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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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圈|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社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钱理群,北大教授。...

炎黄春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炎黄春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判若两人的束星北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许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就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评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对周恩来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程开甲:“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研究者:“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与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大师们崇敬的人,该是怎样的超级大师啊?请看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时为浙江大学教授的数学家苏步青无端受到怀疑而被审查,束星北串联一些人去学校为之说话,但真要去时,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都退却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气冲冲地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冲着一位主任大声喝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像揪小鸡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最后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成为斗争批判的罪魁。束星北主张“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经过“改造”的束星北变了。请看:他像个机械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但他很快又积极起来,就更让人诧异——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儿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你还想拉拢青年,想增加点势力,同人民讨价还价,让别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束星北诚惶诚恐,全部接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后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看到这样判若两人的转变,我心里堵得慌:那个保有人的独立、尊严、血性,始终高昂着头颅的束星北教授,哪里去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变得如此窝囊畏缩,自轻自贱,夹着尾巴做人,惶惶如丧家之犬?月子口劳改场就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个典型。二、怎样改造束星北?如何迫使、诱使束星北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接受改造?(一)株连家庭——从人性最软弱处入手据说,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进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像礁石一样,沉默不语。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与“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部队教官的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被组织派回来“帮助”束星北坦白认罪。束星北因此面临他一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认罪意味着彻底否定自己,万难接受;但拒绝认罪,就意味着长子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但会失去军籍,而且将终身挣扎在右派的边缘,怎能忍心!束星北的五子束义新这样留下了整个家庭梦魇般的记忆——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来睡眠。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这一夜夜父与子灵魂的煎熬,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它记载着中国独有的思想改造摧残、折磨人性的全部残酷性。束星北终于屈服,写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认罪书:“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并特地写上:“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但在最后时刻,束星北在校长办公楼前徘徊到深夜,终于没有将认罪书交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但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他自己因此得到最严厉的处分:除戴上“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还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连全家,无一例外——长子束越新被部队驱赶回来,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计和弟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与同样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入国家工厂,在家闲得快疯了,一家街道石料厂才勉强收留了她。她后来找了一个工人结婚,因对方家长不接受自己的家庭,只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与家庭几乎断绝了来往。三儿束庆新小时候因一场感冒没有及时医治,患上小儿麻痹症,父亲出事后更备受歧视,开始畏惧学校、老师、同学,耳朵出现幻听,最后只能休学在家。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亲。高考时,连续两年报考清华,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进了青海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却没有逃过1957年这一劫:因在一份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准备到北京上访,却被拦截,关进了监狱。五子束义新,16岁进了钢厂,因才华出众,被安排到业余学校教书,教了3个月就被顶替,去质问原因,又被发配到全厂最苦最累也没有安全保障的浇灌车间。因不堪忍受欺辱,瞒着父亲逃离工厂,靠做小买卖谋生。六子束润新,初中毕业考进中专,1960年学校解散,流落街头,那年才15岁。随即大祸临头:因带头向学校要求退赔学费,竟被诬告盗窃而被捕入狱。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难,实际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个家庭都打上罪恶的烙印,而且这样的罪是代代相传的,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贱民”阶层,而且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中国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两等(人与非人)的等级观念上的,并真正落实到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划分。因此,当束星北这样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贱民”的同时,领导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权的“红色贵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传的。但政策又同时指出:只要“认罪”就有“出路”。如果进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会改变子女的命运。这样,“认罪”还是“不认罪”的问题,又重新摆在束星北面前:拒绝认罪,就意味着子子孙孙(不只是眼下的子女)从此成为“贱民”,永远不得翻身;认罪,则可能使子女有个出路。这是真正的致命一击:因为它直抵人性最柔软之处。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现在束星北正是这样:1961年,他从月子口劳改场回到家里,面对全家因自己拒不认罪的坚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摆脱不了欠债、负罪之感。他再也坚守不住,只能选择“认罪”。(二)“不给饭吃”——针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杀手锏束星北认罪,发生在月子口劳改之后:不仅是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更是因为饥饿。月子口劳改场的劳改犯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最初的口粮定量是每月40斤,以后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后,连20斤都保不住了,每个人都饿疯了。束星北饿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被看田的老头儿抓住了。老头看他饿得实在可怜,反倒从地头的草棚里拿出一捧花生给他,没想到束星北竟连皮吞了下去。一次在农场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个。第二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束星北辩解说自己没有偷,是捡的,大家马上堵着他说,头一天收地瓜,哪来的捡?他只好照实说了:因为我肚子饿。不仅束星北一个人饿,全家人都饿。他7个孩子,除长子外,全都是在校学生,妻子又没有工作,全家人吃饭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束星北从来不在意金钱,接济他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给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现在却四处借贷,不光向亲朋好友借,也向左邻右舍借,甚至向自己当年的保姆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思想汇报”——我所以敢于傲上慢下,任意而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饭吃”。这个学校不聘我,有别的学校,抢我还抢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么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骂校长,敢骂领导。也由于这样,我才敢无组织无纪律,讥笑那些守组织纪律的人为软弱无用的人。现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的真理性。在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除非愿意饿死,为反动阶级守节,否则就必须抛弃反动思想,必须老老实实地守纪律,服从组织,不能任意而为。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是劳动人民给我饭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这段思想汇报,读得我心惊肉跳,因为它道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严酷的真实。(三)“不让做事情”——利用知识分子两大弱点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说:“父亲很早就说过,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最怕的是不让做事情了。”但是,束美新说她“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是在多年以后”。这是她永远难忘的记忆——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带着孩子去看望随着医学院下放到一个小乡镇的父母。远远地看到校门口一个人正在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亲看见孩子就抱过来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这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还在做他的作业!她哭了,也终于懂得了:对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事情”,从事学术研究,“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如本文一开头就引述的束星北的研究生,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所说,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和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果得到发挥,这些思想和念头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事实也是如此,只要给一点机会,束星北头脑里的超常智慧,就会发出耀眼的火花: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来到气象所,不到一年时间,就对空气运动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1961年,他来到医学院,又将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脑电图机起死回生,引起全院轰动,他却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他的心另有所思:他从报纸上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消息,担心“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国难逃毁灭的命运”,于是提出中国必须尽快研制自己的原子弹。这就是束星北——尽管此时还是个戴罪之人,他依然从国家战略上考虑科学问题,显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胆识。但正在他四处奔走,企图说服领导时(在许多人看来,他说的都是梦游者的呓语),广播里传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后来才知道参与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而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束星北哭了,发出“绝望的号叫”。以后又多次独坐垂泪,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因此,当多年后重新回到科学研究领域,他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当束星北在空荡荡的大厅(那个年代无人潜心科学研究)独自一人用一支笔进行科学计算,他就开始了难得的一次神圣之旅,他很快找到了感觉,进入了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重生的感觉:科学家束星北回来了。这就是束星北,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视自己的专业为生命,这是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报效祖国的唯一途径。简单一句话:忠诚于事业,忠诚于祖国,并且有天生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基本特点。(四)严密监控:用恐惧震慑人心这是1955年10月17日束星北写给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并报送青岛市委和山东省委的报告——“近日,我发现有一个带枪的人,影子一样,出没于我的房前房后,显然对我进行了特殊‘保护’。但不知出于何因,不知道党委领导同志,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请予关注,并做出解释。”这是一个象征:束星北终生都有人“影子一样”对他进行“特殊保护”。首先动用的是专政机关的专业监控。束星北档案里,就有一份1951年4月12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制定的“复杂分子登记表”。还有更为险恶的,即所谓“群众专政”,发动群众,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觉的告密者。甚至在右派中,也要制造告密者。据与束星北同在月子口劳改的石艺回忆:最初,他们的劳改小队还是相当“抱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在默契中相互照顾与保护。为了分而治之,劳改当局宣布:只要“表现好”就可以“摘帽”;而表现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勇于“检举别人”。这就充分利用了每一个右派的逃生欲望,“为了能够摘帽,人们什么都可以放弃”。正直的束星北当然不会参与其间,他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而他的不懂政治,不通世故,更使他最容易成为告密的对象,为他人检举立功提供机会。于是,他在学习讨论时的发言,平时的言谈话语,不经意的玩笑,甚至梦呓都是人家检举揭发的材料。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监控最后深入到了束星北的家庭中。1962年,束星北从劳改场回到学校和家庭以后,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专门召开束的家庭会议,争取了其家属子女协助监改小组对束星北实行全面监控,对他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工作表现、思想状况、情绪变化、外出请假等等的掌管、控制都有周密的安排。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网:在医学院工作时,由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回到家里,就由街道办事处和家庭负责。据说这样的监管“确有奇效”,束星北只有俯首帖耳,规规矩矩,绝不敢乱说乱动。当人失去了一切自由,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恐惧感。于是又有了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的一个让她难以忘怀的记忆:1980年初,父亲已经回到人民内部,她下班回家时,却发现父亲在楼梯门口徘徊,他眉头蹙得老高。他紧张地示意家中有人!原来来了两位警察,是来通知她去领取丢失的自行车的。父亲却高低不相信,直到警察走了,才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里:他仍然没有摆脱受警察监控的阴影。(五)严格隔离:把人置于绝对孤立与孤独中在把束星北开除出“人民”队伍,宣布其为“反革命”以后,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号召、逼迫人们和他“划清界限”,以达到分化与孤立的目的。越亲近的人,这样的要求就越严厉。首先自然是妻子和儿女。由于束星北在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影响很大,有一大批追随者。这样,如何将束星北从他的学生中隔离出来,就成为党组织的一大任务,据说这是一场“争夺青年”的大战。于是,所有的学生都面临一个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反动教授”,究竟选择谁?多数学生在几经挣扎以后,不管情愿不情愿,最后都抛弃了束星北:或反戈,或沉默。非亲历其境者,大概很难体会这是怎样一个情景。同是右派的石艺有这样的追述——这自然是束星北所不能理解,绝难接受的。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认为,人民群众不会同意反右,只要大多数人不同意,上边就不能随心所欲。但他很快就发现,更准确地说,是亲身感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上边的一切行动,人民群众对反右运动的支持和对任何运动的支持一样,情绪高涨而狂热。他,一个右派真的落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渴望回到“人民”队伍中,回到“人”应该有的社会关系中。他在思想汇报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与心境——我总是见人抬不起头来,看见熟人赶紧低下头,遇着生人称我“同志”,就觉得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就不会这样称呼我了,光荣的“同志”两个字再不会落在我身上了。甚至当我教我大儿子数理研究,辩论学习方法时,也常被他用“资产阶级教学法”几个字套在头上,使我哑口无言。他对我的批评态度使我无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干部复员军人,我却是人民的敌人,被管制分子!感觉到生不如死,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我心里感愧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绝不能低估这样的绝对隔离造成的人的孤立与孤独,对人的精神摧残与控制的力量。在绝对的绝望状态下,人是最容易听命于强势者的:“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六)劳动改造:使知识分子的自信与价值彻底消解对束星北的改造,最关键的环节,是送他去月子口劳改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不仅是惩罚,更是一种改造。所谓“劳动改造”,就是强制一向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去进行体力劳动,而且是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劳动改造,把科学、文化都看作罪恶的渊薮,具有浓厚的反智主义色彩。在将体力劳动神圣化的同时,又把体力劳动者理想化。当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舍弃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识的优势,去从事自己不熟悉、不习惯、不擅长的简单体力劳动,就立刻落入一个陷阱,突然发现:自己由一个有用的人变成无用的人,人人尊敬的人变成人人鄙弃的人。束星北就是这样连续10次在月子口劳动评比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同队右派回忆说,一个夯锤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动作协调一致,可是只要有了束星北,夯锤要么起不来,要么起来后偏到一边去,人家自然不愿同他搭伴。他自己也承认:觉得别的队员,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几乎全比我强。再加上关节炎、胃出血、头痛等病,有人甚至骂我“老不要脸的”。束星北这样谈到自己劳动中的收获——到月子口来收获之一是惭愧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这样腐朽无能(而且又不是没有蛮力气)!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某些从没受技术训练的群众灵活敏捷!使我初步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真理名言。过去一下课就凡事不管,吃得醉醺醺地研究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从未想到对生产有什么用。于是,人们又听到了束星北的喃喃自语:“难道我束星北就这样完了吗?”但束星北实在心有不甘,又希望能走一条“技术改造”的道路。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的年龄体质在体力劳动竞赛中虽稍嫌老,但是在科学技术的行列中还算年轻,估计还可以为党、为祖国人民做20年左右的事业。因此我请示党先分派我到金属电机机械等厂当短期学徒工,以备联系实际,在技术革新中做出贡献立出功绩。”有关领导在他的申请报告上批示:“此人到了这一地步,竟然还想偷奸耍滑,逃避劳动改造。”给束星北留下的只有劳动改造这唯一的出路,即通过体力劳动,成为体力劳动者。束星北在那样的年代,还真的一度成了普通劳动者,一个手艺高明的修理师傅。他无条件、无代价地为周围邻居修理收音机,半导体,自行车,缝纫机,闹钟,手表。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戒备,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可交。他们大都不太看重他的身份,跟他下棋,喝酒。家庭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了红白喜事,也请他去帮着张罗张罗。儿女们发现,跟他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堂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这些人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关键时刻出力最多的就是他们。在束星北最为困难的时候,他的邻居,普通的劳动者接纳了他:这件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动的。束星北从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温馨。但他的欣慰里,更有苦涩:因为“好人束星北”身份的获得,是以“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消灭为前提与代价的。问题在于,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是社会分工不同形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各自都有独立的价值,本应该相互理解、尊重和互为补充,但现在却被人为地变成相互对立的阶级,纳入到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的轨道里,知识分子成了被消灭的对象。束星北们就是在这样的统治逻辑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七)反省的陷阱:人的自我贬抑、否定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束星北档案里,除了揭发、检举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自我检查、思想汇报。但这却是一个陷阱,落入其中,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有研究者对此做了专门的讨论,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和基督教忏悔的私密性、儒家修养的个人性不同,思想改造里的自我反省要求公开进行。这背后又有两个理念。一是“一个人的思想不只是自己的事,也是众人的事,社会的事”,这就为用群众的舆论监督来强制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强调“举凡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思想,都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不应有任何隐瞒”,以后盛行一时的“向党交心”就是由此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在党和人民面前,个人无权坚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个人的思想反省,就这样变成了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其二,基督教的忏悔与儒家的修养,都表现了人要按照某种理想人格、道德标准来提升自己的崇高愿望。只是基督教的理想标准,是彼岸的上帝,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历史上的圣贤。而中国思想改造的标准,却是党制定的,自我反省“不是面对神灵,不是面对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党”,这是一个此岸的现实的强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动力也就不再是要实现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党的要求。其三,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因此都会提升人的自信心和生命境界。但思想改造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糟践。有人故意夸大自己的错误,进行过火的批判,以此炫耀,向权势者讨好,这样的虚伪与是非颠倒,造成了人的堕落。其四,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都把人的理想境界设置在彼岸世界和历史上的圣人之治,他们对生活在此岸的现世之人,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对人的弱点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思想改造,则以此岸、现实存在的上边的思想为标准,不允许人有任何“私心杂念”,显然违反人性、不近人情,它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而鼓励伪善,而且会对真相信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思想与心理的混乱。束星北正是落入了这样的陷阱中。他的那些检讨,思想汇报,实际上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诬陷:而因为组织上要求不但要承认“罪恶事实”,还要深挖“犯罪根源”,这种自我否定、诬陷就发展到对家庭、家族和个人历史的全面否定和诬陷。而当知识分子承认自己一无是处,罪恶深重时,就只有指望上边的救赎了。三、改造的效果考察束星北的命运时,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命运每一个转折点上,不仅处处充满陷阱,也存在总有人明里暗里相助的情况。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的王彬华所长立即伸出援手,接纳了他,并创造条件,使他获得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潜心研究的机会,做出了成绩;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中央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和他的研究生叶笃正等随即出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束星北很快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而遭残酷斗争;到了1956年,借中共落实知识分子之机,竺可桢又及时上书周恩来为束星北陈情,在中央干预和山东大学新任校长晁哲甫的支持下,终获平反。在反右运动中晁校长对束星北也是尽力保护,但最终束星北还是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月子口劳改场劳动改造。1960年工程完工,束星北意外地被分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据说是王淦昌等在北京做了工作。在青岛医学院束星北又得到院长张立文的保护,一再安排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一技之长。文化大革命后期,李政道来华访问,多次向周恩来提及束星北,使束星北绝处逢生,终于获得重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并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曾保护过束星北的王彬华对此有一个分析,很有意思。他说:“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潜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或许这并不是自觉的抗争,但至少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束星北的价值,在知识界、科技界,乃至党内有识之士中是有公论的,政治运动中束星北的蒙冤受屈人们是心中有数的,或暗中保护,或公开主持正义,都形成了对思想改造的一种抵制。至于前文说到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因为一时受蒙蔽对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持敌对态度,但一旦通过具体接触了解了束星北的为人,便出于纯朴的天性,善待这些“落难之人”。这也都对思想改造的作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解。1979年12月,当他获得平反,回到他视为生命的科学研究岗位上,人们立即发现:“那个直言快语、敢说敢做、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也从不顾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又回来了!这让关注他的老友、同事、学生惊诧不已:“复出”之后的束星北,除去时代岁月留下的外表痕迹外,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对人和对生命的热情,对待事业的执着精神等等。几十年的改造甚至连他的坏脾气好像也从未从根本上触动。——这不仅显示了束星北人性、人格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更是思想改造的失败,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精神的创伤。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的父亲很长时间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梦话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又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写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检讨”“认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许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创伤。思想改造对人才的摧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许更应该引起注意。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束星北还惊诧地发现,自己虽是70多岁的人了,脑袋却还跟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饱满清晰、活力无限。而且由于积累丰富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来碰去,闪烁着数不清的智慧的火花。他甚至立下遗言,要医生解剖他的大脑:“如果说大脑是一个小宇宙的话,你们一定会发现,这个宇宙与众不同!”但一个更为无情的事实,却是思想改造造成的长期与世隔绝,接触不到新鲜资料,他的思考和世界学术前沿已经有了距离。于是,我们看见,住在病房里的束星北,每天坐在附近海洋研究所物理楼前的操场上,沐浴着阳光,眯缝着眼睛,常常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还沉湎于活跃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着创造力爆发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这是物理学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远的遗憾,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爱思想|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在这里我不妨谈谈我的大哥钱宁——著名的科学院院士、黄河泥沙专家。我大哥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有一部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最早告诉我曹禺还有《原野》这部戏剧的就是我大哥。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我在他面前自叹不如。他对《红楼梦》的热爱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浪漫主义的想法——建立与“红学”相媲美的“黄学”,研究黄河文化。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这样的气魄让我非常佩服。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爱思想|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爱思想|钱理群:毛泽东新评

  有一穜观点,认为在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想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和随后毛泽东的去世、江青集圃的覆灭,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视为文革后期。文革后期的特黠,一是上层逐渐陷入了权力斗争,一是底层以“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我以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对中国现行社舍主羲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批判;二、社舍主羲民主舆法制,思想启蒙的呼吁舆思考;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的呼吁舆思考。   邓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间思想   我们可以对七十年代以来,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作两点小桔。   首先,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根被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人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毛泽东真的成为孤家寡人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斗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服,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几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来去世而引发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当时群众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围的朋友这样的人,还在坚持毛泽东主义,因而对“四五运动”背后的邓小平,即党官僚的影响,仍然心怀警惕,但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四五运动的群众呼声中结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03.html

爱思想|钱理群: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王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4年生于山西平遥。早年曾主编《清华周刊》,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少有人超越,著有《中古文学史论》等;建国以后,他首写《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年,王瑶于上海辞世。   当我们目送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追忆他们的渊博学养、卓越贡献的同时,我们更怀念大师们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人格品行。今天,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抑或能在我们内心引起几分感慨、几分愧疚和几分思考。——编者   王瑶是谁?   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61.html

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进入专题 : 胡风 舒芜 周扬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苦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与地位的尴尬。一九五○年十月,在给爱妻梅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关键,我们还是吊在旁边,但我们总要不愧对这个时代的。”这里传递出的三个信息,都值得注意:对于胡风这类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完全自觉地意识到,革命胜利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个大转折的“大关键”时刻,因而产生了亟欲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但一种自己不能掌握的力量,却把他们“吊在旁边”,被迫做历史的旁观者,这样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胡风建国后的最大痛苦。但他却试图以更大的意志力量,对抗这样的历史命运。   作为挣扎的第一个努力,胡风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但胡风却并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打压,以为仅仅是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们的宗派主义所致。而且他这样看待跟周扬们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维持一两个文坛主人的权威呢,还是要解决这个伟大的人民底事业,党底事业?真理绝不在他们手上,但枪是抓在他们手上的。”胡风是怀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来对待和周扬们的斗争的:“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作这个斗争。”胡风这里把问题提到“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这样的高度,自然大有深意。胡风晚年,对自己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一个问题上面,夺取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的党,会不会遭遇到从内部瓦解这个极其严肃的前途问题上面。”胡风在和周扬们的论争、博弈中表现得特别固执、坚定,不肯妥协,这或许是更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   当时,胡风是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神经中枢”,他多次表示:非得有“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经过长久的等待,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一、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代人合作,相互讨论,修正错误;二、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短短的两点指示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力量”,表明中共仍然把胡风视为一种可用的力量,将其作为统战对象。胡风却期待把他当作“党的人”而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其次,发挥力量是要有条件的。所谓“要参加工作”,“对党要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纳入体制;所谓要“和同代人合作”,是让他臣服于周扬一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胡风在给梅志的信中说:“这是要我把‘同时代人’都当作同志”,“要纠结在一起,否则,不承认你”,这个“不承认你”正是要害。所谓“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云云,则有言外之意。周恩来完全看清楚了,胡风真正想做的,是再办一个类似《七月》那样有号召力的刊物,以继续影响年轻人,他拒绝安排给他的《文艺报》工作,原因就是没有他想要的独立性,但这恰恰是绝不允许的。胡风仍在继续“注意年轻人”,这就犯了大忌。周恩来婉转的语气:“……应该,但也要……”,其实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但胡风居然毫无感觉,置若罔闻。   问题更在于,周恩来要胡风和周扬等“同时代人”合作,主动权并不在胡风手里。而大权在握的周扬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他只能拒绝。   胡风之所以断然拒绝,还因为他虽然看透了周扬们的意图,但还有一点没有看透:他依然不认为这是党的意图,尽管周恩来代表“神经中枢”发出了如上明确信息,但胡风却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以理解,强化了“更好地发挥力量”这类鼓励的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暗含的警告。   这样,胡风就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在这一时期给梅志的家书里有集中的倾诉,今天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他感叹道:“这一代的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我是指我们这一线说的。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观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各种类型,各种命运,都概括其中了,而且延续至今。   当然,胡风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即“做一个诚实的战士”的困境与命运。对此,他同样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诸如,当我们“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惴惴不安呢”!胡风看到的,是鲁迅说的“人肉的筵宴”在新时代的延续,打着各类堂而皇之的旗帜。“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胡风遇到的是新时代的“无物之阵”。胡风既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大众而战斗,却要时时面对“愚众”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对,甚至迫害,在新时代落入鲁迅笔下“夏瑜”的命运,这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世界,应该有几根硬骨头,但也决不为保留个人的什么东西向人民顽抗的。”—这正是在新时代要做鲁迅式的“硬骨头”的困难或困惑所在。因为要反抗的对象,如新的官僚是打着“人民”旗号的,要做反抗现实的硬骨头,就要背上“向人民顽抗”的罪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这已经形成舆论,有时候连自己也要产生怀疑,这是极苦的。类似的苦闷还有:“只要是真理,哪怕是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真理,又怎样不认错呢?现在难就难在这个区别上。”左翼知识分子当年反抗旧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因为真理在手而理直气壮,但现在要反抗的是新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而自己又是总体上肯定新中国的真理性的,这样,究竟真理在谁手里,就成了问题。   尽管胡风还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却难以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强大的“真理的化身”的压力下,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产生这里所说的“区别”的问题。他跟梅志谈到,“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要工作有意义,人就非保持纯真不可,但为了有能够工作的‘条件’,人就非虚伪不可,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无法可想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料到,新社会也会有“逼人虚伪”的一面,想要工作就必须不断说谎,做违心的事,而胡风们又恰恰有着极强的工作欲望,他们不能忍受做时代的旁观者,这样,就必然陷入“纯真”或“虚伪”的两难选择之中。在痛苦中胡风终于发出感慨:“这几年来,我们当作一个争‘真理’的问题看,那是基本的错误,我们太不懂这个社会了。”胡风觉察自己“太不懂”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觉醒。   在新时代,做“真诚的战士”既然如此之难,胡风也曾考虑过是否有其他选择。这是他给梅志的信里一再讨论的:“如果用之得当,我当献出一切,否则,只好做一个小民终身。”退下来做一个普通小民,“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太平犬”的命运吧。胡风因此发出感慨:“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在最痛苦的时候,胡风就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回到家里,回到梅志的身边:“我们真是像‘涸泽之鱼’,彼此用口涎互相润湿一下,打发这卑劣的日子。”剩下的一切,只好“听历史的裁决了”。胡风的这些犹豫、退缩之想,都非常感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丰富复杂,而非一味往前直冲的胡风,这或许是更真实的。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风 舒芜 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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