奇觉得,自己做房子时花费很多,投入的资金远高于赔偿价格,而且房子又有临街商铺,还属国有土地,应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以当年58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赔偿,对个人建设住宅用地,也应有所安置。    更何况,拆迁户们还发现一份关键文件被篡改的证据,篡改内容隐瞒了当时关于应当给予拆迁户土地安置政策的部分。 他们算了一笔账,质疑时任抚州市临川区区长,在这次征地经费中,克扣补偿款近千万元。   为此,钱明奇连同另外七家拆迁户,集体走上司法维权和信访道路。这一走,就是近十年。   钱明奇穷尽司法手段,足足打了十年官司。其间,他多次赴京上访,进过截访的黑监狱。钱明奇还曾在当地法院绝食四天。张来义、黄正根是陪钱明奇进京上访次数最多的人。至今,钱明奇家中的墙上,还挂着一幅他面向天安门广场的相片,其生前所用的微博账号头像,也正是这张相片。   钱明奇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维权后期,他开始学着用电脑,打印资料,上网申诉。上访户熊小兰说,“他总是让我也去买一台电脑,学上网。”   维权第九年,2011年11月,和钱明奇一起打官司的,有六户最终接受临川区政府给出的补偿方案,如张来义和黄正根,就同意接受一次性38万元的货币补偿。按此方案,钱明奇可获得43万元的补偿,但补偿方案中未提及宅基地安置,钱明奇不同意。   自此,上访“联盟”瓦解,钱明奇开始孤身“奋战”。   爆炸案后,一拨又一拨记者前往抚州采访。当年5月27日凌晨,张来义还在家中接受采访,聊钱明奇的生平与为人,聊十年上访经历。   5月31日,张来义顺利拿到了38万元。但钱家的补偿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当地政府与钱寒勇协商调解,给出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原定的集体土地性质和相关赔偿金额,拆迁事情就此全部解决;若不接受,钱家必须承担其他伤亡者的全部赔偿。   钱寒勇无奈接受父亲生前拒绝了的条件。国有土地拆迁,安置时却是集体土地的标准,钱寒勇觉得荒谬之极。之后,认领父亲遗体,与母亲合葬。夜色中,忆起目睹父亲遗体的情景,一直克制的钱寒勇摸了摸鼻子,沉默,哽咽。    爆炸阴云   因为抚州爆炸案而破裂的,不只是钱家。爆炸案后,保安何海根家人对媒体回忆,何的左手被炸没了,死时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情状惨不忍睹。   而另外一位保安徐应福,事发时去拦钱明奇装有炸药的汽车,也在这场爆炸案中身亡。   一年前,走进徐家,人们甚至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用红砖堆建起的简易平房,进门后一眼便能看到偌大的毛主席画像,除几张竹凳和劳作工具,徐家家徒四壁,没有其他摆设。   在儿子徐田荣眼里,父亲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从不与人争吵。拦住钱明奇的汽车,是他工作中的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那时,徐妻坐在竹凳上,哭成一个泪人,穿着孝服的徐田荣,默默站在母亲背后,拉着她的手,眼眶湿润,但不敢哭出声音。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夏天,他就要大学毕业了,可以出来工作帮补家庭,而父亲却永远地离去了。   一年后,徐家所在的村子集体搬到新村,徐家也盖起三层新楼。但徐家的老房子,还贴着“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鹤归”的白色对联。   一年后,徐田荣不愿意再回忆往事。“有些往事就让它一切随风吧。”徐田荣在发给时代周报记者的手机短信中如此回复。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钱寒勇最接受不了的是,钱明奇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子女。“没有遗书,我父亲甚至来不及见到自己五天后即将出生的孙子。”钱寒勇带着时代周报记者来到父母墓碑前,沉默还是沉默。   父母皆死于非命,是钱寒勇的最大心结。他说,“活得比死还难受……”   2011年6月4日,爆炸案后第9天,抚州市临川区委书记傅清和区长习东森双双被免职。    钱寒勇仍然愤怒,“习东森虽然被免职了,但还在享受生活,可我父亲却被逼死了。”    2012年1月,因临川区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履行相关协议,钱寒勇前去理论。接待他的是一名科室主任,突然叫他给去年被免职的临川区委前书记傅清和前区长习东森写感谢信,说他们是处于那个职位,才会有那样的举动。“他说,政府即将安排他们复出,需要有舆论支撑。无耻卑鄙到如此地步,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    抚州拆迁是与非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江西抚州    钱寒勇内心的仇恨,并非针对所有的官员。    “事发后,新一届政府给予了及时的安抚和帮助,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我作为平常老百姓,内心非常感谢市政法委黄牡香书记、区委李智富书记、方百春区长、公安局黄国平局长、饶加兴副局长等领导。”在一份材料中,钱寒勇如此写道。   如果能和官员们和平相处,生活也能恢复平静,钱寒勇愿意这么做。    是非抚州   这和父亲钱明奇的态度有所不同。网上流传的钱明奇与当地官员的电话录音,就颇有深意。   2011年2月24日,爆炸案前三个月,钱明奇打电话给习东森时说,宜黄拆迁的事情不该出现。   习东森说:“你不要拿宜黄的事要挟我。”   钱明奇回:“我不是要挟你,你是逼我,逼得我太深了,逼得我现在没路走了。”   2010年9月10日,抚州市宜黄县钟家在强拆迁中自焚,一死两伤。此后,又发生县委书记机场截访、县长医院抢尸事件,这是当年抚州的最大新闻,也是因为此事,抚州“出名”了。在中央领导就此事批示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均被免职。   而此次临川区对相关官员的处理方式与宜黄如出一辙。紧急调任临川区委书记的李智富,在宜黄事件后也曾被紧急调任为宜黄县委书记,在当地被戏称为“救火书记”。   时代周报记者看到,钱明奇后来递交的申诉材料里,开始出现宜黄的例子,钱明奇不止一次表示,要向钟家学习。   因上访和钱明奇认识的临川区熊博村村民熊小兰,是最后一个和钱明奇通过电话的人,她本人也因此被当地公安机关关了五天四夜。   那天机缘巧合,爆炸案发生前,熊小兰在钱家附近,想找钱明奇吃早饭,电话拨通后,钱明奇让熊小兰带上摄像机,去区政府大楼,不过要走远一点。钱明奇还交代她,如果自己有意外,请熊小兰代为照顾自己的子女。   熊小兰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因为钱明奇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要炸政府。当地官员不以为意,“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有些后怕的熊小兰再拨通钱明奇电话时,钱说,自己会作出“一个人的牺牲”。当日9时18分,抚州市检察院停车场内传来一声巨响,随后的半个小时内,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大楼和东边广场接连发生了两次爆炸。10时左右,熊小兰被带到公安机关问话。   因这次巧合,熊小兰也成为政府以“极高的效率”解决安置补偿问题的对象。一年过去,熊小兰家盖起了新房子。   虽然未解决的小问题不断,她还在争取,甚至,熊家新修起的房子,还有干部透露要再拆一次。不远处,熊小兰叔婶家未修好的房子,还在遭遇另一轮与官方的博弈。   熊小兰甚至还要感谢被免职的前区委书记傅清,因为傅清刚到抚州时,第一个接访的就是她熊小兰,“那时候,我父亲住在棚里,傅清书记给我们安排了廉租房。”这一点恩惠,熊小兰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熊小兰最要感谢的,还是钱明奇。“他一个人的牺牲,造福了好多人。”    拆迁在继续   不过,并非所有的拆迁户都享受到熊家和其他七家上访户一样的待遇。   2002年,和钱明奇一同被拆迁的29户人家,都经历过至少两次拆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因为第一次拆迁而被安置于此。钱明奇的另一家邻居,杨国祥和孔珍英夫妇,在上世纪90年代时遭遇了一次强拆,2002年与钱明奇成邻居时又遭遇了一次强拆。2007年,杨家所经营的养猪场和种植场,同样毁于一场强拆。   这两年,孔珍英听乡里的领导说,自己现在的猪棚,明年很有可能又要被征用开发了。如果属实,这将是杨家的第四次被拆迁。    时代周报记者第一次看到孔珍英时,是在爆炸案发生后的两天,她拿着申诉资料要去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领导才能看到”。   一年后,再见到孔珍英时,她摇摇头,让“领导”看到的愿望落空了,而杨家的大部分问题依然未解决。已解决的那一小部分问题,是儿子小杨在爆炸案后,和其他上访户一起,奔走了两个多月才有的结果。这些拆迁户在爆炸案发生后,有一些人继续赴京上访,有一些人则留在当地,共同摊钱请地方官员吃饭、消费,才解决了问题;而且,仅限于和钱明奇一同拆迁的那部分补偿,其他方面,则没有任何进展。   从宜黄自焚事件,到临川爆炸案,抚州土地上不断激化的强拆矛盾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 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介绍,抚州没有工业,政府收入几乎全靠土地财政,这也是当地政府不断重复征地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大多数三线城市一样,这里的楼盘广告随处可见。不过,如果抬头看看,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气派的高层电梯商品房,阳台空空如也。   一年过去,这些高层楼盘还在增加。当地人调侃,“脑子进了地沟油,才会来买这里的房子。”   新修的公路倒是宽敞气派,市政府周边有斥资1.2亿元建成的大剧院和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的大图书馆,不过,这里门可罗雀。钱明奇家不远处,是一个偌大的新体育馆,占地380亩,总投资2亿元,但体育馆内赛事很少,几乎等同于闲置。   离开抚州临川,沿路参差不齐地坐落着低矮平房和高大楼盘,空气中,弥漫着尘土。而工地上,“建好城市、管理城市、美化城市,临川更美好”的标语提醒着过路人,这座小城里的征地开发进程依然在继续。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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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圣诞节的黑色追忆——钱云会事件一周年回顾

据据“德国之声”网络消息:钱会云之子钱成旭在2011年1月19日凌晨4点左右,和警方签署了名义上的赔偿总额为105万的赔偿协议,协议中有“协议签署后不许再追究钱云会死因”的条款,警方先期只付20万元,警方表示,是否支付剩下的赔偿款要看表现。 ......

左小祖咒新专辑中与钱云会的父亲合作的《我的儿子叫钱云会》

新浪乐库试听: http://music.sina.com.cn/yueku/i/2603451.html 词:钱顺南 曲:钱顺南改编 伟大的共产党万岁 替我儿子申冤报仇啊 英明伟大共产党万岁 乐清市发动镇压村民唉 乐清市发动镇压村民唉 我的儿子冤仇无边啊 死啦去递京状唉 阎王殿啊 递京状啊 我死了去阎王殿呀递京状呐 英明共产党万岁 替我儿子申冤报仇呐 我的儿子让市政府谋杀啦 叫镇里的同志谋杀啦 凶手谋杀了 我想得很清楚的啊 替我儿子申冤哪...

乐清犯人

2011年1月1日,特警出勤清空了寨桥村前的虹南路局部路段。 记者_ 季天琴 实习记者 吴思凡 发自 浙江乐清   摄影_孙炯 乐清寨桥村主任钱云会死后,赶到现场的王立权从其右手摘下了一块手表。随后,他电话告知远在北京的袁迪贵,钱云会的手上戴着一个能录音录像的手表。 在他看来,身在北京的袁迪贵熟人多,人脉广,村里的事能找他商量。 面对前来问计的王立权,袁迪贵告诉他,寨桥村“汉奸”很多,把手表藏起来,否则有些村民会把情况告诉警察。“汉奸”,在袁的语境里,意指村里为乐清警方通风报信的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袁迪贵曾坦然表示:我对乐清公安是没好感的。 在电话里,这个自诩“很懂法律”的农民告诉王立权,保护好现场和尸体,不要让乐清警方抢走,坐等上级公安和国土局来调查钱云会的死亡真相。 这天是2010年的12月25日。 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这两个人都站到了乐清法院刑庭的被告席上。王立权涉嫌妨害公务罪、伪证罪,袁迪贵则涉嫌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 6天前,站在同一个法庭上的是另外两个被告人,钱成宇和王祥球。 钱成宇和王立权一样,都是寨桥村村民,他也是这四个被告人中唯一的钱云会案目击证人。 王祥球是寨桥村附近华一村的农民,他被村民们普遍认为“运气不好”——钱云会死亡当天,他踢了一个身穿浅色衣服的人,事后得知,那是一名警察。 钱成宇和王祥球的罪名,都是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也是四个被告人共同的罪名。 “农民知识家”袁迪贵 十多年前,温州永嘉人袁迪贵到北京讨生活。此前,他有两段婚姻,留下了5个子女。子女们分散在安徽、浙江等地,每到逢年过节才能见上父亲的面。在北京,他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友。 现年65岁的袁粗通文墨,自认为是“农民知识家”和“业余法律爱好者”。寨桥村民钱恒勇回忆称,2007年,袁迪贵在北京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的。 袁称,这一年,钱云会和王立权找到自己,请自己帮忙递状子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刘此前曾在浙江任职多年,历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等职。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滩涂与田地,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对抗活动。 袁自述,在他接待钱云会后不久,“乐清公安局买通北京大红门派出所,把我拉到国家信访局,说我非法上访,后把我架到浙江省驻京办”。 此前,袁迪贵给钱云会安排了落脚之处,地方在大兴区六合庄一个大院的角落里,还送了他一台旧电视和一辆自行车,叫他小心谨慎。 作为钱云会的上访指导,袁建议钱云会和王立权“走法律途径,伸张正义和法制”,他和老乡周丕水带着钱、王找到了一位叫朱显理的律师,朱也是袁的永嘉老乡,在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次见面后,钱王两人和朱的律所签订了40万元的代理合同。 朱显理给了袁迪贵和周丕水各2万的介绍费,这令袁一度不满——原来说好提成30%。 王立权也回忆称,前后给袁迪贵汇了35万元左右,主要用在请客送礼、复印材料、疏通关系上。 钱云会出事十余天后的2011年1月7日,袁在北京前门大街被警方抓捕回浙江。 1月17日,在温州看守所,袁迪贵写下了8页的《我的交待和申诉》,他称,“我花了很多钱替寨桥村民寄申诉材料,不存在收受穷得叮当响的钱云会等人的不义之财”,落款是“罪民袁迪贵敬呈”。 袁还请求警方帮助联系自己“一生最为尊敬的樊平老师”,后者为从事农民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申诉里,袁还甚为深情地回忆了这个“高级谋士”请自己吃饭的往事。 樊平对这个上访代理人的印象则是,对方言谈中经常提及大人物的名字,有说大话的倾向。“他很聪明,懂得借势”,樊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 警方最终也拒绝了袁的要求——理由是“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为你打这个电话”。 藏手表的王立权 钱云会死后,王立权成了袁迪贵的主要指导对象。王既是寨桥村的纪检委员,也是村主任钱云会的上访搭档。 袁迪贵告诉王立权,把手表藏起来,等上级领导或记者来调查后再说。 不过,现场的状况已经超出预料。当天上午10点多,村民们误把派出所实习民警吕谢乐当做肇事司机,在追打中扒掉了他的上衣,在严寒中光着上身逃到田里的吕被村民逮住后,被押到了祠堂。直到吕出示了皮带上的五角星后,村民才相信这是个当兵的。 王立权承认,自己参与推搡了这个年轻人。 王立权的妻子黄雪芬期盼的稳定生活将再次落空。3年前,为了阻止王进京上访,黄雪芬在床上干躺了三天,她希望自己男人好好打工。这个家庭的窘迫是显而易见的,十年前造的楼房,一度连后门都没有,楼梯也是用简易的木条钉就。 2008年11月份,因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罪,王立权和钱云会一起被判刑——为了筹集村里的上访费用,村委会卖掉了村里的13间地基。去年正月初四,王立权出狱,他在邻近石矾镇的悦宏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在钱案事发之前,其26岁的大儿子王旭旭在乐清市路灯段上班,23岁小儿子王旭乐在本地工厂打工。 如今,黄雪芬避而不谈儿子的下落,只说在“避风头”。 钱案当日,去接记者的王立权被警方带走,1月13日,王立权交代了手表的下落。9天后,他继续向警方交代,钱云会死亡当天,自己看过录像后,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并且,当天下午四五点,他也打电话告诉袁迪贵,告诉他钱死于交通事故,是袁迪贵故意让他藏起了手表。 王立权还供述,小儿子王旭乐当天之所以“zf公然sha人”的ID上网发帖,也是袁迪贵的授意。 这与袁迪贵的供述并不吻合。1月9日,面对乐清刑侦大队,袁迪贵称,“我到现在为止,还对钱云会的死抱怀疑态度”——他甚至一度联想,认为钱云会是被附近保安的电棍电死。 警方问,你不是已经看了公安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吗,你为什么还持怀疑态度? 袁迪贵回答称,因为当时看到某报的报道在“交通事故”上加了双引号,照片的车轮下还打了个问号。 打了便衣的钱成宇和王祥球 在袁迪贵要求王立权保护好现场之前,作为钱案事故的第一目击证人,村民钱成宇已经用施工管道把出事的虹南大道拦了起来。 在村民看来,钱成宇是个不值得结交的“下世人”。十多年前,他的河北籍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了一个女儿,由其78岁的母亲抚养。钱的家人承认,钱成宇是个“混江湖的”,不过,“他很讲义气”。 起诉书显示,1993年,钱因敲诈勒索罪被判10个月;3年后,又因伙同另外2人敲诈他人200余元,被劳教了二年半;后因向另外一名吸毒人员提供毒贩的传呼号码,又被判刑2年;近年,还被勒令社区戒毒。 2010年12月25日中午12点多,穿着浅黄色便衣、到现场“摸情况”的乐清公安局治安大队长侯金海被村民们认了出来。人群中有人高呼:这是个当官的警察,打死,打死! 村民们拿着雨伞伞柄,以及路边拾到的八仙桌腿,开始围殴侯金海。当天在事发现场的钱成宇,被诸多警察指认曾殴打侯金海,并向警方扔了砖块。 这天,围观人群中的王祥球踢了几下侯金海,一个年轻人劝阻了他。王不知道的是,这个年轻人也是乐清公安局的警察。这位叫郑高风的警察当天随身带着一台“秘密取证仪”,正对“可能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拍摄取证”。 跟钱成宇的“刺头”形象不同,王祥球平时是个老实怕事的人。如果不是这场意外,王会跟老伴在家含饴弄孙,他有二子一女,小儿子目前还在美国读博士。 58岁的王祥球家在华一村村口,距离钱云会的出事地点约一公里左右。在这个村里,村民们对附近电镀厂的污染怨声载道。去年,其兄王祥金也因为土地补偿不足上访,被行政拘留30天。 当天下午4点多,回家换了一双雨靴的王祥球又赶回事发点,因其秃头、迷彩耳套的明显特征,马上被警方从现场带走。王祥球出事后,儿子王建旭抱怨他的缺点,称“爸爸就是爱看热闹”。 次日,在蒲岐高速路口,钱成宇被警察开车前后包抄。钱极力反抗,用身子顶着车门,最后被多名警察塞进了车内。 寨桥村部分村民在钱家门口长跪表达冤情,身后是大量前来围观的民众。 “于建龙” 1月9日凌晨,在乐清看守所,袁迪贵告诉乐清警方,自己想通过于建龙帮找个律师。 次日,警方答复称,“经我们查证,于建龙没有注册律师资格,所以他不能为你提供法律援助”。 袁坚称,于承诺保证自己“不受陷害”,“我相信这是国家的公信力,不容亵渎”。乐清公安跟他核实——这个于建龙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于建嵘? 此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通过为访民立传,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传播符号。2010年12月28日,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组织公民观察团,赴乐清实地调查寨桥村钱云会一案。在于建嵘动身去乐清的前一天,经《财经》一位记者介绍,袁迪贵在宋庄于家里和其见了一面,并向其递交了寨桥村的材料。从乐清回来后的2011年1月6日,袁迪贵和于建嵘再次会面,这次会面是在北大博雅宾馆。 袁迪贵还是坚称于建嵘“就叫于建龙”。袁称,乐清之行后,“于建龙”开玩笑称袁走漏了风声,搞得自己在寨桥村被四个老太婆抱着腿,说是包青天,他还掏出四千元,每人分了一千。 “于建龙”告诉袁迪贵,钱云会的死和乐清土地问题是两回事,接下来,他要重点研究乐清的土地流转问题,“于建龙让我们放下包袱,他可以请四十多个律师给我们免费打官司,限我在六天之内搜集寨桥村土地问题的所有材料。” 对此,于建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否认,“找四十个律师干吗,又不是打架。” 袁迪贵还通知身在乐清的另一个上访户丁齐会——搜集一切上访资料,这些资料将来会转交给“于建龙”。 1月7日在北京前门大街,有自称是记者的人约见袁迪贵, 袁称后来发现该记者就在押他回来的警车上。乐清警方顺藤摸瓜,截获了丁齐会的上访资料。帮丁齐会制作上访光盘的村民王汉义也被警方带走。 1月8日,王汉义的女儿王小琴找出家里2张有关钱云会案的光盘,上交到乐清公安局刑侦大队,并请求警方对其父“从轻处理”。 市府顾问团 袁迪贵的女儿袁晓秋也跑到乐清看守所寻访父亲,但被告知“查无此人”。与此同时,于建嵘在微博上替袁寻找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王兴、王斌律师主动联系了于,介入到袁案。 2月9日,北京律师张凯和杨学林也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钱成宇家属的委托。这一天,张凯告诉记者,估计钱成宇在里面受到了酷刑,如果他介入的话,“一定要掀桌子”,意即会对当地警方提出控告。 2月21日,张凯和杨学林会见了钱成宇。张凯用手机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录像,他问钱,手伤哪了?脚哪?还有哪?钱成宇出示了自己的伤痕。因为紧张,视频画面抖动厉害。 3月中旬,张在网络上曝光了该视频。但此举并没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两个月后,张凯和杨学林联系乐清检察院,被告之,钱成宇已经重新聘请了当地律师。 钱成宇的家属告知南都周刊记者,“政府的人”曾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花2万块钱聘请个本地律师,将来放弃上诉,这样便可随时去看守所会见。家属一口回绝了这个建议,法院随后为钱成宇指定了辩护律师。钱的律师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舟。 4月11日,乐清市检察院拒绝上海律师张雪忠会见王立权。张同样被告之,王已经自行改请了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张建义,“因外地律师把事情闹得太沸沸扬扬”。 王祥球的家属则保持着刻意的低调。其子王建旭认为,应该顺着政府来,因此,家属一直未请律师。后被告之,其父在看守所已经聘请了浙江合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叶飞。 在开庭前一天,叶飞让王建旭去法院先期缴纳了3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并告之,这个案子敏感,开庭时不要带外人进入。王建旭悉数照做。 至此,除袁迪贵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外,外地律师全军覆没。 作为硕果仅存的外地律师,王兴认为,除了袁本人的坚持,这可能也得益于自己和王斌的谨慎和低调,他们从不在微博上臧否案情。4月中旬,他们甚至拒绝南都周刊记者跟随他们进入乐清市检察院的要求,理由是不想旁生枝节。 2011年1月,乐清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团的通知》,通知显示,张建义、叶舟、叶飞都是顾问团成员,为市委领导提供“一对一”法律服务,张建义对应服务副市长杨书元,叶舟对应服务副市长方青,叶飞对应服务副市长吴云峰。 知情人透露,今年温州“两会”期间,温州市委主要领导会见乐清市委书记、市长、人大主任,称赞钱云会案乐清处置得当。 庭审 5月25日,检察官称,“钱成宇、王祥球的行为不仅妨碍了公务,也授人以柄,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作为炒作的内容”。 一直低着头的王祥球当庭认罪,一再表示自己将好好改造。 钱成宇则当庭伸手比画,称右手三个指头粉碎性骨折,根本没力气打人。公诉人则称,经乐清公安局鉴定,钱成宇的右手能用拳头打人。 当庭宣判时,钱成宇高喊“要换律师”。随后,家属联系上海律师斯伟江进行上诉。5月31日,在看守所等待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向斯出示了钱成宇的签名,称他将继续聘请叶舟及其同事洪震为自己辩护。 同日的乐清法院,王立权当庭承认当天自己确实动了手,但是他否认自己知道对方身份是民警。辩护人张建义提醒他:你自己考虑,想清楚了再说。 王立权迟疑片刻后,最终含混承认知道对方的警察身份。但他否认自己有做伪证的意图。坚称把手表藏起来,是为了等待前来调查的记者。 5月25日,法庭当庭播放了2段时长10秒左右的视频片断,第一段为群众围殴侯金海,取自民警郑高风的“秘密取证仪”。第二段为村民向警方扔石块,取自编号为“999蒲岐镇寨桥村3”的监控录像。证据来源显示,这段录像是事发当日蒲岐边防派出所的值班室民警通过寨桥村的监控进行的录像,时间为当天上午10点半。 袁迪贵的辩护律师王兴认为,公安机关在现场监控录像问题上说谎。当地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曾介绍,事故发生时,村头的监控只能浏览,不能存储。乐清移动杨林建的证人证言也称,事发当天12:53,才完成视频监控的录像功能。 对此,公诉人回应称,移动公司的证言是说明不能“自动录像”,跟派出所的“手动录像”是两回事。 面对律师的诸多质疑,公诉人则称,“辩护人的表现不利于被告人,也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造”。 5月25日庭审中,南都周刊记者被法警带出庭外,随身物品被搜查,对方客气地称,“有人举报你在录音”。 结局 律师的当庭抗辩,并没有改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成为钱云会案中悲哀的尾声: 两次庭审都是当庭宣判,四个被告人的指控罪名全部被判成立。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记者陈东升甚至数分钟内即拿到了当地事先打印好的新闻通稿。 袁迪贵是钱云会的上访代理人,事发当天给寨桥村打了几个指导电话,犯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获刑二年; 王立权是钱云会的上访搭档,藏起了钱云会手表,推搡了民警,犯妨害公务、伪证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钱成宇是钱云会案的目击证人,被现场警察指认参与殴打民警、扔石头,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唯一没判实刑的是王祥球,这位钱案的围观群众,因脚踢便衣,赔偿被踢警察5万元,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缓刑一年半。 这四个乐清犯人里,除了曾经接受过央视采访的钱成宇,其他三人,外界甚至找不到一张他们的照片。 当寨桥村的四个村民站在被告席上时,另外一位犯人、钱案肇事司机费良玉早已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在数月前获刑三年半,早已收监服刑。 4月28日,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诉费良玉民事赔偿一案,在费良玉服刑的金华监狱开庭。费戴着手铐脚镣出庭。休庭期间,钱顺南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转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让桌面正对着费良玉,桌面上是钱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斯问:你能不能对着这个老人,说说钱云会死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费良玉不说话,仰头长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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